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西班牙（1300—1517）

西班牙的景观（1300—1469）

西班牙的层峦叠嶂，一则形成保护，一则造成悲剧：这些山峦虽然使西班牙免于外患，同时也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政治的统一及参与欧洲文艺思潮的机会。在半岛西北方的小角落里，这群巴斯克（Basque）的半游牧民族，随着季节的更替，将羊群从平原驱向山丘，然后循山而下。他们有许多是农奴，却自称贵族。他们组成的三省，在主权松弛的卡斯蒂尔或纳瓦尔王国中实行自治。天主教徒斐迪南将其南部并入卡斯蒂尔之前（1515年），纳瓦尔一直是一个独立的王国。该国其余部分，后来成为法国的国王封地。萨丁尼亚（Sardinia）于1326年为阿拉贡所并，接着是巴勒尔（Baleare）于1354年，西西里于1409年，被阿拉贡吞并。阿拉贡本身由于受到瓦伦西亚、塔拉戈纳、萨拉戈萨及巴塞罗那诸地工商业所赐，日益富足。当时，卡斯蒂尔是西班牙诸王朝中势力最强、疆域最广的，它统治着人口众多的奥威耶多、莱昂、布尔戈斯、巴利亚多利德、萨拉曼卡、科尔多瓦、塞维尔及其首都托莱多诸城；其国王在西班牙境内向最多的听众弹奏音乐，并下最大的赌注。

国王阿方索十一世改良卡斯蒂尔的法律与王廷，促使好战的贵族转而对抗摩尔人，同时奖掖文学与艺术，并以一位颇能生育的女人酬劳自己。其王后为他生下的太子，却在晦暗、疏忽及悔恨中长大，成为“残忍者”佩德罗。佩德罗15岁时继位（1350年），这使老国王的9位私生子大失所望。他们均遭放逐，他们的母亲莱奥诺拉·德古斯曼（Leonora de Guzman）则被赐死。佩德罗出身波旁皇族的新娘布兰奇（Blanche）远从法国不请自来时，他即与她结婚，度过了两夜春宵，旋即以阴谋的罪名，予以毒害（1361年），然后娶了姘妇玛丽亚。后者倾国倾城的美貌，据说曾使宫廷骑士为之痴迷而狂饮她沐浴后的水。虽然如此，佩德罗甚得下层阶级的爱戴，他们一直支持他到痛苦之终点。其同父异母的兄弟屡次企图篡位，迫使他采取一连串诡计、谋杀及亵渎行为。最后，特拉斯塔马拉（Trastamara）的亨利——莱奥诺拉（Leonora）的长子——组织了一支成功的叛军，亲手血弑佩德罗，成为卡斯蒂尔的亨利二世（1369年）。

根据马基雅维利的理论，道德不符合王位者为王则属非法，统治者尽管大玩权术甚至谋杀。但1450年，正是为数约千万的人民，创造了西班牙的文明。他们每以纯粹的血统自豪，却是凯尔特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罗马人、西哥特人、汪达尔人、阿拉伯人、柏柏尔人与犹太人的混血。其社会底层为少数的奴隶与直到1471年才摆脱奴属的农民；其上为工匠、制造匠及城里的商人；再上则依尊贵之次为骑士（caballero）、系属于国王的贵族（hidalgo）及独立的贵族（procere）；与这些俗人并列的，则为起自教区牧师、主教、院长，上达大主教、红衣主教的教阶人士。每一个城镇都有议会，并派代表加入由贵族和高级教长组织的省或全国议会。理论上，国王的敕令须经这些“法庭”的同意方成法律。工资、工作情况、价格与利率均由市议会或同业公会组织加以规定。商业则因为皇室的垄断、省或地方对进出口货设立的官卡、不统一的度量衡、贬值的货币、路途上的贼匪、地中海上的海盗、教会对牟利的谴责及主宰大部分工商业的穆斯林与管理财政的犹太人的迫害，而受到层层阻挠。一家省银行以政府信用作保而在巴塞罗那开业（1401年），汇票于是发行；海上保险则至1435年才开始出现。

西班牙人身为闪米特人后裔，却又受到反闪米特人思想的影响，因而他们在血液里保留非洲的热度，并像柏柏尔人一样，在语言与行动上趋于暴烈。他们的心灵敏锐而好奇，却失于轻信并畏于迷信。他们即使在贫困、凄惨之中，还保持着精神的傲然独立与举止的尊贵。他们贪多务得，但并不轻视穷人，也并不吮舐富者之鞋。他们轻视并规避劳动，但也坚忍刻苦。他们懒惰，却征服了半个新大陆。他们渴求探险、壮丽与浪漫，即使以代理的方式，他们也要饱尝危险的滋味。属于克里特与罗马的一种遗迹的斗牛，早已成为全国性的游戏，正式、庄严、多彩多姿、苛刻，并教人勇敢、艺术技巧及敏捷的智力。但像现代的英国人（不像伊丽莎白时代的英国人）一样，西班牙人以消极的态度对待欢乐。土壤的干旱不毛与山坡阴影，反映为心绪的枯燥忧郁。他们的举止缓慢而优雅，太过卫生；每个西班牙人都是彬彬君子，但绝少浴血骑士。骑士仪节与比武之风，盛行于下层民间。“名誉攸关”成为一种宗教。妇女在西班牙不为女神，即为囚犯。上层社会的衣着，平日显得朴素，但到了周日和宴乐场合，则盛露光彩，纷纷炫示着彩带、绫罗、襞襟、软衬和金饰。男士酷嗜香水与高跟鞋，而妇女也不以自然的娇媚为满足，纷纷以色彩、飘带及神秘的面纱蛊惑男士。性的追逐，以千奇百样的方式与伪装滔滔而下。教会的恐怖、致命的法律与“名誉攸关”，都力图阻止这种疯狂的追求，但爱神维纳斯战胜一切，妇女的丰腴胜过土壤的恩赐。

西班牙境内的教会是王室不可分的同盟。它不大理会罗马教皇，经常要求改革教皇职位——甚至向坚毅的亚历山大六世提出改革。西蒙红衣主教于1513年禁止尤里乌斯二世为重建圣彼得大教堂而在西班牙境内发卖赎罪券。事实上，国王被认为是西班牙教会的首领，斐迪南在这件事上并不须等待英国国王亨利八世的教导。西班牙境内，无须宗教改革，以使国家与教会、国家主义与宗教合而为一。西班牙教会乐得在一个自觉需要仰赖它用以维持道德秩序、社会安定及民众顺从的政府下，享受实质上的特权，以作为不成文交易的一部分。教会里的人员，即使是小小的教职，也仅附属于教会法庭。教会拥有大量的土地，由佃农耕作。它还可抽取其他供佃农自用的小土地上收成物的1/10，但须付出什一税中的1/3给国库；其他方面，则都免税。西班牙的教会，可能比除意大利外其他任何国家的教会富裕。教士的道德与修道院的教规，显然超出中古的一般水准；但像其他地方一样，教士的姘居现象普遍且被宽恕。禁欲主义在比利牛斯山以北尽管堕落，在西班牙却持续不坠；甚至有情人鞭笞自己，以软化温柔、胆怯的姑娘，抑或借以达到某种虐待狂似的亢奋。

普通百姓效忠于教会与国王，因为他们必须如此，才能勇敢而有效地对抗自古以来的敌人摩尔人。格拉纳达（Granada）的征夺，被视为一场为神圣信仰而战的战争。在圣节假日，男女老少，不分贫富，纷纷以庄严的队伍跟在代表圣母或圣者的大偶像之后，或阴郁静默，或合唱着圣歌在街上游行。他们坚信精神世界才是他们真正的居所和永恒之家，尘世生活只是一种邪恶短暂的梦幻。他们痛恨异教徒，而视其为国家统一与信仰的出卖者，因此不反对予以活烧。他们认为这只是对愤怒的上帝最应该做的。下层阶级几乎没有接受过学校教育，当时的教育几乎全属宗教。顽强的全国议会，在异教徒墨西哥人中发现一种类似基督教的圣餐之后抱怨道，撒旦已把圣餐教给他们，其目的只是为了困扰那些征服者。

西班牙天主教的坚强，是与穆斯林及犹太人经济竞争的结果，后两者合计占境内1/10的人口。糟糕的是，摩尔人占有肥沃的格拉纳达，但更令人激怒的是那些穆德加尔人（Mudejare）——居住在西班牙基督徒之间尚未归化的摩尔人。他们在商业、工艺与农业方面的技术，为大部分受役于原始苦工的人民所羡慕。尤其不可饶恕的，是西班牙境内的犹太人。基督教的西班牙迫害他们达千年之久。犹太人被任意的征税、强迫借贷、没收财产、谋刺及强迫受洗，还被强迫聆听天主教的传道，有时在犹太人自己的会堂举行，目的在于促使他们归化。倘若基督徒接受了犹太教，法律即可判以死刑。他们常受邀请或受召与基督教神学家辩论，必须在耻辱的战败或危险的胜利之中做一选择。他们与穆德加尔人一而再地被要求佩戴醒目的标志——通常是在衣肩上佩一个红圈。犹太人不得雇用基督徒为仆人；他们的医生也不得为基督徒病人开处方；他们的男人若与基督徒妇女结婚，便被处死。

1328年，一位圣方济各派的修道士讲道刺激纳瓦尔境内埃斯特拉（Estella）的基督徒，屠杀5000名犹太人，并烧毁他们的房舍。1391年，马丁内斯（Fernàn Martinez）的传教，更引起西班牙境内每一座主要城市的人民大肆杀戮拒绝归化的犹太人。1410年，巴利亚多利德及其他城市受到神圣而狂热的费勒（Vicente Ferrer）雄辩的蛊惑，下令将犹太人与摩尔人限定在划出的区域里，他们的门户从日落到日出必须关闭。这种隔离大概是为了保护。

即使在这些摧残之下，犹太人依然坚忍、刻苦、精明，抓住每一个发展机会，逐渐昌盛繁荣起来。卡斯蒂尔的有些国王像阿方索十一世与“残忍者”佩德罗，均予以照顾，并提拔有才能的犹太人在政府中担任高职。阿方索任命约瑟夫为财政大臣，任命另一位犹太人萨缪·利伯恩—瓦卡为御医。可惜他们滥用职权，被判谋反之罪，死在狱中。萨缪尔·阿布拉法（Samuel Abulafia）重蹈覆辙，他在佩德罗手下担任财政部长，聚敛一大笔财富，最后被国王处死。早在1357年，萨缪尔曾在托莱多建立一座富有古典淳朴与高雅之美的犹太会堂，到斐迪南时，改为埃尔·特兰西托（El Transito）基督教堂，现则由政府保留为西班牙境内希伯来—摩尔人的艺术纪念物。佩德罗保护犹太人，反而造成他们的不幸。因为后来亨利废黜他时，有1200位犹太人被战胜的士兵屠杀（托莱多，1355年）；更惨的杀戮于佩德罗将“自由兵团”带进西班牙时相继展开。佩德罗“自由兵团”是杜盖克兰（Du Guesclin）从法国暴民中招募来的队伍。

成千的西班牙犹太人宁可受洗，而不愿受到虐待与集体屠杀的恐怖。身为合法的基督徒，这些皈依者可沿着经济与政治的阶梯，在各行各业，甚至在教会里爬升而上。有些成为高级教士，有些成为国王的顾问。他们在财政上的才能为他们赢得聚集和管理国税的权力，因而受人忌妒。其中有些享有贵族的安适，有些则因其成功惹眼招妒。愤怒的天主教徒将这些皈依者牢牢冠上“猪仔”的野蛮名号。然而，有些徒有门第而缺乏财富或对才能表示敬重的基督教家庭却在婚姻上接受他们。如此，西班牙人，尤其是上层阶级，终于实际地混入了犹太人的血统。天主教徒斐迪南与异端裁判官托哥马达（Torquemada）的祖先均为犹太人。教皇保罗四世与国王菲利普二世交战时，直称菲利普和西班牙人为“犹太人与摩尔人的败种”。

格拉纳达（1300—1492）

伊本—巴图塔（Ibn-Batuta）描述格拉纳达为“世界上任何城市均难与之相比……环绕于此的尽为果园、花圃、开花的草原与葡萄园”；城中则为“高贵的建筑”。其阿拉伯名字为卡尔纳塔（Karnattah），意义不明；西班牙的征服者命名为格拉纳达——“满布种子”——大概由于邻近盛产石榴树而得名。此名不仅包括该城，而是包括克雷斯、雅恩（Jaén）、阿尔米里亚（Almería）、马拉加（Málaga）及其他城镇在内的一个省份，总人口约400万。占有1/10人口的首都，“像一座守望塔般”矗立于山巅之上，俯瞰着一座壮观的山谷。山谷则因周密的灌溉与科学的耕作，一年有两次收成。城墙上的上千座瞭望塔，保卫此城免受环伺的敌人的攻击。宽敞而优雅的巨宅庇荫着贵族；公共广场的喷泉，缓解了太阳的炙热；在阿尔罕伯拉（Alhambra）王室神话似的宫殿里，正有位酋长、苏丹或哈里发在主持朝政。

所有农产的1/7须付与政府，大约同样的比例由统治阶级取得，作为经济管理与军事领导的费用。统治者与贵族另将岁收分给艺术家、诗人、学者、科学家、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同时资助一所大学；大学里有学问的基督徒与犹太人任教职和校长。大学正门上刻着铭文：“斯世靠四事支持：智者之学问，伟人之正义，善者之祈祷及勇者之胆识。”妇女可以自由分享文化生活，我们知道不少摩尔人的格拉纳达的女博士的姓名。当时有人这样说道：“女人的出色，以其体态的匀称，身体的文雅，长发的飘舞，牙齿的白晳，与挪动的轻盈……交谈的迷人与呼吸的清芬。”个人清洁与公共卫生，比同时期的基督教国家进步。服装与礼俗均极堂皇，而竞赛或化装游行，更增添了宴乐节日的光彩。其时道德松弛，暴行屡见不鲜，但摩尔人的慷慨与诚实，赢得基督徒的赞美。关于格拉纳达的“市民的名声”，西班牙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名不虚传。他们口头一句话，比我们之间所作的书面契约更值得信赖。”然而奢侈的滋长，终于腐蚀了国家的元气，内部的不和，则招致外来的攻击。

另一方面，基督教的西班牙在慢慢巩固其王国并增加其财富。她以羡妒的目光，仰视这个繁荣之地。后者的宗教，以其邪异的多神教来痛诋基督教；其港口也是招致异端势力的危险开口；尤有甚者，那些肥沃的安达鲁西亚（Andalusia）田野，正可补偿北部许多贫瘠的土地。格拉纳达得保自由，完全在于天主教西班牙的分裂。即使如此，公国仍然同意（1457年）岁岁入贡卡斯蒂尔。嗣后鲁莽的阿里·阿布—阿尔—哈桑（Ali Abu-al-Hasan）竟然拒绝继续这种收买和平的贿赂（1466年），所幸当时亨利四世正放荡得无暇迫使其顺服。但后来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登上卡斯蒂尔的王座之后，随即派遣特使要求恢复朝贡。这时，阿里不要命地大胆回答说：“去告诉你的君主，说格拉纳达以前朝贡的国王都已经死了，我们的铸币厂现在只铸剑！”并没警觉到斐迪南本身的钢铁（指其意志）比摩尔人铸币厂的还多。阿里借口受到基督教的边界侵扰，突袭占领基督教的边城沙哈拉（Zahara），将城内所有居民赶入格拉纳达，并售卖为奴（1481年）。马奎斯（Marquis）以劫掠阿拉马（Alama）摩尔人的堡垒作为报复（1482年）。格拉纳达的征服已经展开。

爱情使战争趋于复杂。阿布—阿尔—哈桑竟然迷恋上一位女奴，迫使王后苏丹娜·艾莎（Sultana Ayesha）策动人民废黜夫君，同时加冕其子阿布—阿布杜拉（Abu-Abdallāh）——西方所熟知的波迪尔（Boabdil）——为王（1482年）。阿布—阿尔—哈桑逃到马拉加，一支西班牙的军队包围该城，结果几乎被仍然效忠于哈桑的军队在阿亚魁（Ajarquia）山脉中的山道上歼灭殆尽。波迪尔由于羡妒父王的军事武功，也从格拉纳达率领军队攻击卢塞纳（Lucena）附近的一支基督教军队。他奋勇战斗，但失败被俘。后因答应帮助基督徒对抗其父王，并年付1.2万杜卡特给西班牙政府后，方得释放。同时，其叔阿布—阿布杜拉希（Abu-Abdallahi）——以“勇者”闻名——自立为格拉纳达的酋长。一场三角内战，便在叔、父、子之间，为了争夺格拉纳达的王座而爆发。结果是父亲死亡，儿子占领了阿尔罕伯拉宫，叔叔则退至瓜迪克斯（Guadix），并从那儿一再攻击目之所及的西班牙人。波迪尔欲效法此技，也否认被俘时的保证与朝贡，积极备战以抵抗无法避免的袭击。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驱遣3万士卒蹂躏生长食物的格拉纳达的平原，磨坊、谷仓、农舍、葡萄园、橄榄林与橘林均遭摧毁。马拉加受到包围，以阻止其对格拉纳达的支援。该城一直坚守到老百姓吃光马、狗与猫，成百地死于饥荒或疾病为止。斐迪南迫其无条件投降，同时判定1.2万名幸存者为奴隶，但允许富人交出一切所有物以赎回自由之身。“勇者”阿布杜拉希只有屈服。都城外的格拉纳达整个省份，便落入基督徒手里。

天主教的君主在围城外，为其军队建立一座称为“圣塔菲”（Santa Fé）的坚固城市，以等待饥荒将“安达鲁西亚的荣耀”拱手交出，任其摆布。摩尔人的骑士纵马出城，单挑西班牙的骑士，彼此同样骁勇善战。但斐迪南发觉手下英勇的骑士一个接一个战死，便终止了这种比赛。波迪尔不得已率军做一绝望的突袭，结果被击退。他再向土耳其与埃及的苏丹分头求援，但均落空。

1491年11月25日，波迪尔签订城下之盟，征服者仁至义尽。格拉纳达的人民，得以保留其财产、语言、服装、宗教与仪式；他们受自己的法律与法官裁判；并在3年后方得征税，其税目也只限于过去所征收的。此外，该城由西班牙人占领，凡是想离开者均可离开，凡愿返回伊斯兰教非洲者，均有交通供应。

格拉纳达的人民却在反抗波迪尔的投降。暴动迫使他将格拉纳达的钥匙交给斐迪南（1492年1月2日），然后与亲属及50位骑兵骑马经过基督教的阵线，到达他将以卡斯蒂尔的附庸身份行使统治的一个山区小侯国。他从经过的峭壁上回头对已经丧失的富丽城市投下最后一瞥。那一座山巅，至今仍然称为“摩尔人最后的叹息”（El Ultimo Sospiro del Moro）。他的母亲谴责他的眼泪说：“你哭得真像女人，因为你不能像个男子汉那样抵御。”

同时，西班牙的军队进入格拉纳达。门多萨（Mendoza）红衣主教将一支大银质十字架挂在阿尔罕伯拉王宫之上，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也跪在城市广场上，感谢上帝在经过781年之后，终于将伊斯兰教逐出西班牙。

斐迪南与伊莎贝拉

在特拉斯塔马拉的亨利之死（1379年）与斐迪南登上阿拉贡王座之间的这一个世纪，就西班牙而言，可以说是一段休耕时期。一连串懦弱无能的君主，准许贵族你争我夺而使土地凌乱不堪；政府怠惰、腐败，私仇公行不禁，内战频仍，商旅患道，而田地也时受军队掠夺，致使农民留而未耕。在爱音乐与诗歌而不理国家琐务的卡斯蒂尔君主约翰二世的漫长统治（1406—1454年）之后，继之为亨利四世不幸的任期。后者以其行政的无能、币值的败坏及将税收挥霍在所宠爱的寄生虫身上，而赢得“无能者”亨利的称呼。他将王位嘱托给他称为女儿的胡安娜（Juana）；贵族们否认亨利的出身和权势，强逼他提名其妹伊莎贝拉为继承者。但他死时（1474年），重新肯定胡安娜的合法地位和统治之权。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即从这一瘫痪的混乱中，铸造了使西班牙在欧洲称强达一个世纪的秩序与政府。

一批外交家说服了18岁的伊莎贝拉，与其年仅17岁的表弟斐迪南结婚（1469年），为未来的功业铺路。他们都系出特拉斯塔马拉的亨利。斐迪南当时已是西西里的国王，待他父亲一死，又可兼为阿拉贡的国王，这门亲事因此可结联三国为一强大的王国。保罗二世拒绝出具表兄妹婚姻合法化所需要的教皇敕书，这一必要证件，于是由斐迪南父王及巴塞罗那的大主教共同伪造。待此完成之后，真正的敕书才从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那里得来。更为困难的是新娘的贫穷，因新娘之兄拒绝承认这门婚姻，而新郎的父亲已深陷于战争，不能提供一场皇家仪式。一位犹太律师贷款2万苏尔多（sueldo），才铺平婚姻的道路。款项在伊莎贝拉后来成为卡斯蒂尔的女王时方才偿还（1474年）。

伊莎贝拉继承王位之权，受到娶胡安娜为后的葡萄牙王阿方索五世的挑战。战争在托罗（Toro）打响，斐迪南在该地领导卡斯蒂尔人走向胜利之路（1476年）。3年后他继承了阿拉贡的王位；除了格拉纳达与纳瓦尔两地之外，全西班牙已都在一个政府的统治之下。伊莎贝拉成为卡斯蒂尔的女王；斐迪南则统治阿拉贡、萨丁尼亚与西西里，同时分治卡斯蒂尔。后者的内政管理，留归伊莎贝拉，但王室的特许状与命令，均须由两位统治者加以签署，同时新的硬币都铸上国王与女王的头像。

据其朝臣的描述，伊莎贝拉之美，举世无匹，面貌姣美，身材中等，眼睛湛蓝，头发棕色泛红。她比斐迪南受的教育多，心智虽不敏锐，但也不残忍。她眷顾诗人，并与谨慎的哲学家交谈，但更喜与修士为伍。她选最严厉的道德家当她的听告解者和导师。她虽然嫁给不忠实的丈夫，但似乎一直忠于婚姻。她生活在道德放荡的时代里，却是性方面庄重的模范。处在腐败的官吏与奸险的外交家之间，她仍然保持坦白、爽朗而不堕落。她母亲在严格的正教与虔诚中教养她，她再予以发展到苦行禁欲的边缘。她压迫异端的严厉与残忍，一如她在其他任何事上的和善与仁慈。她是自己孩子温柔的守护者，也是朋友忠诚的梁柱。她大量地捐助教会、修道院与医院。她的正统信仰并未阻止她谴责文艺复兴时期某些教皇的不道德。她极具勇气，令人钦佩；她抵制、克服并驯服强大的贵族，默默地承担大伤恸，并勇敢面对战争的艰难与危险。她认为在大众面前维持女王的尊严是明智之举，因此极力炫示昂贵的锦服、珠宝；但私下她穿得朴素，吃得节省，闲暇则做些女红，送与自己所爱的教会。她对工作劳心劳力，亲自发起有益的改革，而且或许过分地管理司法；她一心只想将她的王国从没有法律的紊乱中提升到一种守法的和平状态。与她同时代的外国人，如保罗·乔维奥（Paolo Giovio）、圭恰迪尼及贝厄德（Bayard）骑士，把她列为当时最能干的统治者之一，并比之为古代的巍峨女杰。她的臣民虽不耐烦国王的统治，对她却崇拜不已。

卡斯蒂尔的人民无法宽恕斐迪南外国人（阿拉贡人）的身份，虽然他们以他为成功的政治家、外交家及骑士而自豪，仍然在他身上找出许多缺点。他们把他冷漠、孤僻的个性与女王的温煦和善，他的迂回多虑与她的直率坦诚，他的吝啬与她的慷慨，他对下属的苛刻与她对臣仆的厚酬，及他婚外的放荡与她默默的节欲，分别做对比。他们或许不怨恨他设立宗教裁判所及他利用宗教感情作为战争武器；他们赞许对抗异端的战役，格拉纳达的征服，及未归化的犹太人与摩尔人的驱逐；他们最爱戴他的，却是后代最少赞扬的。我们没有听到人民对他严刑峻法的抗议——亵渎者，割去舌头；鸡奸者，活活烧死。他们觉察出，若不妨碍个人的利益或王室的政策时，他可以公正甚至仁慈；他虽较喜在谈判时与人唇枪舌剑，而不喜在战场上与人争勇斗狠，但他能智勇俱全地统率三军；他的小气，并非供作个人奢侈之需，而是移作扩建西班牙之用。他们必已赞许他节俭的习惯，他在困境中所表现的坚定，他在腾达时所表现的节制，他对助手的精挑细选，他对政府的鞠躬尽瘁及他以弹性的坚持与谨慎的手段，追求高远的目的。他们宽恕他身为外交家所惯用的欺骗伎俩，他经常背信；其他所有的统治者，不也使用同一手法来哄骗他并欺弄西班牙吗？“法兰西国王，”他狞笑道，“抱怨我骗过他两次。这个傻瓜在说谎——我曾经骗他十次，甚至更多次。”马基雅维利仔细研究过斐迪南，他于品味其狡诈之余，赞扬道，“其行径……通通伟大而略突出”，并称他为“基督教国家中最重要的国王”。圭恰迪尼也写道：“这位王子言行之间真有天壤之别，而其立下步骤，又何等深沉奥秘！”有些人认为斐迪南幸运，但事实上他是小心准备，以待大事，并立刻抓住机会。我们若对他的善与恶加以衡量，其结果为，他至少已将西班牙从停滞破碎的混杂中统一壮大起来，成为下一代欧洲的霸主。

他与伊莎贝拉合力恢复卡斯蒂尔人民生命与财产的保障；重振圣兄弟会，作为维持地方秩序的民兵团体；终止道途上的抢劫与男女的风流韵事；重组司法并制定法律；收回以前国王轻率让予宠幸者的国有土地；严格要求贵族完全服从王权；像法国与英国一样，封建自由与混乱也不得不让步给绝对王朝的中央命令；各城市自治区域，也照样放弃其特权；省议会很少召开，若行召开，主要也在投票赞成政府征收基金；根基薄弱的民主，便在刚勇的国王之下憔悴而死。即使对“天主教的君主”异常珍贵的西班牙教会，也削去了一些财富与一切内政管辖权；教士的道德，受到伊莎贝拉大力的改革；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也被迫将任命西班牙境内高级教士的权力让予政府。能干的教士像西蒙及门多萨，均立刻被提拔为托莱多的总主教及国家首相之职。

西蒙主教的个性，与国王同样积极而强悍。他出生于高贵却贫穷的家庭，少年时即献身教会。他在萨拉曼卡（Salamanca）大学，20岁即获得民族与宗教法博士学位。他在锡古恩萨（Sigüenza）教区，为门多萨当过数年的教区牧师与行政首长。他成功但不快乐，几乎不在乎名位或财物，他后来进入西班牙最严格的修道会——圣方济各会。只有苦行才令他愉悦：他睡在地面或粗硬的地板上，经常绝食，鞭笞自己，并穿一件紧贴皮肤的苦行衫。1492年，虔诚的伊莎贝拉选这位憔悴的修道士当私人牧师和听告解者。他以能继续住在修道院，并恪守严苛的圣方济各戒律为条件，而接受该职。这一指令使他成为圣方济各会省区的领袖，该会在他要求之下，也受到严酷的改革。伊莎贝拉提名他当托莱多总主教时（1495年），他先是拒绝，但经过6个月的抵抗后，终因受到教皇的敕书而屈服。他现将60岁，似乎诚愿以一个修士之身终老。他身为西班牙的总主教和皇室议会的首领，仍继续其严苛的生活；他在因职责所需的灿烂衣袍下，再穿上粗糙的圣方济各会长服，而长服底下，仍旧穿着苦行衫。尽管受到高级教士的反对，但得到王后的支持，他将严格施行于自己修道院的改革，推行到其他所有的修道院。就像完全失去谦卑的圣方济各，突然间被赋予了圣伯纳与多米尼克的权力与才能似的。

这位深沉的圣者发觉两位尚未归化的犹太人高居在朝，心里总不愉悦。最得伊莎贝拉信任的朝臣之一为“大亚伯拉罕”（Abraham Senior），他与阿布拉内尔（Isaac Abrabanel）一起为斐迪南征集税收，并筹备格拉纳达战争的经费。国王与王后此时特别关心这些归化者。他们曾经希望，假以时日，这些归化者均将成为诚恳的基督徒。伊莎贝拉曾特别准备教义问答以教导他们，但他们有许多人仍然秘密维持他们旧的信仰，并传给他们的小孩。天主教徒对未受洗的犹太人的厌恶，暂时缓和，但对“新基督徒”的怨恨，却日益加深。反抗他们的暴动，在托莱多（1467年）、巴利亚多利德（1470年）、科尔多瓦（1472年）及塞哥维亚（1474年）各地相继爆发。宗教问题同时也构成种族问题。年轻的国王与王后极力设法平服种族、语言与信仰的杂异及冲突，使之归于统一并带来社会安宁的方法。他们认为，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再没有比在西班牙恢复宗教裁判所更好的办法了。

宗教裁判所的措施

今日，我们对于世界与人类之起源与命运的见解，如此不同，故在大部分国家里，人们已不再惩处宗教信仰不同者。我们目前的不容忍，只是针对那些敢于质问我们的经济与政治原则之士。我们解释这种独断主义，其所持之理由为：任何加之于这些珍贵的假定之上的怀疑，均将危害到我们国家的巩固与生存。直到17世纪中叶以前，基督徒、犹太人与伊斯兰教徒，比我们今日更敏锐地关怀宗教一事。他们的神学理论，乃是他们的至宝与信托品。他们将拒斥这些信条的人士，视为攻击社会秩序基础及人类生命真正意义的敌人。每一个集团均因确信而难以容忍，并将他人视为异端。

由于孩童教育与环境的影响，几乎所有的中古基督徒，都相信《圣经》字字均由上帝口授，同时相信上帝之子直接建立基督教会。基于这些前提，人们自然认为上帝希望所有的国家，均为基督教国家，而异教的流行，也必然是对上帝的全然侮辱。此外，由于任何一位异端，必然受到万劫不复的惩处，故宗教法官相信（许多人似乎如此诚挚地相信），只要能消除一个异教徒，他们便能挽救他潜藏于内心的皈依本性，或是挽救自己免于永恒的地狱。

处在真正神学家气氛中的伊莎贝拉，大概也持有这些观点。斐迪南是现世的刚硬人物，可能会怀疑其中的某些见解；但他显然了解，宗教信仰的一致将使西班牙更容易统治，并能更坚强有力地打击敌人。经他与伊莎贝拉的请求，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终于颁行一道敕书（1478年11月1日），赋权他们任命6位持有神学与宗教法学位的僧侣，为宗教裁判所的评议员，以调查、惩处异教徒。这一道敕书的显著特色，是西班牙君主拥有提名宗教裁判所人员的权力。较早的异端裁判组织，则由多米尼克或圣方济各会的省区领袖推举。和在下一世纪奉行新教的德国与英国一样，这里的宗教臣属于国家达三代之久。但从技术上看，这些异端裁判者只是由君主提名，再经教皇任命；他们的权威系由教皇批准而来。这一机构依然是教会的——它是教会的一个组织，而教会又是国家的一个组织。政府一方面提供宗教裁判所的经费，一方面收受其净利。国王与王后对其工作密切监视，人民若不服该所的裁判，还可向他们上诉。在斐迪南的一切统治工具中，这一组织最称他的心。他的动机主要不在财政；他虽可取利于定罪者被没收的财产，但他拒收足以操纵裁判者的富豪罪徒的贿赂。他的目的在于统一西班牙。

异端裁判者被赋予雇用教会或俗世的助理作为调查员或行政官员的权力。1483年后，整个组织划归于一个名为异端最高总裁判庭。宗教裁判所的管辖权，延伸至西班牙境内的所有基督徒，并未触及尚未归化的犹太人或摩尔人，其恐怖的箭头指向有恢复犹太教或伊斯兰教之嫌的那些归化者，及被指控为异端的基督徒。直到1492年，尚未皈依基督教的犹太人，反比受洗的犹太人安全。教士、僧侣与修道士要求免受异端裁判，但均遭拒绝。耶稣会抗拒该所的管辖权达半个世纪之久，结果仍然屈服。最高裁判所权力的唯一限制为君主的权威，在后来的几个世纪里，即使君主的权威也受漠视。宗教裁判所要求，并通常接受所有俗世官吏的合作。

宗教裁判所自定法律和程序法典。在城市建立法庭之前，该所经教区讲坛颁行一道“信仰敕令”（Edict of Faith），要求凡是知道任何异教活动的，均得向异端裁判者报告。每个人均被鼓励成为密探，以告发其邻居、朋友及亲戚（在16世纪，不允许指控近亲）。告密者可获得完全的保密与保护；凡知情不报和掩护异端者，均将受到峻厉的咒逐——逐出教会及诅咒。倘若一位受洗的犹太人仍然指望弥赛亚的来临；倘若他还保持《摩西法典》中的饮食法规；倘若他以星期六为崇拜与安息日，或在那天改换其亚麻衣衫；倘若他以任何方式庆祝犹太的任何一个圣日；或对自己任何一个孩子施行割礼，或命以任何的希伯来名字，或没做十字记号即予祝福；倘若他进行祈祷，不加荣耀一词便重复《圣经》的福音；倘若他临死面向墙壁——凡此等及类似者，均被异端裁判者视为秘密异端的表征，须立即呈报法庭。在“恩典”一词之下，任何感到有异端之嫌的人均可前来忏悔。这样，他虽将受到罚金或苦行的惩罚，仍可获得宽恕，条件是他必须揭发他可能知道的其他异端。

异端裁判者对告密者与调查员收集的证据，似乎都仔细审查。倘若裁判所一致认为该被告有罪，便发拘票捕人。被告被单独监禁，只有裁判所的代理人才能与之交谈，任何亲戚不得探访。通常，他必须戴上镣铐。他须携带床铺衣物，且支付监禁与维持生活的所有费用。假使所付的款额不足，则其相当数目的财产将被拍卖，以应所需。其剩余的财物则由宗教裁判所的官员予以扣押，以避免被告将其藏匿或另作处置而逃避没收。大部分的情形为：卖出部分财物，以养活犯罪者家中没有劳动能力的人。

被逮捕者提审时，由于裁判所已先判定其有罪，此时被告的责任为证明自己是无辜的。审判秘密而不公开，辩护者（被告）如果获得释放，须发誓绝不揭露有关审判的任何事实。没有任何证人出面指证，他们的名字也不向他提起。异端裁判者称这一程序就保护告发者而言，是必需的。被告首先不被告以受人指控之罪；他只受邀来承认他本身的放弃正教信仰与崇拜，并说出他怀疑有异端之嫌的人。倘其招认令裁判所满意，则他可能受到死刑之外的任何惩处。倘若他拒绝招供，他得选择发言人为他辩护。这时，他被单独监禁。在许多案例中，被告因受到折磨而诱出口供。通常案件得以拖延数月，而手铐脚镣的单独监禁，常足以获得裁判者想得到的任何口供。

刑讯只在大多数的裁判者投票赞成后施行。其理由为：证据虽未使罪行确定，但已有可能。通常如此判决的刑讯均予延后，以使被告对其恐惧，而能诱出口供。异端裁判者似乎相信刑讯对于已被指为罪犯的被告而言，是一项恩典，因为招供之后，他可得到较轻的惩罚；即使在招供之后，仍须处死，他也能够享受教士的赦免，而不堕入地狱。然而单单认罪犹嫌不足，裁判所也可能施用拷刑，以逼迫愿招之被告，说出犯上异端或罪恶的连带人物。互相矛盾的证人，也可能受刑以找出谁真谁假。奴隶也可能受刑而招出不利于主人的口供。刑讯逼供没有年龄限制，13岁的少女与80岁高龄的老妪，都有可能被架上拷问台。但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的法规通常禁止虐待哺乳期妇女，或心脏衰弱者，或被控以轻微的异端之罪者，比如普遍认为通奸不过是可宽恕的轻微之罪。拷刑不得令犯罪者永久残废，而且只要随侍的医生下令，便得停止。刑讯只在负责该案的裁判者、一名公证人、一名记录秘书及一名地方主教的代表之前施行。方法随时间、地点而不同。受难者的双手可能被反绑在背后，然后吊起；也可能被缚得不能动弹，然后慢慢用水灌入喉咙，直到几乎窒息为止；或可能被绳索绑住手臂与腿，然后拉紧，直到绳索穿肉刺骨。我们听说西班牙宗教裁判所使用的刑讯，比早期教皇的宗教裁判所或当时俗世宫廷使用的温和。主要的折磨是延长监禁。

宗教裁判所不仅是检察官、法官与陪审团，还颁布信仰与道德的律令，并建立次序或刑罚。在许多情形下，刑罚还算慈悲，因悔罪者的年龄、无知、贫穷、醉酒或一般的令誉而免除部分惩罚。最温和的惩罚是申诫，较严重的是强迫公开宣誓放弃异端邪说——此举甚至使无辜者也长留标志到死。通常被定罪的悔罪者，须身穿“悔罪服”——绘有燃烧火焰的十字架的衣服——定期参加弥撒。他可能袒露至腰，身披罪行标志而游行过街。他本人及其后代子孙可能永远不得担任公职。他也可能被逐出城，偶尔也被逐出西班牙。他可能被鞭打一两百下，到“安全限度”为止。此刑男女同等。他可能遭受囚禁，或流放到军舰上服役——斐迪南倾向于后者，认为对国家较为有用。他也可以缴付一些罚款，或没收其财产。在有些案例中，死人也被控以异端，并接受死后审判，财产没收充公。这时，其继承者即丧失遗产权。告发已死的异端者，可得30%至50%的利益。凡是害怕这种追溯既往判决的家庭，有时向裁判者付出“和解费”，以保障其继承的遗产不被没收。财富因而变成了富人的一项危险，及告发者、异端裁判者与政府的一种诱惑。随着金钱流入宗教裁判所的钱柜，里头的官员追求黄金比保存正教信仰更加热心，腐败堕落也假宗教之名盛行起来。

最大的惩罚为火刑，保留给那些被判定犯了严重的异端之罪，而未在判决宣布前承认者，及那些虽已及时招供，虽已获得“和解”或宽恕，但过后又流为异端之徒。宗教裁判所本身宣称它绝不杀人，只不过将定罪者交给俗世政府；但无论如何它明晓刑法规定，凡严重犯上或不知悔改的异端，均须火焚于柱上。教士正式出现在公开焚烧异教徒的场合，即坦然显示教会的责任。“信仰之举”不仅仅在火焚一事，而在判罪与执行时的整个仪式。其目的不仅在于恐吓潜藏的触犯者，还在于训诲子民，使之预尝到最后审判的滋味。

起初，火焚的程序很简单：那些被判死罪者被送到公众广场，然后列成一排被缚在柴堆上，异端裁判者端坐在对面的平台上，口念认罪的最后呼吁，继而宣读判文，点燃火把，这场痛苦终告圆满结束。但后来由于火焚渐多，威慑力降低，其仪式更加复杂并令人惊惧，而以一出精密安排、耗资无数的大戏搬上舞台。如果可能，火刑总定在西班牙国王、王后或王子登基、结婚或拜访之日，以资庆祝。城市与国家官吏、宗教裁判所的人员，及地方教士与僧侣，均应邀——事实上是必须——参加。行刑前夕，这些高僧显宦均加入一道肃穆的行列，经过城里的主要街道，同时将宗教裁判所的绿十字架，安置在大的或主要的教堂的祭坛上。裁判者做最后努力，以取得被定罪者的招认。许多人那时便屈服下来，其判决因此减为有期或无期监禁。第二天早晨，囚犯从密集的人群中被引到城市广场。他们是骗子、亵渎者、重婚犯、异教徒及复陷于异端的皈依者，后来再加上新教徒。有时这一行列还包括缺席罪犯的画像，或装有死后被判罪者的骨头的盒子。广场里，在一座或数座高台上坐有异端裁判者、俗世与修院的教士及城市与中央官吏，国王也偶尔亲自主持其事。先是讲一会儿道，继而凡在场者均须宣誓服从宗教裁判所的神圣职事，并保证弃绝并迫害任何形式和任何地方的异教徒。随后，囚犯一个接一个被带到裁判者前面聆听判文。我们不必想象有任何大胆的反抗发生；到这地步，每一个囚犯几乎都已精疲力竭、身心交瘁了。即使到这时候，他仍可招认而挽救性命；遇到这种情形，宗教裁判所通常均以鞭笞、没收财物或监禁该犯终身来聊以满足。倘若罪徒直到判文宣读完毕后方才招认，则他可得到在火焚前被绞死这项慈悲，像这样直到最后一分钟才认罪的罪犯很多，因此被活活烧死的情形便相对减少了。那些被判严重犯上的异端之罪而否认到底者，均不得行最后的圣餐礼（直到1725年），且依宗教裁判所之意，只能被弃置于万劫不复的地狱。“悔罪者”现在则被带回监狱；怙恶不悛者则“交还”给世俗军士，并嘱以虔诚小心，不得让他们滴下任何污血。这批人终于被带出城，从附近数十里前来迎睹这一圣日景观的人丛之间经过。他们最后到达一个准备好的刑场，招认者先绞后焚，而顽抗者则被活活烧死。柴火一直加添助燃，直到死者全部烧尽，只剩一堆灰，然后将之散落于田野、溪流之上。这时，僧侣与围观者才各自返回他们的祭坛及家宅，心中深信他们已呈给受到异端侮辱的上帝一种求和的供品。人类的献祭行为又恢复了。

宗教裁判所的发展（1480—1516）

第一批异端裁判者是由斐迪南与伊莎贝拉于1480年9月，为塞维尔一地任命的。许多塞维尔的皈依者，纷纷逃到乡下，寻求封建领主的庇护。后者虽有意保护他们，但异端裁判者以除籍及没收财产相威胁，那些难民只得投降。在城市，有些皈依者计划武装抵抗，但遭出卖；凡涉及之人，均遭逮捕，监狱一时人满为患。审判临近，西班牙宗教裁判所第一次公开焚烧异教徒，是在1481年2月6日，以牺牲6名男女作为庆祝。同年11月4日，已有298名被焚，另有79名被终身监禁。

1483年，在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提名与请求下，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任命多米尼克教派的修道士托哥马达为西班牙全境的总异端裁判。他是一个真诚而不腐败的狂热者，他轻贱奢侈，工作狂热，以追猎异端从而得到效劳耶稣的机会为乐。他谴责异端裁判者的慈悲，取消许多无罪的宣告，并以死罪要挟，要求托莱多的众法师说出所有复归犹太教的皈依者。起初赞扬他忠于职守的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这时也震惊于他的严厉，因而敕令他（1494年）与其他两位异端总裁判共同把持权力。托哥马达却凌驾在他们之上，维持其坚定的领导权，使宗教裁判所成为国中之国，其权力直与君主匹敌。在他督促之下，雷阿尔城（Ciudad Real）的宗教裁判所在两年之内（1483—1484年）一共焚烧了52名罪犯，没收了220位逃亡者的财产，并惩处了183位悔罪者。异端裁判者继将总部迁移至托莱多，在那里，一年之内即逮捕了750位受洗的犹太人，没收了他们1/5的财产，并判决他们在6个礼拜五的日子，以悔罪的行列，手拿大麻索抽打自己，游街示众。同年（1486年），在托莱多还惩罚了1650名悔罪者。同样的苦役也在巴利亚多利德、瓜达卢佩（Guadalupe）与卡斯蒂尔的其他城市进行。

阿拉贡王国以绝望的勇气对抗宗教裁判所。在特鲁埃尔（Teruel），执事长官当着异端裁判者之面将城门关上。这使该城受到停止教权的处分。斐迪南先停止该城薪饷，然后派遣一支军队前往迫降。这时，经常敌视该城的农民，也起而支持宗教裁判所。后者允诺他们免除由于被判有异端之罪而欠下的一切租金与债务。特鲁埃尔城屈服投降，斐迪南赋权予异端裁判者，可以驱逐曾帮助叛党的任何嫌疑犯。在萨拉戈萨，许多“老基督徒”加入“新基督徒”，以抗议异端裁判者进驻该城。但后者终于在那里建立了裁判所，这时，有些皈依者谋害了其中一位裁判官（1485年）。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那些震惊的市民蜂拥在街上，高喊着“烧死叛者！”该地的总主教以答允迅速制裁叛者来平息这群暴民。几乎所有的阴谋者均遭逮捕、处死；有一位从他被监禁的塔上坠地而死；另一位打破玻璃灯，吞下碎片，最后死在地牢里。在瓦伦西亚，议会不许异端裁判者执行工作；斐迪南下令属下逮捕所有的阻挠者，该城只得让步。为了支持异端裁判者，国王一而再地违犯阿拉贡传统的各项自由；教会与王朝，开除教籍与兵临城下的结合，强大得非任何城市或省区所能抵御。1488年，单是瓦伦西亚一城，便有983名被判为异端，其中100人被烧死。

由于懊悔这种俗世的控制、基于人道主义情感，及无法无视有些人为免除宗教裁判所的判决所付出的庞大费用，教皇试图节制其过分的举措，偶尔也保护受难者。1482年，教皇西克斯图斯四世发布一道敕书，如获实现，将结束阿拉贡的异端裁判。他抱怨道，这些裁判者贪恋黄金比热心宗教更多三分；他们每每以敌人或奴仆可疑的证明，便监禁、折磨并烧死那些忠实的基督徒。他下令道，此后除非有地方主教一些代表的在场与同意，任何异端裁判者均不得采取行动；原告的姓名与讼词，须让被告知晓；宗教裁判所的囚徒，应只关在主教管辖的监狱中；凡抱怨裁判不公者，须上诉罗马教廷；在上诉的判决未宣布前，须中止该案更进一步的一切行动；凡被宣判为异端者，只要认罪与忏悔，便该赦免，嗣后不该再因上项指控而受到检举与干扰。过去凡与这些条款违背的一切程序，均为无效，未来任何违犯这些条款者，均将遭受除籍处分。这是一道开明的敕令。但我们须知，这只限于阿拉贡，这里的皈依者曾为该敕令慷慨捐付。待斐迪南违抗这纸敕书，逮捕已经取得该令状的代理人，并命令异端裁判者照常行事时，西克斯图斯除了在5个月后中止该敕书的执行外，并未对此事采取任何行动。

沮丧无助的皈依者将钱注入罗马，恳求宗教裁判所使他们免受传唤或被判决。结果钱被接受，赦免也经获准，但受到斐迪南保护的西班牙异端裁判者，却漠视不顾。这些教皇由于需要斐迪南的友谊及西班牙就圣职者头一年收入的捐献，也未再坚持。宽恕由金钱买得，并加颁布，但继则宣告无效。诸教皇只是偶尔维护其权威，将异端裁判者传回罗马，以质问其所受失检的指控。教皇亚历山大六世试图缓和宗教裁判所的严厉措施。尤里乌斯二世下令审判异端裁判者卢塞罗（Lucero）的渎职行为，同时将托莱多的异端裁判者予以除籍。然而，温文饱学的利奥，却将异教徒不该受火烧死的意见，指斥为可以谴责的一种异端。

上层阶级和少数知识分子微弱地加以反对，而一般基督徒通常表示赞成。围观火刑的群众，他们对受难者甚少同情，往往敌视还更多些。在某些地方，他们唯恐招认将使罪犯逃脱柴堆之火，便企图先予杀害。拍卖受刑者被没收的财物时，基督徒群聚抢购。

据胡安·安东尼奥·略伦特（Juan Antonio Llorente）估计，1480年至1488年，共有8800人被焚，96494人受惩；1480年至1808年，则有31912人被焚，291450人受到重惩。这些数目大多只是猜测，新教史学家现在均斥之为极度夸张。一位天主教的史学家指出，1480年至1504年共有2000件火刑案件；至1758年，则另有2000件以上。伊莎贝拉的秘书埃尔南多·普尔加（Hernando de Pulgar）估计，1490年以前，火刑约有2000件。另一位宗教裁判所的秘书苏利塔（Zurita）夸称，仅塞维尔一地，便烧死了4000名异端。在西班牙大部分城市里自然不乏受难者，即使属地如巴利阿里群岛（Baleares）、萨丁尼亚、西西里、尼德兰与美洲，也不例外。火焚的比例自1500年之后开始减少，但没有统计能传达出在那些日子里西班牙人内心的恐惧。即使在家庭隐秘之地，一般男女也得注意自己所说的每一字句，唯恐漫不经意的批评将导致他们入狱。这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精神压迫。

宗教裁判所究竟成功了没有？这在达到它所宣称的目标，即消除西班牙公开的异端上，可说是成功了。认为宗教信仰的迫害无效这种看法，只是谬见。宗教迫害压服了法国境内的阿尔比派教徒与胡格诺派教徒（Huguenot），伊丽莎白时代英国的天主教徒及日本的基督徒。它在16世纪铲平了西班牙境内赞成新教的小团体。但另一方面，它可能强化了德国、北欧与英国的新教，因为那里的人民深恐一旦恢复了天主教，大祸就即将临头。

很难说宗教裁判所与西班牙历史从哥伦布到委拉斯开兹（Velásquez，1492—1660年）这一灿烂时期的终结，到底有多少关系。那一纪元顶峰之际出现了塞万提斯与维加（Lope de Vega），其时在宗教裁判所盛行于西班牙百年以后。宗教裁判所使西班牙人民强烈并清一色地信奉天主教，那种宗教气息随着几个世纪与异教的摩尔人的争斗而增长。与宗教裁判所的恐怖相比，查理五世与菲利普二世招致的战争耗竭西班牙，英国海上胜利与西班牙政府商业政策削弱其经济，更加导致西班牙的没落。北欧与新英格兰处决妖巫，正显出新教人民与宗教裁判所精神的亲近——说也奇怪，后者却理智地视巫术为一种幻想，须予怜悯、治疗而非惩处。异端裁判与火焚妖巫同为患上神学理论必须杀人之病症的时代的表征，其正如我们这一世纪出自爱国的屠杀。我们必须以他们的时代来了解这些运动，但在今日看来，那些都是最不可宽恕的历史罪恶。至高而不可挑战的信仰，是人类心灵的死敌。

犹太人出征记

异端裁判意在威吓所有新旧基督徒，使其至少在表面上归于正统，并希望异端一经萌芽即遭摧毁，希望受洗的犹太人，经过两三代后，便忘记他们祖先所信奉的犹太教。其本意并非让受洗的犹太人离开西班牙。当他们企图迁移，斐迪南与宗教裁判所便予以禁止。尚未受洗的犹太人情形如何？约23.5万名居留在基督教的西班牙。如果允许这些人奉行并公开声称他们的信仰，西班牙的宗教统一将如何实现？托哥马达认为无此可能，因而建议强迫他们皈依或将其放逐。

斐迪南为之踌躇，因为他深知犹太人在商业和财政方面的能力。但有人告诉他说，这些犹太人在痛骂那些改教者，并设法劝诱他们复信犹太教——即使秘密地信奉也行。他的医师利巴斯·阿尔塔斯（Ribas Altas）是一位受洗的犹太人，被控在颈间的垂环上挂一个藏有自己画像的金球，以亵渎十字架。这一项指控似乎不可置信，但他也被火焚而死（1488年）。一封伪造的信函中提及君士坦丁堡的一位犹太领袖劝告西班牙犹太社群的首脑，随时抢劫并毒害基督徒。一位皈依者因被控将圣饼放在背囊里而遭逮捕；他一再受到折磨，结果签了一道供词，承认6名改教徒及6名犹太人杀害一名基督徒的小孩，并挖出其心脏，用之于魔术仪式中，意欲致令所有基督徒死亡及基督教被完全摧毁。被折磨者的供词彼此矛盾，同时也未闻小孩失踪，却有4名犹太人被火烧死。这些及相似的指控可能已影响到斐迪南，但无论如何，这些已为大众想将未受洗的犹太人逐出西班牙的意见预做了准备。格拉纳达投降时（1491年11月5日），摩尔人的商业活动，自然归入基督教的西班牙手中，这时，未归化的犹太人的经济贡献，似乎已不再重要。其时受到公开火焚异教徒及修道士传教煽起的人民狂热，使政府除非保护或驱逐犹太人，否则无法维持社会和平。

1492年——西班牙历史上多事的一年——3月30日，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签署了一道放逐敕令。凡未受洗的犹太人，不论年龄与财产，最迟在7月31日必须离开西班牙，且不得重返，否则以死论处。在这一短时间内，他们可以出售财产。他们可携带动产、交易券，但不能携带钱币、银子、金子。长者亚伯拉罕与阿布拉内尔欲提供巨款，敦请撤销这一敕令，但遭国王与王后拒绝。一道补充的诏令要求，犹太人的一切财产均须缴税到该年年底。基督徒或摩尔人的欠债，只能于期满时通过被放逐的债主所能找到的代理人予以收集，或于离去时折价卖给基督徒买家。犹太人的财产便在这种强制的行为中大幅贬值，落入基督徒手中。一栋房屋抵一头驴子卖出，一座葡萄园则抵一块布。有些犹太人在沮丧中烧毁了家宅（以领取保险金），其他则把房子给予城区政府。犹太会堂也被基督徒占用，而改为基督教会。犹太人的墓园沦为牧地。西班牙的犹太人几个世纪以来累积的大部分财富，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这样化为乌有。约5万名犹太人改奉基督教，并获准居留。另外超过10万以上的犹太人则离开西班牙，开始漫长而痛苦的迁移。

远离之前，他们让12岁以上的儿女通通婚配成双。年轻人扶助老年人，富人救济穷人。这一群群遭放逐者或乘马骑驴，或坐车，或徒步，慢慢往前移。每一转弯处，只见善良的基督徒——教士与俗客——劝说放逐者接受洗礼。犹太的众法老则向随从保证，上帝将像为他们祖先所做的一样，在海上开辟一条道路，领他们到达福地。聚集在加的斯的移民，怀着希望等待海水分开，以引领他们干着脚过海到非洲去。待觉醒时，他们才以高价坐船出海，但暴风雨吹散了他们25只船所组成的舰队；其中16只被吹回西班牙，许多无望的犹太人只好接受洗礼。塞维尔附近遭遇船难的50名犹太人，先是被囚禁两年，之后被售为奴。从直布罗陀、马拉加、瓦伦西亚或巴塞罗那出航的成千放逐者最后发现，在所有的基督教国家中，只有意大利出于人道精神，愿意收容他们。

这群流浪者最方便的目标为葡萄牙。大量的犹太人早已居住在那里，在友善国王的庇护下，有些犹太人还身居财富和政治的高位。但葡王约翰二世这回惧怕为数约8万人群拥而来的西班牙犹太人。他只答应让他们停留8个月，过后便须离境。这时，他们中间发生了瘟疫，并蔓延到基督徒身上，基督徒因而要求立刻驱逐他们。约翰王以低价的船只，便利入境的犹太人驶离葡萄牙。但搭乘这些船只的犹太人，照样受到抢夺、掳掠，也有许多被抛在荒无人烟的海岸上坐以待毙，或等待摩尔人的捕捉、奴役。一艘载有250名犹太人的船，由于船中瘟疫仍然肆虐，被每个港口拒绝，而在海上漂泊了4个月。比斯开湾的海盗抓住了一艘船，掠夺了船上的旅客，然后把船赶入马拉加，那里的教士与官吏让犹太人在受洗与饿死之间做出抉择。在其中50人死了之后，有关当局才以面包和水供给残存者，并命令他们开往非洲。

8个月的恩典期满之后，葡王约翰二世便将仍然停留境内的犹太移民卖为奴隶。15岁以下的孩子，均从父母手中带离，送往圣托马斯岛，将之教育为基督徒。由于任何请求均无法感动这一命令的执行者，有些母亲宁愿负子共溺，而不愿忍受分离之苦。约翰的继承者曼努埃尔给犹太人稍得的喘息机会：他解放被约翰贩卖为奴的犹太人，禁止传道士煽动人民反对犹太人，同时命令法庭摒弃犹太人谋杀基督教的孩子这一指证，认为只是恶意的传说。但曼努埃尔同时也向斐迪南与伊莎贝拉的女儿和继承人求婚，梦想借着婚姻关系将两个王座结而为一。天主教的君主表示同意，但要求曼努埃尔把不论是本土或移居来的所有尚未受洗的犹太人赶出葡萄牙。曼努埃尔喜爱荣耀甚于道义，终于同意命令境内所有的犹太人与摩尔人接受洗礼或放逐（1496年）。他发现只有少数人甘愿受洗，因为不愿失去犹太人所擅长的贸易与手艺，他下令凡15岁以下的犹太孩子，必须与父母分离，并强迫受洗。天主教僧侣反对此举，但官方仍然执行。“我曾看见，”一位主教写道，“许多孩子被抓着头发拖到圣水盆边。”有些犹太人先杀死其子女，然后自杀，以示抗议。曼努埃尔愈发凶恶，他先阻止犹太人离境，然后下令强迫受洗。男的被揪着胡须，女的被抓住头发拖到教会，许多在路上自杀身亡。葡萄牙境内的改教徒急遣人到教皇亚历山大六世那里，呼请调停。教皇的回答不得而知；但大概是赞许的，因为曼努埃尔当时（1497年5月）已赐予所有被迫受洗的犹太人20年的延期，在此期间，当局不得以依附犹太教的指控将他们提到任一法庭之前。然而，葡萄牙的基督徒怨恨受洗或未受洗的犹太人造成的经济竞争；当一名犹太人对宣称在里斯本一所教堂发生的奇迹质疑时，当地人民即将他撕成碎片（1506年）；然后继之以三天的肆意屠杀，约2000名犹太人遇害，其中数百名被活活烧死。天主教的高级教士指斥这一暴行，两位煽动暴动的多米尼克教派修道士被处死刑。

西班牙犹太人的恐怖大迁徙已经完成，但宗教的统一尚未达成：境内仍留有摩尔人。格拉纳达虽已取下，但那里的穆斯林则获保障享有宗教自由。衔命统治格拉纳达的总主教塔拉韦拉（Hernando de Talavera），谨慎遵守这一协定，他欲以和善、正义使他们归化。但西蒙并不赞成这种基督教义。他说服王后，与异教徒相处时不用保持忠信，并诱使她下令，摩尔人必须皈依基督教，否则将被逐离西班牙（1499年）。他到了格拉纳达，便压制塔拉韦拉，关闭清真寺，公开焚毁所能夺取的所有阿拉伯书籍与原稿，并监督强迫的洗礼仪式。摩尔人一走出基督教士视线之外，便即刻洗去孩子身上的圣水。各地相继爆发叛变，但均遭抚平。1502年2月12日的一道皇家敕令，规定在卡斯蒂尔和莱昂的所有摩尔人，必须在4月底前就皈依基督教与被放逐作一抉择。摩尔人抗议道，他们的祖先统治大部分西班牙时，除了极少的例外，属下的基督徒均获有宗教自由，但国王与王后不为所动。凡14岁以下的男孩和12岁以下的女孩，均禁止随同父母离开西班牙，封建贵族得以保留上了脚镣的摩尔奴隶。成千的摩尔人因而迁徙，其余的则比犹太人更圆通地接受了洗礼。这些“摩尔的改教徒”（Moriscos）取代了已经受洗的犹太人的位置，而熬受恢复从前的信仰时宗教裁判所加于其身的惩罚。16世纪，有300万表面改教的穆斯林离开了西班牙。黎塞留红衣主教把1502年的敕令称为“历史上最野蛮的敕令”，修道士布莱达（Bleda）却认为是“自使徒时代起，西班牙境内最光辉的事件”。“现在，”他说道，“宗教统一已获保障，一个繁荣的世纪，确将崭露曙光。”

犹太人与穆斯林商人、工匠、学者、医生与科学家的外迁，使西班牙损失一笔无法估计的宝藏；那些接受他们的国家，则在经济与学术上获益。西班牙从此以后只晓得一种宗教，他们把自己完全交给基督教牧师，除了在传统信仰的界限之内，一切思想自由，均予放弃。不论如何，当历经商业、活字印刷、知识与新教革命的欧洲急遽地迈入现代之时，西班牙选择停留在中古时代。

西班牙艺术

哥特式的西班牙建筑，强烈地表达了这一经久的中古风采。那时的人民并不吝惜钱币，以协助皇室、贵族或教会共同建造宽广的大教堂，并为他们喜爱的圣者和热烈崇拜的圣母，耗费巨资配上昂贵的装饰、惊人的雕刻和画像。巴塞罗那的大教堂在1298年至1448年慢慢地建造起来。它在数条小街的杂乱无章中，矗立起巍峨的圆柱，一扇无特色的大门，庄严的本堂，及多泉的回廊，成为逃避一天纷争的栖息之所。瓦伦西亚、托莱多、布尔戈斯、莱里达、塔拉戈纳、萨拉戈萨与里昂，或扩张或润饰原先存在的教堂，而新的教堂则在韦斯卡和旁普罗纳缓缓升起——那些雕刻精细的白色大理石回廊，与阿尔罕伯拉宫殿的内院一样姣美。1401年，塞维尔的大教堂分会决定修建“如此伟大、如此优美，而令后人视我们的雄图为疯癫”的一座教堂。建筑师先拆去坐落在所选定地点上的那座清真寺，但保留其根基、地面计划及高雅的吉拉达尖塔。整个15世纪，石头一块叠一块地矗立起来，直到塞维尔兴建起世界上最大的哥特式建筑。因此，泰奥菲勒·古铁尔（Théophile Gautier）说：“巴黎的圣母院可在本堂昂首阔步。”无论如何，巴黎圣母院是完美无瑕的，塞维尔大教堂也宽广无比。从牟里罗（Murillo）到戈雅（Goya），一共有67位雕刻家和38位画家，苦心装饰这个庞大的建筑。

约1410年，建筑家波菲（Guillermo Boffi）向赫罗纳（Gerona）的教士团体会议提议，将分隔内部为本堂与翼廊的圆柱与拱门除去，以便用单一73英尺宽的拱形圆顶，将四周的墙连接起来。这一建议被采纳，赫罗纳大教堂的本堂，具有基督教世界中最宽的哥特式拱形圆顶。这是工程的胜利，却是艺术的失败。体积没有如此庞大的神龛于15世纪分别在佩皮尼昂、曼雷萨、阿斯托加和巴利亚多利德兴建起来。塞哥维亚于1472年冠以一座城堡似的大教堂，锡古恩萨于1507年完成有名的回廊，萨拉曼卡则在1513年开始兴建新的神殿。除了马德里，西班牙境内几乎每一个主要城市都矗立着一座外表厚重、盛大壮观的大教堂。教堂内部暗遮天日，使灵魂由震恐转为虔诚。然而，教堂由于西班牙绘画的强烈色彩、着色的雕像及金银珠宝的闪烁而显得光辉灿烂。

另一方面，国王、贵族及各城镇也找寻基金，以兴建昂贵的宫殿。“残忍者”彼得、斐迪南与伊莎贝拉及查理五世，都曾改建一位摩尔建筑家于1181年在塞维尔设计的阿尔卡萨尔（Alcazar）宫；其大部分的重建均由来自格拉纳达的摩尔人完成，因此这是和阿尔罕伯拉宫同形的一个脆弱建筑。佩德罗·恩里克斯（Don Pedro Enriquez）也以同样的伊斯兰教风格，在塞维尔（1500年以后）为亚卡拉（Alcalá）的公爵建造了一座堂皇的比拉多宫殿（Casa de Pilatos），这设想是重仿罗马总督比拉多的家宅，据说他在那门廊处将耶稣绞钉在十字架上。瓦伦西亚的演讲厅（1500年）为地方议会提供了一个剑鱼座沙龙（Salon Dorado），其光彩足以匹敌威尼斯总督宫廷里的大厅。

雕刻仍为信仰与建筑的奴仆，大理石、金属、石头或木头雕成的圣母像，充斥于西班牙的各个大小教堂；信仰的虔诚于此硬化为宗教热情或苦行严苛的形式，它一则焕发着光彩，一则由于本堂的深奥幽暗而愈发令人敬畏。雷塔伯勒（Retable）——突起在祭坛之后，上有雕刻并绘画的屏风——这是西班牙艺术的瑰宝；通常因忧惧死亡而捐赠得来的钱，均大笔用来聚集并维持最有技巧的工作者——设计师、雕刻师、涂镀或镶嵌表面的镀镶师、绘画衣袍与装饰的绘饰家及在代表肉体的部分上着色的着色家，他们苦心孤诣地共同或轮流来完成慰藉人心的神龛。塞维尔大教堂的中央祭坛后面，有张45格雷塔伯勒（1483—1519年）以晚期哥特式风格绘成或镀成的雕像，描述为人所爱的传奇。托莱多大教堂内圣詹姆斯礼拜堂里的另一个雷塔伯勒，则以镀漆的松木及严厉的写实作风，展露出西班牙最受尊崇的圣者的生平。

王子和高级教士可能被塑成雕像，但只限于坟墓。坟墓被安置在教堂或修道院里，而将之设想为天堂的前厅。堂娜·门西亚·恩里克斯，即阿尔布开克女公爵，被葬在精细刻凿、现藏在纽约西班牙社会博物馆的坟墓里。帕伯罗·奥蒂兹（Pablo Ortiz）为托莱多大教堂刻凿阿尔瓦罗·德·鲁纳（Don Alvaro de Luna）夫妇的两具精美石棺。在布尔戈斯附近，米拉弗洛雷斯（Mliraflores）的加尔都西会修道院里，吉尔·西洛埃（Gil de Siloé）以意大利风格为女王的父母兄弟设计一座壮丽的陵寝。伊莎贝拉异常满意这些闻名的皇家陵墓，因此，她的宠侍帕迪利亚（她竟如此轻率大胆地称呼他为“我的傻瓜”）在格拉纳达围城一役被射穿头部时，她即授权给西洛埃刻凿一座具有皇家气派的坟墓，以安放他的尸体。这座墓再度媲美当时意大利最好的雕刻。

没有什么艺术比西班牙的艺术更具特色，但也没有什么艺术比西班牙的艺术更忠诚地受到外国的影响。首先是摩尔人的影响，他们长久居住在这个半岛上，但其根则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他们带来的伊比利亚半岛的风格、手艺的精巧及装饰的热诚，为任何其他基督教国家所难与之媲美。在最适合装饰的次要艺术上，西班牙人模仿却从未超越她的老师。陶器则几乎留给穆德加尔人（Mudejare），后者光泽的产品只有中国人足以抗衡；他们着色的砖瓦——尤其是蔚蓝色的——使基督教西班牙的地板、祭坛喷泉及屋顶，更加辉煌。同样的摩尔技巧使西班牙的纺织品——天鹅绒、丝绸与饰带——成为基督世界里最好的产品。此外，西班牙的皮革，金属屏风的错综图案，宗教上的圣体匣，雷塔伯勒的木刻，唱诗班的席位，拱形的圆顶，也独步一时。其后所受的影响，则先有拜占庭，继则为法国、勃艮第、尼德兰及德国。西班牙的雕刻和绘画，承袭了荷兰人与德国人的写实作风——不顾米开朗基罗认为圣女必须保持青春的箴言，而将她画得憔悴而老得足以为钉十字架的耶稣之母。16世纪，所有这些影响都在意大利风格普及欧洲大陆的胜利之前退却。

西班牙绘画的演进也很类似，发展却更缓慢，也许因为摩尔人在这方面并无帮助，或未起到领导作用。12世纪和13世纪加泰罗尼亚的壁画，在设计上不如西班牙史前期阿尔泰米拉（Altamira）的洞窟画。但1300年，绘画在这半岛上变得狂热起来，有1000位艺术家合绘一幅巨幅的壁画，即祭坛后方和上方画成的巨幅饰物；其中有些更是早在1345年的东西。1428年，扬·凡·埃克访问西班牙，带进一股强劲的佛兰德斯风格。3年后，阿拉贡的国王派遣路易·达尔莫（Luis Dalmau）到布鲁日学习，回国后，他画了一幅过于佛兰德斯化的《议员们的圣母像》（Virgin of the Councilors）。嗣后，西班牙的画家，仍然喜欢混以蛋黄、色彩晦暗的画法，色彩掺和油料的画法，却越来越多了。

西班牙绘画史上的原始期，在贝尔梅霍（死于1498年）时达于高峰。早在1447年，他即以挂在普拉多宫（Prado）的《圣多明戈》（Santo Domingo）名噪一时。此外，波士顿加德内（Gardner）博物馆收藏的《桑塔·恩格拉西亚像》及勒德洛夫人（Lady Ludlow）收藏的光彩夺目的《圣米迦勒》（St.Michael），几乎和一个世代之后拉斐尔的作品有同样的价值。但最好的作品还是挂在巴塞罗那大教堂的那幅《圣殇》（1490年）：秃头、戴眼镜的哲罗姆；黑发的圣母玛利亚，手里抱着跛腿、憔悴、了无生气的独生子耶稣，其背景则为低垂的天空底下耶路撒冷的座座楼塔；右方则为捐赠者戴斯普拉（Canon Despla）残忍的画像：头发蓬松，胡须满脸，像一位忏悔但业已定罪的土匪，代表贝尔梅霍《阴郁的人类观念》。意大利的优雅一变而为西班牙的力量，写实主义正在庆祝它在西班牙艺术上的胜利。

佛兰德斯的影响继续见之于费尔南多·加列戈斯（Fernando Gallegos），它产生了米格尔·西提姆（Miguel Sithium）——服侍伊莎贝拉的一位佛兰德斯人——一幅惊人的杰作《卡拉特拉瓦骑士团的一名骑士》（A Knight of the Order of Calatrava）。这是藏在华盛顿国家艺术馆最好的画像之一。但自贝鲁格特（Pedro Berruguete）久历意大利、重返西班牙之后，意大利的影响又重新抬头。他在那里与弗朗切斯加、梅洛佐一起研究，而吸收了他们静穆的安布利亚风格。乌尔比诺的费德里戈在寻找画家增饰其宫廷时，终于选了贾斯特斯和斯帕尼奥洛两位画家。公爵死后（1582年），彼德罗便把安布利亚的艺术传入西班牙，并在托莱多与阿维拉绘饰闻名的祭坛上方和后方的饰物。卢浮宫、布雷拉宫、普拉多宫及克利夫兰博物馆里归属于他的画品，几乎承当不起他现在被称为“天主教王国的委斯拉开兹”这一赫赫声名。但在描绘与构笔方面，他似乎优于先前的任何西班牙画家。

外来的刺激渐渐掺和了本土的智慧，而为菲利普二世统治下阿隆索·科埃略（Alonso Coello）和艾尔·格雷科（El Greco）更趋成熟的作品，及17世纪西班牙黄金时期委斯拉开兹、苏巴郎（Zurbarán）与牟里罗等人的胜利预做铺路。天才虽是力量与意志的个别禀赋，同时也是在时代中塑成，并在成长过程中获得训练与技巧的一种社会性的遗传。天才既是天生，也属人为。

西班牙文学

西班牙与中古法国在文学上相互影响之际，意大利作品在该国的得势，仍然有待时日。普罗旺斯一地抒情诗人的诗歌形式及夸饰法，大概来自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西班牙。阿拉贡王约翰一世却派一个特使到法国国王查理六世那里（1388年），请求抒情诗人从图卢兹到巴塞罗那，并在那里组织诗人协会，名之为“欢乐智慧社”，结果获纳。巴塞罗那和托尔托萨常以普罗旺斯流行体举行诗歌竞赛。诗歌的写作与背诵在阿拉贡、卡斯蒂尔极少数知识分子中，形成了一股热潮。爱情、信仰或战争的抒情诗，常由行吟诗人用简单的弦琴吟唱。

下一代里，卡斯蒂尔王约翰二世进而支持意大利体的诗歌。意大利式的气氛与诗韵，通过西班牙人统治的那不勒斯与西西里及在博洛尼亚大学和博洛尼亚人一起学习的西班牙青年，终于横扫半岛。卡斯蒂尔人竞相仿效但丁与彼特拉克。西班牙诗人的抒情诗，定期地收录在具有骑士精神但诗体则为彼特拉克式的民谣集里。身兼政治家、学者、奖掖者及诗人的桑蒂利亚纳侯爵（Marqués de Santillana），从意大利输入十四行诗体，并异常迅速地编纂了一部西班牙文学史。胡安（Juan de Mena）在《迷宫》（The Labyrinth）这篇史诗里，率直地模仿但丁。该史诗将卡斯蒂尔文确立为一种文学语言，几乎如同《神曲》确立托斯坎纳语（意大利标准语）一样。此时，曼努埃尔已先于薄伽丘写下戏剧性的故事，莎士比亚即从其中的一篇摘取了令人难以置信的传说——佩特鲁齐欧的凶悍。

浪漫爱情故事仍风靡于各阶层的读者。《西班牙骑士恋史》由加西亚·奥多涅斯（García Ordóñez）译成西班牙文（约1500年）。译者向读者保证已大大改进葡萄牙的原文。但由于译本已失，我们也无法予以否认阿马蒂斯是一位想象的英国公主的私生子，他被母亲抛弃在海上，由一位苏格兰的骑士救起，后来成为苏格兰王后的侍从。这时，英国国王里苏特（Lisuarte）为了平定境内的一位篡夺者，也将10岁的女儿欧丽安娜（Oriana）留在苏格兰宫廷里。王后特别指定12岁的阿马蒂斯作为欧丽安娜的近侍，并对欧丽安娜说：“这位是将服侍你的孩子。”——

她回答说她很高兴。那孩子将这话铭记在心，永不忘怀……并且在他一生的岁月中，从未因服侍她而觉厌倦。他们的爱如同生命般维系不坠；但阿马蒂斯全然不知她也爱他。他把自己对她的思念当作狂妄的幻想，他只是默默思念着她的伟大、美丽，而绝不敢轻提一字。而她，虽然心里爱他，也谨慎地认为对他的话，不该比对别人的说得多。但是，她的一双眼睛闪闪发光以能将一颗芳心展示给自己最最深爱的人，而大为安慰。

令人欣慰的是，他们的爱经过了小说中婚前和现实里婚后的无数艰辛之后，终于胜利地结合。在这篇长长的故事里，自有许多温柔体贴的盈眉顾盼，也有些高贵之举。发誓欲横扫这些爱情小说的塞万提斯，也予以宽恕，认为这是最好的一篇。

浪漫小说为戏剧提供了一个来源。戏剧从奇迹剧、道德剧、世俗的闹剧及宫廷歌舞剧慢慢演进而来。西班牙戏剧史上最早的记录为1492年，胡安之戏剧对话即于此时搬上舞台。一位名叫费尔南多·罗哈斯（Fernando de Rojas）的改教徒，在《拉·切莱斯蒂娜》（La Celestina，1499年）一剧中，更将戏剧向前推进了一步。故事整个由对话来讲述，共分为22幕；它因太长而无法搬上舞台，但其中生动的人物描述与活泼的对话，为西班牙的古典喜剧做了铺路工作。

知识既受教会的阻碍，却也受教会的抚育。在异端裁判管制思想之际，居领导地位的传教士，也为学术和教育尽力。意大利人如“殉道者”彼得罗于1487年抵达西班牙，同时带来人文主义运动的信息，在意大利受教育的西班牙人，也带着热诚回到故土。在女王的邀请下，“殉道者”彼得罗如7世纪前阿尔昆（Alcuin）为查理曼所做的一样，也在宫廷里开设古典语言与文学课程。彼得罗自己写了一本书，名为《谜样的海洋与新世界》（De Rebus Oceanis et Novo Orbe），这是第一本美洲发现史（1504年起）。书名的最后两字与航海家韦斯普奇较早（可能是1502年）使用的“新世界”一词相同。

信仰如钢般坚利的西蒙总主教，积极参加这一古典运动。他先于1499年创立桑·爱德方索（San Ildefonso）学院，继于1508年创立亚卡拉大学。1502年，有9位语言学家在他的监督下，着手文艺复兴时期一项主要的学术成就——《多语言集成〈圣经〉》（Biblia Polyglotta Compluti）。这是以原来的语言编成的第一版完整的基督教《圣经》。除了希伯来的《旧约》评注版与希腊的《新约》而外，另外还并列上行或下行附有希腊文《旧约》和伪经的翻译、圣哲罗姆编纂的拉丁《圣经》及《摩西五经》的意译。利奥十世特别为西蒙的人开放梵蒂冈图书馆的手稿，另外三位受洗的犹太人也贡献出他们的希伯来知识。编纂的工作在1517年完成，但共6卷的印刷，却迟至1522年。西蒙预料自己将死，催促手下博学之士道：“赶紧进行我们光荣的任务，因恐在生命的灾祸中，你们将丧失你们的奖掖者，不然，我得哀悼在我眼中其服务价值远大于世上的财富与禄位的那些人才的沦丧。”该书最后一卷在他临死前数月终由友辈恭维地呈送给他。他告诉他们说，在他管理的一切事务之中，再没有比这个更值得庆贺的了。此外，他计划以同样的规模编纂附有新的拉丁译文的亚里士多德集，却因其生命的短暂而告失败。

王后与国王之死

伊莎贝拉比她富有活力的阁臣经历了更多波折。一生严厉，她仍不失为温柔敏感的女性。她的丧亲失子之痛更甚于战争。1496年，她安葬了母亲。她的10个孩子中有5个死于早产或夭折，另外两个在年轻时便死了。1497年，她丧失了唯一的儿子，这是她用以继承正统的唯一希望。1498年，她又失去最疼爱的女儿，那可能是和平地统一半岛的葡萄牙王后。在这些打击中，她又眼看着已是王位继承者的女儿胡安娜日渐发疯，而熬受这个天天都要面对的悲剧。

胡安娜招赘“帅者”菲利普，即勃艮第公爵及皇帝马克西米里安一世之子。不论是否因为他那多变的性情，或因为胡安娜已不能胜任妻子的职责，菲利普不顾胡安娜，而与布鲁塞尔宫里的一位宫女有染。胡安娜令人剪去那名迷人的女郎的头发，菲利普于是发誓绝不再与太太同居。伊莎贝拉获悉全情之后，便告病倒。1504年10月12日，她写下了遗嘱，指示举行最俭朴的葬礼，将省下的钱给穷人，并嘱咐自己的遗体必须葬在阿尔罕伯拉宫内的一座圣方济各派修道院里。“但是，”她又说道，“如果我主国王喜欢别的地方作为墓地，则我愿意将身体运转，以躺卧在他身侧，如此，我们在世所享受的团圆，经过上帝的慈悲，可能在天上又有希望获得灵魂的团圆，而有如在世上我们身体所代表的。”她死于1504年11月24日，按她所指示的予以安葬。待斐迪南死后，她的遗骸方移葬到格拉纳达大教堂内他的身旁。“这个世界，”“殉道者”彼得罗写道，“已经失去了最高贵的装饰……依我的判断，无论古今，世上无一位女性能与这位无与伦比的王后相提并论。”

伊莎贝拉的遗嘱指名夫君斐迪南为卡斯蒂尔代摄政，以帮助沉迷尼德兰的菲利普与越发深陷于疯癫的胡安娜处理政事。53岁的斐迪南，为了保持西班牙王座，使之不落入菲利普的孩子查理这一哈布斯堡王族的血脉手中，匆匆娶了路易十二17岁的侄女格美娜·弗依（Germaine de Foix，1505年）。但这桩婚姻增加了卡斯蒂尔贵族对这位阿拉贡主人的憎恶，而后者的子嗣也告夭折。菲利普因而宣称为卡斯蒂尔王，他抵达西班牙，受到贵族的欢迎（1506年），斐迪南则退为阿拉贡王。3个月后，菲利普去世，斐迪南再以他疯女的名义重为卡斯蒂尔的摄政。胡安娜仍为法律上的女王，一直活到1555年，但1507年以后，便从未离开在托德利西亚斯（T’ordesillas）的皇宫。她拒绝洗澡、穿衣，并日复一日地从窗户凝视着埋葬她那不忠实而自己却从未忘情的丈夫的墓地。

斐迪南当摄政比从前当国王更为专制。摆脱了伊莎贝拉的影响之后，他性格上严厉而执拗的成分，居于主宰地位。他那时已收复了鲁西永与色丹两地（1493年），而赫尔南德斯·贡萨洛·戈尔多巴也为他在1503年征服了那不勒斯。这违反了菲利普与路易十二在里昂签订的由西、法两国瓜分那不勒斯王国的协定。斐迪南向世界宣告说菲利普逾越了他的指示，他搭船到那不勒斯，将该王座据为己有（1506年）。他怀疑贡萨洛欲称王，故于返回西班牙时（1507年），带着这位大船长同行，并嘱其退休，使大部分西班牙人认为这是一件不该受的屈辱。

斐迪南主宰一切，但主宰不了岁月。他的意志与活力之泉，逐渐低沉。他休息的时间渐增，倦怠频频。他疏忽了政府，变得烦躁不安，病态地猜疑最忠诚的仆从。浮肿和哮喘削弱了他，在城里他几乎不能呼吸。1516年1月，他南逃到安达卢西亚，希望在那儿广阔的乡间过冬，但途中便告病倒，最后受劝准备后事。他指名西蒙为卡斯蒂尔的摄政，自己的私生子萨拉戈萨（Saragossa）总主教则摄理阿拉贡王国。他死于1516年1月23日，时年64岁，登基已有42年。

难怪马基雅维利要赞美他：他是在马基雅维利想到要写《君主论》一书以前，即将权谋之术予以实行的一位国王。斐迪南使宗教成为国家与军事政策的工具，他的文件充满着虔诚之辞，但绝不让道德的考虑阻挡权宜或利益的获取。没有人能怀疑他的能力，他的善于管理政府，他的精明选择阁臣与将军，及他在外交、迫害与战争上的屡次成功。就个人而言，他既不贪婪，也不浪费，他的欲望是为权力而非奢侈，他的贪婪则是为了国家，欲使其统一强大。他不相信民主政治，地方自由在他之下凋萎致死。他很容易相信，只要旧有自治的制度不扩张，便能成功地治理省区、信仰与语言如此杂多的国家。他与王后伊莎贝拉的成就在于以君主专制代替无政府统治，以强大代替衰弱。他为查理五世铺路，使其尽管长期缺席，也能维持皇室的主宰地位，菲利普二世也因他而得以独揽大权。为达目的，他做出我们这个时代认为野蛮而不宽容、残酷而不人道的事，但他同时代的人却视此为对基督的一种光荣胜利。

身居摄政的西蒙，热心地保持了这一王座的专制统治，这或许有效防止了封建割据的局面。他现在虽已80岁高龄，仍以坚定的意志统治着卡斯蒂尔，同时击败封建制度或城市自治试欲恢复从前权力的每一次努力。当有些贵族问西蒙凭什么压制他们的特权时，他指的不是本身的国王徽章，而是宫廷院子中摆着的大炮。但他的权力意志仍然臣属于他的责任感，因此他一再催促年轻的查理国王离开佛兰德斯，前往西班牙继承王权。当查理到时（1517年9月17日），西蒙赶忙北上迎驾。但查理的一批佛兰德斯顾问支持卡斯蒂尔的贵族，而对这位总主教的政绩与品德做了非常不利的报道，使得年方17岁、尚未成熟的国王查理，发了一封信给西蒙，感谢他的效劳，并延缓召见，命令他在托莱多自己的教区内退休，过一种有功的退隐生活。另一封取消这位老人一切政治职位的信函，则抵达太晚，而未能加深他的屈辱。他死于1517年11月8日，享年81岁。在显然不曾贪污的情况下，当时的人民奇怪他如何积聚了在遗嘱里留给亚卡拉大学的那笔巨大的私人财富。

他终结了一个光荣、恐怖与强人的时代。其结果显示，王权凌驾城市议会地方自治区这一胜利，不啻袪除了西班牙人借以表达并维持独立与多样性等特色的途径；信仰统一的取得，也给西班牙钉上了一部机器，专门压制对所有事物加以推敲的原创性思想；尚未归化的犹太人与摩尔人遭驱逐，更在新大陆开放、亟须经济扩张与改善之际，削弱了西班牙的商业与工业；西班牙越发卷入法、意的政治与战争之中（后来则为佛兰德斯、德国与英国），而未将政策与商业致力于美洲的开发，更使其在金钱与人力上蒙受无法承当的重担。然而这只是事后之辞。除了少数的穆斯林与再洗礼派教徒而外，所有宗教团体都在迫害宗教上的异己；每一个政府——天主教的法国、意大利及新教的德国、英国——也都使用武力以统一宗教信仰；所有各国都在渴求东西印度群岛的黄金；它们全都使用战争与外交欺骗，以确保生存、扩张疆界或增加财富。对于所有的基督教政府而言，基督教不是原则，而是统治方法。基督为人民所喜，而马基雅维利则为国王所喜。就某种程度而言，一国之内虽不乏文明之人，但谁将使该国文明昌盛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