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论《诗》的文体学意义

《宗经》言：“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言《诗》为赋、颂、歌、赞之本源。在其他的一些论述中，刘勰对《诗经》之于后世诸文体创作的影响作了较为细致的梳理和爬罗。这些论述有的从语源角度加以考察，有的从名称上予以追溯，有的则从文体源流及其创作关联方面进行了考辨。现择其要者简单陈述如下。

先说“骚”。《文心雕龙·辨骚》云：

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之后，奋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昔汉武爱《骚》，而淮南作《传》，以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

刘勰以《诗》为评骚准的，肯定骚体源于《诗》。这一点在《比兴》篇中也有说明：“楚襄信谗，而三闾忠烈，依《诗》制《骚》，讽兼‘比’‘兴’。”在《辨骚》一文中，刘勰更详细论述了《楚辞》与《风》《雅》的四同、四异。同者：“故其陈尧舜之耿介，称汤武之祗敬，典诰之体也；讥桀纣之猖披，伤羿浇之颠陨，规讽之旨也；虬龙以喻君子，云蜺以譬谗邪，比兴之义也；每一顾而掩涕，叹君门之九重，忠怨之辞也。”异者：“至于托云龙，说迂怪，丰隆求宓妃，鸩鸟媒娀女，诡异之辞也；康回倾地，夷羿日，木夫九首，土伯三目，谲怪之谈也；依彭咸之遗则，从子胥以自适，狷狭之志也；士女杂坐，乱而不分，指以为乐，娱酒不废，沉湎日夜，举以为欢，荒淫之意也。”这一问题，将在下文作详细说明，详见本书丁编十四“论《楚辞》”之“诡异之辞，狷狭之志：论《楚辞》与《风》《雅》的同异”一节。

其次是“赋”。《诠赋》云：“赋自《诗》出，分歧异派。”刘勰认为，赋源于《诗》：

《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昔邵公称：“公卿献诗，师箴赋。”传云：“登高能赋，可为大夫。”诗序则同义，传说则异体，总其归涂，实相枝干。刘向云“明不歌而颂”，班固称“古诗之流也”。……然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遂客主以首引，极声貌以穷文，斯盖别诗之原始，命赋之厥初也。

绎其旨趣，刘勰“赋自《诗》出”的主要理由似为：第一，从语源上讲，赋即“铺”。“《诗》有六义，其二曰赋。赋者，铺也，铺采摛文，体物写志也”。刘勰认为，“六义”中赋的基本特点是通过铺叙辞藻和文词来达到体物言志的目的，而这也正是后世赋体的基本特点，即一要讲文彩铺叙，二要讲言志讽谏。第二，后世赋体不歌而颂的表达方式，亦源于“六义”中的赋。从先秦典籍中“公卿献诗，师箴赋”“登高能赋，可谓大夫”等记载中可以看出，“不歌而诵”之赋，乃“六义”之赋的发展，这一形式也正是后世赋体的源头。第三，汉体大赋用序言开头，用总论结尾，“序以建言，首引情本；乱以理篇，迭至文契”，而“乱”的形式亦源于《诗》。《诠赋》中“按《那》之卒章，闵马称乱，故知殷人辑《颂》，楚人理赋，斯并鸿裁之寰域，雅文之枢辖也”之论，正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国语·鲁语下》引鲁国闵马父说，称《那》的结尾为“乱”，刘勰据此推断，殷人所辑《商颂》各篇的结尾都有“乱”，这一形式为“楚辞”所继承。

刘勰多称赋体源于《诗》，因此要多方探寻两者在内容、形式、表达方式等方面的关联。从文体学的角度来看，刘勰所论不差。汉人已认定“赋乃古诗之流”，不过多从讽谏意义上而言；刘勰则更深入地论证了两者之间更为广泛的渊源关系，这是刘勰的贡献。

再次是“颂”。《颂赞》云：

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昔帝喾之世，咸墨为颂，以歌九韶。自商已下，文理允备。夫化偃一国谓之风，风正四方谓之雅，容告神明谓之颂。风雅序人，事兼变正；颂主告神，义必纯美。鲁国以公旦次编，商人以前王追录，斯乃宗庙之正歌，非宴飨之常咏也。《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哲人之颂，规式存焉。

“颂”亦是“六义”之一。《文心雕龙·颂赞》开篇即云：“四始之至，颂居其极。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这一看法，承《诗大序》之说。接下来，刘勰从远古帝喾时代、《诗经》以至汉魏，追溯了颂体的渊源和衍变。

刘勰还提到了《鲁颂》和《商颂》的编次缘起及其性质意义：《鲁颂》因周公旦的功勋而按次序编成；《商颂》，系商人追念先王之作。此两者是用在宗庙里的雅乐，非宴会上的歌咏。关于鲁、商两颂的编次缘起，刘勰采用的是郑玄《鲁颂谱》及《商颂谱》的观点，其关于雅乐的提法是符合实际的。刘勰还讲到：“《时迈》一篇，周公所制。”在这里，刘勰并未举出周公制《时迈》的确切证据。不过，后世孔颖达《正义》对此有过说明：“《国语》称周公之颂曰‘载戢干戈’，明此诗周公作也。”^[20]刘勰对《时迈》篇的评价是“哲人之颂，规式存焉”，意思是说圣人所作的颂里，保存着作颂的规范。《时迈》篇称颂偃息兵戈、宣化懿德之举，典雅醇正，因此刘勰有此评。

在“选文定篇”时，刘勰特别指出了扬雄、班固等人的作品对《诗》的模规，以及对《诗》的内在精神的继承：“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那》，虽深浅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考之以作品实际可知，刘勰所列扬雄之颂赵充国、班固之颂窦融、傅毅之颂汉明帝、史岑之颂熹后等，确具有“褒德显容”的特点，甚至在基本创作规程上也具有一致性。刘勰认为，上述诸人的颂体创作，或模拟《诗·周颂·清庙》，或效仿《诗·鲁颂·》《诗·商颂·那》，虽深浅、详略有异，但创作宗旨是相同的。挚虞《文章流别论》也有过相似的论述：“昔班固为《安丰戴侯颂》，史岑为《出师颂》《和熹邓后颂》，与《鲁颂》体意相类；而文辞之异，古今之变也。扬雄《赵充国颂》，颂而似雅。”^[21]刘勰关于颂体渊源、流变及特点的描述无疑是精辟而准确的。他之所以强调颂体创作应模规《清庙》《》《那》等体式，是因为这些作品内容典雅，语言“清铄”。刘勰还进一步指出，颂体创作应遵循“谕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纤曲巧致，与情而变”的原则。这些观点，显然都是十分精辟的。

再其次是“哀吊”。《哀吊》曰：

昔三良殉秦，百夫莫赎。事均夭横，《黄鸟》赋哀，抑亦诗人之哀辞乎！

《左传·文公六年》载：“秦伯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夭昏”者，即未成年而夭折的孩子，子车氏之三子“皆秦之良也”，显然不在此列。既然哀悼的对象不同，刘勰为何还要举《黄鸟》为例呢？原因在于《黄鸟》情调悲怆，用语凄楚，“事均夭横”；而且也符合刘勰“悲实依心”“情主于痛伤，而辞穷乎爱惜”的哀文写作要求。

后世以哀文名世之诸家，刘勰最推崇的是潘岳。《哀吊》曰：“及潘岳继作，实踵其美。观其虑善辞变，情洞悲苦，叙事如传，结言摹诗，促节四言，鲜有缓句，故能义直而文婉，体旧而趣新，《金鹿》《泽兰》，莫之或继也。”潘岳有《金鹿哀辞》一篇悼念其夭亡的幼子，又有《为任之咸妻作孤女泽兰哀辞》一篇，为年仅三岁而陨的外甥悲戚。两篇俱悲怆彻骨，至深至婉，一向被目为哀文之名篇。其中如“耳存遗响，目想余颜；寝席伏枕，摧心割肝”^[25]，“良嫔短世，令子夭昏。既披我干，又剪我根”^[26]等一些文句，以泪浸笔，长歌当哭，真正具有“情往会悲，文来引泣”（《哀吊》）的效果。对于这两首诗语言及体制特点，刘勰注意到了其对《黄鸟》及《诗经》的效仿和继承。这两首诗均用四言写成，且音调急促，少有舒缓，这样便于营造出饮咽吞声、如泣如诉的氛围，进而表达出对夭亡者的痛惋。刘勰所谓的“体旧”，就是指潘岳哀文对《诗经》体制的模仿和效法。

上述骚、赋、颂、哀吊之外，刘勰还个别地谈到了《诗》与乐府、论说、启奏、书记、诏策、章表等体的关系，现择取要者列举如下。

作为诗的一种体式，“乐府”与《诗》在内容趋向、语言风格及句式用语等方面存在着多方面的关联。但刘勰对此未及细论，只在《乐府》篇中简单提到：“及宣帝雅颂，诗效《鹿鸣》。”汉宣帝时，有人仿效《小雅》中《鹿鸣》制作歌功颂德的音乐，刘勰以此例来说明《诗》在乐府形成过程中所产生的深刻影响。

《论说》篇从训释角度谈到了论体与《诗》的关系。《论说》开篇即言：“圣哲彝训曰经，述经叙理曰论。”看来，只有阐明经意、申述事理者才可以称作“论”；刘勰将经书的传、注，亦视为论体。“释经，则与传注参体”“传者转师，注者主解”。刘勰也客观地指出，与议、说、赞等其他论体相比较，“注释为体，解散论体”。也就是说，注释是拆开了的论体，是把论分散在了各个注里，因此势必会显得琐碎繁杂。刘勰反对繁琐的章句之学，主张传、注要文字简约、含义明畅。“若毛公之训《诗》，安国之传《书》，郑君之释《礼》，王弼之解《易》，要约明畅，可为式矣”。他举出《毛诗》、孔传等，认为这些对经书的传注是简洁而明畅的，是后世学习效仿的榜样。

《奏启》则引《诗》为例，论述了奏劾一类文的文体特点：“《诗》刺谗人，投畀豺虎；《礼》疾无礼，方之鹦猩；墨翟非儒，目以豕彘；孟轲讥墨，比诸禽兽：《诗》《礼》儒墨，既其如兹，奏劾严文，孰云能免？”按《诗·小雅·巷伯》讽刺、攻击进谗言的人云：“取彼谮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用语激烈，指斥严厉。刘勰以为，《诗》尚如此，弹劾类的文章往往如是，相互攻击，吹毛求疵，诟病为切。

“谱”乃“书记”之一体，刘勰认为，该体与《诗》有着渊源关系：“故谓谱者，普也。注序世统，事资周普；郑氏谱《诗》，盖取乎此。”郑玄按照《诗》的次序和诸侯的世系编成《诗谱》，刘勰以为，这正属于“注序世统，事资周普”的情况。“刺”也是“书记”类文体，刘勰以为：“刺者，达也。诗人讽刺，《周礼》三刺，事叙相达，若针之通结矣。”刺是通达之意，《诗经》中的讽刺，就是通过叙述某件事情来表达作者的爱憎态度；这样的意见送达对方，就像针通到症结处一样。此处，刘勰从语源意义上阐释了《诗经》中“刺”的意义。此外，“谚”亦与《诗》存在渊源关系：“《大雅》云‘人亦有言’‘惟忧用老’。并上古遗谚，《诗》《书》可引者也。……夫文辞鄙俚，莫过于谚，而圣贤《诗》《书》，采以为谈，况逾于此，岂可忽哉！”《诗·大雅》中《荡》《抑》《桑柔》《蒸民》四篇皆有“人亦有言”句；《诗·小弁》有“惟（维）忧用老”句。这些都属“谚”。“谚”即今人所说的谚语、俗语，刘勰亦将其归入“书记”一类。刘勰援《诗》之例旨在说明：谚语在古代即有流传；谚语虽然文辞俚俗，但《诗》《书》尚采之，可见是不容忽略的。

在《诏策》和《章表》中，刘勰也从语源意义上考察了《诗》的文体意义。《诏策》讲：“《诗》云：‘畏此简书。’”“自教以下，则又有命。《诗》云‘有命在天’，明为重也。”刘勰认为，文体名目的确立，源于经典，即所谓“并本经典以立名目”。其中，“简策”和“命”这两体均源于《诗》。按《诗·小雅·出车》有“畏此简书”句，《诗·大雅·大明》有“有命在天，命此为王”句，因此，刘勰的立论是充分依据的。《章表》曰：“章者，明也。《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其在文物，赤白曰章。”《诗·大雅·棫朴》有“为章于天”句，此处的“章”即“明”之意。因此，刘勰所谓“《诗》云‘为章于天’，谓文明也”的释解是正确的。这里，刘勰也是从语源意义上考察了“章”的名目和原始含义。

《文心雕龙》对《诗》的文体特点的总结和论述，鲜明地体现了刘勰的宗经思想，也较为恰当地见出了《诗》的文体价值，对后世《诗》的研究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刘勰看来，《诗》的文体形态和具体实践，实际上已经包含了各体的创作方法，显示了对各体写作的具体要求。文学自觉的重要表现是文体自觉，《文心雕龙》对《诗》的文体意义的细致梳理，正从一个方面反映了魏晋文学自觉的实际，同时也对后世诸文体的创作起到了积极的指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