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五代史》七十四卷　北宋欧阳修撰

书名篇目和撰修　此书为欧阳修私人撰修，和他后来奉诏撰修《新唐书》之为官书者不同。书成后欧阳修未加序跋以说明撰写始末，只有《欧阳文忠公外集》卷一七《与尹师鲁（洙）书》里讲到他和尹洙商量如何撰修五代正史的事情，这通书信是他贬降为夷陵县令的第二年即仁宗景祐四年写的，这景祐四年可以作为他开始撰修的年份（现在有些书上说是景祐三年前，当是连前此所作的《十国志》也统算在一起；但据《与尹师鲁书》，《十国志》虽在景祐四年经欧阳修删削，存其大要，但只是作为撰修正史的准备，而正史实须另行动笔撰修，因此是否能把《十国志》当作《新五代史》的初稿，还当慎重考虑），又据《欧阳文忠公书简》卷六仁宗皇祐五年《与梅圣俞（尧臣）书》，讲到“整顿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则皇祐五年可以作为书成的年份，上至景祐四年前后共十七个年头，比修撰《旧五代史》之前后只用两个年头要长得多，这由于欧阳修是独立创作，不像《旧五代史》是官书出于众手且大体承用五代时实录、国史的缘故。此书撰成后并未立即进上，《玉海》卷四六艺文引《中兴书目》说“修没后，〔神宗〕熙宁五年八月十一日诏其家上之，十年五月庚申诏藏秘阁”，《郡斋读书志》说“没后朝廷闻之，取以付国子监刊行”（袁本卷二上、衢本卷五），则已成为半官书性质。嗣后与《旧五代史》并行而欧书渐占优势，金章宗泰和七年“新定学令内削去薛居正《五代史》，止用欧阳修所撰”（《金史》卷一二章宗纪），明代南北监本“二十一史”中就只有欧书而不再有薛史。

至于欧书的名称，欧阳发等所述《事迹》（《欧阳文忠公集》附录卷五）、吴充所撰《行状》（附录卷一）以及源出《行状》的韩琦所撰墓志铭（附录卷二）、苏辙所撰神道碑（附录卷二）、还有《事迹》所引《神宗实录》熙宁五年八月丁亥条都作“五代史”，这只是“五代之史”的意思，并非正式书名。正式书名则孝宗淳熙间进《四朝国史》本传（附录卷四）、《中兴书目》、《郡斋读书志》以及传世宋、元刻本下至明汪文盛本、南监本都作《五代史记》。但《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四、《宋史》卷二○三艺文志已作《新五代史》，当是便于和薛居正的《五代史》相区别。以后北监本、汲古阁本、殿本都作《五代史》，去掉“记”字。《四库提要》称本名《新五代史记》，则系馆臣杜撰。今则都称之为《新五代史》，中华书局标点本即径以《新五代史》标题。

此书凡本纪十二卷，列传四十五卷，考三卷，世家及年谱十一卷，四夷附录三卷，共七十四卷，体例不尽同于薛史。薛史五代各自独立成书，先本纪、后列传；此书则五代史统在一起，只是在纪、传中按五朝次序排列，如梁本纪、唐本纪……，梁家人传、唐家人传……，梁臣传、唐臣传……，这当然无关紧要。其较大的差别是此书无志，取代志地位的是司天、职方二考。司天考的内容大体相当于历、天文、五行志，可观五代时期的自然变化；职方考则是用表的形式排出五代各自所辖的州，反映五代各朝的疆域变化。至于有关五代的典章制度，此书几乎没有提供像样的史料，这是一个严重的缺点。所增者为十国年谱一卷，相当于十国年表，与职方考一样简明扼要，倒还有其特色。另外，此书附有欧阳修门生徐无党的注，分散卷中，不另单行。

研究唐史时怎样利用　欧阳修重修五代史、撰作《五代史记》的目的，欧阳发等所述《事迹》讲得最清楚，所谓“其于五代史尤所留心，褒贬善恶，为法精密，发论必以‘呜呼’，曰：‘此乱世之书也。’其论曰：‘其孔子作《春秋》，因乱世而立治法，余述本纪，以治法而正乱君。’此其志也。书成，减旧史之半而事迹添数倍，文省而事备，其所辨正前史之失甚多”。可见主要是学《春秋》，用书法来达到褒贬善恶的目的，这从卷二梁太祖纪、卷一○汉隐帝纪后公然提出《春秋》作为标准来议论书法，以及徐无党注里对书法的种种解释，都可以看得很清楚。后来他修《新唐书》本纪，也同样用这种《春秋》笔法。不过《新唐书》是官书，不能全凭他个人的意志办理，而且列传还是由宋祁负责，而撰作《五代史记》是修私史，可以更自由地贯彻个人意志而已。书中于五代列传之外别出死节、死事、一行、唐六臣、义儿、伶官等类传，又以历仕数朝的人作为杂传，把四夷抑为附录，都是为贯彻《春秋》笔法而别出心裁的做法，从史料学来看当然毫无意义。但这部书在史料上还是有其用处的，因为欧阳修并非简单地根据《旧五代史》一书来重写，而是另外参考了其他大量文献。《廿二史札记》卷二一专门写了“欧史不专据薛史旧本”条，对欧史所参考过那些书籍作了推测，虽没有举出很多实证，从情理上说是大体可以成立的。对照薛史，此书的确增添不少史实。如唐六臣传是唐朝仕梁大臣六人的传，其中三人在薛史中就无传。再如有关十国的事迹，此书也远多于薛史，薛史记十国事为世袭、僭伪列传共五卷，而此书的世家则有十卷，还有十国年谱一卷。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九七云：“僭伪诸国，皆欧详薛略。盖薛据实录，实录所无，不复搜采增补，欧则旁采小说以益之。”所以《事迹》所说“文省而事备”，是大体讲对了的。但是“文省”的结果必然要把《旧五代史》原有的内容精简掉许多，而且《旧五代史》承用五代时的实录、国史，其史料价值一般讲总高出《新五代史》所据以增补的其他文献。因此用两《五代史》来补充两《唐书》不足时，仍只能以旧史为主，新史则用来参考并补充。

版本　（1）由于《新五代史》成为半官书后逐渐占得优势，讲究做古文的人也常要读它，因此它的宋、元、明旧本流传下来的也就稍多一些，著名的有傅增湘、周暹递藏而在建国后归北京图书馆的号称北宋实为南宋刻残本，有傅增湘藏南宋建阳刻本（有“庆元五年鲁曾三异校定”字样，但未必即是曾刻真本，很可能是建阳重刻曾本），有杨守敬从日本购归的南宋刻小字本，有元宗文书院刻本。还有明嘉靖汪文盛刻本，但并不好，有整段的脱漏。（2）明南监“二十一史”万历刻本，北监“二十一史”本，汲古阁“十七史”本，清殿本及覆刻影印本，五局合刻本系崇文书局刊刻。（3）刘世珩玉海堂覆刻南宋小字本。（4）商务印书馆百衲本“二十四史”影印南宋建阳刻本，台湾仁寿本“二十六史”又影印百衲本。（5）中华书局标点“二十四史”本，以百衲本为底本，自言“对校了贵池本（清贵池刘氏景印南宋本）、殿本、南昌本（清南昌彭元瑞《五代史记注》），参校了明汪文盛本、南监本、汲古阁本、鄂本（清崇文书局本）、徐注本（清徐炯注补《五代史记》抄本）”等等（见出版说明）。宋刘世珩是景刻南宋小字本，并非“景印”，贵池是他的籍贯，书并非贵池所刻，也不宜说是贵池本，以彭元瑞为南昌人说所撰《五代史记注》是南昌本也同样不妥。又原书正文间的小注大多数是徐无党的注，作“曾三异校定曰”则是庆元时曾氏刊刻时所加的校语，点校本只在内封面印上“宋徐无党注”，而在出版前言中只字不提徐注并曾校之事，更不说明原文中小注凡不具名者都是徐注，可见点校者对版本校勘均不甚内行。至于所提到的徐炯是康熙时的昆山人，所注《五代史记》只有抄本未曾刊刻；彭元瑞是四库馆臣，所撰《五代史记注》题与刘凤诰同撰，有道光刻本，彭注全收辑本《旧五代史》，并参考其他文献，有参考价值。

利用两《唐书》的史料时还应参考历代的笺注、校勘、考证和补缺。下面分类介绍。

关于笺注。这种笺注实际上也是校勘、考证、补缺性质，而不是一般着重文义训诂的注释。过去两《唐书》一直没有笺注过，清人才开始在这方面下工夫，目前所知的笺注有三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