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昌猷
潘昌猷，名文义，四川仁寿县人，1901年1月10日（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出生于一个佃农家庭。父潘在田，去世较早。潘昌猷童年时家境清寒，曾随其母到地主向兰亭家干活。其兄潘文华先在成都一家商店当学徒，后考入陆军速成学堂学习。数年后，潘文华擢升营长，汇款回家，潘母在本乡购置田地，家境渐趋好转，潘昌猷在乡就读私塾。
1924年，潘昌猷到成都去见杨森求职。杨森与潘文华是陆军速成学堂的同学，时任四川省督理，委派潘昌猷任成都东外统捐分局局长。不久杨森垮台，潘昌猷被免职，回到仁寿老家。
1925年，潘文华已升任第二十一军教导师师长，驻节重庆。潘昌猷到重庆，在师部当军需，继升军需处长。1928年，潘文华任重庆市长，委派潘昌猷为市金库主任兼市奖券所所长。奖券所发行“市政公益奖券”，他从中挪用资金，与人合伙开设中孚钱庄，开始进入金融界。1931年，潘文华下令开设重庆市民银行，官商合办。潘昌猷被推为总经理，代表官股，由市商会会长温少鹤任董事会主席，代表商股。潘昌猷延揽人才分别担任襄理、会计主任、营业主任等职；又开办商业补习学校，培训班底，亲自到校听课，学习银行业务知识，还向行家请教经营管理经验。经过一番努力，市民银行业务逐渐开展，连年获利，在重庆金融界渐露头角。特别是市民银行享有发行货币的特权，更与一般商业银行不同，潘昌猷声望大增，1934年当选为重庆市银行公会主席，接着被选为市商会主席，还兼任重庆市立中学校长。
潘昌猷以其兄潘文华系驻军师长兼市长，以后一旦调防，市长易人，地位不保，亟谋将市民银行转化为己有。他采用向市民银行透支款项，扩大自己股权的办法，在股份总额中占到八成，并得潘文华的支持改组市民银行，又收买了官股，于1934年8月29日将“重庆市民银行”改为“重庆商业银行”。
1935年11月，国民政府发行“统一公债”，按票面额七折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拍板交易，行情时高时低，潘昌猷以为有机可乘，大量贪进。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统一公债”价格惨跌，重庆商业银行亏累甚巨，陷入严重危机，向四川省银行申请贷款解困。四川省财政厅厅长兼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的刘航琛，素对潘不满，不给贷款，并向重庆行营主任顾祝同、财政部特派员关吉玉提出关闭重庆商业银行，以平息金融风潮。潘昌猷前往见顾、关，声称购买公债是拥护国家的金融政策，重庆商业银行只是一时周转不灵，并非资不抵债。顾祝同考虑到其兄潘文华在四川军界的声望，彼此交情还好，允由四川省银行办理抵押贷款。刘航琛只同意抵押三天。后潘得到聚兴城银行杨粲三相助，给予三个月的一百万元贷款，才渡过难关。
潘昌猷遭此失败，心情沉重，下了一道“罪己诏”，自免总经理之职，宣布“本人不善经营，降为三等行员”，以常务董事名义处理行务。
1938年1月，川省主席刘湘去世，以潘文华（时任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继任的呼声最高，但他不愿放弃军权，转而支持王缵绪继任四川省政府主席。王为酬谢潘文华，于是年6月委派潘昌猷任四川省银行总经理。于是潘昌猷利用省行低利贷款，把重庆商业银行的业务搞活起来。王缵绪颇为眼红，也想动用省银行资金，壮大他投资经营的建设银行，同年11月派他的军需处长郭松年为省行董事长，改行董事长责任制，潘昌猷成了一个徒具空名的总经理。
次年6月，成都发生以潘文华部彭焕章为首的七师长，在成都发动“倒王（缵绪）事件”，潘昌猷响应配合，联络刘文辉、邓锡侯、潘文华三部的驻渝代表，以及有关人士冷杰生、何北衡、吴晋航等二十多人，在其住宅集会，一致同意支持“倒王行动”。“倒王”快邮代电传遍成、渝两地，迫使王缵绪于1939年下台。蒋介石自兼四川省政府主席，授意孔祥熙（时任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拉拢四川军界的核心人物。孔与潘文华换帖订为兰交，潘昌猷因此得到孔的垂青和提携。1940年6月，财政部投资二百万元，改组四川省银行，指定潘昌猷任董事长，再度掌握省行的实权。潘昌猷控制四川省银行后，套用资金更甚于前，转入重庆商业银行及其所属企业运用，同时得孔祥熙的关照，获得中央、中国、交通银行和邮政储金局的低息贷款。在币制日趋贬值的情况下，他调运大量资金从事黄金、美钞、外汇的投机活动，财富剧增，重庆商业银行从而跻身于重庆著名银行之列。
潘昌猷在抗战时期，兴办的企业有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重庆盐号、植华纱厂、华昌煤矿、庆华轮船公司、华陵化学公司、四川兴业银公司等，投资的企业有重庆自来水公司、四川水泥公司等数十家。
抗战胜利后，潘昌猷积极向省外发展，图谋重庆商业银行发展成全国性的大银行之一。他以上海为据点，设立重庆商业银行临时管理处，增设汉口、广州、南京、天津、香港等分行，于连云港、长沙等地设立分支机构。重庆崇德进出口贸易公司、重庆盐号的业务重心也转移到上海，初期经营尚称得手。当内战爆发后，时局动荡，形势急转直下，他的扩张抱负终成泡影。
在此期间，潘昌猷在重庆的事业接连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扰乱。1949年初，重庆特刑庭指控重庆商业银行买卖金钞触犯禁令，行员李某被捕并被提起公诉，潘昌猷从上海赶回重庆营救，被勒索黄金六百两；6月，西南长官公署以“签发空头支票，扰乱金融”的罪名，勒令重庆商业银行停止营业。潘函托黄应乾（潘文华的高级幕僚）向有关各方疏通，遭到国民党重庆负责人曾扩情等的强硬抵制。时潘文华的防地在重庆，乃与在渝的财政部长徐堪洽谈，由财政部发代电“准予先行恢复营业”，始得缓解。潘昌猷不堪其扰，调拨港币四十万元将重庆商业银行欠款还清，于1949年11月底结束。
此时国民党统治已现崩溃之势，潘昌猷预谋退路，陆续将资金（包括黄金七千五百两、美钞和美金公债一百七十万元，以及港币一百多万元）向香港转移，于1949年秋携眷去港。
潘昌猷以其在工商、金融界的地位，先后任重庆市银行公会主席、重庆市商会主席、重庆市参议院议员、国民参政员、立法委员。在抗战中期，潘昌猷与张澜、李济深、郭沫若等时有往还接触。他为郭无偿提供住宅，在经济上也有所支持。1945年秋，毛泽东到重庆谈判，9月17日在桂园举行茶会，招待实业界人士，潘亦应邀参加。1948年他曾以巨资支持程潜竞选副总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潘昌猷于1950年1月回到北京，受到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李济深和张澜的欢迎，并出席张澜的宴请。嗣后，潘在京购买住宅一幢，又从香港调汇数十万元，准备恢复重庆、成都、上海、天津、汉口等重点分行业务，后感觉社会制度根本变革难以适应，心存疑虑。同年冬，他托辞清理外汇赴港。1953年由香港远去南美，在巴西定居。晚年，他曾想回国一行，因疾病缠身，思归未成。
1981年1月2日，潘昌猷在巴西病故。
主要参考资料
石体元、刘选深、赵世厚：《重庆商业银行的兴起与衰落》，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等编《重庆五家著名银行》（《重庆工商史料》第7辑），西南师范大学1989年版，第157—175页。
刘仁耀、赵世厚：《我们所知道的潘昌猷》，中国民主建国会重庆市委员会编《重庆工商人物志》，重庆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2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