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昭帝继承之问题

武帝在位五十三年（前140—前87），六十九岁崩于后元二年。年仅七岁之少子弗陵继位，是为昭帝。霍光以武帝遗诏辅导少主，“政事壹决于光”。本章考察昭帝继承之问题，并探讨霍光、金日、上官桀等人之受武帝遗诏辅导少主之问题。

武帝长子名据，生于元朔元年。元狩元年（前122），据年六岁，立为皇太子，其生母为卫皇后，故称为卫太子。三十一年后，征和二年（前91），卫太子三十七岁，死于巫蛊之祸。

卫太子死时，武帝尚有四子，是为燕王旦、广陵王胥、昌邑王髆及年仅三岁之少子弗陵。旦、胥早已成年，髆则于太子死前六年立为昌邑王。自卫太子死至少子弗陵立为武帝之继承人，凡三年六月。于此期间，武帝年过六十五，应重视其继承问题。为何武帝于卫太子死后不别立太子？《汉书·外戚传》曰：

卫太子败，而燕王旦、广陵王胥多过失，宠姬王夫人男齐怀王、李夫人男昌邑哀王皆蚤薨，钩弋子年五六岁，壮大多知，上常言“类我”，又感其生与众异，甚奇爱之，心欲立焉，以其年稚母少，恐女主颛恣乱国家，犹与久之。（97上/3956）

此引文所言当为武帝崩前一年内之事：时弗陵（日后之昭帝）年五六岁，而昌邑哀王髆薨于武帝崩前一年。

为防止宗室之争夺继承权而动摇国本，秦国国君与汉朝皇帝多遵守传统，很早就立太子，因为太子不必然是君主之长子。汉武帝在其长子六岁时，就立之为皇太子，其时武帝年仅三十四岁，年富力壮。但是，在卫太子死后，武帝已是年过六十五之老人，来日无多，却不再立太子。燕王旦遣使上书，求宿卫京师，武帝大怒，斥旦有争立之心。《汉书·武五子传》曰：

旦自以次第当立，上书求入宿卫。上怒，下其使狱。后坐臧匿亡命，削良乡、安次、文安三县。（63/2751）

武帝罚削燕国三县，以燕王藏匿亡命为借口，实乃惩其有争立之心。其时武帝之心理甚为奇怪。

武帝君临天下，掌握独裁权力逾半世纪，形成唯我独尊、有我无人之性格，欲永保权力，忌言死亡，乃至不愿想死亡继承之事。燕王旦求入宿卫，武帝以为旦欲其死而代之，触其忌讳，惹起其怒火。再者，卫太子之造反使武帝深切体会权力不可假人。卫太子以皇帝继承人之权威，发兵造反，丞相领兵讨之，两军战于长安中五日，死者数万。恐惧其继承人以武力夺权，故武帝于卫太子死后，坚持不再预立太子，燕王旦稍萌继承之意，即见严谴。

秦始皇不预立太子，死前遗诏长子扶苏“与丧会咸阳而葬”。秦皇汉武，此二专制皇帝对其继承问题，态度相似，至死尚不明言其继承人。始皇崩时，宦官赵高行符玺事，与始皇少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而更诈为丞相斯受始皇遗诏沙丘，立子胡亥为太子。更为书赐公子扶苏……赐死”。胡亥非秦始皇所欲立之继承人。汉武帝崩，其继承人是否其所欲立者？

近人李源澄撰《秦汉史》曰：

太子虽没，武帝何以不立广陵王燕王，史家谓其多过失。既立童稚之子为太子，而必置其母于死地，史家谓忧母后专政，此皆难明之事。

武帝崩时，尚有三子见在，是为燕王旦、广陵王胥及年仅七岁之少子弗陵。旦、胥各在其王国。班固于《汉书》数处，皆简单言及此二王多过失，不得立。《汉书·武五子传》详言二王之品行，其言曰：

旦壮大就国，为人辩略，博学经书杂说，好星历数术倡优射猎之事，招致游士。（63/2751）

胥壮大，好倡乐逸游，力扛鼎，空手搏熊彘猛兽。动作无法度，故终不得为汉嗣。（63/2760）

二王无重大过失，所谓“二王多过失，不得立”，盖不立二王之官方说法。昭帝崩，无子，“群臣议所立，咸持广陵王”。若广陵王胥真是品行不端，即使其时胥为武帝唯一尚在世之子，群臣不可能多谓其可继位为皇帝。武帝崩时，燕王旦与广陵王胥不得继承之原因与其品行无关。

武帝于后元二年二月，行幸右扶风盩厔县五柞宫。“乙丑，立皇子弗陵为皇太子。丁卯，帝崩于五柞宫。”武帝崩前立少子弗陵为太子，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与左将军上官桀、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奉遗诏辅导少主。此诸事关系重大，然《汉书》言及此诸事之各卷，所言诸事发生之日期歧异，今列表以见之：

武帝崩前后数天所发生之事件，文献记载混乱不清，班固修撰《汉书》，使用不同之记载，故《汉书》各卷有差异。此类文献相当多，同一事或记录不同，部分文献或经窜改。尽管如此，这些文献的记载有一共同点：立太子至武帝崩，时间间隔非常短，一天或最多二天。如果真如《汉书》所言，立少子弗陵为太子是武帝之决定，决定未免太迟。

在武帝生命之最后时刻，少子弗陵被立为太子，其时弗陵是年仅七岁的小童。其登基继承大统在当时令人震惊，后人亦以此为奇怪。《汉书·武五子传·燕王旦传》曰：

帝崩，太子立，是为孝昭帝，赐诸侯王玺书。旦得书，不肯哭，曰：“玺书封小。京师疑有变。”遣幸臣寿西长、孙纵之、王孺等之长安，以问礼仪为名。王孺见执金吾广意，问帝崩所病，立者谁子，年几岁。广意言待诏五莋宫，宫中言帝崩，诸将军共立太子为帝，年八九岁，葬时不出临。归以报王。王曰：“上弃群臣，无语言，盖主又不得见，甚可怪也。”（63/2751）

王孺问执金吾广意之问题，显示昭帝登基时，时人对其所知甚少。燕王旦甚至怀疑昭帝继承非武帝之意。《史记索隐》司马贞曰：

昭帝，钩弋夫人所生，武帝崩时，年才七八岁耳。胥、旦早封在外，实合有疑。然武帝春秋高，惑于内宠，诛太子而立童孺，能不使胥、旦疑怨。亦由权臣辅政，贪立幼主之利，遂得钩弋子当阳。（《史记·三王世家》60/2119）

卫太子因巫蛊事死，起因于武帝之迷信，非为内宠。司马贞既言武帝立童孺，又谓权臣贪立幼主之利，自相矛盾。然司马贞之言仍可显示武帝崩前后数日所发生之事件，不但令当时人觉得可疑，后世之史家亦以其事突兀无理。

关于昭帝之出生及其母，流传一些神话传说。《汉书·外戚传》曰：

孝武钩弋赵倢伃，昭帝母也，家在河间。武帝巡狩过河间，望气者言此有奇女，天子亟使使召之。既至，女两手皆拳，上自披之，手即时伸。由是得幸，号曰拳夫人……居钩弋宫，大有宠，太始三年生昭帝，号钩弋子。任身十四月乃生，上曰：“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今钩弋亦然。”（97上/3956）

武帝因望气者之指引而得昭帝母，此其神奇者一也。

昭帝母二手皆握拳，武帝拉展其手指，其手乃得伸展。《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有异说，谓昭帝母“右手卷……武帝持其手伸之，得玉钩”。则谓仅右手握拳，其中有玉钩。此其神奇者二也。

昭帝母怀孕十四月，乃生昭帝。此与传说帝尧之出生相同。此其神奇者三也。

昭帝出生之神异故事，乃是人为造作以宣示昭帝乃真命天子。

昭帝母死，又有神奇之事。《史记·外戚世家》褚先生补曰：“夫人死云阳宫，时暴风扬尘。”（49/1986）《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武帝末年杀夫人，殡之而尸香一日。昭帝更葬之，棺但存丝履也。”（49/1986）《史记索隐》引《汉武故事》云：“既殡，香闻十里，上疑非常人，发棺视之，无尸，衣履存焉。”（49/1986）此其神奇者四也。

昭帝母之生死皆有神异，可谓是仙人，下凡来生昭帝，事毕即仙去。无怪其事收入《列仙传》，盖凡人不可能神异如此。昭帝年仅七岁，越二成年之兄长继承大位，此类神异故事于焉产生，以宣告昭帝之神圣性与合法性。

汉代皇帝之生平有此类神奇传说者，为高祖与宣帝。高祖事见《史记·高祖本纪》：

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刘媪。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已而有身，遂产高祖。

高祖……常从王媪、武负贳酒，醉卧，武负、王媪见其上常有龙，怪之。高祖每酤留饮，酒雠数倍。

高祖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徒多道亡。自度比至皆亡之……夜乃解纵所送徒……徒中壮士愿从者十余人。高祖被酒，夜径泽中，令一人行前。行前者还报曰：“前有大蛇当径，愿还。”高祖醉曰：“壮士行，何畏！”乃前，拔剑击斩蛇。蛇遂分为两，径开。行数里，醉，因卧。后人来至蛇所，有一老妪夜哭。人问何哭，妪曰：“人杀吾子，故哭之。”人曰：“妪子何为见杀？”妪曰：“吾子，白帝子也，化为蛇，当道，今为赤帝子斩之，故哭。”人乃以妪为不诚，欲告之，妪因忽不见……后人告高祖，高祖乃心独喜，自负。诸从者日益畏之。

秦始皇帝常曰“东南有天子气”，于是因东游以厌之。高祖即自疑，亡匿，隐于芒、砀山泽岩石之间。吕后与人俱求，常得之。高祖怪问之。吕后曰：“季所居上常有云气，故从往常得季。”高祖心喜。沛中子弟或闻之，多欲附者矣。（8/341—348）

秦末大乱，群雄逐鹿，争天下者多造作神异故事，宣传其为真命天子，用以鼓励部属，号召百姓。陈胜先起反秦，起事之前，造作狐鬼之言，谓陈胜当王，以坚从者之心。《史记·陈涉世家》曰：

（陈胜、吴广欲起事。）乃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有功。然足下卜之鬼乎！”陈胜、吴广喜，念鬼，曰：“此教我先威众耳。”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又间令吴广之次所旁丛祠中，夜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卒皆夜惊恐。旦日，卒中往往语，皆指目陈胜。（48/1950）

黥布事亦是一例。黥布本姓英，“有客相之曰：‘当刑而王。’及壮，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当刑而王，几是乎？’”布受黥刑而喜，后且以黥布为名。盖欲宣传其“当刑而王”之“天意”，以吸引从者，扩大势力。

高祖之神异故事最多，盖高祖或其谋士所造作。及高祖得天下，其神异故事为人所乐道，更广为流传。其他群雄失败已死，其神异事无效验，人渐淡忘之。此所以高祖之神异事甚多而其竞争者则几不见。

宣帝亦多此类神异。宣帝为卫太子孙。征和二年，卫太子以巫蛊之祸死，其子孙不死者仅一人，是为日后之宣帝，其时宣帝出生仅数月，亦下狱。《汉书·丙吉传》曰：

武帝末，巫蛊事起……时宣帝生数月，以皇曾孙坐卫太子事系……后元二年，武帝疾，往来长杨、五柞宫，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于是上遣使者分条中都官诏狱系者，亡轻重一切皆杀之。内谒者令郭穰夜到郡邸狱，（丙）吉闭门拒使者不纳……穰还以闻，因劾奏吉。武帝亦寤，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

宣帝在狱中，而望气者言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其事巧合。至下述则是神异。《汉书·宣帝纪》曰：

（宣帝）身足下有毛，卧居数有光耀。每买饼，所从买家辄大雠，亦以是自怪。（8/237）

宣帝买饼，饼家辄大售，此故事明显仿自上引高祖留饮酒，酒家辄大售。宣帝之祖父卫太子以反死，宣帝自幼为孤儿，沦为庶人，长于民间。昭帝崩后，因新帝昌邑王贺与权臣霍光之权力斗争，霍光废帝而立宣帝，盖以宣帝无势孤立而易于控制。对其身世，宣帝终身都有强烈之自卑情结。宣帝之神异故事因此而生，以宣扬宣帝为真命天子。

除高祖与宣帝外，西汉诸帝中，仅昭帝有神异征象之传说。如果昭帝是在正常情况下被立为太子，似不会出现此类神异传说。或者武帝突然崩殂，来不及指定继承人，宫中之官员为便于掌握权力，立年仅七岁之少子弗陵为帝。又恐怕武帝之二位年长皇子（燕王旦及广陵王胥）不服，更怕政变之流言传布。乃造作昭帝之神异故事，以宣扬昭帝乃真命天子，应继承大位。其后，此类神异故事在民流传，越传越神，故有多个不同之说法。

关于昭帝继承之问题，尽管有若干不合逻辑，令人难于理解之处。但并无明显之证据证明昭帝之继位非武帝之决定，而是霍光及其他宫官之合谋。再者，不知武帝之心意如何，而皇帝之心意是其选择继承人之最关键因素。不可以否定武帝有可能弃长立幼，立少子为继承人。所以，对昭帝继承之合法性，本文不下任何论断。

与昭帝继承相关之另一问题是所谓“辅导少主”或“辅政”。既然以七岁小儿继承皇帝位，乃任命五位大臣以辅导之。五位大臣是为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丞相车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注8任命五位辅政大臣，应是希望五人共同辅政，合作集体决策。但是，昭帝即位后，“政事壹决于光”，霍光独擅大权，违背武帝之遗诏。

注8《汉书·车千秋传》曰：“武帝疾，立皇子钩弋夫人男为太子，拜大将军霍光、车骑将军金日、御史大夫桑弘羊及丞相千秋，并受遗诏，辅道少主。”（66/2886）《汉书·霍光传》曰：“后元二年春，上游五柞宫，病笃……上以光为大司马大将军，日为车骑将军，及太仆上官桀为左将军，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皆拜卧内床下，受遗诏辅少主。”（68/2932）受遗诏辅少主者五人。《汉书》各卷之行文或阙一人之名，合而观之，受遗诏者凡五人。

霍光既与其他四人共同受遗诏辅少主，霍光如何可以独掌大权，此当由其时朝廷之决策程序与制度说起。

秦汉皇帝专制体制，皇帝一人掌握全部决策权。皇帝在宫内决策，颁布诏令，诏令先下御史大夫、丞相，丞相下传相关之九卿及郡国守相，再转下各级官员执行。武帝朝，尚书成为皇帝之秘书，所有行政文书、百官之奏章及百姓之陈情书，皆先送到尚书，尚书审核处理，加附意见，再转呈御览，而诏令亦由尚书起草。

武帝崩后，霍光利用其宫官在宫内执勤之方便，主动领导尚书之事务。尚书处理过行政文书后，应上呈皇帝，皇帝作决定。但昭帝是七岁小儿，霍光乃代昭帝作决定。霍光之决定由尚书草成文书，作为诏书，下传宫外行政官员执行。尚书成为霍光之秘书，霍光则行使皇帝之权力。此一领导尚书事务之事实出现，稍后乃因此而有加官官衔“领尚书事”之产生。对加官“领尚书事”之研究，详本书之第二编。于此先考明此一领导尚书事务之事实，是如何开始。李源澄于其《秦汉史》曰：

武帝遗诏原无霍光领尚书事之文，昭帝即位，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副焉。是霍光自领之也。（页56）

在提及武帝遗诏之《汉书》数卷《纪》、《传》中，确实并无言及武帝授予霍光领尚书事之加官。《昭帝纪》谓昭帝即位，“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7/217）。李源澄以此为证据，显示霍光领尚书事是自领之。李氏所言近是。

与霍光同时受武帝遗诏之官员，其中丞相车千秋及御史大夫桑弘羊是行政系统之官员，其执行宫内传出之诏令，并监督行政系统运作，其执勤地点是在皇宫之外。至于车骑将军金日及左将军上官桀，二人与霍光一样，亦是宫官，二人可以在宫内，参与决策。《汉书·昭帝纪》曰：

大将军光秉政，领尚书事，车骑将军金日、左将军上官桀副焉。（7/217）

按霍光与金日、上官桀二人是儿女亲家注9。霍光自领尚书事，应是二位亲家所同意。金日于昭帝登基后一年卒，史书甚少言其此时之事迹。至于上官桀，则与霍光合作，分享决策之权力。《汉书·外戚传》曰：

注9《汉书·金日传》曰：“（霍）光以女妻日嗣子赏……日两子，赏、建，俱待中，与昭帝略同年。”（68/2962）按昭帝七岁即位，次年金日死，霍光应是在金日死前以女妻其子。则霍光以女妻金赏之时，金赏年约七八岁，此亦是政治婚姻。

桀子安取霍光女，结婚相亲，光每休沐出，桀常代光入决事。（97上/3958）

上官安之女，为霍光之外孙女。昭帝即位后四年，始元四年（前83），上官安女“入为倢伃……月余，遂立为皇后，年甫六岁”。立皇后时，昭帝12岁，其婚姻非其自己决定可知，乃霍光与上官桀安排之政治婚姻。昭帝初年，霍光与上官桀关系甚佳，合作无间。但是，当其地位稳定之后，二人争权，一人要全部独占，另一人要求分享更多。上官桀所求不成，乃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燕王旦及鄂邑盖长公主合作，阴谋夺权，结果失败，于元凤元年（前80）皆为霍光诛杀。自此之后，霍光掌握绝对权力，至死为止。

另一与武帝遗诏有关之事，是霍光、上官桀、金日三人之封侯，霍光与上官桀假造武帝遗诏，自封为列侯。《汉书·霍光传》曰：

先是，后元年，侍中仆射莽何罗与弟重合侯通谋为逆，时光与金日、上官桀等共诛之，功未录。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遗诏封金日为秺侯，上官桀为安阳侯，光为博陆侯，皆以前捕反者功封。时卫尉王莽子男忽侍中，扬语曰：“帝崩，忽常在左右，安得遗诏封三子事！群儿自相贵耳。”光闻之，切让王莽，莽酖杀忽。（68/2933）

李源澄解释此引文如下：

忽之言必可信。岂有武帝自为玺书封光等，必待其死后乃发封行之。是何理欤？光不敢责忽而让其父，其情可知。据《金日传》，诛莽何罗者乃日之功，与霍光上官桀无关，而金日反不敢受封，其为霍光矫诏又可知也。（本纪书霍光上官桀金日三人讨之，此霍光上官桀受封而更改史事也。）（《秦汉史》页56）

莽何罗兄弟欲谋杀武帝，金日发其事而擒之，事详《汉书·金日传》注10，并无言及霍光、上官桀参与此役。

注10《汉书·金日传》68/2960—2961。

霍光、上官桀二人之封侯非武帝之遗诏之另一证据，为二人封侯之时间不合理。据《汉书·昭帝纪》（7/220）及《外戚恩泽侯表》（18/691），二人封侯之日期在始元二年（前85）元月。前引《霍光传》谓武帝遗诏封侯二人，其文曰：“武帝病，封玺书曰：‘帝崩发书以从事。’”按武帝崩于后元二年（前87）二月。若真有所谓遗诏封侯二人，封侯时间应在武帝崩后数日或最多一月，不可能拖延到二年之后。沈钦韩谓二人封侯在武帝崩后二年，则所谓遗诏乃是伪造者。沈氏所言近是。

又金日不肯受封。此为武帝并无遗诏封侯之别一证据。《汉书·金日传》曰：

初，武帝遗诏以讨莽何罗功封日为秺侯，日以帝少不受封。辅政岁余，病困，大将军光白封日，卧授印绶。一日，薨。（68/2962）

若武帝真有封侯三人之遗诏，则封侯事与昭帝无关。金日以昭帝年幼为由，推辞不肯受封。此事可见武帝并无遗诏封侯。

又据《汉书·景武昭宣元成功臣表》，金日于始元二年（前85）封秺侯（17/666）。《补注》:“朱一新曰：‘当作始元元年九月封，《昭纪》可据。日以元年薨，见《昭纪》、《公卿表》，不得至二年。’”（17/26a）所言甚是。《昭帝纪》与《百官公卿表》相同注11。金日应于始元元年（前86）九月受封，盖其于此月卒。《功臣表》误。又《汉书·昭帝纪》曰：

（始元）二年春正月，大将军光、左将军桀皆以前捕斩反虏重合侯马通功封，光为博陆侯，桀为安阳侯。（7/220）

注11《汉书·昭帝纪》曰：“（始元元年）九月丙子，车骑将军日薨。”（7/220）《汉书·百官公卿表》曰：“（武帝后元二年二月，）侍中驸马都尉金日为车骑将军，一年薨。”（19下/791）按金日于后元二年（前87）二月为车骑将军，一年后薨，薨当在始元元年。金日之卒年，《昭帝纪》与《百官公卿表》相同。

按金日于始元元年九月封侯，即比霍光、上官桀二人封侯早四个月。此三人既是武帝遗诏所封，为何其封侯之时间不同？

综合上文所言，霍光与上官桀极有可能假造武帝遗诏，自封为列侯。至其动机，表面似甚简单：汉代之列侯为贵族，拥有丰厚之经济利益及崇高的社会地位。封侯拜相，为人生富贵之高峰，人之所欲。而想深一层，从政治角度看，霍光与其同伙有必要拥有列侯之爵位。盖此时为中官首次在丞相及行政系统官员之上，统治帝国，而行政系统官员执行其于宫内发出之命令。提高其爵位有助于巩固其权力。汉制最高之爵位是诸侯王，然只有宗室乃得封为诸侯王，异姓大臣之最高爵位是列侯。上文已述，朝廷职位最高之官员是丞相，汉初惯例，丞相必以列侯为之。稍后，若新任之丞相非列侯，则于拜相时封为列侯，此后成为制度，至西汉末不变。霍光与上官桀实际上已位于行政系统官员之上，其决定即为朝廷之命令，行政官员必须执行。则其拥有与丞相相等之爵位，必大有利于其政治操作。

作为结论，兹引一段李源澄判断霍光人格之文字：

霍光在武帝时地位甚微，竟为辅政之人，已不可解。其专决政事，自领尚书，矫诏封侯，其为人何如，不待论而明。（《秦汉史》页56）

李源澄谴责霍光奸诈不忠，其言近是。更有甚者，光为人胆大敢决，夺权不择手段。由此，可以容易理解昭帝崩后，霍光力排群臣立武帝子广陵王之议，而立昌邑王贺，二十七日后又废贺而立宣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