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和他的三个女人

一

父亲的确属于脾气暴躁的人，尽管在我的记忆中，他从来没有打过我，连骂都很少，但我经常看到他打骂二哥，他对母亲说话也很重。然而长大以后我才明白，父亲其实是一个很坚韧和重感情的男人。兄弟三人之中，可能我是最理解父亲的。

父亲是老谭家从长江边搬迁到大山之后的第三代人。清朝末年，曾祖父的父亲从重庆西沱古镇旁边的一个叫协石馆的地方，用两个箩筐挑起了全部的家当，翻越了一座大山和几座小山后，到达了我出生的地方。

到了爷爷当家的民国年代，我们家已经成为比较殷实的佃农了，一大家人30多口共同为一个东家打工，积攒了不少的钱粮。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爷爷准备买上几亩属于自家的地。所幸没买成，否则我家的阶级成分必是地主无疑。

由于家境比一般的佃农要好很多，新中国成立后划分成分时爷爷家被归为“老上中农”——尽管属于农民阶级，但与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知识青年们到广阔的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中的“贫农”和“下中农”不完全是一个阶层。爷爷这一阶级成分和我姥爷的成分，彻底改变了我大哥一生的命运，这是后话。

前后两个奶奶一共生养了包括父亲在内的兄妹9个。爷爷的威信极高，说话声如洪钟，人称“吼天狮子”。父亲在兄妹中排行老大，被称为“大头和尚”。这是传统的中国舞狮节目中的两大主要角色，而现实生活中爷爷和父亲也是两个分量不轻的厉害人物。

二

父亲出生于1920年。8岁的时候，爷爷就给他说了一门亲事，女方是爷爷老朋友家的女儿，比父亲大3岁。由于家境不太好，定亲后她很快就到爷爷家来了。从她来到爷爷家的那天起，父亲就叫她马姐姐，他们之间的关系也很融洽。等过了几年爷爷正式要为他们举办婚礼时，父亲居然坚决不从，逃跑得无影无踪。

爷爷大发雷霆，打碎了很多农具，表现了“吼天狮子”的上乘功夫。父亲在外潜逃了几年也不见人影，只偶尔托人给奶奶带信说他在外面挺好的。那个年代没有微博、微信，没有人肉搜索，父亲搞的又是单线联系，爷爷对他完全失去掌控。眼看“儿媳妇”一天天长大，爷爷只好托人说媒，将花了聘礼娶进来的儿媳妇，重新置办嫁妆后，再当女儿嫁了出去！

几年后，父亲带着一名身材娇小的女子回到了老家。在几年父子斗争中始终处于下风的爷爷觉得颜面扫地，坚决不允许他们走进家门。那几年父亲在外面学会了泥瓦匠手艺，于是将山边的岩洞稍微收拾后就住了进去。

父亲带回的女人不会干农活，但剪裁、刺绣功夫相当好，很快赢得了大嫂小姑们的喜欢，但爷爷仍然不依不饶。

在岩洞住了一段时间后，父亲和那位女子一起去向爷爷求情，说女的已经怀上了小孩。本来以为爷爷会看在孙子的面上饶过他们，没想到盛怒之中的“吼天狮子”，一扁担将“大头和尚”的头劈破，父亲晕了过去，余怒未消的爷爷将怀孕在身的女子赶出了家门。

三

据说两天后父亲才苏醒过来，奶奶说那女人不会再回来了。父亲当时并不懊恼，过了几天后就跟奶奶说要出门找人！

出门时父亲信心满满，但半年后垂头丧气地回了家。原来，他在外面一边做泥瓦匠，一边去了所有他认为那个女人会停留的地方，但没有丝毫消息。尽管如此，父亲寻找那位女人的努力，一辈子都没有停止过，或者可以说一天也没有停止过！

那时是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国民政府大量征兵。不知是主动报名还是被抓了壮丁，反正父亲成了国民革命军的光荣一员。他曾经对我讲过，他参加过武汉会战和宜昌会战，说日本鬼子的飞机满天飞，子弹跟下雨似的。部队伤亡惨重，完全溃散，他侥幸活了下来，顺着长江要饭，后来给拉煤的船当纤夫才回到了家。

回家之后父亲曾去给伪区长王家泰当家丁，但没过两年就不辞而别了。所幸他离开了，否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王区长被人民正法时，估计父亲也难逃干系。倒不是他阶级觉悟有多高，更不是政治嗅觉灵敏，而是因为看家护院这活儿太不自由，到不了外面的世界。而父亲对那女人念念不忘，于是再次借外出做泥瓦匠的机会寻找。

但已过而立之年的父亲，仍然没有找到那个他找了十多年的女人，而小他几岁的二叔和三叔都结婚生子了。于是在媒人的撮合下，父亲勉为其难地娶了镇上一位茶商家的寡居女儿，这女人就是我母亲。

四

姥爷是当地有名的茶商，从云南一带买入茶叶，然后贩卖到湖北等地，人缘极好，曾经多次在镇上充当矛盾调停的角色。后来划分成分时，姥爷家被定为“破落乡绅”——也不属于贫下中农。

母亲生于1930年，是姥爷家两个孩子中的老大，在当地几乎可以算大家闺秀了。姥爷家里请了私塾老师，让母亲和舅舅识字，从《女儿经》《三字经》学到了四书五经。母亲还跟家里的厨子学习烹调技术，她的这手技术曾为我们家带来过一些好处，也为她赢回过尊严，母亲晚年的愿望就是开一家餐饮店。

西南战事紧张后，姥爷家的茶叶生意完全中断，家道迅速败落。母亲16岁的时候被姥爷嫁到了镇北面梓桐沟的一户殷实人家。这家人也姓谭，对母亲都很好，但是好景不长，婚后不久母亲所嫁的人就一病不起，很快离开了人世。

父亲年轻时一表人才，有逃婚拒娶童养媳、自由恋爱被打破头、参加过抗日、给伪区长当家丁等“光荣”或“不光荣”的历史，颇有名气。由于母亲不是头婚，按当地风俗不能走大路，只能走小路，还不能在白天。于是，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在婆家和娘家屈指可数的几个人的陪同下，举着火把绕行北面山沟猎人走的小路，拎着唯一的嫁妆——一口皮箱，母亲来到了老谭家。

也许由于母亲是再婚，也许是嫁妆过于寒碜，更可能是父亲一直在寻找那人，在我的印象中，父亲对母亲很少有好脸色，说话几乎都像吵架。

五

尽管不受父亲待见，母亲却深受爷爷奶奶及妯娌小姑们的喜欢。母亲心地善良，与人无争，虽然比二叔、三叔的媳妇晚几年进门，但很快就有了大嫂的地位。大家都喜欢她还因为她识字，会讲故事，做菜特别好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爷爷已经不能维持一家三十几口人同桌吃饭的红火场面，父亲和几个兄弟也早已分家独过。但逢年过节全家团圆时，每家会做几个菜端上桌合在一起吃，每次母亲做的菜很快就被一扫而光。

周围邻居的红白喜事都会请母亲当主厨，这项光荣差事一直延续到20世纪70年代改革开放后，才被另外一位当地人“夺”走。邻居们台面上的理由是怕母亲被累着了，但更主要的原因是母亲的主厨方式符合现在的“光盘行动”——客人觉得好吃但就是吃不饱！人们富裕之后，如客人还吃不饱，这会让主人的脸面很过不去。

母亲多少有些落寞，跟我都说起过好几次。最让母亲感到落寞的一次发生在大嫂刚过门不久。那年地质勘探队来山里钻探，在我家驻扎了一个多月。当时母亲差不多50岁了，穿的是补了又补、洗得掉了色的旧衣服，而刚结婚的大嫂穿的都是新衣服，地质队自然希望大嫂做饭。但20多天之后，大嫂临时回娘家，地质队员们只好让母亲凑合做一天饭。结果从此之后，剩下的几天地质队员们坚决要求母亲做饭。

母亲做饭时哼着小曲，她那种被重新承认的快乐让我记忆犹新。

六

关于父亲和母亲的故事，大都是我从叔叔婶婶们的口中知道的。在我的记忆中，母亲影子最多的就是和她一起为生产队放牛的那些年，母亲教我背会了《三字经》和《千字文》，还给我讲了很多为人处世的小故事。

有人看莫言的小说《丰乳肥臀》时，认为小说中迷恋乳房的金童过于夸张，在我看来却容易理解。我的恋母情结与金童自然相差很远，我并不是只吃乳汁不吃粮食的主儿，但对母亲的依恋的确严重，几乎是形影不离。即使上了小学，也要先钻进母亲的被窝，睡着之后才被抱开。

七

大约从小学二年级起，父亲就交给我一项重要的任务。任务其实很简单——用作业本的背面抄写一封类似寻人启事的信。父亲不识字，信应该是找镇上的人代写的。当时川汉公路已经通车，但车辆很少，而且票价不菲，往来于四川和湖北之间的匠人和商贩更多的时候还是步行，因此我家开了几十年的客栈一直都有生意。

说是客栈，其实就是多准备了几张床和被子而已。客栈没有为我家带来多少收入，但对父亲而言，却是不可或缺的。

每次有从四川到湖北的客人入住，父亲就向他们提起那位走失了多年的女人，并掏出寻人启事让客人带上帮助寻找。那时没有复印机，于是我被父亲任命为寻人启事的人工复印机，定期或不定期誊写。母亲应该知道我当“叛徒”帮父亲誊信的事，但可能没有放在心上，因为父亲都找了几十年也没有找到。

八

没想到有一天，出人意料的事儿发生了。大概是1978年的冬天，从湖北返回四川的一个客人给父亲带来了一封信。父亲让我念信，原来是那位女士托人写的。信中说她当年逃到了湖北的一个镇上，后来和一个当地人结了婚，有一个20多岁的男孩，在县城上高中。她被赶走的时候怀着的女孩已经嫁到对面大山的一个村落里。她在信的末尾说，她没有想到这些年父亲一直在找她！

第二天父亲就搭车去了湖北利川，过了10多天才回来。我当然不知道其中发生了什么事，也不太懂事，一点都没有放在心上。我相信母亲和父亲之间没有多少感情，但当父亲真正找到了30多年来一直在寻找的恋人并离家而去之后，母亲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

九

我不记得父亲和母亲那段时间吵过架，最终我知道的是，我们承认那位女士是我们的前娘这一事实。

1979年春天大哥结婚，那位女士连同她丈夫和儿子前来参加婚礼。1980年秋天，没见过面而且已经改了姓的姐姐生小孩，母亲组织了包括我在内的10多个“娘家人”，浩浩荡荡地走了10多公里山路去吃喜酒。再之后过春节的时候，那位女士会带着她的儿子到我们家过年。

两家的频繁走动到底纯洁还是不纯洁我自然不懂，但大哥和二哥应该是懂的。大哥还好，但后来二哥和父亲的关系一直不好。

偶尔有好事的老乡问我：你爸爸到底和哪个妈妈睡觉啊？我的回答是不知道！因为我才不关心这个，我最关心的是谁和我睡觉，反正母亲在旁边我就睡得香香的。

老家海拔高，冬天特别寒冷，取暖条件不足，夜里被子冰冷，睡觉的时候母亲总是紧紧地抱着我。现在看来，也许那个时候，她已经预感到时日不多，我是她最难以割舍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