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官类
职官类的书，今所存最古的自推《周礼》，一向入经部，实际上是战国时人根据现行列国官制加以系统化、理想化的作品，其中不仅讲设什么官，还详述官所职掌，是一种政治设施蓝图。以后汉魏六朝有“官仪”、“百官名”、“百官阶次”、“百官簿状”之类实际行用的职官书，都已失传。唐令中的“官品令”、“三师三公台省职员令”、“寺监职员令”、“卫府职员令”、“东宫王府职员令”、“州县镇戍岳渎关津职员令”也近于上述性质。专门模仿《周礼》体制编成职官专书则是玄宗时的《大唐六典》。
《大唐六典》三十卷 唐张说、张九龄、李林甫递监修
此书也可省称《唐六典》，当时则径称《六典》。今本无序、无进书表，记述其纂修情况则有《新唐书》等书。《新唐书》卷五八艺文志《六典》原注：“开元十年起居舍人陆坚被诏集贤院修《六典》，玄宗手写六条曰理典（案：即治典，唐人避高宗讳易‘治’为‘理’）、教典、礼典、政典、刑典、事典。张说知院，委徐坚，经岁无规制，乃命毋煚、余钦、咸廙业、孙季良、韦述参撰，始以令、式象《周礼》六官为制。萧嵩知院，加刘郑兰、萧晟、卢若虚。张九龄知院，加陆善经。李林甫代九龄，加苑咸。二十六年书成。”刘肃《大唐新语》卷九“著述”：“时张说为丽正学士，以其事委徐坚，沉吟岁余，谓人曰：‘坚承令已曾七度修书，有凭准皆似不难，惟《六典》历年措思，未知所从。’说又令学士毋煚等检前史职官，以令、式分入六司，以今朝《六典》像周官之制，然用功艰难，绵历数载。”《直斋书录解题》辑本卷六《唐六典》条引韦述《集贤记注》：“上手写白麻纸凡六条，曰理、教、礼、政、刑、事典，令以类相从，撰录以进。张说以其事委徐坚，思之历年，未知所适。又委毋煚、余钦、韦述，始以令、式入六司，象《周礼》六官之制，其沿革并入注，然用功艰难。其后张九龄又以委苑咸，二十六年奏草上。至今在书（案‘书’应作‘直’）院，亦不行。”《唐会要》卷三六“修撰”：“〔开元〕二十七年二月，中书令张九龄等撰《六典》三十卷成，上之，百官称贺。”从这几条记载并看今存《大唐六典》实际内容，可知：（1）玄宗的所谓理、教、礼、政、刑、事六典，本出《周礼》大宰，郑众以为即《周礼》六官，最多相当于唐尚书省属的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中书、门下及其他职官无从容纳进去，故惯修官书如徐坚者亦思之历年不知所适。（2）张说令毋煚改变办法，仿照前史职官志，把唐代颁行的令、式分入职官名下，除按《周礼》六官把六部比附上去外，其余不属六部无法比附者则与六官并列，借《周礼》六官之名仍名其书为《六典》，以敷衍玄宗，实则全书并不分为六个典，不符玄宗的原意。历代及本朝沿革则入小注。（3）此后先后监修者为历任知集贤院事的张说、萧嵩、张九龄、李林甫。张说发凡起例，李林甫书成进上，故今传本题“臣李林甫等奉敕注上”。进上的时间韦述、刘肃说是开元二十六年，《唐会要》说是二十七年二月，或是二十六年年终进上二十七年二月宣示其事百官致贺。新志、《新语》都说张九龄委陆善经，李林甫委苑咸，独韦述说“张九龄委苑咸”，无李林甫姓名，似“张九龄委”下脱去“陆善经，李林甫委”七字。然《会要》也说“中书令张九龄等撰《六典》三十卷成”，则监修之功当以张九龄为多，张九龄二十四年罢政事，寻谪荆州，故李林甫以继知院监修而进上（其中或据开元二十五年新颁令校改过）。因此此书如循其实，当曰张说、张九龄、李林甫递监修。（4）此书修成后如韦述所说“亦不行”，即并不像唐令的官品等令那样施行。《四库提要》亦谓：“考《吕温集》有代陈相公请删定施行《六典》、《开元礼》状一篇，称‘宣示中外，星纪六周，未有明诏施行’……与韦述之言相合，唐人所说当无讹误。”但此书所述既为现行职官，不同于《周礼》之多设想成分，而所引令、式又为当时的正式法令，故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五章“道州民”条引白居易《道州民》“城云臣按《六典》书，任土贡有不贡无”，谓“《六典》一书，自大历后公式文中可以征引，与现行法令同一效力”。（5）惟此书中确有准备办而实未办之事。如卷五兵部郎中条谓“凡天下之节度使有八，其一曰关内朔方节度使，……其二曰河东节度使，……其三曰河北幽州节度使，……其四曰河西节度使，……其五曰陇右节度使，……其六曰剑南节度使，……其七曰碛西节度使，……其八曰岭南节度使，……”此与《通典》卷一七三州郡典、《旧唐书》地理志所列安西、北庭、河西、朔方、河东、范阳、平卢、陇右、剑南九节度多寡名目皆有不同，岭南在安史乱前一直是岭南五府经略使，从未升格成节度，可见《六典》此处所说只是准备照此调整的拟议，并未付诸实施。
《十七史商榷》卷八一有“新旧官志皆据开元《六典》”条，谓：“旧书职官志总论云：自高宗之后，官名品秩屡有改易，今录永泰二年官品，其改易品秩者，注于官品之下，若改官名及职员有加减者，则各附之于本职云。……杜佑《通典》第十九卷职官门官制总序，历说上古至唐制，而终之云，至开元二十五年，刊定职次，著为格、令。注云：此格皆武德、贞观之旧制，永徽初已详定之，至开元二十五年再删定焉。据此则《通典》全以开元二十五年为定矣。而旧志于‘兵部郎中’一条云凡天下节度使有八，此开元制也……然则旧志虽言据永泰，其实仍据开元。……官制之明备，莫过于九龄之《六典》，《通典》本之，旧书亦本之，则知其均据开元也。新志虽不言其所据何时，要新〔书〕官志皆本《六典》、《通典》，则必亦以开元为据。”同卷“《六典》外官无节镇”条也说：“新、旧官志之所以多同者，以其皆用《六典》为蓝本，而稍增损之故也。”案《商榷》此说实有逻辑混乱之病。《旧唐书》职官志明谓“录永泰二年官品”，讲“天下节度使有八”自是根据《六典》，但这和志中注上大历、元和、会昌等改易官名秩是同样的办法，都是以永泰二年为主，附记其他时间的情况，如何能以偏概全，据此“节度使有八”一点就说《旧唐书》职官志是据《六典》、用《六典》为蓝本。《通典》则据唐先后几次颁布的格、令记述职官，是否一以开元二十五年颁布的格、令为定尚待对勘研究。即使如《商榷》所说“全以开元二十五年为定”，也和开元二十七年进上的《六典》是两回事，不能因《六典》和《通典》同样根据这些格、令就说《通典》本诸《六典》。至于《新唐书》百官志既“不言其所据何时”，更不能想当然地说它出于《六典》。《商榷》此说实不能成立。
版本 （1）南宋绍兴四年温州州学刻本，残存一至三、七至一五、二八至三○共十五卷，原分藏北京图书馆及李盛铎、傅增湘处，今分藏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和南京博物院。（2）明正德十年席书、李承勋刻本。（3）明嘉靖二十三年浙江按察司刻本。（4）清嘉庆五年扫叶山房刻本。（5）清光绪二十一年广雅书局刻本。（6）日本享保九年（雍正二年）近卫家熙刻本，据正德本又用嘉靖本及《旧唐书》职官志、《新唐书》百官志、《通典》等书校补，尚称精审，缺点是未得宋本参校，致卷七“屯田郎中”条有大段脱文。（7）日本缩印享保本。（8）日本广池千九郎训点、内田智雄补订本，1973年刊行。此本在享保本上用北图所藏宋残本校注，脱文也据宋本补入，成为目前较完善之本。（6）1983年中华书局《古逸丛书三编》影印现存的十五卷残宋本。（7）1992年中华书局出版陈仲夫点校本，书名用《唐六典》，校勘颇精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