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家庭 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写作原因
1883年，马克思与世长辞。恩格斯此前对自然界中普遍存在的辩证运动的性质和规律非常感兴趣，并于19世纪70年代进行了《自然辩证法》相关部分的研究和写作，但是直到恩格斯逝世也未曾完成这一工作。原因主要在于自马克思逝世，恩格斯就放下了自己手中大部分的研究工作转而进行马克思《资本论》相关文本及其他遗稿的整理、编辑和出版工作。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整理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还有诸如《法兰西阶级斗争》、《法兰西内战》、《哲学的贫困》等文本。当然，还有很多自己原有的研究计划有待实施。那么，面对如此紧张而繁重的研究工作，恩格斯为何又要急于进行《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写作呢？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写作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恩格斯为了完成马克思的遗愿。恩格斯在1884年为该书所写的序言中曾做过简单交待：“以下各章，在某种程度上是实现遗愿。不是别人，正是卡尔·马克思曾打算联系他的—在某种限度内我可以说是我们两人的—唯物主义的历史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并且只是这样来阐明这些成果的全部意义。”[1]看来，恩格斯是在帮助马克思完成他未尽的意愿。恩格斯一向谦逊地把他们的共同研究成果归于马克思，并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就明确表示应该把他们的共同思想用马克思的名字来命名，称“马克思是天才”，而自己“至多是能手”。依此逻辑，恩格斯为马克思整理出版了许多文本，再写一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完成马克思未竟的事业也是合情合理。
其二，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由《古代社会》一书对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进一步阐发的重要性所决定。马克思为何要研究摩尔根的《古代社会》？这需要我们对这本书有简单了解。1877年，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在美国出版，在当时的交流条件和交往水平下，欧洲人很难得到这本书，深入了解更是奢望。马克思比较早地关注到这本书，并在1880年底到1881年初就该书做了比较详细的摘要，这就是后来我们所见到的题为“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的文本。显然，马克思并未能完成该书的所有研究工作，后来才由恩格斯替他完成了这一遗愿。恩格斯对该书的了解也源于马克思的帮助。在1884年2月16日给卡尔·考茨基的书信当中，恩格斯曾谈到该书。通过书信内容不难看出，他对该书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它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况方面”和达尔文的学说在生物学界有同等的重要性，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书”。[2]而这本书一开始是被马克思发现的，并且马克思还曾经对他提过该书，表达了想把这本书介绍给德国读者的愿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恩格斯并没有对其给予过多关注。当恩格斯回过头来研究摩尔根的这一著作的时候，才发现了它的价值和意义。“摩尔根在他自己的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最后还对现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根据蒙昧人的、尤其是美洲印第安人的氏族组织，第一次充分地阐明了罗马人和希腊人的氏族，从而为上古史奠定了牢固的基础。”[3]鉴于这一著作对于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重要性，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完成未竟事业也属分内之事。
其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最新形势让恩格斯充分认识到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历史紧迫性。在19世纪向20世纪过渡的二三十年间，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传统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开始向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转变。随着资本的不断累积，资产阶级的力量日益膨胀，工人阶级的队伍也随之壮大起来。同时，阶级矛盾日益尖锐，阶级斗争日趋白热化。落后地区的民族救亡情绪日益高涨，各国的工人运动普遍展开。马克思主义理论此时也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国家与革命等重大问题亟待进行深入阐发。在传统生产方式下，资本主义的根本矛盾日益凸显，周期性爆发的经济危机让马克思欣喜地认为资本主义的末日可能不会久远，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政权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但是，到了新旧世纪交替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存在形态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在生产的方式上，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转变。虽然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也曾专门对机器应用于生产的后果进行深入分析，但他毕竟没有切身体验到机器大工业特别是自动化生产给社会生产及生活的各个方面所造成的强大冲击。其次，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重大转变，劳动阶级的地位进一步降低。到20世纪初，泰勒制及其后出现的福特制所带来的生产上的革命极大地逆转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使劳动阶级在生产过程中的话语权不断丧失。再次，全球化不仅有助于资本的全球积累，更帮助资本将其内部矛盾转嫁到其他落后地区，有效缓解了资本积累过程中所造成的内部矛盾。资本主义世界发展的新形势给正确认识资本的本质、把握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逻辑带来困难，因此，在工人阶级内部产生了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思想的错误认知。为了让人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有正确认识，在马克思逝世前，二人就曾写过不少批判性的理论著作，比如《哥达纲领批判》、《反杜林论》等。在马克思逝世之后，恩格斯也未中断写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此后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等文本都是这一时期的重要思想结晶。《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与这一时期的其他文本一起，共同推进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发展。
其四，《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矛头直指当时社会盛行的一些错误的资产阶级学说和理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从未停止过与其他错误思想和学说之间的交锋。资产阶级学者以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合法性为目的，在国家问题上提出过诸多错误看法。马克思早在19世纪40年代就曾写过批判黑格尔国家思想的书。黑格尔宣扬所谓绝对精神，认为国家是绝对精神的自我实现，是真正独立的伦理实体，是家庭和市民社会的统一体，因此，他从根本上颠倒了国家与家庭、市民社会之间的相互关系。到了19世纪70年代，杜林用暴力论来揭示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的起源，认为国家的产生乃是暴力作用的结果，歪曲地理解国家的实质，严重影响了人们对私有制、阶级和国家等问题的正确看法。恩格斯停下手中正进行的自然辩证法研究转而写作《反杜林论》，正是认识到了杜林的错误国家学说所造成的思想混乱。在工人阶级内部，也产生了一些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的错误学说。比如同样是19世纪70年代，针对德国工人阶级内部的两个派别即爱森纳赫派和拉萨尔派合并的纲领，马克思写下了《哥达纲领批判》，批判作为其指导的拉萨尔主义的错误思想。拉萨尔主义除了在分配问题上有根本错误外，在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式上也有一些不切实际的幻想。它认为国家是超阶级的东西，宣称可以争取实现所谓“自由国家”，通过“国家帮助”的形式实现社会主义。这就抛弃了马克思主义的暴力革命论，宣扬通过不触动资本和利润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的彻底变革，进入社会主义。拉萨尔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造成了非常不好的影响，对此，恩格斯提出，在德国，对国家的迷信已经从哲学的抽象的层面渗透进了工人的头脑当中。正是在此情势下，马克思才从资本批判转移到这些批判文字当中。马克思、恩格斯虽然在许多场合曾提出过许多有关家庭、私有制和国家问题的理论，但从未对这些问题进行专门、系统的阐述。要根本驳倒资产阶级的错误国家学说，清除错误学说所带来的不良社会后果，当务之急就是要从理论上阐明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揭示国家的本质。要揭示国家的本质就必须说明国家的起源，就必然牵涉到对私有制、家庭、氏族、部落等一系列问题的探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恰好满足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发展的需要。恩格斯在1884年4月26日给卡尔·考茨基的通信中提到：“我曾经打算，并且在这里也对大家谈过，要提弄一下俾斯麦，写一篇他绝对无法查禁的东西（摩尔根）。愿望虽好，但是做不到。关于一夫一妻制那一章，以及关于私有制是阶级矛盾的根源和破坏古老公社的杠杆的那最后一章，我根本不可能写得适合反社会党人法的要求。正如路德说的：宁可让我去见鬼，我也不能改变！如果只是‘客观地’叙述摩尔根的著作，对它不作批判的探讨，不利用新得出的成果，不同我们的观点和已经得出的结论联系起来阐述，那就没有意义了。这对我们的工人不会有什么帮助。……摩尔根使我们能够树立崭新的观点，因为他通过史前史为我们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事实根据。不管你对上古史和‘蒙昧时代’的某些事实还有什么怀疑，氏族基本上把问题解决了，并且阐明了上古史。”[4]可见，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的研究带有明确的意识形态倾向，就是要为工人、工人运动的发展提供帮助。
因此，《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的写作，既有为完成亡友遗志的考虑，有丰富完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需要，也有批判错误学说、给工人运动指明方向的历史重任的迫切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