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革命党人在安徽、广东、四川再次发动的起义
一 安庆熊成基之役
浙江各会党在秋瑾、徐锡麟之役后受到严重的破坏，其中，尤以张恭的龙华会为甚。
1907年冬，陶成章、张恭等企图重新组织龙华会(72)，将“各教务会”联合起来。次年春、夏间，陶成章、张恭、沈英等倡议，在杭州集会，将浙江、福建、江西、安徽、江苏五省会党打成一团，定名为革命协会。
拟就的革命协会章程保留了传统的会党色彩。山，定名为一统龙华山；堂，定名为汉族同登普渡堂。它以“岳爷爷”为崇拜的偶像，宣称要收回“大明江山”，所有新设官职均“取法于大明大唐”。但是，在若干方面，它又表现了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政治上，它不仅指斥清政府“借着宪法二字，用出种种的苛法来压制我们”，而且从根本上反对一切立宪。章程说：“况且立宪实在是有弊病，无论什么君主立宪、共和立宪，总不免少数人的私意，平民依旧吃苦。”陶成章、张恭等设想，革命成功之后，“暂时设一总统，由大家公举，或五年一任，或八年一任”，“或者竟定为无政府，不设总统”。在经济上，它要求“土地公有”，“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73)。
在革命协会筹备过程中，清政府调集沿江各省新军于安徽太湖县境举行秋操，江苏、安徽的革命党人即准备乘机起义。11月14、15（十月二十一、二十二日）两日，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张恭邀约安徽熊成基、浙江陈其美，褚辅成等协同大举(74)。
首先发难的是熊成基。
熊成基（1887—1910）字味根，江苏扬州人，光复会员。青年时期即仰慕岳飞、史可法的为人。1904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结识倪映典、范传甲、柏文蔚等，参加岳王会。次年，去南京入新军某营为副目，后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任第九镇炮兵排长。1907年调回安庆，先在马营，后在炮营左队任队官。同年，倪映典策划于夏历除夕起义，被端方发觉，潜逃南下，熊成基被继推为岳王会的主持人。
熊成基提倡“政治革命”，他曾在士兵中鼓吹过“彰人道、均贫富”的所谓“社会主义”思想，得到欢迎，“故乐从者多”(75)。
11月19日（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范传甲、薛哲等聚会于杨氏试馆，决定以熊成基掌握的炮营、马营攻城，而以驻扎城内的薛哲的步营和范传甲的辎重队为内应，于当晚十时发动。熊成基被推为总司令。预定于破城之后，“再行推举总统”(76)，要求各国承认。然后赶赴太湖，控制秋操清军，攻夺南京，以为根据地，进军北京。
届时，炮队按计划发动，管带陈昌镛出面阻拦，被砍毙；马营亦于发动时砍伤管带李玉春。两营同时举火为号。会合后，驰赴菱湖嘴子弹库，范传甲胞弟范传国开门迎接。起义军取得了弹药后，即合力攻城。
安徽巡抚朱家宝本已前往太湖，听到安庆不稳的消息后，于19日午匆匆驰归。当晚，协统余大鸿拿获陆兵两名，获悉起义计划。朱家宝一面发电向端方乞援，一面调兵防城。这样，在城内准备响应的薛哲、范传甲的处境就困难了。
薛哲的任务是打开北门，迎接义军。当他率领百余人向北门冲突时，发现有巡防营防守，临事畏惧，不敢发动。范传甲则因被官长监视，所部辎重队有枪无弹，无法冲出。
城内接应失败，城外起义军围攻一日夜，不能得手。原已表示归附的江上兵舰又受朱家宝胁迫，炮击起义军。起义军不得已，于20日下午四时向集贤关方向退却。
同日下午，范传甲听说城外战死七十余人，大哭不止，不愿独生。当即谋刺清军协统余大鸿，不幸被捕。虽受到酷刑，仍痛骂不屈。21日午临刑前，且走且呼：“我是汉族无用的人，致此次革命未得成功。愿我同胞共同杀贼，勿因我之未成而气馁也！”直到刀砍到脖颈的时候，呼声才停，而身子还挺直地站着。
此后，薛哲亦遇害。各标牺牲者三百人以上。
熊成基撤离安庆后，率军经集贤关、桐城，向庐州进军，拟联络皖北凤阳、颖州一带会党，进窥中原。途中，曾力战击溃清军追兵。抵达庐州时，所剩已不满百人，只得宣告解散。
安庆之役失败后，张恭等继续进行。当时，浙江各地会党代表竺绍康、王金发等均已齐集上海开会，拟在衢州、嘉兴等地发动。光复会会员尹锐志、尹维峻姐妹并变卖家产以充军费。但不料内奸刘师培这时自东京回到上海，探得了起义计划，密报端方。12月17日，张恭被捕(77)。浙江起义计划因之流产，原拟组织的革命协会也因之未能成立。
1909年初，熊成基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同年9月，化名张建勋，回到东北长春，寄住臧冠三家，企图将所获日本秘密图籍售与俄国，以充革命经费。后移居哈尔滨。1910年1月，清廷考察海军大臣载洵和萨镇冰过哈，臧冠三贪利告密，诬指熊成基谋炸载洵。同月30日，熊成基被捕。次日，解赴长春。狱中，熊自书供词，声言：“我今日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78)2月27日，慷慨就义。临刑前，发表演说称：“今生已矣。我死，愿中国之富强日进一日，庶几瞑矣。”(79)
二 广州保亚会之役
光绪帝和西太后之死也使南方的革命党人感到振奋，赵声、朱执信、邹鲁等在广州计议乘机起义。因赵声已受粤督张人骏怀疑，标统职务被解除，无法发动新军；朱执信所联络的农村会党又一时难以集合；议定以邹鲁所掌握的巡防营为主举事。
当时，在巡防营中，有谭馥组织的保亚会。
谭馥，字文炳，湖南湘乡人，会党分子，曾参加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粤，入巡防营。营中士兵多哥老会员，谭馥仿照唐才常富有票办法，散发保亚会票以资联络。规定散票五十张作为排长，月薪四十两；散票一百五十张，作为队官，月薪八十两；散票五百张，作为管带，月薪五百两以上。1908年12月7日，先锋卫队伙伕严国丰所持保亚票遗失一张，被李准亲兵所获。严讯后知为谭馥所发，连夜派兵捕拿。结果，同志葛谦被捕，谭馥由后门逃出，立即至清源巷总机关报告，邹鲁因之脱险。
葛谦被捕后，始终拒绝透露起义部署。清吏再三刑讯，只说：“我的同党，我断不供。我已拼一死，愿快死为乐。”李准见他年轻，想诱引他，问道：“生汝何以自处？”葛谦答道：“革命！”1909年1月4日，葛谦就义。谭馥逃至湖南郴州，次年被捕解粤，被刑讯数十次，不供一人一事，在1910年新军起义前夕被害。
三 四川广安、嘉定、黔江之役
通过隆昌会议，四川革命党人总结了经验教训。会后，佘英、熊克武启程赴日，向同盟会本部报告四川起义经过和购械计划，总部派吴永珊、李肇甫等负责经办，通过宫崎寅藏买到大小手枪三十余枝，子弹两千余发。
枪械到手，四川革命党人考虑到川北广安一带同志多，孝义会势力大，决定于1909年3月12日在该地发动。一路由佘英召集会党四百人，先期在东门外河街集合；另派数十人潜伏城内，合攻保安营，夺取枪弹；另一路由熊克武指挥，攻打知州衙门。
革命党人重视利用会党力量，但对他们缺乏教育。届时，会党多人围住佘英，索要每天应发的四百文饷钱，引起警察注意，未能行动。熊克武率队直扑州署，无人，转攻保安营，也无人。正在此时，清吏击鼓传集救兵，熊克武因人少力薄，冲杀出城，经南充转往成都。
1910年，再次在川南发动嘉定之役。2月2日，税钟麟、秦炳、程德藩等数百人分路夺取嘉定童家场等处团练局枪弹，在新场集合起义。次日，因嘉定清兵已有戒备，改赴屏山，企图进攻叙府。进至嘉定宋家村时，为清兵追及，双方展开激战。起义军英勇厮杀，但因腹背受敌，乃向屏山撤退。中途又和清军发生战斗，至天黑时突围四散。此役是四川历次起义中最壮烈的一次，起义军死难二百余人，程德藩、佘英等被俘，并被分别解送犍为、宜宾等地杀害。
临刑前，程德藩演说救国大义和革命道理，并朗吟诗句：“满腔热血归黄土，化作啼鹃唤国魂”，从容就义。
佘英在受审时，指着同时被捕的战友刘慎终说，“他是我家装水烟的雇工，抓他来干什么？”刘则抗辩说：“佘大爷，我是跟你搞革命的，怎么说是装水烟的？我活着和你在一起，死也要和你在一起！”(80)为了救出佘英，同盟会员廖宗纶等曾率众在黑夜中攻入刑场，抢到“佘英”，疾负出城，但所救出的并非真是佘英。清兵随即追到，廖宗纶亦被擒杀。佘英刻苦耐劳，忠于革命，和劳动群众拥有广泛联系。他的牺牲，是四川革命党人的重大损失。
其后，又有黔江之役。
黔江地处川东，与湖北接壤。同盟会员程昌祺曾在该县八面山组织铁血英雄会，邀集温朝钟等参加，邻邑彭水、咸丰等地入会者万余人。1910年12月，温朝钟等二百人于彭水凤凰山割辫起义。次年初，准备进攻黔江，清县令弃城请援。1911年1月7日，起义军入城。不久，酉阳知州杨兆霖率兵来攻，起义军战败，转入湖北咸丰县境。清政府派四川、湖北，湖南、贵州四省军队围剿。当时，起义军仅余三十人。温朝钟登阜向清军演说，中弹牺牲。清军争功，肢解了温朝钟的遗体。
革命党人在其他省份的起义大多局限于个别地区，而四川革命党人的起义则辗转于川中、川北、川南、川东各地，它显示了四川会党反清势力的深厚，预示四川人民的斗争将以更大的规模展开。
四 广州新军之役
保亚会之役失败后，倪映典、朱执信等人继续在新军中做艰苦的发动工作。
倪映典（1885—1910）字炳章，安徽合肥人，岳王会会员。与熊成基先后同学于安徽武备学堂和江南炮兵速成学堂，后任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1908年在安徽任炮兵管带，曾与熊成基计划在安庆运动军队起义，旋因避端方购捕，南下广州，任新军炮兵排长。当时，广州新军中有一种演说历史故事的集会，名为“讲古仔”。倪映典就利用这一形式讲述岳飞、韩世忠、满清入关、扬州十日等史事。倪刻苦耐劳而又长于鼓动，“言至愤际，拍案几烂”(81)。同时，朱执信也常只身潜入新军串连。他背后拖着一条大辫子，穿着父亲遗留下来的服装，宽袍大袖，招摇过市，无人怀疑其为革命党。他便以此为掩护，通过张醁村、姚雨平等在广东陆军中学、小学、讲武堂等处发展了不少同盟会员。
1909年5月，孙中山离开南洋赴欧洲，将南洋党务委托给胡汉民，将军事策划委托给黄兴。其后，胡汉民赴港，嘱邹鲁等在广州军界中策动起事。同年夏，倪映典、朱执信等在白云山集会，举定干事，分头运动，并于天官里寄园五号设立机关。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广州新军加盟人数已达三千余人。
10月，同盟会南方支部在香港成立，以胡汉民为支部长，倪映典为运动新军总主任。同时派姚雨平、张醁村运动广州附近的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运动番禺、南海、顺德一带的会党。1909年1月，倪映典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新军起义条件已经成熟，要求订于夏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前后发难。南方支部电告远在美国的孙中山，要求筹汇二万元应急，同时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等来港主持。不久，孙中山复电，表示款可筹足，并嘱进行勿馁。黄兴、赵声等亦相继抵港。当时，孙武亦来港。孙表示，湖北已有共进会，如广东起义，湖北一定响应。此后，同盟会员、香港商人李海云捐献存款二万元，经费问题顺利解决。
正在弦满待发之际，一标三营队官罗嗣广查获士兵参加同盟会的证书，粤督袁树勋下令于2月8日将协司令部及各标、营子弹十五万发暗运入城。次日，又发生了意外事件。
2月9日为夏历除夕。下午五时，二标士兵吴英元等因取订刻名戳，与城隍庙绣文斋书店发生争执。警察出面干涉，士兵不服。于是发生互殴。警察逮捕士兵一人，另一人逃回报讯。新军百数十人持械入城，包围巡警一局，索回被捕士兵。当日夜，倪映典急至香港报告。黄兴、赵声、胡汉民等计议终宵，决定提前至2月15日（正月初六）起义。
次日元旦，二标士兵数百人又执械入城，遇警兵即打，捣毁警局数处。袁树勋闻变，下令弹压。同日，协统张哲培等率宪兵到二标。一面召集土兵训话；一面命令队官卸去枪机，连同子弹一起运入城内。并传令各标，初二不准放假，初三阅操。同日夜，倪映典赶回广州，见到一发而不可收的局面，决定起事。11日（初二）晨，一标士兵得悉不准放假，全体大哗，夺门而出。后又传言宪兵攻营，纷纷闯入军械房，取械出防。下午，新军学兵营管带黄士龙在入城时被守城旗兵射伤，新军更为愤激。倪映典、谭瀛、黄洪昆等乘机鼓动士兵争往协司令部、讲武堂及各营夺取枪械子弹(82)。倪映典并表示：“此等机会，虽有钱亦买不来”，“只管放心放手做事，香港即时就有接济”(83)。12日（初三）晨，倪映典进入炮、工、辎营，全军欢呼。八时，管带齐汝汉演说，要士兵勿受诱惑。倪映典连击三枪，齐倒地。另一队长也被倪击毙。其他两个队长惊惧自杀。于是，倪映典宣布起义，被推为司令，率军进至沙河，共约千余人。
同日晨，李准、吴宗禹率防营二千余人向起义军进攻，在牛王庙一带布防。倪映典身穿蓝袍，手持红旗，驰骤往来。进至横枝冈，被吴部管带李景濂以磋商反正条件为名诱入营中。李为同盟会员，倪映典不疑有他，在出营时被乱枪击毙(84)。倪映典牺牲后，起义军勇猛前进，激战一时许，牺牲百余人。因子弹年前即已被缴，起义时每人只分得七粒，迅速打光，不得已向燕塘退却。当夜，一标步营起火。起义军以声东击西之法向吴军直扑，但被击败。
13日（初四），新军退守白云山一带，清军四出搜剿，起义军被俘百余人。另百余人在乡民掩护下，逃亡香港。
当新军起事时，城内宜安里等机关曾纵火响应，旋被扑灭。附城大塘、乐从各乡会党原拟同时发动，因事起仓卒，新军已败，不得不暂停进行。此后，广州新军即处于清吏的严密监视和不断摧残中。
五 广州“三二九”之役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时，孙中山正在美国。1910年2月，他在旧金山发表演说，认为满清政府已成“破屋漏舟”，号召人们克服畏难心理，“速立志以实行革命”(85)。同年3月，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孙中山于洛杉矶长堤城和美国人荷马李（Homer Lea）、布斯（C．B．Boothe）进行会谈，委托布斯为海外财务代办，企图通过他向美东财团接洽，拟借款三百五十万美元。与此同时，他连续函电黄兴，提议在广东再次筹备起义。5月13日，黄兴复函孙中山，主张“俟大款得手，先刺杀李准一人”，然后发动军队，占领广州(86)。
同月末，孙中山离开檀香山，准备东返，就近领导国内起义。6月10日，行经日本时，曾秘密潜往东京，会见黄兴、赵声和各省在东京的部分革命党人，告以和荷马李、布斯商谈的结果。孙中山认为时机未熟，建议暂缓举行全面起义，推迟到本年冬天。孙中山此次到日本，一上岸就被警察发现，随后，清政府驻日公使又提出交涉，日本政府只允许孙中山作短暂停留。24日，孙中山离开东京经香港前往南洋。
抵达南洋后，孙中山多次致函荷马李和布斯，声言在广州的革命力量比以往更为壮大，决定首先攻取该地。他要求布斯先垫付五万美元，并说：“我们全部的希望均集中于美国计划。”但是，布斯迟迟没有回音。于是孙中山不得不致函南洋各地党人，说明“机局大有可为”，“不可不乘时图大举”(87)。他要求各地党人募集十万元作为经费。
11月13日，孙中山在槟榔屿（庇能）召开秘密会议，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及槟榔屿、怡保、芙蓉和国内东南各省代表出席。会前，黄兴主动致电光复会的李燮和、王文庆、陈方度等人，建议“捐除意见，同任艰巨”(88)，伸出了合作之手。在槟港的光复会员们也逐渐感到了分裂的危害，因此，接受邀请，推李燮和参加会议。长期矛盾的两会关系出现了转机。
由于多次起义的失败，革命党人中弥漫着一种悲观的气氛。槟榔屿会议还没有正式召开的时候，孙中山即以自己的经历鼓舞他们，说明失败不足馁，国内革命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他并且表示，“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吾当力任设法”(89)。会上，孙中山又继续为大家鼓劲，必须“为破釜沉舟之谋”，“举全力以经营”(90)。会议决定在广州起义，以新军为主干，同时联络防营和会党。先定款项十万元，即席捐得八千元。由于广州新军当时有械无弹，会议又决定选择青年革命志士五百人为选锋（后增加至八百人），先于城内发难，然后打开城门迎接新军。会议设想占领广州后，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会师长江。
会后，孙中山派赵声往香港联络广州新军；派黄兴、胡汉民、邓泽如等分赴南洋各埠募款。由于孙中山被各地殖民当局禁止入境，他自己只能在槟榔屿活动。12月，南洋英殖民当局又以“恐于地方治安有碍”为名限令他出境，孙中山便于当月6日离开槟榔屿。1月19日，孙中山抵达美国。在他的影响下，各地华侨积极认捐，维多利、都朗度、满地可各致公堂甚至将楼房向银行抵押，借款相助。
按槟榔屿会议计划，南洋英属、荷属殖民地各募捐五万元，暹罗、安南三万元。但英属殖民地方面，进展缓慢，华侨巨商大都表现吝啬。经过黄兴、邓泽如等多方奔走，首先得到了华侨工人、店伙、小商人的积极支持，随即出现了踊跃认捐的局面。郑螺生并向黄兴保证，旧历年前一定如数汇到香港，决不愆期。
其后，南洋荷属殖民地捐得三万二千五百五十元，英属殖民地捐得四万七千六百六十三元，美洲捐得七万七千余元。以美洲成绩最好。
1911年1月18日，黄兴抵达香港。月底，成立统筹部，统揽一切计划，黄兴被举为部长，赵声为副，下设：
调度处，运动新旧军界，以姚雨平为长。
储备课，购买和运送枪械，以胡毅生为长。
交通课，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省，以赵声为长。
秘书课，掌管文件，以胡汉民为长。
编辑课，草定制度，以陈炯明为长。
出纳课，掌管财政收支，以李海云为长。
总务课，司理一切杂务，以洪承点为长。
调查课，调查敌方情形，以罗织扬为长。
统筹部设于跑马地三十五号，另于百花街设实行部，专门制造起义时所用炸弹，并准备暗杀用具，由方声洞等负责。
2月4日，谭人凤应黄兴邀至香港。他认为两湖地处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清廷，提醒黄兴注意两湖。次日，谭人凤带着黄兴拨付的两千元乘轮北行，由上海而武昌，而长沙，一路联系宋教仁、郑赞丞、居正、孙武等，要求各地届时响应。黄兴又通过方君瑛等联络了在广西的同盟会员方声涛等人。李燮和、陈方度、胡国梁、柳聘农等光复会员也陆续到港，向统筹部报到。
总机关成立后，各课分别派人进入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三十八处。4月3日，省城内外及各省革命力量大体联络就绪，统筹部开发难会议于总机关部。议决以4月13日为期，分十路进攻，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选锋之外，加设放火委员，入旗界要地，预备临时放火，扰乱清军军心。
同日，发生温生才刺杀孚琦事件；吴镜自香港运炸弹至广州时，又不幸被捕。清吏因之加强了警戒，侦探四出，防范严密。同时，在日本启运的一批枪械，又被周来苏惊惶失措地丢在海里。因此，不得不改变起义计划。
这以后，广州街头有时出现一些喜庆花轿和搬运嫁妆、礼品的人们；有时又出现一些抬着沉重头发包和颜料罐头的“苦力”行列；革命党人的枪械就密藏在里边，以各种巧妙的办法从香港运到广州，又分散到各个机关。
23日，黄兴离港赴广州。行前，分别写信给邓泽如和李源水，向捐款的爱国侨胞们报告：“本日驰赴阵地，誓身先士卒，努力杀贼。书此以当绝笔。”两书均盖用“铲除世界一切障碍之使者”及“灭此朝食”二印(91)，表现了坚强的决心。
到广州后，黄兴住小东营五号机关部。其时，广州同志原已决定于26日（三月二十八日）举义。因日本、安南方面的枪械稍迟方能运到，而准备响应起义的新军第二标又有5月3日（四月初五）即将退伍的消息，这就使起义陷于既不能速发，又不能拖延的困难境地。黄兴等公议延缓一日，订于4月27日（三月二十九日）起义。
由于在南洋筹款时早已走漏了风声，清政府电令粤吏严防。25日，张鸣岐、李准调巡防营二营入城，以其中三哨驻守观音山高地。这一突然发生的情况使胡毅生、陈炯明产生疑惧，提议改期。赵声在广州的代表宋玉琳也赞同他们的意见。姚雨平反对改期，但要求发枪五百枝以上。黄兴见各部如此，非常痛心，认为改期无异解散，决心个人去死拼李准，以此答谢海外捐款侨胞。他命令各部迅速解散退港，以避搜捕；同时保存已到枪支，以便后来举事。喻培伦、林文反对黄兴这些应变主张，他们认为清方巡警局的命令已下，即将按户搜索，不但不能缓期，而且必须速发，方可自救。喻培伦尤为激烈，主张非干不可，即使一个人也干。他曾因试制炸药损伤一臂，激愤地说：“你们四体俱全，难道还不如我这残废人吗？”(92)在喻、林二人激励下，黄兴决定集合三四十人冒险攻击督署。
临战的日子近了，不少革命党人怀着必死的决心写下了遗书。林觉民在到广州前曾回家一行，本拟将有关情况告诉妻子，但因妻子已有身孕，怕她悲伤，终于没有启口。他在写给妻子的绝笔书中说：“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93)方声洞是个极其热情的革命者，他和他的哥哥方声涛以及一姊两嫂都是同盟会员，又亲自介绍妻子入会。到广州前，他在日本预先写好十几封家信，嘱咐妻子在他走后陆续填上日期，寄发回家，以免双亲悬念。25日，他写了给父亲的绝笔书。书中说：“此为儿最后亲笔之禀，此禀果到家，则儿已不在人世者久矣。”“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他在信中阐述了自己的爱国思想：“夫男儿在世，不能建功立业，以强祖国，使同胞享幸福，虽奋斗而死，亦大乐也；且为祖国而死，亦义所应尔也。儿刻已念有六岁矣，对于家庭，本有应尽之责任，只以国家不能保，则身家亦不能保，即为身家计，亦不能不于死中求生也。儿今日极力驱满，尽国家之责任者，亦即所以保卫身家也。他日革命成功，我家之人，皆为中华新国民，而子孙万世，亦可以长保无虞，则儿虽死，亦瞑目于地下矣！”(94)这些信件，对亲属、家人娓娓而谈，发自肺腑，从至情中表现了革命党人为祖国、为民族、为人民而勇于捐躯的崇高精神，不仅流传一时，也将流传后世，成为中华民族的珍贵精神财富。
4月26日，李准自顺德调心腹吴宗禹所统巡防营三营进城。但其中有哨官温带雄等热心革命。陈炯明因而又改变了主意，他和姚雨平一起向黄兴陈述：李准新调三营内多革命同志，起义有成功把握。随后，黄兴等于小东营集议。林文称：“余辈求杀敌耳，革命党之血，可以灌溉于无穷，事之成败无足深计。”(95)黄兴也表示：“展期则须避出，重入险地，乃至不易，谋之期年，全党属望，迁延退却，实无以对天下人。”(96)他觉得既有这三营反正，外有新军，内有巡警教练所学生二百余人，起义可以成功。于是，决定按期进行。下午，黄兴电告赵声：“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要香港同志赶来起义。
当夜，研究了进行方法。由于情况变化，黄兴将原订七路进攻的计划改为四路：黄兴率部由小东营进攻督署；姚雨平率部攻小北门，占飞来庙，接应巡防营和新军入城；陈炯明率八十人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二十余人守大南门。预订27日下午五时半同时发动。
夜十时，香港方面接获黄兴密电。因三百余人不能于早班船同时赶到，发电要求推迟一天。陈炯明据此通知胡毅生，声称已经改期，但黄兴因部署已定，决定不再更改。
次日，小东营五号布置得好像办喜事的样子，广西、广东、湖南、四川以及华侨各部分同志打扮成贺喜的客人，陆续到来(97)。下午四时，黄兴聚众演说。大意谓：鸦片战争以来，满洲政府对外丧权辱国，对内欺压老百姓，弄得中国暗无天日。如果不将这个腐败的政府推翻，亡国之祸即在目前。他认为，革命一定会成功，革命一成功，就要建立民国，平均地权，人人有田种，就不再受外国人欺负和满清政府的压迫，大家都可自由幸福地生活了(98)。在黄兴演说的激励下，群情鼓舞。当即发放枪械。正发放间，朱执信赶到，立即剪掉长衫下截加入。随后，谭人凤也自香港赶到，传达香港党人的意见，要求延缓一日。黄兴急得顿脚道：“老先生，毋乱我军心，我不拿人，人将拿我矣！”谭人凤要求加入作战，因他年已半百，华发满头，被黄兴所阻。
五时三十分，黄兴等乘坐肩舆，余人打扮成侍从(99)，臂缠白巾为记，直扑督署。见到卫队，就说：“我辈为中国人吐气，汝等亦中国人，若赞成，请举手！”卫队不应，于是枪弹大发，黄兴手持两枪，连续射击。司号者吹起螺号。在螺号声中，数十人大噪而进。当即击毙卫队管带金振邦，冲入二门，和卫队互相对射。南洋机器工人杜凤书、黄鹤鸣等六人牺牲。不久，卫队弃枪请降。黄兴等冲入内进，分头搜索。与此同时，喻培伦等也从督署后门炸墙而入。
当黄兴等发起攻击之际，张鸣岐正在署中与司、道各员计议。听到警报后，匆忙穿后壁，转入李准的水师行台。黄兴等找不到张鸣岐，便放火出署。迎头碰上李准的亲兵大队。林文听说李部内有同志，便突前高呼：“我等皆汉人，当同心戮力，共除异族，恢复汉疆。不用打！不用打！”话未讲完，一弹中脑，立刻倒地牺牲。刘元栋、林尹民等五人也相继中弹。黄兴被打断右手中食二指第一节，便以断指继续射击。随后，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川、闽及南洋党人往攻督练公所；徐维扬率花县党人四十人攻小北门；黄兴自率方声洞、朱执信等出大南门，接应防营。
攻督练公所的一路途遇防勇，绕路攻龙王庙。喻培伦胸前挂着满满的一筐炸弹，奋勇当先，所向披靡，一直战到弹尽被捕。
往小北门的一路也很快就遭遇清军。徐维扬急将所部分为两队迎敌。一队由徐满凌率领，且战且走，和攻督署退下的李德山等相遇。最后退入源盛米店，以米袋作垒，顽强作战一日夜，击毙清军多名。张鸣岐无法，下令放火烧街。一时熊熊大火升起，徐满凌等跳墙突围。李德山以枪刀连杀数敌，不幸胸部中弹。他负伤力战，后与徐满凌等一起被捕。其他人由于被火网封住，大部牺牲。另一队徐维扬自率，在司后街与清军奋战。敌退保水师行台，徐维扬等绕路环攻。眼看即将胜利，敌部援军开到，不得已突围退却。其后，与李文甫等相遇。计划会攻飞来庙，夺取弹库，没有成功。徐维扬越山至三元里，后在高唐火车站被捕。
黄兴所率一路行至双门底后，与温带雄所率计划进攻水师行台的巡防营相遇。为入城行动方便，温部当时没有缠白巾做记号。方声洞见无记号，又举械相向，便首发一枪，温带雄应声倒下。对方立即发枪丛射，方声洞牺牲。黄兴且战且前，用肩撞开一家洋货店的门板，从门隙内出双枪，左右射击，中七八人，防营退去。在混乱中，黄兴周围的人也都冲散。靠了店中伙计的帮助，黄兴易服改装，走出大南门，进入女同志徐宗汉所在的河南机关。第二天早晨，指血不断，派人出去购买止血药，路上遇到赵声，急忙引到徐处。黄、赵二人相见，抱头大哭，黄兴要渡河去与清吏拼命，被赵、徐等力劝而止。当夜，赵声发病，由人护送返港。4月30日，黄兴也在徐宗汉陪伴下易服返港。
起义前夕，曾通知惠州及附省各路会党于4月28日响应。届期，顺德会党数百人竖旗起事，夺占乐从团练分局。4月30日，攻入佛山。次日，李准率军进逼，会党不敌，退散。
这次起义，除黄兴一部及顺德会党按计划发难外，其他各部均未行动。新军子弹被收，没有作战能力；胡毅生、陈炯明事前逃出了广州城；姚雨平因胡毅生刁难，未能及时领到枪械，起义爆发后藏匿未出；赵声、宋教仁、胡汉民、吴永珊等乘轮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
起义失败后，清吏大肆搜索。李准并照会各国领事，以所部水师巡警搜检港澳各轮。同时，下令捉拿无辫者。沿江一带，行人有穿西装或无辫者，即遭逮捕。在审讯和被害过程中，革命党人大义凛然，表现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气概。
林觉民：被捕后，张鸣岐、李准亲自审讯。林坐地侃侃而谈，纵论世界大势，劝清吏洗心革面，献身为国。为了套取口供，张、李命人去掉他的镣铐，延坐堂上，送上笔墨。林提笔就写。写毕，又在堂上捶胸顿足地演说。在被囚系的数日中，一勺水也不喝。就义时，举动自如，神色不变。
陈可钧：审讯时，清吏问他，你是白面书生，何苦为逆自残？陈愤然叱责说：“尔以此举为壮士辱耶！事之不成，天也。然以唤醒同胞，继志而起，愿足矣。尔等利禄薰心，血液已冷，乌能知此！”
李雁南：就义时，自赴营内空地，对警兵说：“请弹从口下！”张口饮弹而死。
喻培伦：审讯时，自称为王光明。四川话的意思是“无是公”。他对问官说：“学术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
陈更新：清吏对他说：“子年尚少，何故倡乱，自贻伊戚！”陈厉声说：“同胞梦梦，起义所以醒之也，奚谓倡乱！杀身成仁，古有明训，尔曹鼠耳，奚知大义！”
程良：审讯时，李准诱他招供。程骂道：“余与满奴，无可言者。”问他事情不答。问他姓氏里居，也不答。
总计此次起义，被捕后就义者二十九人。其他战死者无法知道确数。检收遗骸，得七十二具，由党人潘达微营葬于白云山麓。因其地原名红花岗，潘为之易名黄花岗，所以后来人们把这次起义称为黄花岗之役。又因为起义那天是夏历三月二十九日，所以也叫“三二九”之役。民国建立后，孙中山为七十二烈士墓亲题“浩气长存”四字，镌于石上。黄兴也写了一副挽联道：“七十二健儿酣战春云湛碧血；四百兆国子愁看秋雨湿黄花”，对烈士们表示无限的敬仰和深切的怀念。
七十二烈士是：喻培伦、林文、宋玉琳、方声洞、饶国樑、林觉民、李文甫、林尹民、陈文褒、李德山、陈与燊、罗仲霍、庞雄、陈可钧、饶辅廷、陈更新、冯超骧、李雁南、刘元栋、刘六符、李炳辉、李文楷、李晚、郭继枚、余东雄、黄鹤鸣、杜凤书、徐培添、徐进炲、徐广滔、徐临端、徐礼明、曾日全、江继复、徐熠成、徐日培、徐容九、徐满凌、徐茂燎、徐佩旒、徐廉辉、徐松根、徐保生、徐昭良、徐应安、韦统铃，韦统淮、韦树模、韦荣初、林盛初、秦炳、周华、陈春、马侣、劳培、游寿、石德宽、程良、林修明、周增、罗坤、陈潮、黄忠炳、王灿登、卓秋元、胡应升、魏金龙、陈清畴、陈发炎、罗乃琳、林西惠、张学龄。
其后，经陆续调查，发现牺牲于此役的尚有：徐国泰、华金元、阮德三、陈甫仁、严确廷、韦云卿、罗进、罗干、罗联、罗遇坤、张潮、陈才、陈福、李祖恩等十四人。
赵声回港后，感愤丛集，病势日益加重，经常狂歌大呼。一日，胡汉民招饮。食后，忽然腹中剧痛。赵怀疑中毒，延医诊治后知为盲肠炎，但他急于远行，不愿割治。拖延了一段时候，炎症加剧。再开刀时，流血过多，在同志的痛哭声中张目说：“吾负死难诸友矣，雪耻唯君等。”于5月18日逝世。
赵声先参加光复会，后又在南京参加同盟会，是在两会群众中都有威望的革命家。赵死后，陶成章仍疑为毒毙，加深了对同盟会的猜忌。本已出现转机的两会关系，又笼罩上重重的阴云。
自1895年兴中会的广州起义起，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已经进行了十七年的武装斗争。他们屡仆屡起，历经多次失败而志不衰，屡受攻击、责难而信心不摇，一直坚持以武装起义推翻清政府的正确道路，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的一个突出的优点。但是，这些起义也一次比一次更清楚地暴露了它的弱点，这就是脱离群众的单纯军事观点和冒险主义。
还在从事武装起义活动的初期，孙中山就曾说过：“盖起点之地，不拘形势，总求急于聚人，利于接济，快于进取而已。”他并正确地指出：“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100)但是，在实际上，他把筹饷、筹械放到了第一位。认为有了钱，有了枪，就可以稳操胜算。而且，他长期居留国外，钱，依靠向华侨募捐；枪，依靠向帝国主义国家购买。这样，起义地点只能选择在边境或近海一带。广州地区的起义虽屡遭失败而仍然不肯作战略改变，其原因即在此。
二十世纪初年，各地人民群众的自发斗争继续发展，其中资产阶级的收回利权运动更是方兴未艾。但是，很可惜，这些斗争大都未能引起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充分注意。他们一心一意地抓起义，不懂得军事斗争要和政治斗争特别是群众斗争结合的道理；更不懂得要去发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力军农民。他们从依靠会党转而依靠新军，又从依靠新军转而依靠少数“选锋”，脱离群众的倾向不是克服了，而是发展了。这样，他们虽然勇敢地到处点起了革命之火，却不能和广大群众的斗争之火连成一片燎原的烈焰。
“三二九”之役对同盟会说来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如孙中山所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但它激发了各地革命党人和人民群众的革命精神，“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101)。清政府虽然还能镇压局部起义，但在全国性的革命高潮面前，它就技穷力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