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双峰对峙——草的世界与禾的世界
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
在那久远的上古时代，大陆是广阔的，人烟是稀少的。最早涌现的那批人类文明，就像是宇宙中的繁星一般，散落在凡间广袤的大陆上，彼此相距遥远，交通不便。
当时的人类以狩猎和采集为生，每个族群的人不多。即使到了距今1万年前左右，也就是农业出现之后，在很漫长的一段时间里，人类仍然耕种、狩猎和采集并重，因为早期的农作物产量很低，整个族群靠单一的生产方式是无法存活的。
随着人口数量缓慢增加，大陆上终于出现了一些光彩夺目的早期文化。如果我们穿越回四五千年前的中华大地，会遇到许多繁荣而有趣的文明。
比如在今东北地区南部的辽河流域，有小河沿文化，它可能是承袭了更古老且神秘的红山文化。后人在红山文化遗址发现了祭坛、女神庙和积石冢，还出土了各种精美玉器，其中的玉猪龙被很多人看作中华文明最早的龙的形象。
再比如分布在黄河中下游区域的龙山文化，那里的古人可以制造出轻薄而坚硬的黑陶。更有位于黄河北部山西临汾盆地的陶寺文化，那里拥有规模巨大的城市，人口密集，汇聚了周围各种文化的精华，人们甚至猜测陶寺遗址可能是传说中的“尧都”。
把目光转向南方，辉煌的良渚文化一定会令你惊叹。良渚文化分布在长江下游至钱塘江流域，其中位于太湖流域、总面积约300万平方米的良渚古城，有着水利系统、宫殿、祭坛以及鲜明的城乡体系。在良渚古城中，市民住在类似城墙的环形区域之上，贵族则居住在人工堆砌的土台上，而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则居住在古城之外的多个村落中，形成了鲜明的城乡分割。在良渚古城中发现的玉管、玉珠、玉料以及一些制玉工具证实，良渚古城内的居民已经不是农民，而是手工业者。手工业者制作的玉器、漆器、精致的陶器、象牙器以及丝绸集中出土于高阶层人物的墓葬中。良渚遗址的大型墓葬群及里面的精美玉器、土筑高台和祭坛令人叹为观止。
考古学家把这个时期的中华文明状况称为“满天星斗”。
在那个时代，各种绚烂的文化星罗棋布地分布在中华大地，它们之间已经不像是1万多年前地球冰期刚刚结束时那样老死不相往来，而是互相之间有了交流。人们会彼此交换陶器、青铜器、玉器等珍贵物品，把自己的文化传输到遥远的地方。
似乎假以时日，各个地区文化再继续各自发展，人口不断增加，它们也许真的会逐渐融合，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的中华古文明？
接下来竟风云突变，打碎了人们的美好幻想。
在距今4000—3500年，从北到南，从东到西，中华大地上的许多古文化突然间消失了。
先让我们顺着长江逆流而上考察一下当时的古文化消失事件。良渚文化于距今5300年前兴起，在距今4000多年前衰落了。与良渚文化的衰落时间类似，长江中游的石家河文化的兴盛期为距今4600—4000年，长江中上游成都平原上的宝墩文化的兴盛期为距今4500—4000年，都在距今约4000年前衰落了。
接下来，让我们离开长江流域，去看看北方的情况。黄河上游曾经有个齐家文化，畜牧业非常发达，饲养的家畜有猪、羊、狗、牛、马等，尤其是养猪业最为兴旺。齐家文化在制陶、纺织及冶铜业方面也有很大的成就。可惜，发达的齐家文化在距今约3700年前走向消亡。
此外，更北方的辽河流域的小河沿文化在距今3500多年前也走向了衰亡。
不约而同地，在这个时期，大量的中华古文化都走向了衰落，古文化的群星变得暗淡了。
就在各古文化走向衰亡的时候，有一处的文化不仅没有衰亡，反而越来越繁荣，这就是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地区文化，其代表就是二里头文化。
二里头文化的兴盛年代约在公元前1750—前1530年，从时间范围看属于传说中的夏朝中晚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范围几乎覆盖了整个黄河中游地区。其中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曾是一座经过缜密规划、布局的大型城市，在那里还发现了大型绿松石龙形器的随葬品，这说明在那时，龙作为图腾形象已经开始确立了。
部分学者认为二里头是夏朝的都城遗址，但是还有一部分学者认为这里的考古发现与商朝的许多特点有关联，可能属于商朝建立之前早期商人的城市，并不是传说中的夏朝的都城或城市。
如果说中华文明曾经在4000多年前有过“满天星斗”的景象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距今3000多年前的阶段，则是“月明星稀”：华夏文化是一轮耀目的月亮，照亮了当时的文明夜空，而周围的文化相对于华夏，则是光亮较弱的星星，它们中的大部分甚至还达不到数百年前当地文化的发达程度。
这就是早期中华文明的“月明星稀”之谜。衰落的那些文化繁星到底遭受了怎样的变故？
为了解释“月明星稀”之谜，考古学家试图还原那个时期的社会面貌。他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那些走向衰落的南北古文化，衰落前都从相对定居和农耕的生活状态，变成了自由迁徙的生活状态。
原本良渚文化获取肉食主要靠饲养家畜，渔猎活动只是辅助，可是良渚文化衰落之后，当地的一些后起文化反而主要以渔猎的方式获得肉食，家畜饲养变少了。我们知道，家畜饲养代表了定居的文化，渔猎则代表要经常迁徙。
位于黄河上游的齐家文化也有这样的趋势。齐家文化时，养猪业比较发达，养猪代表余粮充足和定居的生活方式，可是后来出现的文化反而不怎么养猪，他们的陶器也比之前的齐家文化小。所以，后来者更容易迁移。
与此同时，辽河流域的古人也放弃了他们的农业聚落，很可能转为游牧生活了。
大量古文化都从定居转向自由迁移，说明在距今约4000年前，中华大地上出现了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动荡。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现象，往往意味着一种外来文明或外来民族突然闯入，引发了许多部落的迁移，涉及广阔的地域。
“月明星稀”现象也许是外来民族带来的大动荡造成的？
外来文明入侵导致迁徙的事例的确古已有之，然而我们现在讨论的是约4000年前的东亚一片广阔的土地，至少包括了辽河流域、黄河流域、淮河流域和长江流域，真的会有一个古老文明在较短的时间里席卷了如此广袤的东亚大地吗？
不太可能。
而且，外来文明侵略往往会带来本地文化的剧烈变化，会有大量新的文化元素侵入，可是考古学家目前在各地遗址中并未发现文化上有翻天覆地的变化。
真正能够在广袤的大地上“兴风作浪”的因素，可能并不是外来文明，而是气候。只有气候变迁能够影响如此广阔范围内的人类和文化。
然而当考古学家考察古文化衰落时期的气候时，却得到了各种不同的气候变化趋势。比如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距今约4000年前走向崩溃，看上去与海平面上升带来的持续洪水有关。那个时期，太湖的水域和森林、草地面积明显扩大了，这说明当地气候变暖，降雨量加大，带来了植被的繁盛和水域的扩大，甚至洪水滔天。
但是对于辽河流域的夏家店文化，看上去却是由于气候变冷导致了古文化衰落。原本辽河流域及其周边分布着许多农业聚落，有石头围起的许多建筑。可是到了距今4000年左右，这些农业聚落逐渐被遗弃，当地人类活动也日趋减少，这从当时留下的遗迹变少就可看出来。对这种农牧交界区域来说，气候变暖会带来当地农业聚落的繁荣，气候变冷才会让农业聚落萧条下去，这里古文化的衰落显然有气候变冷因素的影响。
如果约4000年前气候确实发生了明显变化，那到底是变暖了，还是变冷了？
此外，用气候变迁来解释“月明星稀”现象，还必须回答一个关键问题，那就是为什么二里头文化，不仅没有受到这次广泛的气候变迁的打击，反而不断走向繁荣呢？
那个时代的古人甚至还没有发明文字，或者最多只有文字符号的雏形，因此不可能留下当时的气象记录。没有古代文献，要了解约4000年前的气候变迁，我们只能借助今天的科学技术了。
科学家发现，一些古老湖泊底部沉积了上万年的泥炭层，每个时期的大气降水都会对当时形成的泥炭层中的碳同位素产生影响。所以，通过研究湖泊泥炭层中碳同位素的变化，就可以推测出历史上不同时期的降水量。降水量和气温是气候的两大重要指标，同时降水量的变化和气温也有一定的关联性。
科学家还知道，影响中国东部降水量的主要气象因素，是我们经常在天气预报中听到的一个词语——副热带高压。
副热带高压是地球大气环流的一个重要系统，一般位于地球南北纬30度附近的副热带大洋上空，它对附近区域的水汽、热量的输送和平衡起着重要的作用。其中，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靠近亚洲大陆，对中国东部、朝鲜半岛和日本等东亚地区气候有着重要作用。
不夸张地说，中国东部的气温、降水的变化，主要受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它也对中国的漫长历史产生了隐秘且至关重要的影响。
具体说来，当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位于偏北方的位置时，北方地区降雨会比正常年份多，而南方地区降雨会比正常年份少；反之，当它处于偏南方的位置时，降雨的情况就是北少南多。所以，我们可以形象地把西太平洋副热带高压称为“东亚雨神”：它偏向某个方向，邻近的大陆就会有更多降水。
科学家根据泥炭中碳同位素数据分析，在距今约4800—4200年，也就是中华文明“满天星斗”的时期，“东亚雨神”长期位于偏北方的位置，这一时期，中国的东北地区、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的夏季可能持续多雨，并可能出现洪涝灾害。长江流域的夏季降雨则可能持续偏少，出现相对干旱。这样的降雨分布对中华大地上的早期文明来说，可谓福祸不同。
对东北地区乃至延伸到今内蒙古地区来说，本来正常年份降雨是较少的，降雨增加利于农作物生长和产量提高，对当时的文明来说是好事。而对长江流域来说，本来正常年份降雨是较多的，这个时期降雨有所减少，略微干旱的气候有利于河网密布、沼泽泥泞的长江流域泥土干化，出现更多适合耕种的土地，对那里的文明来说，也是好年景。
相对来说，这个时期黄河流域的人们就较为苦恼了，他们相对靠近北方的纬度位置，加上有一条大河水系在该区域流过，所以降雨增多带来了较多的洪涝灾害，给文明的发展带来了不少麻烦。
以上就是4000多年前古文明“满天星斗”时的气候分析。简单地说，就是当时的降雨量分布有利于南方和北方文明的生存和发展，对中原文明略不利。
天有不测风云，根据湖底泥炭层分析，距今约4200年前，东亚大气环流出现了一次重大的调整。“东亚雨神”结束了自己长达约600年的“北居生活”，开始向南移动，转为“南居生活”。请注意，在接下来的约1600年里，也就是距今约4200—2600年，它都将位于偏南方的位置。这段时期大概相当于传说中的夏朝到春秋时期。
于是，在距今4000年左右的时候，中国东部大陆上的气候，特别是降雨分布发生了重大改变。东北、华北地区和黄河流域由长期降雨偏多转向降雨偏少，而长江流域则降雨偏多起来。
可以想见，东北地区的人们发现生活变得艰难了，降雨减少给他们的旱地农业带来了沉重打击，让他们原始的农耕文明慢慢衰落下去，一部分人被迫向南迁徙，留下的人可能转向了狩猎、采集和游牧生活。而长江流域的人们也发现日子不好过了，降雨太多让他们的家园变成了一片泽国，适合耕种的田地变少，他们以水稻种植为基础的农业遭受了沉重打击，他们不得不离开家园，去别的地方谋生。
风水轮流转，此时黄河流域的人们兴高采烈起来，肆虐当地的洪涝灾害过去了，降雨量也比较适中，利于农业的开展。于是在北方和南方的诸多文明相继遭受重创、逐渐暗淡的时候，黄河流域的文明如同一轮圆月，在中华大地上冉冉升空，文明的光芒照耀着大地。
这就是中国东部地区早期文明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剧情，这个剧情的主角是气候变迁，是“东亚雨神”的南北移动。
这个剧情版本和真实的人类文明剧情是一致的吗？只能说，用气候变迁来解释“月明星稀”比起外来文明入侵，更有科学依据一些，更靠谱一些。而且我们要知道，越是远古时代，古人的科技水平越低，对抗环境变迁的能力越低，因此古文明受自然环境的制约就越大。在距今约4000年前的时代，气候变化对古文明的影响，很可能会是决定性的。
不管怎样，在四周古文明相继暗淡的时候，华夏文明的一轮明月升起了。下面，就让我们欣赏一下这轮明月的文化景色。
初升的太阳照向了伊洛河，河水泛起亮色，河北岸的高地也沐浴在清晨的阳光中。这块高地就是二里头，我们正穿越回3500多年前。
二里头是位于今河南的伊洛河北岸冲积平原最南端的一块高地，四周则是平坦、肥沃的泛滥平原。如果视野放广一点，我们会发现二里头及其周围地区坐落在群山环绕的一块盆地中，盆地的北面是连绵起伏的邙山，南面就是赫赫有名的中岳嵩山。
这是一片安居乐业的土地，但二里头的居民可能并不知道，就在几百年前，这里曾经爆发了汹涌的洪水。洪水并不是二里头局部的现象，在整个黄河中游及其支流，甚至淮河上游都洪水滔滔。我们有理由认为可怕的洪水与“东亚雨神”有关。
这次大洪水事件给当时的仰韶－龙山文化时期的先民以沉重的打击，却也改变了二里头地区的地貌和水文，劫后余生之后，这里变得更适合人类生存，冲积平原土质肥沃，有利于早期农业的开展。
二里头居民种植的农作物中，最多的仍然是土生土长的粟和黍，也就是小米和黄米。但早期居民在农作物品种上是多多益善的，也种植大豆和小麦。大豆在当地的农业生产中始终占有一席之地，种植规模和比例虽然不突出，但相对稳定。这里的居民并不知道，他们当时种植的小麦其实来自遥远的西方，起源于西亚。到了二里头时期，小麦已经变成了中华文明一种重要的农作物。
东亚的二里头种上了原产西亚的小麦，说明远古时期亚洲大陆东西方就已经存在了交流。
有趣的是，二里头还种植水稻这一原产于南方的农作物。这是因为当时二里头地区的气候并不像今天的河南这样干旱。3500年前，这里的人们生活在较为暖湿的亚热带北缘自然环境下，气温比今天高，降水也比今天丰沛。据估计，当时二里头的年平均气温约为16摄氏度，年降水量在1000毫米左右。如此暖湿的气候让二里头的平原上分布了相当多的积水洼地，这些地方不适合种植耐旱的粟、黍、麦等，却是种植水稻的理想水田环境。因此在二里头时期，这里水稻的种植面积比此前有所扩大。
粟、黍、麦、豆、稻，古代中国所谓的“五谷”在二里头全都齐了，可以想象二里头秋收的时刻，真可谓五谷丰登。
早期先民的生活当然不会那么惬意，当时各种农作物的亩产量是很低的，为了填饱肚子，他们必须想尽办法获得更多的食物。
二里头文化时期，人们的肉食已经不再主要依靠狩猎，家养的牲畜已经能够提供大量的肉食。比如说家猪，早在二里头文化之前3000年，野猪就已经在中华大地上经过驯化变成了家猪，但在二里头文化时期，由于农业的发展，先民们有了更多的剩余粮食和残羹冷炙给猪食用，因此家猪的养殖变得很兴旺。
总之，二里头先民的肉食菜谱十分丰富。贝类、鱼类、爬行类、鸟类，只要能获得的肉食，他们来者不拒，当然最主要的食物来源还是哺乳动物，特别是猪、牛、羊这几种家畜，以及野生的梅花鹿。
有了充足的食物，早期文化的繁荣就有了底气。占据天时与地利的二里头文化不愧是中华文明早期文化中的一轮明月。
一座巨大的夯土“城市”傲立在二里头高地上，俯视着周围的平原和河流。这是一座井然有序的大型建筑群，有着纵横交错的大道、方正规矩的宫城，宫城内还排列着多座建筑，具有明显的中轴线格局。
二里头的道路十分宽阔，外围大路最宽处超过了20米，主要建筑之间也有通道相连或相隔，比如考古学家发现，在东西并排的两座大型建筑基址之间，就有宽约3米、长达百米的通道相隔。通道的路面下，还有木结构的排水暗渠。其中一处基址是一座多进院落的组合式建筑，它的南院和中院有多座东西并排的墓葬，而北院发现了有积水迹象的大型池塘遗迹，当年这里也许是一片美丽的宫廷池塘，蛙鸣鱼跃蜻蜓飞。
当时的二里头社会已经是一个阶层井然的社会，在宫城周围特别是宫殿区以东区域，居住着二里头的贵族们。从出土的一些较精美的玉器和陶器，后人可以推断出他们身份高贵。而在这座“城市”的西部和北部，则是一些小型的地面式或半地穴式建筑，在小型墓葬中出土的一些陶器，说明这个区域是二里头一般先民的生活区。
二里头先民不仅忙碌地在田地劳作，在丛林狩猎，他们也在“城市”里辛苦工作着。从宫殿区向南200余米的位置，就是他们的一处重要的工作场所——铸铜作坊，面积竟然达上万平方米左右。二里头遗址的青铜作坊规模大，延续使用时间长，包括了浇铸工场、烘烤陶范的陶窑，展现出当时的铸铜工艺设施已经有较高的专门化水平。这其实并不奇怪，二里头时期属于青铜时代，铜器在那个科技不发达的时代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二里头又不仅仅是一处“城市”，它实际上类似于首都，统治力向外辐射，控制着四周广阔区域，因此二里头有需求也有能力长期维持规模很大的铸铜作坊。
而在宫殿区和铸铜作坊之间，还另有一处作坊，这是绿松石器制作作坊，二里头先民主要在这里制作绿松石管、珠及嵌片之类的装饰品。
铸铜作坊和绿松石作坊应该都有围墙包围着，说明当时对这些重要生产部门的管理较为严格，很可能是由统治阶层直接控制和管理生产。
然而，二里头自身并没有铜矿和绿松石矿。在铸铜作坊里，如今所见都是熔炼渣，说明这里只负责进行青铜的熔炼和铸造工序，而开采矿料和冶炼矿料是在其他地方完成的。至于绿松石矿，可能来自向南几百公里（千米）之外的山区，那里有绿松石矿的矿带。矿石来自远方，也佐证了二里头作为都邑的控制力是很强大的。
对神灵的崇拜，是科学不昌明的远古时代的普遍现象，二里头先民也不例外。在“城市”的中东部，也就是宫殿区的北方和西北方一带，集中分布着一些与宗教祭祀活动有关的建筑和其他遗迹，主要包括一些圆形的地面建筑、长方形的半地穴建筑，以及附属于这些建筑的墓葬。二里头先民可能就是在这些祭祀点，祭拜先祖和神灵。或许他们在参加仪式的时候，会带上精美的绿松石装饰品和光亮的青铜器物，祈祷神灵保佑这片土地和土地上的人民，风调雨顺，人丁兴旺。
从二里头文化的辐射范围看，它已不限于与邻近地域的松散交流，而是大范围地向外扩散。例如，作为二里头文化重要礼器的盉、爵等，在二里头文化的兴盛期，已经到达了距中原相当远的地域：向北发现于燕山南北的夏家店下层文化，向南发现于今四川到今浙江的长江流域一带，向西扩散到黄河上游的今甘肃、今青海一带。
更有意义的现象是，从出土位置上看，二里头传播出去的这些陶器、青铜器，并不是距离二里头越近，出土就越多，这些礼器往往出土在二里头文化扩散的远方，尤其是与其他古文化的交界处附近。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一种扩散现象呢？
这是因为，礼器和普通日用陶器的扩散方式是不一样的，礼器的作用是连接了二里头文化涉及的各个地方的中心据点，它们的传播其实是在不同区域的社会上层之间进行的。换句话说，二里头文化在当时已经与南北方广阔区域的族群有着频繁的联系，而且对各地的族群有着重大影响力。
这样的扩散现象揭示出当时的二里头政权的一种策略、一种观念。二里头文化应该不可能有非常强大的军事力量，去远距离征服从燕山南北到长江流域的广大地区，就像我们不认为有外来文明依靠武力制造了“月明星稀”的文化景象一样。但二里头政权显然并不满足于自己这“一亩三分地”的统治区域，而是想在更广阔的天地中拥有影响力。
如何才能把自己的影响力辐射到广阔区域？那就是——文化输出。
二里头政权的确利用自己的文化输出，用原始的礼器和礼制，在文化层面上，在广大地区实现了初步的文化融合。正是看到二里头文化时期广大地区在文化上的融合现象，有些考古学家指出，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期看作“最早的中国”。此中国并非是疆土的统一体，而是在文化上的趋向统一。
换句话说，在以中原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广大区域中，文明的融合首先是从文化上开启的，而不是武力先行。
二里头文化是一种以农耕为主要特征的文化。农耕生产方式是古代先民一种极为重要的谋生手段，本书将把以农耕生产方式为主要谋生手段的地区称作“禾的世界”。在秦汉时代形成了长城以南的广大政权后，我们可以整体上将这片区域称为“华夏”，从整体上看，华夏是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地域，属于禾的世界。
距今3500多年前，北至燕山山脉，南达长江流域，西到今甘肃、青海，东临大海，以中原为核心的“禾的世界”在文化层面上的融合已悄然开启。中华文明融合的重要剧目开演了。
历史贴士·商朝人没听说过夏朝
对夏朝，中国人有特殊的感情，因为根据历史传说，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大禹的儿子启建立的世袭制国家。根据史书推断，如果夏朝真的存在，它的时限在公元前21—前16世纪，可能是多个部落联盟组成的较为松散的国家。
但对考古学家来说，一提起夏朝，却令人伤心。在中国古代史书中被尊为上古第一朝代的夏朝，竟然找不到支持其存在的现实证据。
首先是没有找到夏朝人的文字记录。其次是有关夏朝的各种文献资料的形成年代，基本都比传说中的夏朝晚了好几百年，特别是系统记载夏朝历史的司马迁的《史记·夏本纪》，写作时间更是比传说中的夏朝灭亡的时间都晚了约1500年。
按照历史研究的一般规则，当时的人叙述当时的事，称为第一手史料，价值是最高的。如果后期的记载与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相距过于久远，记载的可信度就大大降低了。
更让人生疑的是，史书上都记载商朝推翻了夏朝，取而代之。那么，商朝人留下了大量的甲骨文记录，这些甲骨文充分证明了商朝是真实存在的。可是，关于改朝换代、光宗耀祖的“推翻夏朝”的重大事件，甲骨文里竟然没有一处提及。更诡异的是，商朝人的甲骨文里连“夏”这个国名或者族群的名字都没有。
虽然商朝人在甲骨文里根本没写夏朝如何如何，但是对商朝建立前的那段岁月还是有记述的，而且特别赞颂了他们的先祖多么多么伟大。这其中就记载有一个叫王亥的商族人首领，甲骨文里尊称他为“高祖”。在司马迁的《史记》里，也提到了商族人的先祖王亥这个人。
更有趣的是，在一本叫作《竹书纪年》的古书中也记录了王亥，而且讲述了一个故事：王亥赶着牲口去做生意，结果被人杀死，他的儿子甲微，也是商族人的先祖之一，向河伯借兵，为自己的父亲报仇雪恨。
《竹书纪年》发现于战国时期魏国君主的墓地，所以躲过了秦始皇征服六国后焚书坑儒的浩劫。这本书的一些记载与《史记》等著作有出入，但是甲骨文发现后，学者们发现《竹书纪年》对商朝国君的次序、名字的记录比《史记》更符合甲骨文记录，因此这本古书的史料价值很高。
如此看来，在汤建立商朝之前，商族人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文明，而且后人还把一些事迹记录了下来。商朝之前，应该还有许多部落和商族人一起生活在中华大地上，当时的文明程度是很高的，出现一些强大的“方国”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其中是否有一个非常强大，统治了很大范围的夏方国存在呢？
从商朝甲骨文的记载看，商朝人并没有用“夏”来指代当时任何一个方国，当时的人也没有所谓的朝代的概念，在他们的观念里，天下是由许多类似于本国的方国组成的，只是有的强大一点，有的弱一点。商朝人似乎完全不知道有个夏朝存在，但这不代表夏朝就一定不存在。
为排定中国夏商周时期的确切年代，国家于1996年5月16日启动了“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2000年11月9日，项目组发表了《夏商周年表》，认为夏商周始年是公元前2070年。但是关于这一说法，国内外学界存在不少争议。
夏朝真的存在吗？随着考古工作不断深入，我们总有一天会找到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