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本书所谈论的可谓人类历史最重大之事。无论你是否相信（我知道大部分人不信），纵观历史长河，暴力呈现下降趋势；而今天，我们也许正处于人类有史以来最和平的时代。暴力减少的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暴力并未全然消失，这一趋势也不能确保会持续下去。但无论我们观察的是人类数千年的历史，还是短期事态，大至发动战争，小到体罚儿童，暴力下降的趋势有目共睹，无可置疑。

暴力的退却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无所不在。一个人如果时刻忧虑自己会被劫持、强暴或杀害，如果他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设施可能在落成之际即被洗劫和焚毁，他就很难发展出复杂精致的艺术、学术和商业。

暴力的历史轨迹不仅影响人们如何生活，也影响人们对生命本身的认识。人类久经厮杀，处境到底是改善了，还是恶化了？还有什么比解答这个问题更能让我们认识生命的意义和目的呢？家庭、部落、传统和宗教，饱受个人主义、世界主义、理性和科学等种种力量的侵蚀。对于这种现代性，我们又该做何理解？我们眼中的世界到底是一场充斥着犯罪、恐怖主义、屠杀和战争的噩梦，还是以历史的标准衡量，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和平共处时期，答案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历史的变迁。

对暴力变化趋势是在上升还是下降的判断也离不开我们对人性的理解。虽然基于生物学的人性理论通常将暴力视为宿命，心智白板论认为暴力是后天生成的，但我的观点恰恰与此相反。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人类之初的自然状态和人类历史进程的开端？觉得暴力在增加的人认为，我们创造的世界已经毒化了人类自身，而且很可能已经无法逆转；而觉得暴力在减少的人认为，我们的起点确实很低，但文明将我们引向崇高，我们可以期望这一向上的进程将会持续下去。

本书篇幅巨大，但我别无选择。首先，我必须要说服你，在人类历史上，暴力确实在减少。我知道，此论必定遭到质疑、责备，甚至激起愤怒。我们的认知将我们预设为相信自己生活在暴力时代，特别是在这个时代，有媒体推波助澜，其信条是“见血的消息上头版”。人类的大脑在估算事件概率时，总是避难就易地从回想案例和图像开始。与老人安然辞世的画面相比，残暴杀戮的场景更易令人产生身临其境般的感觉，让我们刻骨铭心。不论暴力死亡的比例有多小，它的绝对数都足以填满媒体的晚间新闻，让人们对暴力的印象与其实际比例完全脱节。

放大危险感也符合道德心理学。从来没有人会为了宣扬世界已经变得更美好而去招募志愿者，传播好消息的人总是被告诫闭上嘴巴，以免诱发人民的自满情绪。而知识界的大部分人都极不愿意承认，在文明、现代性和西方社会里还有些积极的东西。也许，正是某种最初推动暴力减少的力量，制造了暴力永存的幻象。在暴力行为减少的同时，容忍或美化暴力的态度也在减少，而且人们的态度通常起主导作用。按照人类历史上大规模暴行的标准，得克萨斯州的注射死刑，偶发的流氓挑衅少数族裔的种族仇恨罪，都只能算是些小打小闹。但是，站在当代的道德制高点上俯视，我们把它们看作我们的行为可以堕落到什么程度的标志，而不是我们的标准已经提高到什么程度的标志。

面对这些先入为主的观念，我只能用数字来说服你们。我将从数据库中收集这些数字，并将其制成图表。我会解释数据的来源，并尽力说明数据是如何被采集的。我提出的问题是，如何理解在家庭、社区、部落和其他武装派别之间，以及在主要民族和国家之间，暴力在许多方面都在减少。如果每一个层面上暴力历史的轨迹各有其特质，那么它们就应该各有专著论述。但让我一再惊讶的是，回顾过去，世界上各个层面的暴力几乎呈现一致的下降趋势。这就有必要在一本书中结集文献，寻找这些发展在何时、如何且为何出现了这些共性。

我希望能让读者相信，当很多不同形式的暴力都呈现下降的趋势，就很难说这是一种偶然，因此需要我们给出解释。暴力的历史可以很自然地演绎成一个道德的传奇——一场正义反抗邪恶的英勇奋战，但这不是我的出发点。我的方法是对历史的因缘进行广义的科学解释。我们可能会发现，道德领袖（主流道德的制定者和捍卫者）以及他们的活动对和平有着特殊的贡献。但我们也可能发现一些更直白的原因，比如技术、管理、商业或知识等方面的变化对和平的作用。暴力减少不能被看作一个不可阻挡的、能将人类带往完美和平这一最终目标的进步力量，它只是一组基于不同历史阶段、不同人类群体行为的统计趋势，因此需要从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解释：人类的大脑如何应对情势的变化。

这本书的大部分篇幅是在探讨暴力和非暴力心理学。我大量援引的心智理论是对认知科学、情感和认知神经科学、社会和进化心理学，以及其他有关人性的科学研究的综合。在我的著作《心智探奇》（How the Mind Works）、《白板》（The Blank Slate）、《思想本质》（The Stuff of Thought）中，我探讨过这些理论。我从中认识到，心智是一个具有认知和情感功能的复杂系统，这些功能由大脑实现，而大脑的基本构造又源自进化过程。这些功能的某些部分让我们产生各种暴力倾向，而另一些功能，比如林肯所说的“人性中的善良天使”，则把我们引向合作与和平。解释暴力减少的方法是查明我们的文化和物质环境中有哪些变化让我们天性中爱好和平的动机占了上风。

最后，我要证明，人类的历史已经融入人类的心理层面。人类的一切事务都彼此关联，暴力事件更是如此。跨越时间和空间来看，越和平的社会往往越富裕、健康，受教育程度和管理水平越高，对妇女的尊重程度越高，从事贸易的可能性也越大。在这些优良的特质中，哪些开启了良性循环，哪些只是伴生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容易。人们很容易屈服于不能令人满意的循环论证，比如暴力减少是因为文化中的暴力因素减弱了。

社会科学家将社会变量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前者处于系统内部，可能受到它们所试图说明的现象的影响，而后者则受外力的驱动。外生力量可以来源于实践领域，例如技术、人口统计、商业和治理机制的变化，也可以来源于知识领域，因为新思想被构思和传播，并拥有自己的生命。对历史变迁最令人满意的解释是确定一个外生的触发力。在数据允许的限度内，我将试图找出在不同时间以不同方式曾经作用于我们心智的外生力量，而这些力量就是导致暴力减少的原因。

对这些问题的讨论，汇聚成此部长篇巨著——这本书分量太重，我不妨将主要结论做一个预告。《人性中的善良天使》是一个关于六大趋势、五个心魔、四位善良天使、五种历史力量的故事。

六大趋势（第2章至第7章）。人类这个物种从暴力中后撤经历了种种发展。条分缕析，我将其归纳为六大趋势。

第一个趋势是以千年为尺度的过程：我们这个物种的大部分进化史是在狩猎、采集和栽种社会（园艺社会）中完成的。大约5000年前，人类从这种无政府状态开始向第一个具有城市和政府的农耕文明过渡。伴随这一转变，人类在无政府自然状态下的常规劫掠和打杀减少了，暴力死亡率下降到原来的1/5左右。我将这个和平阶段称作“平靖进程”（pacification process）。

第二个过渡期历时500多年，欧洲史对这一阶段有详尽的记载。从中世纪晚期到20世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下降了90%~98%。在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 1897—1990年）的经典著作《文明的进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一书中，他将这一令人讶异的暴力减少归因于分散的封建领地整合为具有中央集权和商业基础设施的大王国。与埃利亚斯所见一致，我将这一趋势称为“文明的进程”（civilizing process）。

第三个变迁跨越几个世纪，起始点大致是17和18世纪的“理性时代”和“欧洲启蒙运动”（尽管这一变迁是对古希腊文明和文艺复兴的传承，在世界其他地区也同时存在平行的古代文明）。在这一阶段，第一次出现了有组织的社会运动，推动废除那些已被社会接受的暴力形式，比如专制、奴隶制、决斗、严刑逼供、迷信杀戮、残酷处罚和虐待动物，系统地形成了和平主义的第一个高潮。历史学家有时称这种转变为“人道主义革命”（humanitarian revolution）。

第四个重大变迁始于“二战”结束。战后的几十年间，人类见证了史无前例的发展：超级大国和发达国家停止了彼此之间的战争。历史学家将这一天赐佳景称为“长期和平”（long peace）。

第五个趋势也与武装冲突有关，但它变得越来越有节制。虽然从新闻报道中，人们还很难相信这一结论，但自1989年冷战结束，各种武力冲突——内战、种族清洗、专制政府的对内镇压，以及恐怖袭击，在世界范围内一直在减少。鉴于这一令人欢欣的发展并不稳定，我将之称为“新和平”（new peace）。

最后，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标志着战后时代的到来，人们对较小规模的侵犯行为越来越反感，这些行为包括对少数族裔、妇女、儿童、同性恋的暴力侵犯和对动物的虐待。从20世纪50年代后期至今，随着接连不断的社会运动，由人权概念衍生的民权、女权、儿童权利、同性恋者权利和动物权利逐一登场，我将此阶段称为“权利革命”（rights revolu-tions）。

五个心魔（第8章）。许多人坚信“暴力压力释放理论”：人类具有一种内在的侵犯性——死亡本能或嗜血的冲动，这种聚积在我们内心的压力必须阶段性地得到释放。这种理论完全背离现代科学对暴力心理的理解。侵犯性（aggression）不是单一的动机，更不是一种日渐迫切的冲动。它是几种不同心理系统的输出，它们的环境诱因、内在逻辑、神经生物基础以及社会分布各不相同。第8章对五种心理系统进行了阐释。“捕食或工具性暴力”（predatory or instrumental violence）仅仅是作为实现某种目的的实用手段。“支配欲”（dominance）则表现为对权威、声望、荣誉和权力的追求，它的表现形式可以是个人之间的叫阵，也可以是种族、民族、宗教或民族团体之间的权力之争。“复仇心”（revenge）激起了人类的道德冲动，施行报复、惩罚，伸张正义。“虐待狂”（sadism）以他人的痛苦为快乐。“意识形态”（ideology）则是一个共同的信仰体系，它通常具有一种乌托邦式的幻想，为了追求无限的善可以不择手段地使用暴力。

四位善良天使（第9章）。人之初并非性本善，亦非性本恶，但是他们生来就具备某些动机，这引导他们远离暴力，趋向合作和利他。“共情”（empathy），特别是同情意义上的共情，让我们对他人的痛苦感同身受，并对他人的利益产生认同。“自制”（self-control），让我们能够预测冲动行事的后果，并相应地抑制冲动。“道德感”（moral sense）将一套规则和戒律神圣化，用以约束和管治认同同一文化的群内相互关系。有些时候，这些规则和戒律使暴力减少，但部落的、威权的和道学的规则却经常会增加暴力。“理性”（reason）让我们得以超脱有限的视角，思索我们的生活方式，追寻改善的途径，并引导我们天性中的其他几种美德。在本书的一小节中，我将从生物学家的技术角度，探讨是否有可能从基因变化上看出最晚近的人类进化史也确实是趋向暴力减少的。不过，本书的着眼点是变迁的环境条件：不变的人性在不同历史环境变化中的不同表现。

五种历史力量（第10章）。在最后一章中，我试图结合心理学和历史学，找出那些有利于人类的和平动机和驱使暴力大幅减少的外生力量。“利维坦”（leviathan），即国家和司法垄断了武力的使用，可以化解掠夺性的攻击，抑制复仇的冲动，避免各方自以为是的自利式偏见。“商业”（commerce）是一个各方都可以是赢家的正和博弈，因为技术进步使商品和思想可以跨越的距离越来越远，参与的人群越来越庞大，他人的生命也因此更有价值。他们也就更不会成为被妖魔化和非人化的目标。“女性化”（feminization）社会文化越来越尊重女性的利益和价值的过程。既然暴力主要是男性的消遣，提高妇女赋权的文化总是更少鼓吹暴力，也更不会在无所寄托的年轻男性中滋生危险的亚文化。“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的力量，例如识字率、流动性和大众媒体，都有助于人们从与自己不同的人的角度出发，扩大共情的范围，接纳他人。最后，知识和理性在处理人类事务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理性的滚梯”（escalator of reason）使得人们认识到暴力循环有害无益，克制将一己之私置于他人利益之上的特权，并且重新审视暴力，将其看作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一场争夺胜负的竞赛。

一旦人们意识到暴力在减少，他们眼中的世界将与以前有所不同。往昔不再纯洁无瑕，今天亦未必礼崩乐坏。人们开始意识到，公园里嬉戏的异族通婚的家庭，拿元首当笑料尽情调侃的喜剧演员，还有那些在危机来临时悄悄地偃旗息鼓，而不是使战争升级的国家，我们身边这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对于我们的祖先而言都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我们对此无须自鸣得意，今天我们得以享有和平，是因为过去几代人痛恨暴力的蹂躏，为减少暴力而付出了他们的努力，我们今天也应该为减少尚存的暴力而努力。确实，对暴力在减少这一事实的认识，最有效地证明了人类的努力是值得的。人性中的残暴，长久以来就是道德教化的对象。认识到某种力量能减弱人的残暴性，我们就能找出其中的因果关系。与其追问“为什么会有战争”，不如多问问“为什么会有和平”。我们不仅可以追究我们到底做错了什么，也可以探讨我们做对了什么。因为有些事情我们确实做对了，那么最好能搞清楚这些做对的事情究竟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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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问我是怎样开始进行暴力分析的。这不是一个难回答的问题：研究人性必然要关注暴力。我是从马丁·戴利和马戈·威尔逊有关进化心理学的经典之作《杀人》（Homicide）中第一次了解到暴力是在减少的。他们在这本书中调查了非国家形态社会中的高暴力死亡率，以及从中世纪至今凶杀案的减少。在以前的几部著作中，我均提到过这些暴力下行的趋势，结合西方历史上的废奴、结束专制、停止酷刑处罚等人道主义的发展，以此支持一个观点，即道德进步与人类心智的生物学解释和对人性中阴暗面的认知是一致的。在回答网络论坛www. edge. org 2007年的年度问题“你对什么比较乐观”时，我重申了这些观点。我的这个观点引发了历史犯罪学和国际关系研究学者的大量来信。他们告诉我，暴力减少的历史证据要比我知道的更丰富。他们的数据让我相信，这是一个被低估的、有待讲述的故事。

所以，我首先要向这些学者致以最深切的感谢，他们是Azar Gat, Joshua Goldstein, Manuel Eisner, Andrew Mack, John Mueller和John Carter Wood。我在写作本书时，也受益于与Peter Brecke, Tara Cooper, Jack Levy,James Payne和Randolph Roth之间的通信。他们慷慨地与我分享他们的思想、文章和数据，亲切地指导我进行远非我专长的领域的研究。

David Buss, Martin Daly, 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 David Haig,James Payne, Roslyn Pinker, Jennifer Sheehy-Skeffington和Polly Wiessner阅读了本书的初稿，并提出了极为有益的建议和批评。Peter Brecke, Daniel Chirot, Alan Fiske, Jonathan Gottschall, A. C. Grayling, Niall Ferguson, Graeme Garrard, Joshua Goldstein, Capt. Jack Hoban, Stephen Leblanc, Jack Levy, Andrew Mack, John Mueller, Charles Seife, Jim Sidanius, Michael Spa-gat, Richard Wrangham和John Carter Wood对部分章节所做的评论，让我获益匪浅。

许多人及时地回复了我就本书提出的询问，甚至提出了建议，他们是John Archer, Scott Atran, Daniel Batson, Donald Brown, Lars-Erik Ceder-man, Christopher Chabris, Gregory Cochran, Leda Cosmides, Tove Dahl,Lloyd deMause, Jane Esberg, Alan Fiske, Dan Gardner, Pinchas Gold-schmidt, Cmdr. Keith Gordon, Reid Hastie, Brian Hayes, Judith Rich Harris,Harold Herzog, Fabio Idrobo, Tom Jones, Maria Konnikova, Robert Kurzban,Gary Lafree, Tom Lehrer, Michael Macy, Steven Malby, Megan Marshall, Mi-chael McCullough, Nathan Myhrvold, Mark Newman, Barbara Oakley, Robert Pinker, Susan Pinker, Ziad Obermeyer, David Pizarro, Tage Rai, David Ro-peik, Bruce Russett, Scott Sagan, Ned Sahin, Aubrey Sheiham, Francis X.Shen, Lt. Col. Joseph Shusko, Richard Shweder, Thomas Sowell, H.vardStrand, Ilavenil Subbiah, Rebecca Sutherland, Philip Tetlock, Andreas For.Tollefsen, James Tucker, Staffan Ulfstrand, Jeffrey Watumull, Robert Whiston, Matthew White, Maj. Michael Wiesenfeld和David Wolpe。

哈佛大学的许多同事和学生慷慨地向我提供了他们的专业知识，他们是： Mahzarin Banaji, Robert Darnton, Alan Dershowitz, James Engell, Nan-cy Etcoff, Drew Faust, Benjamin Friedman, Daniel Gilbert, Edward Glaeser,Omar Sultan Haque, Marc Hauser, James Lee, Bay McCulloch, Richard McNally, Michael Mitzenmacher, Orlando Patterson, Leah Price, David Rand,Robert Sampson, Steve Shavell, Lawrence Summers, Kyle Thomas, Justin Vin-cent, Felix Warneken和Daniel Wegner。

特别感谢那些和我一起为本书制作数据报告的研究者。Brian Atwood进行了无数精确的统计分析和数据库搜索工作，他的工作不仅完整，而且富有洞察力。William Kowalsky从民意调查领域发现了很多相关的研究成果。Jean-Baptiste Michel帮助开发了书虫项目、谷歌全球书籍词频统计器和谷歌书籍语料库，并构建了一个具有独创性的战争规模分布模型。Bennett Haselton所做的一项有关人对暴力历史的观感的研究信息十分丰富。Esther Snyder协助完成了绘图和文献搜索的工作。Ilavenil Subbiah为本书设计了精美的图表和地图，并多年来一直为我提供关于亚洲文化和历史的宝贵见解。

我的文学代理人John Brockman提出的问题，促使我写作此书，他对初稿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意见。Wendy Wolf是我在企鹅出版社的编辑，本书的定稿很大程度上是在她对初稿所做的详细分析基础上成型的。对于John和Wendy，还有企鹅出版社的Will Goodlad对本书写作的每一个阶段所给予的支持，我深怀感激。

我由衷地感谢我的家人Harry, Roslyn, Susan, Martin, Robert和Kris给予我的爱和鼓励。我必须向Rebecca Newberger Goldstein表达我最深切的感激，她不仅丰富了本书的内容和风格，她对本书价值所抱有的信念也给了我极大的激励。在塑造我的世界观方面，她比谁做得都多。本书题献给我的外甥女、外甥和我的继女们：愿他们享有一个暴力不断减少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