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語言文字學在中國歷代學科體系中的位置

孔子整理古代文獻時，歸納出“六藝”，即《詩》《書》《易》《禮》《樂》《春秋》，這可以稱爲中國學科分類的萌芽。而中國學科體系的系統建構則肇自漢代，語言文字學已經納入了這一體系。

西漢劉歆在其父劉向所撰《别録》的基礎上完成了《七略》，它是中國學科體系建立的標誌。《七略》除了總論《輯略》之外，將已經著録的書分爲“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六大部分，也叫六分法。《七略》雖已亡佚，但因《漢書·藝文志》（以下簡稱《漢志》）是以《七略》爲基礎編纂的，所以據此可以瞭解《七略》的具體分類和每類之下所包括的著作。

《漢志》有六略38類，其中“六藝略”之下分爲“易、詩、書、禮、樂、春秋、論語、孝經、小學”等9類。根據“小學”書目之後的小序可知，《七略》《漢志》的“小學”主要指文字之學。另外在第八類“孝經”中還收入了三種語言文字學類著作：“《爾雅》三卷二十篇，《小爾雅》一篇，《古今字》一卷。”《爾雅》《小爾雅》重在解釋詞語意義，應屬訓詁類。《古今字》已亡佚，參閲劉歆所論可知：“古字”當指西漢初年民間“書師”整理李斯等人所作三種字書合編而成的《倉頡篇》中所收字，所謂“《倉頡》多古字”；“今字”或指元始（漢平帝年號，公元1～5年）以後，揚雄《訓纂篇》和劉歆續揚雄所作十三章所收字。因此，《古今字》當屬字書。

中國學科體系至西晉發生了變化，改六分法爲四分法。爲了適應文獻不斷增多的需要，晉武帝時秘書監荀勖與中書令張華仿依《魏中經簿》編成《中經新簿》，開始采用“甲乙丙丁”四部分類，至《隋書·經籍志》（以下簡稱《隋志》）改用“經史子集”四部之名，自此沿用一千三百多年。

《隋志》是我國現存正史中第二部史志目録，在“經史子集”四部之後附入道佛二家。《隋志》經部之下有“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論語、緯書、小學”10個大類，比《漢志》增加了一類“緯書”。第十類“小學”總共收入“一百零八部，四百四十七卷。通計亡書，合一百三十五部，五百六十九卷”。《隋志》編者認爲，《爾雅》《廣雅》《小爾雅》《方言》《釋名》等著作是“解古今之意”，加上“五經總義”，都歸入了“論語”類，這與《漢志》的歸類不同，但《漢志》《隋志》均未將雅書系列歸入“小學”類。《隋志》“小學”分爲訓詁、體勢、音韻三類，所收著作除了數量上大幅度增加之外，内容上也有重要擴展，其小序對此有特别説明[1]：

魏世又有八分書，其字義訓讀有《史籀篇》《倉頡篇》《三倉》《埤倉》《廣倉》等諸篇章，訓詁、《説文》《字林》、音義、聲韻、體勢等諸書。自後漢佛法行於中國，又得西域胡書，能以十四字貫一切音，文省而義廣，謂之婆羅門書，與八體六文之義殊别，今取以附體勢之下。又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以夷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録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今取以附音韻之末。又後漢鐫刻七經，著於石碑，皆蔡邕所書。魏正始中，又立一字石經，相承以爲七經正字。後魏之末，齊神武執政，自洛陽徙於鄴都，行至河陽，值岸崩，遂没於水。其得至鄴者，不盈太半。至隋開皇六年，又自鄴京載入長安，置於秘書内省，議欲補緝，立於國學。尋屬隋亂，事遂寢廢，營造之司，因用爲柱礎。貞觀初，秘書監臣魏徵，始收聚之，十不存一。其相承傳拓之本，猶在秘府，並秦帝刻石，附於此篇，以備小學。

由此可見，《隋志》的“小學”除了雅書系列、五經總義之外，主要包括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還包括民族語言。宋代晁公武的論述應該是本此而來：“文字之學凡三：其一體制，謂點畫有衡縱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雜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制之書，《説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雖各一家，其實皆小學之類。”[2]

《隋志》的分類和晁公武的闡述表明，“小學”至遲從此已經走向獨立發展的道路。四部分類法形成之後就基本定型，但其内部的小類會同中有異，例如《舊唐書·經籍志》甲部（即經部）劃分爲12類，其中“十一曰詁訓，以紀六經讖候。十二曰小學，以紀字體聲韻”，好像把“訓詁”和“小學”分置於並列的兩類之中。其實《舊唐書》作者是將“訓詁”理解爲闡釋經義而非詞語考釋，所以收入的主要是讖緯書和經義雜解類著作。“小學”類中實際收録了“《爾雅》《廣雅》十八家，偏旁音韻雜字八十六家”[3]，即今日所言文字、音韻、訓詁類著作。

學術史研究者一般認爲，作爲語言文字學的“小學”在古代中國是經學的附庸，换言之，他們認爲“小學”在古代中國並没有取得獨立學科的地位。各家表述的具體理由雖不盡一致，但下述幾點則是共同的：“小學”從漢代建構學科體系時就綴於後來稱之爲經學的《六藝略》之末；此後内容雖不斷增益，歸類上也有所調整，但是這一地位直至《四庫全書》都没有根本變化。“小學”的産生就是爲了讀經，漢代“小學”的系統之所以能够建立，也是“經今古文”之爭直接影響的結果，其後輔助讀經而不涉義理仍然是“小學”的基本任務。《爾雅》在很長時間内都没有被列入“小學”類中，其地位高於“小學”，漢代曾爲之設立博士，唐宋時期甚至進入經書行列。這是因爲《爾雅》中的詞語及其解釋基本上都是從上古文獻典籍中直接輯録出來的，“出身”於經書；所收的詞語都是文獻詞彙中的核心部分，相關的解釋則反映了這些詞語的典型用法。這些詞語及其解釋不僅不同於後世的注疏，其本文就須要解釋。然而，從書的性質上來看，《爾雅》可謂目前所見最古老的注疏彙編，是“小學”的奠基之作。

由傳統目録學反映出的古代中國學科體系所顯示的“小學”，看上去確實只不過是附屬於經書、服務於讀經的文獻。但是，語言學史的研究發現，史實與此並不完全吻合。語言學史昭示，古代中國語言文字學學科萌芽於先秦，建立於漢代，隨着東漢魏晉時期音韻學的興起，以文字學、訓詁學、音韻學爲基本學科内涵的獨立學科就已經形成。這一學科雖然一直把解釋經典文獻作爲自己的基本任務之一，但這並不是它的全部任務，在語言文字學科建立的漢晉時期就已經出現了不少真正的語言文字學研究專著，揚雄《方言》描寫解釋的是方言口語，許慎《説文》分析探求的是漢字及其本義，劉熙《釋名》致力追尋的是日常用語的得名原由，吕靜《韻集》借助反切把漢字按讀音進行了系統分類，這些著作都不爲特定經典文獻服務，毫無疑問，它們都已經具有了語言文字學研究的性質。歷代中國語言文字學既有專門研究具體文獻中語言文字問題的注疏著作，又有基於經典文獻而又超越某一文獻專書去探究語言文字自身問題的專門著作，這兩個方面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在不斷纍積、不斷變革、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到達了清代的輝煌。

清代“小學”的成就及其在中國語言學史上的地位，研究者已有基本一致的定評。本世紀初雖有異議（如梅祖麟等），但因提出異議的學者缺乏對清代學術的瞭解，更因爲他們對中國學術懷有偏見，因此在材料不完整、分析未到位、推理失嚴謹的情況下，所立諸論皆站不住腳[4]。對於清代學術的成就，在美國學界本有客觀公正的評述，如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艾爾曼（Benjamin A.Elman）在其備受西方漢學界推崇的著作《從理學到樸學》（From Philosophy to Philology，亦可譯成《從哲學到小學》）中就曾中肯指出：“18世紀晚期的中國歷史，實際上是17世紀以來政治、學術變革的延續及其發展的極致，其影響甚至播及19世紀乃至20世紀。”[5]艾爾曼論述道：“如同西方一樣，中國語言學歷史呈現出與自然科學實驗方法論發展有趣的相似之處。語言學的發展，歷史語言學、比較語言學的形成並不完全是西方學者的功勞。清代學者奠定了中國現代語言學的基礎。我們在當代中國語言學研究中，仍可看到清代小學影響的痕迹。”[6]

章太炎是在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走向現代語言文字學這一歷史進程中發揮承上啟下作用的偉大學者。馮勝利説：“章黄重功力，這自然不錯；但章黄更重‘發明’，其要諦在‘演繹’。”“事實上，章黄‘文獻語言學’中的‘演繹之法’並非憑空而來，它是乾嘉‘理必之學’的傳承和發展。”[7]如果單純從學科發展而不是傳承的視角來看，章太炎的貢獻至少有兩條：一是透徹地論述了作爲獨立學科的語言文字學[8]，從理論上完成了語言文字學學科的現代轉型；二是著力培養了一支傑出的學者隊伍，從而形成了綿延至今並將不斷發揮積極影響力的章黄學派。

西方學科體系的全面引入是百年來中國學科建設的不爭事實，這種引入在促進當代中國科學研究事業高速發展的同時，也全面解構了中國古代學科體系。應該肯定，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在這種接軌中確實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發展；但是也應該看到，中國傳統的人文學科體系在未被充分認識其内涵與外延的情況下，遭遇倉促“並軌”；結果在“接軌”過程中被無端肢解而造成了削足適履的情形，由此影響了相關學科的良性發展，這是值得認真反省並深入檢討的。在國家學科體系的重建上，無論是中國古代語言文字學，還是繼往開來的章黄學派，都没能獲得機會發揮應有的作用，具有濃郁文史傳統和文獻考據傳統的文字、音韻、訓詁等歷史悠久、積纍豐厚、意義重大、學術生命力旺盛且最具有中國特色的學科，儘管在現實生活中和數學、物理、哲學一樣，幾乎時時處處都在發揮作用，但在現行學科分類體系中卻找不到應有的獨立的位置，得不到應有的重視。

下面簡要介紹一下語言文字類學科在當代中國所使用的幾個國家級學科體系中的分布。

1.中華人民共和國學科分類與代碼（GB/T 13745-2009）

這一學科體系簡稱“國標”，主要使用在科研領域，包括政府課題申報學科體系的制訂，如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科基金等，與學位授予和本科辦學的學科目録差距較大。國標共設5個門類、62個一級學科、748個二級學科。第五個學科門類爲“人文社會科學類”，其下包括19個一級學科，“語言學、文學”作爲一級學科並列。在這一學科體系中，整個中國語言文字類學科被壓縮在“漢語研究”和“中國少數民族語言研究”兩個二級學科之中，僅佔整個語言學諸多二級學科中的十分之二：

2.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録》（2008版）

這一學科體系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審核授予學位的學科、專業範圍劃分的依據。同時，學位授予單位按本目録中各學科、專業所歸屬的學科門類，授予相應的學位。因此，這個學科體系對高校和科研院所的學科建設、研究生培養具有很强的影響力，這裏介紹的是2008年版。這個目録有學科門類12個，89個一級學科。“中國語言文學”之下劃分爲8個二級學科，其中語言類有兩個；外國語言文學之下劃分爲11個二級學科，其中10個按照語種劃出，如“英語語言文學”等，有一個是普通語言學學科。

3.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録》（2012年）

這一學科體系規定專業劃分、名稱及所屬門類，是設置和調整專業、實施人才培養、安排招生、授予學位、指導就業，進行教育統計和人才需求預測等工作的重要依據。因此，也是非常有影響的學科專業目録，這裏介紹的是2012年版。這個體系的學科門類與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教育部2011年印發的《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録（2011年）》的學科門類基本一致，分設12個學科門類，藝術學上昇爲學科門類是最大的變化。專業類由修訂前的73個增加到92個；專業由修訂前的635種調減到506種。文學門類下設專業類3個，即“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和“新聞傳播學”，共有70多個具體專業，其中中國語言文學類專業5個，外國語言文學類專業按語種分爲62個，新聞傳播學類專業5個。“漢語言文學”就是俗稱的中文專業，“漢語言”特指外國留學生來華學習漢語的專業，“漢語國際教育”則特指中國學生學習教授外國人漢語的專業。

國標學科體系的影響主要在科學研究領域，特别是課題申請及其成果驗收等。而對學科建設和高校本科專業建設影響最直接也最大的是國務院學位委員會《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録》和教育部《普通高等學校本科專業目録》，這兩個學科體系在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後者叫“專業類”）的劃分上是基本一致的，但是學位系統的學科體系在一級學科下劃分出的是二級學科，而專業體系在一級學科（專業類）下劃分出的是具體專業。所以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和教育部在2011年又聯合頒布了《學位授予和人才培養學科目録》，這個目録只分學科門類和一級學科，目的是作爲國家進行學位授權審核與學科管理、學位授予單位開展學位授予與人才培養工作的基本依據，比如“文學”門類下的一級學科與本科專業目録中的專業類就完全對應，即規範爲“中國語言文學、外國語言文學”和“新聞傳播學”這三個。

以下在討論“文獻語言學”學科問題中提及國家學科體系時，只指《授予博士、碩士學位和培養研究生的學科、專業目録》（2008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