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浦生

陆琢成 朱正谊

达浦生，名凤轩，字浦生，以字行，经名努尔·穆罕默德，江苏六合人。他是中国伊斯兰教知名的大阿訇，也是回族中有影响的爱国教育家。1875年5月14日（清光绪元年四月初十）出生于一个研究回文的家庭。

达氏一姓是在元朝时期由新疆来至内地的，他们的祖先达布台是元朝的一名将军，曾官居台州路（今浙江省浙东地区），元亡后他的一支子孙定居六合，以达为姓。

达浦生的父亲达象乾，是六合县伊斯兰清真寺的阿訇。达浦生青少年时代跟父亲学习经文和阿拉伯文，1893年他自肩行李，长途跋涉来到北京，以求深造。

北京的回民很多，其中心清真寺是历史悠久的牛街清真寺。这里的教长是对古兰经义和阿拉伯文、伊朗文造诣很高的王浩然阿訇。达浦生就是慕名北上拜王阿訇为师的。达氏抵京的第二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战事的结果不仅迫使中国忍受割地赔款的痛苦，而且造成中国面临瓜分的危机。失败的耻辱深刻地激发了中国各阶层人士的爱国心，也激发了青年达浦生的爱国思想。他师事王阿訇时，还时常听到老师讲述19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有关陕甘和云贵等地的回民起义的故事，他感叹时艰，更坚定了爱国思想。当时大多数回民只学习阿拉伯文，念诵经文，不重视汉文学习，尤其西北边远地区，甚至有反对读汉文书本的。这就造成回民的文化水平与汉民有一定差距。王浩然认为应举办回民学校，提高回民文化，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和社会地位。达浦生赞同这一主张，并决心为其实现而尽力。

1899年，达浦生完成学业后，北京的教友们曾邀他留京担任阿訇，他没有接受，抱着为回民做些切实的基础工作的决心回到家乡，六合县的教众就请他担任本县清真寺的教长。在此期间，达浦生在城内创办了一所广益启蒙学堂，招收回民子弟入学就读。它是六合县最早成立的学校之一。他在推行新的教育内容时，耐心地向教众宣传不应囿于经堂教学，而应让子弟学习汉文和数学等新的内容。他勇于任事、辛勤办学，颇得当地回族群众的信任和尊重。

1907年，王浩然阿訇从土耳其回国时邀来两名土耳其籍教师，把北京牛街清真寺的回文学堂扩充为回文大学。教学内容除了原有的经义、回文之外，增加汉文、数学及一些时务知识课。达浦生应王阿訇的邀请再度来到北京，因王阿訇年事较高，由达主持校务。这所大学培养了不少人才，知名的马松亭阿訇，即是该校毕业生。

1912年民国成立，是年秋马邻翼（字振五）任甘肃提学使（后改称教育司长、厅长），邀达浦生担任省视学兼回民劝学所所长。达去兰州赴任，在职六年走遍了陇东、陇西、陇南和宁夏、青海（当时宁夏、青海均为甘肃省辖地）各地，辅导各县开办学校，有些地方需留驻在那里一两个月，直至学校开学上课，才转往别处。达浦生辛勤而踏实地推动回民教育，为地方作育人才，使他在甘肃回族民众中享有声望。回民中发生纠葛，也常请他出来排难解纷。

1918年，他自甘肃返回六合，再次从事家乡的回民教育工作。20年代初，上海福佑路清真寺邀请达浦生去沪任教长。为了筹集兴办回民教育的经费，上海的几位从事国际贸易和交通界的教友，合组了一个进行对外贸易的商号——协兴公司，准备以经商盈利所得资助教育。达浦生有意于出国，作游学考察，于是就作为协兴公司的一员代表于1921年出国，先至麦加朝圣，游历中东，回途畅游印度、马来亚、槟榔屿、新加坡，并在锡兰（今斯里兰卡）住了相当时期。他在考察各地穆斯林居民的教育情形的同时，也结识了不少伊斯兰教界领袖和名流。

1928年，达浦生从南洋回到上海，福佑路清真寺的教众再三恳切地邀请他担任教长。达浦生借主麻日礼拜的机会，作了一次演说，讲述国外见闻，并建议在上海办一所伊斯兰师范学校。教众踊跃认捐，次年于西门内方浜路青莲街建成一座三层大楼，一、二层为敦化小学，三层为伊斯兰师范校舍，秋季开学上课。小学部大多数为伊斯兰教众子女，师范部招收回族青年培养师资和研究古兰经义，毕业生选优资送前往阿拉伯国家留学深造。北京大学已故的著名阿拉伯语学者马坚教授，就是该校第一届毕业生。

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日本侵略军进攻上海，岁末福佑路清真寺被日军占领，伊斯兰师范也被迫停办，该校学生不少人奔赴后方参加抗战工作。达浦生在上海租界内安置完毕清真寺和伊斯兰师范各项事务之后，目击日军野蛮暴行，为坚持抗战尽一己之力，认为有必要向国外宣传抗战，向伊斯兰教国家揭露日军侵华罪行，唤起国际舆论共申正义，援助中国抗战。他在上海组成一个中国回教抗日宣讲团，得到教众及校董的赞助，乃于1937年9月由沪出发，一路经香港、新加坡、南洋各埠至巴基斯坦，与当地伊斯兰教领袖真纳会见，得到真纳的热情接待。再由巴基斯坦西行至开罗，在开罗埃兹哈大学作多次公开讲演，声讨并宣传日军侵华的种种罪行，呼吁中东伊斯兰教国家共申正义援助中国抗战。他发出要为拔掉插在祖国土地上的日本旗子而竭尽全力的誓言。他以阿拉伯文写了一册《告世界同胞书》。埃及国王法鲁克及皇后特为接见他，并设筵款待。此行使得日本帝国主义向中东各国的反宣传被一扫而清，中东各国的报纸纷纷刊载谴责日军暴行的文章、图片与新闻消息。

1939年夏，达浦生回国前往重庆。当时《新华日报》记者专程采访，发表报导，誉为爱国阿訇。后方社会各界及政府也对达的国外宣传抗战表示赞扬。为了给抗战作育人才，经过达浦生的多方努力，把上海伊斯兰师范迁移后方，择定在甘肃平凉复校，校名定为平凉伊斯兰师范，于1939年10月开学。学生除战区西来的回族青年外，亦就地招收回民青年。校长一席仍由达浦生担任。其后由于“法币”贬值，学校经费困难，国民党政府教育部乘机于1941年将平凉伊斯兰师范改名国立陇东师范，并由教育部直接管辖。1943年教育部另派校长，达浦生改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常住西安。

抗日战争胜利后，达浦生回到上海，因经济拮据，常债台高筑。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应周恩来总理的邀约来到北京，参加政协会议。他与伊斯兰教界人士发起筹组中国伊斯兰教协会，并任该会副主任。他还担任民族事务委员会委员和中国伊斯兰教经学院副院长，1958年起任院长。达浦生拥护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宗教政策，在加强民族团结和统一战线方面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1952年率领中国伊斯兰教朝觐团去麦加朝觐。1955年他随周恩来总理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去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任代表团的顾问。1954年起，他是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二届宗教组长，第三、四届常委。他又受聘为最高人民法院顾问。

1965年6月21日，达浦生病逝于北京。

主要参考资料

达浦生：《自传手稿》，未刊。

陆廷珏辑：《达浦生年谱资料》，未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