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战争中的日本人

每个文化传统都有其关于战争的正统观念，虽然会有所不同，但所有西方国家总还是大体相似的。譬如，全面交战前如何鼓舞士气，局部失败时如何稳定军心，战死率达到多高应该投降，如何对待战俘等等，这些事项在西方各国之间都是可以预料的，因为这些国家同属一个大的文化传统，包括战争在内。

日本人对西方战争惯例的违背之处，恰可以用来研究他们的人生观和对人所应尽的本分的看法。我们的目的在于系统地研究他们的文化和行为，至于那些背离我们正统观念的东西在军事上是否意义重大，我们暂且不管。这些不同可能都很重要，因为其中隐藏着日本人性格特征的秘密，需要我们去揭示。

精神胜于物质

日本为其发动战争做辩护的那些前提恰恰与美国相反。日本人对国际形势的判断也与我们截然不同。美国人认为战争是由轴心国——日本、意大利、德国的侵略造成的，它们非法破坏了世界的和平。事实证明，它们侵占“满洲国”[15]、埃塞俄比亚[16]和波兰[17]等地后所推行的是压迫弱小民族的邪恶计划。它们违背了“相互宽容，互不干涉”或至少是“对自由企业‘开放门户’”的国际准则。然而，日本人对引发战争的原因却另有一番说辞。他们认为，正是各国的绝对主权导致了全世界的无政府状态，日本有必要为建立国际等级秩序而战斗。这一等级秩序当然应该处于日本的领导之下，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是唯一一个真正自上而下建立起等级秩序的国家，因而也最明白“各得其所”的必要性。日本实现了国内统一与和平，荡平了匪患，修建了公路，建立了电力和钢铁产业。根据官方数据，日本99.5％的青少年都在公办学校接受了教育。所以，它认为应该帮助落后的兄弟之邦——中国。因为“大东亚”[18]诸国同属一个种族，所以日本人认为应当首先将美国，然后是英国和俄国，驱逐出这一区域，使之“各得其所”。所有国家在国际等级秩序中各安其位，共同组成一个统一有序的世界。在下一章中，我们将讨论这种获得日本人高度重视的等级秩序在日本文化中的意义。这是日本民族独创的、最符合其审美幻想的观念。但不幸的是，被日本所占领的那些国家却并不认同这一理想。即便如此，日本在战败后依然固守着“大东亚”的错误理想。而且，即使是日本战俘中最不好战的人，也很少指摘日本对大陆和西南太平洋地区的侵略行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日本人必然会固守一些他们与生俱来的观念，这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等级秩序的忠诚与自信。这与一向崇尚平等的美国人格格不入，但我们还是要弄清楚等级秩序对日本意味着什么以及对日本有什么好处。

日本对胜利抱有希望的基础也与美国的通行见解不一样。他们叫嚣着日本必胜，精神必定战胜物质。他们说，美国虽然是个大国，军备力量的确优越，但这又能怎样呢？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事，根本不值一提。日本的一家大报纸——《每日新闻》[19]上曾经写道：“如果我们害怕数字的话，就不会开战，敌人的丰富资源并不是这次战争创造的。”

即使在日本打胜仗的时候，日本的平民政治家、大本营（即二战时期日军最高指挥部）以及军人们也会反复强调说：“这次战争并不是军备力量的竞争，而是仰仗精神的日本人和仰仗物质的美国人之间的战争。”在我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更是反复强调：“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将败于精神力量。”毫无疑问，这一信条在塞班岛、硫黄岛溃败[20]时，成了他们最方便的托词，但它并不是专门为失败而准备的托词。它在日军连续获胜的那几个月里是有力的号召，它早在日本偷袭珍珠港[21]以前就已经是深入人心的口号了。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陆军大臣、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荒木将军曾经在宣传小册子——《告全日本国民书》[22]中写道：日本的“真使命”在于“宣扬皇道于四海，力量的缺乏都不足忧虑，而况什么区区的物质么”。

当然，像许多正在备战的国家一样，日本人实际上也在担心。在整个三十年代中，其国民总收入用于军备的比例飙升，在偷袭美国珍珠港的一九四一年，其国民总收入将近二分之一都被用于陆海空的军备上，而有关民用的行政支出只占政府总支出额的百分之十七。日本与西方国家之间的不同并不在于日本对军备物资漠不关心。但是，军舰和大炮只不过是不朽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表现，就像武士的佩刀是他的道德品质的象征一样。

美国致力于使自己变得强大，而日本则一贯重视非物质资源。日本也像美国一样开展了增产运动，但开展增产运动的基础却自有其前提。他们认为，精神才是一切，才是永存的。物质当然也是不可或缺的，但那却是排第二位的，是瞬间即逝的。日本的广播电台经常宣称说：“物质资源是有限的，没有留存千年的物质，这是不变的真理。”这种对精神的信赖被完完全全地移植到日常的战争行动中。在他们的战术手册中有这样一句口号：“用我们精熟的操练去对抗敌人数量上的优势，用我们的血肉之躯去对抗敌人的钢铁炮火。”这是他们一贯的口号，并非仅为这次战争而特制，他们的作战手册首页上就印着四个粗体字“必读必胜”。日本飞行员驾驶小型战机以自杀式撞击进攻我方军舰的例子不胜枚举，这就是他们所秉持的“精神胜于物质”的信条。这种军人被叫作“神风特攻队”[23]。所谓“神风”，指的是公元十三世纪成吉思汗东征日本时，其船队因遭遇一场台风而船毁人亡、全军覆灭，这场拯救了日本的台风就被奉为“神风”。

更有甚者，日本当权者把“精神胜于物质”这一信条推行到了民间。比如，老百姓在工厂里做了十二个小时工，又被没日没夜的轰炸搞得身心俱疲，他们就解释说：“身体越累，意志、精神就越强大。”“越是劳累，就越能锻炼人。”老百姓冬天在防空洞很冷，大日本体育协会[24]就在广播中号令大家做御寒体操，说这一体操不但能代替被褥等取暖设备，而且可以代替老百姓为维持正常体力所需但又很缺乏的粮食。他们说：“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在现在食物匮乏的时候还做什么体操。此言差矣，食物越是不够，我们就越要采取其他方法来增强我们的体力。”也就是说，他们必须以尽量消耗体力的方法来增强体力。我们美国人看待体力，总是要看昨天是否睡了八小时或五小时，饮食是否正常，是否感到寒冷，而日本人计算体力的时候，根本不考虑积蓄体力的问题，他们认为那是物质主义。

在战争期间，日本的广播则更为极端，它们甚至认为，精神可以超越死亡这种生理学现实。有家广播电台曾播放过一个英雄飞行员用精神战胜死亡的神话：

在一场空战结束后，日本的飞机以三或四架为一组的小编队飞回到基地。一个上尉是第一批返航的。他下了飞机之后，站在地面上，用双筒望远镜凝视着天空。当他的部下陆续返回时，他开始清点飞机的数量，脸色苍白却异常镇定。当最后一架飞机返航后，他写成了报告，向司令部走去。到了司令部，他向司令官做了汇报。然而，刚汇报完，他就突然倒在了地上。在场的军官们赶紧跑上前去救助，但发现他已经死了。经过检查，人们发现他的身体早已冰凉，他的胸口上有致命的弹伤。一般来说，一个刚刚死去的人，身体不可能是冰冷的，但他的身体却冷得像冰块一样。他肯定是已经死了很久了，是他的精神支持着他做完了这次汇报。很显然，正是上尉强烈的责任感驱使着已死的他创造了这样的奇迹。

当然，在我们美国人看来，这肯定是一段无稽之谈。然而，受过良好教育的日本人却并不嘲笑这种广播，他们也坚信，日本的听众不会把这当成是荒谬绝伦的故事。他们首先指出，这则广播切切实实说明，这名上尉的英雄事迹是“一个真实的奇迹”。这种事情怎么就不可能了？灵魂是可以训练的！这名上尉显然是一个自我修炼的高手。既然日本人都知道“镇定的精神可以持续一千年”，那么它怎么就不能在一个以“责任”为毕生追求的空军上尉身上多停留几个小时呢？日本人相信，一个人通过特定的修炼就可以达到至高的精神境界。这名上尉就是通过修炼获得奇效的。

作为美国人，我们完全可以无视日本人的这一连串极端行为，把它们看成贫穷民族的托词，或者是被迷了心窍的人的幼稚行径。然而，我们越是这样看待日本人，就越难在战时或和平时期对付他们。这些信念是通过一定的禁忌和限制、一定的训练方法植入他们心中的，而且根深蒂固。这些信念绝不是一种罕见的孤例，我们只有在了解了这些之后，才能理解日本人在战败后承认“只有精神是不够的”“用‘竹枪’来坚守阵地是一种幻想”这些话的真正意义。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据此才有可能理解他们的这番坦白，即无论是在战场上还是在工厂中，经过与美国人的精神较量，日本人的精神力量还是差得很远。正如他们在战败后所说，他们在战争中表现得太主观了。

不只是关于等级制和“精神至上”的说法，他们在战争时期对所有事情的说法，都为学者进行文化比较研究提供了素材。他们总是说，安全、士气等问题不过是早就警示过的事。不管遇到什么灾难，如城市遭到空袭、塞班岛溃败、菲律宾失守等等，日本政府给老百姓的解释总是：这些早就料到了，根本不值得担心。收音机仍在卖力地宣传着，显然是想宽慰老百姓，让他们相信他们所生活的世界，一切都在意料之中。他们认为这样就可以让老百姓镇定下来。“由于美军占领了基斯卡岛[25]，日本本土完全处于美军轰炸圈之内，但我们对此早有预料，并已做了必要的准备。”“毫无疑问，敌军肯定会陆海空协同作战，向我们发动进攻，这在我们制定作战计划时就已经考虑到了。”包括那些期望日本在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中早日认输的战俘在内，所有日本战俘都认为，轰炸不可能挫伤生活在本土的日本人的锐气，“因为他们对此早有心理准备”。当美军开始轰炸日本城市时，日本飞机制造业协会的副会长在电台广播中说道：“敌机终于飞临我们头顶了。然而，我们飞机制造业的同仁和一直在期盼此种事态的人，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所以没有什么值得担心的。”只有确信“一切尽在预料之中，我们早已做好了万全的准备”，日本人才可能据此宣称，所有的事情都只是他们主动希求的，而不是别人强加给他们的。“我们不应认为我们是被动地受到了攻击，而应该认为是我们主动地引来了敌人。”“敌人，只管来吧。”他们绝不说“要来的终于还是来了”，而是说“我们所期盼的终于来临了，我们对此感到非常高兴”。海军大臣在国会演说中引用了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的伟大武士西乡隆盛[26]的教诲：“有两种机运，一种是偶然碰上的，另一种是自己创造的。在特别艰难的时刻，必须自己去创造机遇。”另外，据日本电台报道，当美军攻入马尼拉市时，山下奉文[27]将军得意地笑道：“敌军此举正中我们下怀。”敌军在仁牙因湾（Lingayen Bay）登陆[28]后，马尼拉市随即陷落，这乃是山下将军的缓兵之计，而战事的发展也跟他的计划相一致。山下将军的作战部署正在继续进行中。换句话说就是，败得越惨，事态就进展得越顺遂。

跟日本人一样，美国人也走极端，只不过是另一个极端。美国人之所以投入战争是因为形势所迫。我们遭到了攻击，所以就给对方点颜色看看。任何想要安抚美国普通民众情绪的发言人，在谈及珍珠港和巴丹半岛[29]的失败时，绝不会说：“这些在我们的计划中都已充分考虑到了。”反之，我们的官员会说：“这是敌人自找的，我们就应该让他们瞧瞧我们的厉害。”美国人调整自己的全部生活，是为了应对这个挑战不断的世界，并且随时准备好应战。日本人的信念则更多地建立在“事事都有预先安排和筹划”的生活方式上，对他们来说，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

日本人在作战行动中不断宣扬的另一个主题也体现了他们的生活态度。他们经常说全世界的目光如何在盯着他们，所以必须充分发扬日本精神云云。当美军在瓜达尔卡纳尔岛登陆时，日军下发的命令说，他们现在已经直接暴露在“全世界”的注视之下，必须表现出日本军人的本色。日本海军官兵被警告说，在遭到鱼雷攻击而被命令弃舰时，必须以最端庄得体的姿势转移到救生艇上，否则“全世界都会耻笑你们，美国人会把你们的丑态拍成电影，并且在纽约放映”。这关系到他们在全世界人民心目中的形象。对自己外在形象的重视，也深深扎根在日本文化之中。

天皇至高无上

关于日本人的观念，最著名的问题就是他们对待天皇的态度。天皇对其臣民到底有多大影响力呢？一些美国权威人士指出，在日本整个七百余年的封建时代里，天皇一直是有名无实的傀儡首脑。每个人都直接效忠于他们的领主，即大名[30]，以及大名之上的最高军事统帅——幕府将军[31]，鲜有人认为要效忠天皇。天皇被幽禁在皇宫之中，其仪礼和活动都受到了幕府规章的严格限制，甚至如果一个地位很高的封建领主对天皇表示尊敬就被认为是背叛。平民百姓几乎意识不到天皇的存在。一些美国研究者坚持认为，我们只能通过日本的历史来理解日本。天皇一直默默无闻，在一些尚在世的老人心目中也仅是一些模糊的记忆，他怎么会被拥戴起来，成为号召如此保守的日本民族重新团结起来的核心力量呢？他们说，那些不断强调天皇对其臣民有着万世不革的统治权的日本评论家实在是强词夺理，他们的坚持恰恰证明了他们的论据不足。因而，美国的战时政策没有理由在对待天皇的问题上小心谨慎、心慈手软，我们反而有充足的理由对他们近来编造的这种邪恶的元首观念进行猛烈攻击。因为天皇正是日本现代国家神道[32]的核心，如果我们打击并挑战天皇的神圣性，那么敌国日本的整个社会结构就会坍塌。

很多熟知日本的、有才能的美国人，他们读过来自前线的报道或日本方面的文献，对此持有不同意见。在日本生活过的人都很清楚，没有什么比用言语羞辱或攻击天皇更能刺痛日本人并激发他们斗志的了。他们认为，在日本人看来，批判天皇和批判军国主义不是一回事。他们亲眼看到，在一战之后的那些年里，尽管“德漠克拉西”（模仿日本人对“民主”的英文词汇的发音）的口号异常响亮，而军国主义声名狼藉，以至军人在东京上街时都要谨慎地换上便装，但对天皇的崇拜照样非常狂热。这些长期居留日本的人认为，“希特勒万岁”所表达的崇敬是不能与日本人对天皇的崇敬相提并论的，它随着纳粹党的覆灭就消失无踪了，而且是与法西斯的一切罪恶行径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当然，日军俘虏的证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日军俘虏与西方军人不一样，他们没有受过俘虏教育，即在被俘后什么问题可以说、什么问题不能说。因此，他们对各种问题的回答极不统一。这种教育的缺失当然是因为日本的“不投降政策”。这种情况直到战争结束前几个月也未有所变化，即使那时只剩下了一部分正规军和地方武装。我们之所以要重视俘虏的证词，是因为这些证词代表了日本军队的意见。这些俘虏并不是一些因士气低落而投降的士兵，也没有因为投降而丧失了典型代表性。他们几乎都是（极少数除外）在受伤或失去知觉后，因为无力抵抗而被俘的。

那些誓死顽抗的日军俘虏认为，他们极端军国主义的根源在于天皇，他们认为自己是在“顺承圣意”，是为了“宽慰圣上”，“为天皇效死”，“天皇挥戈所向，敢不效命”。然而，那些反对这次战争和日本未来侵略计划的人，也把他们的和平主义归之于天皇。对所有日本人来说，天皇就是一切。厌战的人把天皇说成是“热爱和平的陛下”，他们强调天皇“向来是一位自由主义者，是反对战争的”，“他是被东条英机骗了”。“在发动满洲事变时，陛下曾表示反对军部”，“战争是在天皇不知情或未予许可的情况下发动的。天皇不喜欢战争，也不会允许他的国民被卷入战争。天皇并不知晓自己的士兵受到了怎样的虐待”。这些证词完全不同于德国战俘。不管德国战俘如何不满于希特勒手下的将军或最高司令部背叛了希特勒，他们依然认为，希特勒作为战争最高统帅，必须承担备战和发动战争的责任。但是，日本战俘则明确表示，军国主义和侵略战争政策与对皇室的忠诚无关。

不过，对他们来说，天皇是和日本密不可分的。“没了天皇，日本就不成其为日本。”“没有天皇的日本是无法想象的。”“天皇是日本人民的象征，是宗教生活的核心，是超宗教的信仰对象。”即使日本在战争中失败，天皇也不能因此而受责备。“日本人民不会认为天皇应对战争负责。”“万一战败了，也应该由内阁和军部高官而不是天皇来承担责任。”“即使日本战败，所有的日本人仍会继续尊敬天皇。”

对通常认为凡是人就不能免于被怀疑、被批判的美国人来说，这种一致认为天皇无可指摘的论调，简直是自欺欺人。但毫无疑问的是，直至战败，日本人依然坚持这种论调。那些审讯战俘最有经验的人都一致认定，没有必要在每页审讯记录上都写下“拒绝非议天皇”的字样。因为所有战俘都不愿意非议天皇，包括那些配合盟军向日军做广播的人在内。在从各地收集来的众多战俘审讯记录中，只有三份委婉地表示反对天皇，其中仅有一份讲到了这种地步：“保留天皇的皇位将是一个错误。”另一份则说：“天皇是个意志薄弱的人，他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第三份则只是猜测：“天皇可能会让位于皇太子；如果废除了君主制，日本的年轻女性就有望获得她们歆羡已久的像美国女性那样的自由吧。”

因此，当日本军部将领把“天皇恩赐”的香烟分发给部属时；当他们在天长节[33]那天，率领部属面向东方遥拜三次并高喊“万岁”时；当他们和所有部属一起，“即使在部队遭遇没日没夜的轰炸期间”，早晚吟诵天皇在《军人敕谕》[34]中的“圣训”时（尔时，“吟诵声响彻森林”），他们都是在利用民众对天皇的这种崇敬。军国主义分子竭尽所能地利用了人民对天皇的忠心。他们号召部属要“奉诏必谨”“誓安圣虑”，要“以尊崇之心报陛下的仁慈”，要“为天皇效死”。但这种对天皇意志的遵从却有双重作用。正如很多战俘所说：“（日本人）只要天皇有令，即使只有一杆竹枪，也会不假思索地投入战斗。同样，只要是天皇有令，也会即刻停止战斗。”“只要天皇颁布这样的诏书，日本在第二天就会放下武器”，“即便是在满洲的关东军”——最强硬最好战的部队——“也会放下武器”。“只有天皇的旨意，才能使日本国民承认战败，并甘愿为重建家园而活下去。”

对天皇无条件的、无限的忠诚，与对天皇之外的一切人和集体的大加批判，这两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管是在日本的报纸杂志，还是战俘的供述中，都有很多对政府官员和军部将领的批判。战俘们对他们前线的指挥官破口大骂，尤其是对那些不能与部下生死与共的人；他们更是非常痛恨那些自己坐飞机逃跑，却撇下他们顽强抵抗的指挥官。他们经常对某些军官大加赞赏，而对另一些军官严厉斥责。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对本国事务缺乏褒贬的意愿。甚至他们本国的报纸杂志也在批评“政府”，要求政府应该更具领导力并做出更大的协同努力，还指责政府不能令人满意，甚至批评政府限制言论自由。比如一九四四年七月东京一家报纸上的一篇报道就是个很好的例子，报道的是一次有新闻主编、前国会议员、日本极权主义政党——大政翼赞会[35]的领袖共同参加的座谈会，其中有位发言者说：“我以为鼓舞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言论自由。近几年来，日本国民不敢毫无顾忌地表达内心的想法，他们担心讲了些什么后会受到责难，他们心生怀疑，只是尽量做些表面功夫，变得谨小慎微。这样，还谈什么发挥全体国民的力量。”另一位发言者就此继续说道：“我差不多每天晚上都和自己选区的选民座谈到深夜，就各项事务征求他们的意见。但他们却支支吾吾不愿多说，完全没有言论自由。这确实不是一种激励人心的好办法。国民在所谓《战时刑事特别法》和《治安维持法》下深受限制，变得胆小怕事，简直像封建时代的人一样。因此，本应发挥出的战斗力，现在却没有发挥出来。”

可见，即使在战争时期，日本人都批判了政府、大本营，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并没有毫无保留地承认等级制的优越性。但是，天皇却未受批判。那么，近代才确立的天皇的至高无上性，为什么会如此受到尊重呢？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什么怪癖，以至于会认为天皇神圣不可侵犯呢？只要天皇下旨，日本人就会“挥舞竹枪”，直至战死。同样，只要敕令一下，他们也会乖乖地承认战败，接受占领。日本战俘的这些话属实吗？会不会是故意欺骗我们的鬼话？还是确实如此？

投降是可耻的

从他们反物质主义的偏见到他们对天皇的态度，这些有关日本人在战争中的行为表现的重要问题，不仅关系到前线战事，而且关系到日本国内。而更密切关系到日本军队的，还有一些其他的态度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他们对战力消耗的态度。当台湾海峡特遣部队指挥官约翰·S.麦肯因上将被美国授予海军勋章时，日本的广播电台表示震惊，这与美国人的态度完全不同。广播内容如下：

受勋的官方理由并不是因为指挥官约翰·S.麦肯因击退了日军。我们不知道他们的官方为什么不这样说，因为尼米兹的公报已然宣称他击退了日军。麦肯因是因为成功地救出了两艘损坏的美国军舰并把它们安全护送至基地而授勋的。这则小报道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真事而不是虚构的。我们承认，麦肯因上将确实救了两艘军舰，然而我们想让你们了解的重点在于，在美国救了两艘军舰居然就能获得勋章。

美国人感动于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营救和援助行动。这一英勇的举动如果能使受伤者获救，那就更加是英雄行为。日本式的英勇则不需要这类救援，他们甚至认为我军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就是“贪生怕死”。他们的报纸、广播重复谈论着这个话题。只有舍生忘死的冒险才是最高尚的，谨小慎微则毫无意义。在对待伤病员及疟疾患者的时候，他们的这一态度非常明显。他们认为这些士兵就是废物，他们所能提供的医疗服务也严重不足，甚至不足以维持正常的战斗力。随着时间的推移，补给上的困难使得他们原本就匮乏的医疗服务更加难以为继。但这远不是事情的全部，日本人对物质主义的蔑视开始起作用了。日军士兵被教导说，死亡本身就昭示着精神的胜利，而对病患的悉心照料恰恰妨碍了英雄主义，就像美国人在轰炸机上配备安全设备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也不像美国人那样习惯于依赖外科医生。在美国，人们对病患的仁慈甚至远远超过其他的福利待遇，这一点就连在和平时期来美国旅游的欧洲人也经常提起。但这些对日本来说，却是陌生的。不管怎么说，日军在战争中缺少训练有素的、能在战火中转移伤员并对其进行及时救治的医护团队，也没有战时医疗体系，如前线医院、后方野战医院和远离前线的康复医院等。他们对医药补给的关注也少得可怜。在某些紧急情况下，他们甚至干脆杀掉伤病员。特别是在新几内亚和菲律宾等地，他们不得不经常从有医院的地点撤退。他们没有在条件尚允许时提前转移伤病员的习惯，仅当他们整营的兵执行“有计划地撤退”时，或是敌人已经出现在眼前时，他们才想到要采取一些措施。负责的军医在临走前，通常会将伤病员全部射杀，或是伤病员们用手榴弹自杀。

如果对待伤病员的这种态度就是他们对待同胞的基本原则的话，那么，他们在对待美军战俘时也好不到哪去。按照我们的标准，日本人不仅对美国战俘，也对他们自己的同胞犯下了虐待罪。菲律宾前首席医疗官哈罗鲁得·格拉特里（Harald Glattly）说，他作为战俘被监禁在台湾的三年时间里，发现日军士兵所受到的医疗护理远不如美军战俘，战俘营里的盟军军医可以照料盟军俘虏，而日本人却没有一个军医。有那么一段时间，他们给自己人看病的唯一的军医是一个下士，后来升了中士。哈罗鲁得一年只能看到这个日本军医一两次。（一九四五年十月十五日《华盛顿邮报》报道）

日本人这种战争消耗理论的最极端表现就是“不投降政策”。任何西方军队在竭尽全力却发现自己毫无胜算时便会向敌军投降，他们照样认为自己是荣耀的军人，而且根据国际协议，他们的名字将被报送回国，这样他们的家人就知道他们还活着。不管是作为军人还是公民，或是作为自己家庭中的成员，他们并不会因此而受辱。然而，日本人看待这种情况的眼光却完全不同，他们认为战斗至死才是一种荣耀。在无望的情况下，日本士兵应该用最后一颗手榴弹自杀或是赤手空拳对敌人发动自杀式进攻，但绝不能投降。即使是因为受伤或失去知觉而被俘，他也会觉得“在国人面前再也抬不起头来了”。他颜面尽失，对于从前的生活来说，他已经“死了”。

日本军队中当然有与此相关的命令，但很显然，前线根本用不着特意对此进行正式的教育。日军忠诚地践行着这条军纪，以至在北缅会战中，被俘者与战死者分别为一百四十二人和一万七千一百六十六人，也就是一比一百二。而且，战俘营中的这一百四十二个人，除少数几个之外，在被俘时均已负伤或昏迷。单独一个人或两三个人一起“投降”的情况就更少见了。对西方国家的军队来说，当战死率达到全部兵员的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时，鲜有不放弃抵抗的，他们的投降者和阵亡者的比率大约是四比一。而日军在霍兰迪亚（Hollandia）[36]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投降，这时的投降者和阵亡者比率为一比五，跟他们在北缅的一比一百二相比已经是巨大的进步了。

因此，对日本人来说，那些成了战俘的美国人，光投降这件事就已经够丢人的了。即使没有受伤或感染疟疾、赤痢等，也已经是个被排除在“完整的人”行列之外的“废物”了。许多美国人都曾提到，美国人在战俘营里发笑是多么危险的事情，以及会如何刺激到日本看守等。在日本人看来，被俘已是奇耻大辱，美国人居然毫无感觉，这对他们来说简直忍无可忍。许多日本军官要求战俘营的看守们遵守的命令，美国战俘也必须遵守。对日本士兵来说，强行军或是乘坐像沙丁鱼罐头一样拥挤的运输船是很平常的事。美国战俘还提到说，日军哨兵多么严厉地要求他们遮掩自己的违章行为，而公开违抗则是罪大恶极。在战俘营里，战俘们在公路或机器设备上封闭劳动的时候，不得从乡下带回食物，但这一规定通常是一纸空文——只要把水果、蔬菜藏起来就行。但是，一旦被发现，那就是重罪，因为那就意味着美国人轻视哨兵的权威。公然挑战权威，哪怕是“顶一句嘴”也会受到严厉的惩罚。即使是在日常生活中，日本人对顶嘴的处罚也非常严厉，在军队中更是要严惩不贷。我在这里区分因文化习惯而导致的不同行为，并不是为战俘营中确实存在的许多酷刑和残害开脱罪责。

尤其是在开战初期，日军士兵坚信我军将虐待并杀掉所有战俘，因而更加认为投降是一种耻辱。日本各地盛传着一个谣言，说美军在瓜岛上开着坦克碾过战俘的身体。很多想要投降的日军士兵被认为很可疑，我军出于审慎考虑只得将其杀害。只有死路一条的日军士兵，常常以与敌人同归于尽为荣，甚至在被俘后也经常如此。就像一个日军战俘所说：“既然决定为胜利献祭，若不壮烈牺牲，就是奇耻大辱。”我军异常警惕这种同归于尽式的行为，这也减少了日军的投降人数。

投降的耻辱深深地烙在日本人的思想深处。他们视之为理所应当的行为，却与我们的战争规则格格不入。我们的行为在他们眼里同样无法理解。他们震惊于美军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报送回国以便使家人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对此大为鄙夷。日本士兵没料到巴丹半岛的美军竟然会向他们投降，他们本以为美军会像他们一样抗战到底的。他们实在理解不了，美军竟然丝毫不以被俘为耻。

日军被俘后竟然非常配合盟军，这是西方士兵和日本士兵之间最富戏剧性的一种差别。他们根本没有应对这种新情况的生活准则；丧失了荣誉，他们作为日本人的生命也就终结了。直至战争将要结束的前几个月，才有极少数人主动要求回国，不管战争失败与否。有些战俘要求被处决，他们说：“如果你们的习惯不允许这样做，那我就做个模范战俘。”他们的表现远胜于模范战俘。一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民族主义者为我们指明了弹药库的位置，还详细说明了日军的兵力部署，为我军写宣传单，与我军飞行员一起乘坐轰炸机并为他们指明军事目标。

他们的生命好像翻开了新的一页，新的一页上书写的内容跟旧的一页上书写的内容完全相反，但他们却表现出了同样的忠诚。

当然，并非所有的战俘都像上面描述的那样，也有少数人顽固不化。而且，不管怎么样，必须先给予对方一些有利条件，才能让他们做出上述行为。有些美军指挥官戒备心很重，不敢接受日军战俘表面上的帮助，以至于有些战俘营根本没打算让他们提供可能的服务。而在那些接受日军战俘合作的战俘营中，我们必须消除原来对他们的怀疑，代之以信任。

令美国人意想不到的是，战俘们竟会做出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这与我们的信条殊为不同。但日本人却是如此行事的：选定一条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了，就很自然地换另一条路。他们的这种行事方式，我们能否考虑在战后加以利用呢？还是这只是被单独俘虏的士兵才表现出的特殊行为呢？就像日本人在战时的其他独特行为强迫我们思考一样，他们的上述种种行为也为我们提出了如下问题：如何理解他们受其制约的整个生活方式，他们各种制度起作用的方式，以及他们习得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