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破解后崛起时代的道统性难题

尽管中国崛起是正在进行时，但是我们的思维必须超越崛起，及早规划崛起之后的国际诉求。从有形力量的关键指标GDP总量看，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赶超的目标便集中于美国。中国的发展态势很难再用“崛起”这一外来感受来描述，尤其是不久的将来超过美国的GDP 后，中国与世界面临的大国关系集中于中美关系，主要挑战集中于因应美国霸权，主要目标是从“世界的中国”向“中国的世界”转变，即从中国被世界塑造向中国塑造世界转变。超越崛起，聚焦复兴，进入后崛起时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逻辑从融入世界、与国际接轨，转变为中国与世界互动建构。这就要求中国积极去建构世界的中国观，并在此过程中重塑中国的世界观。

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的转型相伴生。国际舆论担心中国崛起后如何使用崛起的实力，美国则担心自身的地位被中国超越。一些国内舆论也将中美关系列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认为其本质是“老大”与“老二”的关系。结果导致国内外对中国和平崛起的质疑声音频起，“中国威胁论”从将来时变成进行时。其实，中国的发展态势，只有超越崛起，才能超越威胁。超越崛起，聚焦复兴，为时代所呼吁。中国的复兴，如何为人类永续发展之所需，世界各国之所期，国际社会之所爱，成为崛起之后对中国的巨大考验。

解读中国威胁论：崛起为何与威胁画等号

老子在《道德经》中写道：“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老子看来，一切事物效法的对象，最后的指向是“道”，而“道”则无所效法，它以自身为法则。老子这句话给人最大的启发在哪？就是说不能用理念的、名称的一套东西来代替世界本身。所谓“天”，是一种空间概念——基于现实，折射事物存在的合理性；所谓“地”，是一种时间概念——基于历史，折射事物存在的合法性；所谓“道”，是一种超越时空的概念——基于未来，折射事物存在的合目的性，即事物的自身本质与存在形式的匹配性。老子的思想在近代欧洲思想家中得到了呼应，只不过少了一个“合理性”维度。比如，康德指出：“就其当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目的的；就其实然而论，人类历史就是合规律的。”可见，东西方理念相同，只是形式有所不同。

受此启发，我认为，和其他领域一样，国际关系也存在明显的“二律背反”，对应三种矛盾律：状态律——无序与有序；力量律——分与合（平衡与失衡）；意志律——同化与异化（同质性与异质性）。对照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分析框架，中国威胁论有三个典型。

状态：中国威胁现行秩序，妨碍既得利益。典型的表现是，周边国家担心中国成为其第一大贸易伙伴后，会导致全方位的对中国依赖，产生不安全感，因此请美国重返亚洲对中国崛起予以平衡。一些周边国家甚至担心中国将来恢复朝贡体系，自己成为中华帝国的依附。

力量：中国威胁地区与全球势力均衡。典型的表现是中国军事威胁论，担心中国威胁地区与全球势力均衡，导致地区、国际体系失衡和不稳。这种担心，为美国重返亚洲提供了借口。

意志：中国威胁其生活方式、生产方式、思维方式。典型的表现是，欧洲人很担心中国消耗太多的能源、资源，影响全球环境与可持续发展，故而通过气候变化、节能减排约束中国的生产方式；同时担心中国会成为又一个美国，思维方式与欧洲不合拍，很难相处，担心中国傲慢。

与此对应，合理地崛起、合法地崛起、合目的地崛起，成为中国崛起的三大挑战。中国如何从状态、力量与意志三层面给亚洲乃至全球带来秩序、平衡、和谐，成为对中国崛起的三大考验。

从说“不”到说“是”：中国崛起的道统性

中国崛起的三大考验，折射出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本质正从“世界的中国”向“中国的世界”转变。一言以蔽之，国内外的质疑集中于中国崛起的道统性。

道统者，认同、正统、弘道之谓也。如何对待自身历史，如何对待当今霸权，如何引领人类未来，是中国崛起亟待解决的三个难题。换言之，如何反省中华原生文明从而实现中华文明复兴与创新型崛起并举，如何因应美国权力霸权与欧洲文化霸权从而开创新型中美权力关系及中欧文明关系，如何应对世界未来挑战从而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直接考验中国崛起的合理性、合法性、合目的性。这就是中国崛起的道统性。

中国之崛起，已经到了一个坎儿。中华文明从起源与思维方式上讲是大河文明，从形态与生活方式上讲是内陆文明，从本质与生产方式上讲是农耕文明。因此，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恢复大河文明、内陆文明、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与生产方式，而是转型——作为传统内陆文明，如何走向海洋？作为农耕文明国家，如何培育海洋文明思维，实现海洋文明崛起？在建设海洋强国的征途中，如何避免欧洲海洋文明的陷阱？

早在1920年，哲学家张君劢曾谈及面对西方刺激的亚洲人处境。他指出，亚洲人的传统原则是顺其自然，而非西方的锐意进取；精神满足，而非力求物质优势；自给自足的农耕主义，而非逐利的商业主义；推崇道德感化的友爱与谅解，而非种族隔离政策。以农业立国者，虽乏工业技巧，却也无物质需求；所以，尽管国家历史悠久，却能一直在清贫中保持公正，于匮乏中维持和平。但从今以后，这样的国家将何去何从？

张君劢的忧虑依然值得当今中国警醒。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中国是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大国，历史上却从未成为真正的全球性国家。历史上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的两到三成，与今天占一成不可同日而语，因为后者发生在中国与世界经济相互依存的全球化时代，不同于此前独立、封闭的“天下体系”。农耕文明不适应全球化时代中国崛起之态势。

农耕文明的生产方式，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早已随着鸦片战争所开启的西方工业文明之入侵而逐渐解体，当今中国已成为全球制造业产出最高的国家，但仍未从根本上改变产生于资源稀缺时代的内敛式外交哲学，对外关系善于做加减法而非乘除法，钟情于平衡、和谐，擅长应对“乱中有序”而非“序中有乱”，难以担任全球化时代的领导者。

农耕文明的治理方式，重防御轻进攻。无论是老子的“无为而治”，孔子的“恢复周礼”，孙子的“兵法天下”，还是墨子的“兼爱非攻”等诸子百家思想，都不能解答中国面临的全球化困境。中国外交新思维，应兼收并蓄东西方文明、历史与现代模式，与国际社会共同探索引领世界未来发展需要的外交哲学理念和制度安排。

农耕文明的思维方式，如“天人合一”理念，与当今以理性和私域为基础的民族国家体系反差明显；应对当今以气候变化为重要关切的世界挑战，也非回到“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的天下观并非普世观。中国现为“世界工厂”，要成为“世界实验室”，如何超越地域、文化边界为人类做出普世性价值贡献，提供全球思维的公共产品？

世界领导型国家应提出一整套“源于自己而属于世界”的外交构想和超越民族特色、寻求世界最大公约数的制度安排。中国成为世界领导型国家，面临的是文明转轨与身份转型：从传统内陆文明走向海洋文明，从地区性国家转变为全球性国家。当中华文明走向海洋，才能塑造包容历史、包容西方的全新文明，为世界探索超越西方的发展模式与文明形态。

中国崛起的最大身份优势，就是作为文明型国家的崛起，这就超越了美国、欧盟作为人造国家、组织的政治认同。因此，以西方的民主、人权观来诠释中国治理的合法性，以所谓的国际关系理论解释中国和平崛起战略，必然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作为文明型国家，时间上追求道统“定于一”，空间上推崇“四海一家”，这就不能用西方式时空逻辑分析其在全球化世界的崛起态势，必须回到文明的自身维度——文明的生命力。

从文明的生命力观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对内是中华文明的复兴之路，是中华民族的富强之路，是中国人民的幸福之路；对外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伟大创举，是中国对世界的历史性贡献。这是因为，中国崛起是一种全球化现象，并非一个国家的崛起。实现这一崛起依次要解决好以下三个维度问题：

其一是文明的时间维度。传统中国，是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的古老国度。中国的崛起，是迄今人类文明史上唯一延绵不断的古老文明的伟大复兴。然而，这种复兴，不只是恢复汉唐盛世，而是在全球化世界实现的文明复兴，要解决内陆文明走向海洋、传统文化走向现代的时代课题。中国崛起，纠结于台湾问题、南海问题等，本质上是“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二元身份的纠葛。只有恢复中国在亚洲的文明道统地位，台海关系、中日关系、中国与周边关系，才可能根本理顺。

其二是文明的空间维度。现代中国，是一个五百年来被迫融入西方体系的民族嬗变。中国是文明古国中少有未被西方完全殖民且改革开放不以西化为旨趣的国家。现代中国身份建构，不仅要处理传统文明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而且肩负实现东西方文明大融合的伟大使命，其直接的挑战就是合理、合法、合目的地继承西方领导世界的道统，避免落入西方式大国崛起的权势转移陷阱，避免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中华文明能否超越西方文明为全球治理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器物、制度与精神支撑，是国际关系史上的重大考验。

其三是文明的自身维度。全球中国，是一个超越复兴与崛起、超越时间与空间，着眼于文明的生命力即自身演绎的全新身份。在古今中国、东西方中国之外，实现南北中国的人类使命，合目的地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继承性创建人类共同价值体系，是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全新挑战。

总之，坚信应该对人类做出较大贡献的中国，当以文明自觉探寻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世界意义，以文明自信推动人类文明进步。中国崛起的道统，不仅在于复兴传统中华文明，也不仅在于开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从而合理继承人类现代文明，或者实现中欧“文明G2”，从而合法继承西方文明，更在于合目的地开创人类文明新范式，实现“传统中国”、“现代中国”、“全球中国”身份的三位一体。

简单用“崛起”来描述中国发展之态势，的确不准确，因为后者是大国崛起、民族复兴、文明转型的“三位一体”。没有文明转型，大国崛起不可续，民族复兴不可济。大国崛起的逻辑是融入、参与全球化，顺势而为，乘势而上；民族复兴的逻辑是文化自觉、自信，回归道统，回归自然；文明转型的逻辑是以“中国梦”实现“世界梦”，为世界转型提供“源于中国而属于世界”的器物、制度与精神公共产品。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古”——复古解决不了今天中国面临的问题，也不能应对世界挑战；更非“接轨”——西方难言先进，且自顾不暇，一些国家还希望中国创出一条崭新的道路而与中国接轨；而是复兴、包容、创新的三位一体：通过合理地复兴我们的原生文明——催生中华文明中海洋文明的种子而走向海洋，合法地包容西方文明——通过摈弃西方普世价值神话而塑造人类共同价值体系，合目的地创新人类文明——通过引领人类文明转型以实现人类永续发展，从根本上确立中国作为世界领导型国家的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