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
胡适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有影响的资产阶级学者之一。原名洪骍，字适之，安徽绩溪人。1891年12月17日（清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生于上海。他的父亲胡传曾做过淞沪厘卡总巡和台湾台东直隶州知州。
胡适四岁丧父，由母亲送他入乡塾读书。约在八岁时，偶然读到《水浒传》，从此对白话小说特别着迷。这给了他最初的白话文学的熏陶。
1904年，胡适离开绩溪到上海入梅溪学堂，次年转入澄衷学堂。他在这里开始接触到西方思想。严复译的《天演论》，梁启超的《新民丛报》成了他最喜欢的读物。而梁启超的论著尤其令他倾倒。
胡适在澄衷学堂就读一年半，于1906年暑期考入中国公学。这个学校是上年留日学生为抗议日本文部省的所谓“取缔规则”愤而归国自办的学校。学生中有一个组织叫做“竞业学会”，骨干分子多是革命党人。会长钟文恢恰与胡适同住一室。在他的邀请下，胡适为该会办的《竞业旬报》担任撰稿，从第二十四期起又接任编辑。因而使他得到早期的文字训练。
1908年夏秋间，中国公学为修改校章事发生激烈风潮，有数百名学生集体退学另外创办起中国新公学。胡适在新公学里担任低年级的英文课。1909年秋冬，在各方调停之下，新公学复与旧公学合并，胡适不屑回旧公学去，开始自谋职业。
1910年夏天，胡适到北京考取了“庚款奖学金”留美。8月16日，他与同被录取的学生共七十人从上海登轮赴美。9月，进入美国绮色佳（今译依萨卡）城的康奈尔大学读农科。1912年初改学文科。从此，胡适对文、史、哲诸科均极用功，复以余力积极参加校内外各项运动，讲演尤为所好。他经常给当地报纸写稿，曾在一次征文中获奖，受到当地舆论赞扬。其风头之健，可见一斑。
1914年夏，胡适在康奈尔大学毕业，得文学士学位，继续留校研读。次年9月始离开康奈尔前往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跟杜威学哲学。杜威是当时美国最著名的实用主义哲学家。胡适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对哲学方法的高度重视。杜威对于有系统的思想过程的分析，使胡适对中国古典史学的考证方法有了崭新的理解。此外，杜威的和平改革的政治哲学也成了对胡适有终生影响的一个方面。但在哥大期间，胡适最为热衷的，为其一生事业奠定基础的，是文学革命的尝试。
由于早年受过白话文学的熏陶，到美国之后又受到西方写实主义文学的影响，胡适对中国文学史逐渐形成了一种新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历史上凡属优秀的文学作品，大多是白话的，或近于白话的。而那些古奥晦涩的作品却大多是徒具文辞而缺乏真实的内容。由此他提出，古文是“半死的文字”，白话才是活文字。他主张，写诗作文都应尽量用白话，使人明白易懂。在他看来，这正是文学革命的起手功夫。他的这些见解没有获得同学诸友的赞同，其中有个梅光迪更是激烈反对。但朋友们的反对没有使胡适泄气，相反，却加速引发了他文学革命的自觉心，并逐渐形成有系统的主张。
当胡适在美国与朋友们辩论文学革命问题的时候，他的同乡陈独秀正在国内主编《青年》杂志，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向旧文化发起挑战。陈独秀曾多次托人向胡适邀稿。1916年8月21日，胡适写信给陈独秀，提出他关于文学革命的八项主张。陈独秀复信希望他“切实作一改良文学论文”寄登《青年》杂志。于是，胡适便以八项主张为纲，逐条发挥，作成《文学改良刍议》一文，于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青年》自二卷起改名《新青年》）上。其八项主张是：（一）须言之有物；（二）不模仿古人；（三）须讲方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调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文章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陈独秀趁热打铁，紧接着发表《文学革命论》，把胡适的温和的学理式的主张变成激烈的革命宣言。于是震动全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就此揭幕。
1917年5月，胡适交上他的博士论文《中国古代哲学方法之进化史》并进行了答辩。因主考导师们多对汉语、汉学很隔膜，致使论文未获圆满通过。胡适期之数年的博士学位未能到手，但由他“首举义旗”的文学革命运动，这时在国内已如春潮澎湃。胡适感到，他的事业，他的未来，已经在向他招手，遂决计束装回国。
7月，胡适回到国内，当即受到北京大学的聘请，在家小住月余便北上就任北京大学教授。从此便与《新青年》主编、北大文科学长陈独秀共事，并很快结识了北京的一派新人物，年高德劭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他们共同拥戴的长者。是年12月，回里与江冬秀女士完婚，实践了悬隔十四年的婚约，既安慰了寡母，又邀得社会舆论的普遍赞誉。
1918年初，《新青年》改组为同人刊物。胡适与陈独秀、李大钊、钱玄同、高一涵、沈尹默六人轮流编辑。他们以此为阵地，复以北京大学为大本营，将新文化运动迅速推向全国。胡适成了与陈独秀齐名的领袖人物。
在文学革命运动中，斗争最集中、最激烈、最牵动社会注意力的是白话与文言之争。白话文因其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在广大的社会阶层中受到衷心的欢迎。反对文学革命的人，无力与白话文相匹敌。遂杜撰出一个堂皇的“理由”，声称，文学革命只应革其内容，不当革其形式。胡适回答他们说，文学形式的变革正是为文学内容的变革创造条件。“只有文字体裁的大解放，方才可以用来做新思想新精神的运输品。”
胡适看到，要真正解决白话文学代替文言文学这个问题，必须成功地创造出有价值的白话文学作品来。1918年4月，他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鲜明地标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的口号，并系统地论述了创造国语的新文学的方法。此文被郑振铎诩之为“文学革命最堂皇的宣言”。
胡适还大力提倡短篇小说和戏剧改革，并自己创作了一篇新式独幕剧《终身大事》。但胡适对新文学的创造贡献最大的是新诗的尝试。1919年10月，他发表《谈新诗》，文中提出关于新诗音韵的崭新见解，打破了传统成见，为新诗的成立提出了可靠的理论根据。著名新诗人朱自清说，胡适的《谈新诗》“差不多成了新诗的创造与批评的金科玉律了”。1920年3月，胡适的白话新诗集，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的第一部白话新诗集《尝试集》出版。文学史家陈炳堃评论说：“《尝试集》的真价值，不在于建立新诗的轨范，不在与人以陶醉于其欣赏里的快感；而在与人以放胆创造的勇气。”《尝试集》受到了包括从梁启超到鲁迅，知识界绝大多数稍具新思想的人们的欢迎，但却遭到学衡派的激烈攻击。反对派的攻击没有阻止新诗的发展。《尝试集》不久即再版，而且跟着有一大批年轻的新诗人出现。胡适热情撰文向世人评介他们的作品，孤独的“尝试者”有了战友和伙伴。
胡适在文学革命的问题上，主要的缺点是“提倡有心，创造无力”，后来他竟认为中国当时还不具备创造新文学的条件。他过分低估了中国文学的价值，低估了新文学发展的巨大潜力。
在新文化运动中，最使广大青年知识分子为之激动的是个性解放与思想自由。1918年6月，胡适发表《易卜生主义》一文，极力宣扬解放个性，发展个人才能的主张。1920年8月，他同北大教授蒋梦麟、李大钊、高一涵等联名发表《争自由的宣言》，要求北洋军阀政府彻底废除一切破坏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徙及人身等项自由权的法律命令，切实保障人民基本的自由权。这些要求虽不能实现，终不失为一种正义的抗争。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里所鼓吹的“重新评定一切价值”的口号，是“五四”时期在思想原则上所表现的真正激进的态度。从这种态度出发，可以打破一切教条，可以根本改变人们对传统道德、礼俗乃至政治、教育制度等等的看法。胡适对“孝”的传统观念的否定，对女子贞操问题的异议，以及关于女子解放、节制生育的鼓吹等等，都有推动思想解放运动的意义。
胡适还积极致力于教育改革。他就任北大教授的头一年就创办了哲学研究所，开创大学的研究风气。他提议组织各科教授会管理教学，树立教授治校的新风范。他倡议实行选科制，鼓励青年学子的主动精神。他还参与创办其他研究机构，鼓励、赞助出版学术刊物，支持学生自办文化学术团体等等。这些对于改造旧北大官僚子弟沿袭下来的恶劣风气，推动青年学生的思想进取，奠定新式高等教育的基础，都有不容抹杀的意义。此外，他对于全国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在内的新学制的确立，也起了重要作用。
1919年2月，胡适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出版。这本书以其观点和方法的新颖而引起学界的极大注意。他以哲学方法为中心线索，阐述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演进。蔡元培指出此书有四大优点，即：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此书出版两个月即再版，以后又多次重版，足见它是深受欢迎的。它为胡适在学术上奠立了不拔之基。
胡适在学术上取得成功的另一个领域是对于中国几部古典小说的研究。他的《〈水浒传〉考证》（1920年7月）启发了年轻的历史学家顾颉刚，以追迹古史传说演变的方法，提出“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说，开创了新史学的一个流派。胡适的另一篇《〈红楼梦〉考证》（1921年11月）则第一次打破清末以来的种种附会的索隐派的迷雾，把《红楼梦》的研究引导到正当的学术范围内。在以后的七八年里，胡适又相继写了十几篇古小说考证的文字。经他考证和介绍的几种小说，颇有跃登龙门之概，一时都成了畅销书。而这些书的畅销也有力地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发展。
胡适对小说考证的兴趣是同他更大的工作目标相联系的，这个目标就是整理国故。胡适认为，整理国故是创造新文化的一种必要工作。所谓国故，就是“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整理国故“就是从乱七八糟里面寻出一个条理脉络来；从无头无脑里面寻出一个前因后果来；从胡说谬解里面寻出一个真意义来；从武断迷信里面寻出一个真价值来”。
胡适在倡导整理国故时，提出疑古的口号。他鼓励青年学者们以怀疑的态度去辩证古史。他主张“宁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他这种怀疑与批判地对待历史遗产的态度受到了复古派与国粹派的攻击。
自从梁启超欧游归国发表《欧游心影录》以后，守旧派又有抬头之势。1921年，梁漱溟发表《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3年，张君劢在清华发表《人生观》的讲演，两者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出对西方文化的戒惧心理。胡适发表《评梁漱溟先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对梁氏的主观主义与非历史的态度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出，东西文化的差别，最基本的是历史发展程度的不同，中国将来也终必要走上“科学化与民治化”的路。胡适又为《科学与人生观》一书写长篇序言，批评梁启超与张君劢，认为他们的言论是在思想文化领域中开倒车。他的文章所采用的是实验主义的理论与方法，难免有其局限性，但对于抵制思想界的复古逆流是起了重要作用的。
胡适是实验主义（亦即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自己从不讳言，他做学问、谈政治，乃至做人做事，都是实行实验主义。1919年春，胡适发表长篇论文介绍和发挥实验主义，以后又多次在各地发表演讲，加以鼓吹。在五四时期，实验主义的客观影响是比较复杂的。它的怀疑的倾向、大胆尝试的精神、重视逻辑的思想方法等等，在当时是颇有积极意义的。但它否认客观实在、否认真理的客观性这种主观唯心主义倾向则无疑地会发生某些负面影响。
胡适刚回国的时候，曾暗下决心，二十年不谈政治，力图“在思想文艺上替中国政治建筑一个革新的基础”。但五四运动把尖锐的政治问题提到每个人的面前。胡适看到李大钊等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为革命制造舆论；一大批青年愤激于军阀专制，国家昏暗而醉心无政府主义。他“看不过了，忍不住了”，于1919年7月发表了他的“政论的导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主张中国的问题只能一个一个地解决，不可能凭借某种主义一下子“根本解决”。李大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批评胡适，指出，问题与主义不能截然分开；而用主义来团结群众向一个总目标做去，是改造国家的正确途径。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是实用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和平改革与暴力革命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派别的初次交锋。
1921年6月，胡适同其好友丁文江、蒋梦麟等组织了一个叫“努力会”的小团体。次年5月办起《努力周报》。1922年5月13日，胡适发表《我们的政治主张》，由蔡元培、李大钊等十六位大学教授署名，提出以“好政府”作为政治改革的起首目标，曾引起广泛的讨论。10月，胡适又发表《国际的中国》，指责中国共产党的反帝纲领，声称，中国此刻没有帝国主义侵略的威胁，“只须向民主主义的一个简单目标上做去，不必在这个时候牵涉到什么帝国主义的问题”。
在《努力周报》上，胡适针对时局提出过许多改革的主张，对北洋政府的举措也有一些很激烈的批评，但所有这些都是毫无效果的。1923年10月，《努力周报》停刊。
1925年1月，胡适出席段祺瑞的“善后会议”，遭到进步舆论的激烈批评。五卅运动爆发后，他曾与罗文幹联名致信当时的外交总长沈瑞麟，提出两步交涉的主张：第一步，先解决惨案本身，即惩凶、道歉、赔偿等。第二步，修改八十年来一切不平等的条约。他的意见没有引起当局的重视，而他反对罢课的言论则受到进步学生的激烈批评。
1926年7月，胡适赴英国参加中英庚款咨询委员会的会议。途经莫斯科时，参观访问了三天，对苏俄产生颇为积极的印象。在英国停留半年，年底离英去美国。在那里，他补领了被拖十年的博士学位，于1927年4月乘轮回国，并卜居上海。这年6月，他被推任中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管理美国退还庚款的机构，由中美双方派员组成，简称中基会）的董事。从此，除短暂的间断之外，胡适一直在这个董事会任职，这使他在教育学术文化界得以发挥很大的影响。8月，胡适受聘为私立光华大学教授。次年4月，受任中国公学校长。
胡适在欧期间，曾在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巴黎法国国家图书馆查阅敦煌卷子，得到一些禅宗史的材料，回国后便陆续整理研究，相继写成几篇禅宗史的论文，并于1930年出版了《神会和尚遗集》。
胡适由美回国时，恰逢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尽管胡适路过日本时作了拥蒋的表示，但回国后，国民党当局并不很信任他。1929年春，因国民党三全大会上有人准备提出所谓“严厉处置反革命分子案”的问题，胡适以其严重蔑视法律与人权，遂接连写了《人权与约法》、《知难行亦不易》、《我们什么时候才可以有宪法》、《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等文章，批评国民党当局的专制。文中直接牵及孙中山与蒋介石，这引起当局的大不满，特饬教育部对胡适发出警告；又组织国民党人写文章回击，出版专辑《评胡适反党义近著》；并在报刊上发表消息、宣言之类，大攻胡适。最后且下令查禁胡适的文章。
其实，胡适并不想与国民党当局作对，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对国民党“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1930年11月下旬，胡适携眷北上，重返北大任教，后来并担任北大文学院长。
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促成了胡适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谅解与结合。那时，蒋介石集团的对日不抵抗政策正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政治上很被动。而在这个问题上，却得到了胡适的充分理解与支持。1932年5月，胡适邀集友人丁文江、傅斯年、翁文灏、蒋廷黻等创办《独立评论》（周刊），积极配合蒋介石的内外方针，宣扬对日妥协、对内“统一”。所以，《独立评论》的创刊，是胡适在思想政治上与蒋介石集团靠近的一个重要标志。次年2月，胡适与民权保障同盟的决裂，使他们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原来，1932年底，宋庆龄、蔡元培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带有反蒋性质的民权保障同盟。胡适亦加入，并于1933年初创立北平分会，自任主席。2月初，著名记者史沫特莱得同盟总部同意，发表了一份揭露北平反省院酷刑虐待的材料。胡适认为这个材料是伪造的，要求总部负责更正。总部当然不能同意。于是，胡适发表《民权的保障》一文，公开反对总部“释放一切政治犯”的要求。接着又对《字林西报》发表谈话，继续批评同盟总部的宗旨。宋庆龄不得不发电给胡适，请其“自由出会”。此事过后仅一个月，汪精卫就致信专诚邀请胡适出任教育部长。经过数日踌躇之后，胡适回答说：“我细细想过，我终自信我在政府外边能为国家效力之处，似比参加政府为更多。”并表示愿“为国家做一个诤臣，为政府做一个诤友”。
1933年6月，胡适赴加拿大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五届常会。10月回国，11月间，发生反蒋的“福建事变”。胡适发表文章批评事变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等“有危害国家的嫌疑”。
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学生爱国运动，影响迅速推及全国。胡适表示有限度地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但反对罢课。他手拟《告北平各大学同学书》，指责学生罢课荒废学业，滋生事端，是“青年人自放弃其本身责任，自破坏国家将来之干城”。
1936年6月，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事变，提出反蒋抗日的口号。胡适致电李、白，指责他们是“掀动内战，危害国家”。
这年7月，胡适再度出国赴美参加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六届常会，12月初回到国内。12日，西安事变爆发，胡适本其一贯拥蒋的立场，打电报给张学良说：“陕中之变，举国震惊。介公（指蒋介石——引者）负国家之重，若遭危害，国家事业至少要倒退二十年。足下应念国难家仇，悬崖勒马，护送介公出险，束身待罪，或可自赎于国人。若执迷不悟，名为抗敌，实则自坏长城，正为敌人所深快。足下将为国家民族之罪人矣。”随后，又发表《张学良的叛国》一文，成为国民党当局的主要宣传品。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开始大举进攻中国。次日，胡适南下赴庐山参加蒋介石、汪精卫主持的谈话会。会间曾与蒋、汪面谈多次，仍主张做“最大的和平努力”。9月，受蒋介石之托，胡适以非官方身份赴欧美活动。
从1932年到1937年，胡适除在北大任教，主要精力用于编辑《独立评论》。在这个刊物上，他共发表论文一百一十八篇（不包括《编辑后记》及游记等文字），其主要内容一是宣扬对日妥协，二是主张效法英美政制。此外还发表了几篇讨论中西文化的文章。1935年1月，王新命、陶希圣等十教授发表《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3月，胡适发表《试评所谓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认为十教授的《宣言》“是今日一般反动空气的一种时髦的表现”，是以折中论反对西化论。他主张中西文化应“自由接触，自由切磋琢磨”。这显然又同他宣布赞成的陈序经的“全盘西化”有矛盾。所以，不久他又发表《充分世界化与全盘西化》一文，宣布放弃“全盘西化”的提法，而以“充分世界化”代替之。自然，这个提法仍不够精准。
1936年11月间，《独立评论》以文字触犯宋哲元被勒令停刊。时胡适尚在国外。回国后，经一番活动并正式向宋哲元道歉后，于1937年4月复刊，至“七七”事变停刊。
由于办刊物和参与政治活动，这些年胡适的学术成绩不佳。长篇著述完全没有，稍可足述者只有几篇论文。1934年5月写成的《说儒》一文可算是这一时期胡适治学的代表作。文中对孔子及初期儒家的历史地位做了较高的评价，受到郭沫若、江绍原等人的批评。
胡适于1937年9月到美国，1938年7月离美赴欧洲。不久，在蒋介石敦促下，决定出任驻美大使。9月离欧，10月初到华盛顿赴任，开始了他的外交生涯。他任大使四年，至1942年9月8日卸任。以后继续留居美国，曾断续地在大学和图书馆担任过工作。
1945年9月，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聘胡适为北京大学校长，次年胡适回国就任。1946年11月，胡适到南京参加国民党召集的国民代表大会。12月24日夜，北大女生沈崇被美国兵强奸，引起师生及各界极大愤慨。学生罢课示威，抗议美兵暴行，要求美军撤出中国。12月30日，胡适赶回北平，在接见记者时，一方面表示理解学生、教授们的愤慨，同时却强调“此次不幸事件为一法律问题”，力图掩盖美国对华侵略的政治问题。
1947年初，蒋介石托傅斯年转达，拟请胡适出任国府委员兼考试院长。2月6日，胡适写信给傅斯年说，他“愿意帮国家政府的忙，所以不愿意加入政府”。因为只有处于在野的地位，才容易帮政府的忙，“替他说公平话”来支持他。若加入政府，便“完全不能有所作为”了。
5月间，胡适邀同北大、清华等校一些教授组织“独立时论社”，针对国内外重大问题各人撰写文章交全国各地有关系的报纸发表。陆续入社的有四十多人，建立联系的报纸有三十八家。胡适以此在舆论上帮蒋介石的忙。8月下旬，胡适到南京筹备中研院第一届院士选举，曾面见蒋介石，向他提出发展教育的十年计划。11月，胡适被推为久大盐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12月中旬，为出席中基会的会议再到南京。蒋介石托王世杰劝他“改行”从政。胡适与王世杰长谈多次，终于婉辞。
1948年3月下旬，胡适到南京出席中研院评议会会议，当选为第一届院士。接着出席“国民大会”，选举所谓“行宪”后的第一任“总统”。其时，蒋介石为应付政治困境，曾敦劝胡适参加竞选总统。胡曾略为所动，但国民党内一些有影响的人持反对意见，事遂寝。
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向前发展，国民党的统治面临彻底崩溃。胡适在北平电台发表反共讲演，然后又到武汉、杭州等地讲演。他回到北平不久，人民解放军就包围了这座城市。12月15日，蒋介石派专机将胡适接到南京。
1949年4月，胡适受蒋介石之托，启程赴美活动“美援”。在海轮上，他写了两篇文章，一篇是为拟议创刊的《自由中国》杂志写的《〈自由中国〉的宗旨》，一篇是为将要出版的陈独秀晚年论文与书信写的序言。
1949年4月21日，胡适到达美国旧金山。两天后，南京解放，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宣告垮台。一年后他在给沈怡的信里写道：“这十几年中，只有国际共产党大致知道他们的目的与步骤；只有他们比较地明白他们所谓战略与策略。此外，所谓大国领袖，所谓大政治家，都不免古人所谓‘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他认为杜鲁门、蒋介石们没有想清楚他们要做什么和该怎样做，糊里糊涂地输给了共产党。
1952年12月，胡适应邀回台湾讲学，次年1月17日离台去美。1954年2月，为参加所谓“国民代表大会”，胡适再度回台，4月5日复去美国。1955年12月，胡适着手撰写《丁文江的传记》，这是胡适一生所写的四十多篇传记性文字中最长的一篇。
1957年11月，胡适被任为中研院院长。次年4月，回台就任。1959年，又出任“国家长期发展科学委员会”主席。是年7月，他前往夏威夷大学参加第三次“东西方哲学会议”，发表《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与方法》的讲演。会后，他接受该大学颁赠的人文学名誉博士学位。这是他得到的第三十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名誉博士学位。
1960年7月，为参加“中美学术合作会议”赴美。在这次会议上，胡适发表《中国传统与将来》的讲演。大意说，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是“人本主义与理智主义”。这个核心是永不会消失的。他并宣称，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同这个核心是不能相容的。
1961年11月6日，在“东亚区科学教育会议”的开幕式上，胡适讲演《科学发展所需要的社会改革》，对传统文化又有激烈的批评，引起不少人的反对。不久，以心脏病复发入台大医院治疗。1962年1月10日，胡适出院休养，但在2月24日中研院欢迎新院士的酒会上，心脏病再次猝发，不及救治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