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进展与收获

“意境”，在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中，是一个最有生命力和现代化了的重要范畴。因此，在现代的古代文论和美学范畴研究中，对于“意境”的研究最多，最热闹，也最有成效。80多年来，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直处于急风骤雨的变革之中。所以，“意境”研究的发展也与时代同步前进。现从三个方面，述评如下。

一、现代“意境”研究的社会文化背景

现代“意境”研究，是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因而，现代“意境”研究便与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息息相关。具体地说，从研究者的观念、方法到规模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受到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规定和制约。

1．文艺美学轴心的调节与反调节

从上古至近古，我国文艺美学的轴心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于是在这个轴心上便形成了“意境”范畴和理论。这是由史前而来便形成的一种具有东方特色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模式。历代尖锐的社会矛盾、激烈的民族冲突和此起彼伏的战争，都没有打碎这种传统的文化轴心，也没有改变这种传统的社会文化心理模式。自近代以来，随着国人的逐步觉醒，西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相继输入。即使如此，也没有从根本上动摇传统文化的轴心。所以，尽管梁启超等人主张“新意境”说，而影响并不很大。

然而，到现代情形却不同了。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还有人主张诗人“在自然中活动”。因为这时文化的轴心依然是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如宗白华先生说：“花草的精神，水月的颜色，都是诗意诗境的范本。所以，在自然中的活动是养成诗人人格的前提。”康白情先生同意这种看法，并说：“那么自然又不仅是催诗的妙药，并且是诗料底制造厂了。”但是，这种情形后来就不多见了。

因为，从20年代到建国前的30多年中，战火连年不断，特别是抗日战争，关乎中华民族的存亡，凡是有血性的中华儿女都投入到战争中去了，当然文艺家也不例外。这一时期的文化轴心，便由人与自然的审美关系转换为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审美关系，实质上是一种战时形态的文化。传统文化人赏花吟月的悠闲心态发生了变化，长期以来占据他们心理世界的风花雪月，逐渐被社会人事所替代。如30年代，文艺界人士对“新月派”诗人和林语堂、周作人小品文的吟花玩月的唯美主义倾向的批评，就证明了这一点。

其次，马克思主义文艺美学，特别是毛泽东的文艺思想，从内部决定了文化轴心的转换和文艺美学轴心的调节。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一个明确的标志。他认为，在“五四”以来的文化战线上，革命的文学艺术运动“和当时的革命战争，在总的方向上是一致的”。以工农兵群众为主体的社会生活，是革命文艺的唯一的源泉，因此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到工农兵群众中去”。这是传统审美文化轴心转换的根本标志。何其芳先生进一步说，“诗的源泉”，“不是个人的哀乐，不是自然的美景，而是人民大众的生活与其斗争”。

由此可见，这时审美文化的轴心已转换为人与人（人民大众）的审美关系。构成艺术“意境”的两个方面即“意”与“境”都发生了变化。“意”由诗人之情变为“人民之情”，“境”由风花雪月变为“人民之事”。文艺的情感内涵及其载体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为近代改良派诗人所向往的“新意境”终于出现了。这种情形在20年代中后期就初露端倪。从闻一多先生收编的《现代诗钞》中就可看出，“诗境”已变化为人或人造物，诸如理发匠、水手、老兵、女人，或者为汽车、火车、大木船、伞、烟囱、刺刀等。其中田间先生的诗境便是战时文化的审美反映，如《人民底舞》，棒子、刀子、枪机、锄头成为反复出现的情感意象。现代散文也是如此，即使“写到了风花雪月，也总要点出人与人的关系，或人与社会的关系来，以抒怀抱”。这种情形从延安时期以后，在50年代、60年代和70年代的文艺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当然，这期间文艺美学轴心的反调节也是存在的，诸如“新月派”的诗歌和林语堂式的小品文等。不过，调节是主流，反调节是支流；调节是现代的开端，而反调节则是传统的延续。

2．外国文艺美学的大量输入和中国现代文艺美学的“西化现象”

这是促使传统文艺美学轴心转换的另一个原因，也是“意境”研究所遇到的主要挑战。这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时期：从1919年至1949年为第一个时期，这时期共出版西方美学和文艺学译著66部，其中从日语移译24部，从俄语移译18部。这是西方诸国如古希腊、古罗马、德、意、英、法文艺美学的输入期。在国内美学界迅速接受西方文艺学和美学影响的同时，这时期共出版了文艺学和美学论著73部。在这些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康德、黑格尔、费希纳、鲍桑葵、格罗塞、丹纳、王尔德、克罗齐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广泛影响。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是如此。广大作家、艺术家面对潮水般涌入的外国文艺作品（数量一定可观）和文艺学、美学译著，加之受国内美学界同人“西化”式的文艺美学论著的推波助澜的理论导向，几乎可以说没有人不受西化的影响，就连国学渊博的胡适、鲁迅、闻一多和郭沫若等人也是如此。这是时代的潮流。正如梁实秋先生说的：“新诗，实际就是中文写的外国诗。”传统诗歌所具有的审美意境已不复存在了，意境研究也受到了冷落。

从1950年至1970年为第二个时期，共出版外国文艺学和美学译著63部，其中从苏联移译过来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学著作就有38部。这是以苏联为模式的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和美学影响中国的时期。

从1978年至2000年为第三个时期。随着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贯彻实施，出现了近百年来的第三次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西化”思潮。文艺美学研究领域，更是百花盛开，热闹非凡。一时间，学界“引用西方”成为风气。“西人语录”成为学识、品牌和身价的象征。谁引用了一条最权威的、别人未见的“西人语录”，便自以为握有灵蛇之珠，也仿佛有了学识和光彩。当然，靠“西人”而成名者，也大有人在。这个时期出版的西方文艺学和美学译著之多，难以统计。这是西方现代美学和文艺学影响中国的时期。

总之，西方文艺学和美学通过这样三次大规模地输入，加之数量更多的西方文艺作品的输入，都程度不同地影响和同化着中国现代学人的观念和思想。从这三个时期所出版的国人编著的文艺学和美学论著中，便可以看到这种“西化现象”的广泛存在。在文艺创作方面也是如此。这也是时代的潮流。于是，“意境”在现代文艺作品里便由中心跌入边缘，而且逐渐地淡化了，远去了。同样，在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中，从观点、范畴到理论，也几乎全部是搬用西方的。“意境”不仅失去了存在的话语环境，也失去了其辉煌的中心话语地位。

3．中国传统文化的延续和复归

中国现代文艺学和美学的大量西化，并不意味着传统文化和美学的丢失。彻底丢失传统，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这是因为，每个中国人的血管里都流淌着传统的血液，每个中国人的心灵里也有着传统文化的深层积淀。所以，对于中国人来说，丢失传统就等于丢失自己，否定传统就是自我否定。因此，现代中国人每在历史的转型时期，都要对传统文化表示怀疑甚至批判，但从不丢弃传统。形势一旦稳定就又要恢复传统，重建传统。“五四”前后、“文革”前后和新时期前后都是如此。否定传统之糟粕，弘扬传统之精华；有勇气批判传统，也有勇气重建传统，这便是现代中国人的特点。所以，80多年来，“全盘西化”的观点一直受到大多数人的抵制。这是“意境”研究在现代得以延续和发展的主要原因。也就是说，“意境”研究在现代虽然遇到了来自西方的三次挑战，但并不是没有机遇。在20—30年代，当西方文化如潮水般涌来之时，仍有人坚持研究“意境”；在50—60年代，由于马克思主义文艺学对于“民族性”的提倡，使“意境”研究得到了发展的机遇。特别是进入80年代以来，随着“传统文化与现代化”讨论的深入，随着“传统文化热”的不断升温，随着“民族特色”的讨论和实践，逐步掀起了“意境”研究的高潮。

现代“意境”研究就是在以上所述的“挑战与机遇并存”的文化背景下开展的。值得指出的是，现代“意境”研究并不是遗世独立的文化现象，而是紧跟着现代中国文化的步伐前进的。因而现代“意境”研究不仅有一个纷纭复杂的现代文化背景，而且也深深地打上了现代文化的烙印。比如在下文将要展开的论述中，就会看到80年代以来的方法论热、美学热、文化热、比较文学热等文化现象，对于“意境”研究的直接影响。因此，只有透过现代中国的社会文化背景来观照现代“意境”研究，才是全面的、科学的。

二、现代“意境”研究的发展概况

80多年来，“意境”研究沐浴着现代文化的风风雨雨，虽步履艰难，但却一直进行着、发展着。下文将现代“意境”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并加以述评。

1．现代“意境”研究的转型时期（1919—1950）

所谓“转型”，是指在以“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型为代表的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的大文化背景下，“意境”研究的观念、方法和语言操作的转型。但有一个总的特点，就是对“新意境”的理论探求。这个时期的初期，由于处在新旧转型的阵痛之中，中、后期又由于战时形态文化的影响，“意境”研究呈现出戛戛其难的状况。这一时期约有32位学者，发表了33篇论文。从研究的问题看，涉及“意境”的内涵、“意境”与禅机的关系、王国维的“境界”说，以及诗、文、绘画中的“意境”等问题，基本上奠定了现代“意境”研究的基础。

胡适先生从1919年10月发表《谈新诗》开始，就受梁启超等人的影响，将“新意境”作为一条文学批评的标准来使用。特别是在1926年9月著述的《词选》中，使用“意境”术语多达几十处。诸如“苏轼的词往往有新意境”，李煜“还替后代的词人开一个新的意境”，等等。尽管有人对胡适是否在传统意义上使用“意境”术语表示怀疑，但他毕竟是现代“意境”批评的第一人。

宗白华先生的“意境”研究也是较早的。他在1920年2月发表的《新诗略谈》一文中，除对“意境”的内涵作了新的阐释外，并将“意境”看作诗的本质，要求“新诗的创造”，主要是“表写天真的诗意与天真的诗境”。这种观点在当时的影响较大。他的朋友康白情先生在同年3月发表的《新诗底我见》一文中，支持这种观点，并在发挥宗白华先生的“情绪的意境”的基础上，又提出“想象的意境”。这就是他著名的“两种意境”说。他认为，“情绪是主观的，而引起或寄托情绪的是客观的”，主客观的统一便是“情绪的意境”；而有些诗则主要是靠想象去“构成一个新意境，构成一个诗的世界”，这便是“想象的意境”。这两种“意境”在多数情况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并不好分。这是对王国维“意境类型”说的新发展。后来，宗白华先生又发表了《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1943）一文。这篇文章内容丰厚，论述了“意境”的本质、意义和种类；谈到了“意境”创造与人格涵养的关系，以及“意境”在中国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特别是结合佛禅和庄道哲学，论述了中国艺术意境的结构特点，即讲究深度、高度和阔度，尤其是对空灵飘逸的灵境给予更多的关注和论述。此文视点之高迈，内涵之丰富，见解之精辟，是学界公认的。总之，这是一篇为现代“意境”研究奠基的力作，它的影响至今仍然存在着。

还值得一提的是赵万里先生的《王静安先生年谱》。他在按语中提出四个问题：（1）《人间词甲稿序》与《乙稿序》，“均为先生自撰，而假名于樊君者”。（2）说：“先生之论词，独标出‘意境’二字，此旨于前此所撰《文学小言》及《人间词甲乙稿》序中已言之。至是始畅发其旨，得六十四则，成词话一卷。”指出在王氏那里，“境界”与“意境”是一回事。（3）出《人间词话》的著述时间及与《文学小言》、“两序”的关系问题。（4）王氏不仅以“意境”论词，并且是“意境”论的亲身实践者。他的词“意境之高超”，三百年间少有人能比。由于赵先生是王国维的门人，又是《人间词话》原稿的保存者和整理者。所以，他的观点很有权威性，在“两序”的著作权、《人间词话》的著述时间和“意境”与“境界”的关系等问题上的观点，均成为不刊之论，对于《人间词话》的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到30年代，谈论“意境”的人渐多了起来。舒舍予先生1930—1934年在齐鲁大学文学院任教时编写的《文学概论讲义》，第一次将传统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理论熔为一炉，其中将司空图、严羽、王夫之等人关于“意境”的观点引入现代文学理论之中，并不止一次地使用了方回的“心境”说，还对古典诗词过分追求“境界”而缺乏“情感”的现象予以批评。这在“意境”美学的研究中开了一个先例。1935年，许文雨先生也在《文论讲疏》中以大量的篇幅讲疏《人间词话》，多发挥王氏的“意境”说，后南京正中书局出了单行本。朱光潜先生在1934年发表了《诗的隐与显》一文，对王氏的“意境”说多有不同见解，还提出了“同物之境”和“超物之境”的新看法。这个时期，值得注意的是，在1934—1935年间文坛对于小品文的讨论中，钱杏邨、洪为法、许钦文和郁达夫等人都对小品文的“意境”进行了评论，其中也有引用古人观点的。另外，张其春《中西意境之巧合》（1937）一文，是较早用中西比较的方法研究“意境”的；刘佩韦《诗境与禅机》（1940）一文，也是较早从佛学角度研究“意境”的。还有朱自清、艾青、周振甫、任访秋等人也对“意境”有所谈论。

40年代，谈论“意境”的人不多，除了前文提到的宗白华先生之外，还有罗庸、刘永济、伍蠡甫和钱锺书诸位先生的“意境”研究比较重要。

罗庸先生在解放前的学术界知名度颇高。他在西南联大任教授期间，曾写过一组广播演讲稿，其中有一篇谈论“意境”的文章是《诗的境界》。这组文章收入《鸭池十讲》一书，1943年曾由昆明开明书店印行出版。他认为，“境界就是意象构成的一组联系”，“是一切艺术生命的核心”。诗境有不同的类型：物境最低，“无意味之可言”；“略高一筹的是事境”；“比事境再高一筹的是情境”；“驾于情境之上，而求超出，便是理境”；“最后是无言之境”。总之，“诗的境界，下不落于单纯的事境，上不及于单纯的理境，其本身必需是情景不二的中和。而一切物态，事相，都必需透过感情而为表现；一切理境，亦必需不脱离感情，所以感情是文学的根本”。“情景交融，便是最高之境，再加以寄托深远，便是诗境的极则了。”这段文字通古变今，笼络百家，又自出心手，成一己之言。在现代“意境”研究中，这是一段至今令人难忘的精见妙论。

刘永济先生在武汉大学执教期间所著的《词论》中，广泛地引用了况周颐、王国维等人关于“意境”的言论，并作了精彩的发挥。他认为：“文艺之事，析之有三端焉：一者，人情；二者，物象；三者，文词。”“三者之相资，若形、神焉，不可须臾离也。故偏举之，则或称意境，或称词境；统举之，则浑曰境界而已。”他是努力从文艺美学的高度，解决“意境”与“境界”的关系问题。又认为，“一切文艺，其意境超妙者，皆当用以涵养吾之性情也”，指出了艺术意境的审美作用。他还发挥了王国维的“三种境界”说，即从创作主体的年龄、学力、见识和创作的角度，论述了“文家造诣三境”，比王氏的说法更明确了。这个时期的学者还注意到绘画意境的研究。卓有成绩者，当推伍蠡甫先生。他的《论中国绘画的意境》和《再论中国绘画的意境》两文，皆收入《谈艺录》（1947）一书中。在当时，这是较早研究绘画意境的论文。随后，钱锺书先生在《中国诗与中国画》（1948）一文中，以南宗禅的“简约”之风，论南宗画的“简约意境”。在同年出版的《谈艺录》中，他更是大谈禅境与诗境的关系。这似乎是钱先生研究“意境”的一种风格。此外，还有许君远的《论“意境”》（1943）、叶鼎彝的《广境界论》（1946）、叶竞耕的《释“象外”》（1947）和曾觉民的《论神境》（1948）等，也值得一提。

2．现代“意境”研究相对停滞的时期（1951—1977）

所谓“停滞”，有三层意思：一是在这个时期的初期，有五六年时间“意境”研究处于停滞状态。李泽厚先生谈到这种现象时说：“‘意境’是中国美学根据艺术创作的实践所总结地提出的重要范畴，它也仍然是我们今日美学中的基本范畴。可惜对这一问题我们一向就研究得极为不够。这几年来就似乎根本没有看到过研究分析这一问题的任何文章。”二是在这个时期的后期，即从1966年至1977年的12年时间里，由于受“文化大革命”和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的影响，“意境”研究处于空白状态，在现代“意境”研究史上形成了严重的“断层现象”。三是在这个时期的26年中，共有47人发表了“意境”研究论文51篇，每位研究者也只是发表1篇次，年平均发表不到两篇。与上一个时期相比，并没有发展多少，几近于停滞状态。当然，这只是一个“量”的分析。从“质”的分析看，也是如此。这一个时期的“意境”研究质量，与上一个时期相比，在有些地方前进了，在有些方面却倒退了，总的来看处于停滞状态。和这个时期的社会文化发展相适应，这个时期的“意境”研究的总体特点是，“马列化”与“左倾化”并存。先看“马列化”的“意境”研究。马列主义哲学是中国社会科学文化的指导思想，自然也是“意境”研究的指导思想。在这个时期，唯物辩证法也就成为“意境”研究的主要方法，因此，这个时期的“意境”研究便具有“马列化”的鲜明的时代特色。李泽厚先生是这个时期较早地发表“意境”研究论文的美学家，也是“马列化”“意境”研究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意境”杂谈》（1957）一文，就是运用马列主义唯物反映论观点来研究“意境”的力作。他认为，“意境”包括“境”和“意”两个方面，即“生活形象的客观反映方面和艺术家情感理想的主观创造方面”，“‘意境’是在这两方面的有机统一中所反映出来的客观生活的本质的真实”。（引文着重点为原作者所加，下同）“所谓‘情景的交融’……等等，就都还是为了更深入地本质地反映生活的真实。”他由此出发批评了朱光潜先生，指出其错误在于“否认艺术的意境只能是生活境界的反映”。还有他明确地将“意境”作为美学范畴，并用西方文论的“形象”和“典型”理论来阐释“意境”。这些在当时的学界来看，无疑是一种新的思路。但是，其缺点也是明显的。如果引用他的学生赵士林的话说，就是：“今天看来，他对意境的分析，似还有过分强调‘反映’的痕迹，而对‘表现’的论说似嫌不足。”吴奔星先生的《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论》（1963）一文也是具有代表性的。他运用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来评价王国维的“境界”说。认为，“‘境界’的涵意是和以形象反映现实的艺术规律相通的”；“入乎其内”，“出乎其外”，谈的是“诗人与现实的关系”；所谓“造境”和“写境”，即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两种创作方法”。因此，“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可以说初步立足于唯物主义的基地，具有现实主义的倾向”。这些看法虽然显得有些生硬，但却体现了作者运用马列文论的基本原理来研究“意境”的良苦努力。

再看“左倾化”的“意境”研究。在这个时期，人们的政治热情极度高昂，特别是在此起彼伏的政治运动中，造就了一代人的“大批判情结”式的社会文化心理，结果导致了“左倾”思潮在学术界的长期泛滥，也就出现了“左倾化”的“意境”研究。具体说，就是主要集中在对于王国维“境界”说的批判上。有些文章所表现出的急躁的“左倾化”情绪和失误，并不仅仅是属于作者个人的，也是属于一个时代的，因为当时很少有人能不这样做。

陈咏先生似乎是个例外。他在《略谈“境界”说》（1957）一文中，能够实事求是地评价王国维的“境界”说，显得十分可贵。他认为，王国维所谓的“境界”，是鲜明的形象、真切的感情和艺术的气氛的统一，也是客观现实与主观理想的统一。“在马列主义传入中国之前”，王国维对“意境”能“作如此理解，总是为当时人所不能企及的”。在这个时期的“意境”研究中，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指出，就是先后有许多报刊对“意境”展开了集中的讨论。诸如，在50年代的《光明日报》“文学遗产”栏里，李泽厚、陈咏、叶秀山和徐翰逢等人发表文章，对“意境”问题展开了讨论。进入60年代后，报刊上对“意境”的讨论显得更加热烈。《文汇报》发表了吴彰垒、钱仲联、周振甫、吴调公、叶朗的文章，讨论“意境”问题；《黑龙江日报》连续发表了问轩的3篇讨论“意境”论文；《江海学刊》发表了吴调公、吴奔星、端木思敏的“意境”研究论文；《山花》发表了李德明、陈小平、小高的论文，就“诗的意境与含蓄”问题展开了讨论，等等。

总之，从学术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意境”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对王国维的“境界”说批判和讨论是个热点。从50年代开始对王氏“境界”说批判以来，到六七十年代仍是一大话题。总的来看“左倾”主义思潮在降温，学术研究的气氛在升温，因而讨论问题较前期普遍地深入了。如叶朗先生将王国维的“境界”说，同严羽的“兴趣”说、王士禛的“神韵”说和叶燮的“境界”说进行了比较。认为，王国维受严、王二氏“片面地强调文艺创造的主观方面因素”的影响，也“片面地强调文艺的特性，完全忽略了文艺反映社会生活的本质”，因而“比叶燮大大退了一步”。还有汤大民先生的《王国维“境界说”试探》（1962）一文，涉及这场讨论所提出的问题和不同的观点，可以看作是关于这场讨论的一篇总结性的好文章，因而显得难能可贵。另外一些学者，如吴奔星、钱仲联、周振甫、端木思敏、曾敏之等，则几乎是用纯粹的学术眼光来研究王国维的“境界”说，所以更值得我们注意。其中吴奔星先生的《王国维的美学思想——“境界”论》（1963）和周振甫先生的《〈人间词话〉初探》（1962），是两篇很重要的文章。周振甫先生将王国维的“境界”说与浙派、常州派、《人间词乙稿序》和叔本华的美学观点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王氏纠正了浙派词和常州派词的流弊；《词话》与《乙稿序》的意境观点有三点不同，但都是王氏的见解，只不过有所修改罢了；王氏突破了叔本华的美学观点。这些看法是很深刻的。

二是能够结合当时的文艺创作实际来研究“意境”。“意境”是中国古典诗学和美学的核心范畴，它能否走向现代，为现代的文艺实践服务？这是现代“意境”研究必然要探讨的问题。如傅庚生的《诗词的意境》、程之的《关于意境》和方浦的《意境的追求》等，对此都作了一些有益的探讨。

3．现代“意境”研究的发展时期（1978—2000）

进入新时期以来，我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创造了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文化发展的良好的社会文化环境。于是，学术文化从政治的战车上被松绑下来，获得了自由发展的独立品格；也恢复了知识分子的主体性地位，极大地激发了其科学研究的积极性。正是在这样一种祥和、宽松和民主的社会文化气氛中，“意境”研究获得了空前的发展。据我的不完全统计，20多年来，约有1452位学者，发表了1543篇“意境”研究论文；平均每年约有69位学者投入“意境”研究，发表73篇论文。在这支庞大的学者队伍中，有的学者从50年代就开始研究“意境”，也有从60年代开始研究的，但更多的学者是从80年代以来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的。由此可见，这是一支由老、中、青三代学者所组成的实力雄厚的学术群体。正是他们创造了持续长达20多年“意境”研究的空前繁荣景象。在20世纪的学术史上，这是一股罕见的“意境”热，也是现代“意境”研究全方位发展的黄金时期。所谓“全方位发展”的特点是，多元的课题取向、多角度的学科视野和多方法的研究操作方式等。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意境”史研究。这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在现代“意境”研究中，形成了一个“王国维圈”。由于对于“意境”研究所做出的杰出贡献，王国维成为“意境”研究绕不开的一座大山。只要一提“意境”，就是王国维的“境界”说；或者一提王国维，就想到“意境”，似乎“意境”史是从王国维开始的。这种情形在某种程度上束缚了“意境”史的研究。进入80年代以来，学界同人努力从“王国维圈”中走出来，探源寻流，将“意境”的源头找到王昌龄那儿，找到老庄和《周易》那儿，开始了“意境”史研究。较早发表的论文是蓝华增的《古代诗论意境说源流刍议》（1982），接着便出现了一大批这样的论著，诸如潘世秀、叶朗、曾祖荫、刘九洲等人的有关论著。从目前的研究成果来看，“意境”的历史轮廓已基本清晰，这是由一组文章的描述所构成的。如胡晓明的《中国前意境思想的逻辑发展》、章楚藩的《“意境”史话》、冯契的《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的探讨》、马正平的《五十年来意境研究述评》、张毅的《建国以来“意境”研究述评》和古风的《现代“意境”研究述评》。这一时期，人们还对“意境”史上的各家学说进行了研究，诸如庄子、刘勰、皎然、权德舆、刘禹锡、司空图、朱熹、严羽、姜夔、谢榛、王夫之、方东树、林纾、闻一多、宗白华、朱光潜、李泽厚、钱锺书等人的“意境”论，将“意境”史的研究引向了深入。

（2）从不同学科的角度研究“意境”。这个时期“意境”研究的学科视野比以往任何时期都要开阔。有从哲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李林的《诗词意境的哲学思考》；有从美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张少康的《论意境的美学特征》；有从佛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蒋述卓的《佛教境界说与中国艺术意境理论》；有从文化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李悟的《试论意境范畴形成的文化背景》；有从心理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陈洪的《意境——艺术中的心理场现象》；还有从教育学角度研究“意境”的，如腾碧城的《谈诗歌的意境教学》；等等。人们在不同的学科视野里，对“意境”研究进行了新的开拓。

（3）运用不同的方法研究“意境”。80年代初期以来掀起的“方法论”热，也波及了“意境”研究领域。这是对传统治学方法的改革，同时也是学术观念的深层转换。先是一些青年学者竞相尝试，接着一些中老年学者也都赶了上来，为现代“意境”研究开了新局。这时期，由于受“比较文学”热的影响，所以用比较方法研究“意境”的较多，发表论文20多篇。或将“意境”与“意象”比较，如陈宁的《西方意象与中国意境之比较》；或从中西文化和美学的角度比较，如毛宣国的《“境界说”与中西文化和美学》；或从中外诗歌比较，如吴伏生的《中英自然诗的意象结构》；而大多则是将“意境”与典型比较，如曹顺庆的《意境说与典型论产生原因比较》，周来祥的《东方的艺术意境与西方的艺术典型》等。此外，有用系统论方法的，如鲁文忠的《中国古代意境系统论》和陈良运的《王国维境界说之系统观》；有用符号学方法的，如古风的《意境的“语象符号”阐释》和刘庆璋的《文艺“符号”论与“境界”说》；也有用模糊数学方法的，如刘若复的《境界说与模糊性》；等等。这是现代“意境”研究中的新现象。

（4）文学艺术“意境”研究。这个时期，文艺界和美学界人士联袂对文艺作品中的“意境”进行了理论概括和研究。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最多，共约有751篇论文。他们结合作品，或赏析，或评论，从微观到宏观；从个别到一般，对文学艺术的“意境”进行了有声有色的研究。在文学意境方面，除了传统的诗、词、散文意境的研究课题外，还深入到小说、报告文学、童话和民间文学等领域。诸如，陈尚仁的《论李士非报告文学的意境创造》，李晓湘的《叶圣陶前期童话意境初探》，刘亚湖的《浅谈民歌的意境美》。在艺术意境方面，除了传统的书、画、音乐、戏曲意境的研究课题外，还涉及舞蹈、影视、摄影、工艺、园林和盆景等领域。诸如，叶林的《舞蹈意境初探》，郭踪的《电影的意境美》，吴正纲的《摄影艺术的意境》，桑任新的《瓷雕的意境·风格·题材》，金学智的《园林审美意境的整体生成》和潘传瑞的《盆景的意境与自然美特征》，等等。这是现代“意境”研究充分发展的表现。

（5）术语新用。还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就是“意境”史上曾经出现过的一些术语，在近年来的“意境”批评和研究中重新使用，诸如“境”“境界”“意境”“物境”“情境”“境象”“意象”“情景”“心境”“幻境”“奇境”“象外”“诗境”“文境”“画境”等。王昌龄的“三境”说，在古代只有“意境”影响大，其他“二境”连古人都不大提及。近年来，人们对于王氏的“三境”说重新观照和研究。如范宁认为：“境界本有三种：物境，情境，意境。意境只是境界的一种而已。”还有王洪的《意境：物境，情境》，陈良运的《论“意境”的另一种——情境》，也表现出了相类似的思想倾向。彭会资先生主编的《中国文论大辞典》（1990），对历史上的“意境”研究和术语资料，进行了全面而系统的整理。其中“构象”说收43个词条，有6个术语：“情景”说收65个词条，有10个术语；“境界”说收47个词条，有24个术语。就是说，共有40个“意境”术语被现代学者作了重新阐释。

三、现代“意境”研究的学科建构

学科建构，是现代“意境”研究的最终目标。30年代，舒舍予先生将“意境”范畴引入《文学概论讲义》之中。40年代，朱光潜先生在《诗论》中，专列一章谈“诗的境界”问题。这些是最早将“意境”研究引向学科建构所作的努力。进入80年代以来，一方面“意境”研究以突飞猛进之势发展，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一方面“意境”研究成果及时地建构在各类文艺学和美学著作中，最终形成了“意境”学科。总体来看，有以下几种情形：（1）“意境”被建构在当代文艺理论的体系中，如黄世瑜的《文学理论新编》和童庆炳的《文学理论教程》等；（2）“意境”被建构在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体系中，如陈良运的《中国诗学体系论》和祁志祥的《中国古代文学原理》等；（3）“意境”被建构在当代美学理论的体系中，如丁枫、张锡坤的《美学导论》和杨辛、甘霖的《美学原理》等；（4）“意境”被建构在中国古代美学理论的体系中，如叶朗的《中国美学史大纲》和郁沅的《中国古典美学初编》等；（5）“意境”被建构在部门美学理论的体系中，如肖驰的《中国诗歌美学》、金学智的《中国园林美学》和胡经之的《文艺美学》等。

在现代“意境”研究中，最大的收获，则是“意境”学科自身的建构。近百年来，经过前80年的研究积累，到后20年则使研究工作上了一个新台阶。即由个别的、一般的研究进入到全面的、系统的研究阶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是有关“意境”的资料搜集和文献整理。这是“意境”研究和学科建构的基础。胡经之先生主编的《中国古典美学丛编》（1988）、贾文昭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文论类编》（1988）和《中国近代文论类编》（1991）中，都收集了历代大量的“意境”资料。到陈谦豫等先生编的《意境·典型·比兴编》（1994）一书出来，则更凸现了“意境”资料专辑的性质。从浩如烟海的古籍文献中，选择“意境”资料，并编辑成书，这是一项十分艰巨的工程。这些先生发扬“予任其劳而使人受其逸，予居其难而使人乐其易”（清人王鸣盛《十七史商榷·自序》语）的学术精神，所做的工作为广大“意境”研究者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其次，关于“意境”研究论文的选编。80年代中期，学界出版了两本“意境”研究论文集，一本是蓝华增先生的《说意境》（1984）。这是他多年来研究“意境”的成果汇编，也是现代“意境”研究的第一本论集。正是由于这本书，使他成为70年代末80年代初最有影响的“意境”研究者。另一本是南开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研室编辑的《“意境”纵横探》（1986），共收入14位作者的15篇论文，另附录一篇“建国以来意境研究重要论文目录”。这个论文集几乎涉及“意境”研究的主要领域，基本上代表了80年代初期的研究水平。这两本论文集对80年代后期的“意境”热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再次，“意境”研究专著的出版。到目前为止，已先后出版了6部“意境”研究专著，分别是刘九洲先生的《艺术意境概论》（1987）、林衡勋先生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3）、蒲震元先生的《中国艺术意境论》（1995）、夏昭炎先生的《意境——中国古代文艺美学范畴研究》（1995）、蓝华增先生的《意境论》（1996）和薛富兴先生的《东方神韵——意境论》（2000）。刘著是现代“意境”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开辟山林，功不可没。此书前9章所涉及的问题，都是学界谈论较多的。著者将其疏理、建构成一部专著的框架，当然也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见解。该书的创见在于后4章，即分别论述了“意境”与“虚静”“移情”“通感”“灵感”等问题，在“意境”的心理学分析方面有所建树。林著重在历史研究，其第二编的5章内容，实际上是一部“意境”史专著。同时，作者从中国语言文字角度研究“意境”，精见间出，富有新意。蒲著对“意境”的研究有两大贡献：一是结合艺术实践与审美，对“意境”的历史形态作了独到的分析。更为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出了“原始形态的意境”一说，将“意境”研究的触角延伸到了原始艺术领域，论述了原始彩陶、岩画上所表现的“原始意境”，并十分敏锐地指出了“人与生物混形”和“人与自然接合”的现象。这种看法不仅是敏锐的，而且在现代“意境”研究中是第一次。二是对“意境”深层结构中“气之审美层次”和“道之认同境层”的内涵、特征，进行了深入的论述。这是该书最为精彩的部分。夏著虽没有超出人们的研究范围，却做到了材料丰富，见从己出，也是一部内容实在的好书。蓝著有理论研究，有“意境”史研究，有专著研究等，广涉“意境”研究的各个领域，是作者多年来从事“意境”研究的成果。在该书中，他对艾青和朱光潜“两种意境”观的比较，以及用“意境”理论分析当代藏族诗人饶阶巴桑的诗歌作品，都令人耳目一新，对于“意境”的现代转换具有示范性的学术价值。薛著的作者较为年轻。该书是在他的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经名师指导写成的。虽然所论及的都是现代“意境”研究中的基本话题，但却作了新的探索。其中最为明显的特点有两个方面：一是从宏观的视角，把“意境”范畴置于中国古典哲学、美学和文艺学的网络结构中，予以层层分析，故有较强的思辨色彩，也时有精当的论说片断；二是结合诗歌、书法、绘画和小说的“中国古典艺术史”，研究作为“古典主义的艺术审美理想”的“意境”的生成和实现史。这是一部富有思想的书。

总之，以上六位学者对于“意境”学科的建构都做出了各自不同的贡献。这些论著的出版表明，“意境”研究作为一个专门之学，已经基本成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