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易经》的内容和性质

古书一般都由篇或章来构成，《周易》则不同，它的基本构成单位是卦。卦也相当于其他书的一篇或一章。《易经》整部书共由六十四卦组成，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三十卦，下篇三十四卦。这种分法至少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因为从魏襄王墓中挖出的《易经》就分为两篇。

《易经》由六十四卦组成，六十四卦的内容包括卦象、卦名、卦辞和爻辞。卦象指卦的图像，由阳爻—和阴爻--两种符号（爻象）按每卦六画排列组合而成，共六十四种图像。卦中六画的排列自下而上，用初、二、三、四、五、上表示序位，阳爻称九，阴爻称六，爻象共三百八十四。初、二、三爻为下卦，亦称内卦；四、五、上爻为上卦，亦称外卦。这样的三画卦共有八种，分别叫做乾（卦形是☰）、坤（卦形是☷）、震（卦形是☳）、巽（卦形是☴）、坎（卦形是☵）、离（卦形是☲）、艮（卦形是☶）、兑（卦形是☱），称为八经卦。八经卦两两相重，便构成六十四别卦。解说一卦的基本内容的词句为卦辞，系于卦象之下；卦辞起初被称为“彖辞”，唐以后改称卦辞，更加通俗易懂。说明每一爻的性质和内容的词句称为爻辞，列于卦辞之后。例如《易经》的第一卦，为卦象，其卦名为《乾》，卦辞为“元亨，利贞”。六画皆为阳爻，均称九，下第一画为初九，爻辞为“潜龙勿用”；第二画为九二，爻辞为“见龙在田，利见大人”；余为九三、九四、九五、上九，各爻皆系有爻辞。卦辞共六十四条，爻辞三百八十四条，加上《乾卦》“用九”，《坤卦》“用六”，总称为筮辞，共四百五十条。

就卦辞和爻辞的内容说，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析。20世纪20、30年代以来的学者们，就从文句体例、社会史和哲学思想等方面进行过探讨。例如高亨、李镜池先生就将卦爻辞归纳为：记事之辞、取象之辞、说事之辞、占断之辞四类；郭沫若、李镜池、闻一多先生从社会史的角度考察卦爻辞的内容，又将卦爻辞区分为物质生活、社会生活、科技知识三类。

如果从哲学思想的角度对卦爻辞的内容进行分析，大致也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讲自然现象的变化，用来比拟人事。如《大过》卦九五爻辞说：“枯杨生华，老妇得其士夫，无咎无誉。”《渐》卦九五爻辞说：“鸿渐于陵，妇三岁不孕，终莫之胜，吉。”《离》卦九三爻辞说：“日昃之离，不鼓缶而歌，则大耋之嗟，凶。”尤其是《乾》卦爻辞，更以龙象的变化来表现人的政治生涯的起伏升降。这些比喻，都是将自然现象的变化同人事活动联系起来进行考察，试图在自然现象和人事之间寻找某种共同的东西，或借自然现象的变化说明人事活动的规则。这是认为，天道与人道具有一致性，对于以后中国哲学中天人合一说的形成，起了很大影响。

第二，讲人事的得失可以转化。《周易》卦爻辞涉及到许多对立的事物，如泰否、损益、既济未济、大人小人、夫妇、吉凶、往来、得丧等。难能可贵的是，《易经》认为，这些对立面之间是可以互相转化的。例如《泰》卦九三爻辞说：“无平不陂，无往不复。艰贞无咎。”平陂、往复是两对对立面，但它们之间都可以转化，平的会变成陂的，往可以变成复。因此，虽处于艰难不利之境，也可以无咎。又如《乾》卦九五爻辞为“飞龙在天”，上九爻辞为“亢龙有悔”。这是以《乾》之第五画为龙飞的极限，认为超过此极限，至第六画就要走下坡路，即向反面转化，亦即后来所说的“物极则反”。因为吉凶、得失可以转化，所以通过人的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处境，如《乾》卦九三爻辞所说：“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这种认为人的生活遭遇可以转化的观念，在卜辞中是没有的。

第三，提出了某些行为准则，对人有劝诫之意。有些卦爻辞不仅示人以吉凶，同时予人以教训，令人的行为按某种规范而行动。如《谦》卦卦辞说：“谦：亨，君子有终。”初六爻辞说：“谦谦君子，用涉大川，吉。”强调人有谦卑的品德，则可以取得好的结果。又如《恒》卦六五爻辞说：“恒其德，贞；妇人吉，夫子凶。”认为做妻子的德行有恒，遇事吉利；做丈夫的恒守其德，不能随时应变，当机立断，遇事则凶。又如《益》卦九五爻辞说：“有孚惠心，勿问元吉。有孚惠我德。”对人诚信，有慈惠之心，自然吉利，因为别人也以慈惠之心待我。所有这些，都强调凶吉悔吝是同人的道德品质联系在一起的。这种认为人事吉凶对人有劝诫之意，突出所占问之事的道德教训的意义的思想，也是卜辞所不可比拟的。

以上三点说明，《易经》卦爻辞中，含有某些逻辑思维，反映了当时人的世界观，对后来易学的发展起了深刻的影响。《周易》被认为是讲天人之道即世界根本原理的学问，被认为是讲事物变易法则的学问，被认为是讲人生修养的典籍，都是由此推衍出来的。但是，从卦爻辞总的内容看，它仍然是用于占筮的典籍，并不是哲学著作。

关于《易经》一书的性质，从古到今，历来有着不同的说法，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倾向于把它看成是义理之书，即主要是讲天道和人事教训的著作。这种认识从战国时期的《易传》就开始了。如《系辞》所说：“《易》之为书也，原始要终，以为质也。”又说：“《易》有圣人之道四焉。”认为《易经》广大悉备，天道、地道、人道，无所不包，乃“穷理尽性”之书。后来，无论是象数学派，还是义理学派，都有把《易经》一书哲理化的倾向。这种情况，直到朱熹那里，才有了根本的改变。他反复强调，“《易》本卜筮之书”, “《易》本为卜筮而作”，认为《易经》原本是周朝人用来占筮的典籍，不是讲哲理的著作，赋予其哲理的解释，是孔子《易》即《易传》的任务。此说颇有眼力，难以反驳。因为他依据先秦文献，如《左传》、《国语》、《周礼》等有关记载，作了详细论证。这也就是历史上关于《易经》性质的第二种主要看法。当然，《易经》虽为卜筮之书，但其中也包含了许多生活智慧，正如前面所说。这也是《易经》一书逐渐摆脱卜筮之书的本来面目，能够不断被哲理化的根据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