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订版自序

本书于2001年12月出版，至今已有15个年头了。其间，也曾印刷过两次，发行量也不错。这次终于盼来了修订再版的机会，因此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对于“意境”问题产生兴趣是在大学读书期间，写作本书的最初想法产生在上世纪80年代初期，那时学界还没有研究“意境”的专著出版。随后就收集资料，研读思考，撰写大纲。诸如《意境概论大纲》《意境美学大纲》和《意境学大纲》等。当时由于教学任务繁重、学术准备不足和畏惧自费出书等原因，一直没有动笔写作。等到动笔写作此书时，学界已有1540多篇“意境”研究论文发表，并有6部“意境”研究专著出版了。从一方面看，这是好事，可供参考的资料很丰富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却又成了难事。能够挖掘的材料，别人挖掘了；可以写作的题目，别人也写了。譬如“意境”是一口水井，现有的水已被别人用了；如再用水，就得往更深处去挖掘，自然难度也就大了。最初的一些写作构想，大多已被别人抢占了先机，不得不忍痛割爱，另起炉灶。因此，愈到后面，研究的难度和写作的难度也就愈大。当然，对于有些人来说似乎没有难度，因为他可以闭目塞听，无视学界现有的研究成果，只在古人书堆里找一些资料，就写成老生常谈的文章。但这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著，学术论著最忌讳重复他人的观点。因此，这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严峻的挑战，本书就是在这样充满了挑战的学术语境里写成的。

关于本书的写作，我为自己制定了“四从五求”的基本原则。“四从”，即从难、从严、从高和从深。所谓从难，就是紧紧抓住“意境”研究中的难题，譬如意境的内涵和本质等，攻克难关；所谓从严，就是严谨治学，不盲从，不媚外，追求自己的学术个性；所谓从高，就是研究的起点要高，视界要高，见识要高；所谓从深，就是对问题开掘要深，论述要有深度。“五求”，即求实、求新、求精、求顺和求通。所谓求实，就是资料要翔实，文风要朴实，研究要实事求是；所谓求新，就是要引证新资料（不论是否名人，只要有一言可采，就用。学术乃天下公器，故出以公心，平等待人），使用新方法，解决新问题，提出新观点；所谓求精，就是资料要精选，论述要精约；所谓求顺，就是力求字顺、文顺和意顺，让人读之易解，阅而不倦；所谓求通，就是古今变通，中西沟通，全书贯通。总之，在本书的研究和写作中，要极力规避不良学风和不良文风的影响，合古人之意，集今人之长，立自己之说，力争站在当代意境研究的前沿观察，站在当代意境研究的高地发言，撰写一部真正属于我自己的、能够得到学界认可的书。虽然，本书的实际写作距离这些原则尚远，但我还是努力地去做了。

本书是由三部分内容构成的。第一部分即第二章，是“意境史”的研究，对于“意境”范畴的形成和发展过程，进行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论述，从而把握和整合历史语境中的“意境”理论。对于学界经常谈论的王昌龄、皎然、司空图、王夫之和王国维等人，要挖掘新资料，要进行新论证，要提出新观点；对于被“意境”研究者忽视了的刘勰、普闻、谢榛、陆时雍和梁启超等人，则要将他们请出台，并指出他们在“意境史”上的杰出成就和独特贡献，以引起“意境”研究者们重视。在“意境”发展史上，这10个人物都很重要，一个也不能少。正是由于他们一个接一个的出色表演，才构成了一部多姿多彩的意境发展的历史大戏！

第二部分即第三、四章，是“意境论”的研究，紧紧围绕着“意境”的内涵和本质等难点问题，进行了多学科、多维度、多层次的阐释和探讨，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和新看法。具体说，首先，在对于“意境内涵泛化现象”进行辨析、清理和净化的基础上，分别从符号学、诗学、美学和文化学等四个学科的视野里，对“意境”内涵作了新观察、新分析和新阐释，提出了一系列新观点。其次，将“意境”本质的难题，分别纳入到人与自然、原始与文明、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等四个关系的维度中，进行了新思考、新探寻和新论述，提出了一系列新看法。因此，这部分内容用力最多，创新性和精彩点较多，也是我比较满意的。所以，这部分内容就成为全书的重头戏。

第三部分即第一、五章，是现代“意境”学术史的研究。全书开篇，回顾20世纪的“意境”研究，比较全面地清点了百年来“意境”研究的主要成果，肯定成绩，总结经验，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和困境，明确了进一步研究的出路；全书结尾，对21世纪的“意境”研究发展趋势作了前瞻性的探讨，提出了“意境”理论现代化、世界化和“意境学”建构的新观点。

总之，与同类著作相比，本书具有三个特点：一是广泛吸纳和评价了百年来的“意境”研究成果，具有总结性；二是古今变通、中西比较的新的理论建构，具有创新性；三是对每一个问题的研究，都力争做到在前沿上探索、在高地上发言和在创新上立论，具有前瞻性。所以，本书是百年“意境”研究史上一部具有总结性、创新性和前瞻性特点的论著。

15年过去了，现在再细读本书，仍然觉得有新鲜感，仍然感到很满意。也许这就是本书的生命力和学术价值之所在。因此，为了保持本书的历史原貌，这次修订时，对于基本内容、基本论述和基本观点等都不作改动，只是改正了一些误排和漏排的文字，补充了个别资料和论述，增加了一篇自序。

15年来，该书在学术界引起了一些反响。《文艺报》《中国文化报》和《中华读书报》对于本书的出版都作过报道。《江海学刊》、《东方丛刊》、《书品》（中华书局主办）、《徐州师范大学学报》和《中华读书报》等报刊发表10篇书评文章。尤其是著名“意境”研究专家蓝华增先生、林衡勋先生和薛富兴先生都撰写了书评文章，对本书给予了好评。著名学者童庆炳先生和王汶成先生也在各自的文章中对本书给予好评。著名学者王振复先生和黄维樑先生也对于本书的一些观点进行商榷和评价。本书的一些章节在刊物上发表之后，先后被《诗刊》《新华文摘》《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和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复印报刊资料系列刊物《文艺理论》《美学》《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等转载。本书第五章第一、二节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3期发表后，作为20世纪“意境”范畴研究的重要成果，被收入葛红兵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艺思想史论》一书。这些都是对我的热情鼓励，因此对以上专家、学者和刊物编辑表示真诚的感谢！

当然，我也发现有些“意境”研究论文、著作和研究生学位论文等，对于本书的关注和引用，只是局限于“意境史”研究部分。这说明有相当一部分读者没有关注到本书的“意境论”研究部分，令我有些被冷落的感觉。正如上文所指出的那样，本书“意境论”研究部分更具有创新性，也更加精彩。我想，对于本书“意境论”研究部分，如果你仔细地阅读了，如果你也与同类著作比较了，那么你一定就会知道本书的学术价值了。在这里，我自信地承诺，也自信地期待！

当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决定要再版“中国美学范畴丛书”时，我很高兴，终于使本书有了一次修订的机会。但是，我又很悲伤，因为当年为该丛书出版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主编蔡锺翔先生、副主编陈良运先生和常务编辑朱光甫先生已先后离开人世。此刻，我深深地怀念他们，也深深地感谢他们！

古风

2016年11月12日于扬州湖东阁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