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西安事变在国内外的反响

一　国民政府和战两派的分歧

在南京，最早获知西安事变消息的是军政部长何应钦。12日上午，陇海铁路局报告：“西安方向可能发生了兵变，因为是日上午九时左右，有部队军官到车站去对站长说，车子要听他指挥，不能随便开驶。”⁽⁵⁰⁾中午过后，洛阳军分校主任兼巩洛警备司令祝绍周给何发来“西安发生事变”的电报。原来，12日清晨张学良曾致电驻洛阳的东北军炮兵第六旅旅长黄永安，令其会同在洛阳军分校学习的东北籍军士教导大队的大队长赵云飞率部起事，响应西安的行动。黄接电后，非但没遵照张的电令行事，反而持电去向祝绍周告密。祝立即采取措施，令驻洛阳的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第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进驻潼关，抢占这个由豫入陕的咽喉要道；同时向何应钦报告：“一、西安发生事变，真相不明。二、委座在西安，在临潼，尚不明了。三、顷处理如下：（甲）已通知万军长，⁽⁵¹⁾由咸阳回军西安，协同樊军，听候命令。（乙）已通知樊军由洛阳将主力西进，协同万军候命。（丙）飞机全部飞西安侦察。（丁）请钧座飞洛坐镇。”⁽⁵²⁾何接到此电，及时电告在上海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据报今晨九时驻西安之一零五师叛变，九时至十一时西安临潼间有极密枪声。委座昨晚在临潼，今日驻节何处尚未查明。此事变汉卿是否与闻，固不得知。惟据报驻洛之炮兵黄永安旅曾奉汉卿密电，令其派兵看守洛阳机场及各银行。若果属实，殊堪忧虑也。”⁽⁵³⁾此后，何又接到樊崧甫等人的电报，确知西安已发生事变。当晚何与在上海的孔祥熙通电话，报告他得到的最新消息：“西安城门紧闭，时有枪声，临潼道上，军运频繁，而华清池附近则阒焉无人，似蒋公已入危地。”⁽⁵⁴⁾何请孔将此消息转告也在上海的宋美龄。

南京国民党要员听到西安事变消息，都担心和关注蒋介石的安全，急切想弄清真相，不少人打电话向何应钦探问，更有不少人如陈果夫、张群、俞飞鹏等亲自跑到何的住所，查询消息；其余如丁惟汾、居正、叶楚伧、张厉生等，约好在家中等候何的电话⁽⁵⁵⁾。张、杨的八项主张通电当天传到南京后，一些人不相信张、杨“保蒋安全”的承诺。一时京城内外有关蒋介石死活的种种传说不胫而走。

对西安事变应采取什么对策，应如何营救蒋介石，南京统治集团内部意见不一，出现两种主张。12日晚10时，一些国民党政要在何应钦家中议论此事时就出现了和与战的分歧。据冯玉祥当天的日记记载：李烈钧、陈璧君、陈公博和冯玉祥主张“安全介石为主”；而朱培德、何应钦、叶楚伧、戴季陶则“主打”⁽⁵⁶⁾。当日午夜召开的紧急联席会议上两派的分野更为鲜明，分歧更加尖锐。

12月12日24时，由丁惟汾主持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和由于右任代为主持的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紧急联席会议，连同列席的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各部会负责人等，共有四五十人参加。会议宣读张、杨的通电后，群情愤慨，争论激烈。一种意见认为：“张、杨此举必有背景，且必有助力，在内为不尽悦服蒋公之疆吏与将领，如山东之韩复榘，广西之李济深，甚至如河北之宋哲元，四川之刘湘，皆可引为同路；在外为垂竭待尽之共产党徒，甚至如第三国际之苏联，皆可暗中联络。张、杨既借此背景助力，出以劫持统帅，则必以蒋公之生死为政治上之要挟。中央既不能曲从其狂悖，陷国家沦胥；尤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纪纲于不顾。……故中央对策宜持以坚定。况蒋公安全尚不可知，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另一种意见，对于上面的“揣测虽不否认，但不信学良等之通电将发生若何之效力。且谓蒋公抗日，早具决心，凡在帷幄，均所熟知。张、杨此举，如真只以抗日为范围，则在国策上，只有时间上之出入，而非性质上之枘凿，此中已饶有说服之余地。况张氏既有保证蒋公安全之电报，自须先探蒋公之虚实，再定万全之决策。如即张挞伐，无论内战蔓延，舆情先背，而坐弱国力，益以外患，国将不国，遑论纲纪？”⁽⁵⁷⁾简言之，以何应钦为首的主战派，主张不顾蒋的死活，立即进攻西安，讨伐张学良；而冯玉祥、张继、李烈钧等主和派则主张为保蒋安全，对西安不宜使用武力，应通过和平方式解决。两种主张针锋相对，争辩至凌晨2时意见仍未统一。此时，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站起来说：“现在委员长的吉凶未卜，则我们还去和叛逆妥洽，岂不是白白的上了他的当，乃至将来无法申大义而讨国贼，若是委员长还是安全的话，则我们用向绑匪赎票的方式将委员长救出来，则委员长又将何以统帅三军，领导全国？现在我们只有剑及履及的讨逆，才能挽救主帅的生命，挽救革命的事业，总理遗留下来的革命事业和委员长一生为革命奋斗的伟大成果，断不能因为这次西安事变便毁灭了。”他说：“我要警告大家，若是今晚我们中央不能决定讨逆的大计，明天全国立刻大乱！政府也垮了！大局无法收拾！我们何面目以对总理！何面目以对蒋先生！”⁽⁵⁸⁾在戴季陶等人鼓噪下，主战派的意见在会上一度站了上峰，会议作出了如下决定：

一、张学良背叛党国，决定先褫夺其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鉴于蒋被扣西安，无法履行行政院院长职务，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副院长负责⁽⁵⁹⁾。

三、调整军事指挥机关。联席会议决定“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会负责”，“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改由五人至七人，并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明确规定：“关于指挥调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军政部长何应钦负责。”⁽⁶⁰⁾作为军委会委员长的蒋介石不能到职视事，理应由当时在京的副委员长冯玉祥代行其职务。但因冯不是蒋的嫡系，且长期与蒋有矛盾和冲突，那些蒋的亲信和嫡系绝不肯把军事大权交给他。12日晚在何应钦家中酝酿此事时，戴季陶就明确提出“军队归何应钦管”⁽⁶¹⁾。尽管冯玉祥当即表示反对，但也无济于事。对排挤冯玉祥掌握军权事，陈立夫后来也说：“照理说，蒋先生被关在西安，应该指定冯玉祥接任。但是怕他利用这一位置制造麻烦”，才“组织一个委员会”，委任何应钦全权负责，指挥军事行动⁽⁶²⁾。

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得到了以黄埔系为核心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的响应与支持。力行社书记长邓文仪，12日下午得知蒋在西安被扣，认为“事不宜迟，非要立即动员军队不可”，“不仅地面要包围西安，就是空中也要空军去监视封锁”，以防止张学良用飞机把蒋送去新疆或苏联。他不经军事指挥机关批准，便以力行社书记长名义接连发出两封电报调兵遣将：一封给驻陕西汉中的第五十一师师长王耀武，向他通报“领袖蒙难”，“希望他率部立即开往西安西南的咸阳，与第十三师万耀煌师长联系，围攻西安；第二个电报是打给驻潼关与洛阳之间的二十八师师长董钊，说明原因，要他的部队迅即进占潼关应付变乱，准备围攻西安”⁽⁶³⁾。王、董都毕业于黄埔军校，均是力行社成员。

邓文仪于事变当晚在南京明瓦廊召开力行社全体干部紧急大会，到会三十余人。邓文仪说明开会宗旨后，“戴笠、郑介民相继报告所知的西安情况”，与会者围绕“（一）如何营救领袖，（二）如何稳定局面防止叛乱扩大，（三）如何敉平叛乱”展开讨论，“桂永清与潘佑强对军事应变部署，发表了切实可行的意见，强调当前最迫切的问题为即刻协调陆空军，包围西安，用实力和行动监视张、杨叛军，迫使其觉悟，维护蒋公安全，并早日使蒋公安返南京。讨论时贺衷寒态度表现最积极”⁽⁶⁴⁾。会议做出五项应变决定，核心是“营救领袖，安定后方”。为“营救领袖”，力行社“建议政府请军政部何部长应钦统一指挥军事行动”⁽⁶⁵⁾，迅调南京附近陆军前往陕西“救蒋”。力行社成员桂永清统率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完全是德式武器装备，辖三个团，共1.2万余人，相当于一个甲等师的兵力。桂当时不顾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的反对，直接向何应钦请缨，13日于浦口集结部队，乘火车赶往陕西，16日过潼关，17日到华县，后被何的“讨逆”总部编为第三纵队，作为主力担任沿陇海路向西进攻的任务。黄埔一期毕业生宋希濂所部第三十六师当时驻苏州一带，构筑国防工事，西安事变爆发后，也奉何应钦命西调。为“安定后方”，力行社向其各级组织和全体成员发出通知，提出“各地方秩序尤应协调军政宪警切实维护，对汉奸、匪谍及反动党派严密监视，务希巩固当地治安”⁽⁶⁶⁾。在事变爆发后的几天内，力行社派出数十名骨干分子到各地去“督导工作，指导行动”⁽⁶⁷⁾。力行社认为，四川的刘湘、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李济深等这些手握重兵的地方实力派，有可能响应张、杨的行动。这些人如欲夺取南京，武汉是必经之地。因此，力行社为维护南京政权，十分注意它的屏障——武汉的安全。12月13日晨，力行社的骨干分子干国勋奉命飞往武汉，组织“讨逆赴难”指挥部，协助和支持武汉绥靖主任何成濬部署和落实应变措施，稳定武汉地区的局势。

何应钦得知蒋介石在西安被扣消息并掌握军事大权后，立即电令当时在海州巡视的开封绥靖主任刘峙，迅即抽调在河南与苏北的国民党军队开赴潼关。集结在潼关一带的国民党军队，除樊崧甫部第四十六军的第二十八师、第七十九师，桂永清的教导总队和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外，又增加了阮肇昌的第五十七师、李默庵的第十师、刘戡的第八十三师，其任务是沿陇海路两侧向西进攻西安。与此同时，何应钦还命令原在甘宁前线“剿共”的部队从西线威胁张、杨。他命令刚刚到达武功一带的万耀煌部第十三师停止南移，集结兵力，向西安方面警戒；命令在天水一带的胡宗南第一军向宝鸡、凤翔一带前进，令驻吴忠堡附近的关麟徵的第二十五师向固原、平凉一带集结。这样就从东西两翼形成了对西安夹击的态势。

宋美龄、宋子文和孔祥熙等反对何应钦的讨伐主张，力主用和平方法营救蒋介石。12日，孔在上海除收到何的电报电话外，还收到张学良给他私人的“震”电，张在此电中陈述发动事变的苦衷，郑重表示“弟爱护介公，八年如一日，今不敢因公害私，暂请介公留住西安，促其反省，决不妄加危害”⁽⁶⁸⁾。孔认为张给他私人发电，表明事变“尚有转圜余地”，又考虑到蒋的安全现完全掌握在张、杨手中，此时万万“不能遽闭谈判之门”⁽⁶⁹⁾。因此他给张复电时没有严厉谴责张的行动，只是委婉地予以批评，说：“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孔愿充当调人，向张表示“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⁷⁰⁾。

宋美龄初闻蒋被扣留消息，“不啻晴天霹雳，震骇莫名”。当时，西安电讯中断，“越数小时仍不能得正确消息”，有关蒋生死的谣传“已传播于全球”，其中“骇人者有之，不经者有之”⁽⁷¹⁾。她如坐针毡，坐卧不宁，急欲弄清蒋介石生死真相。她在上海找到了一位十分理想的人选——端纳。端纳是英籍澳大利亚人，原为新闻记者，辛亥革命前到中国，后任张学良秘书，1933年张下野后曾陪张游历欧洲。1934年初随张回国不久，又被聘为蒋介石的顾问。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正在上海。端纳依据多年来对张的了解，他不相信张会杀害蒋。他欣然接受宋的约请，决定亲赴西安，探明真相。12日夜间，端纳随孔、宋离沪赴京。同行者还有同蒋、宋关系极为密切的励志社总干事黄仁霖。宋美龄派黄陪同端纳赴陕，担任端纳与蒋谈话的翻译。

13日晨，孔祥熙、宋美龄等一到南京，何应钦立即赶到孔宅，向孔、宋通报昨日午夜国民党中央紧急联席会议的情况和做出的决定。宋美龄到京后深感“陷入甲胄森严与战斗意识弥漫之重围中”。她认为“中央诸要人于真相未全明了之前，遽于数小时内决定张学良之处罚，余殊觉其措置太骤；而军事方面，复于此时以立即动员军队讨伐西安……余更不能不臆断其为非健全之行动”。为营救蒋介石，她“立下决心”，竭尽全力，“以求不流血的和平与迅速之解决”⁽⁷²⁾。宋美龄向何应钦等“反复申述，请各自检束与忍耐，勿使和平绝望；更请于推进讨伐军事之前，先尽力求委员长之出险”。她向何指出：不如此，“战争开始之后”，蒋“即不为其亲自统帅之陆空军轰炸所误中而丧生”，亦将被张、杨军队杀害⁽⁷³⁾。宋提出派人去西安了解蒋的情况，何表示反对，并说：“我们已命令讨伐，委员长已死了。”在场的端纳对何说：“你说他死了，我说他没有死。没有弄清真相之前，你不能进攻西安。”⁽⁷⁴⁾宋、孔不顾何的反对，毅然派端纳于13日中午飞离南京，经洛阳赴陕。行前，孔祥熙向随行的黄仁霖说：“你的任务是用你的眼睛，亲自看到委员长，亲眼看见。看见他之后，马上回来向夫人和我报告”，“如果委员长健康而安好，那么谈判之门，还是开着的”⁽⁷⁵⁾。

14日上午，孔祥熙根据宋美龄要求召开高级会议，研讨在武力讨伐前如何采取和平方法“救蒋”出险。出席会议的有国民政府五院院长和中央党部的陈果夫、陈立夫、叶楚伧以及何应钦、张群、黄绍竑等。大多数与会者都赞成和平救蒋；何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开反对；戴季陶两天前坚决主战，如今也同意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无效再武力讨伐。

孔祥熙受命代理行政院长，集政治、经济、外交大权于一身，这对执行和平方针极为有利。孔返南京后，决定采取“智取之法”救蒋，即从政治、军事、外交诸方面对张、杨施加压力，以“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力求“兵不血刃”⁽⁷⁶⁾地解决西安事变。

南京方面既认为张、杨的“背景与助力”内为不尽悦服蒋之疆吏与将军，外为苏联，孔祥熙便首先拉拢地方实力派（特别是那些与蒋矛盾较深、与张杨关系密切的地方实力派），同时积极开展对苏交涉，以期从内外两方面孤立张、杨。孔回到南京，立刻通电各省市，针对张、杨在通电中对蒋屈辱妥协对外政策的揭露和抨击，竭力替蒋辩解，说：“中央同人，对于抗敌御侮，素具决心”，蒋“赤诚报国，主政中枢，秉此主张，艰苦奋斗，努力迈进，成效显然。”他呼吁国人“一致拥护中央既定之国策”，“各地方长官翊赞中枢，忠诚夙著，当亦必能益励忠勇，一本中央之意旨，为一致之进行”⁽⁷⁷⁾。同一天，孔还给那些素来与蒋矛盾较深，可能响应张、杨行动的地方实力派分别发电，提出不同要求，如：“致宋哲元（冀省）电，以容共相警，以劝张为宗；致韩复榘（鲁省）电，虽亦以劝张为言，而以蒋公安全先坚其信”⁽⁷⁸⁾；对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四川的刘湘，青岛的沈鸿烈和山西的阎锡山，也都单独发了电，有的还派专人前去笼络。当时京沪和日本一些报纸都认为苏联是张学良此举的后台。13日下午，孔祥熙在南京召见苏联驻华临时代办，要求苏方对张学良施加影响，释放蒋介石。他说：“西安之事，外传与共产党有关，如蒋公安全发生危险，则全国之愤恨，将由中共而推及苏联。”孔并威胁说，这样“将迫我与日本共同抗苏”⁽⁷⁹⁾。孔祥熙还电令驻苏大使蒋廷黻在莫斯科与苏联当局交涉，以促使蒋介石早日获释。

孔祥熙还施展收买策略，分化张、杨内部。他们收买的第一个对象是冯钦哉。冯时任十七路军第七军军长兼第四十二师师长，率部驻防大荔、朝邑一带，是杨部主力之一。张、杨捉蒋后，杨令冯派兵控制潼关，以阻击中央军西进。冯接电后召集部下开会，决定“拒受乱命”，“固守原防”。他派人与樊崧甫接洽，表达了叛杨附蒋的意愿。孔祥熙从樊崧甫电报中得知此事后，便以桑梓情谊对冯进行笼络。他还派与冯有旧的张天枢密赴大荔，对冯策反。当冯明确表示站到南京方面后，何应钦征得孔祥熙同意，立即任命冯为“渭北剿匪司令”，委托去潼关“宣慰”的于右任带去巨款，资助冯部，并答应此后冯部军饷由南京方面拨发。孔还通过冯钦哉向杨虎城策反，企图使杨叛张释蒋，但这一图谋没有成功。

二　地方实力派与民众团体的反映

蒋介石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所不同。公开支持张、杨的和完全站在南京一边的都是少数，大多数持中立态度：既不支持张、杨扣蒋，呼吁张、杨早日释蒋，也不支持南京武力讨伐西安，而是主张双方通过和平协商解决事变。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态度的差异，反映了他们同蒋介石关系的不同及其自身利益的不一致。

长期与蒋有矛盾，并多次发动反蒋战争的桂系以及与桂系有关系的李济深，公开表示同情和支持张、杨的义举。西安事变爆发时，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正在西安。刘在事变当天密电李、白说：“此间兵谏事，想已见诸张、杨两公通电，今后实际救国大计，正待共商，尤盼副座（指白崇禧）能乘机来此，共商一切。”⁽⁸⁰⁾李、白对张、杨扣留蒋介石的行动虽“不敢苟同”，但明确表示：“张学良主张联俄抗日，我们是很赞同的”；对“抗日必须容共这一点”，“有从详考虑的必要”，并一再申明：广西的立场是“对外不对内，对事不对人”，主张在“外侮急迫”的时刻，“绝不容国内再有内战的发生”，提出“先用政治（方法）解决，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并健全中央政府的组织，集中抗日的力量及联合世界上同情我抗日的国家”⁽⁸¹⁾。在举国一片谴责张、杨“叛逆”声浪中，李、白也认为张、杨扣蒋是一种“轨外行动”，并且说这是由于“汉卿痛心乡邦，一时激起情感”引起的⁽⁸²⁾。实际上这是为张、杨的正义行动进行辩护。李济深在12月18日发表的通电中说：“汉卿通电各项主张，多为国人所同情”；西安事变的发生是蒋逼出来的，因蒋对张的“屡陈不纳”，张才“迫以兵谏”的，因此“绝不宜以叛逆目之”。通电指出：“政府遽加讨伐，宁不顾国人责以勇于对内、怯于对外？”并说：“况以国家所有军队，应以保卫疆土，尤不应供私人图报复也。”⁽⁸³⁾

担任四川省主席兼“剿匪”总司令的刘湘，由于手握几十万川军及其所控制地区战略地位的重要，西安事变爆发后成为南京和西安间互相争取的重要对象。此前，蒋介石以追剿长征红军为借口，插足四川，打破了刘湘在四川的一统天下，蒋、刘矛盾由此激化。蒋在西安被扣后，刘认为他驱逐蒋系势力、恢复独霸四川的时机已到。事变后，当蒋的亲信、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飞离重庆前往南京的当天下午，刘湘就将其所部将领召至成都商量对策。当时有人主张派兵包围成都的中央军校和重庆行营，迫使蒋系势力出川；有人主张暂与南京虚与委蛇，派人去安慰蒋系人员，视事态发展再作定夺。刘湘采纳了后一种意见。他派邓汉祥去安慰在川的蒋系人员，并复电孔祥熙、何应钦，表示遵照南京旨意，促使张、杨早日释蒋。刘湘对张、杨则表示同情。张、杨的代表宋醒凝到成都时，他“极为兴奋”，对宋表示“川陕唇齿相依，愿做后盾”⁽⁸⁴⁾。不久张释蒋返宁，刘自知驱逐蒋系势力出川的愿望已成泡影，便大骂张学良不止。

控制冀察、平津的宋哲元和统治山东的韩复榘，是华北地区两个重要的地方实力派。他俩对西安事变的态度虽有所不同，但都反对南京向西安动武。12月23日宋、韩联合发表通电，针对南京16日发出的“讨伐令”提出三个问题：“第一，如何维持国家命脉；第二，如何避免人民涂炭；第三，如何保护领袖安全？”主张“由中央召集在职人员，在野名流，妥商办法，合谋万全无遗之策”⁽⁸⁵⁾。南京当局认为，在蒋被扣情况下，召开这样的会议，会使混乱局面“旷日持久，众说纷纭”⁽⁸⁶⁾，便通过各种途径劝说宋、韩收回上述通电。针对大多数地方实力派普遍反对讨伐西安的情况，南京方面解释说：“中央表面上虽声张讨伐，而实际则仍积极求政治途径之解决，在双管齐下政策下，庶可断张、杨与共党之联合，而救介公之安全，亦以求事变之和平妥善解决也。”⁽⁸⁷⁾24日孔祥熙亲自致电宋、韩，解释说：如今召集在职、在野人员会议，“更将群龙无首，力量分散”。他说：“至于讨伐令，原为明是非，别顺逆，平军民之公愤，示胁从以坦途，而军队之调遣，尤在促汉卿之觉悟，防共匪之猖獗，使和平之途径顺利进行，和平之解决早日实现。”⁽⁸⁸⁾

统治山西的阎锡山，是张学良寄予厚望、也最使他失望的地方实力派。事变前几个月，他和张学良在洛阳曾一起向蒋诤谏，请蒋停止内战，共同抗日；遭到蒋的严厉斥责后，张、阎曾有待机对蒋采取行动的口头默契。因此，张发动“兵谏”时估计会得到阎的同情与支持。捉蒋后，张、杨几次电阎，向他通报情况，期望得到他的支持。阎锡山估计张、杨的行动未必能获得胜利，于是自食其言，攻击张、杨是“以救国之热心，成危国之行动”，向张、杨提出“何以善其后”？“增加抗战力量乎？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争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⁸⁹⁾张、杨据理批驳阎的无端指责，并派代表李金洲飞往太原，当面向他通报事变的有关情况。阎表示可派代表去西安，但先决条件是这些代表到陕后必须能单独与蒋会面和谈话。阎又受孔祥熙等人委托，在南京与西安间进行斡旋，企图让张、杨把蒋送到太原。由于西安方面抵制，他的如意算盘未能实现。

社会上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因政治倾向不同，对西安事变的反映也不一致。左翼的民众团体和知识分子大都称赞张、杨的爱国行动，支持他们的救国主张。12月14日，在西安的西安学生联合会、东北民众救亡会等十八个民众团体联合发出通电，斥责蒋的误国政策，称赞张、杨的爱国壮举，指出张、杨是在对蒋多次诤谏，期望蒋“翻然觉悟，即日移师向敌”，而蒋“忠言不纳，责斥备至”的情况下，才毅然“实行兵谏，请蒋氏暂留西安，待其反省”的。通电呼吁“全国同胞万众一心，精诚团结，共赴国难，以挽危亡”⁽⁹⁰⁾。设在北平的东北各救国团体联合会发表宣言，代表三千万东北同胞“要求政府接受张、杨救国主张”，“速召救国大会实行抗日”⁽⁹¹⁾。北平学联致电张、杨，呼吁“早日召开救国会议，贯彻八项主张，克日誓师北上，收复已失山河”⁽⁹²⁾。

有的救国团体对张、杨的救国主张深表同情和支持，但对扣蒋行动持有异议。设在上海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12月15日发表“紧急宣言”，对张、杨提出的“联合各党各派，实行民主政治，团结全国力量出兵收复失地”的主张予以肯定，但认为“扣留蒋介石先生，实行武力诤谏”是“不合常规的办法”，“不能为全国民众所赞同”。“紧急宣言”要求南京当局“尊重全国的民意，和平解决陕事；同时要求张、杨诸将军立刻恢复蒋先生的自由，和中央剀切磋商，实行抗日大计”⁽⁹³⁾。16日，南京政府颁布讨伐令的当天，全救会又致电南京政府吁请避免内战，指出：“兹当寇氛日亟，抗战紧张之秋，任何内争，均足以消耗国力，授敌人以可乘之机，万恳督励前方将士，继续抗敌，而对陕事处理务期避免内战，庶几多方努力，得以精诚团给【结】，共赴国难。”⁽⁹⁴⁾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是张学良的挚友，也是张走“西北大联合”道路的引路人。当张到西北进攻红军接连受挫，损兵折将，心情苦闷，对前途感到渺茫时，他曾劝张放弃内战，走联共、联杨、抗日的道路，就是他也不支持张的扣蒋行动。他致电冯玉祥、孔祥熙，望他们“力持镇静，以营救委座为第一要着。倘蒋公发生不测，则今后中国纷乱无人可以收拾”⁽⁹⁵⁾。杜重远在给黄炎培、杜月笙的信中说：“绥东战事方酣，西安变乱忽起，抗敌前途受一巨创，凡属国人莫不痛心。”希望他们从各方面做工作，并提出：“今日之事不宜操之过急，各党各派均宜打破成见，共挽危舟。倘能规划得法，进行顺利，则蒋公一出，团结之力反而坚固，否则意见分歧，各执其是，群龙无首，大局紊乱，中国不欲作西班牙之续者势不可得。”⁽⁹⁶⁾

社会上右翼的团体、传媒和知识分子，西安事变后掀起了一股拥蒋潮流和攻击张、杨的恶浪。刚刚从大洋彼岸回国的胡适，得知蒋在西安被扣的消息感到震惊，12月20日发表《张学良叛国》一文，说什么见到“今日还有一部分青年人表同情于张学良”感到奇怪。他在文章中竭力为蒋的误国政策辩解，攻击张、杨的行动是“背叛国家，是破坏统一，是毁坏国家民族的力量，是妨碍国家民族的进步”。胡适支持南京对西安下达的“讨伐令”，鼓动南京“不迟疑的，迅速的进兵，在戡定叛乱的工作之中做到营救蒋、陈（诚）诸先生的目的”⁽⁹⁷⁾。

三　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的确定

中国共产党没有参与西安事变的策划与发动，但事变发生后旗帜鲜明地拥护张、杨的行动，给张、杨以力所能及的支持。中共中央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发展，确定了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并在西安和南京间从事调解，为事变的最终和平解决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共制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方针经历了一个短暂的过程。在事变后的最初几天时间里，中共中央有的决策人在对待蒋介石问题上产生了摇摆和动摇。刘少奇后来说：“在西安事变中我们虽然执行了正确的政策，但发生很大的动摇，在政治上引起了极大的纷乱与群众对我们的误解。”⁽⁹⁸⁾

中共中央书记处于事变当天致电主持中共北方局工作的刘少奇，提出中共“拥护张、杨之革命运动”；党面临的任务是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分开，争取南京及各地政权中的抗日派；稳定CC派、黄埔派，推动欧美派及元老派；对蒋介石，揭发其对外投降、对内镇压民众与强迫其部下坚持内战之罪状，号召人民要求南京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审判。但是，按照当时形势，把蒋与南京政府分开是难以办到的，因为经过十年来的内战和国民党各个派别的争斗，蒋已牢牢控制了南京政府，把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南京国民政府又居于正统地位，得到国际上承认。此时要求罢免和公审蒋介石，无疑是脱离实际的，也是对几个月前中共中央确定的“逼蒋抗日”方针的动摇。

12月13日，中共中央在保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集中讨论西安事变问题。负责对国民党进行统战工作的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说：西安事变具有革命意义，其行动和纲领都有积极意义；中共对事变的态度，不是反对和中立，而是旗帜鲜明地拥护和支持。与会者对此均表示同意。但在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如何处置蒋介石问题上，看法不尽一致。关于对蒋介石的处置，会上有人主张“要求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甚至提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个方面，都有好处”⁽⁹⁹⁾。多数人对此未提异议，但也有不同意见。关于如何对待南京政府，即要不要在西安建立一个与南京政府对立的政府，则分歧明显，讨论颇多。毛泽东主张在西安建立一个名义上不是全国政府而实际上是政府的机构，可称之为抗日援绥委员会。周恩来提出在政治上不与南京对立，在西安建立一个有各方面代表参加的群众团体，名称可叫抗日救国会，实际上可发挥领导作用。他认为，西安或以“陪都”形式出现更为有利。张国焘说西安事变的意义“第一是抗日，第二是反蒋”，提出“打倒南京政府，建立抗日政府”口号。作为中共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作了重要讲话，表示：“不要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形式（实际是政权形式）。”他认为张、杨提出的“改组南京政府口号并不坏，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提出中共此时应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政治上采取进攻”⁽¹⁰⁰⁾。他提出“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¹⁰¹⁾。会议进行总结时，部分吸收了与会者的正确意见，强调要尽量争取更多的人，把抗日援绥的旗帜举得更高，在军事上采取防御方针；但对张闻天等提出的一些正确意见没有采纳，“审蒋”、“除蒋”的基调没有变。如对蒋处置问题，提出要反蒋又不正面反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并立；在政权问题上，提出要政府，又不要政府名义。中央军委12月14日在《对西安事变后斗争形势估计》中也采取了类似态度，提出“暂不公开反对南京政府，以便争取可能抗日的部分”。

西安事变发生时，中共对蒋策略之所以发生动摇和反复，主要原因在于：一是中共中央有的决策人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以为张、杨在西安义旗一举，全国各地将会群起响应，阎锡山、刘湘和李宗仁可能加入抗日阵线。这样，晋阎与川刘将作为西安的两翼，对南京控制的东南几省形成半月形包围圈；南京内部将会出现分化，蒋的部下会转到西安方面，南京的元老派、欧美派及其他派系会赞助西安事变。二是感情方面因素作用。国共两党对立十年，蒋杀了无数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九一八”后又推行不抵抗政策，招致大片国土沦丧，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当蒋在西安被扣消息传到陕甘苏区时，党内外群众喜出望外，纷纷要求对蒋严惩，这种情绪不能不对中共中央决策层发生影响。

中共对蒋策略的反复和动摇毕竟是短暂的。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再次讨论西安事变，毛泽东在发言和总结中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他再次肯定西安事变实际上是抗日起义。他指出，围绕西安事变，国内外各种力量阵线分明：一方面是日本军阀、中国汉奸和南京右派，他们极力制造中国内战；另一方面是西安抗日军、红军、中国人民、反蒋实力派、南京左派和国际和平力量，他们反对内战，拥护抗日；在这两者之间，还有很多处于动摇、中立的中间派。中共要努力争取中间派。他认为西安事变有两种前途：一是胜利的前途，结束内战，实现抗战；二是失败的前途，使内战延长与扩大。中共要把国内外反对内战的各种力量团结起来，争取胜利的前途，变国内战争为抗日战争。毛泽东提出，中共对事变双方实行调停方针，调停的方法有两种：一是用文章调停，二是用武装调停，意思是在政治上争取和平的同时，也要准备以武力制止南京的讨伐。他说：我们要争取南京，更要争取西安；我们不要远离张、杨，而要与之接近，同情并帮助他们。

张闻天的发言对事变的前途、党对事变的立场、进行和平调解方针等作了全面明确的阐述。他也认为事变的前途有两个：“一是全国抗日的发动，二是内战的扩大。”他指出：“全国舆论是不希望内战的扩大，然日、德是企图尽量这两方面的扩大，这是两个阵营。”他强调党的方针应是争取停止内战，全国一致抗日。他明确指出：我们“不站在反蒋的立场，不站［在］恢复反蒋的立场，因为这一立场可以使蒋的部下对立，是不好的。”他说：“我们应把抗日为中心，对于要求把蒋介石交人民公审的口号是不妥的。”他提出中共应采取的方针是：“尽量争取时间，进行和平调解”；“具体的积极的援助张、杨，最主要〈是〉使他〈们〉部队的巩固，大规模的发动群众。我们应与张、杨靠近，应打胜仗，扩大影响，准备以防御战来反对内战”；“对东北军应尽量与之配合，而他亦应采取我们〈的〉许多办法，尽量争取同情者，不要太红，尽量争取时间性”⁽¹⁰²⁾。

12月19日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拟定了两个文件：一是《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的通电》，于当天向全国公开发表，内容是站在第三者立场，向事变双方提出四项建议：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由南京立即召集有全国各党各派各军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会前各方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先生的处置问题；会议地点暂定南京。上述建议显然是承认了南京政府的正统地位；至于讨论蒋介石的处置问题，既然主张以“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为前提，当然包括有条件地释蒋在内；二是《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这是发给各级党组织的内部文件。“指示”提出了党对西安事变的方针：“（一）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以达到推动南京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揭破日寇及亲日派利用拥蒋的号召，发动内战的阴谋。（三）同情西安的发动，给张、杨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西安发动的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的防御战，给‘讨伐军’以严重的打击，促其反省，这种防御战不是为了要以扩大内战方针代替一致抗日的方针，而依然是为了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发动。”⁽¹⁰³⁾

中共中央在短短六天时间里就实现了由“审蒋”“除蒋”到“保蒋安全”的转变，使党的策略走上正轨，这与下述情况有关：

第一，西安事变爆发后，没有出现张、杨义旗一举，全国群起响应的局面；相反，“拥蒋潮流”波及全国。对蒋如何处置，保蒋安全，是当时绝大多数人关注的焦点，也成了和与战的关键。对这个问题处理得好，可以赢得群众，从而有利于结束内战，实现抗战；反之，则要脱离群众，使内战扩大与延长，这样只有利于日本帝国主义。

第二，周恩来的西安之行，听取刘鼎的汇报和与张、杨会谈，了解到张学良发动“兵谏”的目的只是为了逼蒋抗日，绝无伤害蒋之意，只要蒋答应抗日，张仍拥护他做领袖；蒋虽在西安成了“阶下囚”，但仍能支配南京的行止。12月17日上午他派蒋鼎文持手令飞返南京，令何应钦停止军事行动三天；南京以宋美龄、孔祥熙为代表的主和派，极力主张用和平方法救蒋，先派端纳来陕见蒋，现又决定派宋子文来西安谈判；南京的讨伐军已有五个师涌入潼关，威逼西安。周恩来进一步明确了西安事变只有和平解决，才能对民族，对革命有利。他12月17日到达西安的当天夜间就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共中央，并就蒋的处置问题向中央提出建议：“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¹⁰⁴⁾

第三，被人们视为亲日派的何应钦，在蒋被扣后掌握了南京的军事大权，被任命为“讨逆军”总司令，成了主战派的首领。汪精卫与蒋介石有矛盾，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以治病为名前往欧洲。蒋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后，汪与其在国内同伙来往电报甚频，12月22日他在意大利热那亚发表通电，称西安事变“隳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也”⁽¹⁰⁵⁾。他随即登船返国。中共中央认为“目前最大危机是日本与南京及各地亲日派成立联盟，借拥蒋旗帜造成内乱，奴化中国”⁽¹⁰⁶⁾。指示在西安的周恩来：“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我们与西安策略，应扶助左派，争取中派，打倒右派，变内战为抗战。”⁽¹⁰⁷⁾中共中央由要求“审蒋”，改为“争取中派”（当时把蒋视为中派），原因之一是担心“右派”（指何、汪）与日本勾结夺取南京政府，造成大内乱。

第四，苏联反对西安事变（详下）。共产国际和苏联采取相同立场，12月16日由季米特洛夫签署、以共产国际书记处名义给中共中央的复电说：

现回答你们的几封来电，建议采取以下立场：

（一）不管张学良意图如何，他的发动在客观上只能对团结中国人民建立抗日统一战线起破坏作用并刺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二）既然这一发动已经完成，就应当考虑既成事实。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以下述条件为基础和平解决冲突：（1）改组政府，吸收几名抗日运动的代表和立志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独立的人加入政府，用这样的办法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力。（3）停止消灭中国红军的政策，与红军合作抗击日本侵略；（4）与同情中国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谋求解放的国家实行联合。最后，建议你们不要提出联合苏联的口号⁽¹⁰⁸⁾。

考虑到苏联在当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中共中央也有必要协调自己的对蒋策略。这也是中共中央在西安事变爆发后迅速改变对蒋策略的一个原因。

四　国际上的反应

蒋介石突然被张、杨扣留，也使全世界为之震惊。世界各国迅速对事变作出反应。

12月14日，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发表题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社论，它无视西安事变的正义性，说张学良是“利用抗日运动进行投机”。社论把旨在抗日救国的西安事变同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联系在一起，说“汪精卫利用张学良部队中的抗日情绪，挑动了这支部队反对政府”；张、杨是“利用抗日运动以营私，名义上举起抗日旗帜，实质上制造国家分裂，使中国继续混乱下去，使其不可避免地成为外国侵略强盗的牺牲品”。

西安事变爆发后，南京要求苏方对中共和张、杨施加影响，早日释放蒋介石。12月16日，苏联外交当局致电苏驻华临时代办，要求他立即去见孔祥熙或张群并向其声明：

一、苏联政府获悉西安事变消息后立即明确表态，斥责张学良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在客观上只能有利于那些企图瓜分和奴役中国的中华民族的敌人。

二、苏联政府授权您以全权十分明确和坚决地声明，我政府不言而喻不论过去和现在都同西安事变没有任何关系，而且自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与张学良绝未保持任何直接和间接往来。

三、鉴于伪造和诽谤性的报道仍在继续散播，苏联政府授您以全权进一步声明，我政府对中国红军的行动不能负任何责任。

四、中国居然有个别人摹仿中国的敌人所散布的无耻诽谤，说什么苏联政府与西安事变有某种关系，苏联政府为此感到惊讶与愤慨。苏联政府对此表示抗议并希望中国政府采取措施制止这种诽谤谣言的传播⁽¹⁰⁹⁾。

苏联对西安事变所持的态度，同30年代中期起它在外交上实行联蒋遏日方针有关。当时侵占了中国东北的日本威胁着苏联远东地区的安全；希特勒法西斯已在德国上台，扩军备战，企图吞并苏联。1936年11月德、日两个法西斯国家签订反共同盟后，苏联随时有被夹击的危险。苏联为减轻东线的威胁，实行联蒋遏日方针，希望蒋介石统帅中国军民抗日，以牵制日本的侵略势力。因而它反对中国国内发生的反蒋事件。

蒋介石在西安被扣后，英美等国驻华使节及时将有关情况报告本国政府，之后又奉命向南京转达本国政府对蒋人身安全的关注。事变期间，英、美、法、意等国驻华使节经常保持联系，商议如何施加影响，促使蒋介石安全获释。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提出一项建议：由西方国家以保证张学良等安全离开中国为条件，释放蒋介石。经与美、法、意、日等国协商联系，12月24日由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美国驻华大使詹森，代表两国政府向南京政府行政院代院长孔祥熙正式提出上述建议。但第二天蒋即在西安获释，英美的建议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中未起什么作用。

日本是中国当时面对的主要敌人，它已侵吞东北，正在染指华北，企图灭亡全中国。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到东京，12月13日晚日本外务省在有田外相主持下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对策。由于事变突如其来，一时还弄不清它的原委和性质；也由于日本的入侵已损害了英美在华利益，日本对事变的态度定为西方国家注目，若贸然采取行动，将会“对于中国民众激昂的感情有火上添油的危险”。日本外务省决定暂取静观方针，避免积极行动，对中国“不给任何刺激”⁽¹¹⁰⁾。此方针得到了陆军省、海军省的谅解和广田首相的同意，并获得日本内阁批准。

侵华最激进的日本陆军省，12月14日制定《西安事变后对华时局对策案》，确定“帝国仍坚持既定的对华方策，期其实现”，同时又要谨慎从事，“以赢得中国民心”；南京政府“如不改变以往的政策，进而激化容共抗日风潮，帝国侨民的安全和在华权益受到侵害”，则“帝国不再犹豫，行使自卫权”。陆军省的方案还具体规定“帝国进一步明确防共态度”；“严格监视华北各政权”，“寻机使防共协定范围扩及华北五省”；加紧策动内蒙自治，“把绥远政权导向反共，以封锁苏联来自北方的策动”，事态如按张、杨通电发展，“恐对日空气恶化，在华帝国侨民及权益受到侵害”，“要不失时机，做可采取自卫手段的准备”⁽¹¹¹⁾。

日本在实行静观方针的同时，也做了武装干涉的准备。日本海军第三舰队奉命加强警戒，17日增派海军陆战军前往上海、汉口。日本国内的部分舰队、航空队和三个大队的陆战队也奉命进入临战状态。日本驻中国各地的外交机构和特务机关，几乎每日每时都向国内报告西安事变的进程和中国各界的反应。当东京获知蒋鼎文携带蒋介石停战三天手令飞返南京的消息后，日本外相有田19日在东京约见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询问南京“中央政府是否与张妥协”？并威胁说：“中央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¹¹²⁾接着，日本首相广田也发出同样威胁说，“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断然抨击”⁽¹¹³⁾。

当宋子文、宋美龄前往西安，和平解决事变的迹象出现时，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匆忙从国内赶回中国，12月22日、23日接连两次会见孔祥熙，转达日本政府的态度，企图阻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