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却斜阳上土堆：周作人致鲍耀明
知堂（周作人）先生一生写了多少信，我没有统计过，但应该是个不小的数目。昔时，“鱼雁传书”作为主要的通讯手段，文人间的交流与联系，尺牍往还是必不可少的，这也为后人留下了不少丰富宝贵的文字资料。古有《鸭头丸》，今有《两地书》，无论是书法艺术，还是人文思想，都有着非比寻常的价值意义。我想，随着传统文人的式微和网络时代的兴起，书札文化也如珍稀物种一样，濒临灭绝似已毫无悬念了。
正因为此，名人手稿如今已成炙手可热的收藏门类了。尤其是民国时期的一批著名文人，他们的信札手稿近些年来在各大拍卖场上广为追捧，价格也一路飙升。如前两年北京的一场拍卖中，一批梁启超秘藏信札共一百四十六件，在激烈的竞拍过程中终以六千七百余万的高价成交；另在南京的某个书画专场上，茅盾手稿《谈最近的短篇小说》（共三十页九千余字）也以一千二百多万的天价，创下了中国单件文人手稿的拍卖新高。作为五四时期文坛大将的周作人，他的信札手稿自然也是众所瞩目，近年就有两次关于周作人信札拍卖的热点新闻，一是二〇一二年，周作人致鲍耀明的百余通信札，以四百四十二万的成交价占据当场拍卖的首位；再者是二〇一四年五月，在北京上拍的周作人致新加坡学者郑子瑜信札八十四通，最终又以七百多万元的高价成交。由此可见，周作人作为新文化运动最有影响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后又因抗战时出任伪职而沦为“汉奸文人”，这些特殊的历史背景，使他无疑更为人们所关注。这批书信皆写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至一九六六年，正好是周作人的最后十年间，内容涉及了文学、社会经济、人物评价等多个方面，对研究和了解周作人晚年的思想、生活以及观点、情趣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这里主要说一说周作人与香港友人鲍耀明的通信。
说起鲍耀明，这是个颇有意思的人。他原籍广东中山，一九二〇年生于日本横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在香港的一家日本洋行当副总经理，由于他爱好写点杂文，也喜欢和文人交往，于是香港的报馆任他为驻日特派员，专门写点关于日本的报道。因为报馆的关系，他结识了曹聚仁，又因喜欢周作人的文字，故得曹聚仁的引介，自一九五九年起，遂开始与知堂老人通信联系起来。
周、鲍俩素未谋面，但两人都有日本留学的背景，且鲍爱好文学，又是周的“超级粉丝”，所以两人很容易有上“共同语言”，后逐渐由通信而成为无话不谈的忘年交。他俩的信一直写到一九六六年“文革”祸起，周作人以老病之躯频遭凌辱，故通信中断，其后不到一年便撒手西归。两人前后八年间往还书信已有七百余封，光周写给鲍的信现存就有四百零二封之多。
可能是鲍耀明在洋行里任经理的因素，手头比较宽松，其人也大度，故那段通信期间里，他给周作人时常以物质上的帮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正是内地物资匮乏，经济极端困难时期。周作人仅凭着译稿费来养家糊口极为不易，于是鲍耀明则不断给周作人寄赠各种食品杂物，煎饼糕点、猪油炼乳、虾米方糖等，起初仅限食物，后交往得熟了，周作人也经常写信索要，包括日本书籍、沙丁鱼罐头、药物补品等等。而鲍耀明则有求必应，并经常在信中主动要求周作人“开单子”，乐于为之购买。晚年的鲍耀明曾回忆说：“我那时在日本的三井洋行任副总，很多事只是举手之劳。所以他要什么，我就寄什么。”说起周作人与他的交往，鲍耀明分析说：“就是因为我乃圈外的无名小卒，他觉得无所谓。如果我也是名人，或者是与周作人同辈的人，他绝对不会低声下气地求我寄东西啦！”
当然，鲍耀明除了信中请教一些问题外，也经常向周作人“提些要求”，譬如为友人题字、抄几页诗稿、送几本签名书等。或许是因为“吃了人家嘴软”的因素，为了回报，周作人对鲍耀明的要求也同样是“照单全发”，譬如鲍希望收藏几张“五四”名人的手稿，周作人非常“配合”，几次为之翻检，先后找出陈独秀、胡适、钱玄同、刘半农、徐志摩等人的手稿信札，寄至香港。他还将自己的日记一册以及沈尹默题写的“苦雨斋”横幅等，都寄给了鲍收藏，即便鲍提出想收藏鲁迅的墨迹，周作人起初无奈地表示自从兄弟失和后，再无笔墨往来。但为了不使鲍耀明失望，他还是从故纸堆中翻出一页当年鲁迅手抄的《古小说钩沉》残稿，加上两行题跋相赠。
也正是这一页仅几行字的鲁迅残稿，前年流至拍卖市场，结果拍出了六百九十万的天价！当然，这似乎已和鲍耀明无关了。
我想文人手稿成为宝贝而遭富贾大款们竞相争而藏之，只是属于今天的故事罢了。若是在那个肚子尚不能填饱的年代，这些手稿书信之类的，也确实算不上是什么稀罕物，还真不如“煎饼、猪油”等更具有诱惑力，旧时所谓“文籍虽满腹，不如一囊钱”是也。如今半个多世纪过去，物换星移，我们还真要感谢像鲍耀明这样的有心人，若不是他当年的倾心爱好和刻意收藏，这些文稿资料或许早在“文革”中就被付之一炬了。那么用今天收藏鉴赏、考证研究的眼光来看，丢失的手稿将永远的失去，那才是最大的遗憾。过去萧红说她在上海时，曾亲眼看见一家粥店将鲁迅翻译《死魂灵》的手稿，拿来给顾客包油条……如今听来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事！
读周作人的书信，也和读其散文一样，隽永淡雅，从容不迫。而且书信因对象的特定专一，反而有更多的私话和真话。早在三十年代，周作人就自编出过一册《周作人书信》，收录他给俞平伯、废名、沈启无三位弟子的信共七十七通，另收二十一篇也类似信札体的文章，加起来百篇不到，合并一册，也和散文集无异了。而上述给鲍耀明的四百余封信，九十年代香港真文化出版公司也以《周作人晚年书信》的形式，竖排繁体出版过一次。后二〇〇四年河南大学出版社与鲍耀明合作，在原书的基础上，又重新编辑出版了《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书中不但全部收录了周、鲍两人往来的七百多封信，还附上周作人与信中内容相关的日记。许多内容均为首次公开，其重要的史料价值不言而喻。然此书出版后，遭到周作人家属的不满并引发了一场官司，因为周作人虽去世多年，但其作品之发表权以及获取报酬权却仍在五十年法定保护期内，家属认为未经继承人许可，出版社擅自出版发行周作人日记、通信，属侵权行为。后法院判出版社败诉，赔偿了相应的经济损失外并停止发行销售该书。所以说，《周作人与鲍耀明通信集》一书虽已出版，但在书店里却是无售的。笔者早先曾借阅一遍，书还了以后总觉得不够过瘾，去年又托朋友以高出原书数倍的价格，辗转淘得一本，以供闲时翻读。我一直存有这种想法，喜欢的书，时常读读的书，非得自己拥有，方觉心安。
附图即周作人写于一九六四年七月的一封信，内容上并没有什么特别，只是众多信中之一罢了。
耀明兄：
得廿六日手书诵悉。唯以前所寄的トクホン未到，不知又因犯了哪条规则，致被扣留乎？嘱加盖印章，今已就现有的盖好了，尚有数方印章虽已刻好，而因友人久病未曾寄出，故拟收到后再行添盖。因前次来书指定某些“以外”的印章，故尚未能成一册，只能略待。来信所说港地热度只有九一度以上，那么似尚比北京为佳，前日顶热的时候曾有一百度，去年则到过一○四度（尚是屋檐下），则已等于发热至极高矣。近日时常有雨，虽天气因此稍凉，但又苦闷热，亦是不好受也。草草即请
近安
作人启 七月七日
信中的日文，是周作人托购的日制消炎镇痛药。据鲍耀明两年前的信所言，此药译“脱苦海”，对神经痛症很有疗效。后周作人多次写信求寄。而所说的“加盖印章”，乃鲍耀明求周作人将自我的常用印打一本印谱寄他留念，周自然照办，后鲍据此也曾编过一册《周作人印章》出版。
周作人写这封信时恰好八十岁矣。鲍耀明向他索诗时，他曾录《八十自寿诗》寄奉，诗中末句即“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不知不觉中，他已到了垂老迟暮之年，所以这封信的落款处，钤有“寿多则辱”之印，这是周作人晚年常挂于嘴边的一句话，也表明了他艰难凄冷并不舒坦的晚年境遇。不过，尽管已是耄耋之年，但他的书札笔墨却依旧写得古雅而有风致。周作人尝于《知堂回想录》中说自己的字不佳，在北大教授中可算是“恶札”第二，他说的“第一”是章太炎弟子刘师培。刘师培的字确实不够好，“写的实在可怕”，即使他不幸被排在“第一”的话，但周作人的字怎么可能紧随其后呢？其实，此乃知堂老人惯用的“自嘲”笔法也，谁若是当真谁就是真外行了。即便周作人自己，对自己的字心里也是颇为自得的。其五十岁时，曾写了两首所谓“自寿诗”，抄在八行笺上寄赠林语堂，林将手迹影印刊于一九三四年四月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并配上周作人的大幅照片，风光一时。另外，他有好多自编的散文集，书封都用自己的书法题签，如《瓜豆集》《风雨谈》《过去的工作》等，若无对自己书法相当的自信或偏爱，以他这样的文坛大家，难道会不懂得藏拙？
依我说，周作人的书法生涩古拙，闲雅散澹，读之总有一种清逸超凡的书卷气，别有滋味。若仅以书札体来看，周作人与鲁迅，还真是各有千秋不相上下的。如同五四以来的散文成就一样，就书法上周氏兄弟也同样可以再一次地比肩，堪称一时瑜亮。因此，若以周作人的字为“恶札”排倒数第二，简直是笑话了，他的尺牍书法，在老北大那一批著名文人中，如真要排名，应该是名列前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