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獻語言學作爲學科名稱的提出及論述

我們見到“文獻語言學”及對相關概念的最早論述，都出自陸宗達之手，包括與王寧的合作。爲了客觀而完整地呈現陸宗達的意見，現按論著發表的時間先後，把相關論述臚列如下：

1980年：

早在漢代，就開始有了以掃除古代文獻中語言文字障礙爲實用目的的一種工具性專門工作，叫作訓詁。在這個基礎上，發展出後來所説的文獻語言學。[9]

訓詁學曾經一度是文獻語言學的總稱，而古代語言的面貌必須通過大量的文獻纔能被如實地描寫出來。所以，古代漢語和漢語史的研究，是離不開訓詁學的。[10]

1981年：

它（引者按：指《説文》）創立了漢民族風格的語言學。漢民族語言學的一個主要學科是“文獻語言學”，它的研究對象是周秦的書面語言，研究的内容是文字、聲韻、訓詁，所以又稱爲“文字聲韻訓詁之學”（引者按：原注“此説始見於晁公武《郡齋讀書記》”）。《説文》就是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11]

季剛先生在文字、音韻、訓詁上均有很深的造詣……作爲文獻語言學一個重要學派的奠基人……[12]

中國的傳統語言文字學，也就是文獻語言學，是與經學、考據學等學問關係至爲密切的……現代科學的發展很需要從古代繼承有用的東西，因而很多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部門，如中國古代史、各門類的科學史、考古學、中醫學、地理學、古生物學……存在着閲讀古代文獻的問題，需要借助文獻語言學的説明。同時，現代語言科學的發展也需要從本民族的研究成果中接受資料、吸取經驗、尋求方法和繼承一切已被實踐證明了是正確的結論。因此，文獻語言學不但没有“終結”，相反還有很寬廣的發展前途。今天紀念季剛先生，我想，應當使文獻語言學的整理、介紹、普及、應用工作得到推廣，讓它在祖國四個現代化的建設中發揮應有的作用。[13]

黄季剛先生的學術成就很多，而且有他的特點，這裏僅就他在傳統語言文字學方面的成就略作介紹：第一……他在金文、甲骨的對照下，對《説文》所記載的形音義統一的文字系統作了駁正和更深入的研究，使這部文獻語言學的名著發揮了更大的作用……[14]第二，他對傳統語言學的研究是以訓詁爲中心的。文字和音韻僅是他研究訓詁的工具，詞義的發展是語言發展的一個内在的主要推動力，詞義也是文獻語言學研究的落腳點；所以以訓詁爲中心來帶動其他兩個部門的研究是抓住了要害的。季剛先生把訓詁學的原理科學化，並且準備形成一個從傳統訓詁學總結出的系統文獻詞義學……[15]

季剛先生的學術成就很多……作爲近代文獻語言學的一個重要學派的代表人物，他的功績卻是不可磨滅的。[16]

今天紀念黄季剛先生，我特别提到我國的傳統語言文字學，也就是文獻語言學，希望能有更多的人來重視它、介紹它、整理它、發展它。[17]

1983年：

從漢代發展起來的“小學”，是解釋經典的語義的，當時是經學的附庸。後來，它被分爲“體制、訓詁、音韻”三個部門，逐漸脱離經學而獨立，統稱“文字學”。晚近的章太炎先生在日本時開始講授“小學”，他把這門學問定名爲語言文字學，分爲音韻學、文字學、訓詁學三個部門。在現代科學語言學和漢字學没有發展起來之前，這種語言文字學被稱爲傳統語言文字學，由於它以古代文獻語言爲研究對象，所以又稱文獻語言學。[18]

1986年：

我在近年來試着對自己的學術研究做一點不成熟的總結，我以爲，自己的研究狀況可以歸納爲以下五點：

……

（四）我主張批判地繼承古代文獻語言學的材料、理論和方法，從中發展適合漢語情況的語言科學。當代語言學以引進爲主，傳統語言學只被看作歷史，很多人以爲不再有發展的必要和可能了。我認爲，要研究漢語的現在，首先要研究它的過去；要研究古代的漢語，必須同時研究漢字。漢語的特點加上記録它的漢字的特點，都決定了漢語的研究必須吸取傳統的文獻語言學的材料、理論和方法。借鑒國外語言學的研究成果是非常必要的，但這種借鑒不是搬用，而要在考慮到漢語和漢字本身的特點和規律的情況下進行，要把是否適合漢語的實際情況作爲標準來加以取捨。重要的是把傳統的漢語言文字學發展爲更先進的語言科學，以豐富世界語言科學的寶庫；而不是切斷歷史、拋棄和排斥傳統的東西而沿着從别種語言中總結出的規律來爲漢語的研究另闢蹊徑。

……

以上這五點：從文獻語言材料出發；以探討詞義爲落腳點；以《説文解字》爲中心；重視繼承，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漢語語言學；面向現代社會、重視普及和應用。這便是我研究文獻語言學的指導思想。[19]

1987年：

我認爲，漢語的特點加上記録它的漢字的特點，決定了只有批判地繼承古代文獻語言學的材料、理論和方法，纔能發展出適合漢語情況的語言科學……總之，從文獻語言材料出發；以《説文》爲中心；以探討詞義爲落腳點；重視繼承，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漢語語言學；面向現代社會，重視普及及應用。這是我學習、研究、運用《説文》的指導思想。[20]

綜合閲讀上述論述，我們首先體會到，“文獻語言學”是陸宗達在吸收黄季剛思想精華的基礎上提出來的科學概念，他把黄季剛視爲“文獻語言學”一個重要學派的“奠基人、代表人物”。我們還看到，“文獻語言學”在陸宗達的表述裏是有變化、有發展的，先後分别指廣義訓詁學、傳統語言文字學、當代漢民族語言學的一個學科。

陸先生在《訓詁簡論》裏説，在訓詁的基礎上“發展出後來所説的文獻語言學”，“訓詁學曾經一度是文獻語言學的總稱”。這些表述裏的“文獻語言學”應該是廣義訓詁學。在陸先生心中，除了把訓詁學當作與文字學、音韻學平行的學科之外，還有一個更爲廣義的理解。陸先生早在1957年就曾這樣論述：“一般談到訓詁學，認爲不過只是講些字義和詞義，這種瞭解是不够全面的。訓詁學固然主要的要講字義和詞義，但是一究其全部内容，決不僅僅是字義和詞義的問題。從歷史來看，訓詁學本是對於整個具體語言作出分析解釋。例如《詩·大雅·烝民》：‘古訓是式。’鄭玄箋：‘故訓，先王之遺典也。’是‘古訓’即‘故訓’，也就是‘訓詁’。既然故訓包括了整個的‘先王遺典’，當然就不會僅限於字義或詞義的解釋了。又如《大戴禮記·小辨》：‘爾雅以觀于古，足以辨言矣。’‘古’就是‘訓詁’，‘爾雅’倒不一定是書名，意思是依靠‘雅言’用訓詁學來觀察，可以瞭解其語言的全部内容。這裏談到‘雅言’，談到明辨整個的語言，當然訓詁學就不僅僅是限於字義或詞義的範圍了。”[21]

以文字而兼音韻訓詁的《説文解字》，陸先生譽之爲“文獻語言學的奠基之作”“文獻語言學的專著”[22]，這是因爲陸先生的“文獻語言學”又指“文字聲音訓詁之學”，即“傳統的漢語語言學”“中國傳統的語言學”。在上世紀60年代初出版的《訓詁淺談》裏，陸先生指出：“我國傳統的漢語語言學叫做‘文字、訓詁、音韻之學’。”“中國傳統的語言學主要研究古代的書面語言，所以它把三個部門聯繫起來，作爲語言研究的全部内容，這是漢語語言學科的特殊的民族風格。”[23]陸先生多次明確指出，傳統語言文字學就是“文獻語言學”，特别加以區别就稱之爲“古代文獻語言學”或“傳統的文獻語言學”[24]。也就是説，陸先生指稱文字音韻訓詁之學的“文獻語言學”，實質上等於他後來所説的“古代文獻語言學、傳統的文獻語言學”。

在“文獻語言學”之前加上“古代、傳統的”這類限定，至少表明兩點：以文字音韻訓詁爲主要内容的傳統語言文字學，在陸先生心中也是“文獻語言學”，但這個“文獻語言學”是“古代”的、“傳統的”；與此相對的還有一個當代的、新的“文獻語言學”，這個“文獻語言學”纔是陸先生所要追求所要建設的“更先進的語言學科”。這個“更先進的語言學科”在陸先生看來應該具有兩方面的特點：一方面，“漢語的特點加上記録它的漢字的特點，都決定了漢語的研究必須吸取傳統的文獻語言學的材料、理論和方法”；另一方面，要“借鑒國外語言學的研究成果”，“但這種借鑒不是搬用，而要在考慮到漢語和漢字本身的特點和規律的情況下進行，要把是否適合漢語的實際情況作爲標準來加以取捨”。陸先生十分明確地總結道：“從文獻語言材料出發；以探討詞義爲落腳點；以《説文解字》爲中心；重視繼承，建立適合漢語特點的漢語語言學；面向現代社會、重視普及和應用。這便是我研究文獻語言學的指導思想。”[25]

其後有不少人提到過這一概念，比如吳孟復説：“訓詁學就是研究語義的。由於它研究的是古書上的語義，所以又屬於文獻語言學。”[26]“古今相較，可以看出：我國傳統的訓詁學約與語義學相當。由於它是研究古代語義的，所以又屬於文獻語言學的範圍。”[27]郭在貽説：“陸宗達先生把訓詁學叫做文獻語言學，也是頗能得訓詁二字之精髓的。”[28]等等。在提及“文獻語言學”這一概念的諸多論者中，羅邦柱説得最爲詳細，也最具代表性[29]：

文獻語言學亦稱“語文學”“傳統語言文字學”，我國古代又稱爲“小學”。漢文獻語言學包括文字、音韻、訓詁三大部門，研究内容因時代不同而各有所側重：先秦側重考證事物的名稱。兩漢以研究文字、詞彙爲主。《爾雅》、許慎的《説文解字》、揚雄的《方言》、劉熙的《釋名》的出現，奠定了我國文獻語言學的基礎。魏晉興起了對漢語語音的專門研究，同時詞義研究也得到了進一步發展。隋唐宋研究漢語語音趨向穩固、統一。元明則把語音研究引向實際。清代是古代語言學大總結的時期，上古音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突破，建立了一個較爲完整、較爲科學的古音系統，促進了文字學、訓詁學的發展，引起了整個語言學的變革。漢文獻語言學源遠流長，資料宏富，成就顯著，是我國文化寶庫中的重要遺産。現在一般將文獻語言學包括在語言學範圍内。

羅氏的“文獻語言學、漢文獻語言學”是“語文學、傳統語言文字學”和“小學”的别稱，相當於陸先生“文獻語言學”的第二種解釋，即“古代文獻語言學”。最關鍵的是，羅氏的“文獻語言學”只是對傳統語言文字學的一種概括稱謂，它與陸宗達視“文獻語言學”爲“更先進的語言科學”並且要進行五個方面的建設這一思想是不能相提並論的。

馮勝利近幾年發表過兩篇論文論及“文獻語言學”。2012年11月，他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召開的“國學研究論壇·出土文獻與漢語史研究”會上宣讀了一篇題爲《新材料與新理論的綜合運用——兼談文獻語言學與章黄演繹論》的論文[30]，但並未具體討論“文獻語言學”的内涵與外延。2015年8月，他在北京師範大學召開的“章黄學術思想研討會暨陸宗達先生誕辰110周年紀念會”上報告過題爲《文獻語言學——陸宗達先生秉承章黄的學術精華》的論文[31]，這篇論文正面闡述了陸先生的“文獻語言學”。該文的提要抄録如下：

本文試從當代語言學的角度，理解和詮釋陸宗達先生在繼承和發展章黄學術精華時提出的“文獻語言學”的概念及内涵。文章首先以作者從先生受業十數年之所學爲基礎，體會和總結先生何以反復强調“文獻語言學”之意義及原理所在。然後，分門别類對比索緒爾以來當代語言學分科的理論體系，討論“文獻語言學”與“歷時/共時語言學”之間的相互關係，以及文獻語言學所藴含當代語言學所有及所無而須發展的内容和領域，包括並不限於：結構主義原則（見《訓詁淺談》《訓詁簡論》《説文通論》）、文獻語義學（首創同律引申）、文獻語音學/音韻學（《中國聲韻學》庚辰年荷月）、文獻句法學（“了成句之理，辨字位所處”）、文獻字法學/文字學（如“野人與之塊”之“凷”，從字形［盛土於凵］、字音［蕢讀爲塊］及文獻用例［《史記》“野人盛土器中進之”］的三維角度來證明）、文獻韻律語法學（提出“音節句讀≠句法句讀”）、文獻語體語法學（對季剛先生“文與言乖”“雅俗殊形”的繼承與闡發）以及“中國之學，不在於發現，而在於發明”學術原則。

總之，由陸先生的文獻語言學更可看出：章黄學派的文獻語言學孕育了今天的韻律語法和語體語法，藴含着發展當代語言學的新視角和新要素，是後代學者和未來學術取之不盡的思想寶庫。

關於陸先生提出“文獻語言學”的意義，馮勝利論述道：“在中國，訓詁、小學因以古代漢語爲研究對象，故不足與於當代語言學之科，亦不足與於西方之‘歷史比較語言學’。然而，自陸宗達先生‘文獻語言學’概念提出後，傳統的小學纔得以突破索氏‘唯今是求’之當代語言學的樊籬。”“文獻語言學是陸宗達先生提出的一個劃時代的概念，它是先生從章黄學術的精華裏提煉而出，結合當代語言學的根本精神發展而成的。”關於陸先生“文獻語言學”的原理，馮勝利説：“陸先生提出的‘文獻語言學’的基本原則，在我看來，就是‘結構’主義的科學思想。”“‘結構’是索緒爾當代語言學的核心，文獻語言學是從結構的角度來解釋詞義和句意，是從結構的高度來整合和發展傳統語言學中文字、音韻、訓詁等學科，使之發展爲‘結構語言學’之分科學術。這，我認爲，纔是陸先生‘文獻語言學’的真諦之所在。”關於陸先生“文獻語言學”所包含的内容，馮勝利論列了六個分支學科，上引馮文提要裏已有介紹。

馮勝利的論述比我們從陸宗達先生論著中讀到的内容更加豐富。作爲師從陸先生問學十餘年旳及門弟子，比起一般人來，馮勝利對陸先生論著之外的想法自然要瞭解得更多，因此，馮勝利的論述非常值得重視。當然，我們也注意到馮勝利在他的文章中確實表達了不少屬於他個人的理解、引申與闡發。

2003年魯國堯曾經提出過“文史語言學”的概念[32]，這在下文引述魯先生論“文獻語言學”時會提到，此不贅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