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二十二岁的我,每当看到视频或广告牌上,眼神忧郁,胡茬稀疏的绅士,总想起学龄前的我和贝贝叔站在波光粼粼的河里,我穿着裤衩,贝贝叔一丝不挂。一想到这,绅士的优越感便油然而生。印象中绅士都带着鹌鹑蛋大的钻戒和齿轮清晰的表,而且袖子短。
我家前面是一排房屋,房屋前面是一条开阔的河。不知道它来自哪里,也不知道它流向何方。直到我家的瓦房变成平房,平房拆成废墟,清理废墟后又长出庄稼,我依然不知道大河的名字。
学龄前所有阳光明媚的日子,似乎都浪费在河里和去河边的路上。我还能保证一日三餐,贝贝叔一天只吃一顿饭,其余的时间都在大河度过。本着要把河里的一切生灵都灭绝的原则,他自学了十几种抓鱼的方法,和他在一起,我总有一种说不定哪天他身上就长出鱼鳞的恐慌。
夕阳西下,满河金黄。贝贝叔站在洪水即将褪去,河水尚未清澈的河里,义愤填膺地说:以后你跟我干,有多大的河,咱就造多大的网。我说,好。他家里陈列着各种渔网,长度从十几厘米到十几米不等,口径从二十厘米到两米不等。口径二十厘米的沿着桥壁捉小虾,口径两米的发洪水时用。发洪水时冲来肿胀通红的死猪,长着碧绿叶子的杨树枝,S型快速游走的水蛇,和很欠收拾的鱼虾。洪水泛滥,沟满河平。一个大网包围着一个桥洞,网口上撑着从屋梁上卸下的粗木头,几个大人像下饺子一样跳进浑浊翻滚的洪水,他们露着头,双唇青紫,沿着桥洞捆绑,似乎要用到定滑轮,和勾股定理,才能将渔网在汹涌的洪水中固定住。大河有五个桥洞,通常三个桥洞是贝贝叔家的大网包围着,不是因为年少老成的贝贝叔很早就明白live and let live的道理,而是他家只有三口大网。大二时,鹏哥开着一辆即使身处都市,然而哪都能去的SUV,将炉子,煤炭,猪肉串和我们一起扔到黄河岸边,我望着顿失滔滔的大河,愁得满心皱纹,这么大的河得要多大的网啊。我吃着聪哥调制地孜然粉比肉还多的猪肉串,思念起贝贝叔,翻着手机通讯录,却没有他的名字。
一天下午,我和贝贝叔吵架了。小孩吵的差不多都是从你要如何如何,我就不给你玩开始的,然后就是我七大姑八大姨多么牛,那个年纪不像六十岁的老大爷吵架,还不知道和权贵攀亲戚,我听过两位花白头发的老大爷吵架,白热化时,一位大爷说,他和某某领导人一起洗过澡,帮他搓过灰,还摸了他的奶头,另一位老大爷无言以对,争吵以第一位大爷压倒性的胜利告终。我和贝贝叔吵着吵着,他突然说,我舅知道鳖路。我听过以后,刚想反驳,思路又峰回路转的回来,对他说,你再说一遍。“我舅知道鳖路。”“什么是鳖路?”“就是鳖走过的路,我舅能认出来,能抓到它。”高中生物课显性性状那节,老师在黑板上写着A和a的排列组合,以及各种家族遗传病,我想到了贝贝叔和他神奇的舅。
冬天的大河是千里冰封的,像压缩饼干一样硬。有一年很旱,冬天的大河瘦成一片片池塘。岸边的蒹葭苍苍变成了荒烟蔓草,荒烟的原因是蔓草太潮不容易点着,我们淹没在蔓草里,拿着五毛钱一封的火柴企图火攻大河两岸。火柴的包装纸是紫色的,手感介于卫生纸和火纸之间。由于印刷技术太写意,火柴盒上印着很像大象的狮子或很像狮子的大象。很快,火攻的战略伴随着浓烟和我们的咳嗽声而放弃。新年临近,我们又拿起了五毛钱一封的火柴,扯下大地红鞭炮的几只炮仗,消失在岸边的蔓草里,水草枯黄干燥,参差不齐,一望无际,芦苇顶上随风飘荡着白花花的绒毛。经过西北风的干燥,枯黄的水草衣着稀少,搔首弄姿,有了干柴的属性。火柴一点,轰隆一片,噼里啪啦地燃烧着,掩盖了炮仗的爆炸声。贝贝叔从烟熏火燎中爬出来,散发着烟熏火燎的味道。我们站在冒着烟的灰烬中,望着一去二三里的烟火,真怕它烟村四五家。
金黄的火苗烤得贝贝叔满脸通红,他一字一句地说,放火真爽!遥想公瑾当年,该有多爽。那晚,我们让整个村子都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第二天河边的护林房依然青烟袅袅。后来,贝贝叔没上高中,我有幸看到“雄姿英发,羽扇纶巾”的诗句,感觉不到周瑜有多帅,只会想起烧焦羽毛的味道。
一天下午,我和贝贝叔坐在他家的桃园里。小娜家墙壁上有一面小圆镜,镜子反射着金黄的光芒。他指着镜子说,去年,他爷爷蹲在这棵桃树的阴凉下拉屎,镜子里的光正好照到他爷爷身上,过一段时间他爷爷就死了。他家办完丧事之后,再也没和小娜家说过话。听完以后,很多个不得不从他家桃园经过的夜晚,我总是一边叫喊着壮胆,一边飞奔,贝贝叔在他家看桃园的小屋子里听见我的叫喊,会用更高分贝的声音回应,红眼绿鼻子,四个毛蹄子……
男生的口头禅像女生的服饰一样,进化地越来越露骨。上学之前贝贝叔说的最多的就是“爽”。在一个破败的黄昏里,我和贝贝叔钢蛋哥玩沙包,沙包游戏的规则是一人站中间,两人在两边,拿着沙包砸向中间的人,贝贝叔是那个拿着沙包砸人的。每次砸不到钢蛋哥,钢蛋哥总会说句:爽!我砸到了钢蛋哥,他下来了,我去中间。贝贝叔砸不到我时,我也说:爽!贝贝叔恼羞成怒,声嘶力竭地问没上学的我:你知道爽怎么写么?我小声地问钢蛋哥,爽怎么写?钢蛋哥笑地一脸酒窝,说,一个大,四个叉。我声嘶力竭地回复:一个大!四个叉!
我和贝贝叔打了很多架,大都以我的失败告终。厚冰封河时,我们去邻村玩玻璃球。玻璃球一角钱五个,邻村的土豪兄弟有一箱子玻璃球。无论他输赢多少,波澜不惊,去留无意。所以我们每次都和他玩。我们来到一片阳光充沛地面平整的空地。经过一个冬天寒风吹彻和我们的四肢打磨,那片肥沃的黑土地变得亮白光滑,只有十个玻璃球的贝贝叔有了一箱子玻璃球。我十个变成八个。土豪兄弟一个不剩,还欠贝贝叔几十个。再后来,贝贝叔只能和我玩,玩着玩着,因为一个玻璃球之挣,我们就打了起来。那时候打架也不知道用拳头打,用脚踢,都是两人拥抱,双脚用杠杆原理,十米外观望就会觉得两人不是在打架,而是他乡遇故知的错觉。我奇迹般地把贝贝叔放倒了,骑在他身上。难得打赢那么一次,我在大脑里搜寻了所有大侠的名字,小人得志地对他说:“要不是我们是邻居,我就把你打死了。”他咬牙切齿地看着我,吼道:“我们不是邻居,中间还隔一家。”当时我就决心回家一定要查我家那本掉了保护膜,粗糙暗红的新华字典,邻居的定义到底是什么,到现在一直都没查。后来,在一旁观战的伙伴告诉我,贝贝叔双手皲裂,发不上力才被我打到。
贝贝叔也有绅士地瞬间,这唯一的瞬间要追溯到十几年的一个黄昏。贝贝叔比我大两岁,比我早上学。上学以后,他才穿戴整齐,衣着遮羞蔽体。一天下午,他把我叫到河边的路上,探头探脑地在地上挑拣了一个光滑的树枝,右手认真地抚平地上的尘土。他贼头贼脑地看着左手心,手心里是蓝色圆珠笔不太清晰的笔迹,废了九牛二虎之力写了一个“梨”。他得意地问我“念什么?”“不知道。”“这你都不知道。我家梨树上的蚂蚁都知道,你都不知道。”上了一年级我才知道,“梨”是那一册语文课本中笔画最多的生字。由于多次语文不及格,数学没有语文考的多,贝贝叔再也没问过我哪个汉字怎么念。去年过年,我见到贝贝叔,他嘴里叼着烟,吧唧吧唧的吸着,眼神忧郁地问我。“你有没有爬过30层的楼。”“没爬过,坐电梯上去过。”我以为他会回答蚂蚁都爬过。“我在30层楼的外边刷房子。”“你害怕么?”“现在习惯了。”烟雾深处是他模糊不清的脸。从那以后,有机会爬到三十层高的楼房,我会顺着玻璃往外看,看着渺小如蚂蚁的人群,看着色彩温和的墙壁,墙壁空荡,没有蜘蛛侠,也没有贝贝叔。几年之间,他扔掉渔网,改变了火柴的用途。对于“树在长着叶子,草在结着种子”欠收拾的荒凉河边,失去了买盒劣质火柴的冲动。
小齐哥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当我刚学会“小燕子穿花衣”时,他早已能够熟练背诵“青草地,池塘边,公蛤蟆搂着母蛤蟆的腰”春意盎然的儿歌。和很多小孩一样,我小时候最怕的就是小齐哥说不给我玩。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到了我妹妹小时候,她们闹别扭时,不到关键时刻,依然最怕你突然说要放弃。每天放学回家,他会背着树枝编的篮子游离在大街小巷,捡着树枝,树根,树叶。供家里烧火做饭。小齐哥似乎也从来没考虑过树枝编制的篮子是否有煮豆燃豆萁的负罪感。他小小年纪不仅照顾自己的起居,还要照顾西院十几只羊的起居。每次和邻家的小娜玩过家家,他会把自己和小娜反锁在屋里,即使一个下午玩过家家玩次数比他家的羊还多,他依然固执地演爸爸。小齐哥家里的鱼网也没有贝贝叔家的多,无论跟着他捉几条鱼,他都会不厌其烦地挑出最小的一条给我,还能心安理得的说服我,我双手捧着小鱼对他感恩戴德地走出他家大门。十几年前他在阳光充沛的院子拿着沾满着干瘪白菜叶的黑菜刀,Diy着草鱼鲢鱼泥鳅龙虾,如今,他在家开了修车铺,Diy着各种车。从此我们镇上多了一位修车能手,传销界少了一位大师。小齐哥上小学就能装灯泡,接电线。他说他做梦都想有一双爬电线杆子的那种一步一咔嚓的铁鞋。上初中时,他骑着一辆简单的只有车轮和车把的自行车,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车子刚扔在一旁,还没落满尘埃,他就娶妻生子了。
刚入学的时候,我异常兴奋。别的小孩在教室里哭,我满学校跑,开学三天均负伤而归,我妈一边按着我手上的创可贴,一边拿着镊子给我额头擦碘酒,恨铁不成钢地说,孩子,虽然咱家开卫生室,但是你也不能这么折腾啊。
学前班,一个昨夜西风凋碧树的雨天,操场上泥泞潮湿。小学高年级的学哥们挖一大块泥巴,追逐打泥仗。我看到一个浓眉大眼的二年级学哥逃逸到我们教室,他躲在讲台下,满身泥巴,被其他学哥们追着打。浓眉大眼在我印象中一直是个正面的英雄形象,郭靖,李连杰,周润发,还有没近视之前的我都长这个样。于是,我鼓起勇气冲进雨中,挖出一块新鲜的泥巴,跑到浓眉哥的面前,他感激涕零。他像周润发在英雄本色中很浪费子弹一样,浪费地扔着泥巴,由单一发射变成魂斗罗式的散弹。只是散弹的命中率有点低下,粘在教室后墙上的泥巴,远比击中敌军的多。最终,他打跑了他们。突然,浓眉哥站起来,惊恐地看着后门,他爸径直地向他走来,揪着他的耳朵,他歪着头狼狈离开了。我看着满墙壁的泥巴很失落,觉得他不应该这样离开,应该右手举着燃烧的纸币点着烟离开才对。而且,那张纸币最少也应该是十元的。
学前班里没有玩具,我们就在操场上打架。所有的同学都用双单的方式分配,我每次都伸单,因为郑同学也伸单。郑在我班个子最高,打架最猛。两个队伍站在两个篮球架下,篮球场地是原生态的。我会跟着郑,等他放到一个小弟,我在补偿性的赠送一脚,这跟伪军的性质差不了多少。打架唯一的坏处就是撕裤裆,不知是裤子质量太差,还是补的那脚太投入。
在一个阳光温暖的日子,年轻短发的女老师让我当班长,我心安理得的觉得比班上其他十几个男生要帅。小学的女生似乎都是按照男生头发长度和上课说能话次数来判断男生帅不帅的。小学期间,我当过两次班长,每次的任期是三年半。并不是我能力强,因为别人都不愿意做。班长的职务是喊起立坐下,带着教室的钥匙,这意味着不能睡懒觉。除了在大扫除把自己整得更灰头土脸外,别无其他。
我们班级是学校最前排的房子。房子前面是红砖白灰垒成的墙,墙外是贝贝叔家的桃园。墙壁上有个窟窿,上课的时候,高年级的男生踩着这个窟窿络绎不绝地往外爬,放学之前再踩着窟窿断断续续地回来。我很好奇,流着鼻涕的学哥们都在外边都做了什么,音乐课和漂亮的女生都留不住他们。下课的时候,小商贩提着篮子在那个窟窿卖铅笔,辣条。窟窿里穿梭一只大手和许多小手。夏天,桃子熟了,男生争先恐后地往外爬。
一个弥漫着困意的午后,我坐的教室里,隔壁班传来圣洁的童声合唱,我们班的同学被扰乱地心神不宁,困意消散。就是那天,我把“我们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听成“我们坐在高高的骨堆旁边”,我稍微想象了一下,之前所有对音乐课的憧憬瞬间消失殆尽。后来,我们也上了音乐课。在偌大的教室里,男生唱一句,女生唱一句,男生唱的时候,画面像是一群穿着开裆裤的男孩坐在高高的谷堆旁边,女生合唱的时候,像是一群穿着白裙子的女孩站在悉尼歌剧院或者是维也纳金色大厅。如果小学的时光能加上背景音乐,这首歌再合适不过。
教我们音乐的老师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爷爷,他也是小学唯一教我们唱乐谱的音乐老师。上音乐课时,他带着一个像他一样老的二胡,很多个下午,夕阳从教室的前门照进来,照出大片的光亮。他坐在讲台上拉二胡,白发苍苍,眼睛湿润。后来,他退休了,我家盖房子时,他跟着建筑工人推沙灰,看着白发苍苍的他,我很失落,我觉得那双手只应该拉二胡才对。
二年级以后,音乐课是我们语文老师兼职,语文老师还兼职思想品德和自然。数学老师兼职社会和体育。多年之后大学的一天,宿舍里只剩下我一人,我帮宿舍卖饮料瓶子。收废品的大叔站在没膝深的瓶子中,看都不看我一眼地说,小伙子,算一下价钱。对于单价,数量和总价的运算愣是难住了我。手指沾着唾沫点零钱的大叔随口说出了精确到分的价钱,一脸嫌弃地问我,小伙子,你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吧?我思念起因兼职众多而积劳成疾的小学数学老师,理直气壮地说,是。
二年级教我们数学的是孙老师,他的口头禅是妈了个脸。谁要是考试退步的太明显,或者进步的不明显他就会吼叫:妈了个脸!上课的时候一个个回答的和钢炮一样,炮响炮来的,一考试哑火了。我和他儿子一班,从来没听他骂他儿子妈了个脸。很多个惠风和畅的课间操,他让我们抱着板凳到操场小测试。学习成绩好的同学趴在凹凸不平的板凳上做题,成绩不好地同学仰望白云浮动的天空。孙老师站在阳光里骂:妈了个脸,你往天上看啥!天上能给你掉字!我对贝贝叔说,我们数学老师骂人。他说,这都不叫事,听人说,孙老师刚当老师的时候,遇到犯错误并且比他高的男生,他就踩着板凳扇他耳光。镇上举行考试,我们镇上有十一所小学。孙老师抱着拖拉机的大钥匙,摇了很久才把那辆拖拉机摇起火。烟囱冒着黑烟,他额头冒着汗,一个男生孝顺地冲向拖拉机,大声吼道,妈了个脸的,真难摇!老师笑地拖拉机的钥匙差点没抱住。考试的地点是镇上的小学,那座小学有我从未见过的诸多事物——乡巴佬,油炸锅饼,还有考试时谁偷看就打小报告的好同学。那年,我们坐着拖拉机考了两次试,第一次我们考第一,第二次我们考了第十一。我们考第一时,他一句话也没说。考第十一的那天,他扛着梯子给我们上课,满身酒气爬到黑板上方的墙壁,用红色粉笔的侧面写出大大的11,并画了一个不太圆的圆圈包围了这个数字。他既没踩着板凳扇人,也没骂妈了个脸。画完那个圈他扛着梯子走了。
非典过后,我家囤积了很多板蓝根。我偷喝了一包之后,觉得味道不错,就带几包去学校喝。同桌小龚和我一起喝。他问我这是什么,我说这是不跳的跳跳糖。他吃了几天之后,觉得有负罪感,就带着粽子给我吃。就这样,我过了半个月的端午节,他吃了半个月的板蓝根。有一天他说,你这不是跳跳糖,这是板蓝根。我说可能是吧,板蓝根五毛钱一包,粽子三毛钱一个,要不咱们算算账吧。后来,他就不理我了,在桌子上划了三八线。过端午节的时候,我说妈,你给我带几个粽子吧。后来,我又能过他的三八线了。
小学的墙壁是血色的红砖垒成的,东面朝外的墙上,印着八个白漆大字: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上小学时,每天我都从那经过,从一个字不认识到认识所有的字,我上大学时,校门口的大路变成平整的水泥路,校门前的大杨树变成小树苗,再也没有遮挡整个校门口的大片阴凉。那面旧砖墙还是立在那儿,送走一群又一群的学生,一批又一批的老师,一个又一个的校长。
小学的刘校长在他年轻时教过我爸,在我爸年轻时,他成了我们小学的校长。经过了十几年的岁月流逝,他的仕途蒸蒸日上,身材却保持地很稳定,固执地坚持在一百千克左右。由于深谙“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他上任不久,就栽种树苗。他离任的前一天,发表演讲,除了期末总结,我们都难得见他一次。他重点讲了他的工作成绩,他来之前和他来以后的对比,我们小学在镇上的排名以及各个年级的语文数学在镇上的排名,他说照这样的进步速度,我们每个同学都是有机会走清华迈北大的,接着,开始感叹时光,杨树和故乡,说了一大段类似于庭有杨柳树,吾就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盖也的话。兼职众多的老师们都面无表情,对后面煽情的部分不大感兴趣,愤怒于自己的工作果实全部被校长窃取,只有副校长悲伤地捶胸顿足,泪眼婆娑,仿佛离任的不是正校长,而是自己。正校长一边演讲,还要抽出时间小声地安慰副校长,副校长好不容易才恢复平静。在那个悲伤离职大会的第二天,正校长卖光了校园里所有他种的和不是他种的树。后来,副校长当了正校长。大会上的多愁善感像经过宫廷洗礼一样变得冷酷无情。他不顾老师们的反对,在我校园种了一大片麦田。数学老师教我们社会时,说我们属于暖温带,麦子一年一熟。天气燥热,窗外的麦田在太阳下熠熠生辉,只有凡高笔下和小学操场才有的金色麦田。
二年级,隔壁村庄的小学合并到我们小学,他们的车子排放在通往学校门口的大路上,本来不宽的大路更加狭窄。我望着满学校的车子很惆怅,就像动物世界里牦牛遇见狮群的心情,一种原始的保护土地和女人的愤怒情绪从脚底板蒸蒸日上。后来,我和隔壁村一个叫小瑞的同学打了一架,然后,我们成了好朋友,从我们村到他们村要穿过大片的良田和水沟,他对我跋山涉水的去找他玩很感动,带着我到麦地旁边的柳树前,柳树老了,凋零的只剩下枝条。他爬到了柳树上,从兜里掏出压岁钱买的弹簧刀,他说要在柳树上刻上我们的名字,刻了好久,他问我的名字怎么写,我比划着,他说不会写,我说我不会爬树。他望着自己形影单只的名字很难过。大学寒假的一天,我听说小瑞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我想起那天他刻的歪歪扭扭的名字,它们早已成了柳树皮上凸凹不平的伤痕,在田野荒凉的风中此长彼长。
二年级升三年级的那个暑假,我跟着姜同学干了一件伤天害理的事情。姜同学是村里最大门市部老板的外甥,拥有水浒李逵四分之一的体型和同样的肤色。他时常从他舅舅家门市部的抽屉里顺出许多钱,在村里其他小一点的门市部消费。每次出手阔绰,买一大包塑料包装纸都流着红油的辣条,分给留着黄鼻涕和清鼻涕的兄弟们,到现在我都一直疑惑,他为什么不从他舅家的门市部直接顺出大包辣条。那是一个雨过天晴的午后,太阳失去温度。我们穿着沾满泥巴的塑料凉鞋艰难跋涉,他赤着大人才有的大脚走在前面,在泥土上留下一串串漩涡,他手里提着柔软的黄色皮胶拖鞋,脚踝被那双拖鞋磨起了黑逡逡的茧子。他一步三回头的催促我们跟上他的脚步。我眼中只有他急促的脚步和他脚后跟踩出的小窝。
他停下了脚步。我们面前是一片碧绿的西瓜地,没有闰土没有猹。只有一个木棍,稻草,塑料布搭建的小屋。他把拖鞋扔在在一旁,手里突然攥着一叠纸币。“大爷,买西瓜!”小屋的木门安静。“大爷,买西瓜!”小屋的木门安静。“大爷,买西瓜!”小屋的木门依然安静。他望着身后满身泥巴的难兄难弟,激动地双眼红肿,说道“看瓜的老头去吃饭了,上!”他说完,一步就跨过那条很宽的随机分布着烂西瓜的水沟,我们通过助跑才陆陆续续完成登陆。他抱起一个绿的发白的西瓜摔在泥地上,瓜瓤粉红。他一脸嫌弃地跨过那个西瓜,他的目光突然聚焦在一片茂密的有些虚假的西瓜叶,扒开层层叠叠地生着倒刺的西瓜叶和西瓜藤,一个巨大的西瓜散发着墨绿的光芒。他又踢开了另一片茂密地有些虚假的西瓜叶,又是一个大西瓜,他一边吃着红瓤甜美的西瓜,一边称赞看瓜的大爷:“老头真聪明!”话毕,两行粉红的汁液得意地从他的嘴角顺流而下。从那晚开始,伴随着刀劈木板的节奏,问候祖宗的女高音在大街小巷响彻了整整一个月。
三年级,王同学成了班上的扛把子,暂且称他为王浩南吧。有一天周五放学,他对我们说,我们班和隔壁四年级要有一场血战,我们要保护我们班。周六我们都去他家,他踩着板凳从柜子上取下三张古惑仔的影片,朝着反射彩色光芒的影片哈着气,用鹅黄色的海绵擦了又擦。然后,我们就目不转睛地看了,看得热血沸腾。看过之后,他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们,他哥去过铜锣湾,见过山鸡。他哥打个电话就能拉一半挂的人,小新同学光着膀子问他,什么是半挂,他说,就是能拉几十头猪的那种大货车。第二天,他从书包里拿出了五六把板刀,分给我们每人一把,我们拿着板刀,都是怕老师看见又怕女生看不见的矛盾心情。他说,隔壁班的人要是来了,就去砍他们,但是要用刀背。隔壁班的人没有来,隔壁班的人却打了他的弟弟,他说四年级人多势重,他哥会来帮他。我想着他哥乘着七彩祥云,带着一帮纹龙画虎的兄弟,莫名地激动。他哥自始至终没有来,哪怕是骑着小齐哥那种简易的自行车也没有。后来,经常听他在班里忧郁地唱着古惑仔的插曲或片尾曲的粤语歌曲,旋律正确,歌词自由发挥。
闲暇时,我会帮贾老师批作业,贾老师教我甲乙丙丁的草书怎么写,诲人不倦,望子成龙的心情,着实不易。教会我,他目似冥,意暇甚地听刀郎,我好奇放音工具的先进性,放音工具的占地面积与人相仿。贾老师听过很多歌,每首歌都能哼哼两句,从苏三离了洪洞县到《2002年的第一场雪》,由于他记忆不是很准确,他一哼哼,苏三就会坐着二路汽车离开洪洞县。
教师节的前一周,贾老师把我带到办公室,我面前是那台占地面积惊人的放音工具,他按了一下按钮,音乐缓缓流淌。那首歌叫《丁香花》,旋律凄美。他说让我好好学习这首歌,教师节比赛用。往后的几天,我没有上数学老师的社会课和体育课,数学老师也没让我批作业。我坐在比教室明亮宽敞的办公室听着比我高很多音响。后来,我听到了丁香花的完整版,歌曲之前还有一段我从未听过的伤感独白,因为丁香花的题材是缅怀坟子里的老师,所以坐在评委席上的老师很不情愿地给了第二名。
寒假的一天,乌云密布,风雨交加。在一个幽暗的旧故里,我偶得高人真传。开学之后,我本想把纸牌艺术发扬光大,没想到大部分男生都会,于是我们就改写了下课就打架的历史。星期六,学校加课,男生三五成群地坐在教室前排的危房前上了高中后,才觉得用“男儿何不带吴钩”形容再合适不过。不知是哪位兄台周润发看多了,建议我们把一毛当作十万来喊,果然,赌情高涨,声嘶力竭,老师也不期而至。赌徒作鸟兽散。我回头望了一眼,数学老师弱不禁风的倩影和红太狼似的表情像标本,贴在危房斑驳的墙壁上。
一天下午,上体育课,阳光很大,操场亮白,我们席地而坐,在操场摇色子,体育老师也心血来潮,我一不小心赢了他两元钱,他正襟危坐,笑容可掬地说认识我们父母,有机会一定好好沟通沟通,交流交流,反映一下我们在校的情况。我把两元钱攥的潮湿,有马上还他的冲动。后来,常见他在门市部门口,挠头打麻将的痛苦表情,再后来,他师德尚存,没有背叛我。
五年级,学校午休时间是两小时。我家距离学校很近,即使我一边欣赏路边的花花草草一边回家也只需三五分钟,吃饭十分钟。吃完饭我就去找小恒,我们去路边的池塘洗澡,后来感觉不尽兴,就去提水站,提水站有五六米高的砖墙,我们站在砖墙上往水里跳,要拨三次水才能露出头来。
六年级,每个故事里都有一个胖子,很遗憾我就是那个胖子。人一般不会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当意识到自己缺点时一般都病入膏肓了。我意识到自己胖是因为一个叫小文的女生。我同桌是小恒同学,浓眉大眼,血气方刚。小文同学坐在小恒同学的前面,小恒问小文借小刀时,小文笑的像零八年的林妙可,温柔到僵硬。我问小文借橡皮时,小文头也不回的将橡皮丢在我的桌子上,只能看见她洁白修长的右手,而且那只美丽的右手似乎不愿意碰到我的桌子,橡皮蹦蹦跳跳的滚到地面。我回家拿着镜子,看了许久。我问我妈,我是不是很胖,我妈犹豫了比我照镜子更长的时间说,是有那么一点。有一天,我妈的好朋友赵阿姨来我家玩,在讨论完她婆婆和我奶奶的种种好人好事后,话题枯竭,赵阿姨突然像听过禅师教诲一般,不再抱怨,活在当下。她目光聚集在我和她儿子身上,像是安慰我妈一样地说道:你儿子是外庸内秀。
放学之后或周末,我去小恒家玩,他家的游戏卡已经被他玩的只剩下绿油油的电路板。他看着沟壑纵横的线路,就知道哪个里面有魂斗罗,哪个有冒险岛。他还知道超级玛丽中所有的蘑菇藏在哪。他家的房子很空旷,房门已经被风吹旧,只有一棵梧桐树遮天蔽日地盖住大半个院子。他拿着比他拳头大好多的贝壳放在我耳朵上,问我有没有听到海风的声音。我说听到了。他说,他爸妈去了很远的海边,那是一个能吃海米捡贝壳的地方。过了很长时间,久到我都能通关超级玛丽的时候,他爸妈回来了,妈妈抱着他吃奶的妹妹。天热时,我们去提水站洗澡,路上经过小文奶奶家的桃园,小文摘了好多桃子给他,我顺便帮忙拿着。提水站里的水是墨绿色,整日见不到阳光,我们把桃子扔进去,自己再跳进去,我拨三次水将头露出水面的时候,看见提水站的横梁上有碗口粗的蛇皮。我们一起往岸边游。桃子都没要。经过小文奶奶家的桃园时,小文奶奶看着我们湿漉漉的头发说,别去提水站洗澡了,去年那儿淹死一个老太太,里面有水鬼,有人在那提水的时候,腿被抓掉了一层皮。我们再也没去过那个提水站洗澡,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在提水站墨绿色的水里,老太太和蛇抢桃子吃。
小学的同学,有一个已经不再这个世界上。初中的一天,我回到家,我妈说,有一个男孩在地里放羊,淹死在池塘里。他是我一年级的同学,双眼皮,面色苍白,身材瘦削,心地纯良。如果这个世界真的有天堂,他一定去了那里。
小学我还买过一张周杰伦的磁带,包装纸上是周深沉的pose,白鞋黑裤,阴影面积占绝大多数的脸。我往后N年的审美从此定格。那时,他的歌是《龙拳》,《双节棍》,《断了的弦》,还有只有白天才敢听的《以父之名》。
背着双肩背包步行上学的年代就这样结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