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宝珊

王劲

邓宝珊，名瑜，甘肃天水人，生于1894年11月10日（清光绪二十年十月十三日）。父亲邓尚贤原是一名穷书生，后改习商。邓宝珊童年读了几年私塾，十三岁时父母先后去世，生活贫困，即辍学到兰州谋生，在一家制造水烟的烟房当学徒约一年半。时值湖北新军标统杨缵绪部调驻新疆伊犁，途经兰州招募新兵，邓报名应募入伍，旋被提升为司书。他业余拜师，发奋读书，打下了自学的基础。后来戎马之间不废读书，被人称为“儒将”。

1910年，邓宝珊经新军协统部书记官金伯韬（邓的同乡）介绍，与伊犁同盟会负责人冯特民相识，于7月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各省纷纷响应。在新疆，11月28日发生了迪化（今乌鲁木齐）起义，因准备仓促旋遭失败。1912年1月7日，伊犁革命党人发动新军起义，推冯特民、李辅黄等为指挥。时已升任署协统的杨缵绪这时也参加起义。邓宝珊当时在李辅黄率领下，参加了攻占清政府伊犁将军署和副都统署所在地惠远城的战斗。起义部队很快控制了整个伊犁地区的局面，1月10日正式组成新伊大都督府，宣布“五族共和”。2月初，邓又随杨缵绪所率部队开往伊犁以东，在精河、沙泉子一带与清军激战，战斗中指挥不幸阵亡，邓宝珊挺身而出代理指挥，坚守住了阵地。接着他又率队绕道包抄敌左翼后路，终将敌军一举击溃。此役结束，邓因作战英勇和献策奏功受到嘉奖，被送到将弁学堂学习。

新疆光复后，原清政府镇迪道兼提法使杨增新在袁世凯支持下控制了新疆军政大权。1913年，杨增新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大肆捕杀革命党人，邓宝珊亦在被通缉之列。邓潜往宁远的俄国领事馆，取得护照，假道西伯利亚，绕经东北、京津等地返回甘肃故里。

1914年邓宝珊前往陕西，与同盟会会员刘蔼如等人相聚于华山，组成“共学团”，结识了孙岳、何遂、续西峰、李岐山、续范亭、井勿幕、刘守中、胡景翼等人。他们以“讲学”为名，共同策划驱逐陕西将军陆建章、讨伐袁世凯的行动，时人称之为“华山聚义”。袁世凯称帝后，“华山聚义”的成员组织了护国队伍，一度进攻山西，遭到失败。1916年5月陕南镇守使陈树藩宣布独立，取代陆建章就任陕西督军，邓宝珊在陈部胡景翼团为连长。6月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为总理，掌握大权，陈树藩投靠段祺瑞，陕西进步力量又发动“反段倒陈”运动。1917年孙中山发起护法运动后，陕西民党起而响应。9月，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建立靖国军，与陈树藩相对抗。靖国军分为六路，邓宝珊隶属胡景翼第四路之下。

1921年11月，胡景翼部接受北京政府的改编，为陕西陆军暂编第一师，邓宝珊任该师岳维峻旅第二团团长。邓对胡接受改编是不赞成的，1922年3、4月间，他曾派人向孙中山反映陕西靖国军情况。孙中山致函邓宝珊，批评胡的行动是“受奸人蒙蔽”，希望邓“坚持初志，百折不挠”，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制度而奋斗。

同年4月直奉之战爆发，胡景翼奉命出潼关攻打与奉系有联系的河南军阀赵倜。6月，邓宝珊以前敌总指挥名义指挥李纪才、弓富魁两个团大破赵倜军。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密谋共讨曹锟、吴佩孚，邓宝珊为胡景翼联络冯玉祥、孙岳。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成立“国民军”，接着电邀孙中山北上主持国是；与此同时，经李大钊介绍，并依据孙中山联俄、联共政策，冯要求苏联顾问团与共产党人帮助训练国民军。邓宝珊对此皆极表赞成。这时他任国民军二军七师师长。

1925年初，胡景翼到河南任督办，任命邓宝珊为右翼总指挥，率李虎臣、蒋世杰两师在河南击溃陕西督军刘镇华之憨玉琨部。此后，邓在驻地陕县开办军官传习所，以共产党员胡重差为所长，共产党员葛霁云到部担任秘书长，另外聘用了三位苏联顾问。不久，奉系与国民军之间发生矛盾。8月，邓宝珊部北上与奉军作战，占保定，经沧州，直抵天津附近。12月初，邓参加国民军二、三军会战天津之役，任总指挥。邓于12月13日在马厂附近领衔发表通电，主张“召集真正代表民众之国民会议，由国民会议组织国民政府，对内谋全国之统一，对外谋国际之平等”。邓率国民军二军七师及史可轩的二师二旅，并高桂滋一个团，会同国民军三军一部，攻占了马厂，迫使奉系李景林放弃天津，由海路逃往山东。在激战中，邓亦负伤。战后，孙岳被任命为直隶军务督办，邓为帮办。

1926年春，直奉军阀联合进攻国民军，国民军次第放弃开封、郑州、天津、北京等地，退往西北。由岳维峻统率的国民二军，在河南被吴佩孚军战败，溃退陕西。邓宝珊间道返回陕西，在三原收集、整顿了二军余部。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宣布响应广东北伐军。邓宝珊与国民军其他将领通电拥冯，并表示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国民军采纳了李大钊来函建议的“进军西北，解西安围，出兵潼关，策应北伐”的主张，挥师入陕。冯玉祥任命孙良诚为国民军联军援陕总指挥，邓宝珊为副总指挥。邓在乾县开办军官教导队，聘请邓小平等共产党人为政治教官，对学员进行革命教育。10月下旬，援陕部队将领在乾县召开军事会议，邓建议以迂回战术切断刘镇华军退路。结果刘军在内外夹击下溃败，被围八个月的西安于11月27日解围。

1927年1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在西安成立。这是一个国共合作性质的战时临时军事政府，于右任任总司令，邓宝珊任副总司令。“驻陕总部”创办了两所干部学校，即中山军事学校和中山学院，均以共产党人为学校领导。邓宝珊对当时在陕西工作的共产党人始终予以积极合作和支持，与国民联军总政治部主任刘伯坚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冯玉祥所部由武汉国民政府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出师潼关策应武汉方面继续北伐。邓宝珊时为第二集团军第五军军长，属岳维峻指挥的南路军。第二集团军经商洛、荆紫关，于5月底到达河南。6月21日，冯玉祥与蒋介石在徐州会谈后联合发表通电反共，岳维峻率南路军也投靠了蒋介石。邓宝珊无意投蒋，率部撤至驻马店。后迫于形势，不得不离开部队往上海暂住，并于此时由杨明轩引见结识了周恩来。邓宝珊同许多共产党人保持了友谊，对遭受迫害的共产党员与进步人士热心予以掩护和帮助。

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爆发。4月，邓宝珊应冯玉祥之邀回河南，被派往许昌协助樊钟秀的第八方面军对蒋作战。樊于作战中被蒋军飞机炸死，邓接任总司令。10月，冯、阎讨蒋失败，第八方面军师长焦文典投蒋，挟持邓宝珊由许昌南行，准备押解给蒋介石。邓于途中寻机脱身，11月抵上海住法租界，声言隐退，秘密从事反蒋活动。国民党特务曾勾结租界巡捕房将邓逮捕，拟引渡解往南京，后经友人保释出狱。

“九一八”事变后，民族危机日益严重，邓宝珊于1932年3月出任西安绥靖公署驻甘行署主任。当时甘肃地方武装林立，各据一方，就地征敛；加之数年间兵连祸结，灾害频繁，民生凋敝。邓与甘肃省主席邵力子协力整顿省政，不扩一兵，专务安民，任续范亭为参谋长，王新令为秘书长，悉力整编省内武装，协调与邻省关系，争取和平环境，以利百姓养息。1933年4月邵力子调任陕西省主席，邓宝珊代理甘肃省主席一年多，继续稳定各派力量，安抚流亡。1934年，驻甘行署撤销，邓改任陆军新编第一军军长。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邓宝珊由衷拥护，奔走晋冀鲁三省，会晤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恳劝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本侵略者；又到西安与杨虎城、张学良进行了晤谈。红军长征经过甘肃境域时，邓对蒋介石堵截红军的命令消极敷衍，新一军所部始终未与红军接火。

1937年抗战军兴，邓宝珊驰赴前线，始任第二十一军团军团长兼新一军军长，旋改任晋陕绥边区总司令，驻陕西榆林，直至抗战胜利。整个抗战时期，邓与延安往还频繁。在蒋介石发动的历次反共高潮中，邓均表示沉默。其间他还数次到延安，与毛泽东、朱德、贺龙等晤谈。1943年3月，蒋介石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6月，邓宝珊奉蒋电召去重庆。经过延安时，毛泽东与邓晤谈，表明中国共产党争取民主团结，把抗战进行到底的决心，希望邓给予合作。7月，邓经过西安时遇周恩来，又进行了晤谈。邓到重庆，看到国民党内反共声浪甚嚣尘上，深感忧虑，在最后一次见蒋时直率进言：“我愿把领袖拥护成华盛顿，不愿把领袖拥护成拿破仑。”邓返回榆林再经过延安时，毛泽东等对他此行争取国内和平民主的努力，至为赞扬。1944年12月22日，毛泽东在致邓信中又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

1946年2月，邓宝珊参加了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后，即住在三原家中，表示不愿再去榆林，以避免卷入内战漩涡。后在胡宗南再三催促下返回。邓到榆林后，相继发生一系列事件：所部曹又参旅在三边起义，陕北保安副总指挥官胡景铎在横山起义，二十二军李含芳团在高家堡被解放军歼灭。鉴于榆林的战略地位，胡宗南调整编二十八旅徐保部两个团于1947年4月空运榆林；同时在榆林军队中安插了众多的特务，对邓进行监视和控制。同年夏，刘绍庭携朱德及续范亭的信至榆林见邓，要邓当机立断举行起义。邓复信表示：“只要有机会，决当为人民革命事业尽一番力。”

1948年8月，时已任“华北剿匪总司令”的傅作义邀邓宝珊以“副总司令”的名义驻包头，舒彼后顾之忧。北平和平解放谈判中，为了及早达成协议，傅作义于12月下旬派董其武到绥远陕坝接邓到北平主持会谈。1949年1月13日，邓代表傅作义至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指挥部谈判。经过五天的协商，终于达成了和平解放北平的协议，邓全权代表傅作义在协议上签了字。当时北平的一家报纸称邓为“北平和平解放的一把钥匙”。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邓宝珊历任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全国政协第一届委员，第三、四届常委，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等职。1956年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

1968年11月27日，邓宝珊因病在北京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