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战时大后方的生产和交通

一　大后方的工矿业

抗战前，中国数量有限的工厂，大半集中于沿海省份。“七七”事变后，政府即下令沿海各厂矿迁入内地。从1937年7月至1940年底，三年半时间，完成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工业大迁移。其中，上海迁出之民营工厂共146家，机料14600余吨，技工2500百余名，成效颇著。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九江、芜湖一带工厂，除少数内迁外，大多沦陷。此外，湖北武汉附件厂矿迁移，比较彻底。大冶铁矿共运出5.7万余吨，武汉共迁出民营厂160余家，省有各厂迁出6000余吨，汉阳钢铁厂及六河钢铁厂亦完成拆迁。湖南、浙江、福建等地也有部分厂矿内迁⁽¹⁹²⁾。内迁厂矿共计639家，其中经由政府助迁者共448家，包括钢铁工业2家，机械工业230家，电器制造41家，化学工业62家，纺织工业115家，饮食品工业54家，教育用品工业81家，矿业8家，其他工业54家。内迁器材共计12万吨⁽¹⁹³⁾。按性质分类，机械工业约占40.40％，纺织工业占21.65％，化学工业占12.50％，教育文化工业占8.26％，电器工业占6.47％，饮食品工业占4.91％，钢铁工业占0.24％，其他工业占3.79％，矿业占1.78％。内迁厂矿区域分布，以四川为最多，占内迁总数54.67％，湖南次之，占29.21％，陕西占5.90％，广西占5.11％，其他各省占5.11％⁽¹⁹⁴⁾。这些内迁厂矿，为战时大后方工业重建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抗战爆发后，战时工业对于支持长期抗战，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战时工业建设负有四个基本任务：第一，增加军需原料和制品的生产，以提高国防能力；第二，增加出口物资的生产，以提高对外的支付能力；第三，增加日用必需品的生产，以安定人民的生活；第四，发展基本工矿业，以奠定工业化的基础。作为战时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导机构，经济部以最大努力，积极推行两大政策：即一方面用国家资本，在后方各省自行经办各种重要的工矿业；另一方面协助战区的重要民营工矿迁入内地，并奖励人民大量从事后方的工业投资⁽¹⁹⁵⁾。

国营事业的兴办，主要由经济部资源委员会负责进行。抗战前夕，资源委员会已经开始施行重工业和矿业的发展计划，包括统制钨、锑和建设年产2000吨的钨铁厂，年产共达30万吨的湘潭和马鞍山炼钢厂，年产共30万吨的灵乡及茶陵铁矿，大冶等铜矿和年产3600吨的铜厂，年产共5000吨的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共150万吨的高坑等煤矿，开发延长等油矿和年产2500万加仑的炼油厂、氮气厂、机器厂、电工器材厂⁽¹⁹⁶⁾。由于抗战的爆发，上述事业大都停顿中断，但相应的器材设备尽可能往大后方迁运、重新安置，而相关的规划、筹办经验、技术和人才，则直接有助于推进战时的工矿事业。

抗战爆发后，后方企业中很快确立了国防工业和重工业“在民族工业中的领导地位”⁽¹⁹⁷⁾。1938年1月15日，蒋介石致电经济部长翁文灏，要求筹办后方军需工业，地点以川、黔、湘西为主，从速制定方案；另要求拟定西南、西北战时经济建设方案⁽¹⁹⁸⁾。1938年8月1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资源委员会组织条例，进一步增强了资源委员会的权限，使其职掌包括：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办理政府指定之其他事业⁽¹⁹⁹⁾。在服务抗战、增强国防的目标下，资源委员会倾力发展重工业、矿业和电力事业。国民政府相应实施了多项政策措施，主要有：1．奖励工业技术，其范围包括发明和新型或新样式之创作，甚至对于尚未完成的发明创作，经审查合格后，即可获得经济部协助试验。2．厘定工业标准，先后成立医药、器材、化工、机械、电工、矿冶等工业标准委员会，审定颁布相应的工业标准。3．扶助民营事业，包括贷助资金、供应材料、训练技术员工、定购机器成品等。4．扩充电力事业，包括筹设国营电厂、协建民营电厂、督导自用电厂等⁽²⁰⁰⁾。

为扶助后方关系国防民生之重要工矿业的发展，国民政府还于1938年12月颁布了《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奖助方法包括保息、补助、减免出口税及原料税、减免转口税及其他地方税捐、减低国营交通事业运输费、提供低利贷款等多种方法⁽²⁰¹⁾。

经过四年，大后方的工矿业有了较大的发展。1938年，后方各省新增了40家工厂，1939年新增466家，1940年新开工589家，1941年新增843家，到1942年，大后方各省共有3700家工厂，资本总额达20亿余元，工人约24万人，动力约14万马力⁽²⁰²⁾。其中，属于重工业范围的厂家约占工厂总数的35％，资本额则占了50％左右⁽²⁰³⁾。到1940年底时，资源委员会已设或筹设的工矿业已达70余个单位；其中已较有规模者，计工业29个单位、矿业22个单位、电气20个单位。工业方面，特别注重机械、电气、冶炼、化学等基本部门。矿业方面，特别注重开发和国防及易货有关的资源，如煤、铁、石油、铜、钨、锑、锡、汞等。电业方面，则特别注重后方各新兴工业中心的动力的供给，庶几动力的发展可以和整个的工业化之推进密切配合⁽²⁰⁴⁾。

大后方各省中，四川原来的交通条件相对较其他省份便利，原料丰富，抗战爆发后自沿海地区迁入的厂家最多，又为抗战之中枢，因而工业发展最为迅速。1938年之前，四川的工厂总数不过240余家，但到1942年底，已增至1600余家，增幅达七倍以上。其次是湖南和陕西，1938年前两省工厂数分别为90余家和70余家，至1942年，该两省的工厂数都增加了4倍。此外，云南、贵州、甘肃等省的工厂数亦有很大的增加。在后方各省的工厂总数中。四川约占44％，湖南占13.34％，陕西为10.24％，广西为7.77％，甘肃为3.69％，贵州为2.98％，云南为2.82％。在国统区的工业资本总额中，四川约占58％，云南占10.8％，广西占7.89％，陕西占5.43％，浙江占4.71％，湖南占3.91％，甘肃占3.19％，贵州占3.38％⁽²⁰⁵⁾。总之，以四川为中心大后方各省工业的发展，已经改变了战前的中国工业布局。

在抗战爆发后的四年里，后方工矿业各个行业之间，甚至每个行业的各个部门之间，发展的具体情况也有所不同。

采掘冶炼业。煤是战时后方各省交通和工业最急需的燃料，在整理旧矿的同时，开发了不少新矿。1938年上半年，平汉线北段各煤矿相继失陷之前，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即尽量将采掘设备拆迁，移用至后方各矿，如曾将中福公司之设备迁用于湖南湘潭、湖北大冶、江西萍乡、四川天府等煤矿。后方各省中，四川的采煤业发展较快，当时或由资源委员会直接投资，或由经济部工矿调整处提供贷款，扩充三才生、宝源、江合、东林等旧有各矿之设备，开拓运输通道；另一方面新设华安、华银、全济、华昌、义大等矿。1938年四川省产煤不过140万余吨，1940年即增至279万余吨，两年中增幅几达100％。其他各省的煤业也得以改造扩建和新建。云南的明良煤矿扩建为明良公司，所产煤用于昆明之工厂和滇越、叙昆两路，又开办了宜明煤矿，从事炼焦。在贵州，将筑东煤矿改组为贵州煤矿公司，开采筑东和林东煤田。湖南、广西、江西、西康等省的煤矿，也在资源委员会和各该省政府的协作支持下，有了明显的发展。在西北地区，一方面由陇海铁路局与陕西省政府合作开发同官煤矿，以满足陇海路行车对煤的需求；另一方面，经济部投资协助陕西白水、蒲城、陇县等地煤矿改进产运，在甘肃投资开采永登煤田。从整个后方地区来看，煤的产量有较稳定的增产。1938年产煤470万吨，1939年为550万吨，1940年达570万吨，1941年增至600万吨，1942年则达631万余吨⁽²⁰⁶⁾，资源委员会系统的煤矿产量则有较大幅度之提高：1937年为2万吨，1939年增至19.2万吨，1941年达51.7万吨⁽²⁰⁷⁾。

石油的开采，战前仅陕西延长永平油矿有少量生产。1938年初，政府延聘专家，设立机构，从事油矿之探勘工作。1938年，资源委员会加紧对四川巴县石油沟、甘肃玉门石油河等地的勘探。巴县的钻探获得了大量天然气，为嗣后的正式开采打下了基础。玉门地区的钻探取得了极好的结果，尽管该矿地处塞外、交通不便，采油器材、给养物资的运入和石油产品的输出颇为困难，但1939年起便正式投产，并陆续增开新井、扩大开采，又设炼油厂，生产汽油。玉门油矿投产后，产量连年增加：1939年为4160加仑，1940年达73013加仑，1941年增至20.9万加仑，1942年更提高到189.57万加仑。另外，玉门油矿1941年开始出产煤油113,040加仑，次年即增产为596,936加仑⁽²⁰⁸⁾。从整个资源委员会系统来看，石油产品（包括汽油、煤油、柴油）也是连年增加的：1939年仅为1.5万加仑，1940年便增至16.7万加仑，1941年达46.3万加仑。另外，天然气自1941年开始生产，当年产量为2.7万立方米，1942年就增至23.3万立方米⁽²⁰⁹⁾。

与煤、油、气三大能源产品相比，钨、锑、锡等重要出口物资的生产并不理想。钨砂1937年产量为11,926公吨，1939年为11,509公吨，1941年为12,392公吨。锑的产量，1937年已达14,597公吨，1939年减少到11,988公吨，1941年更减少到7991公吨。锡的产量，1939年为2501公吨，1940年增至17,416公吨，到达战时最高水准，1941年为16,589公吨，以后连年下降。有色金属方面，西南地区的云南东川、西康宁雅、四川彭县等矿，先后由资源委员会和各该省政府联合投资，进行改造扩建，除本身开采外，还收购其他小矿所产之土铜，一并冶炼粗铜。至于提炼精铜（电解铜），主要设有重庆和昆明的练铜厂，年生产能力总共达2000余吨。但粗铜来源的限制，实际产量不高。1938年，精铜产量为580公吨，1939年为582公吨，1940年增至1415公吨（战时最高产量），1941年又下降到779公吨。至于铅、锌，有川康铜铅锌矿物局在西康会理天宝山开采，滇北矿物局亦产纯净铅、锌，湖南练铅厂和炼锌厂经拆迁后，又重建复工。这两种金属的产量也不高。1939年，精铅和精锌的产量分别是262公吨和40公吨，1941年的产量则为277和20公吨⁽²¹⁰⁾。

而作为工业发展重要标志之一的钢铁业，其发展亦远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战前后方铁厂多用土法，制钢的设备尤少。抗战爆发后，面对抗战军需与众多工厂重新建设的需要，钢铁业的建立即成为各方重视的重点，并在各方努力下，取得一定成效。

国民政府有关部门除将上海等地的钢铁厂内迁外，并于1938年将湖南湘潭筹建中的中央钢铁厂的设备、汉阳钢铁厂和汉口扬子铁厂等钢铁企业的设备，迁至川、滇，改建和设立新厂。例如，为完成汉阳钢铁厂的拆迁，国民政府军政部兵工署与经济部资源委员会，于1938年3月，合建钢铁厂迁建委员会（简称“钢迁会”），负责将汉阳和大冶两钢铁厂部分设备及六河沟铁厂百吨炼铁炉，拆迁到重庆大渡口，重建大渡口钢铁厂，并于1939年冬与兵工署第三工厂合并，成为战时规模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²¹¹⁾。另外，兵工署1937年1月接管并继续筹建此前由四川地方政府筹备的重庆电力钢铁厂，并于1939年7月1日正式成厂，改名为“军政部兵工署第二十四工厂”。该厂经过不断扩充，年产钢最高达到4000多吨，农产钢材、丝钉等3900多吨，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后方最大的兵工用钢生产工厂⁽²¹²⁾。此外，较为重要的钢铁企业还有，以炼制合金钢铁材料为主的兵工署第二十八工厂⁽²¹³⁾，资源委员会创建或接办的资渝钢铁厂、威远铁厂等，抗战时期官商合办的最大钢铁联合企业——中国兴业公司，由上海迁川重建的民营渝鑫钢铁厂。除了四川，在云南则有中国电力制钢厂、云南钢铁厂⁽²¹⁴⁾。经过数年努力，后方铁厂家数已由战前的几家增至114家，资本总额约为1.2亿元，每年最大生产能力9.9万吨，炼钢厂有10家，资本总额约1亿元，生产能力达3.9万吨⁽²¹⁵⁾。后方各省钢铁冶炼设备也在逐渐扩充，技术不断进步，历年钢铁产量不断增加。如下表所示（单位：吨）：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2页。

可见，战时后方地区铁与钢的历年产量均有提高，但尚属较低的水准。

电力。战前中国本国资本之电业生产比较落后，在二十三个省区内，国营民营电厂合计仅460家。1936年装机容量35.587万千瓦，发电77255万度，且发电厂主要集中于沿海地区。后方电厂数寥寥无几，资本总额才686万元，装机容量仅1万千瓦，发电1400万度。抗战开始，全国电厂沦陷达三分之二，其时后方华中、华南及西南各省电厂共有141家，而川、康、滇、黔、陕、甘六省则仅占到30家，且设备陈旧落后，无法满足后方工业需要。有鉴于此，经济部加强了对后方电力事业的投资与建设⁽²¹⁶⁾。通过向国外购买电机设备，拆迁战区发电设备等措施，后方电气事业得以初步发展。从1938至1940年的三年里，资源委员会在川鄂区、湘黔区、云南、四川、湘潭、西安、安庆等地区建设电厂，特别是利用后方水利资源，建成多处水力发电站。至1941年，大后方各省已有电厂116家，资本总额1.35亿元，装机容量已达5.3万千瓦，发电9300余万度。其中四川省就有发电厂27家，资本7000余万元，装机容量2.3万千瓦，发电4900余万度；云南电业资本总额1400余万元，装机容量6000千瓦；陕西电业资本总额400余万元，装机容量5000千瓦；湖南电业资本总额1000万元，装机容量3000千瓦；广西电业资本总额600余万元，装机容量5500千瓦⁽²¹⁷⁾。战时历年后方地区总的发电容量和发电度数见下表：

资料来源：《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0页。

不仅发电容量与度数逐步增加，电厂的分布区域也在逐步扩展，工业用电的比率不断加大，后方工业电气化程度有所提高。

机器制造业。战前中国机器制造业集中于上海，且以机器修理和零件制造为主，也有若干种纺织机之制造，但电动机和工作机的制造极少。而在后方地区，机器制造业完全是空白。抗战爆发后，机器工厂在内迁工厂中为数最多，迁入后方的机器厂有180余家，经过几年的发展，已经增加到680余家，资本总额达3.3亿元，从业工人30000以上，使用动力16000马力。所制造的机器，已着重于工具机、作业机和电动机。从地域分布来看，四川最多，有330余家机器制造厂，资本总额约1.6亿元；广西有87家机器制造厂，资本总额9000余万元；在贵州、云南、甘肃、湖南等省，也设立了机器制造厂。这里，还可以从典型机器产品生产指数的变化来看后方机器制造业的发展。以1938年工具机的产量指数为100，那么1939年达204,1940年为296,1942年增至367；又以1938年内燃机的产量指数为100,1939年为151,1940年为529,1941年达706⁽²¹⁸⁾。后方各省主要机器产品（含电器工业产品）产量见下表：

化工业。主要指制造液体燃料及酸碱等基本化工品的工厂。化学工业战前甚不发达，1936年全国共19家，集中于天津、上海和广东，资本总额1000余万元，年产各种酸约34.4万担，碱86万担。化工业原本在后方属于空白，经过数年之发展，工厂数达44家，其中酸厂31家，碱厂13家，资本总额4.8亿元，各种酸的生产能力为1.9万吨，碱的生产能力为1000吨，但受到原料的限制，实际年产量酸类2000吨，碱3500吨⁽²¹⁹⁾。此外，主要由资源委员会规划筹建了后方的工业酒精生产企业，1938年6月首先在重庆设四川酒精厂，1939年又成立资中酒精厂，在其他省份也先后设立或接办了20余家酒精厂。1939年后方各厂酒精产量共约28万加仑，1940年增至66.9万加仑，1941年产量达129.8万加仑，1942年达到239.6万加仑⁽²²⁰⁾。工业酒精的生产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液体燃料匮乏的局面。同时，经济部于1938年设植物油提炼轻油厂于重庆，试自植物油炼制轻油，以代汽油，并取得初步成效。1940年，经济部令资源委员会调查五通桥附近煤产，筹建为焦油厂，以低温蒸馏方法，从烟煤中提炼动力油料，如汽油、柴油、灯油等，并于1941年正式出产，陆续扩充⁽²²¹⁾。历年化学工业重要产品产量增减情形，如下表所示：

纺织业。抗战爆发时，后方棉纺织业仅有纱锭25,000枚。后经上海等地迁入纱锭22万余枚，纺织厂数增加到55家；至1941年底发展到76家，资本总额1.78亿元，纱锭30余万枚。后方棉纺织厂约有65％在四川，30％在陕西。整个后方棉纺织业的规模，仅及战前中国棉纺织业的4％，华商棉纺织业的10％左右。由于原料和重要器材的不足，实际开工纱锭数约为25万枚，实际开工布机1800余台，另有千余台未开工。从毛纺织业来看，后方地区的机器毛纺织厂都是在抗战爆发后设立的，如重庆附近的中国毛纺织厂、民治纺织厂，乐山的川康毛织公司，西安的西京、西北毛纺织厂。与重工业有所不同的是，在后方纺织业中，民营企业在资本和生产能力方面，均略高于国营企业⁽²²²⁾。

面粉业。战前中国机制面粉厂有百余家，集中于江苏山东、河北，年产量约7500万袋，最大之厂家日产达1.4万余袋。抗战爆发后，战区不少面粉厂迁至后方，如迁至陕西宝鸡的有福新、大新厂，迁至西安的有和合、同兴厂，至重庆的有庆新、正明等厂。加上战前后方原有的面粉厂，至1941年后方面粉厂总数为70余家，集中于陕西和四川，广西、湖南次之，云南、江西又次之。另外，后方机器厂制造了不少小型面粉机，以增加各厂的生产能力。当时后方面粉厂的规模都不大，最大的陕西咸丰面粉厂日产也只有5000袋，大多数厂日产在2000袋之下。据统计，1938年后方各厂生产面粉151.3万袋，1939年为192.6万袋，1940年增加到323.92万袋，1941年的产量达到了451万袋，1942年进一步增至488万袋⁽²²³⁾。

后方主要民生用品历年生产情况见下表：

总之，通过国民政府的大力扶持，在大量内迁厂矿企业的基础上，大后方的工业在1942年前取得了快速发展，成就斐然。据经济部统计，截至1941年底止，依工厂登记法准予登记之后方工厂共有1350家。其中，冶炼工厂由4家增至87家，机器厂由37家增至736家，电工器材厂由1家增至44家，化学工厂由78家增至380家，纺织服装工厂由102家增至273家，水泥厂由1家增至7家，酒精厂由3家增至133家，机器制纸厂由3家增至14家，面粉厂由6家增至17家，炼汽油厂已达22家，炼润滑油厂5家，炼柴油厂15家，煤、铁矿由33区增至112区⁽²²⁴⁾。后方各省摆脱了战前工业寥寥无几的局面，并开始形成了一些工业区。后方工业的发展，为支持长期抗战，并取得最终胜利，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大后方的农业

战时大后方作为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军糈民食和其他生活必需仰赖农业甚重。以粮食而言，战前中国平均每年输入洋米达1600余万担，小麦和面粉每年平均2000余万担⁽²²⁵⁾。抗战爆发后，一方面东部战区人口大量移至后方，另一方面海口均遭封锁，进口受阻。此外，大后方工业的发展，也需要一些农产品作为原料。于是，为谋求战时农副产品需求的自给自足，国民政府将发展大后方农业摆在十分重要的地位，并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

（一）增加耕作面积。首先是鼓励垦荒，直接扩大耕地总面积。战前，西南、西北各地均有大量可耕地未开发。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有关当局把扩大耕地面积与安置难民和内迁人口相结合，比较重视该项事宜。例如，对于陕西黄龙山、四川边区、广西西北各县、江西南部各县，经济部派员调查，并与当地政府配合，进行大规模难民垦殖。到1942年底，西南各省成立垦殖单位110个，新开垦耕地333万亩⁽²²⁶⁾。此外，推广冬耕制也是重要措施，如1938、1939年在广西、贵州、湖南等省增加小麦种植面积100多万亩，1940年进一步在后方各省扩大小麦种植面积920余万亩，大麦170余万亩，豆类200余万亩⁽²²⁷⁾。川、滇、黔、桂四省1938年增加稻谷种植面积980万余亩，增加棉花种植面积165万余亩；1938年又增加稻谷种植面积200万余亩，增加棉花种植面积近110万余亩⁽²²⁸⁾。

（二）推广良种。为了改良农作物品种，以中央农业实验所为倡导机关，同时督促各省农事机关，对极需自给自足之食粮，可以换取外汇之出口农产品，以及可为工业原料兼可外销之农产品，努力进行优良品种的培育与推广。在水稻方面，中央农业试验所培育出可供推广的品种120余种，与当地之农产品相比，平均可增产60余斤，产量最高者可增产190余斤。1938和1939两年内，仅在湖南省就推广良种33万余亩，增产稻谷26.5万担。1940年除了在湖南推广良种65万亩外，在广西、江西、四川、浙江、广东、福建等省共推广良种25万亩，是年相应增产稻谷约57万担。在小麦方面，战前中央农业试验所曾收集了中外品种5600余种，抗战爆发后运至后方继续试验推广。从1938年到1940年推广了“金大2905号”、“中农28号”等良种，较农家普通品种之产量，每亩可增产15市斤至41市斤。其中，仅1940年就在陕西便推广良种麦18万余亩，四川推广了8万余亩，河南推广3.4万余亩，江西推广2.6万余亩，贵州、浙江各推广2万余亩，上述各省1940年因推广良种而增产小麦9万余市担⁽²²⁹⁾。在棉花方面，1938、1939两年在四川推广优良棉种共19余万亩；1940年又推广了38万余亩，其中“德字棉”14万亩，计增收皮棉4.1万担⁽²³⁰⁾。又在陕西关中平原普及“斯字棉”的种植，产量比当地土棉增产65％。另外，1938年发现云南木棉纤维细长，颇具经济价值，即推广种植，并由农产促进委员会试制相应的“七七纺织机”，效果良好，也加快了木棉的推广。此外，对于可供出口的农产品，如桐油、茶叶、蚕种，也积极进行优良品种的推广。

（三）防治病虫害。在水稻方面主要是防治螟虫害，如1938年至1940年连续在川西水稻区指导防治螟虫，相应增加产量约合19万担。在麦类方面，主要是防治黑穗病和线虫害，1937年在安徽防治麦田病虫害1万余亩，1938年在四川、贵州防治麦田病虫害400余亩。以后防治面积迅速增加，1939年在川、黔两省防治麦田病虫害19.3万余亩，1940年在川、黔、陕、滇、甘等省防治麦田病虫害44.6万余亩。在棉花方面，1938、1939两年在川、陕、滇三省防治棉芽虫、棉卷叶虫、棉红铃虫、棉红蜘蛛等虫害共31万余亩，相应增收籽棉9.1万余担；1940年川、陕、滇、豫、甘、鄂、康七省防治棉花虫害71万余亩，相应增收籽棉14.2万余担⁽²³¹⁾。

（四）兴修农田水利。大型的农田水利工程，在抗战前已由全国经济委员会主持下在部分地区开展。抗战爆发后，后方各省都有新旧工程之推进。如陕西省的梅惠渠，于1936年开工，战时继续施工，1938年完成，使得岐山、嵋县一带增加了13万余亩水浇地。又如陕西的黑惠渠工程，1938年动工，1942年完成，增加灌溉面积16万余亩。在甘肃省，原有兆惠渠工程，系1936年开工，拟引兆河水灌溉临兆一带农田3.5万余亩，抗战爆发后继续施工，于1938年完成。嗣后，甘肃省又于1939年开始兴建湟惠渠和兆溥渠。宁夏、绥远两省历史上早有引黄河水灌溉农田之水利设施，但工程简陋、年久失修，实际灌溉面积很少，战前便有整修规划。战时，国民政府有关部门亦作了若干测试工作。据统计，从1938年到1942年，通过贷款方式完成的农田水利工程就有22处，相应扩大灌溉面积近30万亩；另局部完成水利工程9处，相应扩大灌溉面积46万余亩⁽²³²⁾。

（五）健全农业金融，加强农贷。后方各省农村金融，早在战前已陷入枯竭境地。抗战爆发后，农村金融恐慌程度更为加剧。于是，为谋求后方农业生产、供销、农田水利、运输工具、农业推广、农村副业，能够适应抗战建国需要，在国民政府的明确要求下，以四联总处为主，兼及其他金融机构，在后方地区积极增设农业金融机构，并提供了大量农贷。如四联总处1939年9月改组后，在翌年2月便确定农贷中心地区⁽²³³⁾，决定全国范围内的农贷资金总额为4亿元⁽²³⁴⁾。农贷主要用于帮助农民解决因种子、农具和其他投入所遇到的经费困难，详见下表。

农贷以大后方的四川、西康、云南、贵州、陕西、甘肃等省为中心区，尤其以四川、西康为重点。农贷种类包括农业生产贷款、农田水利贷款、农业推广贷款、农产运销贷款、农村副业贷款等。农贷资金逐年增长，缓解了后方地区农业发展中的资金缺乏问题，农业产量有了明显提高。

总的来看，后方主要地区战时农业生产事业有了明显发展，主要农产品产量比战前有较大的提高，为支持抗战军事和维持民生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　大后方的交通运输

（一）铁路建设

抗战爆发前的1936年，中国铁路通车里程约为7,400公里。抗战爆发初期，铁路在运输军队粮秣、疏散人口、抢运物资等方面，发挥着极大效能⁽²³⁵⁾。尤其已经完成建设的重要路段，如粤汉铁路之株韶段，陇海铁路之展长至宝鸡，广九与粤汉接轨，浙赣铁路之南昌、株洲段，以及苏嘉铁路与钱塘江大桥之全部筑成，在运送军队和军品方面，作用尤为突出。请见下表：

随着战局的进展，原华北、华东和华南地区的铁路干线或落入日军手中，或中断交通，各路段员工尽力拆除车轨，迁运设备至安全地带。另一方面，战前拟定之筑路计划，包括若干实施中的工程项目，往往因军事或财政的原因，亦被迫中止。然而，随着战争初期大量民众及政府机关、工商企业转向西南、西北后方移动，全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西移，内地建设对交通运输特别是铁路运输提出了新的要求。为了打破日本的封锁，联结重要的国际通道，以及后方地区国计民生之需要，国民政府在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均修筑了若干铁路。

湘桂铁路（自湖南衡阳到广西镇南关）。该路联结粤汉路和安南铁路，为西南交通干线，最初动工的是北端的衡阳—桂林段，长361公里，1937年9月开工，至1938年10月竣工通车，工程进展约合每日1公里，为抢筑铁路进度之最快纪录。该路段通车恰值广州、武汉大撤退，在往后方抢运器材、伤兵和难民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1938年间，湘桂线先后又有三段开工。其中桂林—柳州段计长174公里，于1938年8月开工，虽然受到时局影响，仍于1939年底竣工通车，对于桂南军事所需帮助甚大。柳州—南宁段全长260公里，开工之后，受日敌南侵影响，进度较慢，甚至因南宁一度失陷，于1939年12月完全停工。待到南宁收复，该路段柳江大桥于1940年内赶造完成，以利于黔桂路与湘桂、粤汉两路联通；并把该路段展至来宾。另外，南宁—镇南关段，系中法合办，1938年4月自越南同登经镇南关向北推进，1939年12月铺轨达67公里，后因日军侵入桂南，工程被迫停顿。

湘黔铁路（自湖南株洲到贵州省的贵阳）。1936年7月，该路株洲—蓝田段动工，长175公里。历经2年半，至1939年1月完工，通车营运。但因江西、湖南战事紧迫，军事委员会令遂拆除该段所有之路料，南移用作修筑黔桂线。

黔桂铁路（柳州经独山、都匀至贵阳）。该线全长620公里，为衔接湘桂铁路至进发西南重要干线之一。1939年9月，该线分四段同时动工。该路所需相当部分钢轨材料，系靠粤汉路南北两段、浙赣路西段及京赣路皖赣两境内搜集后，西运应用。其中，柳州—宜山段95公里于1940年10月通车，宜山—金城江段71公里于1941年1月竣工。至1941年12月，尚余460公里中的广西段120公里正全面开工，贵州境内至都匀的130公里也已经开工。但1944年日军攻陷衡阳，并沿湘桂线先后占领桂林与柳州。为阻日军前进，中方即将湘桂、黔桂两路破坏。

叙昆铁路（昆明经曲靖、宣威、威宁至四川叙府）。该路全长860余公里，战前便准备动工，因与法国接洽筑路借款出现波折，自1938年12月才开始兴建，且系利用滇越铁路工程之料。至1941年3月，全长160公里的昆明—曲靖段竣工通车，对抗战后期之盟军军用品接运发挥了重要作用。另外，由曲靖至宣威段100公里，至1941年底已完成路基，宣威至威宁间170公里桥涵隧道也已部分开工，但因缺乏轨料器材，于1942年全线停工。

滇缅铁路（昆明经楚雄、祥云至缅甸的苏达）。规划全长880公里，这是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动工的一条国际铁路，中方原先寄望颇高，1938年12月开工，一度发动了25万民工分东西两段赶筑，拟在1942年底竣工。开工初期，越南当局限制有关物资经滇越铁路运入中国，英国方面也封锁滇缅公路运送物资进入中国三个月，均有碍滇缅铁路工程之进行。1941年美国政府允在租借法案内划拨路材车辆等，在仰光交货，分运来华。至1941年10月，东段工程自昆明至一平浪间的125公里路基全部完成，铺轨22公里；一平浪至祥云的285公里，路基也完成了60％。西段边境至祥云共496公里，分三段同时开工，到1941年12月，三段工程分别完成了20％到45％的进度。缅甸境内共192公里，由英国方面负责施工。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工程进度大受影响，到1942年4月停工。

宝天铁路。该工程自宝鸡展筑，沿渭河而达天水，全长168公里，为陇海线之延长线。1939年5月开工，沿途经秦岭山脉，需开凿之隧道就有100多座，总长度达21公里，石方530万立方，至1941年12月凿通隧道导坑10130米，约合一半工程量。且因财力和其他因素制约，需大量利用其他线段所拆器材，工程进展极其艰难，中途被迫两度停工。直至1945年底，工程始告完成。

咸同线（咸阳到同官）。为陇海线运煤支线，自陇海铁路之咸阳向北，经三原、富平、耀县，跨越泾、渭两大河流，达同官煤矿，共长135公里，于1939年6月分两段同时动工，1941年11月竣工通车。该路工程土石方共约600万立方米，修筑桥涵140处，全部铁轨系拆运自东部战区路段。咸同铁路的通车，使陇海线机车用煤及陕西工业用煤问题得以解决，对军民用运输亦颇有助益。

西部地区战时还进行了成渝铁路工程，该线计划自重庆经荣昌、陇昌、资阳而达成都，于1936年动工。由于种种条件限制，抗战时期工程未能竣工。与成渝铁路工程相应的，是成都至天水路段，规划总长755公里，预计土石方共6700万立方米，隧道桥梁多处。由于器材和财力的限制，该路完成勘探规划后，最终没有动工⁽²³⁶⁾。

总之，至1942年初，战前11,013公里的旧路中，尚存1605公里；修成之新路中，除有428公里复行拆除外，通车者尚有1529公里，在建铁路2794公里，测量中铁路1983公里⁽²³⁷⁾。

（二）公路建设

战前中国沿海地区公路较具规模，苏、浙、皖、赣、鄂、湘、豫各省之间公路已陆续衔接相通；西北地区亦开始修筑西（安）兰（州）路、川陕路陕段（宝鸡至川陕交界之棋盘阁）、汉（中）白（河）路、华（家岭）双（石铺）路、甘青路甘段（兰州至河口）、甘新路甘段（兰州至猩猩峡）等。到抗战爆发前夕，全国公路约达11万公里⁽²³⁸⁾。

抗战爆发后，因主要铁路线路陆续被占或中断，公路交通日趋重要，为配合战局的进展，对原有公路进行改善和新路的抢筑。对战争之初华北战事影响较大的，是修筑河北省之沧石、德石、保石、柳石等军用公路，共617公里，在20天之内便告完工通车；以及连接绥远山西交通的归绥至百灵庙、归绥至杀虎口两公路，太原至大同之公路。在西南地区，继战前通车的川湘公路湘段外，赶筑成川湘公路川段，全长698公里，使得川湘公路成为后方重要干路之一；川黔、湘黔、黔桂、黔滇等线路也有所改善。完成全长163公里的粤港公路，改善湘粤公路，则保证了内地与港粤间交通联系。另外，为配合武汉会战，有湖北与江西、安徽间公路和粤韶、汴洛、武长、汉宜等公路的改善和抢修，尤其是武长、汉宜两公路抢修工程的完成，为自武汉的疏散抢运工作起了重大作用。西北地区则有汉白、老白、华双等路的修筑，以及连接西南、西北之间交通的汉渝、川滇两路。这一阶段共新修筑公路2593公里，计有江苏省28公里、福建省20公里、湖南省136公里、湖北省63公里、广东省680公里、四川省759公里、河北省533公里、绥远省47公里、甘肃省137公里、青海省160公里⁽²³⁹⁾。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后，后方公路线路的修筑、改善工程得到进一步的重视。国民政府有关部门规划的西南地区公路网，旨在联通湘、粤、桂、川、贵、滇各省；西北地区，则把河南与陕、甘、新贯通；另进行川—陕—甘公路工程，真正沟通西南、西北公路干线。此外，为开发大后方经济，又有多条线路之改善和新筑，如川康、川中、西祥、乐四、桂穗、黔桂西、贺连等，以及沟通水陆交通的若干线路。

抗战爆发后，还有接通国际交通的几项公路工程。在西北，是整修西（安）兰（州）线，以及自兰州到猩猩峡的甘新线（经哈密、迪化入苏联）。在西南，修建湘桂、桂越、滇越、滇缅等线路。特别是滇缅公路，曾在7个月时间里动员了25万余民工，使该路初步通车。

以下为抗日战争前半期修建的若干条公路的概况⁽²⁴⁰⁾。

贺连路　自广东连县，经连山至鹰扬关，到广西省贺县。1938年12月开工，次年9月竣工通车。全长153公里，是粤、桂两省间交通要道。

黔桂西路　自贵州沙子岭起，经兴仁、安龙、八渡而至百色。1939年11月开工，1940年3月完成通车。全长413公里，是广西与贵州间一条主要的通道。

川滇东路　起于四川隆昌，经泸州、叙水，入黔境后，经毕节、赫章、威宁，再入云南达沾益，与黔滇路相交。于1939年8月全线打通，1940年2月通车，全线长969公里。川滇东路的修通，使昆明到四川及西北地区的公路运输线缩短了200多公里。

玉秀路　由贵州玉屏，经铜仁、松桃，至四川秀山，全长187公里。1938年冬全线分三段同时动工，其中玉屏铜仁段1939年5月底竣工通车；松桃至秀山段也于1941年10月完工；铜仁至松桃段，因麻阳江大桥工程难度较大，至1942年底完成。

桂穗路　自广西桂林，经义宁、龙胜、湖南靖远，到达贵州三穗，全长479公里，与湘黔路相连，是桂林至贵阳之间的直达路线，而不需经由柳州。于1940年1月分段开工，1941年3月先完成土路以因应军需，同时加铺路面。

从西兰路之华家岭，经天水，至川陕路之双石铺，共长231公里，自1938年3月开工，1939年2月完成通车。此后，从兰州到成都不再需要绕道西安。

汉白路之安康至白河段　为武汉与西北地区间的联系要道，长258公里，于1938年11月完成通车。1939年7月1日，汉白公路全线通车。

甘川路为四川与西北间的重要通道，其中从兰州到通北口段，长360公里，1939年底完成土路通车。

重庆至西乡段，连接汉白路，是重庆与汉中间的捷径，共长592公里，1941年底完工通车。

乐西路　起于四川乐山，经峨眉龙池、富林、洗马沽、冕宁、泸沽，至西康之西昌，为进入川西南部彝族地区最早的一条公路，亦为川康间主要通道，全长517公里，于1939年8月动工，动员民工2.6万余人，施工沿途险峻异常，越过各河流的大桥和渡口工程尤为困难，如青衣江、峨眉江、流沙河、大冲河、大渡河、安宁河、大都河等。1941年7月中旬竣工开通，对四川经济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并为川滇公路西路的延展定立了基础。

西祥路　从西康西昌经会理、江驿、龙祥、大姚、姚安至滇西祥云，总长550公里。经过五处峻险山岭，以及绵川河、金沙江、羊蹄河、江底河、岔河等较大河流，工程难度甚大。于1940年11月开工，至次年4月，云南境内的工程289公里得以打通。西康境内工程261公里于1941年6月完成，全线开始通车，为川康、滇缅两路的重要连接线，可弥补滇缅公路之不足。

川中路　起于内江到达乐山，长200公里，系改善原有路段，共200公里，该段东接成渝路，西连乐西路，是川中盐区的一条重要交通线，于1940年1月动工，当年底完成。另自流井至宜宾段的121公里，为新建路段，1941年中已修至邓井关。

川陕路　从成都起，经绵阳、广元到七盘关，长419公里，主要对峻险路段进行改修，如武侯坡、剑门关、牟家山等处，全线并新建大小桥梁20余座。

川康路　从成都经雅安、天全、二郎山到达康定，于1938年全线动工，1940年10月粗通，又经改善，于1942年正式通车，全长374公里。

垒畹路　自垒允到畹町，全长59公里，加上八莫水运，可与邦坎公路相衔接，于1941年5月间全线初步打通，对国际运输颇多帮助。

滇缅路　起自云南昆明，原为滇西公路运输干道，到下关为止，长411.6公里。1937年底决定西延，经保山、龙陵、芒市，从瑞丽畹町入缅，至1938年8月全线通车，完成土方1100余万立方米、石方100多万立方米，新修路段547.8公里。1939年7月1日起，滇缅路开始办理昆明至畹町间的客运。更重要的是，此后，滇缅路成为中国大后方主要的国际通道。1942年5月初，日军进犯龙陵，中方炸毁怒江上的惠通桥，这条国际通道中断。

据统计，从1938年10月至1941年底，各省新修筑的公路共达6640公路，计有湖南省459公里、湖北省60公里、广东省165公里、广西省575公里、云南省1291公里、四川省1225公里、贵州省826公里、西康省823公里、陕西省345公里、甘肃省880公里。至1941年底，全国公里里程总计124,418公里⁽²⁴¹⁾。至于各年新筑与改善公路之概况如下：

全面抗战爆发后，提高现有公路和车辆的运输能力，是颇为重大的问题。随着战局的进展，各省市原有之汽车总队部陆续撤销，设立了地区性的公路运输管理机构，如西南公路运输管理局、西北公路运输管理局、川滇公路管理处，主管跨省公路干线之客货运输。当时采取了联运的方式提高效率，扩大公路运输量。战争初期，如由湖北与河南两省办理自汉口经老河口至孟楼、南阳以及信阳之间的公路联运；陕西与河南两省办理南阳经西坪到达西安之间的公路联运；广东和湖南两省办理以坪石为接驳点、以广州和衡阳为起迄点的联运；还办理过汉口经南昌至浙江永嘉、宁波等地的水陆联运。武汉、广州失陷后，于1939年8月成立交通部公路运输总局，专掌各省干线及特约运输业务。1940年1月1日，成立了国民政府特许中国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该公司采用了商业公司的形式，并入了交通部所属之川桂公路运输局、财政部贸易委员会所属复兴商业公司之运输部、交通部所属川滇公路管理处所属之运输业务，额定资本国币5000万元，实际领得开办费150万元，以及复兴公司财产所折定的1992余万元。成立之后专办西南各公路客运货运，以及有关国际贸易运输业务⁽²⁴²⁾。至1940年4月，又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并入了原交通部公路总管理处和公路运输总局，以统一指挥后方公路运输。在西南和西北地区，尽管各路段车辆普遍缺乏，但设法维持重要干线之客运班车，如渝筑、筑昆、筑独、筑晃、西兰、兰广、广宝、汉白等路。货运方面，在西南地区重点保障滇境物资之抢运和空运抵昆明物资的接运，西北地区各干线着重于军用补给品运输，另兼顾食盐、棉纱及其他日用必需品之转运业务。当时江西、湖南两省，尽力维持省内客运业务；福建省还于1939年10月开办了南平至重庆的闽渝直达客车，每月开一班，全程共3100余公里，起初11日到达，后减至7天，成为联结东部地区与西南后方的重要路线。从1937至1941年底，各年中国公路运输情况统计如下：

战时公路运输的另一重要手段，就是驿运。

驿运制度古已有之，到清末业已衰弛。但抗日战争爆发后，粤汉等铁路干线中断；由于车辆、汽油和路段等条件的限制，汽车运输一时又难以满足客运和抢运物资的急需。1938年10月，行政院召集全国水陆交通会议，决定利用全国人力、畜力之运输，以补充机械运力之不足，遂由交通部拟定驮运计划和组织纲要。同年11月，首先在重庆成立交通部驮运管理所，并在重要路线设立分所，征用民间驮畜。经过近一年的运作，驮运机构得到进一步发展，管理逐步规范⁽²⁴³⁾。1939年1月开办了叙府至昆明、贵阳至柳州、昆明至贵阳三条驮运线路，利用旧式舟车，配合人力与畜力。当年，先后新辟重庆至贵阳、贵阳至晃县、贵阳至六寨、柳州至三合等驮运线路，共计2900余公里，年内经运物资便达7900余公吨。自1939年1月到1940年1月，叙昆线平均每月运输量在5万吨以上，黔桂线平均每月在10万吨以上，川滇线每月平均在7万吨以上。1940年初，曾将驮运管理所改称车驮管理所，隶属公路运输总局。同年7月18日，全国驿站运输会议决定成立交通部驿运总管理处，相应调整地方驮运机构，各省设置支线管理机构，资助生产驮运车辆、改善道路状况，并重新规划路线。9月1日，驿运总管理处正式成立，隶属公路运输总局。驿运干线经费由国库担负，收入亦交国库；各省支线开办设备费和经常费由中央酌予补助，至1941年初，川、陕、甘、豫、湘、鄂、滇、粤、桂、赣、浙、闽、皖等13个省都设立了驮运管理处，开运干线有八条，即陕甘线、川陕线、川陕川湘水陆联运线、川黔线、川鄂线、泸昆线、黔桂线、叙昆线，总长已达8000余公里。发动的民夫约5万余人，征用驮畜3万余头，起用大车、板车12000余辆。驮运物资总额，1940年初至8月共计12800余公吨，从1940年9月到1941年1月共计29000余公吨。1942年后，驿运一度受到战局影响，营运线路有所收缩。1943年，重新规划为川黔、泸昆、陕甘、川陕、甘新等五线；闽、皖、赣、湘、粤、桂、豫、陕、甘、川、滇、康等十二省各有支线。1944年，陕、甘两省撤销，另增青海省。创办驿运原为交通当局不得已之举措，但它对战时后方运输助益甚大⁽²⁴⁴⁾。

在水运方面，抗战爆发后，沿江沿海地区大部分沦陷，航线数、里程数、轮船数等都明显减少。参见以下统计表：

为适应战时需要，航政当局曾督饬成立长江、上海、镇江、芜湖、九江、汉口、长沙、福州、厦门等内河航业联合办事处，办理联合航运，各埠航商均需加入，所有轮船均由联合办事处统一调度，为战争最初阶段抢运军民用物资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战局演变，以重庆为中心的后方水运网逐步确立。为统一航政，撤销原四川省政府设于重庆的川江航务管理处，以迁渝之汉口航政局为基础，成立长江区航政局，管辖范围达川、鄂、湘、赣、苏、皖等省。另外，在梧州成立珠江区航政局，管辖粤、桂两省航务。内地新增辟的航线有：沅江线，自常德至沅陵，水程203公里；湘江线，自长沙至宜昌；嘉陵江线，增辟合川以上，直至南充。疏浚水道有：湘桂间之灵渠段（30余公里）、桂全段（120余公里）、桂梧段（360公里）；粤桂间之桂龙段（约720公里）；川黔间之碚龚段（275余公里）⁽²⁴⁵⁾。

1939年1月，在行政院之下设立了水陆运输联合委员会，由交通部、军政部、财政部、经济部、航空委员会、兵工署、贸易委员会和西南进出口物资运输总经理处的成员组成，以统一调度水陆运输工具，调查和规划水陆运输路线和方法，洽定运费和运输工具之租费，对水陆运输业务进行稽查促进，在有关运输机关间进行联络协调。

在民用空运方面，抗战爆发后，因沿海口岸遭封锁，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在战区的线段相继停航，两公司的总部亦辗转迁移，最后落定重庆及昆明。除了后方地区原有线段的业务转趋繁忙之外，两家公司均增开了新的航线，如中国航空公司的重庆—桂林、汉口—长沙、重庆—泸州—叙府—嘉定、重庆—昆明—腊戍—仰光、南雄—香港、重庆—昆明—腊戍—加尔各答等航线；欧亚航空公司的昆明—成都、昆明—河内、汉口—西安、重庆—桂林—广州—香港、重庆—西安—兰州—武威—酒泉—哈密、重庆—兰州、成都—兰州、昆明—桂林、南雄—香港。1938年10月之后，以武汉、广州为起迄点或中途站的航线，不得不中止或调整⁽²⁴⁶⁾。

1938年8月24日，中国航空公司班机“桂林号”由九龙飞重庆，起飞不久遭日机攻击，12人丧生，包括浙江兴业银行总经理徐新六、交通银行董事长胡笔江、中央银行机要科主任王宇楣。同年9月6日，欧亚航空公司之第十七号班机在飞往西安途中，亦遭日机攻击。

1939年3月15日，中国航空公司重庆至越南河内间正式通航。

1941年1月19日和20日，中国航空公司首次试飞重庆经腊戍、吉大港到加尔各答航班成功。“珍珠港事件”后，中国及欧亚公司所经营之桂林、南雄至香港各线停航，中国航空公司之重庆经昆明、腊戍至仰光线亦停顿。两公司飞机遭炸毁，空运颇受影响。经与美国、英国方面商议，委托中国航空公司办理自印度丁江（Dinjiang）经密支那（Myitkyina）、八莫（Bhamo）、垒允到云南驿的航线。1942年4月试航，飞机从9架增至20余架，并改由丁江直飞昆明。中国航空公司另有航线为：丁江分别至宜宾、泸县；重庆—兰州—酒泉—哈密、重庆—汉中（后改宝鸡）、重庆—芷江—柳州。由美国自“租借法案”下拨借C—53、C—47飞机，专门负责中印空运。1945年共50多架，每月运入物资最多时为2400吨。

“抗战以来，中苏通航不容再缓”⁽²⁴⁷⁾。1939年9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苏联民航总局合组航空公司，资本总额100万美元，飞机两架，飞行于新疆哈密与苏联的阿拉木图之间。国民政府交通部先于1939年3月24日开通重庆至哈密间航空线，途中经过西安、兰州、凉州、肃州，全程2050公里。每周往返各一次，所经过之城市借用当地军用机场。自通航以来，每周二、五来回一次，从未间断。同年12月6日，正式开通哈密至苏联阿拉木图（Alamatu）之航线，途中经过迪化、伊宁，全程1415公里，即由双方合资的中苏航空公司经营。1940年6月1日，由苏联民用航空管理局负责的莫斯科至阿拉木图段通航，这样由重庆至莫斯科的航空线已衔接开通。但阿莫线不久即停航。嗣后中方数度交涉，于1941年5月5日起复航⁽²⁴⁸⁾。另外，1941年1月15日，双方经协商同意公司增资至180万美元⁽²⁴⁹⁾。

据统计，自1937年到1941年，后方地区历年民用航空货运量和客运量统计如下：

四　大后方的邮政电信⁽²⁵⁰⁾

战时大后方的邮政事业有了较大发展。自1938年到1941年底，共新增邮政局所12000余处，新辟邮路132,000公里。

战前全国电报线共95000余公里。抗战爆发后，电信设施遭到很大的破坏，如电报线路沦陷损毁便达4.5万公里。而西部地区原有的线路失修情况也颇严重。1938年初，由交通部、军政部、军令部、航空委员会等部门联合成立了战时电信委员会，规划和协调电信建设工程。

从1938年起，后方地区历年电报线路建设均有显著进展：1938年4401公里，1939年8401公里，1940年6213公里，1941年1562公里，1942年1979公里。同期整修旧有线路约2.5万公里。至1942年底，后方地区共有电报线路达9.1万公里，虽较抗战爆发前减少约4000公里，但年收发达37000万字，大大超过战前全国24000万字的收发报数。1937年全国电报局为1200余处，线路约10.5万公里，抗战期间，后方线路增设2万余公里。

抗战爆发后，电话设备及线路拆卸抢运至后方者颇为不易，先将自南京、汉口两地撤移之自动交换机用于陪都重庆，至1941年底，重庆城区原人工电话500号改为自动电话1500号，新市区自动电话自1000号扩充至1800号。到1942年，重庆市区电话已经全部改为自动转接，其机器和主要线路逐步移装地下。另外，成都、昆明、贵阳、西安、衡阳、常德、曲江等十多个后方城市的市内电话，也得到了整修扩充。另增设西昌、宜宾、沅陵等小电话局九处。至1944年底，后方城市市内电话总容量约达万余号。

长途电话方面，战前共有长途话线约5.3万公里，抗日战争爆发后，长途话线损失达2.3万公里。1938年至1941年12月后方新设长途电话线共2.5万余公里，合计共有5.5万余公里。从通话地区看，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规划并实施了西北、西南长途电话网，以能够与后方各省联络为目标，展接用话单位。以重庆为枢纽，历年开通长途电话的地区就有：1938年：万县、长沙、宜昌、衡阳；1939年：桂林、南昌、洛阳、老河口；1940年：巴东；1941年：合川；1942年：龙门、沅陵、黔江。另一个长途电信中心衡阳至下列地区也先后开通了长途电话：汉口、南昌、沅陵、贵阳、吉安、南岳、湘潭、南平、邵阳、万载、芷江、上饶、曲江。另外，后方不少地区之间开通了无线电话电路，如从昆明分别通往重庆、贵阳、成都、河口、桂林、西安、下关、上饶。值得指出的是，新增筑的长话线路中涉及南宁以西至云南滇越路以东地区，使得滇桂间军讯得以直接联络；而湖南、湖北、四川间线路，使第五、六、九战区近前方的军讯联络得以畅通，还有益于江西与安徽间的联络。

在国际通信方面，1938年开通了重庆、成都至莫斯科、马尼拉、河内、西贡、万隆的线路。1939年开通了昆明至仰光、河内、香港的线路。1940年开通了成都至日内瓦的线路。1941年开通了重庆至洛杉矶、旧金山、新加坡的线路。1942年增加了重庆、成都、昆明至夏威夷、孟买、德里、加尔各答、悉尼、密支那、曼德勒、腊戍等地的线路，基本保证了中国大后方国际通信的畅通。

在筑桂、桂衡、衡长、西安至贵阳等线段完成三路载波机，从而加速电话接转、增加通话容量，起到了增加线路的作用，并构成后方地区辐射通信网。该工程于1943年全部完成，也是中国建立长途电话中心制之肇始。至1943年底，全国长途话线共66,700余对公里，其中属于战前架设的为29,800余对公里，而战时新架设的达36,900余对公里。

抗战时期在无线电话方面，国民政府交通部拟定了同样以重庆、衡阳、西安为中心的通信网计划，覆盖及贵阳、昆明、兰州、康定、桂林、南郑、赣州、迪化等地，总共建立大型电台10余处、中小型电台100多处，为维持军需民用之通话发挥了较大的作用。1937年至1941年中国大后方电信事业概况如下：

五　大后方的商业和贸易

抗战爆发后，中国大量战时所需物资有赖进口；另一方面，有效组织农矿产品的出口，是中国易货偿债和获取外汇收入的主要手段，因而国民政府十分重视对外贸易。“政府深知我国欲将持久制胜，势非控制资源，管理贸易，不足以巩固财政金融基础，而供应长期抗战之要需”⁽²⁵¹⁾。国民政府先后公布《增进生产调整贸易办法大纲》、《非常时期禁止进口物品办法》及《出口货物结汇领取差额办法》，《进口物品申请购买外汇规则》等文件，采取了鼓励和统制相结合的政策。尤其对于大宗出口货品的桐油、猪鬃、茶叶，国民政府分别设立复兴公司、富华公司和中国茶叶公司经营。矿产收购出口则由资源委员会经营。制约进出口贸易的因素很多，由于抗日战争形势变化迅速，尤其是沿海口岸被日本封锁和占领后，经过法属越南的滇越铁路，以及受英国控制的滇缅公路，成为对外贸易最重要的国际通道，这两条通道都曾因法、英当局对日妥协退让而中断过。因此，这里主要考察1937年—1941年间中国外贸及出口情形。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进出口贸易实施了鼓励和控制相结合的政策。

1938年，政府机构调整时，行政院将对外贸易机关划归财政部管辖，并成立贸易委员会掌理其事，同时将实业部所属之国际贸易局亦归并该会。贸易委员会会同经济部等部门，一方面管制输入，为“增强抗战力量，故凡与抗战无关不急之需，皆应或减或禁，以节外汇”；另一方面，促进输出，其目的“一在保留必须物资于国内，俾军需民用不致匮乏，且禁止各种物资偷运济敌。一在输入剩余产品于国外，求国际收支保持平衡”⁽²⁵²⁾。

为推销国货换取外汇，贸易委员会与中外出口商行协助合作；该会还在商行不愿购买时，定价收购土货外销。1938年4月，先后颁布《商人运货出口及应结外汇办法》《出口货物应结外汇之种类及其办法》。近因国际市场不振，货价下跌，致出口商人滞销，转而影响生产；复因公定汇率低于黑市，结汇商民要求补偿，四川、湖南、广东等处同业公会曾提出此类请求。由于外汇法定价格不能变更，出口税也已酌量减轻。贸易委员会遂于6月末向有关商行提出了减轻出口成本以促进土货外销，并调整土货市场，以维护国内生产⁽²⁵³⁾。

贸易委员会成立后，通过调整输出业务，管理出口外汇，主办统购统销，管制进口贸易，协助后方生产，抢购战区物资，协助货物疏运等多项措施，实现了对商业贸易的垄断。国民政府战时外贸统制制度的确立推行，为中国换取了大量必需的军用物资、工业设备和日用必需品等，既增强了国家抗击日帝侵略的实力与信心，又促进了后方工业基地的建设，从而对争取抗战胜利提供了可靠的基础。

在后方地区，由于产出难以满足实际需求，国民政府强化了对日用必需品供销的干预统制。

1939年2月，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在各省市成立平价委员会，就地方政府所指定之日用必需品，按照产运成本及合理利润，分别评定其价格。为了进一步疏通物资来源，取缔居奇囤积，当年底国民政府又决定垫付资金采购物品，批发给商人销售，同时限定零售价格，即以限制利润的方式间接管理物价。遂相应颁行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以规定最低价格购进货品以促进生产，以规定最高价格出售货品以保护消费，批发利润以5％为限，零售利润以20％为限。又颁行取缔囤积日用必需品办法，由经济部和其他有关机构，调查了解各主要城市日用必需用品的存货和销售情况，参酌其他因素，规定公平价格，要求商人照价售货，对不按规定价格出售且囤积者，则予以警告直至依照公平价格强制收买货品，以维护正当利益，取缔不合理所得。

与上述两项方法相应的，经济部分别指定了应施行平价和取缔囤积之物品种类，设平价购销处，下设服用、粮食、燃料、日用品等部门。平价购销处的平抑市价所需经费，系由中国、中央、交通、农民四行以贷款方式提供，第一期为2000万元，并先拨800万元应用。在平抑燃料价格方面，1940年2月平价购销处获得寸煤垫款110万元，可购煤斤38200吨；另获得流动资金37万元，每月购入煤斤52000余吨，委托燃料管理处承办平抑煤价，首先向各机关和各用煤大户接济供给平价煤斤。在平抑纱价方面，平价购销处委托农本局福生庄代办门市业务，按规定牌价1760元售纱。经济部对此专门颁行过《取缔棉纱投机买卖办法》，尤其对棉纱的期货交易及非同业买卖，严行取缔。平价门市业务逐步扩大，进而开展平价批发业务。其他日用品方面，则于1940年拨专款200万元委托中国国货联营公司等在上海采办货物，其中购得布匹便有100箱，另在后方产地收购土产，辗转运回重庆等城市，平价供售⁽²⁵⁴⁾。还组织人力查缉囤积未售之货物，给价收买，然后平价配售，以满足市场需要。

国民政府在后方地区几乎把大部分日用物品均列入了取缔囤积、限定利润的范围⁽²⁵⁵⁾，但是，平价购销处主持的平价措施收效并不显著，重庆等后方城市的物价涨风难以遏止。如对煤矿生产难以做到彻底统制，矿商、煤商对官方的煤斤平购政策多有阻扰抵制，因而即便在重庆市也无法维持普遍销售平价煤市。从1939年12月至1940年3月，重庆每担粒煤市价便上涨了11％，岚炭市价上涨25％，缸炭市价上涨20％。棉纱平价的情况也大体相同，因平价纱售货有限，无法满足需要，且受香港、上海、云南等地纱价涨风的影响，棉纱投机活动严重，平价措施难以奏效⁽²⁵⁶⁾。1940年3月上、中旬之际，重庆、成都等后方主要城市米价飞涨，每担市价由40余元涨至60余元，涨幅达50％，煤和其他日用品的价格也迅速上涨。为此，蒋介石在3月16日致经济部、四联总处、农本局和重庆市政府的代电中提到：“政府日日宣言平抑物价，今乃并此民生日食最需要之米谷，亦复愈平愈高，将何以对人民？……又查渝市燃料及其他日用物价，在旬日以来，亦皆逐步飞涨，与经济部、市政府迭次所报平抑情况完全相反，究竟是何原因？政府当局有无实行取缔？及现在有无有效处置办法？并仰据实具报，不得专以纸面粉饰。平价购销处规定资金，曾否拨付？该处现由何人主管？如何办理？并仰详报。”⁽²⁵⁷⁾在蒋的督饬下，有关部门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如1940年6月22日，重庆市日用必需品公卖处开业，先实行米盐两种物品之平价公卖，米价每斗3元7角，比市价便宜1元，盐价每斤2角3分。每天约售盐800斤，米50担。7月2日另开五处，并由经济部燃料管理处尽量供给煤炭⁽²⁵⁸⁾。1940年8月16日，行政院还颁布了取缔囤积居奇的命令⁽²⁵⁹⁾。这些措施执行之处不无成效，得到各方的好评，但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基本日用品供应严重不足的困难，相应的监控和调节体制也存在诸多漏洞。

在粮食市场方面，1934年财政部曾在上海设立粮食运销局，代购洋米以充军粮。后又有华南米业公司之组织，以冀树立近代化的粮食运销制度。1936年9月，设立农本局，内设农产、农资两处。抗战爆发后，军事委员会下设立农产调整委员会，1938年2月归并农本局，改设农产调整处。凡战区粮食抢运、军粮供应、贷款发放，均由农本局调度。在粮食购销方面，农本局设有福生庄，专门从事粮食及花、纱、布的购运，尤其在四川、贵州和陕西粮区设分支庄，购入粮食后，运至消费中心地点储存。另外，农本局还曾出资500万元，另由湘、鄂两省银行共贷款500万元，与第六、九战区粮食管理处一起实施了购运两省存谷，至1939年底，共购谷1,185,365市担；另与江西省政府有关部门一起，在该省办理购粮业务。农本局还向有关部门提供用于购粮的专项贷款⁽²⁶⁰⁾。

随着市场价格波动日趋加剧，供应紧张，国民政府对军公食粮的供应采取了平价购领的政策。1941年规定中央公务员及其眷属（本人连眷属以五人为限）每人每月得购领平价米2斗，每斗收基本价款6元。次年10月起进行调整，对中央公务员食粮均按人及年龄免费配发，不收基本价款，凡31岁以上者月领米1石，26岁至30岁者为8斗，25岁以下者6斗，工役一律6斗。至于省级机关公务员，则按照中央公务员之例配给平价米，每斗收基本价6元。县级公务人员之食粮则由各地自行酌情筹办。

至于一般民用食粮，抗战之初政府并不干涉其买卖，仅在少数重要城市视需要办理平价供应。1941年在实行田赋征实征购的同时，国民政府在大部分省份向市场投放食粮，以供调节民食。计1941年度在川、滇、黔、粤、湘、浙、皖、赣、闽、桂、康、鄂、宁、青、绥、甘等十六省，共拨谷9,002,000余市石，麦208,000余市石；1942年度川、滇、粤、湘、浙、皖、赣、闽、桂、康、宁、绥、甘、陕等十四省，共拨谷8,426,000余石，麦139,000余市石⁽²⁶¹⁾。在如此大的范围内，组织投放大量的粮食，诚属不易。

同时在打击粮食的囤积居奇方面，采取的措施可为最强硬，规定非经营商业之人，或非经营粮食业之商人，购囤粮食营利者；经营粮食业之商人，购囤粮食不遵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售出者；粮户或农户之余粮，经粮食主管机关规定出售而规避藏匿者，均以囤积居奇论，最高处罚可处以死刑。而需粮民户存粮超过3个月以上需要量，而未依法令向粮食主管机关陈报者；需粮之公私团体存粮超过2个月以上需要粮，而未依法令向粮食主管机关陈报核准者，均将被没收其超过量⁽²⁶²⁾。

但是，总体来看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后方地区的粮食市场供应紧缺、价格腾涨的情势非但没有根本缓解，而且日趋严峻，不仅直接关乎整个大后方日用物品普遍紧缺、价格失控，还发展成了重大的社会问题，导致了民众与政府有关当局关系的紧张。

此外，对于一些重要商品，国民政府还实行了具有垄断性质的专卖制度。1941年4月，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通过了孔祥熙等人提出的《筹办消费品专卖以调节供需平准市价案》。该提案中指出，“专卖制度系由政府管制产销，保障生产运销者之合法利润，而使消费者不增加过分负担”，其目的在于“促进生产，促进消费，调节物价，安定民生”。并认为施行专卖制度，可以“抑制豪强，充裕国用”，有利于国计民生。该案提出政府专卖先从盐、糖、烟、酒、茶叶、火柴等消费品试办⁽²⁶³⁾。财政部随即设立了国家专卖事业设计委员会，从事研究及设计。经过半年多准备，除烟、酒两类专卖暂缓实施外，其余盐、糖、烟、火柴四项物品，分别指派专员负责，渐次实施专卖制度。专卖制度除能增加国库收入，还有助于平定市场、改进品质、调剂盈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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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战时建设》（一），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88年，第50页。

(2) 《非常时期经济方案》（1938年3月30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1-8页。

(3) 《西部各省生产建设与统制案》（1939年1月26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36-37页。

(4) 《巩固前方经济基础方案案》（1939年1月28日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38页。

(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43-45页。

(6)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第746—747页。

(7) 引自《文汇年刊》（1939年），《战时中国的经济动态》，第3—4页。

(8) 重庆市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9)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55、157页。

(10) 《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审查标准》（1939年8月4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62页。

(11) 《非常时期工矿业奖助暂行条例》（1938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59—160页。

(1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80页。

(13)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3页。

(14)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4—15页。

(15) 《国防最高会议组织条例》，《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9—60页。

(16) 《国防最高委员会组织大纲》，《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60—61页。

(1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五），第55-56页。

(18) 《经济部组织法》，《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页。

(19) 中央设计局于1941年2月22日正式成立，召开第一次会议。设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委员、专门委员、科员。蒋介石发表《中央设计局之使命及工作要领》的演讲，称根据行政三联制的原则，设计、执行和考核，设计为最首要的工作；主要中央设计局今后一方面是本局自身的设计，一方面是汇合各部门的总设计。现在的工作目标，不仅着眼战时的需要，还要侧重战后的复兴。一切军事、政治、社会、经济各种建设的设计，都属于我们工作范围之内，其中实以国防经济建设的设计最关重要。“我们一定要以百分之七十以上的人力、财力和时间，用在经济建设方面”。据《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18，第48—54页。

(20) 《经济会议组织大纲》（1941年3月24日国民政府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59页。

(21) 《文汇年刊》（1939年），《党政重要法令及规程》，第55页。

(22)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78—80页。

(23) 《非常时期评定物价及取缔投机操纵办法》（1939年2月20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93页。

(24) 《经济部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办法》（1939年12月5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95—97页。次年，国民政府行政院颁布《各省办理日用必需品平价购销业务办法纲要》，规定各省政府得设立该省的平价购销机构，依据上述经济部《办法》规定的有关原则，开展当地的平价购销业务。

(25)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99页。

(26) 朱汇森主编：《粮政史料》（四），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12—13页；《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0页。

(27) 《粮食管理纲要》（1940年全国粮食管理局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4—329页。

(28) 《粮政史料》（四），第27—30页。

(29)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1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0) 《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厅致行政院函》（1940年8月15日），《粮政史料》（四），第34—35页。

(31) 《管理粮食治本治标办法》（1940年全国粮食管理局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9—331页。

(32) 蒋介石日记1940年12月4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33)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32—334页。

(34) 《粮政史料》（四），第67—71页。

(35) 《行政院致粮食部指令》（1944年11月30日），《粮政史料》（四），第94—95页。

(36) 《各战区粮食管理办法大纲》（1938年4月军事委员会核准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22—323页。

(37)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66—267页。

(38) 《煤矿管理章程》（1937年军事委员会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110页。

(39) 《煤运管理章程》（1937年军事委员会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47页。

(40) 《城市煤炭管理章程》（1937年军事委员会颁行），《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48页。

(41) 《经济部管理嘉陵江、綦江、泯江、沱江各沿岸煤矿所产煤斤暂行办法》（1939年2月25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49—250页。

(42) 《经济部管理水泥规则》（1939年5月26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62—63页。

(43) 《油料经理商经售油料办法》（1938年12月19日行政院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254页。

(44) 《经济部钢铁管理规则》（1940年1月24日经济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66—67页。

(45) 《经济部钢铁管理委员会土铁管理处管理土铁实施办法》（1940年1月经济部核准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67—68页。

(46) 《修正财政部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办法大纲》（1939年5月5日财政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08—309页。

(47) 《修正全国猪鬃统销办法》（1940年2月19日行政院核准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09—310页。

(48) 《全国桐油统购统销办法》（1940年10月24日财政部公布），《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下），第313—314页。

(49) 《文汇年刊》（1939年），《党政重要法令及规程》，第66页。

(50)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98—199页。

(51) 《战地内禁运资敌物品收购救济办法》（1939年12月22日行政院转令经济部遵照），《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91—192页。

(52) 《行政院经济会议秘书处检查组工作大纲》（1941年4月25日），《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102—104页。

(53) 《总动员计划大纲》（1937年8月30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2页。

(5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页。

(55) 《抗战建国纲领实施方案》（1938年8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13-15页。

(56) 《财政部糖类统税征收暂行条例》（1940年12月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8-20页。

(57)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21-26页。

(58) 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三卷《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469页。

(59) 《财政部公布施行非常时期征收印花税暂行办法》（1937年10月11日），《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2-3页。

(60) 《非常时期过分利得税条例》（1938年10月28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83-386页。

(61) 《遗产税暂行条例》（1938年10月6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75-379页。

(62)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11—312页。

(63) 《大公报》，1941年6月24日。

(64) 朱汇森主编：《粮政史料》（五），台北“国史馆”1990年版，第143—144页。

(65) 《粮政史料》（五），第144—145页。

(66) 《福建省政府陈主席申州电》（1940年10月），朱汇森主编：《粮政史料》（五），第6—7页。

(67) 《粮政史料》（五），第147页。

(68) 《粮政史料》（五），第147-148页。

(69) 《粮政史料》（五），第149—150页。

(70) 《粮政史料》（五），第150页。

(71) 《粮政史料》（五），第151页。

(7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75-176页。

(73) 《粮政史料》（五），第48-49页。

(74) 蒋介石日记1941年3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7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177-178页。

(76) 《各省田赋征收实物施行通则》（1941年7月），《粮政史料》（五），第151—152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14—316页。

(77)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16—317页。

(78) 《粮政史料》（五），第153—154页。

(79) 《孔祥熙在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上的财政报告》（1938年10月30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36页。

(80) 1936年国民政府曾发行统一公债14亿6千万元，但是为了整理旧有债票，而不是发行新债。

(81) 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984年版，第275页。

(82) 1928年国民政府为整理中央汉钞，发行民国17年长期金融公债4500万元，年息2.5厘；1930年发行铁道部收回广东粤汉铁路公债，年息为2厘；1936年发行整理广东金融公债1.2亿元，年息4厘。但这三项公债都属于整理旧债的性质。

(83)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32页。

(84) 孔祥熙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的财政报告（1939年11月12日），《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39页。

(85) 参见《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6页附表。另外，1937年12月国民政府曾发行整理广西金融公债，以充实桂钞准备，该项公债的收入用途不同于已述及的各项中央公债。

(86) 财政部公债司编：《战前战时债务状况及其附注（截至1941年6月底止）》，《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332页。

(87) 各地方公债发行概况，参见《国民政府公报》第2504号（1937年11月6日）、第2505号（1937年11月8日）、《国民政府公报》渝字第7号（1937年12月20日）、渝字第29号（1938年3月1日）、渝字第62号（1938年7月1日）、渝字第68号（1938年7月21日）、渝字第69号（1938年7月25日）、渝字第126号（1939年2月10日）、渝字第149号（1939年4月15日）、渝字第157号（1939年5月27日）、渝字175号（1939年8月2日）、渝字184号（1939年9月2日）、渝字236号（1940年3月2日）、渝字237号（1940年3月6日）、渝字第310号（1940年11月16日）、渝字第323号（1940年12月31日）、渝字404号（1941年10月11日）、渝字第410号（1941年11月1日）、渝字第423号（1941年12月17日）。

(88) 详见《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条例》（1938年4月21日）、《民国二十七年金公债劝募规则》（1938年9月2日），《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282—288页。

(89) 参见《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6页附表。

(90) 参见《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76页附表。

(91) 财政部公债司编：《战前战时债务状况及其附注（截至1941年6月底止）》，《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332页。

(92)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第102页。

(93) 《民国三十年粮食库券条例（1941年9月22日修正公布）》，《旧中国公债史资料》，第301页。

(94) 苏联第一次易货借款自1937年10月31日起计息，即按苏联开设向中国提供军用品的日期计算，但还本期是从1938年10月1日起的五年；第二次易货借款自1938年7月1日起计息，还本则是自1940年7月1日起的五年，因而借款的实际期限等于七年；第三次易货借款自1939年7月1日起计息，自1942年7月1日起的十年内还本，借款实际期限为十三年。详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9、23、26页。

(95) 中央银行编《中苏易货借款节略》（1948年），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61页。

(96) 该项购车货价总额为22.3011万英镑15先令4便士，其中25％由中方付现；库券总额包括75％的货价16.7258万英镑16先令6便士，以及利息20749英镑3先令6便士。详见《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78—181页。又：本购车信用借款和下项购料信用借款，通常被合称作战时英国第一次信贷，因为是同一阶段中英谈判的结果，又是在同年订立协定的。

(97)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84—191页。

(9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78—380页。该借款亦被称作战时英国第二次对华信贷。

(99)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119—121页。关于桐油借款和下项华锡借款的担保问题，虽然两项借款协定载明由中国银行“完全”、“无条件”地承担，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亦要求在纽约的中国银行出面担保。但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的宋子文以“事关国家整个财政”为由，提出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共同负责，中央、交通两行应向中国银行书面声明共同承担到期还本付息的责任；孔祥熙同意三行按四、四、二的比例分担责任，并换文件存证。参见《中国银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548页。

(100)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62—266页。

(101)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86—288页。

(102)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09—311页。

(103)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358—365、373页。中美平准基金旋与中英第二次平准基金合为统一的中美英平准基金。

(104)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76—81、91—93、100—101页。

(105)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11卷，第225—230页。

(106) 财政部公债司编《战前战时债务状况及其附注（截至1941年6月底止）》，《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332页。该积欠数额中，不包括美国金属借款和平准基金借款，英国的第二次信用借款500万美元和第二次平准基金借款四项尚未动用的外债。

(107)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72页，并参照第232页1937年度中央收支报告表计算。

(108) 《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72—273页。

(109) 1939年1月18日财政部发言人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东方杂志》第36卷第5号，《现代史料》第63页。

(11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二），第810页。

(111) 《关税担保债赔各款摊存办法》（1939年1月31日财政部公债司、国库司、会计处会签），《民国外债档案史料》第2卷，第297页。参阅1939年1月18日财政部发言人对外国记者的谈话，《东方杂志》第36卷第5号，《现代史料》第63页。

(11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11-12页。

(113)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43页。

(114) 《民国财政史》，第102页。

(115)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90页。

(116) 《财政部次长徐堪致孔令侃电》（1937年11月10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84页。

(117) 《孔令侃致孔祥熙电》（1937年11月13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84—285页。

(118) 《中央银行常务理事会决议》（1939年3月28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85页。

(119)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292页。

(120)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360页。

(121) 《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1938年10月6日国民政府修正公布），引自《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第80页。

(122)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编：《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626页。

(123)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627页。

(12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483页。

(125) 财政部令上海市银行钱业同业公会（1937年8月21日和23日），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公会档案，档号S173—1—96。

(126)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上册，第627—628页。

(127) 《财政年鉴》续编下册，第308—309页，商务印书馆1943年版。

(128)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一），第12-13页。

(129) 张公权著，杨志信译：《中国通货膨胀史》，文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183页。

(13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471页。

(131) 《中国通货膨胀史》，第183页。

(132)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39年1至6月），台北“国史馆”1989年版，第720页；转引自《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中国金融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页。

(133)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1000—1001页。

(134)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527页；《中央银行月报》，第9卷第8号，1940年8月，第2750页。

(135) 详见《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45—449页。1940年7月，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代表，与英国汇丰银行的代表订立建立总额为300万英镑的B种平准基金的协定，其中汇丰银行出资100万英镑，中央、中国、交通三行共出资200万英镑。B种平准基金系作为1939年设立的中英平准基金的后备金，但实际上未曾动用。而1941年4月设立的新的中英平准基金，则是由英国政府直接出资的。

(136) 《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58页。

(137) 《财政部向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的报告》（1941年10月6日），《中华民国货币史资料》第二辑，第481页。

(138) 1941年8月16日，上海每1元法币的黑市汇价为2便士，以及4美分。引自［美］杨格：《中国与外援，1937—1945年》，第198页。Arthur N．Young,China and the Helping Hand，1937—1945,p．198．

(139) ［日］浅田乔二等著，袁愈佺译：《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复旦大学出版社1997年12月，第198页。

(140) 《华兴商业银行条例》，《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1537页。

(14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三），第151页。

(142)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21页。

(14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六编《傀儡组织》（四），第1007—1008页。

(144)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1期，第22页。

(145) 《银行周报》第23卷40期，1939年10月10日。

(146) 《银行周报》第23卷31期，1939年8月8日。

(147) 前引《1937—1945日本在中国沦陷区的经济掠夺》，第188页。

(148) 《周佛海起草和平成立后货币与金融政策之设施》（1939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54页。

(14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61页。

(150)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60—661页。

(151) 《周佛海起草和平成立后货币与金融政策之设施》（1939年），《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附录》（下），第653页。

(152) 《中国银行行史资料汇编》上编（一），档案出版社1991年版，第424—425页。

(153)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461页。

(154)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选编》（下册），第1557—1558页。

(155) 《周佛海日记全编》（上编），1941年3月10日，第434页。

(156) 《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461-462页。

(157)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440—441页。

(158) 《四联总处理事会决议》（1941年3月26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448页。

(159) 重庆市档案馆：《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2期，第46-47页。

(160) 贴放委员会致中国农民银行函，上海市档案馆藏上海市银行档案，档号Q61—1—240；另参见《中国银行行史》（1912—1949），第441页。

(161) 财政部令上海市银行钱业同业公会（1937年8月20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档号S173—1—96。

(162) 重庆市档案馆、重庆市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合编：《四联总处史料》（上），档案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63) 1937年11月中国银行总管理处南迁香港，是为中行港处，后另设渝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行港处撤离。

(164) 《徐柏园为报告四联总处办理联合放款概况及方针呈蒋介石稿》（1941年8月1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5页。

(165)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5页。

(166)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6页。

(167) 《中华民国金融法规档案资料汇编》上册，第634—635页。

(168) 蒋介石日记1939年7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宋子文时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69)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3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70) 蒋介石日记1939年8月1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子文，即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新之，即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永铭。

(171) 《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组织章程》（1939年10月2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70页。

(172) 《四联总处关于1940年度分支处组织演变情况的报告》（1940年），《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27页。

(173)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56—157页。

(174) 《经济三年计划实施办法》（1940年4月9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66—167页。

(175)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58—162页。

(176) 《金融三年计划二十九年度实施计划》（1940年4月9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74—177页。

(177) 《四联总处史料》（中），第47页。

(178) 《四联总处史料》（下），第628页。

(179) 《收兑金银通则》（1939年1月17日财政部核定），《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经济法规》（上），档案出版社1992年版，第711页。

(180) 《四联总处史料》（下），第628页。

(181) 《四联总处史料》（下），第661页。

(182) 《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方案》（1940年3月30日），《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1页。

(183) 《四联总处关于完成西南西北金融网的报告》（1940年），《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5页。

(184) 中国银行经济研究室编：《全国银行年鉴》（1937年），A9页。

(185) 《四联总处史料》（上），第197-198页。

(186)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金融研究室编：《金城银行史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84-685页。

(187) 《三十一年度战时全国总分支行处分布》，《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四），第605-606页。

(188) 张守广：《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

(189) 蒋介石日记1940年4月6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0)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18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1) 蒋介石日记1940年8月22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19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19页。

(193) 翁文灏：《抗战时期中国实业概况》，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重庆市档案馆编2005年版，第539页。

(194)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20页。

(195) 《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523页。

(196) 钱昌照：《两年半创办重工业之经过及感想》（1939年5月），《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53页—654页。

(197) 吴承洛：《中国战时工业概况》，《中国工业》第6期，1942年6月25日，第25页，转引自张守广：《大变局——抗战时期的后方企业》，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293页。

(198)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二编（二），第291页。

(199)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4页。

(200)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38-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85—590页。

(20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4-35页。

(202)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74页。

(203)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75页。

(204) 《经济部的战时工业建设》，《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523页。

(205)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74—676页。

(206)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00—602页。

(207)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1984年版，第126页。

(208)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03—604页。

(209)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1984年版，第126页。

(210)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台北1984年，第126页。

(211) 重庆市档案馆、四川省冶金厅《冶金志》编委会合编：《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重庆出版社1987年版，第63页。

(212) 《抗战后方冶金工业史料》，第131页。

(213) 《抗战后方治金工业史料》，第200页。

(214)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工作概况》（1938-1945），分别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0—591、611页。

(215)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0-681页。

(216)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271页。

(217) 《抗战时期资源委员会工作概况》（1938至1945年）、《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分别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08—609、679—680页。

(218)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2—685页。

(219)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7—688页。

(220) 《资源委员会档案史料初编》，第118、126页。

(22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六），第309页。

(222) 《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89—690页。

(223)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598-599页；参阅《经济部统计处发表民国三十一年后方工业鸟瞰》，《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690—692页。

(224) 袁梅因：《战时后方工业建设概况》，见唐润明主编：《抗战时期大后方经济开发文献资料选编》，第638-639页。

(225)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1940—1945），《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17页。

(226) 转引自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605页。

(227)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4页。

(228) 《中华民国年鉴》，附表，1944年版。

(229)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4页。

(230)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6页。

(231) 陈济棠：《抗战四年来之农业》，引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49—850页。

(232) 《国民党六大行政院工作报告》，《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828—831页。

(233)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17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34) 蒋介石日记1940年2月29日，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手稿影印件。

(235)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143页。

(236) 以上参阅张嘉璈在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所作交通部工作报告（1941年12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90—993页；《新建铁路工程进展情形》（1942年8月路政司提报），《铁路史料》，台北“国史馆”1992年版，第116-118页；《中华民国交通志（初稿）》，台北“国史馆”1991年版，第10—16页。

(237) 张嘉璈：《战时交通》，第25页。

(238) 《交通部统计处编抗战以来之交通概况》（1945年5月），《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十），第148页。

(239)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46—47页。

(240) 《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行政院工作报告》（1941年10月），第11—14页，中国国民党党史会档案500—32。

(241)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48页。

(242) 龚学遂：《中国战时交通史》，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20—24页。

(243) 《交通部公布修正驮运管理所暂行组织规程及驮运分所组织通则》（1939年9月11日），《交通公报》第2卷23期，1939年9月16日。

(244) 《国民党五届八中全会交通部工作报告》（1941年3月25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88—989页；周一士：《中华公路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93—294页；《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54—55页。另外《大公报》1940年9月1日刊登《新驿运之特点与困难》一文。

(245)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139—140页。

(246) 《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180—181页。

(247) 《交通部致行政院呈文》（1938年9月29日），《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183页。

(248) 《大公报》，1941年5月11日。

(249) 简笙簧：《西北中苏航线的经营》，台北“国史馆”1984年版。参阅《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三编（二），第113页。

(250) 本部分内容撰写参考了《国民党五届九中全会交通部工作报告》（1941年12月17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993—994、997—999页；《中华民国史交通志》（初稿），第225—232页。

(251)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九），第507页。

(252)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九），第402-403页。

(253) 《大公报》1938年6月30日。

(254) 国民政府交议：《关于平衡物价工作正在分别推进列举各项重要问题请讨论商榷案》（1940年4月10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443—444页。

(255) 1941年2月3日公布的《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规定的各类物品是：甲、粮食类—米、谷、麦、面粉、高粱、粟、玉米、豆类；乙、服用类—棉花、棉纱、棉布、麻布、皮革；丙、燃料类—煤炭（煤块、煤末、煤球、焦炭）、本炭；丁、日用品类—食盐、纸张、皂碱、火柴、菜籽、菜油；戊、其他经济部呈准指定类。见于《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448页。

(256) 《翁文灏、徐堪致蒋介石呈文》（1940年3月25日），《粮政史料》（四），第25—26页。

(257) 《粮政史料》（四），第28—30页。

(258) 《中央日报》，1940年7月3日。

(259) 《申报》，1940年8月17日。

(260) 《粮政史料》（四），第111—112页。

(261)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320页。

(262) 《非常时期违反粮食管理治罪暂行条例》（1941年5月12日），《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第四编（三），第452—454页。

(263) 《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五辑第二编《财政经济》（九），第72—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