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救国运动的兴起

一　上海救国运动的兴起

华北事变后，中华民族面临空前严重的危机。危急的局势，引起一切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的严重关注，知识分子尤为敏感。和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开展的同时，上海的知识界也在积极酝酿发起救国运动。

在1935年这一年中，上海文化界一部分爱国知识分子，围绕日本侵华问题举行了各式各样的时事座谈会、报告会和读书会，甚至采取聚餐会的形式，探求挽救祖国危亡、寻找民族出路的方策。是年5月，杜重远创办并主编的《新生》周刊第二卷第十五期登载了艾寒松以“易水”笔名写的《闲话皇帝》一文，其中提到日本天皇说：“日本的天皇是一个生物学家，对于做皇帝，因为世袭的关系，他不得不做。一切的事虽也奉天皇的名义而行，其实早作不得主。接见外宾的时候，用得着天皇，阅兵的时候，用得着天皇，举行什么大典礼的时候，用得着天皇，此外天皇便被人民所忘记了。日本的军部、资产阶级，是日本的真正统治者。……目下的日本却是舍不得丢弃‘天皇’的这一个古董，自然，对于现阶段的日本统治者，是有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这篇经国民党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通过的一般性叙事文章发表后，日本驻上海领事竟以“侮辱天皇，妨害邦交”为由，向上海市政府及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向日本“谢罪”，封闭《新生》周刊社，判处作者及编者徒刑。南京政府竟然屈服于日本的压力，向日本道歉，封闭了《新生》周刊，以满足日方的要求。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开庭审理《新生》案件，以诽谤罪判处杜重远一年零二个月徒刑，不得上诉。《新生》事件发生后，在全国特别是上海文化界人士中引起了强烈的不满和愤慨。案件宣判的第五天，沈钧儒写了下题为《我所爱之国》的诗：“我欲入山兮虎豹多，我欲入海兮波涛深。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你到哪里去了？我要去追寻。”“国之为物兮，听之无声，扪之无形，不属于一人之身兮，而系于万民之心。呜呼嘻兮！我所爱之国兮，求此心于何从兮，我泪淋浪其难禁。”⁽²⁷⁾

流亡在美国的邹韬奋获悉杜重远含冤入狱后，愤怒和悲痛“不能自抑”⁽²⁸⁾。8月27日，他由美国赶回上海，下船后就奔往漕河泾监探望被囚禁的杜重远。

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于11月16日出版，他写的发刊词《我们的灯塔》指出：“中国大众的唯一生路，是在力求民族解放的实现，从侵略者的剥削压迫中解放出来。这是中国大众的生死问题，也是我们所要特别注意的重要目标。……但同时不要忘却为虎作伥的封建残余的势力。所以封建残余的铲除，是我们所要注意的第二目标。”他表示：“我们愿竭诚尽力，排除万难，从文化方面推动这个大运动的前进。”⁽²⁹⁾他在另一篇文章中大声疾呼：“我们当前的最严重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问题”，华北问题“是全民族争生存的整个问题的一个部分”；要求“动员全民族大众的集体力量，共同起来为着整个民族的存亡作殊死战”⁽³⁰⁾。

12月12日，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王造时、陶行知、李公朴、钱俊瑞、周新民、钱亦石、沈兹九、顾名、金仲华等二百八十余名文化界知名人士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宣言说：“国难日亟，东北四省沦亡之后，华北五省又在朝不保夕的危机之下了。‘以土事敌，土不尽，敌不餍。’在这生死存亡间不容发的关头，负着指导社会使命的文化界，再也不能苟且偷安，而应当立刻奋起，站在民众的前面而领导救国运动！”宣言最后提出坚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否认一切有损领土主权的条约和协定；坚决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的特殊行政组织；坚决否认以地方事件解决东北问题；要求用全国的兵力财力反抗敌人的侵略；要求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之自由等八项主张。严重的民族危机迫使人们首先是最先觉悟的知识分子奋起自救。章乃器曾说：“上海的文化人，和北平的青年学生，虽然是隔得很远，竟像是心印着心，大家‘不约而同’的同时展开历史的救亡运动。”⁽³¹⁾

同日，文化界救国会还发表通电声援“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其致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暨北平宋哲元电说：“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发扬民意，拱卫国权，万不能再加压迫，否则听任汉奸冒替民众，是非泯灭，国亡无日。”⁽³²⁾致北京大学学生会转各校学生会电文说：“诸君在高压之下，奋起抗争，意义之大，远过五四运动，千望再接再厉，全国响应，即在目前。”⁽³³⁾

12月19日至20日，上海复旦等大中学校学生八千余人，冒着刺骨的寒风连夜游行，并向上海市政府请愿，要求政府维持领土主权之完整，出兵收复失地，保护救国运动，保障言论集会自由。游行学生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卖国贼”、“大家起来救国”等口号。

12月21日，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人发起的妇女救国会首先成立。史良在成立会上发表了激昂慷慨的演讲，她说：“诸位，任何人都知道国家是土地、人民、主权三种要素所构成的，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民可以受人压迫，任人残杀，土地今天被割去一块，明天被人抢去几省，我们的内政外交，没有一件不受人家的强制，人家的干涉，还能叫国家吗？还能成为国家吗？我们居人民半数的妇女还能装痴装聋躲在家里过苟安的生活吗？……不，决不！今天我们上海各妇女团体和各个妇女个人在此地总集合，就是我们中国妇女救亡运动的开始。”⁽³⁴⁾何香凝讲话说：“我们要奋起精神，我们要武装起来，我们不再做奴隶，不再做生男育女的性机器。我们是要与男子一样的负起重大的责任，争取民族生存，同到战场上去，起来！”⁽³⁵⁾

大会通过宣言、章程，并推选史良、沈兹九、王孝英、胡子婴、罗琼、杜君慧等十一人为理事。宣言指出：“四年以来，敌人夺取了我们东北四省，屠杀了我们无数同胞，现在又步步进迫，开始向华北进攻。……冀察两省已经名存实亡，千万同胞又要跟着东北民众而变成亡国奴了。”“在这民族危机极度深刻的现在，要求独立生存，只有用我们的满腔热血去同敌人斗争。”⁽³⁶⁾宣言提出坚决保卫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反对秘密外交，否认一切破坏领土和主权完整的条约和协定；全国妇女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等八项主张。

当日，上海包括各大中学校的女学生、女工、律师、作家、医生、教育家等近千名妇女，为支援学生爱国运动，在南京路举行示威游行。这次妇女游行对上海学生运动起了推动作用，24日上海学生的大请愿示威，就是受了妇女游行的影响而爆发的⁽³⁷⁾。

随后，妇女救国会发表《告全国妇女书》指出，从东北事件到华北事变，明明是日本一贯的“大陆政策的两个步骤”，华北事变一方面是东北事件的后果，另一方面，假使我们再不急起抵抗，不久又会变成华中、华南事件的前因；要求“打破妇女只会在家庭里烧饭抱孩子的反动理论”，同爱国的男子共同负起救国的重任⁽³⁸⁾。

12月27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召开成立大会，有三百多人参加。沈钧儒在成立会上讲话说：“本会以团结上海文化界同人，推进文化运动，发扬民族精神，保障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为宗旨。我国现已至危急存亡之秋，凡我国民，均应自动奋起，以负救亡图存之重任。文化界为国民之先导，更应悉力赴难。”⁽³⁹⁾会议推选马相伯、沈钧儒、邹韬奋、章乃器、陶行知、李公朴、王造时、史良、顾名、沈兹九等三十五人为执行委员，并发表第二次救国运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组织，保护爱国运动，迅速建立起民族统一阵线”；“释放一切政治犯，共赴国难”等主张⁽⁴⁰⁾。文化界救国会在成立会上讨论名称时，沈钧儒鉴于“一二八”抗战爆发时政府因受日本的压力取缔抗日团体，以及《新生》事件的前例，提出不加“抗日”、“反日”字样，以避免日本政府的干涉和日本浪人的捣乱，这一意见为大家所接受。

接着成立的是顾名、沈钧儒、曹聚仁、周新民、潘大逵、张定夫等六十余人发起的大学教授救国会，他们发表的救国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的野心，越来越明显激进了，无论用枪炮威胁或借外交计诱，总以并吞中国为其最后的目的。……抵抗则存，不抵抗则亡；抵抗则万众一心，为政府之后盾，不抵抗则万众离心，日为汉奸败类所胁迫。”⁽⁴¹⁾此外，上海复旦大学等一些大中学校也成立了学生救国会。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等救亡团体的成立，打破了“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时期蓬勃发展的群众抗日运动后几年来的沉寂状态，从此，南北救国运动进入了一个狂飙突起的新时期，对于后来推动抗日战争的进程具有重大的意义。

随着爱国运动的热烈开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思想日趋激进，章乃器写的《四年间的清算》一文，历数了国民党当局四年来执行“先安内，后攘外”路线造成辱国害民的种种事实，并指出：“倘使他们到今朝还要隐过饰非，为了要保存自己的历史而不惜断送民族的历史，或者将错就错，甘为敌人的虎伥而不肯自拔，那不但是误国，而实在是不折不扣的卖国了！这种人，只要中国民族的历史一天不断送，民众自然会起来诛伐他们的。”他大声疾呼：“停止一切内战，大家枪口一齐向外，大家一齐联合起来抗战自卫！”⁽⁴²⁾沈钧儒曾称赞说，这是一篇“有血有肉”的好文章⁽⁴³⁾。王造时为纪念“一二八”抗战四周年写的《四年以来的教训》一文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非吞并我全中国不止。因此，我们与他绝对没有妥协的可能，如果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与它只有拼一个你死我活。”⁽⁴⁴⁾陶行知发表《战斗》一文说：我们只要把攘外必先安内，读书救国和科学救国，建设救国，本位救国，英雄救国等等，“这些有形无形的麻醉品一扫而空，那伟大的中华民族的战斗力便如千军万马向前冲来，谁能抵挡！”⁽⁴⁵⁾

上海文化界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大学教授救国会、一些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上海市民联合会，以及职业界救国会和国难教育社筹备会等团体发起，于1936年1月28日在上海市商会举行“一二八”四周年纪念大会，有农、工、商、学及妇女等各界民众共八百余人参加，公推马相伯、沈钧儒、何香凝、章乃器、史良、王晓籁、吴耀宗、沈兹九、张一麐等十九人为主席团。会议正式成立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并决定进一步扩大组织，筹备成立全国救国联合会。会后全体与会代表由主席团率领，整队步行至庙行镇，公祭“一二八”抗战无名英雄墓。

2月9日，沙千里领导的职业界救国会成立。其成员多为公司、字号、海关、银行、保险、出版以及教育职业界的爱国人士，主要是属于下层职员的爱国青年，也有少数上层人士。以提倡新文化为宗旨的综合团体“蚂蚁社”（简称“蚁社”），以及量才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等单位的社员和学员参加者最多。2月23日，陶行知领导的教育界救国组织国难教育社成立，有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店员、大学教授、中学教员、新闻记者等四百余人参加。会议通过了宣言、简章和工作大纲，并选举了执行委员。《发起组织国难教育社缘起》说：“整个中华民族已经到了最后的生死关头……我们除了反抗敌人的侵略，没有法子可能获得民族解放；我们除了流血，不会获得民族自由。”⁽⁴⁶⁾其共同目标是“用国难教育来挽救民族的灭亡”⁽⁴⁷⁾。这两个团体均加入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与此同时，袁牧之、陈波儿等还组织了电影界救国会。

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先后创办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和《救亡情报》。《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会刊》于3月28日出版，4月30日停刊，共出了五期，接着《救亡情报》于5月6日创刊。《救亡情报》为上海文化界救国会联同上海妇女界救国会、职业界救国会、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国难教育社所共同创办。《救亡情报》每星期出一张（四开）半。参加编辑工作的有徐雪寒、吴大琨、柳乃夫、刘群、恽逸群、陆诒。该刊出版后，登载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和随后不久成立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许多文件，报道了上海和全国各地以及海外华侨救国活动的开展情况，揭露批评国民党当局对救国运动的迫害，对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起过积极作用。1936年12月中旬，因沈钧儒等救国会负责人被捕入狱和西安事变先后发生，被迫停刊，共出了30期。

为了扩大宣传和唤起民众共同起来救国，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三八”、“五九”、“五卅”等纪念日，举行了几次大的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反日大示威，参加的男女群众万余人，“为‘一二八’以来未有之壮举”⁽⁴⁸⁾。5月30日，各界民众6000人举行大会纪念“五卅”，“盛大的集会，团结着六千人的心灵；壮烈的游行，唤醒了全上海的民众”⁽⁴⁹⁾。上海救国运动得到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的积极支持。

救国运动的最初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是一小部分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于，但不久以后，就有各阶层各党派的人参加。由于国民党残酷的白色恐怖，和王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当时上海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几乎遭到彻底破坏，许多共产党员如钱亦石、柳湜、曹亮、周新民、邓洁、胡乔木、周扬、顾准、钱俊瑞、张执一、王新元、王纪华等，都参加了各界救国会，成为其中的骨干，他们把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带了进去，大大加强了救国会的力量。据章乃器回忆说：“那时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尽遭破坏，当然更没有用党组织的名义来同我们接触的。事后发觉，这是一些隐蔽下来的党员，主要地也是激于‘国亡无日’的危惧，产生了一种认为不论为党还是为祖国都应该奋不顾身地加倍努力的自觉，从而起来推动工作的。周新民、钱亦石便是这些人的例子。他们所运用的不是党的某一个文件，而是党在长时期中对于他们的教导，是一些重要的理论原则和重大的政策原则，这些原则在不断的斗争锻炼中，已经驯化为可以用通常语言表达而为一般人所喜闻乐见的他们自己的思想，而不是生硬的、难于接受、难于消化的教条。这种成熟的自觉的东西，和我们的自发的但是已经经过深思熟虑的东西，很容易融合，从而产生了一批气势磅礴、热情奔放而又言之有物的救亡文献。”⁽⁵⁰⁾1936年4月下旬，冯雪峰受中共中央的委派，从陕北到达上海。他到上海不久，即与沈钧儒接上了头，同时还会见了章乃器，向他们传达毛泽东及共产党中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思想和政策，并同他们建立了关系。后来中共中央又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由潘汉年任主任，冯雪峰为副主任，潘委派胡愈之分管救国会的事。救国会的活动从此也就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一部分。

救国会是一个松散的半公开的群众团体，入会没有什么限制，只要不是汉奸卖国贼，主张抗日救国，赞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人，不论属于什么党派，什么阶层，以及从事何种工作，都可以参加。除共产党人外，还有国民党、国家社会党、第三党、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的成员参加，大部分则是无党无派的爱国人士。由于是这样一群人的结合，因此除了抗日救国这一个大目标相同外，在抗日的方法和其他问题上，则很难趋于一致。各党各派政治观点的分歧常常在救国会内部反映出来，其中一个经常发生争论的问题，即是如何对待国民党。以王造时为代表的包括国社党、第三党在内的一小部分人主张反蒋抗日；而以沈钧儒、章乃器为代表的大部分无党派成见的人，包括许多共产党员在内，则从全民族团结抗日的立场出发，同时考虑到蒋介石和南京政府有可能抗日，以及国民党统治区具体情况，如避免和当局发生对抗，争取救国运动的公开合法，以求生存和发展，不主张一般地整个地反对国民党，笼统地提反蒋的口号，而只是反对它的不抵抗和内战政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群众更多的同情和支持，有利于救国会队伍的扩大和救国运动的开展。

上海救国运动的开展，在各地引起了连锁反应。北平、南京、武汉、天津、广西、山东、杭州等地的妇女界救国会和文化界救国会随之相继成立，并与上海“文救”和“妇救”取得联系。北平文化界救国会率先于1936年1月27日成立，有文化界、教育界、新闻界的知名人士一百五十余人参加，选举马叙伦、白鹏飞、陈豹隐、张申府、崔敬伯等三十一人为干事。发表宣言，完全赞同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两次宣言所提出的一切主张，指出：中国的危亡已到最后关头，整个民族快要沦为奴隶，我们不能等待、迟疑，“只有起来抵抗，是民族的生路，也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宁为自由而死，不为奴隶而生”⁽⁵¹⁾。

二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及其政治主张

1936年上半年，日本在华北大量增兵，华北五省名存实亡，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将各地的救国力量团结起来，建立一个全国统一的救国联合阵线，以进一步推进抗日救国运动。同时，救国运动的倡导者们认为，只有人民自己首先联合起来，才能促进国内各党派的联合，形成全国全民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这一年1月，平津学联代表在山东济南与齐鲁大学学生开会，议决发起成立全国学生联合会，并筹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3月间，在上海召开的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把促进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作为它的工作任务之一，随后派人前往华北、华中、华南各地联络，物色邀请出席全国学联成立会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

经过两个多月的筹备，在宋庆龄、马相伯、沈钧儒、章乃器的号召和领导下，1936年5月31日至6月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以下简称全救会或救国会）在上海圆明园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到会有华北、华南、华中及长江流域二十余省市六十多个救亡团体代表共七十余人，有沈钧儒、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沙千里、吴耀宗、钱亦石、钱俊瑞、胡子婴、杜君慧、潘大逵、高士其、曹亮、王新元、黄敬、刘江陵、李嘉宇、陆璀、董毓华、张申府、刘清扬、曹孟君、孙晓村、薛保鼎、汪德彰、狄超白、王枫、何伟、段君毅、何明理、吴祖贻、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石不烂、洪飙、方少逸、吴超炯、谭冬青、唐守愚、徐范、李仲融等⁽⁵²⁾。第二天（6月1日），又有无锡、泰安和十九路军代表赶来参加大会。主席沈钧儒致开会词说：“目下中国的危机，已经不是‘国难严重’四字所能全部表现，而是快到亡国境地了。所以，全国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同胞，实在有大家团结起来的必要。同时，我们一定要促进全国各党各派各实力分子，停止内战，一致联合，抗日救国。但是人民自己假使不先联合起来，便无从促进各党各派合作的。”⁽⁵³⁾会议听取了平津民族解放先锋队、南京救国协进会、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广东教育界、广西全省学联会、武汉文化界救国会等三十余团体代表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等重要文件，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吴耀宗等四十余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王造时、史良、沙千里、陶行知、孙晓村、曹孟君、张申府、刘清扬、何伟等十四人为常务委员。《救亡情报》记者报道说：“综计大会继续二日夜，各代表始终精神鼓舞，尤其是大会对于抗日救国，完成具体的共同认识，形成全国人民的民族大联合战线，实为救国之一更高阶段的表现。”⁽⁵⁴⁾从此，救国运动有了一个全国性领导机构和更明确的救国方针，这对于联合全国各种抗日救国力量，推动救国运动的向前发展，是有极大的意义的。

全救会的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指出：日本大陆政策的主要目的在灭亡中国，中国人民唯一救亡图存的要道，在全国各实力派即日停止一切自相残杀消耗国力的内战，从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废弃一切引导人民亲敌、堕落民族气节的所谓“合作”、“亲善”、“敦睦邦交”等可耻口号，并给予人民以抗敌的组织和言论的自由。谁如果“放弃了当前的大敌，对敌人作无限止的让步，而想用武力征服敌党敌派，用权威排除异己，用权术巩固政权，那结果反只有使人心离散，而自陷于覆亡”。“中央已往的错误，是在政治上放弃了民族革命的任务，而只在武力上企图征服全国；中央目前的错误，是对外放弃了民族共同的大敌，而只对内在消灭异己上面把国防力量作孤注之一掷。我们为整个民族打算，不忍再见任何力量在内部冲突中消耗，尤其不愿意中央在错误政策之下，消耗了它高度优势的实力”⁽⁵⁵⁾。

文件规定全救会的宗旨是：“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策，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⁵⁶⁾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党各派的团结合作，共同抗日；要求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⁵⁷⁾。人民救国阵线愿为中介人，以全部力量保证各党各派对于共同纲领的忠实执行，制裁任何党派违背共同纲领以及一切足以削弱抗敌力量的行为；并且郑重声明：人民救国阵线没有任何政治野心，没有争夺政权的企图，而不过是要尽一份人民救亡的天职；它同国民党当局的抗争，只“是一个政策之争，而不是政权之争”⁽⁵⁸⁾。还指出：中国需要一个争取自由独立的民族革命，是人民大众的一致要求，救国阵线的共同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并且认定，民主制度的确立，是各党各派彻底合作的基本条件，因此要求保障人民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坚决反对以指导民众组织名义消灭民众组织，以统制舆论名义消灭舆论。文件还提出外交上要求联络欧美、苏联和弱小民族，建立太平洋安全制度，并对国内教育、工商业、士兵、劳工、农民、妇女、儿童、国内民族、侨胞、失业及灾荒等问题，提出了具体方案⁽⁵⁹⁾。

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四人联名发表《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重要文章。文章系潘汉年授意，由在香港的胡愈之、邹韬奋起草，陶行知适因出席欧洲世界新教育会议和世界学生青年大会途经香港，亦参与了商讨。文稿完成后，由邹韬奋携至上海，再与沈钧儒、章乃器等救国会同人作详尽的讨论并修改，最后由四人署名发表⁽⁶⁰⁾。文章分析了国内一般政治形势，系统地阐述了他们关于建立救亡联合阵线（亦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立场和主张。文章明确要求蒋介石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与红军停战议和，共同抗日，指出：“五年来安内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一主张是失败了。五年来安内的结果，剿共军事并没有片刻停止，到最近中央和西南却发生了裂痕。可见安内政策并不能促成真正的内部统一，而唯一得到‘安内’的利益的，却是我们共同的敌人。照这样情形下去，恐怕‘内’不及‘安’，而中国全部早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了。”文章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希望共产党在“具体行动上，表现出他主张联合各党各派抗日救国的一片真诚”；要求“红军方面，应该立即停止攻袭中央军，以谋和议进行的便利；在红军占领区域内，对富农、地主、商人，应该采取宽容态度；在各大城市，应该竭力避免有些足以削弱抗日力量的劳资冲突”。还要求共产党纠正党内某些青年在救国运动中，“提出阶级对阶级的口号，以及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口号，以破坏联合战线”的左倾幼稚行动。文章表示要坚定不移地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上，不动摇，不妥协退让，直到中华民族解放取得完全胜利。

救国会的宣言、政治纲领和沈钧儒等四人联名的上述公开信发表后，引起国内各方面的强烈反响。巴黎《救国时报》全文转载了宣言和政治纲领等文件，编者按语中说：“该会之成立，显然为我国救国运动一最重大的进展；该宣言与纲领之发布，显然为我国救国之最重要的文件。”⁽⁶¹⁾同时发表社论说：宣言不仅接受了四年以来我中华民族从血泪中所得来的一切教训，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正是目前时局的重心”，“恰代表了全国人民的心声”⁽⁶²⁾。一篇题为《良药》的文章说：沈钧儒等团结御侮的文章，各方应把他们的意见当做苦口的良药，逆耳的忠言。“不抵抗无以救亡，不缔结联合战线无以抵抗，不争取国共合作，无以形成联合战线。四位先生不辞大声疾呼，正给了我们以良好的示范，就是我们要以集锐攻坚的态度，来争取国共合作的实现。”⁽⁶³⁾一位署名为“忠实的国民党员”在信中指出：“四位先生的宣言，不独给了我们救亡联合战线的正确立场，而且指出了目前各党各派的最低任务，说得真是诚恳、中肯、具体、公平与周到。这宣言给我以极大的勇气来说话。我身为国民党党员，忠实于革命事业的国民党员，是百分之百的赞成宣言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⁶⁴⁾还有的读者撰文说：“他们的话是代表着千千万万的民众从心坎儿发出的要求。联合各党派一致抗日，已不是某一党某一派的主张，而是全国民众共同的愿望。读了这个宣言以后，使我对国事前途抱着无限的乐观，因为中国内部渐渐的团结；同时也更明白了国内团结问题的症结之所在。”⁽⁶⁵⁾成都救国会的《力文半月刊》第四期刊载了“团结御侮”的文章后，受到各阶层群众的重视，广大青年更是争相阅读，影响很大⁽⁶⁶⁾。冯玉祥后来写道：“《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这篇文章真是震动了全中国各界的人们的心。大家都希望按照他们这篇文章去做，并希望马上就实行。”⁽⁶⁷⁾

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充分肯定了救国会提出的全国团结一致，抗日救国的主张。1936年8月10日，毛泽东在给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及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一封信中，对救国会的宣言与纲领，以及《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文章，表示极大的同情和满意，说：“这些文件已经在我们这里引起了极大的同情和兴奋，认为这是代表全国最大多数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之意见与要求。因此，我特代表我们的党、苏维埃政府与红军，向你们致送热烈的敬礼！同时并向你们及全国民众申明：我们同意你们的宣言、纲领与要求，并愿意在你们这些纲领和要求下面，同你们同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的党派、团体和个人诚意合作与共同奋斗！”他在信中还指出，共产党员应当参加各地方的救国运动和救国组织。“我们愿意经过这些团体和运动贡献我们所有力量，并在这些团体中和各党各派及一切不愿作亡国奴的人民，共同为挽救中华民族的灭亡而奋斗。但我们的党员绝对遵守服从这些团体的章程、纲领和大多数通过的决议。”毛泽东在信的最后表示：“我们很荣幸的签字于各界救国联合会的纲领之后！”⁽⁶⁸⁾

毛泽东随后在另一封信中又说：“先生们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同样使我们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对先生们发生无限的敬意！但要达到实际的停止国民党军队对红军进攻，实行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先生们与我们还必须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毛泽东在信中还宣布已委托潘汉年与他们联系，交换意见，并转达对他们的热烈希望⁽⁶⁹⁾。

三　各地救国运动的开展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决定在各地设立分会和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组织，以推进救亡运动。在它的指导和影响下，各地救国组织进一步发展和加强，海外华侨中也建立了抗日救国联合会。抗日救亡运动广泛开展，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几个重要的与全救会有密切关系的地区救国会组织，概述如下：

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南京是国民政府的所在地，国民党统治的中心，控制十分严密，救国会是在秘密和艰苦环境中建立并进行活动的。孙晓村、曹孟君等出席全救会成立大会后，回到南京，积极活动，将原有各行业救国组织联合起来，于8月成立包括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和学生界的南京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南救”），负责人除孙晓村、曹孟君外还有后文瀚、李庚、薛宁人、狄超白、王昆仑、吴茂荪、胡济邦、王枫、千家驹等。“南救”的组织情况：妇女界救国会的成员主要是小学教师和部分中学教师、大中学校学生、职业界妇女以及一些家庭妇女（其中多系冯玉祥部下家属）。文化界救国会发展了新文字研究会等团体以及文艺界中一些人士。学生救国会的主要队伍在金陵大学和中央大学以及安徽中学等几个学校中，在国民党的军事院校如辎重兵学校、步工兵学校中，也发展了组织。职业界救国会的组织主要依靠几个工人夜校和上海介绍的关系来发展的。中国农村经济会也参加了南京和上海的救国会组织。此外，通过王昆仑、孙晓村、千家驹的关系，“南救”同国民党的上层分子如张继、许宝驹等有一定的联系，其中冯玉祥、李德全对“南救”的活动十分关心。冯玉祥常常通过孙晓村、千家驹等给他讲学的机会，把一些重要消息告诉“南救”，并对当时的政治局势作出分析。“南救”成立后，因为不能用本身的名义出现活动，曾以“绥远抗日后援会”的名义公开活动。“南救”与全救会始终保持密切联系，基本上每周由孙晓村、王昆仑去上海一次，汇报国民政府的内情，带回全救会的文件，有时还带回中共的文件⁽⁷⁰⁾，它实际上是全救会的一个分会。

全救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是全救会在华南的一个分支机构，总部设于香港。“南总”设理事会，由李章达、何思敬、吴涵真（以上三人任常务理事）、陈此生、陈希周、梅龚彬等人组成，李章达负总责，何思敬任宣传部长，吴涵真任组织部长。“南总”成立后，全救会曾派钱俊瑞、章乃器、胡子婴、张劲夫等人先后南下以取得联系，开展工作⁽⁷¹⁾。“南总”名义上负责指导广西、广东、福建省市救国运动，实际作用限于香港、广东两地。在“南总”领导下，9月18日，广东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成立。其宣言和纲领指出：“全广东人民，只要不愿意做亡国奴的，不做汉奸的，不分党派、阶层、职业、团体、个人，都不容迟疑的参加到这救国联合会来。”⁽⁷²⁾同时，东莞等县也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原定年底召开华南救国会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全救会华南分会，后因上海救国领袖沈钧儒等被捕而中止。

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1936年初，西安一些中学学生和教职员组织了救国会，随后联合成西北抗日救国会。6月1日，西北抗日救国会的代表出席上海全救会成立大会后，又改名为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简称“西救”），“西救”认定全救会的宣言和纲领就是它的宣言与纲领，将这两个文件翻印了两千多份，在群众及在野名流中散发，影响颇大，获得普遍的同情与支持⁽⁷³⁾。“西救”的负责人之一徐彬如说：“我们‘西北救联’的政治主张与政治纲领，也就是‘全救’代表大会所决议的一切整体的意见与具体的计划。”⁽⁷⁴⁾全救会鉴于西北抗日救亡工作已日见成效，建议“西救”“以救联名义相机公开活动”⁽⁷⁵⁾。“西救”从此逐渐公开组织，扩大活动，“九一八”五周年纪念日，它与正在筹建中的东北民众救亡会在西安联合召开了8000人的大会，并游行示威，向当地的国民党政府请愿，要求立即抗日。11月下旬，全救会派执委张语还到西安参加“西救”工作。12月9日，“西救”发表“一二九”宣言，并组织近万名学生和市民到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悲壮的爱国游行队伍使张学良深受感动，从而对西安事变的发生起了促进作用。西安事变爆发后，“西救”正式公开，并在西安《解放日报》全文刊载了全救会的宣言与纲领⁽⁷⁶⁾。西安事变前，“西救”下属救亡团体有学生救国会、妇女救国会等二十三个，事变后有极大的发展，新成立的各行各业救国会如雨后春笋，抗日救亡运动如打开闸门的潮水汹涌澎湃。“西救”的负责人有韩琢如（总务部）、杨明轩（交际部）、谢华（组织部）、张兆麟、徐彬如（宣传部）、宋黎、李祥九（民众武装部，西安事变后成立）、田润芝（妇女部）。

重庆、成都地区救国会：受“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的影响，重庆于1935年12月成立学联，展开各项救亡活动。1936年6月正式成立重庆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机构是干事会，下属有学生界、职业界、文化界、妇女界四个救国会组织。成都各界也同时涌现一批抗日救亡积极分子。他们出版了《力文》半月刊，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受到各阶层群众的重视。10月18日，在成都青年会礼堂召开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筹备会。从此，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由宣传进入组织阶段。《力文》半月刊于11月间被国民党当局查禁，接着车耀先创办的《大声》周刊出版发行。1937年3月14日，成都各界救国联合会正式成立⁽⁷⁷⁾。

北平的救国运动虽然开展较早，但活动主要是在一部分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特别是青年学生中进行的。全救会成立后，曾两次派代表到北平与张申府等进步教授联系，促进救国运动的开展和救国力量的联合。1937年1月20日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2月1日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⁷⁸⁾。主要负责人有张申府、许德珩、杨秀峰、黄松龄、刘清扬和张友渔，徐冰也参加了，但他不出面，对外活动主要是张申府和许德珩。“该会实际是中共的外围组织，接受党的领导，公开搞抗日救国工作”⁽⁷⁹⁾。“七七”抗战爆发后，张申府到南京与沈钧儒会面，一起研究开展抗日救国问题，从此，北平、上海两个救国会联合会融合为一体。

此外，广西、武汉、杭州、济南等地也先后成立了救国会组织，并与上海全救会保持联系。

爱国华侨在民族危机刺激和国内蓬勃发展的抗日救国运动影响下，亦纷起组织抗日救国会，开展救亡运动。1936年初，旅居欧洲各国华侨先后组织抗日救国会，但因没有“总的中心组织做指导，致救亡运动无密切关系，而呈散漫状态”⁽⁸⁰⁾。8月间，全救会代表陶行知、钱俊瑞和全国学联代表陆璀因出席国际会议到达巴黎，竭力宣传华侨团结抗日，建立救国联合会，各国侨胞纷起响应。9月20日，全欧华侨抗日救国大会在巴黎召开，参加者有英、法、德、瑞士、荷兰等国华侨代表共四百余人。各代表发言一致表示奋起救国之决心，为华侨团结抗日救亡之“空前盛举”⁽⁸¹⁾。陶行知、钱俊瑞和陆璀在大会上发言，阐明全救会团结御侮的主张，介绍了国内救亡运动进行情况，受到与会者的热烈欢迎。大会发表宣言，提出停止一切内战，团结全国军事力量，组织抗日救国军，武装民众，收复失地，保护祖国的主权和领土；政治上应不分党派，一致合作，确立民主制度，给人民以救亡结社集会言论出版的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等五项主张⁽⁸²⁾。大会决定以该会为永久组织，定名为“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与全救会作密切之联络。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对团结与推动华侨参加抗日救国斗争，起过重要作用。美国、暹罗（今泰国）、菲律宾、新加坡、缅甸、越南等国华侨也成立了各界抗日救国会，并与全救会保持联系。1936年11月22日，纽约全侨抗日救国会通过决议，加入全救会，与祖国同胞团结一致，为抗日救亡而斗争⁽⁸³⁾。

四　上海救国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上海是全国救国运动的中心，全救会成立后，救国运动有进一步发展。

茅盾是救国运动的积极支持者，是努力促成中国文艺作家救亡联合战线的一名战士。为推进爱国文艺作家在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联合一致，1936年6月7日，他和傅东华、夏丏尊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⁸⁴⁾，入会者百余人。其宗旨为：“以联络友谊，商讨学术，争取生活保障，推进新文艺运动，致力中国民族解放。”⁽⁸⁵⁾宣言声称：“文艺作家有他特殊的武器。文艺作家在全民族一致的救国阵线中有他自己的岗位。”文艺作家协会是“全民族运动中的一环”，“坚决拥护民族救国阵线的最低限度的基本要求：团结一致抵抗侵略，停止内战，言论出版自由，民众组织救国团体的自由！”⁽⁸⁶⁾针对当时文艺界周扬提出的“国防文学”和鲁迅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上的某些分歧和争论，文艺家协会特别提议，在全民族一致抗日救国的大目标下，文艺上主张不同的作家们可以是一条战线上的战友，文艺主张的不同，并不妨碍我们为了民族利益而团结一致；同时，为了民族利益团结一致，并不拘束了作家们各自的文艺主张向广大民众声诉而听取最后的判词。“要求更多的作家们来共同负起历史决定了的使命，把我们的笔集中于民族解放的斗争”⁽⁸⁷⁾。茅盾还就作家的联合战线和现阶段的救亡运动对《救亡情报》的记者说：“我们要求作家的条件，只能是这样：‘你愿意救国。’否则，便把联合战线的范围限止得太狭小了，不能争取一批比较落后的作家，共同踏上争取民族解放的道路。”⁽⁸⁸⁾

鲁迅当时虽然没有参加文艺家协会，但对救国会和文艺家协会倡导的统一战线救国运动，表示完全的赞同和支持⁽⁸⁹⁾。他说：“民族危难到了现在这样的地步，联合战线这口号的提出，当然也是必要的。”他主张以文学来帮助革命，不赞成“徒唱空调高论，拿‘革命’这两个辉煌的名词，来抬高自己的文学作品”⁽⁹⁰⁾。还表示：“我对于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态度，我赞成一切文学家，任何派别的文学家，在抗日的口号之下统一起来的主张。”⁽⁹¹⁾6月15日，鲁迅和巴金、黎烈文、张天翼等63人发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指出：“一种伟大悲壮的抗战摆在我们的面前的现在，我们绝不屈服，绝不畏惧，更绝不彷徨犹豫，我们将保持我们各自固有的立场，本着我们原定坚定的信仰，沿着过去的路线，加紧我们从事文艺以来就早已开始了争取民族自由的工作。”“我们愿意和站在同一战线的一切争取民族自由的斗士热烈的握手。”⁽⁹²⁾

在文化领域内，抗日联合战线进一步扩大发展并具体化。9月20日，平时不过问政治和国事的鸳鸯蝴蝶派作家周瘦鹃、包天笑等也都参加到抗日救国的文学运动中来，他们与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傅东华、谢冰心等联名发表关于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的宣言。宣言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所面临的危急形势后说：“我们是文学者，因此亦主张全国文学界同人应不分新旧派别，为抗日救国而联合。文学是生活的反映，而生活是复杂多方面的，各阶层的；其在作家个人或集团，平时对文学之见解、趣味与作风，新派与旧派不同，左派与右派亦各异，然而无论新旧左右，其为中国人则一，其不愿为亡国奴则一；各人抗日之动机或有不同，抗日之立场亦许各异，然而同为抗日则一。……我们不必强求抗日立场之划一，但主张抗日的力量即刻统一起来。”宣言还认为：“言论自由与文艺活动的自由，不但是文化发展的关键，而在今日更为民族生存之所系。”⁽⁹³⁾要求政府当局即刻开放人民言论自由，凡是阻碍人民言论自由法规，如报纸检查、刊物禁扣等应立即概予废止。周瘦鹃、包天笑还将他们编辑的鸳鸯蝴蝶派刊物《礼拜六》贡献给救国阵线，连续几期刊载有不少关于救国的文章，如“双十节”专号就有章乃器的关于辛亥革命回忆及其他激发民族意识的文章。

爱国戏剧运动也有新的发展。文化戏剧界同人发表宣言，反对租界当局压迫上演救国戏剧。为配合救国运动，周信芳排演了京剧《明末遗恨》，描写当时汉奸误国的情景非常动人，给予社会的影响很大⁽⁹⁴⁾。

继文艺家协会成立后，6月28日，由曾虚白、周新民、金则人等发起的上海著作人协会召开成立大会。全救会、文艺家协会、妇救会、全国学联代表沈钧儒、章乃器、何家槐、胡子婴以及王造时、李公朴等都在大会发表演说，强调著作人团结一致，负起救亡运动重任的必要性。章乃器着重指出：“文化人的任务，是站在指导救亡工作的地位。不待言，是先该把自己的统一战线建立起来。文化人的联合战线，和别的救亡联合战线也是一样的。联合战线无非是对付共同敌人的结合。我以为联合战线不是折中的，调和的，也不是说各党各派的人，参加了联合战线就放弃他们的主张，而是在一个同样【目标】下一致对外。”⁽⁹⁵⁾由彭子冈、王纪元、周新民、成舍我、王造时、章乃器等140人签名发表的《上海著作人协会成立宣言》说，自“九一八”后四年多来，在民族敌人有加无已的进攻形势之下，中华民族已显然到了剥夺全体中国民众生存条件的最后生死关头。“每个中国人，为了要争取他们的生存，为了不甘做日本帝国主义的奴隶，都应该团结起来，联合起来，建立和运用集体的力量来粉碎敌人的侵略压迫，来挽救整个民族的最后危机。”中国觉悟的民众，已经团结起来，建立了铁一般的联合救亡战线，“每个著作人，为了争取自己的生存，都应该参加这一神圣的抗争，都应该参加这一民族解放的运动”；“与一切救亡的集体力量联合起来，肩并着肩，展开和完成全中华民族解放的使命”⁽⁹⁶⁾。

1936年下半年，上海工人救国会和学生救国会先后成立。职业界救国会到10月份已发展为七个干事会，共有会员一千三百多人，还联系了广大的职工和店员。“职救”的基层会员群众，主要是量才补习学校、中华职业教育社补习学校、立信会计学校的在职学生和蚁社社员，上海先施、永安等几个大百货公司的店员大部分都参加了“职救”。“职救”是上海救亡运动中一支生力军，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组织的一些大的群众性抗日救亡活动，主要参加者都是“职救”的会员及其所联系影响的群众。

全救会成立时，正值广东军阀陈济棠联合广西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为了扩张并加强自己的地位，以抗日反蒋为名，发动“两广事变”（详下节）。李、白等派陈劭先到上海与救国会联系，邀请沈钧儒和章乃器去广西，指名要章当财政部长，并交给救国会2000元捐款，要求给予支持，想通过救国会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态度。与此同时，国民党在湘粤边境陈兵，准备在必要时对西南进行讨伐，内战一触即发。全救会常委们开会研究这一事变的性质及其所应持的态度，认为在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情势下，西南领袖提出抗日主张，并宣布北上抗日，是值得欢迎的；但应真正从抗日救国的立场出发，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团结抗日，不宜轻率对内用兵，酿成内战，更不赞成中央讨伐西南。全救会发表对时局紧急通电，强调：“务使全国兵力，一致向外，抗日战争，立即展开，恢复我已失之河山，拯救我被压迫之同胞。倘有违背此旨，发动内战者，则本会愿全国民众共弃之。”⁽⁹⁷⁾《救亡情报》发表了《我们对于西南事件的认识和态度》、《反对内战！要求全国团结御侮》、《请求政府下令对日宣战》、《下令讨伐西南呢还是下令抗日》等一系列文章，指出：“我们民众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偏好，我们所拥护者为抗日救国，我们所反对者是不抵抗。所以我们希望中央和西南双方实现团结御侮的诺言，立刻发动抗日战争。”⁽⁹⁸⁾“中国一切的内战无异自杀，尤其是中央与西南之争，非特消耗有用之国防力量于无谓之内争，而且徒为外敌利用。”⁽⁹⁹⁾章乃器事后总结说：“西南事件起来时，我们即决定表示同情，而绝对不放弃一丝一毫救国阵线的立场。那就是说，如果西南来加入救国阵线，接受了我们的纲领，我们是很欢迎的。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自己的纲领去依附西南。”⁽¹⁰⁰⁾

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开幕，全救会发表宣言说：“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目下有两种不同的努力。一种是少数汉奸的活动：他们一面向地方当局进行分离运动，一面向中央请求讨伐运动；他们的目的在挑拨内战，消灭抗日。另一种是多数人民的呼声：他们赞同地方当局督促中央抗日，然而反对向外投降的分离运动；他们要求中央当局以抗日来统一，反对以内战求统一；他们的目的在消弭内战，促成抗日。”宣言要求二中全会接受人民的要求，督促中央立即对日宣战，“只要对外能够发动抗日战争，对内就可以根本消灭一切的纠纷”，“国内政权就可以在人民的欢呼中求得自然的统一”⁽¹⁰¹⁾。与此同时，全救会推派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沙千里、彭文应五名代表前往南京请愿，要求二中全会议决停止内战，立即对日作战，开放民众救国运动，并准许代表在大会上发言五分钟。国民党派中委、南京市市长马超俊出来接见。请愿虽未获具体结果，但南京中央当局并不以全救会为不合法而拒绝接见，马超俊且表示愿将请愿各点向大会报告，代表们认为这也是请愿的一个收获。

日本政府不顾我国主权，强欲在我成都设领，以作为侵略我四川之策源地，四川同胞群起反对。8月23日，四川旅沪各界谢持、杨庶堪、黄复生等二百余人联名发表宣言表示抗议，并在上海召开了大会，沈钧儒、章乃器均被邀请出席，发表演说，予以声援。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同时致电南京政府和四川省政府，要求立即予以拒绝，“将外交情形随时公布，并火速备战，与敌人一拼”⁽¹⁰²⁾。

9月初，国民政府外交部长张群与日本大使川越就解决中日争端在南京举行外交谈判，日方提出华北五省自治，中日经济合作，减低进口关税，取缔抗日运动，解散救国团体，中日合作防共等灭亡中国的条件。9月18日，全救会召开第二次执委会，针对这一新情况，提出严密组织，扩大救国阵线，加强吸收落后人物和争取张学良、冯玉祥等上层分子的工作⁽¹⁰³⁾。宋庆龄因故未赴会，事后她致信执委们，对他们的工作给予肯定性评价：“月来诸同志在各地努力奋斗，甚慰心怀，整个领导，亦甚正确，其所以能使运动日益开展者，非偶然也。惟救国功业，至为艰苦，如欲获得最后之胜利，尚须有更大之努力。尚希诸同志再接再厉，以取得民族之解放。”⁽¹⁰⁴⁾全救会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一文，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新阴谋，要求国民政府立即停止外交谈判，团结全国力量，共同抗日，并且重申：“救国阵线在唤起群众与组织群众上的努力，目的是单纯的，那就是：在战争以前是督促政府抗日，而在战争以后是拥护政府抗日。”⁽¹⁰⁵⁾

随即上海的救国会会员与爱国市民印就《为中日外交已到最后关头宣言》，发起广泛的签名运动，拟签名十万人后呈送政府，以示民意，数日内即有一千六百余人签名⁽¹⁰⁶⁾。南京救国会亦印发《为中日问题敬告全国同胞》一文，征求广大同胞签名。10月14日，北平文化教育界代表徐炳昶、顾颉刚、钱玄同等七十余人，起而遥相呼应，发表对时局宣言，向政府提出立即集中全国力量，在不丧失主权的原则下，对日交涉；中日外交绝对公开；反对日人干涉中国内政及在华的非法军事行动；反对在中国领土内以任何名义成立由外力策动之特殊行政组织；反对日本在华北有任何所谓特殊地位；反对以外力开发华北、侵夺国家处理资源之主权；立即以武力制止走私活动；立即出兵绥东，协助原驻军队剿伐借外力以作乱之土匪共八项要求，嗣后陆续在这份宣言签名者多达一百五十余人，“实可代表华北一般知识阶层之真正意见”⁽¹⁰⁷⁾。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闻讯后立即致电响应说：“此间同志认为生死搏斗之时期已至，吾人任务重大，决非一纸文书之所能了事。切望北方同志能即日更进一步，先自加紧组织，同时切实领导青年并扩及一般民众，成为坚不可摧之统一阵线，为实力派抗战之后盾。敝会等自当遥为呼应，合力进行，以争取民族解放之最后胜利。”⁽¹⁰⁸⁾10月18日，上海实业界、教育界褚辅成、穆藕初、项康元、沈恩孚、黄炎培等215人也联合发表《为团结御侮告全国同胞书》的通电响应，说日本如有“轨外行动”，政府应“立以武力制止，遏未来之萌蘖，收已失之桑榆，万勿存投鼠忌器之心，贻噬脐莫及之悔”⁽¹⁰⁹⁾，并表示完全赞同北平文化教育界宣言中提出的各项主张。由于人民和舆论的压力，加上国民党内抗日倾向的增长，南京政府后来在中日谈判中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使谈判停顿下来。

从8月开始，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豢养的伪蒙军侵犯绥东，随后发动了对绥远大规模的进攻，全救会和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等团体立即发表宣言，呼吁援绥抗日。9月6日，救国会组织三百多个宣传队共约2000余人，走上街头，进行援绥募捐，并分送宣传品，扩大抗日宣传，当日接触群众数万人。救国会立即将所募得款项如数全部汇交绥省主席傅作义，作为分犒前线士兵之用。傅作义收到后，复函称救国会诸先生“热心爱国，慷慨输将，拜领之余，莫名惭篆”⁽¹¹⁰⁾。后来傅作义在接见上海《大公报》记者时曾说：“我跟他们并没有关系可言，以前也不认识，未曾见过面，不过，在绥远抗战时，我们这儿收到的第一件捐款，是他们救国会捐来的，而且都由他们这几位先生署名在沪经募的。”⁽¹¹¹⁾11月，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风起云涌的援绥运动。南京救国会在孙晓村、曹孟君等人领导下，与王昆仑、许宝驹等密切配合，并取得冯玉祥的大力支持，推动国民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张继、孙科、居正、覃振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11月中旬，在南京中央饭店召开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由国民党元老张继主持会议，并发表讲话，国民党左派如经亨颐、柳亚子和不少立法委员、监察委员都到会参加。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冲破了国民党不准抗日救国的禁令，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高潮。会后开展的抗日救亡宣传和募捐运动，一直深入到政府各机关、学校、工厂、商店以及医院的病房里，成为1932年以来南京规模最大的爱国运动⁽¹¹²⁾。此外，华北、西北、华南地区，在当地救国会参与领导下，也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性援绥抗日运动。

11月中旬，全救会再次发表《为绥远问题宣言》，要求政府发动全国规模的抗战，立刻停止内争，停止和日本的谈判。同时分别打电报给国民政府和张学良、傅作义、宋哲元、韩复榘等，要求出兵援绥，坚决抗日。给张学良的电报说：“中央信誓旦旦，以不丧失寸土及丝毫主权为言，绥远岂仅寸土，权利何止丝毫，若又以绥远为地方冲突，默认沦亡，则国事真不必闻问矣！望公本立即抗日之主张，火速坚决要求中央立即停止南京外交谈判，发动全国抗日战争，并电约各军事领袖，一面对中央为一致之督促，一面对绥远实行出兵援助。事急国危，幸即图之。”⁽¹¹³⁾

在援绥抗日运动热烈开展的同时，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数万人，因不堪日本资本家剥削压榨，同时受上海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于11月上旬开始举行反日大罢工，提出增加工资，保护工人权益，反对日兵进厂压迫工人等12项条件。救国会发表宣言，呼吁全国同胞援助，并组织罢工后援委员会，予以支持，将募得的捐款在纱厂附近的市场上买了米票，直接发给因罢工而遭到生活困难的工人和家属。罢工最后获得了胜利。

11月12日孙中山诞辰纪念日，救国会发表《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告全国同胞书》的文章，认为“救国阵线一再提议联合英、美、法、苏，成立太平洋反侵略的集体安全制度，这就是先生当时联俄政策的发展；救国阵线一再提议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及社会各阶层，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这就是先生当时容共政策的发展；救国阵线一再提议改善工农生活以增强抗日的力量，就是先生当时保护工农政策的发展”。文章指出，政策的含义虽然由于时代的改变有所不同，但“民族解放的路线是一贯的”；还说：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在1925年—1927年的北伐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当前救国阵线师承他的遗教决定的联合战线也必然会胜利。要求每一个救国战士学习孙中山不屈不挠的革命精神，抱宁死不做汉奸顺民的决心，和敌人拼死斗争，取得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¹¹⁴⁾。宋庆龄也写了纪念词，要求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建立反侵略的国际联合战线及联合各党派各阶层的民族统一战线，争取中华民族的解放⁽¹¹⁵⁾。沈钧儒发表的《孙中山主义与救亡阵线》一文说，孙中山有“博大宽容”的革命人格，所以“是民族联合阵线的首创者”。“孙中山主义就是救国主义，而三大政策就是救亡联合阵线政策”。救国阵线所倡导的各党各派联合御侮的政策，与孙中山手订的联共政策，“立意完全相同”。文章还强调指出：“打开窗子说亮话，现在共产党固然一时消灭国民党不了，国民党也一时消灭共产党不了，按照过去‘剿匪’的经验，我们可以晓得，而抗战却已万万不能再行等待。那么只要共产党能够改变反国民党、反政府的策略，恢复孙总理的联共政策，停止一切内战，以共同对外，还会有什么问题呢。”⁽¹¹⁶⁾是日救国会在上海静安寺路女青年会举行盛大的纪念大会，有千余人参加。李公朴、章乃器、王造时、史良、沈钧儒、沙千里均在会上发表了演说，一致高度赞扬了孙中山“锲而不舍”的革命精神，表示要继承他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加紧民族解放斗争的活动，以挽救当前严重的民族危机。

救国运动普遍深入到各阶层，不但为工人、职员、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所拥护，而且得到工商界人士和某些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的同情与支持，促进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救国会以它鲜明的抗日爱国号召和艰苦努力精神，团结了广大群众，据估计，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达数十万人⁽¹¹⁷⁾。救国会广泛宣传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对推动抗日民主运动，促进国内和平，起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