谁言寂寞身后事：许广平致张志让
“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这是杜甫的名句，喻示生前的荣耀与身后的寂寥，虽有强烈之落差，但大致如此。试看古往今来，多少风云人物，几乎都难以摆脱“俱往矣”之命运。不过凡事总也有例外，譬如有一位叫鲁迅的，自从这个名字在文坛出现后，一百年来，就始终没有寂寞过，生前没有，身后似乎也没有。
关于鲁迅先生的身后之争，主要不外乎是论其文学思想、文坛地位之类，但还有一个容易让大家忽略的，就是关于他的版税之争。虽说这个版税纠纷只是小范围的事，牵涉的人物有限，也就是当事人及家属和出版社之间而已，然而这纷争，却始终没有停息过。早在鲁迅先生生前，由于北新书局拖欠稿费迟迟不结（包括鲁迅本人以及鲁迅约请的青年作者的稿费），并对鲁迅先生的数次催促装聋作哑，以致鲁迅一怒之下发出了律师函，书局老板李小峰这才请郁达夫等调停解决。而至于鲁迅身后，版税纠纷更是不断，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鲁迅后人也还因版税的问题与出版社打过官司。当然那是近话，姑且不论。而下面这封信是许广平写于鲁迅逝后的第二年（一九三八年），其内容也是为了版税。
志让先生：
北新书局本月份版税二百元，至今尚未付来。下月初广拟北上，亦拟向北新豫支七、八月版税，为此敬乞先生可否便中向北新交涉，最好连本月共付六百元，若他推托付不出，则可否减为付四或二百，其余之款，嘱其写一函，交广在北平支店照支，如此他似不便抵赖。近来该局态度似不如前，恐人一离沪，更收不到。又闻天马书店自鲁迅先生逝世，其自选集等生意大佳，且闻有百余元版税待付之说，但至今未得通知，不悉可否代询一声。至良友公司，自去年十月底结算版税，至今春付出后，及今未有消息，又不知其结算期（时常变迁无定），亦乞先生便时探询一下为感。凡此琐屑，难于启齿，先生又公务多忙，深觉烦扰。惟以先生侠骨刚肠，惟正义是伸，谨当感赖耳。
肃此敬候
台绥
许广平上
六月廿三日
许广平，不用作过多介绍了，鲁迅先生当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在学生风潮中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和帮助，并由敬仰到爱慕，终于走到了一起，成了鲁迅先生的第二任夫人。“志让先生”，即张志让，早年留学欧美，民国时著名的法学家，鲁迅逝世后曾受许广平委托，处理鲁迅的版权纠纷，一九四九年后任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这封信藏于上海档案馆，似未见于许广平文集。许广平的书信，最著名的莫过于和鲁迅先生的“两地书”了，虽说也是顶着“情书”的桂冠，字里行间透着关爱，情到浓时也不免语带波俏，然而倒也没有“啊呀啊唷”之类鲁迅素所讨厌的“浓得化不开”的甜腻之语。鲁迅与许广平结合，若从一九二七年至上海定居算起，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逝世，总共十年不到的时间，所以鲁迅在一首《题〈芥子园画谱三集〉赠许广平》中，就有“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的诗句。十年的相濡以沫，换来的是许广平一生的追随。在鲁迅身后，尤其是鲁迅逝后的十余年间，许广平守志抚孤，既要为保护鲁迅的手稿而四处珍藏，又要为整理鲁迅遗著出版而四处奔波；还要为鲁迅留在北京的寡母遗孀生活费而四处筹措……时逢家国战乱，米珠薪桂，个中艰辛真是难以言尽。我们从这一通书札内容上，基本也能读出一个女人的无奈！
信中所提的主要还是北新书局。尽管鲁迅生前已经和北新书局有过一次版税纠纷了，但鲁迅绝对是一位够义气肯帮人的人，“调停”之后只要北新照规矩按计划支付版税了，鲁迅依然不忘旧情，当北新书局有困难时，他仍将自己几部新书交给了北新出版。要知道在当时，以鲁迅在文坛上的地位，谁能获得他书稿的出版权，谁就意味着可以赚大钱。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是鲁迅北大讲课时的学生，也是当年北大新潮社的成员，“北新”之名，则取自于此。所以北新书局就是靠着和鲁迅先生的密切关系，从在北京翠花胡同放一张床卖书开始，一直到上海的壮大发展，后逐渐形成了李小峰的家族产业。许广平后来在一本《鲁迅回忆录》中，专门有一节述及鲁迅与北新书局的关系，在鲁迅先生的眼里，尽管他竭力帮助，而北新却有许多“不地道”之处，但鲁迅并未真正地与之决裂，总还宽厚地认为这是“（李）小峰这个人糊涂”；但在许广平的眼里，则远非如此单纯。许氏在回忆录中对北新颇多微词，基本认为他们是利用鲁迅这块招牌牟利而已。不过，当我们读了许广平这封通过律师催讨版税的信后，尤其是在鲁迅逝后家属困难之时，北新又故技重演，一再拖欠版税，难怪许广平要“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了。
通常以为，作为文坛“大咖”的鲁迅先生，在人们的印象中是不差钱的。此话说对也对。鲁迅先生晚年在上海时期，除了最初四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被蔡元培先生聘为大学院特约著述员，每月不用干活即可享受三百元著述费外，其后则全部靠稿费来养家了。有专家统计，鲁迅的稿费收入，如以一九三二年至一九三六年计算，平均每年应在七八千元左右，若按现今的物价比，大概至少也有三五十万元吧。这收入虽比不上老板实业家，但在文人圈内应该还是头等的。所以说，鲁迅仅靠手中的一支笔，生活还是过得非常优裕的。那时他已经是三口之家，家里雇着两个女佣。他自己写作之余，喜欢看电影（几乎每周都看，同妻儿或邀朋友共赏）、逛书店（每月购书花费均数百上千）、下馆子（或让餐馆的厨子烧好送来），还要交际应酬，迎来送往，尤其对身边的青年朋友，时常慷慨解囊，出手援助。
众所周知，除了上海的三口之家外，鲁迅还要赡养北京的老母和与母亲生活一起的原配朱安女士。虽是顺从了母亲之命，但鲁迅与原配毫无一丝感情可言，从而导致了一桩从开始就宣告死亡的婚姻。不过，鲁迅对于应担负的家庭责任却从未逃避，不管身处何地，他每月总会按时将两人的生活费寄到，年节还格外从丰，并且预先另储一千元，以备不时之虞。作为家中的长子，鲁迅对母亲的孝顺以及对家庭其他成员的呵护，总是尽心尽力、不求回报的。二弟周作人，从跟着大哥到南京读书开始，后带到日本留学、再到北大任教等，一路上都是鲁迅照应着。直到兄弟反目，再也不相往来。三弟周建人，文才学问不及两位哥哥，所以鲁迅更要多加照应，帮助介绍至商务印书馆工作，指导其著译书稿等，当商务馆裁员时，又写信转求蔡元培先生打招呼，以不要炒了他鱿鱼为荷。三弟家眷多，负担重，同住上海时鲁迅经常约他们一起来吃饭，并主动承担三弟的两个孩子学费……
这一切怡然融融之景，莫不以鲁迅为轴心，滋润而平稳地运转。然而，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随着鲁迅的溘然长逝，大厦轰然倾倒，形势便急转直下了。
我想，鲁迅先生肯定也没料到自己会走得如此匆忙，尽管他有预感，在一个多月前，还做过一篇关于《死》的文章，也提到一些“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之类近似遗嘱的话语，但那个毕竟只是文章，正式的遗嘱还是未留下，至于遗产的分配以及版税方面的继承均只字未提。
既然没有专门授权，所以鲁迅遗著版权的第一继承者，就应是原配朱安和鲁迅的母亲鲁瑞了。当然，无论从鲁迅先生的本人愿望来说，还是从整理遗著、联系出版等诸方面因素的考虑，许广平都应该是继承鲁迅版权的最合适人选，何况许氏膝下还带着鲁迅的儿子周海婴。于是，在鲁迅生前好友许寿裳等人的努力下，自然也经过鲁母的首肯，由朱安写了委托书，将出版权授予了许广平。同时，许广平也承诺，将以版税所得来负责两位老人的每月生活。
计划总是及不上变化。起初许广平还是按鲁迅原订的标准，每月按时寄上生活费的，但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北京、上海相继沦陷，时局动荡，物价飞涨，京沪两地的汇兑乃至通邮皆不如以前那么顺畅了。好在北京几位鲁迅当年的学生如李霁野、常惠均等，都竭力帮助着鲁迅遗属的生活，或筹募款项接济，或先垫付生活费等。总之，在鲁迅身后的十来年时间里，京沪两地的遗属生活都过得非常艰难。我们从相关的资料以及许广平和鲁瑞、朱安的来往信件中，无不看出她们在经济上的窘迫和艰难。后太平洋战争爆发，身居上海的许广平也自身难保，又被日兵逮捕拘留了三月之久，那前后几年，许广平和北京基本中断了联络。由此两位年老体弱的妇人，生活之艰可想而知！北京虽有周作人以及一些知友的帮助，但仍然朝不保夕，时有断炊之虞。这窘状在一九四三年鲁母逝世后，朱安独自一人生活时尤为凸显，实在无奈之下，朱安只得祭出最后一招：决定变卖鲁迅留在北京的一些藏书！
按理，朱安乃一字不识的旧式妇女，未必能想出如此妙招。不少鲁迅研究专家分析认为，此招应为周作人所传授。果然，朱安为生活所迫，欲出售鲁迅藏书的消息，一经报纸刊登，京沪两地顿时哗然。采访的记者络绎登门，本来中断数年联络的许广平也立马现身，一边在上海登报声明鲁迅遗产未得全体家属同意，不得单独处理；一边写信给朱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以制止售书之举；同时，又请唐弢等人专程赴京，当面劝说朱安，要以保存鲁迅遗物的大局为重……
“你们总是说鲁迅的遗物要保存、要保存！那么，我也是鲁迅的遗物，谁来保存啊？！”朱安终于向世人发出她一生中最为经典的一声呐喊。
售书事件之后，朱安的生活费又续上有了着落，其实也仅是勉强度日，她已经是风烛残年，如此又艰难捱了三年，终于一九四七年凄然长眠……
由许广平的一封索讨版税的信札，引出鲁迅逝后遗属的艰辛故事。可见名人生前再怎么样的辉煌，总也难掩身后的悲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