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卷记述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历史，主要反映国民党“二次北伐”告成后，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各派政治、军事势力，由互争正统和派系利益到联合统治基本确立的过程。上起1928年6月，下迄1932年3月蒋介石被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选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计三年又八个月。

1928年4月国民党举行“二次北伐”，6月进占北京，结束了盘踞北京长达十六年的北洋军阀的统治。随后，新疆杨增新致电南京国民政府，表示新疆各界议决服从国民政府，奉行三民主义，并改组省政府，一律悬青天白日旗，以归统一。张学良也于半年后的12月29日，与张作相、万福麟、翟文选、常荫槐等人发表联名通电，表示东北自即日起改易旗帜，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南京国民政府。而西南川、滇、黔等边远省份的地方军阀如杨森、刘湘、刘文辉、龙云等则早在1926年7月广东国民革命军出发北伐以后即已陆续内附南京国民政府。至此，除1927年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中共建立的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外，全国已形式上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初步形成了国家的统一局面，南京国民政府成为新的中央政权。

尽管这一局面的形成，特别是张学良“东北易帜”，对蒋介石此后的政治前途意义重大，但并不等于蒋介石已就此确立和稳定了他在南京国民政府的统治地位。相反，由于国民党“清党”以来的血腥屠杀政策，在严重打击共产党的同时，也重创了国民党自身，蒋介石不仅未能与党内原有派系，如“西山会议”、元老等派系弥合裂痕，又新添了如“第三党”、“改组派”，以及在“二次北伐”过程中形成的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等内部政治、军事竞争对手，更对其最高统治权构成了严重威胁。

“二次北伐”后，蒋介石依据孙中山的《建国大纲》，宣言“军政时期”即告结束，此后将进入“整顿与建设”新国家的“训政时期”。在政权建设方面，他与胡汉民合作，组成五院制政府，出任国民政府主席，推行国民党一党专政，“以党治国”。在内政方面，他召开财政会议、经济会议，采取裁军、减少军费支出，统一财政、军政等措施。在外交方面，他由联俄倒向英美，改采与列强妥协的“修订新约”外交政策，而对苏联则不惜唆使张学良挑起中东路事件，引发边境战争，遭致全面失败。

蒋介石在国家满目疮痍，人民啼饥号寒之际，提议裁军缩编，减少军费支出，本是应社会需要，得民心之举。但是，他却私心自用，打着“中央”旗号，将国家军队视为私家军，并在自身实力不足的情况下，急切“横柴入灶”，强力推行损人利己的编遣计划，企图借此削弱同样参加过“二次北伐”的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军事集团的实力，因而遭到后者的武力抗争。1929年4月，以李宗仁为首的桂系首先揭开反蒋战争的序幕。随后，冯玉祥、张发奎、石友三、唐生智等为求自保也前仆后继，先后起兵。1930年4月，更爆发阎、冯、桂系联合反蒋的“中原大战”。阎、冯等不但投入全部兵力，在陇海、平汉、津浦铁路沿线与蒋介石所部展开激战，还与“西山会议派”、“改组派”在北平召开“扩大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抗南京国民政府。

依靠职务和资源上的绝对优势，以及“联甲倒乙，拉丙图甲”的策略与攻防结合等战略战术，蒋介石虽然取得讨桂、讨冯、讨张（发奎）、讨唐（生智）和“中原大战”的胜利，暂时统一了国民党各军事集团。但是让他始料不及的是，曾遭其“清党”沉重打击的共产党，在毛泽东创建、发展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和以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思想指引下，竟奇迹般地在这时迅速发展壮大起来。不仅创建了新型武装——红军和赣南闽西中央根据地，还在湖南、湖北、安徽、河南、广东、广西、浙江、江苏、陕西等省建立了众多的农村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为此，蒋介石在1930年10月“中原大战”获胜后，随即剑指各地的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他连续三次调集重兵，对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大规模军事“围剿”，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之势。不过，此时的中共已不是蒋介石当年发动“四一二”政变时的中共，红军更非阎、冯、桂系等反蒋派的军队可比，蒋介石的三次军事“围剿”，无一不以失败告终。

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继续操弄政治，压服异己，就在蒋介石对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第二次军事“围剿”之时，他又一次亲手为南京国民政府制造了新一轮的政治危机。1931年2月28日，因立法院长胡汉民坚决反对他接过北平“扩大会议”的旗子，假借召开国民会议，制定训政时期约法的名义，进一步个人集权，垄断政权，蒋介石居然罔顾法制，将胡汉民囚禁于南京汤山总司令部，并于5月5日按期召开所谓“国民会议”，通过《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再次激起国民党内乃至全国舆论的普遍不满，并由此促成国民党内以粤籍人士为主导的胡汉民派、孙科派、汪精卫派、“西山会议派”、两广地方实力派，以及其他反蒋势力的大联合与限令蒋介石“引退”的局面。一场新的政治危机，再次向蒋介石汹涌袭来。5月27日，反蒋各派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相对峙。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后的头件大事，就是整顿、扩充武装力量，准备对蒋宣战。7月21日，粤方正式颁布北伐讨蒋令。9月1日，下达出师讨蒋总动员令。13日，粤、桂军分五路向湖南进攻。同日，蒋介石公开宣布粤方反蒋各派系的军队为“叛军”。宁粤之战，一触即发。后因突发“九一八”事变，才意外改变了这一走势。

“九一八”事变，暴露了日本蓄谋已久的侵略中国的野心。随之而起的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呼声，迫使本已剑拔弩张，一心想在战场上一决高低的宁粤双方，不得不面对民族危亡的现实，坐到了和平谈判桌前。谈判的焦点是蒋介石下野、南京国民政府改组与统一问题。经过双方代表一个多月先后在香港、广州、上海等地的会谈和讨价还价，11月7日终于在上海达成以下和平统一的初步协议：双方以合作精神，各于所在地克期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双方发表通电，以示统一；双方四全大会一切提案，均交四届一中全会处理；双方协商中央执监委员候选人产生办法；由四届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并改组政府；广州“国民政府”于中央政府改组后“当然取消”；前拟定蒋介石表示下野通电“原稿无须发表”等。依据此项协议，国民党四全大会先后在南京、广州和上海（由广州汪精卫等分裂成员组成）三地分别召开，随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蒋介石为粤方所逼，不得不辞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本兼各职，让位于新的以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的所谓“统一合作”政府。

但是，孙科上台后，既未能求得蒋介石的合作，也无法取得胡汉民的支持，很快就在“焦头烂额”中倒台。1932年1月28日，蒋介石以中执会常委、中政会常委身份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决议“接受”孙科辞职，推定汪精卫为行政院长。3月1日，国民党在战时首都洛阳召开四届二中全会。国难当头，各政治、军事派系不得不相互妥协，选举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纵横捭阖，再次重掌国民党军事大权，一雪数月前被逼下野之耻。

蒋汪合流后，暂时结束了宁粤对峙的局面，原本四分五裂的南京国民政府，终于较为稳定地确立了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各派政治、军事势力联合统治的局面。

本卷主题与梗概，大致如此。所述内容，虽也涉及军事、外交，但只是为了说明相关政治问题，并非专业意义上的军事、外交史研究。因此，总的说来，本卷所述仍基本属于政治史范畴。我们所以如此取舍，一是为了与以记述政治史为主的民国史总体设计保持一致；二是为了尊重历史，因为这一时期历史本身所呈现的主要表征就是政治史；第三，还与我们对政治史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认识有关。或许因为前一时期历史学界的研究过于集中于政治史的缘故，有不少研究者自觉不自觉地转向人类文明史、社会生活史、风俗习惯史等方面的研究。衣食住行、祭祀、礼仪、庙会、茶馆、宗族、士绅等等成为一些研究者竞相追逐的时尚，而政治史则明显受到一些人的冷落，甚至有人提出要将其清除出中学历史课堂，倡导历史教学不要再讲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其实，针对以往历史研究过度突出政治史的状况，在新的历史时期有所改变和侧重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无可厚非的，纯属正常现象。因为历史本来就是丰富多彩的，政治史并不是历史的全部，而仅仅是其中一部分，何况历史学家如何选择研究方向，也是个人的自由，他人无权干涉！但是，如果将此类研究与政治史研究对立起来，变成非此即彼、有我无他的二元对立问题，意欲人为地将政治史从历史本身中抹去，让人误以为没必要再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了，那就是另一回事了。一则政治史是客观存在，不是人为抹去得了的；二来平心而论，政治虽属上层建筑，不如经济基础那样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事实早已证明，其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试想，哪个时代的社会变迁不和政治密切相关，不是政治大变动的产物？因此，我们没有理由忽视政治史研究，更无理由轻视政治史研究。这可说是我们选择主要写政治史的思想根源。

作为历史著作，自应有一定的学术追求。结合本卷历史特点，我们在编写时主要遵循了以下学术指导原则：

一是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原则。迄今为止的历史著作，大体可区分为三大类：一类是反映历史本来面貌的，即作者对过去的事实本身的记录，一般都比较客观、公允；另一类是作者个人眼中的所谓“事实”，即作者对过去的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一般都打上了意识形态的烙印，对历史本身存在或多或少的曲解；第三类是既有对过去事实本身的记录，也有对过去的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因而二者的优长和不足皆兼而有之。我们追求的当然是前者，而不是后二者。为此，本卷对历史本身进行了一些新探索，提供了一些新的内容。如张学良“东北易帜”写了张学良对东北军团体利益的维护和追逐；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写了这一事件对国民党自身的重创；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内政写了地方制度的重建；中共农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写了“赤白对立”；等等。

二是以时间为序的原则。历史的基本概念是时间，今天的事实还暂时不是历史，而前天、昨天的事实就是历史了，可见没有时间概念就没有历史。历史长河中的事物，通过时间概念而定格在一定的水平上，于是就有了事物的发生、发展等变化，有了前因后果的关系。比如，没有蒋介石强推损人利己的编遣计划，就不会有国民党内部各派军事集团的大规模内战。没有胡汉民的被扣，就不会有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没有“九一八”事变，就不会有宁粤双方突由准备兵戎相见转向和平谈判，等等。没有时间概念，一切发生、发展皆无从谈起，更谈不上因果关系。因此，编写历史，必须严格把握时间概念，否则就不能准确解读历史，就可能出现逻辑混乱，甚至倒果为因等严重背离事实的错误。我们充分注意到了这一点，无论对本卷总的主题的阐释，还是对各相关问题的阐释皆遵循了这一原则。

三是从事实的全部总和中掌握事实的原则。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我们发现常常存在这样的现象，即人们所希望达到的目的，实际很少有如愿以偿的；实践的结果，往往根本不是先前所预期的，或者不完全是先前所预期的。以本卷所述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为例，其预期目的无疑是希望借此取代以蒋介石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但实践的结果，不但未能如愿以偿，最后反而出人意料地促成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巩固了以蒋为主导的南京国民政府。这是为什么呢？根本原因是历史运动从来就不是只有一种力量在行动，而是参与其中的各类人群综合力量的结果，各类人群的力量有大小，但都将对历史运动的最后结果产生或大或小的作用。而且每种力量在事件发展的不同阶段又会发生作用力度不同的变化。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欲取得预期目的，就需克服国内蒋系势力的阻力、内部分裂势力的离心力和国外势力不同方式的干扰，更不能违背一定时期国内民心的取向，等等。在如此众多力量的相互作用和前后变化不定的条件下，其预期的目的未能如愿以偿就不足为奇了。所以，我们研究历史，必须毫无例外地掌握与所研究的问题有关的全部事实的总和，仅靠单方面的甚至个别的事实是难以掌握真正的真相的。本卷对广州“非常国会”和“国民政府”事件及其他问题的记述，可说大体遵循了这一原则。

四是揭示历史变迁成因的原则。可能不少研究者都有这样的经历，在聆听学术先进的治学经验时，常常会听到这样的教诲：“我们研究历史，不仅要告诉人们‘是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告诉人们‘为什么’。”意思是说不仅要研究事物是什么样子，发展轨迹是怎样的，具体过程怎样等等较为表象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研究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轨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具体过程等等比较深层次的问题。换言之，就是要研究形成这个样子、这个发展轨迹和这个过程的具体原因是什么。这是有道理的。主要是研究深层次的原因，难度相对大，解决难题，方显功力，更重要的是它的研究价值远远超过表象性的研究。我们为什么研究历史？唐太宗说过，“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研究而研究，更不是为“宣传”，为贤者讳，为尊者荣，当然也不是为墙倒众人推、落井下石之类，而是为了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增长智慧，减少盲目，避免失误，以利于社会健康发展，国家繁荣富强，民众幸福安康。就此而言，研究历史变迁的深层次原因，显然较仅仅作历史表象性研究的价值大得多。所以，我们十分重视学术先进这一教诲，尽可能对“为什么”的问题展开研究，并在本卷各章节中皆有所体现。如不但写了中共在赣南闽西建立中央根据地及发展壮大的概况，还特地阐述了何以能在这里发展壮大的原因；又如，不但写了广州“非常会议”及“国民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对峙的种种表现，还比较详尽地记述了产生这些现象的种种原因；等等。

五是充分占有第一手资料的原则。编写历史，与文学创作不同，不能靠“灵感”，任何记述皆须有充分的而且是靠得住的史料的支撑，来不得半点虚假和想当然。因此，尽可能搜集、研究、利用第一手资料，就成了编写历史著作的基本原则。这是研究者无人不认可的理论共识。为此，我们相对广泛地阅读了这一时期的人物文集、日记、档案汇编、相关文献及各种背景的报刊，其中有国民党办的，有共产党办的；有国民党当权派办的，有国民党在野派办的；有民间人士办的，还有由不同国家为背景的外国人办的，等等。特别是开放不久的台北“国史馆”收藏的蒋介石档案、阎锡山档案、国民政府档案、陈诚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蒋介石日记手稿，还有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郭廷以图书馆的馆藏资料和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收藏的国民政府外交档案，以及台北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馆收藏的档案等未刊资料，均纳入了我们的视野，为本卷增加了丰富的内容。

以上是我们编写本书时思考较多，或者说比较在意的一些问题。虽说主观上对这些原则的确有所遵循，但只代表我们有过这方面的追求，做过这方面的努力，并不表示我们做得很好，已无改进必要了。

事实上，稍加审视，就不难发现，本卷还是有不少疏漏和遗憾的。如在内容方面，南京国民政府作为一个初步实现国家统一的政权，实际上也在财政、金融、交通、法制、教育、新闻、出版等方面出台过一系列政策，采取过一些措施，但本卷主要写的是南京国民政府统一初期的政权结构及其演变，而对这些政策和措施却基本没有反映。在布局谋篇方面，则存在一定程度的畸重畸轻，彼此失衡情况，有些篇幅明显分量不足，有些篇幅又过于臃肿。在资料运用方面，有些地方剪裁不够，略显堆砌，有些地方太过依赖资料说话，缺少应有的解释和分析。在文字表述方面，除了存在时下集体著作风格不一的通病外，还相对缺乏对语言大众化、通俗化和生动化等可读性的追求。虽然，历史著作实证性要求很高，不能不引用史料，更不能以牺牲真实来换取可读性。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放弃追求和认定无法追求可读性的理由。事实上，学术著作也同样可以写得生动、活泼，关键在作者是否有此追求。有两个实例，大概可以佐证，一个远在天边，那是法国自然科学家法布尔（1823－1915）写的十卷本科学巨著《昆虫记》。此书本是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法布尔却把它“写成了优美的散文，让人们不仅能从中获得知识和思想，更能获得一种美的享受”（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广学语）。法布尔也因此成了文学家。另一个近在眼前，那就是本所范文澜、蔡美彪先生撰写的《中国通史》，其简洁、隽永、行云流水般的清新文风，是今日众多历史著作无法比拟的。可见，只要我们不放弃追求，可读性这个目标也并不是不可企及的。不过，需在这里向读者致歉的是，我们最大的遗憾尚不在此，而是因为付梓在即，对于这些疏漏和遗憾，虽有弥补之心，却已无暇了却，只能留待他日，看是否有机会了。

本卷编写过程中，曾得到京内外、国内外和海峡对岸不少科学文化机构和学者的无私帮助，因所涉机构和人数众多，恕不一一列名了，仅在此表示我们衷心的感谢。

本卷各章节的作者如下：

前言 曾业英

第一章 曾业英

第二章 王奇生（第一节），黄道炫（第二、第三节，第四节第一、第二、第三目），陈蕴茜（第四节第四目）

第三章 黄道炫（第一节），杨奎松（第二节）

第四章 贺渊（第一节），曾业英（第二节），黄道炫（第三、第四节，第五节第一至三目），金以林（第五节第四目）

第五章 黄道炫

第六章 金以林

第七章 黄道炫（第一节），金以林（第二、第三节）

黄道炫于撰写相关章节之外，还缀辑过某些篇章，搜集、提供了本卷相关图片，编制了人名索引，并做了许多联络协调工作，对本卷的编写和出版，贡献良多。曾业英通读了全部书稿，对本卷主题定位和章节安排及标题作了较大调整和修改，补充、修改了若干章节的部分内容；所撰前言则仅征求过个别作者的意见，未经作者集体讨论；所有这些，如有不妥，均由修改、撰写者负责。

2011年3月20日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