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藩王生涯
崇祯帝当信王前后的这段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宫廷中度过的。在老百姓看来，帝王子孙们的宫廷生活一定非常幸福。其实不然，除了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以外，其他的乐趣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枯燥乏味的。他们要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都要一本正经，不能有半点儿戏。除此之外，就是跟随几个大儒一天到晚地诵读儒家经典。只是当他们偶尔到郊外走动时，才能目睹到一些民间的生活情趣。
天启二年（1623）九月二十二日，朱由检被皇兄天启皇帝册封为信王。按照明太祖朱元璋定下的典则，皇长子继承皇位，长子的诸弟都要被封为藩王。诸藩王享受的待遇礼仪“下天子一等”。明初的藩王权力很大，边塞上的几个藩王都拥有重兵。明成祖原来就在北平（今北京）当藩王，时称燕王，后来发动了“靖难之役”，用武力从侄儿建文帝手中夺取了皇位。明成祖深知藩王权重对皇权的危害，即位后大力削夺藩王的权力。他将权势较重的几个藩王迁徙到内地，大幅度削减其护卫军；他禁止诸王节制武臣，将军事指挥权转移到朝廷任命的将领手中，并禁止藩王干预地方事务。宣德时又增加了许多藩禁措施，如皇族人员不得参政、出仕，也不能从事士农工商“四民之业”，出城二王不能相见，严禁藩王与官府交结。明中期又增加了一些藩禁措施，甚至规定藩王不得入朝。于是，明宗室成员就成了“徒拥虚名、坐糜厚禄”的寄生虫。对于崇祯帝来说，五年的信王生活是他一生中最愉快的阶段。他比皇兄天启帝小五岁，小时候经常在一起玩耍，二人十分友爱。这时有皇兄的庇护，自己又有了信王的身份，侍候自己的人又那么多，无忧无虑，尽可以痛痛快快地过日子了。
如果说信王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就是自己的生母死得太早，使自己过早地失去了母爱。自己当了信王，生母也才有了“贤妃”的封号。她生前一直是身份很低的淑女，死后七年才母以子贵，得到了个“贤妃”的正式称号。随着崇祯帝年龄的增长，再加上儒家孝道思想的熏陶，他越来越怀念自己的生母，有时坐在屋里暗自流泪。当时他仍住在勖勤宫，有时问近侍：“西山有申懿王坟吗？”近侍回答说：“有。”因为自己是信王，不能随便出京，违犯了藩禁，那可是大事，所以就偷偷地交给近侍一些银两，要他买些烧纸香烛，代自己到生母坟前祭奠一番，算尽点孝心，也是对自己心灵的一种安慰。
崇祯帝当信王前后的这段生活基本上都是在宫廷中度过的。在老百姓看来，帝王子孙们的宫廷生活一定非常幸福。其实不然，除了物质生活比较富足以外，其他的乐趣并不多，甚至可以说是枯燥乏味的。他们要没完没了地参加各种朝见和祭仪，都要一本正经，不能有半点儿戏。除此之外，就是跟随几个大儒一天到晚地诵读儒家经典。只是当他们偶尔到郊外走动时，才能目睹到一些民间的生活情趣。
每当皇帝要举行大祭时，信王都要去助祭。例如郊祭，即冬至到南郊祭天，夏至到北郊祭地；谒庙，即谒祭太庙，这里供奉着朱家皇族的列祖列宗，另外还有元旦和冬至举行的大型朝贺，信王都要参加。凡遇到这类隆重的场合，信王都要“服衮冕”。“冕：五彩、九旒；衣五章，裳四章”。即帽子有五种颜色，九条飘带。“衣”是指上身服饰，有四种颜色。这类祭仪和朝见成了信王宫廷生活中的重要内容。在这种场合都要规规矩矩，虽然年龄还小，但绝不许嘻嘻哈哈。第一次参加可能还觉得挺新鲜，但时间一久，其枯燥乏味是可以想象的。
宫廷生活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就是学习儒家经典。自明初以来，这类宫廷教育一直很严格。明太祖朱元璋小时候没机会上学，后来只是在马背上学了点文化，一生都为自己文化水平低而遗憾，所以特别重视对子孙们的教育。皇宫中建有大本堂，作为皇家子孙们学习的场所。堂中藏有大量历代典籍，以供这些皇家子孙们观览。征聘一些大儒，轮班为这些孩子们授课，讲四书五经，讲封建礼法。尤其是讲到历代兴亡事迹时，都要详细说明某事应该怎么做，不应该怎么做。为了提高这些皇家子孙学习的兴趣，还经常从外廷找一些年龄相仿的孩子进来，以充当伴读。起初，这些伴读都是找功臣子弟，明中期以后，有时用一些伶俐的小宦官充任。如天启初年任秉笔太监的王安原就是伴读，朱由校、朱由检兄弟都和他在一起读过书。朱由检在这种地方读书，平时一举一动都要合乎封建规范。这对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年来说，并不是惬意的事。
朱由检除了要读儒家经典外，还要读《昭鉴录》《祖训录》等书。这是明朝宫廷的传统读物，是朱元璋命儒臣们编写的。书中搜集了古代藩王的一些善恶事迹，借以教育大明王朝的后世子孙。这实际上就是明朝皇室进行宗法教育的读本。朱由检平时不苟言笑，读书认真，字也练得舒展流畅，在学堂从来不惹是非，颇得老师们的喜爱。
朱由检当信王不久，平时抚养他的庄妃抑郁死去。这使朱由检极为悲伤。庄妃虽不是他的生母，但平时都以母子相称，二人相依为命。庄妃的去世打乱了朱由检平静的生活，终日恍然若有所失，闷闷不乐。天启帝很心疼弟弟，就命张皇后为弟弟选婚。当时由神宗刘昭妃掌皇太后宝，张皇后就和刘昭妃商议，选中大兴的周氏为信王妃，也就是崇祯帝即位后的周皇后。她身体虽然比较孱弱，但体态端庄，性情谨慎，颇得朱由检的欢心。二人相亲相爱，大大减轻了因失去庄妃而带来的苦闷。自成婚以后，朱由检除了参加一些必要的活动外，整天和周氏厮守在一起，儿女情长，道不尽的恩恩爱爱。不久，朱由检就显得精神萎靡，没精打采，接着就病倒在床。下人忙召来御医诊治，但朱由检并不服药。大概是因为他知道自己的病因，所以他向御医解释自己不服药的原因说：“服药千剂，莫如独宿。”朱由检这时才十六岁，两个御医听到这个年轻人能说出这番话，颇为敬佩，认为他“天性过人”。果然，他独宿了一段时间，经调养，身体很快就恢复了过来。
按照明代皇朝旧例，每年从三月四日起，宫眷们都开始穿绫罗。这时春暖花开，此后的一个月是宫眷们赏花的时节。尤其是观赏牡丹，在宫中最称盛事。当牡丹花开时，宫眷们用彩绸做成小棚，来保护这些花中之王。如宫中没有什么大的变故，在这一个月里各宫相邀，于花园中设宴，写诗献赋，殆无虚日。天启七年（1627）春天，魏忠贤献给信王府二百株牡丹，植于庭院，第一株为“御袍黄”
。当年秋天，天启帝即驾崩，朱由检继位。许多人私下议论，朱由检春天得御袍黄牡丹，大概就是继位的吉兆。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魏忠贤颇工于心计。
历史上有许多偶然因素，有些偶然因素甚至影响到整个事态的发展。崇祯帝继位就纯属偶然。这是因为，如果天启皇帝有儿子，就绝不会由崇祯继位。崇祯帝只是光宗第五子，除了天启皇帝外，他还有三个哥哥，即使天启皇帝没儿子，按轮序，崇祯帝只能排在三个哥哥的后面。说来也巧，他这三个哥哥都早早地死去了。正是由于这些偶然因素，才促成崇祯帝继承了皇兄的帝位。
本来，天启皇帝是可能有儿子的。天启皇帝的张皇后性严正，不阿附魏忠贤、客氏等人。天启年间，魏忠贤和客氏相互勾结，倾陷正人，张皇后数次向天启皇帝说及他们的过恶。客氏是天启皇帝小时的乳母，自恃对皇帝有养育之恩，颇为骄横。客氏和魏忠贤为“对食”，形同夫妻。在明代，宦官和宫女结为“对食”的情况很普遍，虽然他们不能过正常人的夫妻生活，但可以相互体贴，也是一种很大的安慰。张皇后看不惯客氏的恶行，曾把客氏召来，要绳之以法。因有他人劝解，便将客氏训斥一通后放回。有一天，天启皇帝回到后宫，见张皇后正在读书，便问读的什么书，张皇后说：“《赵高传》。”张皇后显然是用秦时的大宦官赵高来隐喻魏忠贤。天启皇帝听了以后若有所悟，却沉默了好大一阵，没有说话。魏得知后，恨得咬牙切齿。客氏和魏忠贤在外边广布流言，谓张皇后并不是张国纪之女，而是某一个罪犯的女儿，几乎使天启皇帝信以为真，差点将张皇后废掉。天启三年（1623），张皇后怀了孕。天启皇帝也很高兴，盼望生个儿子，以便日后继承自己的皇位。但是，张皇后身边的人，只要对客魏不俯首帖耳，就被撤离，换上客魏的私密心腹。这些人暗中使用狠毒的手法，使张皇后不正常流产，“竟损元子”。天启皇帝的范慧妃生有一子，但又夭折了。因此，天启皇帝死时没有儿子，几个年长的弟弟也已死去，所以只能由皇五弟朱由检继承皇位了。如没有这些偶然因素的巧合，也就没有历史上的崇祯皇帝，历史就会呈现出另一种面貌。
朱由检在宫廷中度过了少年时代。这段生活对他的影响可谓有好有坏。从好的方面来看，他在宫廷中接受了比较系统的教育，有了较为全面的传统文化知识，字也写得很好。同时，王朝的典章制度、宫廷礼仪等，他都十分熟悉。这对他日后当皇帝来说，都是有利条件。从坏的方面来看，他长期生活在宫廷中，不了解民间疾苦，对地方官吏如何向农民巧取豪夺，他缺少真切的感受。人们看到，崇祯帝即位后，今天加派这饷，明天加派那饷，但很少见他赈济饥民。他缺少实践知识，只知道老百姓可供自己驱使，不知道“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老百姓也能把他这个皇帝拉下马。另外，这个时期已处于明朝末期，各种腐朽倾向都暴露出来了，宫廷的矛盾和斗争分外激烈，致使这一时期各种恶性事件在宫廷里频频出现。而且，朋党之间相互倾轧，各种阴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是非难分。这使他日后惩治大臣显得特别果断。果断则果断矣，但经常失于明察，使不少有作为的大臣被冤杀。再加上崇祯帝幼年丧母，失去母爱后又很少能得到父爱，经常寄人篱下，没有可以完全信赖的人。这也助长了他孤疑多变的品性，对大臣们不能推诚任用，动辄以斧钺相加。他在位十七年，换了“五十相”，成为历史上的奇谈。仔细看一下崇祯帝的成长过程，就不难发现，他的许多性格和行为都可以在他的少年时代找到深刻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