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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份文字记录

公元前3800年至公元前2400年间，苏美尔人和埃及人就开始使用封印和符号。

人类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始于公元前3000年左右。在那个千年之始之际，值得人们跨越空间和时间把信息传递给后人的只有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伟人的事迹，以及奶牛、粮食和羊的所有权问题。在苏美尔的城邦里，一种伟大的史诗文学传统开始形成，一个由多个部门组成的官僚机构开始负责清点粮食。

出于人类的天性，在上述二者中，官僚体系是最早形成的。写作的起源，不是为了讴歌人性的美好，而是为了言之凿凿：这是我的，不是你的。但是，随着他们为了维护私有财产而发明的人造符号不断演变，这些会计师也给了讲故事的人一件礼物：一种使他们的英雄永垂不朽的方法。从一开始，文学就和商业联系在一起。

自从人类在洞穴中绘制壁画的时代开始，人们就已经开始用标记来记录事物的数量。我们可以把这些标记称为文字的种子，因为一个标记并不意味着“这里有一个标记”，而是代表其他的含义。但是这种标记无法超越时空。除非做标记的人站在那里解释说“这条线代表一头牛，这个代表一只羚羊，这些代表我的孩子”，否则标记本身无法自我表达。

在苏美尔，标记的使用有了进一步发展。从很早的时候起，一个苏美尔人若是拥有宝贵的资源（粮食、牛奶或油），他就会扎紧他的粮袋，在打结的地方粘上一个黏土球，然后盖一个封印。这个封印，不论是方形的还是圆形的，上面都会刻有一个特殊的图案。当黏土球干燥了，所有者的标记（“这是我的！”）就被牢牢印在了黏土里。这个标记代表了物品所有者的存在。在他不在场的时候，印章替他看管他的粮食。

这些封印就像洞穴画家绘制的标记一样，其含义依赖于大家的共识。看到封印的人都得知道这个标记代表了谁，然后才能从中获取信息：“这个东西是伊术（Ilshu）的。”但是跟洞穴画家绘制的标记不同的是，封印的图案独一无二。一个普通的标记可能意味着女人或男人，羊或牛。至于封印，一旦你知道了其含义，它只能代表一个特定的苏美尔人，如“伊术”。而伊术也不需要经常站出来解释这一点。

人类在成功跨越空间障碍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大概与此同时，人们也开始使用另一种类型的标记。像洞穴画家一样，苏美尔人用标记和数符来记录他们拥有的奶牛的数量（或粮食的袋数）。计算他们财物的数符一般会刻在圆形黏土板（“筹码”）上。农民养殖奶牛的时间有多悠久，这些筹码的历史就有多悠久：大概有几百年了。但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最富有的苏美尔人（那些需要很多很多筹码计数的人）会把这些筹码放在一块用黏土做的薄薄的湿泥板上，用泥板包裹住，在接口的地方盖上封印。黏土干燥后，泥板就成了一种类似信封的东西。

遗憾的是，打开信封的唯一方法是打破黏土，这样一来，它就不能再用了（这跟纸质的信封不同）。记录信封里有多少筹码的更经济方式是在信封外面写一个新的计数符号，显示里面有多少筹码。

如此一来，“信封”外的标记代表里面的筹码的数量，筹码则代表牛群的数量。换句话说，外面的标记跟其所代表的物已经隔了两层关系。物和标记之间的关系已经变得更加抽象。

接下来的演变就是要完全超越简单的标记。随着苏美尔城邦不断发展，所有权关系变得越来越复杂。人们拥有和需要进行交易的东西的种类越来越多。因此，会计师需要某种比标记更复杂的东西。除了筹码，他们还需要象形符号来代表所要计数的物。

人们使用的象形符号也逐渐得到简化。这是因为，一方面，象形符号是要画在泥板上的，而这种东西不适合记录细节；另一方面，绘制一头逼真的牛会很费时间。所以，需要表示一头牛的时候，只需要让看到泥板的人看见上面用一个方块加上一个简单的头再加一条尾巴表示一头牛就够了；就像孩子画简笔画，虽然我们难以看出他画的是谁（甚至不成人形），可是仍能判断出他画的是自己的妈妈，因为妈妈就站在他跟前。

不过这仍然是一个标记系统，还算不上真正的文字。但是另一方面，这是一种变得越来越复杂的标记系统。

此时，封印再次起到了自己的作用，这一次它传递的是全新的信息。伊术曾经用自己的封印来标记自己的粮食和油，现在，他会在用象形符号记录了信息（比如住在他左边的邻居卖了多少头牛给右边的邻居）的泥板的底部盖上自己的封印。如果双方彼此不太信任，他们就会喊上伊术过来做个见证；他在泥板上盖上自己的封印，表明他见证了这笔交易。在泥板底部，伊术的封印图案代表的不再是“伊术在这里”或“这是伊术的东西”，而是“伊术曾在场见证了这笔交易，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可以找他解答”。

这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标记。对于读者而言，这是一段话。

截至此时，苏美尔人的“书写”都依赖所有参与人的记忆；其作用更像是绕在手指头上的线绳，而不是发达的符号系统。但随着城邦间贸易的不断增长，经济得到发展，用于记录的泥板需要承载更多的信息，不再仅仅是记录交易了哪些货品以及多少数量。农民和商人需要记录田里何时种下了作物，种的是什么；派了哪个仆人去做哪件事；有多少头牛被送到了恩利尔寺来献祭，免得里面的神职人员数错了；供奉给了国王多少贡品，以防他数错了再来索要。为了表达这一层面的信息，苏美尔人需要一些符号来代表具体物以外的词语。他们既需要一个象形符号来表示“牛”，也需要表意符号来表示“借”或者“买”；既需要象形符号表示“小麦”，也需要表意符号来表示“种植”或者“毁坏”。

随着对符号的需求成倍增长，文字开始朝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是，符号不断增多，每个符号代表一个单独的词。另一个方向是象形符号演变成一个语音系统，这样符号代表的就是声音，它只是词的一部分，而不是其全部。通过这种方式，用有限数量的符号就能组成任意多数量的词汇。当一个苏美尔人看到“奶牛”的象形符号时，他的唇形变成苏美尔语中的“奶牛”这个词，声音自然而然就出来了。从“奶牛”的象形符号慢慢演变成代表“奶牛”这个词的第一个音，这并不是很难的跨越。接下来，这个符号就能在一系列包括“奶牛”这个词读音的单词中代表这个音。

在至少600年的演变过程中，苏美尔人的象形符号走上了第二条发展道路，演变成了语音符号。这些符号是用带有楔形边缘的硬笔在湿的黏土上写成的，具有独特的形状，每个笔触的开始比结束都要宽一些。至于苏美尔人如何称呼他们的文字，我们不得而知。在任何改变世界的技术发展的最初阶段，人们都很难认识到其意义，苏美尔人也同样没有对他们的创新做过任何评论。但是到了1700年，一位名叫托马斯·海德（Thomas Hyde）的古波斯语学者把这种文字命名为“楔形文字”（cuneiform），我们至今仍在使用这个名词。这个名词来源于拉丁文中的“楔形”一词，该名词本身并未揭示楔形文字的重要性。海德当时以为这种书写在黏土上的漂亮符号是某种装饰性的东西。

 

象形符号在埃及的使用略晚于苏美尔。当埃及成为一个帝国之时，象形符号已经变得非常普及。在纳尔迈石板上，国王纳尔迈头的右侧就是“鲇鱼”的象形文字符号；这是纳尔迈的名字，写在他的肖像旁边。

我们现在称古埃及的象形符号为“象形文字”（pictogram）。它们似乎不是从计数系统演变而来的。最有可能的是，埃及人从他们东北部的邻居那里学习到了象形符号的技巧。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失去了和原来象形符号之间的相似之处，但是埃及的文字与此不同，这里的象形文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保留了象形的特征。即便是在这些象形文字变成了语音符号，即代表的是声音而不再是事物之后，从它们的外观仍然能看出表示的是什么事物：举起双手的人、牧羊人的曲柄手杖、皇冠、鹰等。用象形文字书写的文本就像一个放满了杂物的袋子。一些符号仍然是象形符号，另一些则是语音符号；有时，鹰的符号代表一个发音，但有时它又确实仅仅是代表一只鹰。因此，埃及人发展出一种叫决定符（determinant）的东西，这是一种放在象形文字旁边的符号，表明该象形符号到底是充当了语音符号还是象形符号。

但无论是象形文字还是楔形文字，最终都没有演变成完整的语音书写形式，即字母文字。

苏美尔人从未有过这种机会。苏美尔语在得到完全发展之前，就被征服了苏美尔人的阿卡德人的语言取代了。而埃及的象形文字则存在了几千年，从未彻底失去其图解的功能。或许这要归因于埃及人对书写的态度。对于埃及人来说，书写带来不朽。文字是一种神奇的形式，字里行间就带有生命和力量。一些象形文字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不能将其刻在一个神奇的地方，而只能写在一些不那么神奇的地方，否则这些文字就会带来人们所不想要的力量。用象形文字把某个国王的名字刻在纪念碑或者雕像上，他就能得到永生。而抹掉一个国王的名字，就等于是将他永远地杀死。

苏美尔人则更务实，他们的文字没有这样的目的。不过像埃及人一样，苏美尔人也有一个守卫文字的女神尼沙巴（Nisaba），她也是（就我们所知）谷物女神。但是埃及人相信，书写是神灵发明的。这个神叫作托特（Thoth），他用自己的文字的力量创造了自身。托特是文字之神，也是智慧和魔力之神。他测量土地的面积，清点星星的数量，并且记录每个被带到阴曹地府接受末日审判的人的行为。但是他却不在乎数粮袋的数量这种琐事。

由于人们相信象形文字的图形具有神秘的力量，因此象形文字的图形形式得以保留。象形文字根本不是一种语音系统，它的设计使人们在不掌握其意义的关键的情况下难以解读它们。古埃及的祭司是这些信息的掌管者，他们充满戒备地巡视着自己知识的边界，以确保这种解读信息的工具只掌握在他们自己手里。自此以后，书写和阅读就是一种行使权力的行为。

事实上，由于象形文字非常难以识读，因此即使在古埃及历史尚在延续的年代，人们识读这种文字的能力就已经开始减弱。到了公元500年时，埃及人开始讲希腊语，他们要想解释符号及其意义之间的关系，往往要做一些长篇大论。例如，贺拉波洛（Horapollo）在他的《象形文字集》（Hieroglyphika）中曾解释过象形文字中“秃鹫”的符号与语义间的关系，他下了很大功夫，但结果还是搞错了很多地方。他写道：

当他们想表达母亲、景色、边界或预知时，他们会画一只秃鹫。秃鹫之所以能代表母亲，是因为这种动物没有雄性；之所以能代表景色，是因为在所有动物中秃鹫拥有最敏锐的视觉；之所以能代表边界，是因为当战争即将爆发时，它会在要发生战争的地方上空盘旋七天；之所以能代表预知，是因为……它期待着战争中的杀戮会带给它尸体作为食物。

解读象形文字的能力失传之后，埃及人的文字就一直是个谜。后来，拿破仑想在尼罗河三角洲附近修建一座城堡，他的一支队伍在挖掘地基的时候发现了一块重达300公斤的玄武岩石板，上面分别用埃及象形文字、更晚近的埃及文字，以及希腊文字刻了同样的内容。这块石头后来被称为“罗塞塔石碑”，它为语言学家破译象形文字提供了所需的钥匙。因此我们可以说，军事活动有时也为几个世纪的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这件事情也帮我们找到了阅读早期诗歌和史诗的办法。（伟大的文学作品一直和战争紧密相关，这种紧密程度甚至超过了文学与商业活动的关系。）

 

象形文字之所以能保持它们的魔力和神秘性，是因为埃及人后来又发明了一种新的更便于日常使用的文字（即所谓的“草书体”）。草书是象形文字的简化版，那些图形符号简化成了几笔，可以被快速勾勒出来（用戴维斯的话说，就是相应文字的草书版本）。人们在写商务信函、行政公文的时候更乐于使用草书体。这种字体的存在还依赖于埃及人的另一种发明——莎草纸。无论线条多么简单，只要是在黏土上书写，必定是快不起来的。

数百年来，黏土一直都是苏美尔人和埃及人书写用的材料。它取之不尽，并且可重复使用。写在表面平滑的泥板上的文字，在太阳下晒干之后可以保留好多年；需要修改或是抹掉上面的文字的时候，可以把泥板打湿，然后磨掉表层的文字。相反，如果要防止篡改某些记录，则可以把泥板烘烤烧制成陶，使其变成永久的存档记录。

但是泥板很重，不便于储存，也不便于携带，这严重限制了所能写下的每条信息的内容（不过我们可以把它看成鼓励人们用词精练的手段，这一点与电脑文字处理软件所造成的写作越来越冗长的效果恰恰相反）。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埃及的抄写员意识到，用作埃及房屋建筑材料的纸莎草也可以用来书写（将纸莎草茎软化，交叉着叠放，然后捣碎成浆，铺成薄片晾干）。借助笔刷和墨水，人们可以快速地在莎草纸上书写草书体文字。

在苏美尔，由于不存在这种原材料，在接下来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人们继续使用泥板书写。1500年以后，当摩西带领游牧者亚伯拉罕的闪族后代走出埃及，进入近东的干燥荒原时，上帝将其指示刻在石板上，而不是写在莎草纸上。以色列人不得不特地做了一个箱子来存放这些难以携带的石板。

相比之下，纸就容易携带得多。书写在纸上的信息可以卷起来，掖在衣服或口袋里。统治尼罗河河谷的官员们往往相隔较远，南北之间的沟通需要这种简单的方法；相比之下，要是让信使带着40磅重的泥板从尼罗河上游走到下游，显然非常不便。

古埃及人非常欢迎这种高效率的新技术。人们当然继续使用象形文字，将其刻在坟墓的石墙、纪念碑和雕像上。但是，信函、诉状、指示和恐吓信等则写在莎草纸上，不过这种纸湿了就会分解，放久了就会碎裂，用不了很久就会分解成一堆尘土。

我们可以想见，苏美尔王齐姆里-里姆的子民在美索不达米亚被灼晒的城邦之间搬运泥板的时候有多么不便，可是不管怎样，我们仍能从保存至今的泥板上的记录中发现这段历史的蛛丝马迹。而在莎草纸发明之后，我们对法老和大臣们的日常生活就所知甚少了。他们的忧愁之事和那些紧急信息都不复存在；史官详细记录的历史也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好像电子信息一样被删除得一干二净。因此，虽然在5000年前我们就有了最早的文字，也有了第一次的技术进步，但这一技术反过来让我们付出了代价。

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后来湮没在历史之中。但是象形文字延续至今。后来出现了另一种书写形式，我们称之为“原始西奈文”（Protosinaitic），因为它出现在西奈半岛的各个地方。这种文字中的符号几乎有一半来自古埃及的象形文字。接下来，原始西奈文中的一些字母似乎又被腓尼基人借鉴了。再往后，希腊人借鉴了腓尼基字母，将其转换了一下方向，并传给了罗马人，再往后就传给了我们（西方人）；结果，古埃及人的神奇符号实际上真的成了我们所知的最近乎不朽的人类的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