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文獻語言學作爲學科名稱的定義及解釋
我們很早就注意到國家學科體系所存在的、因西方學科體系的影響而造成的嚴重缺陷，長期以來一直在思考中國歷史語言學科在國家學科體系中的定位問題。在研究了中國古代語言學、西方歷史語言學的性質、特點和在現行學科體系指導下建設中國歷史語言學科可能存在的利弊之後，我們認爲，陸先生所提出的“文獻語言學”是對中國歷史語言學最好的概括。因此，從2014年開始籌備舉辦一系列“文獻語言學”學科建設的學術活動，得到了學術界的積極回應和支持。學術活動初步確定了三種形式，即：舉辦“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組織並推動“文獻語言學”的學術研究與學術交流；創辦《文獻語言學》輯刊，及時報導“文獻語言學”學科的研究成果，探討“文獻語言學”學科的理論與實踐問題；開設文獻語言學系列講座，把“文獻語言學”的理論、方法和研究成果及時介紹給年輕朋友，培養“文獻語言學”學科生生不息的梯隊。
爲了在2015年11月召開“首屆文獻語言學國際學術論壇”時能够同時舉行《文獻語言學》輯刊的創刊號首發式，我們特約了一部分稿件，其中魯國堯完成於2015年5月的《簡論“文獻語言學”》就是應約爲創刊號撰寫的壓卷之作。魯先生這篇論文是在没有注意到陸先生“文獻語言學”和馮勝利論文的情況下撰寫的，也就是説，這篇文章所闡述的是魯先生關於“文獻語言學”的獨立見解。現把魯先生的觀點摘要如下[33]：
《論語》裏的“文獻”，是並列結構，由兩個詞構成：一指物，即典籍，可以提供從前的有關資料；一指人，也可以提供從前的有關資料。現代的“文獻”則是一個詞，是偏義複詞，其義爲有歷史價值或參考價值的圖書資料。現代文獻資料的載體形式很多，目前還是以紙本爲主要形式。
筆者2003年提出過一個“文史語言學”，後不久下了個定義：“借助確鑿可靠的文史方面的資料以探究歷史語言的狀況及其衍變，這就是‘文史語言學’。”“文獻語言學”這個術語的外延比我的“文史語言學”還要大，作爲附議者，我顧名思義，妄加詮釋：利用文獻資料以研究語言的學問謂之文獻語言學。
完全可以這樣認爲，在有文字的語言社會裏，就必然有用文字記載的文獻資料，研究這種語言的學人必然要依靠、利用文獻資料以研究語言的現狀及歷史，從而産生文獻語言學。在中國，文獻語言學特别發達。
實事求是，這是我們治學的宗旨。以口頭材料爲資源的語言學，其優勢主要體現在現當代語言特别是方言研究方面。在語言歷史的研究中，主角還是文獻語言學。不論是以文獻爲資源的語言研究或以口頭資料爲資源的語言研究，在使用材料時都應該求“真”、求“全”，在邏輯推理過程中應該求“善”。以文獻爲資源的文獻語言學，前面應該加個“主要”，以口頭資料爲資源的比較語言學，前面也應該加個“主要”，因爲實際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們主張，不應將以口頭材料爲資源的語言學與以文獻爲資源的語言學對立起來，因學術思潮、意識形態而妄評優劣，既尊重以文獻爲主要資源的文獻語言學，也尊重以口頭資料爲主要資源的語言學。
索緒爾曾經説過這樣一句話：“對漢人來説，表意字和口説的詞都是觀念的符號；在他們看來，文字就是第二語言。”[34]這句話略微有些費解：“表意字”涉及書面語，“口説的詞”涉及口語，二者“都是觀念的符號”；因此，“對漢人來説”，口語作爲一種觀念的符號體系，是一種語言，而表意字作爲一種觀念的符號體系，也是一種語言。這兩種語言同爲“漢人”所用，本來具有同等的地位，但索緒爾站在他的普通語言學的立場上認爲：“我們的研究將只限於表音體系，特别是只限於今天使用的以希臘字母爲原始型的體系。”[35]因此，索緒爾雖然承認漢語的口語和書面語都是語言，但因爲不屬於“表音體系”、並且不是“以希臘字母爲原始型的體系”，所以没有將漢語列爲他的普通語言學的研究對象。這就爲我們今天的漢語研究留下了一個廣闊的空間。
我們認爲：對中國人而言，在共時的日常生活環境裏，第一語言是與“口説的詞”相關的、表音體系的漢語口語；在歷時的傳統文化環境裏，第一語言是與“表意字”相關的、文字體系的漢語書面語。二者都是“觀念的符號”，共同構成了“漢人”的語言，忽略其中任何一個，都不能構成關於漢語的科學的、完整的認識。因此，我們認爲陸先生提出的“文獻語言學”是一個科學概念，“文獻語言學”完全可以成爲一個學科，因爲以此可與重視研究“口説的詞”、重視研究表音體系的現代漢語語言學相互映帶，共同完善關於“漢人的語言”的科學理論體系。
參考索緒爾的觀點，綜合考察中國語言文字學科和中國學科體系的形成與發展，比較西方語言學科及學科體系的特點和中國現行學科體系的局限，吸收陸宗達以來關於“文獻語言學”的意見，包括魯國堯、馮勝利的論述，我們對“文獻語言學”定義如下：文獻語言學是立足於海内外傳世、出土文獻，綜合運用文獻學、傳統小學、現代語言學的理論與方法，旨在解決文獻中的語言文字問題、研究語言文字的結構規律和演變發展規律的一門中國歷史語言學科。這個定義還可以進一步概括如下：文獻語言學是以文獻爲主要資源，綜合運用中外語言文字學理論與方法，研究中國語言文字及其歷史和内在發展規律的科學。
依據這個定義，我們對“文獻語言學”的性質、内涵、外延、特色等略作説明：
“文獻語言學”是一門歷史科學，是一門具有中國特色的歷史語言科學。這門學科既是中國歷史學各分支學科的基礎學科，也是中國語言文字學的基礎學科，前者的基礎性主要體現在應用層面，後者的基礎性主要體現在理論層面。
“文獻語言學”以文字記載的古代文獻作爲主要研究資源，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也包括漢字記載的歷史文獻和民族文字記載的歷史文獻，比如朝鮮、蒙古、藏、維吾爾、哈薩克、柯爾克孜、彝、傣、拉祜、景頗、錫伯、俄羅斯等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字，而且這些文字大多有較長的歷史，因此用民族文字記載的歷史文獻同樣是“文獻語言學”的珍貴資源。
“文獻語言學”的研究方法是綜合的，既要運用文獻學中的版本、目録、校勘、輯佚、考據等方法處理文獻以使文獻能够成爲可靠的語言研究資源，又要運用文字音韻訓詁等傳統科學方法解讀文獻並研究文字詞彙語法修辭等現象，還要運用包括歷史比較語言學在内的現代語言學方法研究語言文字的衍變發展及其規律。
“文獻語言學”的目標有兩個：一是應用性目標，即解決歷史文獻中的語言文字問題，一是理論性目標，即共時研究語言文字的結構規律，歷時研究語言文字的演變發展。
“文獻語言學”的分支學科包括但不限於：文獻語言學理論，文獻文字學（主要有漢字理論、古漢字、漢字史、歷代漢字學文獻等），文獻語音學（主要有音韻學、語音史、歷代語音學文獻等），文獻詞彙學（主要包括訓詁、歷史詞彙、詞彙史、歷代詞彙學文獻等），文獻語法學（主要有歷史語法、語法史、歷代語法學文獻等），文獻方言學（主要有古代方言、方言史、歷代方言學文獻等）。
“文獻語言學”的特色在於，研究材料以文獻爲主，研究方法綜合了文獻學、小學和現代語言學，研究對象是語言與文字並重，研究目標是應用與理論並重。
那麽應該如何理解“文獻語言學”與相關學科的關係呢？
現行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體系中的“外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有二級學科“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中國語言文學”一級學科下有“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這兩個二級學科中均包括理論語言學。“文獻語言學”既要吸收融合外國語言學理論，也要繼承並發展中國語言學理論，因此，在理論支持、理論建設方面，“文獻語言學”與上述兩個學科産生交叉。但區别也很明顯：首先，應用語言學的相關成果與技術在“文獻語言學”的研究中會得到應用，但這只是學術研究層面的關係，並不屬於學科層面的關係；其次，作爲外語一級學科下的外國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學科，其理論語言學研究的对象是國外語言學，作爲中文一級學科下的語言學及應用語言學學科，其理論語言學研究的对象是包括中國境内全部語言的語言學，與“文獻語言學”的研究对象不同。
中文一級學科下有二級學科“漢語言文字學”。這個學科是由之前的“現代漢語（含方言）、漢語史、文字學”（考古學中有古文字學）三個二級學科合併而成，换言之，之前的三個二級學科是現行二級學科“漢語言文字學”下的三個三級學科。這三個三級學科中的現代漢語不屬於“文獻語言學”，文字學中的現代漢字也不屬於“文獻語言學”，换言之，“文獻語言學”包括其中的“漢語史”和“文字學”中的古文字與漢字史。
中文一級學科下有二級學科“中國少數民族語言文學”。這個學科如果從所涉的民族語言角度劃分，則有數十上百個研究方向；如從所涉内容角度劃分，則包括民族語言文字和民族文學兩個方面，其中古代民族語言文字是“文獻語言學”的研究對象。
中文一級學科下有二級學科“中國古典文獻學”。文獻從形態上劃分有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從來源上劃分有本土文獻和海外文獻，從内容上劃分則有多少學科就有多少文獻，如文學文獻、史學文獻、經學文獻、科技文獻等等，但作爲學科的中國古典文獻學，其分支學科主要是版本學、目録學、校勘學、輯佚學、辨僞學、考據學、注釋學等。凡“文獻語言學”所依據之文獻和解決文獻中的語言文字問題或研究語言文字的結構規律和演變發展規律，都須要運用文獻和文獻學方法，因此，中國古典文獻學的理論與方法也是“文獻語言學”理論方法的有機組成部分，但是“文獻語言學”並不把版本學、目録學等作爲自己的專門研究對象，“文獻語言學”的研究對象始終是語言與文字。
根據以上描述，我們把“文獻語言學”與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體系的關係圖示如下：
依據“文獻語言學”的内涵外延和上文所述關係，要確立“文獻語言學”在現行學科體系中的位置，或者經過微調之後就能準確定位，依然異常艱難，因爲學科位置問題本質上是學科體系問題，牽涉面很廣，而且極爲複雜，當另行撰文予以討論。
[1]《隋書·經籍志》，《二十五史》本第五册總第3367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
[2]晁公武《郡齋讀書記》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
[3]《舊唐書·經籍志》，《二十五史》本第五册總第3713頁，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年。
[4]詳參《音韻學方法論討論集》，商務印書館2009年。
[5]艾爾曼著，趙剛譯，《從理學到樸學——中華帝國晚期思想與社會變化面面觀》（第3頁《著者初版序》），江蘇人民出版社1997年。
[6]同上，第153頁。
[7]馮勝利《新材料與新理論的綜合運用——兼談文獻語言學與章黄演繹論》，《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六輯第127頁，商務印書館2013年。
[8]詳參章太炎《論語言文字之學》（《國粹學報》第24～25期）和《小學略説》（《國故論衡疏證》本第1～30頁，中華書局2008年）。
[9]陸宗達《訓詁簡論》第2頁，北京出版社1980年。
[10]同上，第168頁。
[11]陸宗達《説文解字通論》第6頁，北京出版社1981年。
[12]陸宗達《季剛先生二三事》，《新華文摘》1981年第3期轉自《中央盟訊》。本文引自《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第634頁，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
[13]陸宗達《我所見到的黄季剛先生》，《訓詁研究》第一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本文引自《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第622頁。
[14]同上，第627頁。
[15]陸宗達《我所見到的黄季剛先生》，《訓詁研究》第一輯，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81年。本文引自《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第628頁。
[16]同上，第629頁。
[17]同上，第629頁。
[18]陸宗達、王寧《訓詁方法論》第176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3年。
[19]陸宗達《我的學、教與研究工作生涯》，《文獻》1986年第3期。本文引自《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第669～671頁。
[20]陸宗達《我與〈説文〉》，《書品》1987年第2期。本文引自《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第614頁。
[21]陸宗達《談一談訓詁學》，《中國語文》1957年第4期。本文引自《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第115～116頁。
[22]陸宗達《説文解字通論》第6頁。
[23]陸宗達《訓詁淺談》，北京出版社1964年。本文引自《陸宗達語言學論文集》第141～142頁。
[24]陸宗達《我的學、教與研究工作生涯》。
[25]陸宗達《我的學、教與研究工作生涯》。
[26]吳孟復《訓詁通論》第1頁，安徽教育出版社1983年。
[27]同上，第16頁。
[28]郭在貽《訓詁學》第2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
[29]羅邦柱《古漢語知識辭典》第2頁，武漢大學出版社1988年。
[30]此文後來發表在《歷史語言學研究》第六輯。
[31]此文發表於《民俗典籍文字研究》第十七輯，商務印書館2016年。下引馮文，均據此。
[32]魯國堯《學思録：説“文史語言學”》，《南大語言學》第二編，商務印書館2005年。如果從方法論角度看，魯先生在1998年所寫的《談“主要從文獻語言研究語音史”》已经論及，並指出文獻語言研究方法有四個特點。詳見《鲁國堯語言學論文集》，江
教育出版社2003年。
[33]魯國堯《簡論“文獻語言學”》，《文獻語言學》第一輯，中華書局2015年。摘要如果不符合魯先生原意，則責任在本文作者。
[34]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51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
[35]索緒爾《普通語言學教程》第51頁，商務印書館198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