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言
一
《春秋》始初是一般史籍的通名。何休说：“古者谓史记为‘春秋’。”
就现存材料来看，《春秋》之名最早见于《国语·晋语七》及《楚语上》。晋羊舌肸因“习于《春秋》”被召“使傅太子彪”，申叔时答楚庄王问培养太子对以“教之《春秋》”，由此可推知，《春秋》是记载善恶成败史实的书籍，主要功用在于扬善抑恶、劝诫教化，是教育的重要科目。但自战国以后，孔子所作《春秋》逐渐变为《春秋》一词最常用义，而作为史籍通名的《春秋》则退居其次。《孟子·滕文公下》云：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孟子不仅首次明确提到孔子作《春秋》，还对《春秋》的性质和功用作了精要阐述。萧楚《春秋辨疑》卷一云：“孔子本准鲁史，兼采诸国之志，而作《春秋》。《春秋》之未作，则史也，非经也。《春秋》之既作，则经也，其文犹史尔，而不可以为史法。”也即是说，孔子之前，虽有《春秋》，不过是史，虽也有扬善抑恶的劝诫教化功能，但只有孔子作《春秋》后，《春秋》这一旧史体式方焕然一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孔子作《春秋》，不仅仅“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最重要的是“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孔子作《春秋》，有其特殊的境遇和宏伟的抱负。孔子因为不能得志，无法实现自己的经世理想，遂以修撰《春秋》作为自己的政治寄托。孔子对著述活动有自己的理解，这不仅表现在删《诗》、《书》上，还表现在作《春秋》上。他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他不是“把自己的思想，诉之于概念性抽象性的语言”，而是欲“把自己的思想，通过具体的前言往行的重现，使读者由此种重现以反省其意义与是非得失”。孔子借自鲁隐公元年迄鲁哀公十四年这二百四十二年的历史，寄寓了自己独特的褒贬义理，以达到实现王道的目的。“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一切都是已经发生的历史存在，但就是这看似无可更改的前言往行，孔子能够在重现历史的同时，传达出自己的理解，从而建构“微言大义”的思想体系。这确实是“述而不作”，他叙述的全然是“齐桓晋文”之类历史，确实没有造作渺无其事的“空言”，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作”呢？孔子是借事明义，以述为作。孔子使《春秋》旧体获得新“义”，借史的质地行使了经的功能。孔子又以《春秋》授门人弟子，其讲解阐释为“七十子之徒”所承继所发扬，遂使这部孔子《春秋》成为儒家特有的经典，并以此为依归形成孔门《春秋》学。孔子卒后，“七十子之徒”及其后学又各以所得所悟授徒讲学，不断阐释发挥，《春秋》之“义”也便越来越丰富，同时也使同出孔门的《春秋》学渐次分化，“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穀梁、邹、夹之《传》”。自此而后，形成了学风不同、宗旨有别的众多《春秋》学派，并由此产生了数量极为繁富的《春秋》著述。历代各种文献于此记载甚丰，先是《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下设《春秋》类，载录《春秋》学专门著述，后来发展演变，自《隋书·经籍志》之后，遂归立于经部《春秋》类。
兹考察历代史志、公私目录以及各种续补丛编等相关资料，制表如下，以观其大势：
表0-1：历代载录《春秋》著述数量一览表
① 按，班固对《春秋》类家、卷数的通计，后世论者歧见纷纭，姚振宗、顾实等人皆有论说。参见拙著《左传学早期流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四章有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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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七录》已佚，释道宣《广弘明集》卷三载录《七录序》，并附载《古今书最》。
② 按，今本《旧唐书·经籍志》所载因重出《春秋公羊违义》三卷，通计乃103部。中华书局点校本《校勘记》云：“上文云《春秋公羊违义》三卷，刘寔撰，刘晏注，则此处不应重出。且前后诸条皆穀梁之书，不应此条忽杂以公羊之书也。”（刘昫等：《旧唐书》，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2018页）
③ 按，《新唐书·艺文志》有著录、不著录体例，王重民认为：“《新唐书·艺文志》每个类目内，分‘著录’与‘未著录’两部分。‘著录’是指《古今书录》原有的著录，‘未著录’是指欧阳修所增入的唐代著作。”（王重民：《中国目录学史论丛》，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7页）
④ 按，程志《现存唐人著述简目》见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附录。原篇多有本系一书以版本不同著录数次者，今通计不计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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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据李新乾《弁言》, 《元史艺文志辑本》（雒竹筠遗稿、李新乾编补，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凡属元人著述，不弃细流，有则尽录，巨细咸备”。此书能补《元史》艺文志之阙固是其功，然体例有欠完善，其中多有不当著录者，而且校勘不精，时有讹脱衍误。此书著录多于钱大昕《补元史艺文志》，然不如钱书精允，所录书又多不题卷数，尤为失例。时有《千顷堂书目》载录而此书失录者，如于文传《春秋谳义》十二卷、郑杓《春秋表义》、章樵《补春秋繁露》、《春秋金钥匙》一卷等。其讹脱衍误者，如“《传考》二卷，周正如撰”, 《周正如传考》乃黄景昌著作，非有所谓周正如撰《传考》者。且同类后文即录“《周正如传考》，黄景昌撰”，又不误。“《春秋解义》，郑构撰”，构为杓之误。“《春秋玉钥题》一卷，陈植撰”, “题”为“匙”之误。“《春秋法度编》，张孟何撰”, “张”为“赵”之误。“《春秋师说》三卷，《附录》二卷，《春秋属辞》十五卷，赵汸撰”, “《春秋属辞》十五卷”诸字衍，下文接着即录此书。“《春秋探微》十四卷，马骈撰”, 《千顷堂书目》无“探”字。又如“《春秋纂例辨疑微旨》，陆淳撰，延祐五年刊定梓行”，此唐人之书，虽元时刊行，亦不当著录为元人著作。又此书载录《春秋》著作之元人序跋者，以为元人著述，其实多不当录。如录《春秋制作本原》、《春秋三传折衷》二书，云“《经义考》载郝经序”，此二书实即前录郝经《春秋外传》中之组成部分，不当重出。又录吴莱后序的《春秋释例》，言“不著撰者”，其实乃杜预书而失考。又录吴莱后序的《春秋折衷》，不题撰者，实唐陈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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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四库全书总目》卷八五云：“然焦竑《国史经籍志》既诞妄，不足为凭，傅维鳞《明书经籍志》、尤侗《明史艺文志稿》尤冗杂无绪，考明一代著作者终以是书为可据，所以《钦定明史艺文志》颇采录之，略其舛驳而取其赅赡可也。”（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732页）今有瞿凤起、潘景郑整理本《千顷堂书目（附索引）》，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千顷堂书目》于“周藩宗正睦《春秋诸传辨疑》二卷（一作四卷）”下，尚录“又《春秋传》”，瞿、潘整理本无此书。又瞿、潘整理本于“黄道周《春秋表正》”下尚云“又《春秋揆》一册”，四库全书本则无此书。又按，卢文弨补林嗣昌《春秋易义》十二卷，实即前文所录林胤昌《春秋易义》十二卷，嗣昌一作胤昌。卢氏所补失察。瞿、潘整理本《出版说明》说：“整理者曾以《千顷堂书目》与《明史·艺文志》对勘，凡《明史·艺文志》收者，在本书条目上做‘·’号，以志区分。”整理本于“刘基《春秋明经》四卷”前亦标此号，但《明史·艺文志》并不录是书，可见其偶疏。
② 按，《明史·艺文志》所录《春秋》著述凡109家131部1525卷，皆出《千顷堂书目》，故中华书局点校本《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版）于《春秋》著述所作校记凡四条皆引《千顷堂书目》为据，然仍有失校者。如载录“张以宁《春秋尊王发微》八卷、《春秋春王正月考》一卷、《辨疑》一卷”, 《春秋尊王发微》八卷乃汪克宽著作，非张以宁，此当由下文而误植。相较《千顷堂书目》, 《明史·艺文志》删汰太过，阙略甚多。今通计《千顷堂书目》所载明代《春秋》著述凡189家227部，可见《明史·艺文志》即少载80家96部。故考明代《春秋》著述，仍当以《千顷堂书目》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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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台湾汉学研究中心（http://ccs.ncl.edu.tw）之《经学研究论著目录资料库（1912—1997）》介绍说，该资料库内容系根据汉学研究中心1989年、1999年及2002年出版之《经学研究论著目录》（1912—1987）、（1988—1992）、（1993—1997）纸本资料汇整而成，该目录系由林庆彰教授主持编辑工作。资料收录范围涵括1912年至1997年间中国台湾、大陆及日本学者之研究成果，总共收录经学研究相关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研讨会论文、报纸论文等五万九千余笔。类目有群经总论、周易、尚书、诗经、三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穀梁传、孔子与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孝经、尔雅、石经、谶纬、周礼、仪礼、四书、礼记、大戴礼记、国语等凡二十三类。该目录资料库搜罗详备，检索便利，受到学术界广泛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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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按，此四书由台湾“国立编译馆”2003—2004年出版。四书汇编《春秋》著述，用意至善，收集整理之功，亦有足可称道者。然四书杂出众手，编次稍疏，体例似有可商，尤其互录重置，多见芜杂枝蔓。且校勘不精，讹脱衍倒，几不胜枚举，惜不能物尽其用。
② 按，台湾“国立编译馆”主编《十三经论著目录》，台北洪叶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0年第1版。全书八册，收录先秦至1993年经学研究的中文论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