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仁学构想
一、基本思路
（一）接续孔子仁学的主脉，突出其人生哲学
重点探讨生命的本性、价值和优化生命的道路，在说明自我主体涵养有决定意义即“我欲仁，斯仁至矣”（《论语·述而》）的同时，也强调社会改良、生态治理的重要意义。它的口号是：热爱生命、尊重生命、护养生命、提升生命。
孔子仁学是生命的学问，教人如何做人、如何立身行事、如何推广爱心、怎样做君子并向圣贤看齐，它不是宗教神学，也不是知识体系和概念演绎，而是人生体悟和智慧的理性表述。因此，新仁学不走历史上训诂、考据的老路，避免经学的繁琐、神学的虚诞、理学的疏阔、礼学的僵硬，而吸收传统义理之学的体悟觉解之长。新仁学也不走西方哲学知识论、本体论的老路，而吸收其理性睿智和分析方法。
孔子仁学是对人的本质的伟大发现，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找到了人之异于高于禽兽的道德本质，也找到了人类社会高于动物世界丛林规则的人道普世价值。新仁学直接上承孔子仁学的源头活水，多角度层层展开“仁”的丰富内涵，广引诸家之精要，开渠疏道，务使仁学如一江春水，沛然而流淌，用以灌育今世诸多生命，使之健康成长，是所愿也。
（二）以孔子仁学为主，吸收诸子百家之长
它所依据的基本经典是“六经、四书、四子、众论”。六经：《周易》、《尚书》、“三礼”、《诗经》、“春秋三传”、《孝经》。四书：《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子：《老子》、《庄子》、《墨子》、《荀子》。众论：张载《西铭》、程颢《识仁篇》、朱熹《仁论》、王阳明《大学问》、谭嗣同《仁学》、孙中山《三民主义》等。
新仁学不等于旧仁学，没有门户之成见，广纳儒、道、墨之经典而奉之，此其为新仁学之由也。老庄道家尊道贵德、清静逍遥，以返璞归真弥补儒家人文化成之不足，有益于防止人性异化。墨家兼爱之说比儒家爱有差等更具平等精神，而其“兼相爱、交相利”之说更能与现代社会相衔接。佛家属宗教范畴，故其经典未被列入，但其慈悲情怀、平等精神、中道哲学，亦能够拓展仁爱意蕴，皆足以成为新仁学营养。
儒学史上，褒孟贬荀是一大潮流，其实并非正论。荀学以仁爱为内在精要发挥礼义教化之道，并对劝学、修身有独特阐发，乃是孔子仁学的功臣，故当将其与孟学并列。
孔孟荀之后至于近代，不以汉学、宋学划界，亦不汲汲于理学、心学、气学之分野，凡对仁学有创意者皆敬而受之。众论之中，谭嗣同《仁学》使传统仁学发生划时代的理论形态转换，乃是当代新仁学的开端，应特别表而出之。
（三）以孔子仁学为主，兼采西学之长
西方文化的优长是科学理性日益发达、个人权益普受尊重、自由竞争呈现活力；其弊病是强权政治主导、一神信仰排他、功利主义流行。取其所长、避其所短，是中西文化交会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从构建新仁学而言，重点吸收西学以下优长。第一，学习其理性精神与科学方法，改变儒家学说中“智”依附于“仁”的状态，使智性有独立的开展，人的科学理性能有充分的发育，以便更好地为道德理性服务。科技昌明才能富民厚生，实现博爱。
第二，吸收其人权至上、个性解放的理念，改变儒家学说中重社会轻个人、重义务轻权利的倾向，清除宗法等级制度的影响，认同自由、平等、民主是普世价值，把儒家仁学中本有的普遍伦理发挥出来，以充实普世价值。孔子仁学的忠恕之道有尽己为人、推己及人的互爱互尊的精神，因长期受到政治文化“三纲”礼教的压抑，不能畅行。今天在与西学会通中，忠恕之道的仁爱平等精神可以充分加以发扬。
第三，吸收源于西方的社会主义平等观，其精要在于通过经济社会改革与发展实现社会成员共同富裕和事实上的平等，成为社会的主人，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就业、教育机会均等，医疗、救助、养老等社会福利事业发达，人的生命、健康和尊严得到普遍而有力的保障，社会和谐无对抗，友爱、互助、守法、尚礼、诚信、廉洁成为社会风气。新仁学不停留在精神文化层面，它要求在社会实践生活中逐层落实仁爱的目标，使新仁学成为一种生活化的哲学。
二、三大命题
（一）以仁为体，以和为用
这里的体用论不具有宇宙论或本体论的含义，它是人生论意义上的范畴。“体”指人性之本根、本然、实质，“用”指人性之发用流行；“体”是人性源头、内在品格，“用”是社会事功、外在感应。有其体必有其用，有其用必通其体。就仁学的体用论而言，仁是其体，和是其用。作为体质的仁，其内涵就是“爱心”，人性所特有的（与动物相比）又是人性普遍存在的（在人类内部）本性。
人是群体动物，没有群体的古猿不能进化成人类，没有群体的散人无法生存和发展，没有群体的个体无法发育成长。互相关爱与人类一起出现，同类相关，同群相爱，乃是自然而然、顺理成章的天性，爱心与生俱来，生活所赋、不学而能、不教而知，古人称之为恻隐之心，又称之为良知良能。孩童爱父母亲属，成长过程爱老师婚伴，进入社会爱朋友同道，进而爱民族国家，再进而爱天下人类，以至于爱自然万物，如孟子所说：“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这是人性爱心正常发育过程。哪里有爱心哪里就有美好的生活，人类文明的进步实有赖于此。
爱心表现于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便是“和”。在家庭，便是“家和万事兴”；在社会，便是“政通人和”；在世界，便是“协和万邦”；在自然，便是“天人一体”；在文明，便是“和而不同”。“和”包括和平、和谐、互助、合作、团结、协调、公正、有序，它们都需要爱心来支撑。
仁体和用，没有仁爱便没有真正的和谐，即使相关方不发生冲突，也不过是功利性的力量均衡，是不会持久的。同时，没有和谐也体现不出仁爱，仁爱要在互帮和好中表达，漠不关心和彼此争斗都是爱心丧失的表现。
与仁爱相对立的是冷酷和仇恨，它们又是如何产生的呢？人的存在有两重性：既有群体性又有个体性。人有个人利益和维护自我的意识。群体利益与个人利益、大群利益与小群利益之间又统一又矛盾。从长远看，两者是统一的；从眼前看，两者往往矛盾。小群和个人利益在缺乏理性和制度调适时易于膨胀，从而损害大群与他人利益。因此，人际之间有争斗互损发生。人的动物性本能又强化了不仁不义的意识与行为。
人类的历史表明，仁爱与冷恨、文明与野蛮、和平与战争是同时并存、交错发生的，人性的进化是在不断脱离动物又常常退回动物的曲折道路上艰难前行的。文明取代野蛮，又会被野蛮所取代。社会文明规则使人成为文明人，而丛林野蛮规则又使人堕落成野蛮人，甚至禽兽不如。有人宣扬“他人是自己的敌人”的仇恨哲学，这是对动物野蛮性的表达，是人性的堕落，应当为文明人所抛弃。
从新仁学的观点看，没有爱心与和谐便不会有文明，只要世界上还到处有仇杀和战争，人类便不能说脱离了野蛮时代而进入文明社会。由于人类具有高度智慧并开发出巨大的自然能量，当它们被用于对抗和战争，便会使人类不仅退化而且毁灭。因此，爱心的生长与扩大，就成为决定人类命运的事情。
仁爱之说应有若干分疏，方能面对复杂现实，具有阐释力量。第一，仁爱乃是情与理的结合。爱之情，如孔子、孟子所云，“不安”、“不忍”，见危援手，恻隐之心油然而生。但人性中包含动物本能，一曰利欲，二曰情欲，如不能用道德理性加以调控，则会利令智昏、色迷心窍，丧失爱心，乃至丧心病狂。
爱之理，如孔子、孟子所云，“忠恕”、“克己复礼”、“居仁由义”，自觉意识到群己、他我的相关性，把情欲限制在正常范围之内，即发乎情而止乎礼义。做人有情有义、合情合理，爱心便能保持。
为此，仅有自发爱心是不够的，必须加上后天的教育、修身，才能在人性里形成情欲与德性的平衡，实现仁爱的自觉。
此外，仁爱须知行合一，“仁者先难而后获”，“居仁由义”，在生活实践中处处体现爱心。故仁爱有三要素：情、理、行。
第二，爱有差等，推己及人，由近及远。仁学不要求情感上一视同仁，承认仁爱有远近淡浓之别，在日常生活中，人们总是先关心自己的亲人好友，然后及于他人社会，这是正常状态。但仁学要求将亲友之爱不断向外推去，关心更远更大范围的人群，并给予力所能及的帮助，例如热心社会公益慈善事业。
现实中爱心最难突破的限制是民族与宗教的界域，爱他族之人、爱他教之众就可以爱人类，至少不能以爱本族本教之名行害他族他教。用普世之爱化解民族仇恨与宗教敌视，是当代文明转型的关键。
第三，兼相爱则交相利，爱心要体现为互利共赢，使社会各阶层各行业各得其所各兴其业，使世界各国各族能够和平发展、共同繁荣、民生改善、幸福安康。在“地球村”的时代，世界犹如一个大家庭，要互帮互爱。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性生态危机面前，以邻为壑、崇尚斗争的哲学已经过时，以邻为伴、崇尚和谐的哲学渐趋主导，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不仅害人而且害己，斗则互损、和则两利。尽管斗争哲学仍是一种强大的惯性，还有一定市场，但具有理性的人类迟早会觉悟到互斗的巨大危害，终将挣脱少数利益集团与极端主义的绑架，走上仇必和而解的道路，仁和之道将大放光彩。
第四，仁爱必须是互尊的爱，绝不是强迫的爱。当代人们讲用仁爱有一种偏向，即出发点虽是爱，但不体会对方的感受，硬要把自己的爱强加于对方，并且自以为是地认为是在推行仁爱之道，即“己所欲，施于人”，其效果往往与好的动机相反，爱变成怨，甚而变成恨，爱心完全被扭曲了。
有的国家要把自己的价值观强加给别国，宣称是为了“拯救人类”，结果造成冲突；有的社会管理者要把自己的理念强加给民众，说是为了全社会的福祉，结果引起民众抗争；有的父母要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下一代，认为只有如此才会使子女幸福，结果使青少年蒙受痛苦。诸如此类现象皆根源于人们对仁爱的单向性理解。
真正的爱必须是平等互尊的爱，在感动中使对方自愿接受。因此，仁爱必须实行忠恕之道，即一方面关心人、帮助人，另一方面体谅人、尊重人，这是仁和之道的精髓。
第五，仁爱的日常表现是敬业乐群，怀着爱心做好本职工作。爱心的践行有异有常：异是指大灾大难中的大爱，出英雄烈士，感动全社会，美德传后人；常是指多数的普通人，把爱心化作每日的劳动，在利益大众的岗位上，专心致志、精益求精，恪尽职守、热情待人，为社会提供优质的成果与服务，使社会安定美好、人们共荣幸福。这两种爱都是需要的，都值得提倡。
人心应当是热的，不论在什么情况下，有爱心就会感动人，也会被感动。也有这样的情形，人心被私利冷冻，失去同情、悲悯、爱怜，对于同胞的苦难无动于衷，对于本职工作漫不经心，而把全副精力用在捞取个人好处上，这是人性的堕落。更有甚者，贪心不足，不惜犯罪，把自己变成害人的魔鬼。庄子说：哀莫大于心死。诗人曰：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这难道不值得所有良知未泯者怵惕警觉吗！
第六，仁爱要渗透到制度设计和社会管理中去。制定社会公共生活规则并据以实行社会管理，是为了保证社会正常运转，公众在和谐有序中生活工作。
然而许多规则和举措只是为了管理者方便调控，以限制公众的行动为着力点，使人感到冰冷无情，往往加剧社会矛盾。帝制社会后期，失去了仁的礼，变成吃人的礼教，是深刻的教训。
如果有了爱心，就会出现人性化制度与管理，各种举措也就有了暖意，社会也会更加和谐。例如政治民主制要方便民众行施权利、表达民意，而不是强加于人；民众被迫闹事，管理者要以改进工作、改善民生、协调利益来化解；政府办事，以方便民众、照顾弱势群体为准则；城市管理要给个体商贩以生存的空间，要保护外地务工者的合法权益；社会福利保障制度的实施要特别关注老弱病残、鳏寡孤独、妇女儿童的切身利益；社会管理以服务大众为宗旨，热情周到是必然要求，只要管理者有爱心，制度也会具有感通的力量。
（二）以生为本，以诚为魂
新仁学的生命论是其人生论的核心，说明生命的价值和关爱生命的重要性。地球产生了多样性的生命物种，进化出人类，造就出适宜各种生命体生存发展的环境，这在迄今可知的大宇宙时空中，它只是一个特例，同时是一个奇迹。在人类发展史上，每个人的出生都是偶然巧合的产物，而且人的一生要度过数不清的灾祸艰险，才可能寿终正寝。人是万物之灵，是地球上最美丽的花朵。自然和先辈赐予的唯一性的生命是珍贵无比的，任何力量（包括自己）都没有权利伤害它，只有责任保护它、养育它。一切社会事业都要把每个人的生命与健康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以此作为衡量社会正义文明的首要标准，这就是以生为本的含义。
仁爱之心必须表现为对生命的关注、爱护、扶助、尊重上，不仅护养本族本国的生命，也爱护他族他国的生命。以人为本就是以生为本。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摧残生命。孟子认为，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对于禽兽，见其生，不忍见其死，以此心推之而爱怜人类的生命，见孺子将入于井，而有怵惕恻隐之心，必欲救之。将此心再推而广之，用于社会政事，则“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孟子·公孙丑上》）。仁人之心当若是。苛政杀人，无异于刀枪，权贵者享乐有余而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至于发动战争，杀人盈野盈城，乃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好战者服上刑。这就是以生为本的内在逻辑。
不唯儒家如此，道、佛两家亦然。老子讲道突出一个“生”字：“万物得一以生。”（《老子》第三十九章）因而重生贵养。道教禀此宗旨而提出“生道合一”论，以性命双修为炼养原则，通过心理训练和生理训练及两者的互动，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和民族的复兴，提倡俭朴合理的生活方式，并把内养与医学结合起来，建立起东方生命学，道教学大师陈撄宁称之为“生本主义”（参看田诚阳《仙学详述》）。道教的神仙信仰，用理性加以重铸，可以表述为“神仙有四大：大寿数、大功德、大智慧、大自在”，乃是生命的一种高层境界和高级形态。道家和道教尊重天地万物的生命与本性，即“道法自然”，认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所以主张保护生态环境，实现“三才（天、地、人）相安”的目标。
佛教以慈悲为怀，还要大慈大悲，一方面戒杀止恶，保护一切有情众生，包括动植物的生命；另一方面要普度众生，解除众生苦厄烦恼，而且要“无缘大慈，同体大悲”，体现出大生命观的高迈境界。佛教的戒、定、慧三学和中国化的禅学，不仅是生命的学问，而且是生命的大智慧，使人净化心灵、扩大心量、雄健心力，成为社会生活中的觉悟者和改良社会的推动者。
综合儒、道、佛三家的生命智慧，能使当代新仁学的生命论具有丰富的内涵。
新仁学的生命论的多重内容可以分疏如下。第一，生命的意义和追求在于使众生过得幸福，从而实现自身生命的价值。
危害他人的生命乃是犯罪，这是生命的负价值。一生自私自利、酒囊饭袋、醉生梦死，这是生命的零价值，因为它是动物的生命状态，是冯友兰讲的“自然境界”。
在今天的社会还有更多的人生活在“功利境界”中，他们的才能、知识都用于追求名声、钱财、权位和享受上，没有信仰、理想和道德，他们也能做成一些社会事业，但常常在以“利己”为最高价值取向的支配下，做出害人、损公的丑行，最终往往以害己告终。
儒道佛都认为个体生命的价值在于超越个体而及于他者，由于自己的存在而使人间更美好，这是“道德境界”（冯友兰《新原人》）。孔子的志向是“修己以安人”，使“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中庸》有“成己成物”之说最能体现儒家的人生价值观。老子则曰：“既以为人己愈有，既以与人己愈多。”使“小我”变“大我”，获得精神的富足。大乘佛教讲普度众生，通过“无我”，解脱普通人生的痛苦，达到涅槃永生的目标，即“常、乐、我、净”。儒道佛三家并非只讲利他而不讲利己，而是超越了物欲层面的利己，将利己提升为完善自我，要求在利他中成就自我，即“大其心”，在更高的精神层面上把利己与利他统一起来了。
第二，理顺道义与命运的关系。孔子对子夏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又强调“为仁由己”。按孟子的说法，物质生活的满足虽属于性情，却要归于天命；而仁义礼智的修习虽有先天的成分，却要归于心性的涵养（见《孟子·尽心下》）。《易传》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说法。《中庸》则云：“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
儒家的人生态度似可用“尽性而后知命”来概括。“尽性”要求发掘和发挥天性中包含的仁智勇的潜质，在成就道德人格和救世事业上努力前行，力尽而止。“知命”是说在人生穷通顺逆和事业得失上安于命运之所赐：竭尽人力而后成就者，是命之所予；竭尽人力而后未成者，是命之所限。尽人事而后听天命，人事未尽不可言命，人事已尽方可知命。这是一种积极有为又能顺其自然的人生态度。
第三，健康的生命需要性命双修。老子强调要珍惜每一个人的生命，它比任何外在之物都贵重，“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决不应重物轻人、以身殉物。人的生命是精神生命和生理生命的复合体，身为心之基，心为身之主，身心相依、俱优方是健康的生命。道教提倡性命双修：修性是进行心理的修习，使之具有灵明慧觉；修命是进行生理的炼养，使之精气旺盛。儒、佛两家重性功而轻命功，道教吸收其心性之学而补之以命功，总结出一系列健身长寿的养生之道，对于今天人们祛病健身、提高生命的能量和质量有重要借鉴作用。
人的生命体不同于动物，需要信仰和理想的主导，需要道德的滋润。心地善良是健康心理的第一要素。儒家讲“德润身”、“仁者寿”。孔子给人一种责任心、使命感和进取的智慧，使人生向前向上。老子给人一种清醒意识、回归自我和不争的智慧，使人生富有弹性和反思能力。儒道互补，使人在需要有为的时候，能看得清、擎得起；在需要无为的时候，能看得开、放得下，这才是一个健全的生命。道教内丹学强调炼养之功以清静为旨，就是要人澄心定意、少私寡欲，摆脱世俗的名利权妒的缠绕，使心理保持自得、平和、安详的状态，这是身心健康的重要保证，也能增强生命的承受性和自我调节能力，有益于克服现代社会常见的人们心理的焦虑和抑郁。在命功方面，道教强调个体生命的价值和内养的方法，调息补气，畅达生理，调动体内生命力去消解疾病之害。现代西方竞技体育偏重于外炼，有益于健全体魄，但过分追求破纪录、拿冠军，不断向生理极限挑战，对健康有严重损害，不是全民健身的方向。
第四，树立“民胞物与”的大生命观。儒家仁学的人类观是天下一家，其自然观是天人一体；视人类为一大生命体，视宇宙为一超大生命体。人与人、人与自然皆血脉相连，痛痒相关，仁者与天下众人、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按张载《西铭》的说法：“民吾同胞，物吾与也。”民众都是我的兄弟，万物都是我的伙伴，共生共荣，相依为命，在爱心的温暖中都是可以感通的。若是彼此隔膜或冷落，就像人体神经瘫痪，得了“麻木不仁”的疾病。若是彼此仇恨与厮杀，就像人体自残自虐，则整体生命危矣。
民胞物与的大生命观曾被许多人视为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而学会与人奋斗、与天地奋斗，才是当务之急。我们当然需要将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相结合，正视社会生活中集团对抗、民族冲突、暴殄天物的现实。然而，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数千万人的死亡，两大阵营的冷战和连续不断的局部战争，除了使军工资本巨头大发其财，所有参与方均遭受巨大损失。而把斗争哲学推到极端并不断掀起整人巨浪的十年“文革”，则是中华民族的一场浩劫。人类中心主义及其征服自然的结果，是人类社会的过度消费、自然资源的枯竭和生态环境的全球性恶化，造成人类的生存危机。在这种情势之下，提倡和平，反对战争；提倡仁爱，反对残暴；提倡生态文明，反对破坏自然，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民胞物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地球村”急需的人文精神和道德理念，是需要加以践行的当代文明情感与通则，是应当飘扬在21世纪地球上空的一面旗帜。
以诚为魂关乎生命的真实性，这是人类特有的问题。“诚”的含义是真实无妄。儒家认为天地万物是真实无妄的，人要向它学习，这就是孟子说的“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但是人类的本性是善恶相混的，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自从有了自我意识和智慧以后，一些人为了自私的目的，便采取伪善和欺诈的手段，制造假象，使人上当，故老子说：“智慧出，有大伪。”这是人类社会特有而自然界所无的现象。于是人类生命的成长就面临去伪存真的任务。
《中庸》论诚最为精彩，它把诚与天道、与成己成物联系起来，无诚不能做人亦不能做事，故“不诚无物”；从积极方面说，至诚可以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故曰：“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诚之者“择善而固执”，择善是诚的方向，固执是诚的功夫，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故“至诚如神”。由此可知，诚是人道之本、德性之质、践行之基。
《中庸》之后，荀子、周敦颐、邵雍、二程、朱熹多有发挥。老庄道家强调“返璞归真”，赞美赤子婴儿，因为他们天真烂漫，不会做假，其求真的目标与儒家立诚的观念是相通的。李贽的“童心说”具道家色彩，重视人的自然之性，以私心（正当个人利益）为人心，“人必有私”，不赞成道学“为公去私”之说，认为儿童绝假纯真，不会说谎，应是人们学习的榜样。他尖锐批判社会上假人假事假言假文的虚假现象，而本来求真之道学由于失去诚的精神而蜕变为伪学（李贽《藏书》）。李贽的批判，可以在理论上补救理学家轻个体以崇公义、远人情以尚天理的偏失，有益于恢复原始儒学贴近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健康精神。
其实孔子孟子都怀有一颗平常心，孔子肯定人欲富贵是正当的，只是要求人们见利思义、取之有道；孟子也不反对君王好货好色，只是要求在上位者与民同乐，重视民生问题。在中国历史上，有韩非子主张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交换、利害计算的关系，否定公义和仁爱的作用。到了宋明理学又偏到“存天理灭人欲”、“为公去私”的极端，使所谓“天理”演成为杀人之具。当代中国，曾经历过只讲“大公无私”、“狠斗私字一闪念”的时代，又经历过金钱挂帅、唯利是图、功利泛滥的时代。在前一种情况下，出现了许多假公济私、伪善害德的人和事；在后一种情况下，出现了许多欺骗造假、尔虞我诈的社会行为，都丧失了真诚的品格，给社会人生带来灾祸。
人的性情各有千秋，精神境界也有高下之别，但只要不危害他人、守其真诚，都应受到尊重；如果失去真诚，口是心非，不讲真话，不做实事，便失去生命的灵魂，同时会失去自身的尊严。社会上信仰各异、学说众多，只要目标为善，认真践行，就会有信众追随、舆论认同，自然有其存在的空间；如果失诚转伪，言行相背，即使昔日辉煌，也会很快丧失感召力，为大众抛弃。因此，个人的生命与事业的生命都需要以诚为魂，否则空有其躯，而无活力。
在现实生活中，虚假不诚已成为一种社会病态。其在政治上的表现便是有言无行、文过饰非、虚创政绩、欺上瞒下、无信于民。其在经济上的表现便是诚信不立、假冒伪劣、偷工减料、坑蒙拐骗，现在又流行网络诈骗。其在道德上的表现便是欺世盗名、乡愿伪善、厚貌深情、言美行丑、以假乱真。其在文化上的表现便是假文浮词、趋时求利、侵权抄袭、编造迎合、浮躁粗制。在功利主义驱动下，现实生活有舞台化的趋势，一些人逢场作戏，善于作秀表演，带着各种面具生活。政无诚不信，商无诚不久，德无诚不感，文无诚不化，人无诚不真。虚假不诚之风会严重腐蚀个体和社会的生命，使之从内部腐烂变质。
真诚是立身行事之魂，人应当活得堂堂正正、坦荡率性，不必隐瞒自己的观点，亦无须掩盖自己的感情，随时显示自己的本色，做一个性情中的真人，说真话、做实事、以诚待人，在人与人之间多保留一些纯真的情意，拒绝虚假的人生、享受真实的人生，使人间变得更美好。
当代网络文化兴起，既给信息交流带来极大的方便，同时也构造出一个虚拟世界，里面充斥着大量垃圾和虚假信息以及极端思想，使大批青少年沉迷在真假难辨的世界里，脱离人与人之间直接的交往，既缺乏感性的真情，又偏离理性的清醒，使生命和生活丧失了更多的真实性，同时也助长了社会虚伪欺诈之风，造成社会的混乱与迷失。我们要使网络充实人的生命，防止网络掌控人的生命，更加需要诚的精神的回归。由此可知，在当代社会，诚之义大矣、重矣。
“以生为本、以诚为魂”，还集中表现在人的精神生命的健动不息、挥洒自如上。人的精神生命与生理生命相比，是最少受外界约束、最能自主发挥的部分。然而其潜能也往往被压抑而不得自在发展。一是受制于主流社会舆论，而不敢大胆想象；二是受制于名缰利锁，而无法超越世俗价值；三是受制于闻见知识，而不能开拓创新。庄子提出“逍遥游”的理想境界，郭象阐明“自得”的理想状态，都是要把人的精神从各种束缚中解放出来，获得真正的自由，从而形成东方式的自由观。
生命的健硕发育需要两种自由：一是行为的自由，二是心灵的自由。西方提倡的自由主要是行为的自由，如言论、信仰、集会、结社、新闻等自由，法律都要予以保护。思想当然应有自由，而西方社会关注的仍然是表达思想的自由，而不是自由本身。
行为自由是文明社会所必需的，是社会进步的体现，我们要使它充分落实到现实生活层面，这是人的生命保持盎然生机和真实体现的必要条件。可是人有了行为的自由未必能真正获得思想的解放而自我做主，因为心灵仍然可能受困于陈旧的教条而不得舒展。例如：自由主义提倡自我中心的个人自由，却会被生存竞争所驱使；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权，但原教旨主义又会使人走向偏执。
所以人还要有心灵自由，自觉摆脱物质主义、教条主义、现实环境的局限，使心灵生出翅膀，自主自在地遨游在广大的精神世界。人的现实空间是有限的，人的精神空间是无限的，它的大小决定于主观的拓展能力。
人的心灵自由不等于胡思乱想，它需要凭借哲学的智慧、文化的底蕴、艺术的构思来不断超越现有的时空，达到无执、无碍、常乐的高妙之境。一要不断通过“觉解”（冯友兰语）提高精神境界，二要不断经由学识扩大人文素养，三要不断进行反思加深人生领悟，四要不断化解烦恼保持幸福感受。即所谓“心明眼亮”、“心广体胖”、“心旷神怡”、“心安理得”，自主地思考、自觉地行动、自在地生活。使心灵永远属于自己，快乐着、敞开着、前行着、充实着，不断绽放出绚丽的花朵。
（三）以道为归，以通为路
1．以道为归。
“道”是中国人心中最高真理的简称，它的原始义是人朝向前方的道路，尔后其字义不断被抽象化，而具有了宇宙本原、社会原理、基本规律、普遍价值、行为方法等引申义。
老子认为宇宙起源于道，故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现代宇宙学家霍金认为“宇宙起源于无”，与老子相合。老子又认为天地万物的最深层本质是道，故曰“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老子》第四章）、“道者，万物之奥”（《老子》第六十二章）、“衣养万物而不为主”（《老子》第三十四章），《庄子·渔父》曰“道者，万物之所由也”。在老子看来，道之所以能为宇宙之始、万物之基，关键在于它是宇宙生命的总生机，具有无限的活力，能生万物而不是被生，“万物得一以生”。
新仁学赞同道家的宇宙论，认为宇宙的发生、演化不是杂乱无章的，不是偶然性的堆集，不是无生命体的无限延续，它是有本有源有动有能有活力有规律可循的，这便是道。《易传》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互动、刚柔相推，使得天地运行，万物化生，这是宇宙运动变化的基本规律，贯通于天、地、人三个领域，从而有天道、地道和人道，而各有特色：“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中国哲学讲事物矛盾规律与西方哲学的对立统一规律有相近之处，但侧重点不同：中国哲学重在相反相成、对立面的统一上；西方哲学重在相反相制、对立面的斗争上。《易传》曰：“阴阳合德而刚柔有体。”张载《正蒙》则指出：“有象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这是最有代表性的对立统一观点。持有这种观点的儒者容易对充满矛盾与斗争的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持乐观态度。
孔子儒家把“道”用于社会人生，坚信社会将向美好的目标进化，与此同时人生也应该朝有理想、有道德的方向提升。社会发展的最高境地是“大同世界”，其特点是“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礼记·礼运》），没有盗窃乱贼，天下太平。这是全人类都向往的理想社会，没有战争，没有犯罪，人们和睦相处，不为私利而进行争夺，老壮幼病残皆各得其所，人们都能安居乐业。今日各种健康信仰和学说所描绘的社会终极目标，与大同世界皆相仿佛，只是实现目标的具体途径各有不同。
孔子为人生设计的成长之路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以实现有道之世为奋斗目标、以树立道德人格为做人基石、以实行仁爱为行为准则、以掌握才艺为体现理想的途径。人的性格才情千差万别，但通过文明演进和人文化成之路，大多数人会在德性上归向于善。人类已经脱离了低级动物界，越来越成为讲文明懂礼义的高级动物，倒退是暂时的，文明规则终将完全取代丛林规则。
《易传》有两句话很重要：“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前一句说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最后归宿是天下普遍进入有道之世，而各国各族通向有道之世的过程中都走着自己特殊发展道路；后一句说的是人类的思想文化都向往着真善美的目标，而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地区的人们在信仰、哲学、道德、观念、文学、艺术、习俗上又千差万别，形成多姿多彩的文化样式。这就是“一与多”的辩证智慧在社会发展观上的体现，它表明中国古代哲人有乐观向上又包容大度的胸怀。
“以道为归”可作如下理解。第一，大道是贯通宇宙、社会、人生的最高真理。其内涵有三：一曰生道，生生不息，生养万物而不为主宰，大道就是宇宙生命本身，就在生机盎然、五彩缤纷的各种生命之中，万物得道而生，失道而死。因此，“以道为归”要求人类的一切作为皆要以尊生、护生为最高标准。有道之世就是人类和自然界的生命最为健康活泼的时代。二曰公道，包容天下，泛爱万物，无所不通、无物不纳，无间隔、无界域、无弃人、无弃物。凡分彼此、生怨仇，皆背离大道。因此，“以道为归”要求人类在情感上以宇宙为一体，以天下为一家。有道之世，人人得到关照，事事皆能公正。三曰和道，天人和谐、人际和谐、身心和谐，没有战争、没有争斗、没有污染、没有癫狂。“以道为归”，要求人类尊重自然，彼此尊重，和而不同，使忠恕之道成为社会普遍文明原则。有道之世，家庭和顺，邻里和睦，民族团结，天下和平，天人相养。
第二，大道是普遍性与特殊性、一体性与多样性、群体性与个体性的高度统一。“道法自然”的本质要求是尊重万事万物的本然之性，人的作用只在因势利导，促其发育成长，决不能以人的意志和需要去干预或改变天地万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否则会招致大自然的“报复”。人与自然万物共生于一个地球，地球不仅给人类提供了适宜生存与发展的环境与资源，而且生物的多样性所形成的生物链及其与环境的交互作用，也保证了人类的正常生活。可是人类正在成为地球生态的破坏者，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消耗资源、消灭着异类生物，生物物种在急剧减少，这就是老子所说的“不知常，妄作凶”。人类应该意识到，生态危机的威胁已迫在眉睫，保护环境和各种生物就是保护人类自己。
就人类社会自身而言，社会形态的多样性、思想文化的多样性、人的个性的多样性，是人类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基本条件，有了这些多样性才有社会文化的相反相成、比较选择、互补综合，不断地有新质产生，不停地有创造发明，始终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文化生态如同自然生态，品类的减少和发展的趋同将导致生命枯萎的灾难性后果。因此，有道之世或大同世界绝不是清一色的文化，不应当也不可能只有一种信仰、一个价值体系、一套生活方式、一类文化样式，而是多姿多彩、百花争艳、五光十色的世界。“大同”超越了一般的“同”，意味着多样性的人群和文化的平等与和谐，它在本质上是“和而不同”的。它只要求人们遵守社会公共生活规则，彼此不相伤害，又能互利共赢；同时尊重每个群体和个人的人格、权利与兴趣选择，并给社会成员提供自由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以道为归”是指向真善美的大方向，而在社会前行过程中一定要“殊途”，必然会“百虑”。没有文化多样性的社会，只能是一种空想。
第三，大道是阴阳互动、刚柔相推、屈伸相感的永恒的运动变化过程，如张载《正蒙》所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氤氲、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因此，一物两体，对立统一。体现大道的理想社会，既不是无差别的浑然一体的静止的社会，也不是没有矛盾和斗争的全真全善全美的社会，这样的社会只是一个乌托邦。老子说：“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同社会仍然有它的不足和弊端，真善美与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矛盾是无处不在、无时不有的。但有道之世，社会矛盾与斗争的性质、方式与今日世界不同。
其一，绿色经济成为社会财富的主要来源，发展与环境基本协调，人与自然的矛盾随时可以化解。
其二，人们普遍富裕，没有大富与贫困，没有失业，富裕程度因贡献不同而有差别，人们利益上的矛盾和摩擦经常发生，但无阶级、阶层、行业间利益的对抗。
其三，在社会管理上仍然存在着领导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矛盾和必要的张力，但有效的普选、监督、协商和定期轮换制度，能使上下级矛盾不发展为对抗，并成为改进管理的动力。
其四，社会文明规则为绝大多数人自觉遵守，道德风尚普遍良好，犯罪率极低。
其五，社会各种矛盾包括民族矛盾、阶层矛盾、宗教矛盾，采取文明、温和的方式解决，摒弃战争、暴力等野蛮方式，犯罪和犯法行为靠公平执法处理。
其六，国家的政治斗争功能逐步消失，社会公共管理功能全面强化，全球联合政府由各国民主选举诞生，并定期轮换，处理各国各族间的纠纷。
其七，在人文学科、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学术争论、开拓创新不仅是常态，而且有最充分的自由；文学与艺术创作的个性化及不同风格的竞相争妍，受到各界的尊重，而能得到高度发挥；有悖文明准则的不健康的文化会普遍受到批评和抵制。
按新仁学的理想，“以道为归”的社会，理当如此，人类才算得上进入了文明时代；生活在这样社会的人，才算得上是文明人。
2．以通为路。
“以通为路”，是指国家民族之间、社会阶层行业之间、思想文化之间，建立起畅顺无阻的沟通、交流、合作的渠道，使人类摆脱彼此冷漠、隔阂、歧视、防范、仇恨的困境，迈向天下一家的坦途，使仁爱之道成为生活现实。
自从谭嗣同把“通”的理念引入仁学，便使仁学发生了质的飞跃：一是使传统仁学成为现代仁学，生发出“开放”、“平等”、“交往”等新质，以适应社会现代化的时代步伐；二是使伦理仁学成为民生仁学，找到了以“通”破“塞”、实现仁爱富民的切实可行之路。谭嗣同“以通为第一义”的仁学，着力于破除两个陈旧事物：人际身份的阻隔，主要是等级特权及人身依附；社会发展的闭关自守，主要是自然经济的困顿落后。“通之象为平等”，不平等不会有真通真爱。“仁与不仁之辨，于其通与塞”，陋塞不能兴旺，因而不能实行博爱。
当今时代，宗法等级制度已进入历史，经济全球化已成为浩荡潮流，中国主动参与其中，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中国和世界的面貌都焕然一新。然而“通”与“塞”的矛盾，仍然是推行仁爱之道的主要矛盾，阐扬“通学”和践行“通学”，乃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当务之急。
与几十年前相比，今天是一个高度畅通的时代：经济上形成全球化的共同市场，政治上联合国的作用日益加强，交往上陆海空交通空前发达，文化上交流频繁深广，尤其信息技术突飞猛进，互联网使人类息息相通，时空不再成为交际的主要障碍，在一定的意义上“地球村”已经形成，天下一家的客观条件似乎已经具备。
可是情形并不使人乐观。从形式上看人类之间拉近了距离，增强了相互依赖，实际上在许多重要领域仍然塞而不通、仇而难解，“强凌弱”与“独尊己”的痼疾难除，于今为烈。一曰政治不通：在国内，上下脱节，特权盛行，民情郁积；在国际，左右紧张，强权横行，流血不断。二曰民族不通：宿怨难消，民族至上，利益相左，势同水火，仇杀不已。三曰宗教不通：一教独大，极端排它，迫人从己，宁斗不和，不惜害生。这种情况如同一个人患有肢体麻木、肠梗阻、内分泌失调，乃至免疫系统紊乱和癌变等重病，不及时治疗会致人死命的。
有识之士大力倡导政治民主、民族和解、维护人权、宗教和睦、文明对话，都是在运用仁通的精神医治人类的弊病，使人类的生命得到健康发育。
“以通为路”有以下几项基本要求。
第一，“兼通”。人类要真正成为一体，必须做到立体化的沟通，即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思想各个领域的交流都通达无阻，政府与民间的来往也能形成良性互动。在国内需要社会各界相互配合，在国际需要拆除各种壁垒和禁令，使跨国跨族的友好交往活动有更大的自由度。
第二，“双通”。彼此能双向传递信息，做到互相了解。傲慢总是与无知连在一起，自大常常伴随着偏见。我们必须坚信，每一个族群，每一种文化，都有它的特色和优点，都有它受人尊重的理由，都有值得他者学习的地方。因此，真正的沟通必然是相互了解和学习的过程，不是以一方为主，向另一方推销自己的产品和文化，甚至企图取代对方的固有文化。
第三，“信通”。相互传递真实完整的信息，不以虚假信息示人；不一味提供自身的优点和成就，而隐瞒存在的缺点和问题；不陶醉于外界对自身的肯定和颂扬，而疏远或拒斥外界对自身的批评和责难。开放社会，开放舆论，彼此欢迎对方人士来本地自由旅行、考察、调研、采访，在社会公共生活规则允许范围内不设禁区，不限制媒体的新闻自由。
第四，“心通”。人类之间真正的沟通不能只停留在物质和技术层面，也不能只表现在一系列实际活动上，而要深入到人的内心，做到彼此间心灵相通。如果心灵阻塞，即使有路，也会变成泥泞之路、断裂之路，甚至变成烽火之路、苦难之路。如果心灵通达，各种路障都会随之解除，路成为拉近人们距离的通道，没有路的地方也会筑起新路，使人间的路四通八达。心灵相通的标志就是把仁爱之心普及于全人类，让爱心充满人间。
然而残酷的现实又告诉人们，以道为归、以通为路谈何容易。历史的积怨为时已久，当今的冲突还在加剧。要打通闭塞的道路、修筑跨界的桥梁，需要先知先觉觉后知后觉，需要先易后难、循序渐进。以往人类经历的各种灾难会使多数人反省觉悟，今日和未来面临的各种全球危机的严峻挑战，又迫使人类不得不同舟共济。人是有良知又有理性的动物，不会甘心朝着互残共亡的路上走去，终将用人性战胜兽性、用理智战胜迷乱，早晚走上仁和之路，渐行渐近，成为相安相助的邻居和朋友。
在推进“以通为路”的过程中，至少有以下几项可以逐步付诸实践。
第一，“利通”。彼此找到共同利益，从眼前利益到长远利益，从局部利益到整体利益，形成相通的物质基础。互惠共赢，而不是互损共输。这是功利的层次，也避开了价值观的差异，比较容易做到。例如中美、中日、中欧之间，不纠缠于意识形态的矛盾，而看重共同市场，发展商贸往来，增强相互依赖性，有益于和平与民生。从历史上看，商贸之路也必然伴随着文化之路，利通会促进文通。
第二，“法通”。制定和遵守体现人类共同利益和底线道德的社会公共生活规则，作为国际来往的行动依据。如已有的《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等，这些国际性规则包含着深重的历史经验教训，并凝聚着当代人的智慧，又经历过艰苦的协商谈判，应得到各国政府和各界人士的尊重，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
第三，“温通”。以中和温情的态度化解矛盾，打通障碍，劝和促谈，化干戈为玉帛。不同观点和主张在处理国际矛盾中的作用截然不同。极端主义（包括强权主义、民族与宗教极端主义）挑动激化矛盾与冲突，是世界的公害。只有以平等互尊、稳健改良、妥协兼顾、包容贵和为特征的温和主义才能缓和世界的紧张、破解怨仇的难题，走向光明的道路。人类不缺少发展的才能，而缺少协调的智慧。儒学的主要贡献不是向世人提供一种特定的信仰，而是展示不同信仰如何友好相处的中和之道。儒家的温和、理性、稳重的态度，可以使它走近各种信仰和学说，并使它们连通起来。
第四，“文通”。文化交流可以与政治权力和经济财富保持适当距离，侧重在民族精神劳动成果的互动上，容易跨越地域和民族国家的界域，在大范围内进行。其中，中国和西方之间的“东学西行”与“西学东渐”，印度佛教在中国和东亚的传布，都是显例。世界各大宗教虽教义各有不同，都以拯救人类苦难为己任，应当把爱人作为联结教际关系的精神纽带，摒弃独尊、排它的偏颇，把爱作为第一信仰，上帝是爱、真主是爱、佛陀是爱、神仙是爱，由此在众多社会团体中率先联合起来，成为推动文明对话的核心力量。世界宗教会议《全球伦理宣言》、世界宗教和平组织、世界和传统宗教领袖大会，都展示了“教通”的道路。
第五，“感通”。用真诚的大爱感动对方，对方又报以感恩，彼此互感，这是实现心通最好的方式。许多人迷信以力服人，实际上是压而不服，转成仇恨。道义的力量是无形的，也是最有感召力的。孔子说的“修文德，来远人”，就是感而通之。在地震、海啸、洪灾、疫病等大灾难发生以后，人们不分国界、民族，纷纷伸出援助之手，给灾民送上温暖和帮助。跨国跨区跨族的公益慈善事业，就是建立在无私奉献的基础上，体现了人性之美，故最能感动世界。把这种感情的力量凝聚起来，就能克服人性的弱点，打通人际之间所有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