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深宫童年
崇祯帝朱由检生于万历后期,神宗万历皇帝是他的祖父。他的父亲是后来只当了一个月皇帝的光宗泰昌帝,即当时的皇太子朱常洛。他的长兄是朱由校,即后来继光宗即位的天启皇帝。他的生母是刘贤妃,他很小的时候刘贤妃即抑郁死去,光宗遂将朱由检交庄妃抚养。从万历后期到天启初年,继争国本后又连续发生了“三案”之争,都不同程度地与崇祯帝的命运相关。这期间,明宫廷里烛影斧声,纷纷扰扰,伴着崇祯帝度过了童年时代。
生母之死
万历三十八年(1610)十二月二十四日,明皇宫中又有一个新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人们后来所习称的崇祯帝朱由检。他的父亲朱常洛这时二十八岁,看着自己又添了第五个儿子,自然是满心高兴。在朱常洛众多的嫔妃当中,刘贤妃的地位很低,但母以子贵,自己为朱家皇族生了个儿子,其地位马上就会有所提高,所以最高兴的还是刘贤妃。十二月的北京处于一年中最冷的时候,滴水成冰,虽然宫中生着火炉,还是难以驱除寒意。宫中可供驱使的奴婢很多,但宫中诡秘,互相倾轧的事接连不断。尤其是这些日后可能继承皇位的皇子,说不定神不知鬼不觉地会遭到什么人的暗算。因此,刘贤妃拖着产后虚弱的身体,凡护养儿子的事都尽可能亲自料理。这时已近春节,北京城里到处都可以听到噼啪作响的爆竹声,宫中的诸色人等都忙着张灯结彩,希望能过个快乐年。这时神宗万历皇帝又添个皇孙,按说应该好好庆祝一番了。但皇宫的人似乎都在习惯性地各人做着各人的事,谁的脸上也看不到笑容。除了刘贤妃和朱常洛以外,其他人好像没有谁把朱由检的诞生当回事。相反,皇宫中充斥着一种阴冷的气氛。十一月一日刚发生了日食,这被认为是上天示警,万历皇帝不得不修省一番,以禳灾祸。这年又因“旱灾异常”,山东、河南、四川等数省纷纷向朝廷请赈,河南等地还发生了以陈自管为首的农民起义,辽东以努尔哈赤为首的女真势力连败明军,各地官兵纷纷向朝廷请饷。面对纷纷扰扰的政局,万历皇帝却躲进深宫,不见朝臣,只是要臣下献“足国长策”,并明令臣下不得请发内帑。在这种情景下,万历皇帝的心情一直很烦躁,所以他并不关心朱由检这个皇孙的诞生。稍有点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古代的许多皇帝一生下来似乎就有许多吉兆,这在史书中可谓俯拾皆是。而崇祯皇帝诞生时却是这幅景象,这大概预示着他日后的帝王生涯必定多灾多难。
崇祯帝的生母刘贤妃祖籍海州,后来迁居宛平。她初入宫时为淑女,贤妃的称号是后来追封的。自从生了崇祯帝朱由检,刘贤妃将全部心血都倾注在儿子的身上。刘贤妃自恃生了个皇子,自然不满足于以前那种卑下的地位,渐有些气壮起来。这很快招致了其他嫔妃的嫉妒,不时在朱常洛面前进谗言,使刘贤妃很快在朱常洛跟前失了宠,不久便将刘贤妃重谴一通,迁居别室,不许进见。刘贤妃忧郁成疾,不久死去。这时崇祯帝才五岁。光宗朱常洛为此非常后悔,害怕此事被他的父皇万历皇帝知道,就严戒宫中诸人不得外传,悄悄地将刘贤妃葬于西山。
崇祯帝幼年丧母,自然是一大不幸,这在他幼小的心灵上不能不留下深深的创伤。刘贤妃死后,光宗朱常洛将崇祯帝交李选侍抚养。光宗有两个李选侍,分别称东李、西李。东李的身份要在西李之上,但受宠远不及西李。后来由于西李参与移宫案等政争,名声大噪,致使李选侍几乎成了西李的代名词。西李曾抚养过崇祯帝的长兄天启帝,此时天启帝已十一岁,已出阁就学,所以光宗又将年幼的崇祯帝交西李抚养。但西李不久生了个女儿,光宗便又将崇祯帝交东李抚养。东李称庄妃,心地善良,不大与人言笑,因自己不曾生育,便将爱心都倾注在崇祯帝身上。年幼的崇祯帝失去了母爱之后,在庄妃这里得到不少补偿。庄妃素恨魏忠贤弄权,在背后常称魏忠贤为“女鬼”,遭到魏忠贤的忌恨。天启年间魏忠贤和客氏串通一气,将庄妃宫中应供应的衣食一减再减,使庄妃终日闷闷不乐,只是当崇祯帝从外面回来后,她这里才有点欢乐。庄妃即使抱病在身,也尽可能地陪着崇祯帝到庭院中游走游走。
崇祯帝原住在徽音门内的勖勤宫。夏季的某一天,天气闷热,崇祯帝在宫中午睡,渐入梦境。他梦见两条乌龙盘在殿柱上,正觉得好玩,突然一声惊雷将他惊醒。降雨过后,天气顿时凉爽好多。院里有一眼井,这时水位也变浅了。崇祯帝去井边汲水,桶中居然有一条金色鲤鱼,长约尺余。崇祯帝十分高兴,随后又汲一桶,又上来一条金色鲤鱼。崇祯帝遂将这两条金鱼放在西苑水池养了起来。后人为此事还写了一首诗:
勖勤宫里雷初动,西苑池中浪几重。
金柱旧曾占好梦,锦鳞今始识真龙。
崇祯帝向庄妃说起梦境和得金鱼的事,庄妃笑颜稍开。这种笑容是崇祯帝很少能看到的。庄妃对崇祯帝说:“这是你以后大福大贵的吉兆。”刚说了这句话,庄妃的脸色就沉重起来,颇为伤感地说:“我大概见不到那一天了。”庄妃长期遭受魏忠贤和客氏的虐待,心情抑郁,身体很快就垮了下来,所以此后不久就死去了。崇祯帝继失去生母之后,这时又失去了与自己相依为命的庄妃,其伤悼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宫中是非多
历代皇宫中都有许多是是非非,即人们所常说的烛影斧声,千古之谜。由于皇宫处于权力的中心,看来是皇家的私事,实际上成了天下的公事。从万历后期到天启初年,明宫廷里接连不断地发生了几个大案,对明代政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崇祯帝作为皇族的一员,亲自经历和目睹了这些案件的经过,甚至可以说他的童年就是伴随着这些事件度过的。这在他年轻的心灵上不能不留下深深的印记,并影响到他日后观察和处理政事的角度和方法。
崇祯帝诞生时,他的父亲朱常洛已被立为太子。在外人看来,他们父子的生活应该是无忧无虑的了,其实不然。朱常洛一直生活在危疑之中,甚至可以说一直蒙受着屈辱,并时刻有被废黜的危险。
崇祯帝的父亲朱常洛是万历皇帝的长子。他的母亲王恭妃原是穆宗皇后的宫女,被万历皇帝私幸而怀了孕,生下朱常洛。按民间说法,朱常洛就是万历皇帝的私生子。因为这事不光彩,万历皇帝起初不愿认这个儿子。后来万历皇帝的母亲进行了干预,并拿出他和王恭妃私幸时的信物,要万历皇帝无论如何也要认下这个儿子,这是朱家皇族之福。但万历皇帝以王恭妃身份卑贱,还是不愿认。他的母亲便很动感情地说,自己原来也是个宫女,也是被隆庆帝私幸而生了万历帝。你还不是一样当了皇帝吗?母亲把老底一揭,使万历皇帝羞惭满面,无地自容,便不情愿地认下了朱常洛这个儿子。认是认下了,但心里总是疙疙瘩瘩。按明代宫廷旧制,皇帝有了儿子,应该马上立为太子,以定“国本”,即此事历来被认为是国家的根本。尽管有大臣们不断奏请,但此事却久拖不决。
不久,即崇祯帝的父亲五岁的时候,万历帝所宠爱的郑贵妃也生了个儿子,即福王朱常洵,深得万历皇帝的欢心。万历皇帝还私下向郑贵妃许诺,以后要立朱常洵为太子。许多大臣认为郑贵妃有异谋,意在夺嫡,纷纷上疏请早立太子,但万历帝却一直不许。于是,在明宫廷上就展开了旷日持久的“国本”之争。直到朱常洛二十岁时,万历皇帝不得不正式册立他为太子,但受宠却远不及他的弟弟朱常洵。不久发生了“妖书案”,即有人投书,谓万历帝要更换太子,指斥郑贵妃。为此,一时受株连被捕者达上百人。后发现此书乃皦生光所为,便将他磔杀,算是结了案。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不久又有人上疏,谓郑贵妃指使同党搞巫蛊,想谋害太子。所谓巫蛊,即用巫术诅咒人。汉武帝时曾因“巫蛊之祸”而废太子。这次幸赖内阁首辅叶向高弥缝其间,未起大狱。这些事都不是空穴来风,它反映了朱常洛太子地位的危疑处境。崇祯帝这时是个孩童,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少能得到父亲的爱抚。
万历四十三年(1615)夏天发生了“梃击案”,是历史上著名的“明末三案”之一。五月四日傍晚时,蓟州男子张差手持枣木棍闯入慈庆宫,打伤了看门人,后终于被宫中的人抓获。慈庆宫是崇祯帝父亲朱常洛的住处,张差闯慈庆宫行凶,被认为是郑贵妃所指使,意在谋害太子。一时议论鼎沸,有人甚至指名道姓,说此事乃郑贵妃和其弟郑国泰所为。经审讯,连及郑贵妃宫中的太监庞保和刘成。如继续追查下去,牵连会越来越广。万历皇帝多年没上过朝,这时也专为此事召见群臣,拉着太子朱常洛的手,声言父子友爱,决无废太子之事。
崇祯帝的母亲刘贤妃为此十分高兴,在朱常洛回宫后便向他祝贺,认为既然万历皇帝当着众大臣的面公开表了态,他皇太子的地位就可以稳如泰山了。刘贤妃万没想到,她这番祝贺反招来一顿责骂。朱常洛说妇道人家什么也不懂,还好多嘴舌,并立即将她赶出慈庆宫。刘贤妃郁闷成疾,很快死去。
“梃击案”惹得满城风雨,如要认真追查下去,说不定会引出更大的事端。朱常洛不愿过多牵连,极言张差疯癫,郑贵妃决无谋害自己之心。于是,万历皇帝遂命将张差秘密地毙于狱中,随后将庞保、刘成磔杀,草草了结了此案。越是这样不明不白,人们就越多方猜测,致使此案成为历史上常为人们所提及的悬案之一。明末清初的大名士顾炎武说到此事,谓自古以来,当一个王朝衰败时,常有妖人阑入宫禁之事,事关国运气数,“亦法禁浸弛所致”。要说运气的话,崇祯帝生活在这种时候确实不是好兆头。
在朱常洛被册封为皇太子的同时,朱常洵被封为福王。福王这时已二十岁,应立即赴洛阳就藩。但是,尽管臣下一再奏请,万历皇帝还是不让福王离京。外廷为此乃流言不断,谓郑贵妃和福王还在伺机夺嫡,朱常洛的皇太子地位仍处在危疑之中。为此,廷臣请求尽早让福王就藩的章奏连续不断,“数十百奏”,但万历皇帝一直不予理睬。这事拖延了十三年之久,直到万历四十二年(1614),福王才就藩洛阳。但明眼人都清楚,福王虽然离开了京师,但对皇太子地位的威胁并没有完全消除。
万历四十八年(一六二〇)七月,万历皇帝驾崩,朱常洛于八月一日即皇帝位,庙号光宗,年号泰昌。对于崇祯帝朱由检来说,父亲这时终于当了皇帝,成了天下之主,日子总该好些了。但好景不长,父皇只当了一个月的皇帝就死了,为此还引发了一场纷纷扬扬的“红丸案”。原来朱常洛长期受压抑,终日难见一笑,这时登上皇位,群臣向他“山呼万岁”,自然得意万分。郑贵妃这时也进献给他“四女乐”,即四个能歌善舞的美女。有人揣测,这是郑贵妃想讨好光宗,以消除嫌隙。有人认为,这是郑贵妃想用女色迷惑光宗,包藏祸心。也许是二者兼而有之。人们的确看到,光宗即位十来天就显出病态,虽然仍支撑着坚持上朝理事,但身体虚弱,面无血色。如此支撑了几天,随后就一病不起。先由御医崔文升诊治,本来是下痢的病,他却使用泻药,名为辨证施治。不幸的是,这样用药后,光宗的病更加严重,下痢更厉害,以至于一天要拉痢几十次。光宗这年三十九岁,在常人看来,这正是一个人身强力壮的时候。但可怜的光宗皇帝只几天工夫,就拉痢拉得不成人形,枯瘦如柴,一刻也离不开病榻,稍一动就虚汗淋漓。这时郑贵妃仍住在乾清宫,她和光宗所宠爱的李选侍串通一气,请光宗册封她为皇太后。光宗拗不过她们的一再乞请,便颁诏册封。这又引起了一场风波,礼部侍郎孙如游认为这有悖常典,拒不应命,并上疏光宗,请收回成命。光宗将此疏转示郑贵妃,意在要她主动撤回前请。但郑贵妃哪肯轻易罢休,仍极力活动。光宗外家王、郭二勋戚,这时遍谒群臣,泣诉宫禁危急,郑贵妃和李选侍相互勾结,图谋不轨,并说是郑贵妃指使崔文升,不当用泻药而故意投泻药,居心叵测。杨涟和左光斗几个大臣直接往见郑贵妃的侄子郑养性,责以大义,要他劝郑贵妃尽快移出乾清宫,并主动收回前请,要光宗收回封她为皇太后的成命。郑养性看到群情激昂,郑贵妃也怕惹出大祸,所以就移出乾清宫,并请光宗收回封她为皇太后的诏敕。
看着光宗一天病重一天,鸿胪寺丞李可灼上疏,称自己有仙药可治帝疾。光宗和众大臣也不细究,就要李可灼进药。李可灼进上红丸一粒,光宗服下后顿觉舒畅许多,四肢和暖,气喘变得舒平,食欲也来了,要下人进饮食。众大臣也很高兴,李可灼也更有了信心,随后又连进两粒。光宗傍晚服下药,夜里病情即急剧加重。天还未明,宫中就传出急旨,要诸大臣马上入宫。当大臣们赶到时,光宗已命归西天。这就是长期纠缠不休的“红丸案”。
众大臣哭临礼毕,却不见太子朱由校的影子,都感到十分惊异。按照常理,父皇病逝,太子和众兄弟都应该在场守灵。但光宗死时,不仅皇五子朱由检不在场,而且太子朱由校也一直留在李选侍的身边,没有出来。礼部侍郎刘一燝问道:“皇长子安在?”但没人回答。刘一燝颇气愤,遂大声喊道:“谁敢藏匿新天子?”别的大臣也纷纷附和,群情颇为激昂。太监王安是太子的伴读,知道太子在李选侍处,遂领着刘一燝等人前往。王安先进去秉告李选侍,说事关重大,劝她放太子出来。这时李选侍拉着太子的手,正和魏忠贤密谈。经王安如此一说,李选侍便放太子走了出来。太子刚走出门口,李选侍又后悔了,便上去拉住太子的裙子。王安用力推开李选侍,抱起太子走了出来。刘一燝等人上前连喊万岁,马上将太子扶上辇,直奔文华殿行礼。因李选侍这时住在乾清宫,不可回,太子遂暂居慈庆宫。乾清宫是皇帝、皇后平时住的地方,李选侍既不是嫡母,也不是生母,不应在乾清宫住。吏部尚书周嘉谟和御史左光斗上疏,要李选侍移出,有的大臣主张暂缓。周嘉谟等人担心缓则生变,力主马上移出。李选侍不得已移至仁寿殿,太子复回乾清宫。九月六日,太子朱由校正式即皇位,即天启皇帝,大局粗安。
在短短的数天之内,明皇宫中连续发生了“红丸”和“移宫”两大案,人情汹汹,几乎酿成大的祸乱。这时崇祯帝十岁,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皇祖死了后又死了皇父,年幼的皇兄在纷纷扰扰中当了新皇帝。这一幕幕,他都是亲眼见到的。他就是在这种环境中渐渐长大。他虽然难以分清其间的是是非非,但皇宫中如此复杂和诡诈,必定在他幼小的心灵上留下深深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