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北伐初期的胜利与东南、西北、西南的形势变化

第一节　北伐的决策与出师

一　南北形势与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矛盾的加剧

1926年初，国民革命军统一了广东省。在国民革命的影响和广东国民政府的争取下，以李宗仁、黄绍竑等为首的广西当局表示拥护国民政府，并希望从广东方面得到财政支援。2月间，两广几经磋商，达成统一协议。拥兵近四万的广西军队编入国民革命军，连同广东方面原有的9万军队，使国民革命军的总兵力达到十三万余人。两广的统一和当地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改变了中国南部的形势，为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创造了后方基地。

同年初，国内其他地区的形势也有了很大变化。五卅运动后，全国革命运动日益高涨，北方的国民军趋向进步，并开始与“联合讨赤”的奉系和直系军阀作战。2月间，国民二军和国民三军在直、鲁、豫失败，退往陕西，但是仍牵制着吴佩孚的部分兵力。4月间，国民军主力撤出京、津，退守察、绥，抵御吴佩孚、张作霖和阎锡山三派的联合进攻。国民军在北方作战，对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起了配合作用。

全国各派军阀经过多年混战和内部分化，到1926年初，还有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三大集团，各自称雄数省。此外，还有些军阀，控制一省或一省内某些地区。

奉系军阀张作霖集团控制东北、山东和京、津地区，拥兵约三十五万人，内部比较巩固，是这一时期实力最强的军阀集团。其中，山东督办张宗昌和直隶督办褚玉璞的直鲁军则保持一定的独立性。直系军阀吴佩孚集团控制鄂、豫两省和直隶、陕西的一部分，拥兵约二十万人。吴佩孚虽以直系领袖自居，并受西南和东南地区军阀表面上的拥戴，但自第二次直奉战争失败后，这一集团已元气大伤，所部多系地方部队拼凑而成，内部不稳。吴佩孚还在察东、陕西对国民军作战，在南方与国民政府敌对，处于多面受敌的不利境地。直系军阀孙传芳集团控制着苏、浙、皖、赣、闽五省和上海，拥兵约二十万人。由于孙传芳集团从吴佩孚统辖下取得事实上的独立地位不久，控制东南地区的时间仅一年多，其自身基本部队不多，所部多系刚刚依附的东南各省的军阀部队，因而统治地位也很不稳固。

除了上述三大军阀集团外，地方系的各个军阀集团都以保存和扩大自身实力为目的，在国内政治斗争中持观望和投机的态度。自辛亥革命后一直割据山西的阎锡山集团拥兵约十万人。阎锡山既同张作霖、吴佩孚联合进攻国民军，又同国民党保持联系。长期想称霸西南的军阀唐继尧集团割据云南，拥兵约六万。唐继尧虽仍与两广敌对，但因为1925年进攻广西兵败，部属又在积极酝酿倒唐，已不能掀起大的风浪。四川和贵州境内的军阀多达十几个派系，各自拥兵万人到数万人不等。他们对内互相争斗，对外则政治态度游移，大都在吴佩孚和广东国民政府之间伺机投靠。

国内的三大军阀集团和其他中小军阀集团与帝国主义相勾结，长期实行封建割据，相互间又进行着持续不断的战争，使得国内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日益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全国各阶层的人民群众都热烈盼望结束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国内和平，因而欢迎国民政府的北伐。各军阀集团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和冲突，也削弱了他们自己的统治，为国民革命军以各个击破的方式打败各军阀集团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尽管总的形势对北伐有利，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矛盾却日渐尖锐。

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蒋介石赶走了当时国民党的左派领袖汪精卫，打击并限制了中国共产党，扩大了个人权力。6月1日，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组织部长，掌握了党权。5日，又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掌握了至关紧要的军权。其后，蒋介石又陆续取得军人部长、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等职务，升到了此前从未达到过的权力高峰。

根据《整理党务案》，谭平山、林伯渠、毛泽东等共产党人退出了国民党中央党部。但蒋介石不以此为满足，又超出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决议的范围，进一步提出新的反共要求。5月27日，他在由退出军队的共产党人组成的高级训练班讲话中，宣称革命成功，“必须要有一个党、一个主义来专政”，要求共产党员承认“国民党是国民革命的唯一指挥者”。同时，他要求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退出共产党，以便“集中革命势力”⁽¹⁾。6月7日，他在黄埔军校发表演讲称：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必须受第三国际指导，但他同时声称，只有中国国民党才是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统一革命势力的“唯一的党”。他并称：为了“辅助国民党强大起来，小党就不能不暂时牺牲”；因此，他再次要求参加国民党的中共党员，“暂时退出共产党，纯粹做一个中国国民党的党员，免得中国国民党同志的猜忌、猜疑”⁽²⁾。8日，他向鲍罗廷（M．M．Бородин）明确提出：“共产分子在本党应不能跨党。”⁽³⁾蒋介石的这些要求，完全违背了孙中山联合共产党的政策。

面对蒋介石的进攻，鲍罗廷继续采取以妥协求团结的方针，力劝共产党人接受《整理党务案》。他认为：“绝对团结，于革命方有希望。现在四面八方均是敌人，各派一定要联合起来。敌人既推倒之后，方再讨论革命的原理。否则先事分裂，必影响于革命前途。”⁽⁴⁾当时，中共内部虽仍有不同意见，但总体上已经同意鲍罗廷的方针。5月23日，中共广东区委为《整理党务案》发表宣言，认为“为巩固革命基础和为革命前途起见，需要一部分革命利益牺牲”，“如果国民党的领导机关认为此种办法能减去国民党内疑虑与纠纷，而又于国民革命有所裨益，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是不宜有所异议的。”⁽⁵⁾6月4日，中共中央致函国民党中央，强调联合战线的重要，说明现时中国革命势力，实在危险至于极点，两党共同的职能，在于努力巩固革命战线，肃清内部，反抗以至推翻帝国主义军阀的统治。函件表示：《整理党务案》与中共的合作政策并无根本冲突⁽⁶⁾。

在宣布接受《整理党务案》的同时，中共也通过陈独秀致函蒋介石，批驳他的关于中山舰经过事实的讲话，说明共产党并无“倒蒋阴谋”，“我们的革命工作，好像撑破船于大海巨浪之中，乞求友助还来不及，岂有自毁桅舱之理！我们对冯玉祥尚且要爱护，何况蒋介石！”信件反驳蒋介石所称国民党内不能有两个领袖、两个主义的说法，说明国民党是多阶级合作的党，除“共信”之外，应该容忍有多阶级的“别信”⁽⁷⁾。陈独秀此函算是表达了中共方面的一点微弱的抗议。

陈独秀长期对与国民党“党内合作”的形式想不通。7月12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陈独秀和彭述之联合向会议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会议否定了陈、彭二人的建议，认为这一主张“和国民党右派及新右派（中派）要求共产派退出国民党的理由是一样的，但会议同意将建议提交共产国际考虑。其后，共产国际坚决拒绝了这一建议⁽⁸⁾。会议认为，当时国民党有四种力量：共产派；以冯自由为代表的右派；以汪精卫、甘乃光为代表的左派；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中派（新右派）。会议指出了当时国民党右派积极进攻的局势，但认为其原因是此前指导国民党的方式有包办代替等错误，因此提出今后应积极发展国民党左派，扩大左派，与左派密切联合，共同应付中派，公开的反对右派。会议提出；只能扶助左派，而不能代替左派；只能联合左派，控制中派，使之左倾，必要时还要扶助中派。会议同时提出，今后“应当更加加紧在政治上表现自己的独立”，“与资产阶级争国民运动的指导”，“保证无产阶级政党争取国民革命的领导权”⁽⁹⁾。但是，当时国共两党合作的形式是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参加国民党，会议并没有提出在这一形式中取得领导权的具体途径和办法。在整个国民革命期间，中共始终未能正确地解决这一问题。同样，会议也未能明确提出对蒋介石的方针。会议认为，当时的紧要任务在于开展反右斗争，通过斗争，使中派与右派隔离。苏联军事顾问加伦将军（В．К．Блюхер）请周恩来转问上海中央，“在北伐中是帮助蒋介石呢，还是削弱蒋介石？”上海中央的回答居然是：“是反对蒋介石，也是不反对蒋介石。”⁽¹⁰⁾

蒋介石要求跨党共产党员退出共产党的主张受到抵制，因此，他不得不貌似公正地作了某种程度的让步。7月26日，发表《留别本校全体官长学生书》，提出以后共产党员不得批评三民主义，而国民党员亦不得有排斥共产党之态度。他声称与共产党合作的原则不变。无论退出CP，而为纯粹国民党员，或退出国民党，而为纯粹CP，都“一视同仁，无分畛域”⁽¹¹⁾。同年8月，他派邵力子代表国民党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要求国际接纳国民党，同时命邵转达：承认共产国际是“世界革命”的领导，但共产国际应承认国民党是中国革命的领导，中国共产党实际上是“不需要的”。邵并带着给共产国际的一封信，要求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派代表⁽¹²⁾。

以蒋介石为一方，以中共党人为另一方，都针锋相对地提出了领导权问题，但是，蒋介石已经权力在握，而共产党人则还在纸上谈兵。这样，北伐战争的形势就变得分外艰难、复杂起来。

二　叶唐之战与国民革命军先遣队入湘

1926年春，湖南军阀赵恒惕的统治被推翻，为国民政府的北伐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早在1924年初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结束后，中国共产党党员夏曦就受国民党中央委派，到湖南办理党员登记，于4月间成立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夏曦为委员长。湖南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并在国民党省党部内起了领导作用。1925年5月，国民党第一次湖南省代表大会在长沙秘密举行，成立以夏曦、李维汉、李荣植三人为常委的省执行委员会。会后，正值“五卅”惨案发生，国民党省党部和中国共产党湘区委员会在全省发动反帝爱国运动，部分掌握了由省内各界团体组成的雪耻会。1925年底，又掀起要求驱逐赵恒惕的运动，使得反帝爱国运动和反对省内赵恒惕反动统治的斗争结合起来。1925年底至1926年初春，在全国革命形势影响和省内革命运动的冲击下，赵恒惕军阀集团内部的矛盾骤然激化。

赵恒惕自1923年驱逐谭延闿取得湖南统治大权后，由于自身缺乏基本部队，对省外一向标榜联省自治的中立政策，借以阻南拒北；对省内则依靠几个手握兵权的将领，并在他们中间维持平衡。他把湘军编为4个师，以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唐生智分任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师师长。第一师贺耀组部驻扎在益阳、常德一带；第二师刘铏部驻扎在华容、澧县、慈利一带；第三师叶开鑫部驻扎在湘潭、邵阳一带；第四师唐生智部驻扎在衡阳、郴州一带。除唐生智拥兵三个旅外，其他各师均只有两个旅。他们各自把持驻地的政权、财权，在省内形成几个独立王国。其中，第三师师长兼湘西善后督办叶开鑫比较认真地听命于赵恒惕，第四师师长兼湘南善后督办唐生智利用控制水口锌矿，财源丰厚的有利条件，大力购置武器，扩充军队达两万多人，使第四师成为省防军中人数最多，装备和训练最好的部队。

唐生智实力增强后，滋长了取代赵恒惕的念头；同时，赵恒惕也加紧了对唐生智的防范和限制。唐生智感到，省内群众运动高涨对他驱逐赵恒惕有利，因而在他控制的湘南地区对民众团体的活动采取了一些比较开明的措施。1925年底至1926年1月，中共湘区委员会先后派夏曦和王基永，以国民党省党部的名义秘密与唐生智联络，要求唐在政治上与广东政府一致，和省内人民共同驱赵（恒惕）反吴（佩孚），唐生智表示大体赞成⁽¹³⁾。与此同时，唐生智命令第四师官兵一律摩顶受戒，皈依佛教，企图以佛教教义加强对部属的控制。他还同南北两方都进行联络。一面私下向吴佩孚表白，不想改变原湖南省当局的政治态度，以求吴不干涉他驱赵；同时又秘密向广东、广西当局表示他倾向革命，希望两广方面予以援助。1925年底，和唐生智关系十分密切的湘军第二师旅长叶琪以省亲之名回到广西。次年1月27日，以唐生智代表的名义出席广西当局和各界民众的集会，会后又赴广州参观，从而使唐生智倾向广东政府的态度公开化⁽¹⁴⁾。

1926年2月2日，长沙发生英国人殴打雪耻会纠察队员事件。同月10日，中共湘区委员会通过国民党省党部发动各界成立“湖南人民反英讨吴委员会”，要求驱逐英国领事，通电讨伐吴佩孚，并吁请广东国民政府北伐。3月2日，反英讨吴委员会三千余人在长沙集会，会后举行游行，并到省长公署呈递警告赵恒惕书⁽¹⁵⁾。面对这种形势，唐生智认为倒赵时机已到，马上动员全师部队出动。3月6日，致电赵恒惕，声称湘南米贵，给养困难已极，特调所部第十五团移往衡山就食⁽¹⁶⁾。3月8日，唐部三个旅分三路自湘南向北推进，前锋直指长沙。

自1926年2月起，赵恒惕即多次派人赴衡阳疏通，说明省长任期即将届满，自己无意蝉联，拟帮助唐竞选成功，和平移交。2月下旬，蒋方震应赵恒惕之请，并受吴佩孚之命，前往衡阳，重申前意，并劝止唐和广东的联系。蒋是唐在保定军官学堂读书时的校长。唐生智在他的老师面前信誓旦旦，表示绝不利用外力，扰乱湘政⁽¹⁷⁾。3月8日，唐生智出兵后，赵恒惕再次派人到衡阳商谈。唐生智却回答说：“要么我来，要么赵去。”毫无通融余地⁽¹⁸⁾。

为了配合唐生智武力倒赵，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于3月9日在长沙举行有3万人参加的示威大会，谴责赵恒惕祸湘的罪恶，通过24条要求，其主要内容有：打倒赵恒惕、废除省宪法、取消省议会、组织代表民意的政府、请国民政府北伐、恢复被赵恒惕封闭的一切团体、改良农工待遇、保障人民集会结社自由等⁽¹⁹⁾。会议决定组织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推举王基永、周以栗、酆述庭、张唯一、缪伯英等九人为执行委员。最初，赵恒惕企图以强力镇压。3月10日布告称：要“严密缉拿，尽法究办”，并恶狠狠地称：“倘竟恃强抵抗，准军警当场格杀。”⁽²⁰⁾但是，赵在长沙只有卫兵2000人，拥赵的湘军第三师的实力远不及唐的第四师，驻湘西的湘军第一、第二师又态度不明，赵恒惕虽有镇压之心，而无屠戮之力。3月11日，他向省议会辞省长职，推举唐生智为内务司长，代理省长职务。13日，赵恒惕离开长沙，经武汉转赴日本。14日，唐部第九旅旅长何键率部抵省。16日，唐生智进入长沙。

唐生智进入长沙之初，态度极为谨慎。他邀请湘军师长贺耀组、刘铏、叶开鑫和各旅长到长沙共商湘政，表示自己只是暂来维持省会安宁，不就代省长之职，仍拥护“省宪”，一切政务，萧规曹随。3月18日，湖南人民临时委员会及各团体向唐生智请愿，周以栗（中共党员）要唐生智对24条签字表态。唐称：湖南有特殊情形，自难一步登天。但他又表示：要“走完十万八千里路，决不向后转”⁽²¹⁾。他一面派人赴汉口向吴佩孚解释，驱赵乃迫不得已，自己并无反吴之意；一面又向两广联系，希望必要时能给予支持。

吴佩孚虽得到唐生智的解释，但仍然十分担心他倒向广东政府。3月18日，再派蒋方震赴湘，动员唐生智“讨赤讨粤”。唐对他的昔日老师仍然虚与委蛇。22日，蒋电吴报告说：“唐极愿与大帅携手。”⁽²²⁾3月25日，长沙各界为大沽口事件及“三一八”惨案游行示威，参加者达四五万人，群众要求立即出兵讨吴，并再次向唐生智请愿。唐表示：“所请各条，将来必促其实行。”⁽²³⁾同日，刘文岛偕广东政府代表陈铭枢和白崇禧到达长沙。陈、白都是唐生智保定军官学堂的同学，二人向唐提出：请湖南政府服从国民政府；在国民政府指挥之下，出兵讨吴；承认国民党在湘自由发展，且须绝对保护人民自由⁽²⁴⁾。陈、白表示：广东革命政府愿意提供支援；保证与唐生智有旧怨的谭延闿的第二军、程潜的第六军不进入湖南。唐生智同意陈、白所提要求，表示服从国民政府。陈铭枢随即电广州报告称：唐生智“对于政府意思，完全接受”，“结果之佳，出于意想之外”⁽²⁵⁾。在这种情况下，唐生智决定采取激烈手段，控制湘局。当晚，唐生智正式宣布就任湖南省代省长之职，还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赶到长沙的第二师师长刘铏、第二师旅长唐希忭、第二师秘书萧汝霖、第三师旅长刘重威、原省府高级参谋张雄舆逮捕，随后又将刘重威、张雄舆、萧汝霖处决。与此同时，唐生智命令其部下何键旅向驻扎在岳阳的湘军第三师叶开鑫部进攻。叶开鑫迅速率部退向湖北，正式投附吴佩孚。3月27日，何键部占领岳阳。

当时，吴佩孚还是庞然大物，唐生智决定以卑词恭礼为缓兵之计。3月29日，致电吴佩孚，说明湘事为湖南内部问题，湘军决不出境⁽²⁶⁾。4月1日，派警察厅长欧阳任等携函赴汉，声称湘省保境息民，决无联粤北伐之事，所有赵恒惕与吴所签各种盟约，一律有效⁽²⁷⁾。当时，吴佩孚正要北上联合张作霖，讨伐冯玉祥，还不想以主力南下，他限唐生智于24小时之内撤退岳州驻军，并于次日派军舰到岳阳示威。唐遵命惟谨。3日，何键旅撤回长沙。其后，吴佩孚的态度愈来愈傲慢，要求唐生智回驻衡阳，让叶开鑫回任湘西督办，恢复赵恒惕出走以前的状态。同月，吴佩孚派谭道南到长沙谈判，逼迫唐生智接受吴的任命，讨伐广东，至少也要发表一项“反赤”通电，表示心迹。唐生智愤然拒绝说：“吴子玉不要小看湖南，他如进攻长沙，我就直取武汉。胜则饮马长江，败亦不住租界！”说毕，掏出手枪，激动地说：“我唐生智的命运，就交给它了。”⁽²⁸⁾至此，谈判完全破裂，吴佩孚遂决意对湖南用兵。他一面接济叶开鑫部，委任叶开鑫为“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贺耀组为副司令，利用投附他的湘军打头阵；一面又调集自己的部将宋大霈、余荫森、孙建业、王都庆及江西总司令邓如琢的部属唐福山部、陈炯明的旧部粤军谢文炳部，组成“援湘军”，以李倬章为总司令，在湘军后面跟进监督，并策应支援。4月19日，叶开鑫通电声讨唐生智。同日，率部进占岳州，并分路向平江、湘阴进攻，吴佩孚派来的军舰数艘也进入洞庭湖助战。4月21日，叶开鑫通电就任讨贼联军湘军总司令，叶唐战争就此开始。

由于叶唐战争不仅是湖南的内争，而是旧北洋军阀势力和广东革命政府支持下的进步力量之间的战争，国共两党在湖南省的组织大力支持倾向革命的唐生智。唐生智就任代理省长后，有限制地允许各进步团体活动。中共湖南区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仅4月份一个月即在27个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同时工人运动也得到很大发展，从而为支援唐生智作战和后来支援北伐奠定了有力的基础。4月21日，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组织长沙5万市民举行反吴示威大会，夏曦演说，号召全省人民援唐反吴，“一致合作为政府后盾”⁽²⁹⁾。大会推选夏曦、缪伯英（中共湖南区委委员兼妇委书记）、张汉藩、邱维震等十余人组成湖南人民反吴战争委员会。会后，委员会组织讲演队、慰劳队、救护队、工人运输队等支援唐生智部。唐生智在民众团体的支援下也提高了应战的决心。4月23日，唐生智发出对叶开鑫的讨伐令，同时布告省民，声称“誓以身家性命，保此河山，城存与存，城亡与亡”⁽³⁰⁾。他随将所部三个旅投入汨罗江一线，迎击叶开鑫的进攻。

叶唐之战开始时，唐生智部原有的三个旅，加上4月中旬投附唐生智的鄂军混成旅夏斗寅部，总兵力虽号称五万，实际上不足三万人，少于叶开鑫的湘军和吴佩孚的援湘军的总数。这时，驻在湘西的湘军第一、第二师的态度，成为影响双方力量对比的重要因素。对于唐生智控制省政和驱赶叶开鑫的第三师，湘军第一、第二师开始持中立观望态度。叶唐之战开始后，唐生智为拉拢湘军第一师，任命第一师师长贺耀组为湘军总指挥，贺耀组见叶开鑫势力强大，不肯接受，反而组织“护湘军”，于4月27日通电讨伐唐生智，并向长沙进兵。与此同时，湘军第二师也驱逐唐生智派来的师长叶琪，由澧县向东推进，参加讨唐。4月25日，唐生智部在湘阴、平江、浏阳一线击退叶开鑫部，但是，湘军第二师和叶开鑫部北撤时留在湘西的第六旅邹鹏振部已经出动，邹鹏振旅并于4月28日攻占宝庆，威胁唐生智的后方衡阳。同时，赣军唐福山部也向湘东醴陵一线进攻。面对三面受敌的不利形势，唐生智于4月30日下令放弃长沙，全军南撤醴陵、湘潭一线。他一面急电广西当局求援，一面派刘文岛为代表赴粤，表示愿加入国民革命军，作为北伐前驱，请求广东国民政府出兵。

5月2日，叶开鑫率“讨贼联军”进占长沙，随即向湘潭、株洲追击。唐生智率军后撤衡阳，并于5月6日向抄袭衡阳的叶开鑫部邹鹏振旅反攻，一举夺回宝庆。唐军撤退时，中共湖南区委派出夏曦、何叔衡、郭亮、王基永、熊亨翰、曾三、曹羽仪、凌炳组成的八人代表团随军南撤，以八人代表团为主组成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党部特别委员会，唐生智本人也参加了特别委员会。特别委员会一面在唐军官兵中进行政治鼓动，一面通过湘南地区的国共两党组织动员民众支援唐军。因此，唐军撤退途中虽有部分倒戈、逃亡，但是基本保全了主力退到湘南。

广东国民政府原则上同意援唐，但对于出兵问题，各军领导人意见并不一致。与唐生智有旧怨的谭延闿、程潜主张暂不出兵，坐观唐生智失败。蒋介石、李济深则主张出兵援唐。李济深并表示愿派第四军独立团先行出发，随后再派出第十、第十二师。5月11日夜，军事委员会开会，蒋介石、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程潜、白崇禧等出席，新自广西来粤的李宗仁和湖南请援的代表刘文岛也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出兵入湘⁽³¹⁾。其后，又陆续任命唐生智为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兼理湖南民政事宜及第八军军长等职。北伐战争的序幕逐渐揭开。

叶唐之战开始后，李宗仁即命第八旅钟祖培部向湘桂边界的黄沙河进发，同时，命令全省动员，各地部队向桂林集中。5月12日，第八旅第十五团尹承纲部赶到衡阳，正值衡山前线吃紧，唐生智马上将该团调往衡山参战，巩固了涟水前线的阵地。吴佩孚得知广东政府出兵援唐后，增派鄂军三个旅入湘作战，并调拨大批枪械弹药支援叶开鑫部。5月20日，唐生智部反攻湘乡、湘潭，叶开鑫调集援军由宁乡向湘乡包抄。23日，唐生智部被迫向衡山、宝庆撤退。叶开鑫部和吴佩孚的援湘军随即再度向衡山一线进攻，遭唐生智部和广西援兵抵抗，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叶开鑫指挥下的原粤军谢文炳部和赣军唐福山部共六个团向唐生智部的右翼攸县、长岭一线包抄进攻。由于当地守军只有六个连，难以抵御，唐生智的湘南交通线面临被切断的严重威胁。29日，叶开鑫部又攻占衡山，向唐生智部的主要基地衡阳推进。

5月20日，正当唐生智亟需援助之际，第四军独立团叶挺部担任广东政府援唐北伐的先遣部队，奉命出动⁽³²⁾。

第四军独立团以原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为基础，1925年11月组建于广东肇庆。起初番号为第四军第十二师第三十四团，全团共有2100人。团长叶挺、团政治指导员吴季严、团参谋长周士第和大部分军官都是共产党员。它虽属第四军建制，在作战上归第四军指挥，但是团内的干部都由中国共产党广东区委调配，并建有中共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该团由于从建团起就实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和纪律教育，建立政治工作制度，形成了良好的官兵关系并善于做群众工作，具有很强的战斗力。独立团出发途经广州时，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周恩来召集连以上干部会议，鼓励独立团“饮马长江”，“武汉见面”⁽³³⁾。5月27日，独立团越过南岭，进入湖南。

5月31日，叶挺率独立团进抵湘南永兴。同日，因原粤军谢文炳部已迂回到攸县，唐生智电催独立团赴援。6月1日，独立团改以强行军前进，次日赶到安仁。3日，叶挺率团主力进入渌田、龙家湾前线。该处守军兵力薄弱，在北军六个团的进攻下已丢弃阵地后逃，因此，独立团刚进入阵地，第二、第三营即遭北军包围，激战至天黑，给北军以大量杀伤。北军进攻连连受挫后，发现守军是广东政府的援军，且战斗意志十分顽强，深感震惊，慌忙于午夜撤退。4日拂晓，独立团向逃敌发起猛烈追击，北军仅作了轻微抵抗即逃向茶陵、攸县。5日，独立团在当地农民武装引导支援下占领攸县。

此役为北伐军出师的第一战，第四军独立团凭借旺盛的士气和良好的军事素质，仅以63人伤亡的代价，即取得了胜利。

在衡阳正面战线上，援湘的第七军第八旅钟祖培部会同唐军何键部也于6月1日反击叶开鑫部，在金兰寺一带激战获胜。6月3日，唐军刘兴、周斓部继起反攻。叶部退守涟水以北。

先遣队初战告捷，不仅稳定了唐军湘南战线，也提高了广东方面各军首领出师作战的勇气和信心。

三　北伐出师及其论辩

北伐是孙中山的遗愿。东征结束后，蒋介石即有意于举起北伐旗号，1925年12月28日日记云：“预定明年8月克复武汉。”⁽³⁴⁾1926年1月4日，他在国民政府春酌中发表演说称：敌人“崩溃一天快似一天，本党今年再加努力，可以将军阀一概打倒，直到北京”。⁽³⁵⁾两天后，他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声称“我们的政府已经确实有了力量来向外发展了。”⁽³⁶⁾4月3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以三个月为准备，6月底出兵北伐⁽³⁷⁾。

苏联在华顾问反对过早行动。还在1926年初，苏联军事顾问团就向苏联驻华使馆报告说：“国民党中央缺乏团结和稳定，它的成员中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成分，经常摇摆不定。”又说：“军队缺乏完善的政治组织，将领们个人仍然拥有很大的权力，在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中的部分人可能反叛政府。”⁽³⁸⁾3月25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决议，广东政府应该竭其全力进行土地改革、财政改革、行政改革和政治改革，动员广大人民参加政治生活，加强自卫能力。决议明确声称：“在现时期，应当着重抛弃任何军事讨伐的念头，一般说来，应当抛弃任何足以惹起帝国主义军事干涉的行动。”⁽³⁹⁾鲍罗廷积极贯彻苏共中央的这一决议，他在中共广东区委会议上力陈必须进行充分的准备，以保证北伐的结局有利于革命。5月1日，他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长达四小时的谈话，对北伐多所争执。但是，蒋介石坚持己见，争论仍然以鲍罗廷的妥协告终。

蒋介石的主张得到部分中国将领的拥护。当年3月18日，军事委员会即议决进行北伐准备。同月30日，冯玉祥的代表马伯援到达广东，表示国民军愿与国民党合作，希望集中革命力量，向长江发展。此事加强了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将领的决心。4月10日，国民政府复函冯玉祥，表示正“积极筹备北伐，期能于相当时期，与贵军会师中原。”⁽⁴⁰⁾其间，江西方本仁的代表蒋作宾也到达广州，声称国民政府倘能于近期北伐，江西可不劳而获⁽⁴¹⁾。16日，政治委员会与军事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同时议决，由蒋介石、朱培德、李济深三人筹拟北伐准备计划，由宋子文筹办军垧。同月20日，陈铭枢、白崇禧回粤，向军事委员会报告赴湘联络唐生智成功：“将来实行协同出师北伐，当收事半功倍之效。”⁽⁴²⁾这些使原来对北伐持谨慎态度的将领也乐观起来。29日，李济深、陈铭枢催请出兵。5月10日，李宗仁自广西来，参加讨论北伐计划，李宗仁也积极主张迅速出师。29日，李宗仁又面见蒋介石，批评“北伐出师迂缓”，而蒋介石则认为李宗仁“不识政治复杂情形”⁽⁴³⁾。当日，军事委员会开会，李宗仁、刘文岛再次强烈要求出师北伐，会议决定先拨给广西军费20万元，命第七军克期出发援湘。

尽管北伐大计已决，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尚未确定。中山舰事件之后，苏联军事顾问团即决定满足蒋介石追求个人“尊荣”的欲望，协助他取得“比较现实更为伟大之权力与实力”，其具体位置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⁴⁴⁾。二届二中全会后，由蒋介石掌握包括军权在内的各种权力的局面已经形成。6月3日，蒋介石与张静江、谭延闿商量总司令人选问题，张、谭二人推蒋，蒋则推谭，谭自然不肯应允。蒋介石再与鲍罗廷商量，鲍力劝蒋介石“勉担艰巨”，并称：如蒋不出任，他将辞去总顾问一职⁽⁴⁵⁾。4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奉命后，即着手组建总司令部：参谋长李济深、副参谋长白崇禧、秘书长邵力子、兵站总监俞飞鹏、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其他人员为：参谋处长张定璠、副官处长张治中、秘书处长马文车、参事局长钮永建、政务局长陈公博、审计处长徐桴、军法处长戴任、训练处长严重。

6月23日，蒋介石对总司令部政治部工作人员讲话，提出战事期间，“无论前方后方，通用集中的原则来办理”，一切团体组织、言论，都必须受总政治部的指导和监督，“不准他们自由”。同时，他并宣布：“在本党和政府之下，罢工就算是反革命的行动。”⁽⁴⁶⁾2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召开第37次会议，同意蒋介石的要求，决定赋予总司令部以特权，可以监督、检查、支配宣传、印刷、运输机关，指导农会、工会、商会、学生会等各团体。7月2日，公布总司令部组织大纲。大纲规定：凡国民政府下之陆、海、空各军，均归总司令统辖；总司令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出征动员令下后，即为战事状态，凡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政各机关，均须受总司令之指挥，秉其意旨，办理各事⁽⁴⁷⁾。这样，蒋介石就建立起以他个人为中心的军事独裁体制。

从1926年初起，蒋介石就在考虑北伐战略问题。他在1月11日日记云：“先统一西南，联络东南，然后直出武汉为上乎？或统一湖南，然后联络西南、东南而后再进规中原为上乎？抑或先平东南，联络西南而后长驱中原乎？殊难决定也。”⁽⁴⁸⁾最初，他倾向于同时攻占湖南和江西，但加伦将军则主张各个击破，先取两湖。6月9日，蒋介石与张静江、加伦商谈北伐战略。21日，军事委员会接受加伦提出的北伐计划⁽⁴⁹⁾。7月1日，蒋介石下达北伐部队动员令，声称“继承先大元帅遗志，欲求贯彻革命主张，保障民众利益，必先打倒一切军阀”。命令宣布其进军计划为“先定三湘，规复武汉，进而与我友军国民军会师，以期统一中国，复兴民族”⁽⁵⁰⁾。随令颁发《集中湖南计划》，规定以第七军李宗仁部、第八军唐生智部、第四军陈可钰部集中于永丰、衡山、攸县一线，相机进攻长沙，以第二军谭延闿部、第三军朱培德部、第六军程潜部集中于酃县、茶陵、安化，防备江西，以第一军何应钦部集中衡阳，为各方策应。

7月4日至6日，根据张静江提议，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会议决定的重要事项有：一、常务委员会主席张静江因足疾请辞，改选蒋介石为常务委员会主席，但在北伐期间，仍由张代理。二、承认蒋介石任党的军事部长，具有指挥各军的全权。三、补选何香凝、彭泽民、于树德、顾孟馀、李济深、王法勤、丁惟汾7人为常务委员。此外，会议讨论并大体通过了《出师宣言》及对全体党员训令等文件。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总司令就职及北伐誓师典礼。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授孙中山遗像、党旗、国旗，谭延闿代表国民政府授印。各界参加者五万余人。据报道，“欢声雷动”，“民众拥护政府，渴望北伐成功之热情，蒸若霞蔚”，“军容甚盛，为民国以来绝无仅有之盛典”⁽⁵¹⁾。蒋介石在就职宣言中称：“以三事为国人告：第一，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绝无妥协调和之余地；第二，求与全国军人一致对外，共同革命，以期三民主义早日实现。第三，必使我全军与国民深相结合，以为人民之军队。”⁽⁵²⁾在《告全体将士书》中，蒋介石并称：“如中正有一毫自私自利类于军阀之行径，则凡我将士咸得举发其事实，中正甘受党与政府极严厉之制裁。”这一时期，蒋介石如愿以偿，春风得意。25日晚参加中央党部欢送宴会后他曾在日记中写道：“演讲略带骄矜之色，戒之！”⁽⁵³⁾7月27日，蒋介石率领总部第二组人员离开广州，赶赴韶关。

尽管北伐已经见之于实际行动，但是，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意见仍然不一致。1926年2月，中共中央北京特别会议曾议决，当时的第一责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⁵⁴⁾。这一时期，由于南方革命阵营暴露出来的诸多问题，有些共产党人主张首先要积聚北伐的实力，不可轻于冒险尝试；陈独秀则主张趁吴佩孚尚未稳固时加以打击，以阻止其南伐。为此，他多次致电致函汪精卫和蒋介石，详陈此计。7月7日，陈独秀在《向导》发表文章，认为北伐只是讨伐北洋军阀的一种军事行动，不能代表中国民族革命的全部意义。他说：北伐“必须是革命的势力向外发展，然后北伐才算是革命的军事行动；若其中夹杂有投机的军人政客个人权位欲的活动，即有相当的成功也是军事投机之胜利，而不是革命的胜利”。文章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当前的问题是防御吴佩孚南伐，防御反赤军扰害广东，防御广东内部买办、土豪、官僚、右派响应反赤。文章并批评广东国民政府“因北伐增筹战费，而搜刮及于平民”，以及“因北伐而剥夺人民之自由”⁽⁵⁵⁾。在随后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的主张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认为“国民会议是解决中国政治问题的道路”，广东国民政府出兵，只能是“防御反赤军攻入湘粤的防御战，而不是真正革命势力充实的彻底北伐”⁽⁵⁶⁾。

陈独秀的文章引起了部分国民党人的不满，黄埔军校特别党部竟至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控告，指责该文“有碍革命前途”，并禁止同学购阅《向导》。8月13日，张静江根据国民党中央第六次政治会议决议，致函陈独秀，提出北伐是“国民革命的唯一先着”，批评陈文对北伐军出师“加以投机权位的恶名”，将在民众中造成不良的影响。张函并称：“因北伐而筹款，为此间不得已之办法。”⁽⁵⁷⁾蒋介石对陈独秀的文章也很反感，他于8月23日日记云：“阅《向导》报，陈独秀有诽议北伐言论，其用意在减少国民党信仰，而增进共产党地位也。”⁽⁵⁸⁾24日，他致电国民党中央：指责陈独秀“反对本党北伐”，“中国共产党当负其责”；“值此严紧时期，发此言论；显然破坏两党合作之精神。”他要求中共中央负责答复⁽⁵⁹⁾。9月13日，陈独秀发表答辩文章，说明北伐成熟的标准，一为“在内须有坚固的民众基础”，“在外须有和敌人对抗的实力”。文章特别提出，孙中山“拥护农工利益、联俄、联共，此革命政策，都几乎推翻了”，“这样来革命，其结果怎样呢！”⁽⁶⁰⁾

北伐是广大群众和进步人士长期以来的要求，陈独秀对实现这个要求的迫切性估计不足，因而，对北伐未能持鲜明的支持态度，这是一个错误，但是，陈独秀提出仓促北伐的危险则又是有见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