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云台
聂云台，名其杰，原籍湖南衡山，1880年10月8日（清光绪六年九月初五）出生在长沙。他父亲聂缉椝是曾国藩的女婿，当过上海制造局总办，上海道台，江苏、安徽、浙江巡抚等官职。聂缉椝在1890—1893年上海道台任内，其账房徐子静侵蚀的赃款中，有华新纺织新局股票四百五十股，计银五万四千两。徐被迫交出后，聂将其据为己有，因而占有这个企业股权的十分之一
。1904年聂缉椝任浙江巡抚时，凭借权势，又用三千余缗的垦照费，在湖南沅江、南县一带洞庭湖滨取得淤田四万余亩，后来建成了“种福垸”大地主庄园。
聂云台是聂缉椝的第三子，1883年即随父住在上海。少年时延师就读，于1893年回原籍参加童试，考取秀才。此后，他跟随外国人学英语及电气、化学工程等，虽未入过正式学校，但于各学科皆有所通晓，操英语尤熟练。
华新纺织新局是洋务派所主持的官商合办企业，原为前任上海道龚照瑗及严信厚等人在李鸿章支持下于1888年筹办，1891年开工，聂缉椝任上海道后，曾参与筹办。开工头几年，营业情况较好，但甲午战后，受外商纱厂的竞争，连年亏损，许多股东失去经营信心。1904年，聂缉椝任浙江巡抚时，不便出面经商，便指使其旧日亲信汤癸生出面组织复泰公司，租办华新，由汤任复泰总理，聂云台被派任复泰的经理。当时日俄开战，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复泰租办华新第一年就获利九万两。次年，汤癸生病死后，复泰进行了改组，聂云台取得他父亲的同意，将复泰改组为聂家独资经营的企业，由他自己担任复泰公司总理，其弟聂管臣任协理。改组后的复泰，仍继续租办华新。这时聂家除已据有的股权外，经汤癸生生前又代聂家陆续收买了一部分华新股票，同时汤家一部分华新股票也被收买过来，遂一家占有了华新股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在股权上占了绝对优势。
1908年底，复泰对华新的租期届满。当时纱业有利可图，华新其他老股东要求收回自办，而聂家则想独占经营，争夺激烈。聂云台便凭借聂家在股权上的绝对优势，召集华新的董事会议，迫使董事会同意全部厂产拍卖。开标结果，聂云台以三十一万七千五百两银得标。但划除聂家应得之拍卖份额外，只需再拿出十万两左右，就全部占有了这个企业。
华新为聂家收买后，改名恒丰纺织新局，由聂云台担任总理，聂管臣任协理。初期，因沿用华新旧有机器设备，产量和质量都不高。为此，聂云台曾进行过一些技术和管理制度方面的改革。1909年，由聂云台亲自主持开办训练班，培养技术人才，废除了包工头制。特别是1912年率先将蒸汽引擎改为电动机，不仅降低了成本，而且增加了产量。欧战期间是民族资本的“黄金时代”，恒丰也获得了很大的利润。但到1918年底以前，聂云台没有及早地更新和扩充恒丰的生产设备，而是将利润所得投资在封建土地的经营上。恒丰的设备更新，是1919年以后的事。
“种福垸”大庄园是聂家经营的另一产业，它与恒丰的关系，像一对孪生兄弟，互为支援和调剂。在“种福垸”建立之初，因为筑堤排涝，继续收买邻近土地，需款甚巨，截止1915年，从恒丰汇往“种福垸”的资金不下六十万元。到“种福垸”工程完成有了收益之后，又反转来，以收益支持恒丰。“种福垸”东西长十六里，南北宽十里，分东、南、西、北四区，三百七十四牌，可耕地达四万五千到四万八千亩，招租佃户三千余家。从1916年起，聂家开始从土地上得到大量的收入，每年从农民身上获得“正租”稻谷五六万石，棉花一万五千斤左右，其他杂课尚多，超过正租的百分之五十以上。1920年后，正式建立起一套管理机构，设有总理、协理、堤务局主任等职，并有由县府名义派往、而实际由聂家豢养的保警队，可以任意对佃农进行逮捕和审判。
1915年，聂云台作为中国实业团副团长赴美访问。1917年，他与黄炎培等人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聂担任临时干事。1918年冬，由于家族内部的矛盾，聂氏兄弟实行析产，将恒丰分作九股，成为其母（曾纪芬）与各房兄弟的合伙公司，推聂云台为总理，协理一职改由其另一兄弟聂潞生担任。“种福垸”无法分割，仍为聂家各房共有，由聂其贤等在当地经营，但大权仍由聂云台掌握。
欧战结束后，我国棉纺业仍有几年的继续繁荣。由于恒丰历年有了积累，加之又有大量的地租收入，聂云台开始对恒丰进行扩充，除增添纱锭和布机外，并着手兴建恒丰二厂及织布厂。1919年6月，由聂云台发起招股，在吴淞蕴藻浜筹建大中华纱厂。大中华原定资本银九十万两，聂家投资二十三万两。由于投资踊跃，到1922年全部建成投产时，有纱锭四万五千枚，资本达二百万两，为当时华商第一流纱厂，聂云台担任该厂董事长兼总经理。与此同时，他还与姚锡舟等集股，在江苏崇明建大通纺织股份有限公司，与王正廷、吴善卿等在上海建华丰纺织公司，与张謇、荣宗敬、徐静仁等在吴淞办中国铁工厂，与孔祥熙、陈光甫等办中美贸易公司等企业。在这些企业里，聂云台分别担任董事长、董事和总经理等职。他还参与上海纱布交易所的筹建，并自设恒大纱号，作为交易所经纪搞投机买卖。1921年，聂在长沙开设协丰粮栈，为湖南最大粮栈之一。聂家企业的发展，使聂云台在工商界成为风云一时的人物，1920年他当上了上海总商会会长和全国纱厂联合会副会长。
迄1921年止，恒丰的纺锭增加到四万一千余枚，布机六百台，有职工三千余人。但由于他们家、厂不分，封建的人事关系与企业的管理体制纠缠不清，使其发展速度落后于同期全国棉纺业的发展水平。
1923年后，由于外国资本的卷土重来，华商棉纺业陷于慢性危机，聂云台所经营的各项企业都遭受巨大的损失。恒丰纱厂于1923—1924年间一度停工，为了维持周转，1924年曾向恒隆钱庄借款六十万两，此后长期借债度日。特别是大中华纱厂，开工不到三年，因受外资竞争的打击，承担不起债务的负担，于1924年8月仅以一百五十九万两忍痛出售，聂家损失银三十余万两。其他企业，如中美贸易公司向美商订购颜料，因价格跌落损失三四十万两。华丰纺织厂因亏损于1927年被日商吞并。中国铁工厂因经营失利，一度被债权人拍卖未成，1932年“一二八”之役毁于炮火。
聂云台在经营上的失败，使他在工商界以及在家庭中的信誉大为降低。1924年后，他虽仍旧总理之名，实则处于退休地位，企业由聂潞生出面维持。此后，聂潞生逐渐成为恒丰厂和聂家经济活动的中心人物。
恒丰的工人工资水平在同业中属于最低的，又有各种克扣课罚制度。1923年恒丰工人自发地发动了第一次罢工，以后接连不断。1925年五卅运动中，恒丰工人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使聂云台、聂潞生等非常恐惧，他们买通上海租界工部局的巡捕房捉拿罢工工人，拘留、开除工运领导干部。1926年，北伐胜利进军，各地工农运动高涨，聂云台多次著文，把群众称作是“随声附和的群氓”，极力宣传印度的甘地主义和提倡生产救国。
1926年，聂云台担任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董事和顾问，这年他生病几死。此后疾病缠身，意念消沉，在长斋念佛中生活，成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居士。1943年，又因骨痨锯掉一条腿，更少过问世事。而恒丰则在聂潞生主持下，聂云台于1929年向浙江兴业银行贷款二百四十万两偿还旧债，并以余款建造三厂。1935年秋，恒丰各厂（包括纱号）因亏损停业。1936年由债权人浙江兴业银行征得聂家同意，将恒丰出租给宋系资本开办的中国棉业公司，改名为恒丰中记纺织新局。抗日战争爆发后，中棉公司商请浙江兴业银行同意，停止租赁关系。“浙兴”为保全债权利益，与聂家一起将恒丰伪装成英商产业，借以逃避日军管理，但没有成功。1938年5月，恒丰被日本军管。1942年与日本大康纱厂合办，成立所谓“恒丰纺绩株式会社”，向日本领事馆注册，资本中日各半，聂家从日方找补的现款中偿还了“浙兴”的债务。
抗日战争胜利后，聂潞生因曾担任过汪伪政权“全国商业统制委员会”的理事及其他伪职，不便公开活动。聂云台虽已体肢残疾，不得不再次走到前台。当时，恒丰已被国民政府经济部接收。聂云台为收回产权，写信向宋子文求助，又指使他儿子聂含章向军政部次长俞大维（聂含章的表兄）活动，由俞向宋子文说情。聂家与“敌伪产业处理委员会”主任徐寄廎、“敌伪产业处理局”局长刘攻芸等人也都早有交情，经他们疏通，终于在1946年3月将产权收回。为此，聂家赠送俞大维和俞母大量恒丰股票，并让俞大维充当恒丰董事。这样，出任过伪职的聂潞生也就未受到任何追究。
聂云台虽将恒丰收回，但经过抗战以来的变化，聂家已无力经营，遂邀大棉商吴锡林、吴柏年入股，改组为恒丰股份有限公司，由聂云台出任董事长，聂含章任总经理，吴柏年为经理。恒丰由聂、吴两家合办后，利用吴家提供的流动资金，趁国民政府经济统制和通货膨胀之机，大搞投机活动，猎取暴利。但是，他们并不将盈利用来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满足生活消费而随时分掉，同时将纱布出口所得的外汇存放在国外。解放初期，恒丰设备陈旧，资金缺乏，财务亏损，种种困难，几至无法支持。经过人民政府对该厂多方面的扶助与整顿，工人们努力增产，主动减薪，并对资方的不法行为进行了必要的限制和斗争，促使他们将逃资调回，生产才逐步好转。
1953年12月12日，聂云台因病在上海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