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节 轰轰烈烈的四川人民武装反清斗争
一 同盟会、哥老会的起义准备
四川人民的武装起义，是从成都围城之战开始的。
9月8日赶到成都近郊来的武装有两种，一种是为王棪所勾引而上当受骗的地主民团（如前节所讲），另一种就是称为保路同志军的人民起义武装。
保路同志军，是由同盟会和哥老会经过长期酝酿准备，而以成都血案为导火线发动起来的。
哥老会在四川是一个拥有广大群众的社会力量。由日本回川的同盟会员不断地做联络哥老会的工作，也发动过一些起义，但都失败了。保路运动发生之初，四川同盟会组织涣散，处于无人主持的状态，故而运动的领导权为立宪派所控制。有些同盟会员像刘声元、程莹度、江潘等划不清和立宪派之间的界限，附和了立宪派的主张。但是也有一些同盟会员，如荣县龙鸣剑、王天杰，井研陈孔白等能够清醒地认识到立宪派分子的本质和他们争路的“必无结果”(126)，采取加入保路同志会，“外以同志会之名，内行革命之实”的策略(127)。又如重庆同盟会负责人杨庶堪等也看清了立宪派搞的一套，认为：“非根本革命，无以拯救人民”；“保路云云，要皆枝叶耳”(128)。他们都在运用保路的形式，暗地积极聚集力量，准备武装起义。1911年7月底重庆同盟会员朱之洪被推选为重庆股东代表去成都参加特别股东大会。重庆机关部派他借机与成都同盟会员密议起义的准备工作。朱到成都后，与同盟会员龙鸣剑、曹笃、方潮珍、萧参、张颐、刘经文、杨伯谦、刘咏闿、曾昭鲁、刘永年等及凤凰山新军中党人多次开会商量办法。大家认为成都防范严密，发动较难，不如在外州县发起，较易成功。于是决定分头出发，进行活动：刘经文取道川南，东下威远、富顺；曹笃、方潮珍、龙鸣剑和王天杰分返自流井、井研、荣县；张颐到青神、井研，各自进行工作。
这时，各地哥老会首领在同盟会的策动下，也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
川西著名哥老会首领、郫县张达三和灌县张捷先都是同盟会会员，借保路会的名义，筹划起兵，派灌县“舵把子”姚宝珊去汶川、理番联系藏族五屯土司。他们成立了川西五路同志军和一个学生军，等待着举义的时机。
7月上旬，川西南著名哥老会首领、新津侯宝斋以庆寿为名，邀九府哥老会代表来新津聚会。应召而来的百余人，在侯宅前的王爷庙密商起义计划。与会的华阳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积极主张武装暴动，当即决定：各首领返回原地，做好准备，一致进行。如兵力不足，不能一鼓攻下成都，就先占据川东南富庶地区，然后再谋进取。会上推举秦载赓、侯宝斋分别主持东路和南路的起义。
不久，龙鸣剑又与秦载赓等商定，以秦的名义用鸡毛文书传达各地哥老会首领，定于8月4日在资中罗泉井开“攒堂大会”。罗泉井会议是四川由保路同志会发展为同志军武装斗争的一个转折点，是同盟会把合法的保路运动转变为武装推翻清朝统治的一个重要步骤。这次会议，革命党人龙鸣剑、王天杰、陈孔伯和各路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胡潭、胡朗和、孙泽沛、张达三、侯治国等人都参加了。会上研究了敌情和起义方略，以及枪弹、粮饷和军纪等问题。决定组织同志军，并再次明确秦载赓、侯宝斋主持东路、南路的起义；川西、川北由张达三、侯治国负责主持。
在湖北宜昌的铁路工地上，同盟会员黎怀瑾以“承揽工头事务”的公开身份组织铁路工人的斗争。黎暗地里“以兵法部署厥众”，打算“一旦有势可乘”，就夺取驻防旗军武器举行起义(129)。
地下的烈火正在运行，革命的潮流日趋高涨，成都血案成了地火的喷射口。
二 各路同志军猛扑成都
9月7日，当赵尔丰的大屠杀开始后，同盟会员龙鸣剑、朱国琛、曹笃等人，跑到成都南门外的农事试验场内，用木板数百片，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的字样；然后把木片涂上桐油，包上油纸，投入江中。木片顺流而下，人称“水电报”。下游的人迅速知道了省城出事，纷纷揭竿而起。
秦载赓首先闻警，立率所部同志军千余人，于9月8日上午，冒雨赶到了成都东门外，与清军接仗。秦部攻城，清军闭关抵拒，相持不下。侯宝斋率所部也在当天扑向成都与清军战于红牌楼。9日再与清军搏击于南关外，连获胜利。翌日，四方同志军响应而来者万余人，在秦载赓指挥下，与清军大战于东山庙、琉璃厂一带。
张达三、张捷先等统率的西路同志军听到消息后，由郫县出发，学生军五百余人为先锋，行至犀浦附近和巡防军发生遭遇战，短兵相接，血战数小时，督队官、队长及战士八十余人战死。
龙鸣剑、王天杰所部荣县民军五千余人，也急速向成都进军，行至仁寿附近为清军所阻，发生激战。
武装起义的形势发展得很快。七八天中间逼近成都附近的起义军，西面来自温江、郫县、崇庆、灌县等地，南面来自华阳、双流、新津及邛州、蒲江、大邑等地，共十余州县，“每县数起，每起或至万人”。约一二十万之众，从四面八方向成都汇集。这些起义力量，不管是有计划的或者是自发的，当时均利用保路名义，统称为“保路同志军”或“民军”。这些围城的起义军队，截断交通，扼守要道，不断与奉命出击的清军交锋。逼得赵尔丰防内攻外，顾此失彼，心情焦灼，通电求援。
警电传至北京，把摄政王载沣为首的一帮贪狠官僚吓得六神无主，以至“主剿主抚不一其说”。罪魁祸首盛宣怀更是“忧惧万状，几废寝食”，一会儿要挂冠请辞，一会儿又要强硬对付(130)。阁议的结果是饬派湘、滇、鄂、粤、黔、陕六省援军赴川，并廷寄端方“催令迅速起程”西上(131)。另外又起用开缺两广总督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办理剿抚事宜。
四川的燎原之火，也把邻近各省的清廷大吏吓得惴惴不安。湘、黔、陕、滇等省，都调拨军警，严防川乱蔓延，禁止路事演说。
英、法、德、日、美等帝国主义政府为对付四川人民，电令各该国在长江上的军舰升火西上。英国还打算派印度兵经藏入川。清政府害怕外人卷入，引起更大麻烦，急忙照会各国公使，劝阻各国军舰停泊在重庆。
不管反动派采取什么措施，都阻挡不住清朝灭亡的趋势。到了保路同志军在四川全省兴起的时候，连清朝的军队也已不稳了。例如：9月8日新军统制朱庆澜召集凤凰山的新军训话，“以保路同志军为正当者，立左；否则立右。……右竟无一人焉”(132)。
三 荣县独立和东路军战况
秦载赓所部在成都东关激战数日之后，扼守东路要冲龙泉驿山顶，仍然威胁省垣。赵尔丰为了给成都打开通道，派兵乘夜猛扑上山，占领山顶。秦部苦战一昼夜后，于9月12日退至简阳休整。
龙鸣剑、王天杰领导的荣县同志军自从在仁寿附近受阻后，与清陆军六十八标苦战十五日，终于占领了仁寿县城。不久即与转到仁寿来的秦载赓部会师。为了共同对敌，决定设立东路民军总部。当时各属同志军来投者二十多万。其中包括从井研来的陈孔伯部，从威远来的胡良辅部和荣县组成的范燮、范模兄弟率领的各部。10月4日各属民军举行代表大会，公推秦载赓为东路军统领，王天杰为副统领，龙鸣剑为参谋长。东路军经过整顿后，与清军转战于中兴场、中和场、苏码头、铁庄堰、煎茶溪、秦皇寺等处，为时十余日，经历大小战斗二十余次。虽因装备较差，未能向成都推进，并迭有受挫之时，但士气始终旺盛，有许多首领为革命慷慨捐躯。
当初，龙鸣剑、王天杰率队离荣县往攻成都时，正好同盟会派回四川工作的吴永珊（玉章）回到荣县。龙鸣剑嘱请他留荣县筹划一切大计。吴在荣县与各方人士议定用按租捐款的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并训练各乡民团，开办军事训练班，支援前线。其后，龙鸣剑、王天杰攻成都不下，乃改道进攻嘉定，又进兵叙府。龙鸣剑因积劳成疾，离部队休养（后于11月27日在宜宾乡下病故）。王天杰经过转战之后，率部回到荣县。王与吴永珊共同策划，于9月25日宣布荣县独立，推举同盟会员、广安人蒲洵主持县政。荣县的首先独立（早于武昌起义半月）是全川独立的先导，为东路民军提供了一个可以依托的根据地。由于它一直保持下来，当时成为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东路民军从成都撤围后，决定先分兵攻打外属州县，凡所收复之地都建立革命政权，并推行了一些新的政治和经济政策。两月之间，接连攻克仁寿、资阳、简州、井研、江安、宜宾、犍为、威远、富顺、自贡十佘州县。其间，虽然也旋得旋失，时有挫折，但各地起义军风起云涌，革命风声，弥漫全川，是剿不尽、杀不绝的了。不过，也有些反动奸绅与清军勾结，从中破坏，而起义军有些领导人，对他们的面目认识不清，缺乏警惕，以致遭其毒手。11月9日秦载赓轻骑出井研遭奸绅伏兵击杀。11月11日，胡良辅在威远被奸绅郭藩、袁葆初所害。陈孔伯则因援救贡井民军，于11月14日兵败被执，落入清军与奸绅之手，被用煤油烧死。这些值得引为教训的事例，都已发生在武昌起义之后。当时四川民军对武昌发生的事，还不十分了解。
四 南路军、西路军战况
包围成都南关的侯宝斋所部民军于9月16日前后陆续撤离省垣，回师新津途中在双流与清军反正的周鸿勋部会合。周鸿勋，郫县人，同盟会员，原为邛州巡防营书记。9月初周鸿勋杀该营管带，率二百余人起义后，由邛州出动向新津方面活动，在双流县彭家场等处遭遇清军，发生激战。至是，与侯宝斋相遇，侯、周两部于9月下旬合力攻占新津县城，拘囚了县知事彭锡圭，镇压了顽抗的清吏。从此，新津成为南路的重心，各方面向新津汇集的民军号称十万以上，统称南路军，公推侯宝斋为统领，周鸿勋为副统领。
赵尔丰派陆军统制官朱庆澜和提督田振邦分率防军六营、新军一协，进攻南路军。10月1日这两支反革命军队从双流向新津进犯，次日他们在花桥场会合，发动攻势。这时周鸿勋正在邛州镇压反叛，闻讯赶回新津部署抵抗。新津是成都西南的门户，三面环水。南路民军采取了凭江扼守的防御战术，将部队分为三线防守：第一线战士持刀矛，潜伏河边草地；第二线是精锐部队，持快枪，散布于新津城外之保资山；第三线则在山顶安设土炮多座。他们还沿河筑垒，随处设伏。新津河流水势本急，这时又值涨水季节，故水势益猛。清军几次设法过河进攻，都不得逞，而民军则不时出兵袭击，使敌人颇受困扰。相持到10月11日，清军终于夺船过河，逼近新津城边，民军英勇抵抗，昼夜苦战，但城墙被敌炮轰毁，无险可守，次日侯部挟辎重出走洪雅。接着周鸿勋也带队去邛州。18日侯宝斋在撤退途中被叛徒杨虎臣（军需长）刺杀，周鸿勋先则转战于川南一带，至11月间在贡井为滇军杀害。
10月13日新津沦陷，受到了清军的洗劫，被害群众“多至数万”(133)。
南路民军暂时失败，但他们的英勇奋斗，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清军，有助于其他各县民军斗争的开展，而且就在南路地区，反抗的火焰，也并未完全熄灭。
西路民军的学生军9月初的犀浦之战，因系初次上阵，受到了很大的损失，其后西路军作了较充分的准备，推举张达三为总指挥，统一指挥战斗。他们根据情报，得知新军一标和巡防军三营分两路来攻崇宁，张达三就将主力潜伏在崇宁北部天枢桥蒋家大林一带，并令前哨诈败以诱敌。等到巡防军进至设伏区时，引发地雷，十六门土大炮轮番猛轰，敢死队四面突击，短兵相接，取得一举毙伤巡防军二百余人的重大胜利。
西路军又联合温江民军吴庆熙部与崇庆民军孙泽沛部配合南路民军作战，砍断了官方电报线，拦缴了清军武器，破坏了桥梁交通，有力地支援了新津保卫战。他们还联合藏族人民共同进行反清斗争，一起转战于郫县、崇宁、灌县等地，屡予敌人以重创。
另一支从川南崛起的部队，是罗子舟领导的。罗子舟是同盟会员、雅安哥老会首领。当成都发生罢市时，他在雅安成立保路同志协会，集众千余人，进驻曹家坝建立民军大本营，杀了清军侦察员祭旗起义。成都围城之后，赵尔丰曾急调护理川滇边务大臣傅华封节制统率的边防军、新军等各部一万余人来援成都。傅部集结在清溪县，准备长驱直入省城。为了阻止傅部东进，9月19日罗子舟便率民军数百人往攻荥经。群众纷纷加入，一举占领了荥经。原驻荥经之清防军全部投降。罗子舟既得降卒，兵力加强；同时来附者日众，遂号称川南同志会水陆全军都督，并派兵扼住了通向成都的要道大相岭上的大关。9月20日起，傅华封出动部队数千，企图夺取大关。屡次仰攻冲锋，均不得逞。自是民军凭高抵御，与清军相持四十日，使清军不能越过大关一步。
在大关相持的同时，罗子舟又会合各县民军于10月6日围攻雅安城。清军闭城困守，不敢出战。有新降民军的哨官私率所部前往大关，扬言协防，实则叛变。到达大关后，纵火焚关，攻杀民军，10月29日大关陷落。
围攻雅安的各部民军，闻大关失守，于10月30日解围，分路撤退。罗子舟率军一部转到洪雅，后经嘉定、叙府进至马边一带与犍为胡潭等部会合，仍然牵制着应援成都的部分边防军。
胡潭（原名胡重义）是犍为一带著名的哥老会首领。在成都惨案发生后，他拉起了一支民军，在犍为嘉定地区进行斗争。进入10月以后，川南一带成了民军与清军战斗的主要战场。东路民军王天杰、龙鸣剑、范燮，南路民军周鸿勋，从雅安南下的罗子舟各部都曾先后转战到了川南地区。这是7月上旬新津会议上“进攻川东南，占领富庶地区”战略决策的具体实行。端方对各路民军这一行动，是有些认识的。他认为“匪徒若以少数牵制城内官军，而以多数沿江下窜，则全川将为震动”(134)。因此，急速调集叙府巡防营朱登五部、江安巡防营徐甫陈部以及援川黔军新军一营、巡防两营来加强嘉定、眉州、青神等地区的反革命军事力量。
10月2日，朱登五部刚到犍为就受到一支四千余人的民军部队的打击。朱部惊魂未定，第二天嘉定就被胡潭的民军五千人攻占了。胡部武器装备很差，大多数战士用的还是土抬炮、鸟枪、刀矛之类，很少后膛枪。但他们勇敢善战，采用了“军多即避，军过则起，军弱则接仗”(135)的比较灵活的战术，因此屡获胜利。胡潭占领嘉定后，积极配合兄弟部队进攻在犍为待援之官军，并号召铜（梁）、雅（州）三边民军牵制朱军。这时端方采用“力争上游，即以固下游门户”的办法，命令“朱军由犍（为）规嘉（定），黔军由叙（府）规犍（为），徐军复由泸（州）顾叙（府）”(136)，但到了10月22日，朱登五部反被围困在犍为，叙府也被民军占领。
除上述东、南、西各路的情况外，北路也不平静，那里的革命人民也沸腾起来了。如：共进会员吴从周、张雅南等于10月27日率领起义军数百人攻下垫江县城，至11月21日占领广安县城。
总之，四川各地民军的武装起义，汇成了巨大的革命洪流，它以排山倒海之势，震撼和摧毁着清政权的腐朽统治。无论是川东、川南、川西、川北以及成都平原，各路著名的民军不下于三四十路。“散而复合，前去后来，竟成燎原之势”(137)。无论是奉命“查办”的端方也好，还是坐镇省垣的赵尔丰也好，都陷入了四川人民的包围之中。到后来，11月22日重庆蜀军政府成立，地方官吏俯首投降；25日，端方在资州被杀；次日，吴永珊又策动了内江起义。这时，赵尔丰在革命势力打击下，不得不收拾残兵败将，龟缩在成都一处，坐困愁城，苟延残喘了。
四川人民从保路斗争发展起来的武装起义，为武昌起义点燃了导火线，掀起了辛亥革命的高潮，它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光辉业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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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四川总督部堂锡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2) 《外务部具奏议复四川总督锡奏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3) 《四川总督部堂锡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4) 《四川总督部堂锡奏请自设川汉铁路公司折稿》，《川路月报》第一期。
(5) 《四川总督锡奏设立川汉铁路公司折》，《四川官报》1904年第三册。
(6) 吴晋航：《四川辛亥革命见闻录》，《辛亥革命回忆录》（三）。
(7) 《奏设川汉铁路集股章程》，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33页。
(8)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5—47页。
(9)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第1096页。
(10) 李稷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之碑》，詹文琮等编：《川汉铁路过去及将来》。
(11) 李稷勋：《四川商办川汉铁路宜昌工场志痛之碑》，詹文琮等编：《川汉铁路过去及将来》。
(12)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
(13) 《建设川汉铁道商办公司劝告书》，《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5页。
(14)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
(15) 《都察院代奏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川汉铁路呈折》，见《川汉铁路改进会第六期报告》。
(16) 《都察院代奏度支部主事杜德舆川汉铁路呈折》，见《川汉铁路改进会第六期报告》。
(17) 四川留日学生：《改良川汉铁路公司议》，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49—52页。
(18) 《建设川汉铁路商办公司劝告书》，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54—56页。
(19) 《川汉铁路公司续订草章驳议》，《川汉铁路改进会第五、六期报告》。
(20) 《整理川汉铁路公司》，见《四川谘议局第一次议事录》。
(21) 《留学东京四川学生为川汉铁路上川督锡制军书》，《新民丛报》第3年第9号。
(22) 《外务部致康格复照》（1903年8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55—156页。
(23) 《英署使汤雷致外务部函》（1903年8月14日），《清外务部档案》。
(24) 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三册，笫1072页。
(25) 《美国驻华代办费莱齐致外务部照会》（1909年6月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55页。
(26) 《宣统元年五月张之洞致外务部电》，《张文襄公全集》卷221，第8—10页。
(27) 《美国总统塔虎脱致摄政醇亲王载沣电》（1909年7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78页。
(28) 《美国国务卿致费莱齐电》（1909年7月15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79页。
(29) 《载沣致塔虎脱电》（1909年7月18日），《美国外交文件》，1909年，第180页。
(30) 《美、英、法、德四国银行的铁路协定》，马慕瑞：《中外条约汇编》卷1，笫886—887页。
(31) 詹文琮等编：《川汉铁路过去及将来》第47页。
(32) 《四川川汉铁路驻宜公司总理李稷勋致〈字林西报〉，论川路各事辨（三）书》，《四川商办铁路驻宜公司第二期报告册》上编。
(33) 《外部咨邮部四国公使照催湖广铁路借款事请速核复文》，《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0。
(34) 见盛宣怀：《复陈铁路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愚斋存稿》卷17。
(35) 见盛宣怀：《复陈铁路明定干路、支路办法折》，《愚斋存稿》卷17。
(36) 《宣统政纪》卷52。
(37) 《清宣统朝外交史料》卷2。
(38) 《寄武昌瑞莘儒制军澂、广州张坚伯制军鸣岐、成都王采臣护督人文、长沙杨俊卿抚军文鼎》，《愚斋存稿》卷77。
(39) 《宣统政纪》卷53。
(40) 《宣统政纪》卷53。
(41) 这个《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六百万英镑，以两湖厘金盐税收入作担保，四国银行团享有两湖境内粤汉铁路、湖北境内川汉铁路的修筑权，以及该路在延展时继续贷款修筑的优先权。
(42) 《湘路近事片片》，《民立报》，1911年5月10日。
(43) 邓孝可：《川路今后处分议》，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44) 邓孝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第12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45) 邓孝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第12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46) 见《国风报》第2年第9号，第94—95页。
(47)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1页。
(48)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一辑，第163页。
(49) 邓孝可：《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蜀报》第12期，宣统三年五月十五日出版。
(50) 宣统三年四月十九日瑞澂致盛宣怀电，《愚斋存稿》卷77，第11页。
(51) 《湘省争路再志》，《国风报》第2年，第12号。
(52)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18、19页。
(53)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18、19页。
(54) 《老四仓皇酒一杯——端方哀求鄂京官》，《民立报》，1911年6月6日。
(55) 《武汉通信·鄂路争路烂污史》，《民立报》，1911年6月9日。
(56) 《武汉通信·呜呼民心鄂路亡矣！》，《民立报》，1911年6月7日。
(57) 《武汉通信·鄂路争路烂污史》，《民立报》，1911年6月9日。
(58) 《四面楚歌之老盛·粤人与盛宣怀》，《民立报》，1911年5月22日。
(59) 《广东粤汉铁路公司股东大会记》，《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3页。
(60) 《粤路股东大会记》，《民立报》，1911年6月12日。
(61) 《日本驻广东总领事濑川致外务大臣小村报告》（1911年6月10日），《经济研究所藏日文档案》。
(62) 宣统三年五月十四日张鸣岐折，《交通史路政编》第14册，第129—130页。
(63) 宣统三年八月张鸣岐详陈广东息借洋款情形折，宓汝成编：《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3册，第1265页。
(64) 《宣统政纪》卷54，第23—24页。
(65) 《满清野史·铁路国有案》，第13—14页。
(66) 《海防华商会馆致粤路公司函》（宣统三年五月），《满清野史·铁路国有集》，第3页。
(67) 《粤人争路之暗潮》，《民立报》，1911年9月5日。
(68) 《甘大璋等奏折及清帝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0、81页。
(69) 《来日大难歌》，《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95页。
(70) 《反正前后》，郭沫若：《少年时代》，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89页。
(71)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72) 《上海分局来电》，《川路收回国有往来要电》，第5页。
(73) 按：由张之洞议订之草合同，经盛宣怀正式签押，其条款中是以两湖财政收入之款作保证，而无以路权作抵押之明文；邓孝可草此文时，合同尚未公布，只是悬揣，后合同公布，经罗纶等细绎其内容，实质是以铁路作抵押的。
(74)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75) 《川路公司准备会会议速记》，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52—153页。
(76) 《宣统政纪》，卷54。
(77) 《川路公司准备会议速记》，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54页。
(78) 《成都王护院来电》，《愚斋存稿》，卷77。
(79) 《王人文呈内阁并致度支部报清查川汉路帐款困难情形电》，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71页。
(80) 《川汉铁路公司呈川督转电邮传部暂缓查帐并准收发路政电报文》，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176—177页。
(81) 特别股东大会也就是前面提到过的临时股东会。
(82)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02页。
(83) 《护督王奏铁路借款合同丧失国权请治签字大臣误国之罪并提出修改折》，《四川保路同志会文电要录》。
(84) 郭沫若：《少年时代》，第224—226页。
(85) 按：当天开会做主席的是颜楷，一位年轻翰林；公司总理是曾培。
(86) 郭沫若：《反正前后》，《少年时代》，第228页。
(87) 《四川保路同志会招集全体大会广告》，《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6号。
(88) 《致各府厅州县有司启》，《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6号。
(89) 《保路同志会白话告白》，《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6号。
(90) 《讲演要旨》，《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3号。
(91) 《演讲及组织同志协会办法》，《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6号。
(92) 彭芬：《辛亥逊清政变发源记》。
(93) 《一妍一丑之流血记》，《官民两面之风云》，《民立报》，1911年7月25日、30日。
(94) 《成都特别通信·蜀政界之五光十色》，《民立报》，1911年9月8日。
(95) 宣统三年闰六月六日上谕，《宣统政纪》卷57。
(96) 《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闰六月八日），《愚斋存稿》卷79。
(97) 《股东大会志略》（一），《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第13号。
(98) 《成都特别通信·蜀政界之五光十色》。
(99) 《端盛之两大政策》，《武汉通信·端方心中人物表》，《民立报》，1911年5月29、31日。
(100) 《北京来电》，《川路收回国有往来要电》，第18页。
(101) 《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闰六月一日），《愚斋存稿》，卷78。
(102) 《川汉铁路总公司董事局致宜昌董事局请促李稷勋自电否认部派总理电》，宣统三年闰六月十四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25页。
(103) 《股东会呈请赵署督电奏分别纠劾盛宣怀李稷勋文》，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55—257页。
(104) 《电宜昌李总理》（宣统三年闰六月十九日），戴执礼编：《四川保路运动史料》，第259页。
(105) 《武昌端大臣、瑞制军来电》（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四日），《愚斋存稿》，卷79。
(106) 《川人哭路大风潮》，《民立报》，1911年8月29日。盛宣怀《寄瑞制军》（宣统三年闰六月二十五日），《愚斋存稿》，卷79。
(107) 《成都特别通信二》，《民立报》，1911年9月15日。
(108) 《成都特别通信二》。
(109) 《四川总督赵尔丰陈川人主张路归商办并请将借款修路交资政院决议电》，《文献丛编》第23辑。
(110) 《成都特别通信二》。
(111) 《川路风潮片片》，《民立报》，1911年9月11日。
(112) 《民立报》，1911年9月17日。
(113) 《盛宣怀致赵尔丰电》，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30、131页。
(114) 赵尔丰：《致内阁》（宣统三年七月五日），《赵公季和电稿》卷4。
(115) 《成都特别通信十一》，《民立报》，1911年9月20日。
(116) 《宣统政纪》卷58。
(117) 赵尔丰等：《致内阁》（宣统三年七月九日），《赵公季和电稿》，卷4。
(118) 《宣统政纪》卷58。
(119) 《川路特别股东总会代表张知竞上查办大臣冤状》。
(120) 《成都绅民代表冤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39页。
(121) 《成都绅民代表冤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40-141页。
(122) 《成都绅民代表冤单》，《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141页。
(123) 《川人争路大冤狱》（十五），《民立报》，1911年11月3日。
(124) 《静观斋日记》，第27号。
(125) 《成都特别通讯十七》，《民立报》，1911年9月24日。
(126) 吴玉章：《论辛亥革命》，《玉章在六十庆祝大会上之自述》。
(127) 唐宗尧、胡恭先：《资州罗泉井会议与组织同志军》，《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143页。
(128) 向楚：《重庆蜀军政府成立亲历记》，《辛亥革命回忆录》（三），第76页。
(129) 邹绍阳：《黎怀瑾事略》，《蜀中先烈备征录》卷2。
(130) 《蜀鹃啼血中之北京》，《民立报》，1911年9月24日、25日。
(131) 《端午桥入蜀记》，《民立报》，1911年9月11日。
(132) 《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09页。
(133) 《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资政院总裁李家驹等奏折》，故宫档案馆《四川铁路案档案》。
(134) 《夔州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八月九日），《愚斋存稿》卷85。
(135) 《万县端大臣寄内阁电》（宣统三年八月十七日），《愚斋存稿》卷86。
(136) 《重庆端大臣来电》（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二日），《愚斋存稿》卷87。
(137) 赵尔丰9月19日请内阁代奏电，《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