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崇祯皇帝（1611—1644）名朱由检，公元1627至1644年在位，年号崇祯，故后人习称他为崇祯帝。当李自成农民军进入北京后，他吊死煤山（今北京景山）。南明福王政权追谥他为烈皇帝，庙号思宗，后以“思”字不吉利，又改为毅宗。清入关后，以帝礼改葬崇祯帝，上谥怀宗，乾隆时改谥为庄烈愍皇帝。因此，在史书中对崇祯帝有好几种不同的称谓。

崇祯帝是历史上少见的悲剧性人物。后人一说起崇祯帝，似乎都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悲凉。他生活在明清鼎革之际，一个急剧变化的山崩地坼的时代。崇祯帝处于各种政治势力激烈角逐的漩涡中心，他的一举一动都深刻地影响着历史的进程。举目望去，以李自成、张献忠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风起云涌，势如燎原。辽东的满清势力亦日益强大，并不时大规模内扰。与此同时，明王朝却日益腐败，这台国家机器越来越运转不灵。尤其可悲的是，崇祯帝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处置却接连失误，从而使他和明王朝一起一步步走向了灭亡。

综观崇祯一朝，以下几点尤令人深思。

“臣皆亡国之臣”的历史疑问

崇祯帝口口声声说：“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其实，在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间，明朝政治的各个方面都处于恶性循环之中，崇祯帝难辞其咎。他青年继位，本想成为一个“中兴之主”，深厌明中期以来的诸事萎靡，故“日理平台”，力求速治。他为政察察，对臣下果于诛戮，“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像走马灯似地更换大臣，在位十七年竟换了五十个大学士，十四个兵部尚书。明末著名的几个能臣的悲剧命运都与崇祯帝有关。督师辽东的袁崇焕被崇祯帝冤杀，极尽残忍；卢象昇勤王，战死沙场，毫无抚恤；在松锦大战中，洪承畴连败清军，逼使皇太极火急攻心，呕血不止，崇祯帝却听信谗言，严令速战，最终导致明军惨败。明明责任在己，而他却委过臣下。如此一来，大臣们人人自危，不思有功，但求自保，遇事互相推诿，局势更加恶化。

崇祯帝深厌宦官专权，在即位之初果断地除掉魏忠贤，“钦定逆案”，为世人所称颂。但不久他就感到，外臣亦不可靠，便又变本加厉地倚重宦官，且至死不悟。为了尽快地镇压农民起义军，崇祯帝一而再、再而三地增兵增饷，结果却使广大农民不堪重负而纷纷逃亡，为渊驱鱼，农民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他自己也最终被农民军逼上煤山。

十几年大饥荒，主要是天灾还是人祸？

应该指出的是，崇祯年间出现连续十几年的大饥荒，饿殍遍野，惨绝人寰，其主要原因并不是什么“天灾”，而是“人祸”。农民的负担本来就很重，崇祯时又接连加征辽饷、练饷、剿饷，数额巨大。除了这类敲骨吸髓式的加征外，还有地方官名目繁多的“私派”，且“私派多于正赋”。这类加征和私派都按亩征收。地方官为征足数额，一户逃则由其余九户补足，九户逃则由未逃的一户补足。如此一来，农民不堪重负而纷纷外逃，“十室九空”。尤其是北方，广大农村已几乎无人安心农耕。可以想见，即使再风调雨顺的年景，大饥荒也不可避免。当地方官实在征敛不到钱粮时，便只好谎称旱蝗所致。旱蝗大灾可以发生一年、两年，绝不会连续发生十余年。实际上，在中国这样一个疆域辽阔的大国，各种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如果是在政治清明的年代，其危害就会大大减轻，不会酿成大的社会饥荒和动乱。如果是政治黑暗的年代，小灾也会变成大灾，甚至本来无灾也会出现大饥荒。崇祯年间的大饥荒实际上就是人为的一场大灾祸。

下“罪己诏”最多，徒邀虚誉

崇祯帝还堪称汲汲邀誉的专家。他是中国历史上下“罪己诏”最多的皇帝。面对天下祸乱和灾异，他自称不敢居正殿，避居武英殿，“减膳撤乐”，不吃肉食，以与天下士民共患难。他将宫中各种铜像熔铸成铜钱，以充禄饷。这些装模作样的做法确实为他赢得一些好名声，连李自成也说他“君非甚暗”，但却无救乱亡。尤其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当李自成进入北京后，发现崇祯帝“内帑”银竟高达“三千七百万”两之巨。这在当时是天文数字中的天文数字，只要拿出零头就足可免除全国两年的加征。天下已残破到那种地步，崇祯帝还在那里贪得无厌地聚敛钱财，加征不已。明清之际的人士一说到这点就感叹不已：“其亦可悲也矣！”

这本书将通过对史实的客观描述和分析，看看崇祯帝如何思想和生活，如何对待和处置各种重大事件，又是如何与明王朝一起走向了灭亡。

现在凡是去过北京的人，大都要到景山公园一游。来这里的人们可以不登山远眺，但大都要到崇祯自缢处凭吊一番。即使是目不识丁的老农，也大都能讲一段崇祯帝吊死煤山的故事。在崇祯帝自缢的槐树前，人们徘徊议论，回首历史往事，似乎又回到了明清之际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