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原论

第一节 史字

近世新说层出 中国近世论史学问题之学者，每必先探讨“史”字之形义。盖上溯渊源，必有起始。且中国民族文化遗产，自古迄今，史为最丰富之重大成就。在世界上各民族文化比较，中国历代之史绵延不绝，正可据以考见中华民族自古以来活动实迹，较之其他民族，实具显著特色。因是中国史家，几为系统论述史学者，莫不自中国有史事记录谈起，亦并必及上古“史”字形义之解释。近世学术，治史者尤尚系统完密，先后脉络，必须清澈辨明，“史”字形义之讨论，遂成为多数学者注意考辨之问题。自清末吴大澂创发新旨以来，形成近百年史学上热烈讨论焦点，只此“史”字单纯形义范围，申辩考证者不下四五十人，发抒各种不同见解，足以显见活泼自由，妙谛层出不穷。

近代风气，自清末吴大澂开其先河。吴氏生平爱好钟鼎彝器，以治古文字学丰富学识，长于辨识金文，于二千年来中国文字学正宗许慎之《说文解字》多所补充勘正。吴氏贡献与前人不同者，在开启以古器实物文字改正旧说，辟千载榛芜，创现代地下遗物证史之新路。后世步趋者众，钻研者精，而开山宗师，仍当首推吴大澂，其下皆望风承流之辈而已。先人创迹，厥功至伟，后世治史者不能不表彰前贤，以免有亏于史德之教养。

从右持中 史字定义，自许慎《说文解字》谓：“史，记事者也。从右持中。中，正也。”历代承此解释，二千年来，无有疑义。

从右执简册说 吴大澂就所见金文实体字形，另作新解，认为许氏“从右持中”之说，不符实情，而倡从右执简之说。吴氏申述略云：

史，记事者，象手执简形。古文中作无作者，推其意盖以中当作，即之省形。为简册本字，持中即执简册之象也。

虽然，江永早有以中为簿书之说，所谓持中，即持簿书，亦即简册。但江氏仍本旧贯，乃就许氏持中本义作申解，完全不同吴氏溯源起始，就字形考察。吴氏对证实体文字，探原溯本，比勘讨论，持中之说，已无立足之地。故江氏不及吴氏立论之有力。唯江氏所见，亦立说有本，足备参考。兹略举其所论云：

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从中字。天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之官，皆取此义。

同其说者，章太炎则直释中字本为册类，引《国语》所云：“右执鬼中”，对史字解释，仍主从右执中之说。章氏有谓：

中本之类，故《春官·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司农云：“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记·礼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即登中，谓献民数政要之籍也。《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谓握图籍也。春秋《国语》曰：“余左执殇宫，右执鬼中。”韦解以中为录籍。汉官亦有治中，犹主簿耳。史字从中，谓记簿书也；自大史内史以至府史，皆史也。

师承章氏说者，有章氏门人朱希祖。亦因承江、章故说，申解史字，并增若干论据，朱氏有谓：

《说文解字》云：“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其字古文篆文并作。案记事者，即后世之书记官，此为本谊；历史官之史，乃引申谊。盖又，为古右字，篆文作，象右手形。中，为册字，右手持册，正为书记官之职。盖古文册作，篆文作，省作，后世误认为中正之中，其实中正为无形之物德，非可手持，许君之说非是。中为简策，戴侗《六书故》，吴大澂《说文古籀补》，已有此说，然其说尚非密。江永《周礼疑义举要》，吾师章太炎先生《文始》，引证更确实。江氏云：“凡官府簿书谓之中，故诸官言治中受中，小司寇断庶民狱讼之中，皆谓簿书，犹今之案卷也。此中字之本义。故掌文书者谓之史，其字从又从中。又者右手，以手持簿书也。吏字事字皆有中字。天有司中星，后世有治中官，皆取此义。”章先生云：“从卜中，中字作，乃纯象形。古文作，则中可作，二编，此三编也。其作中者，非初文，而为后世文字。中本之类，故《春官·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郑司农云：‘治中谓其治职簿书之要。'《秋官·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记·礼器》曰：‘因名山升中于天。’升中即登中，谓献民数政要之籍也。《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谓握图籍也。春秋《国语》曰：‘余左执殇宫，右执鬼中。’韦解以中为录籍。汉官亦有治中，犹主簿耳。史字从中，谓记簿书也；自大史内史以至府史，皆史也。”

顺乎江、章、朱三说，并与之相同者，又有金毓黻之解释史字，亦就执中立论，举证详博。金氏有谓：

愚考中字之释义，尚有不止如上文所说者，《周礼》春官之属有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以诏王，察群吏之治”。又地官乡老及乡大夫：“群吏献贤能之书于王，王再拜受之，登于天府，内史贰之。”又《秋官·大司寇》:“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者而登之天府，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于天府。及大比民数，自生齿以上登于天府，内史、司会、冢宰贰之，以制国用。”按郑《注》云：“治中谓治职簿书之要。”此即江、吴诸氏以簿书释中之所本也。至其所谓贰，即簿书之副本，亦犹今世称分类存贮之簿书为档案；所谓天府，即储藏档案之库，略如清代之内阁大库。周制以档案正本之中，藏之天府，而大史、内史、司会及六官诸司受其贰而分藏之，此则保存档案之法也。愚谓中之得名，盖对贰而言也。登于天府，等于中秘，外人无故不得而窥，故以中名之，此档案之正本也。副本对中而言，故曰贰。凡中与贰，皆为档案之专名，或以册释中，或以盛筭之器释中，固各有其胜义。然《说文》何以释中为内，以别于外，置此而不数，未为善解。窃谓中有内义，或由秘藏簿书引申得之，如此则两义为一贯矣。老子为周室守藏史，所守之藏，必为天府，天府掌祖庙之守藏，是其证也。现代档案，即为他日之史料，古人于档案外无史，古史即天府所藏之中也。保藏之档案谓之中，持中之人谓之史，一指书言，一指人言，分际至明，后世乃以史为书，而别以吏名史，遂不知中字含有簿书档案之义，此可于诸氏所说之外，又进一解者也。

直承吴大澂之说，以字形立论，解释史字者有罗振玉。罗氏亦主张象简册，以为史字事字俱同此册形，并反对中正之说。罗氏有云：

象册形，史、事等字从之，非中正字。

戴君仁释“史”，由字形体申进一层，自甲骨文字，但论形，视为史字省体，仍推为册形。故其主张亦同吴氏罗氏。申说则另有曲折。如戴氏所谓：

检各书甲骨片子原文，来看这些字，有两个可能是史字省体借为事字，而多数不能定是史的省体，抑是独立的字。如是一个独立的字，无疑为史字所从。根据三笔的册字，说它象册形，是很说得过去的。如它是史字的省体，我们依据甲骨文省体的例

子看来，这个一定是一种实物的形象。甲骨文中祝省为兄，但像人跪拜之形而略去像神的示字。僕省去箕，但像头上着之人（看《续甲骨文编》，卷三百六）。婦省为帚，去女字而但存其执业之物（妇执箕、帚之事，故帚是妇人执业之物）。史字省为，正如婦字省为帚，但存其执业之物。史所执的从他的业务看，应该是册，故字即使非册字，而之为物亦必是册的同类之物。所以我们说就是册，亦无不可。如有柄的畚箕和无柄的畚箕，我们说为一物，亦无不可。故史字从又持，章罗二氏说为象册形，这是对的。

此外与简册说可以列为一类之新说，为王国维所主张从右而所执者为盛筭之器。即王氏将字解释为盛筭之器，其盛筭之中，仍然全为简册，故可与执简册一说视为同类，如王氏所谓：

筭与简策本是一物，又皆为史之所执，则盛筭之中，盖亦用以盛简，简之多者，自当编之为篇。若数在十简左右者，盛之于中，其用较便。《逸周书·尝麦解》:“宰乃承王中，升自客阶，作筴执筴从，中宰坐，尊中于大正之前。”是中筴二物相将，其为盛策之器无疑。故当时簿书亦谓之中。《周礼·天府》:“凡官府乡州及都鄙之治中，受而藏之。”《小司寇》:“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又“登中于天府”；乡士、遂士、方士：“狱讼成，士师受中。”《楚语》：“左执鬼中。”盖均谓此物也。然则史字从又持，义为持书之人，与尹之从又持丨（象笔形）者同意矣。

以上诸家，或就许慎前说，据古代文献，进而申述“从右执中”之中为简册；或就史字在甲骨金文之形制，进而解释字即为简册本形。最终结论，均归之于从右以执简册，为史字所表达之实义。然当世甲骨文学者，以其所熟识甲骨文字形制，颇不同意简册之说。如屈万里所谓：

史字上半所从之，决非简册之形。因册字习见于甲骨文及金文，绝无作者（甲骨文往往以“史”为“事”）。

从右持钻说 从右执简册之说，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推断不同，而结论一致。然新路一开，自必有多途发展，终于未能尽循此一新说，遂又有从右持钻之说。此说出于劳榦。劳氏首论前说之非，而自申说以字手上所执者乃一弓钻之形。故其说谓：

史字和吏字及事字本为同出一源的字。史字金文与甲骨同作形，事字作形，而吏字作形，上部出头，与事字同，仍是事字。且按意义，在金文甲骨全部相通。因此，在这一个同组的三个字，应当一同设法来解决其形义问题。

认为所从的是字当然不可以，是字也不可以，是形更不可以，王国维认为盛筭器也不可以，只有认为所从的是一种“弓钻”是可以的。在史字中其所从的就是一个弓背向下的弓形，金文及甲骨凡从弓的字，弓都是对侧面的，这都是射箭的弓，只有这个弓形的弓背向下，对于弓钻的形状，正皆符合；吏字所从是弓钻顶上压着的重物；事字所从，则为弓钻顶上还附上一根绳子，现在内地的木匠，还有人用这种样子的钻子。

劳氏既说为从右持钻，遂并认为史官原来就是拿弓钻做工具的人，他的实际意旨并确指为攻治甲骨之人与钻木取火之人，而重点尤侧重前者：

我们中国钻木取火之事，是在古史中说到的，还有火在古代是神秘的，到了汉代还有改火之事，并且这一个事属于太史，因此弓钻和史官之间，是可以找到相互的关系的。《居延简》：御史大夫吉（丙吉）昧死言，丞相相（魏相）上太常昌书言太史丞定言，“元康五年五月二日壬子夏至，宜寝兵，太官抒井，更水火，进鸣鸡，谒以闻，布当用者”——臣谨案比原宗御者水衡抒太官御井，中二千石、二千石各抒别火官，先夏至一日以除燧取火，授中二千石、二千石官在长安、云阳者，其民皆受，以日至日易故火，庚戌寝兵，不听事，尽甲寅五日，臣请布，臣昧死以闻。

所以改火的事，应由主持历法的太史主持。改火之事，虽然《周礼》是属于司寇的，但《周礼》可能由六国之法修改而来，反而有些地方，比秦汉相承之制，还要进步一些，也就是秦汉之制可能更为原始。

但是弓钻与史官的关系，证据更多的，还是龟卜。

龟卜的重要工作是先“钻”而后“灼”。《庄子·外物》篇的“七十二钻而无遗”，及《荀子·王制》篇的“钻龟陈卦”，都是指的钻龟的工作。龟甲是比较坚硬的，为求得卜兆先要在预备灼火之处，把他刮薄，因为硬难于刮薄，因此便先钻，然后在钻处再用凿扩大，在殷墟发现的龟甲灼处，都是已经修理过成为枣核形的凹穴，而在城子崖所发现的卜骨，治作较粗，就留下了钻痕，并且还形成为单钻及三联钻的两种形式。关于卜骨钻痕及龟甲凿穴的比较，可参看《“中央研究院”院刊》第一辑，张秉权先生的《殷墟卜龟之卜兆及其有关问题》（1954年版）。注1

注1劳榦：《史字的结构及史官的原始职务》，《大陆杂志》，十四卷三期，第一至四页，台北，1957年。又，按劳氏从右持钻之说，启念渊源，当来自董作宾之贞人说。在劳氏之前，金毓黻已略有提示。见金氏《中国史学史》，第一四页：“凡甲骨上所刻之文字，悉为殷代之卜辞。其文中贞字之上一字，皆为人名，称之为贞人，贞人即为某事而贞卜之人，亦即当代之史官也。殷墟发见之卜辞，武丁之世最多，有所谓贞宾贞者，宾二字为贞人之名，亦即武丁时代之史官。依近年发见之甲骨，分为三期：一为武丁时代之贞人，二为祖庚、祖甲时代之贞人，三为廪辛、康丁时代之贞人。依其贞人之名，即可断言甲骨属于某一时代，贞人记其所贞之事于甲骨之版，正为记事者之所司，故称贞人为当代之史官，其说甚确，此近人董作宾之所考定者也。”

其解释之结论遂谓：

所以史字是从右持钻，钻是象钻龟而卜之事，因为卜筮之事是史官最重要的职务，而记事为后起。

劳氏虽批判他人证据不足，当自信自己举证充足，然在对史字解释而言，所谓从右持钻一说，实仍为对字形之直接观察判断，而后再加以申说。与从右执简册说，其立足点、运用资料及方法程序并无不同，亦不较他人为高明。换言之，从右持钻仍只能代表一种解释而已。

同意劳氏从右持钻之说，而别作解释者，则有李宗侗所主张钻木取火之说，实为劳氏原说之补充。李氏主张谓：

史官最初的职务甚广，如汪中《述学》所说，或王国维《释史》所说。并且，我疑心中国古代也有祀火之礼。我在拙著《中国古代社会史》中曾说，中国古代的主出自祀火，并且是用钻燧的方法取火。后来木制的神主仍沿用《说文解字》所说“主，灯中火炷也”的旧名称。我更用中国古代若干典礼与祀火的关系，及中国古代宫室建筑与祀火的关系，来证明中国古代确有祀火，而且典礼与古代希腊、罗马相似。并且灭人的国家叫作灭，与灭火同一字，滅字从水、从火，水可熄火。因为古时候灭人国家的必“毁其宗庙”，若非古代有祀火的制度，则灭字就无法解释了。史官既然同巫一样是天人间的媒介，大约最初的改火亦由史官所掌。

李氏同意劳氏从右持钻之说，亦并申叙明白：

所以改火的事，应由主持历法的太史主持。虽然《周礼》改火属于司爟，“司爟掌行火之政令，四时变国火以救时疾”，但《周礼》可能由六国之法修改而来，反而有些地方比秦、汉相承之制还要进步些，也就是说秦、汉之制可能更为原始。其实，劳先生已经看出，史官是主持改火的，但是他因为注意到弓钻是为龟骨之用，所以便特别注意史官的占卜职务。但是我就因此明白，为卜筮用的钻龟的弓钻也可能就是在同一部落中钻燧改火的弓钻。所以用它来钻龟卜筮，也就是因为它与神有特别的关系。这是我的大胆假设，虽然并无实物可作证，但我想是去题不太远。

当然也有持怀疑态度而并不同意劳氏说者，沈刚伯即提出反驳而不予赞成，沈氏意见有谓：

劳贞一先生另有创见，谓中乃穿龟甲之弓钻，但占卜并非太史的主要职务。古时“取龟”“攻龟”的有“龟人”，“契龟”“灼龟”的有“华氏”，“开龟之兆”的有“卜师”。假使彼时果有弓钻其物，那也应该操于“龟人”或“卜师”之手，而不至于拿来当作“史”的标记。所以劳君之说仍大有商榷之余地。

载笔执简说 沈刚伯就史字形义自提不同之说，据《曲礼》与《左传》所记，而谓史乃载笔执简之人。沈氏解释云：

《曲礼》有“史载笔”之语，《左传》有“南史氏执简以往”的记载。我就根据这两句极能写实的话，而认定所谓以手持中乃象笔与简之形，因释史为载笔执简之人；换句话说，就是能写字的人。

史官原出于抄胥：

史字的原义只是写字的人，并非“记事者”；这在经、史典籍中可以看出，周官任何机关均设有“史”若干名，其位仅在“胥”“徒”之上，那便是今日抄写公文的书记。汉时，常由“大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也只是征求书记的考试。其时有“长史”之官，等于今日之秘书长；他虽位高权大，但仍与记事不相涉也。

从右持笔说 沈氏之外，又有王恒余所主张从右持笔说，王氏就甲骨文尹字字形为，即从右持笔；并笔字原字形为，确认为笔形，笔端翻转向上，即成字，故推断史为从右持笔。兹见王氏释尹字谓：

“尹”之成字，为从握，意即以手持笔。为手，则示物之形象，表示“尹”的工作，就是从事于文事工作的知识分子。

对于史字解释，王氏有谓：

“尹氏”“内史尹”之尹字，甲骨文作，古文作，知为从持笔，而笔字古作，以此例之，则史字，当亦为从持笔，笔尖作向上之形。向上之义有二：一为示祭祀之情形，二为示上知天文——日月星历，下明地理——山川草木人鬼之辨，意示史者从上而下应均有所知而为其所攻治也。

从右执笔置口前说 王氏主张从右执笔，固不同于他人，而最近在去冬今春之间又有《幼狮月刊》发表徐复观对史字的考辨，主张从右执笔并置口前之说。笔置口前说，始于姚名达之解释，而以徐氏考释申论最为详备。徐氏首先批驳江永、吴大澂、王国维等人之说，与各家所见略同，唯对简册形之释论特为详密，兹举其说云：

史字上之形为，此在契文金文篆书里，皆无二致，由史字所滋生出的吏字事字，其所从之中字亦皆作；与字实别为一形。若谓系由刻者书者在形上所加上的一点花样，则何以甲文金文中近百的史字，竟不曾发现出一个从形的，而皆为形。由此可断言史字右手所持者并非与射有关的盛筭之中；凡由盛筭之中所联想出的簿书简策等，殆皆不能成立。

徐氏据甲骨、金文，就史字字形观察，认定为以手执笔直通向口之形。所抒意见，颇不同于前时诸家，就字形立言，徐氏有谓：

史字通行《说文》本篆作，契文则作，金文中有四种写法，一作，与契文全同，一作，一作，一作。按若作，则与不相关联，不能有《说文》之所谓“持中正”的“持”字意义。许氏用一持字，则他所看到的史字的篆文，必作或而不应作。作，乃一时写刻的不注意，或来自摹写之讹。《攈古录金文》录有五通“师酉敦”，第一通师酉敦的史字作，其余四通皆作。“寰盘”有两个史字，一作，一作。所录五通“颂敦”，一作，余皆作或。此例尚多。由此可以断定，史字之原形应作或作。从口，与祝之从口同，因史告神之辞，须先写在册上。故从，像右手执笔。将笔所写之册，由口告之于神，故右手所执之笔，由手直通向口。

就史职内容，徐氏解释有谓：

金文中有奉册之形，有守册之文，由此可知册的神圣的性格。其次是王者对臣下的诏诰，在周初大概是称为“册命”。《洛诰》“王（成王）宾杀禋咸格。王入太室祼。王命周公后，作册逸诰”。这是说，史（作册）逸把成王封周公后于鲁的事，书之于策，并诰示天下。此逸所诰者当称为“册命”。《尚书·顾命》“太史秉书，由阶宾，御王册命”，此处的册命，是太保代成王（摄成王）册命“元子钊”继承王位的。此册命系“太史秉书”的。金文中“王呼史册命”之文屡见，神祭的“册”，王者诏诰臣下的“册命”，是史在西周时代的两大基本任务，现更可通过《左氏传》等对春秋时代的史职作全面性的考察。史的第一职务当然是在祭祀时与祝向神做祷告。《左·庄三十二年》秋七月，有神降于莘，据《国语·周语》，惠王听内史过的话“使太宰忌父帅傅氏及祝史奉牺玉鬯往献焉”。《左氏传》“虢公使祝应宗区史嚚享焉”。《闵公二年》“狄人囚史华龙滑与礼孔，以逐卫人。二人曰，我太史也，实掌其祭。不先，国不可得也”。《左·昭十七年》“夏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请所用币”。及前所引《左·昭二十年》“齐侯疥，遂痁”。梁丘据请诛祝固史嚚以向问疾之宾作解说的故事，意思是认为齐侯之疾病，乃由祝史祭神之不得力。《说文·三上》:“嚚，语声也。”虢史齐史，皆以嚚为名，可知史在向神念册文时对声音的重视。此亦可补充史字从口之义。

近代各家考辨史字实义，各抒所见，各据理说，反映学术问题思考活泼与言论思想之自由公开。吴大澂开辟实物证史之先路，后世踵行，蔚成风气，凡辟新说之士，入手途径，不出吴氏轨辙，实已成为治古史者必循之宗风。吴氏启牖之功，自不可没。

近代考辨史字形义问题，虽不免众说纷纭，而各家共趋之大致途径，仍多就史字原形与史之原始功能立说。就史字形义思考，既能直接辨察，又可把握根源，使问题简化，自为有效途径。至史字字形所费解释者仅有上半三画，下半从手，原为共喻共晓，向未成为问题。即各家所费力申释考辨者，只在上半之形，众多史家，费尽心思，搜考资料，从事解释，无非在解答史字上半边之字形而已。

前述各家解释，一般谓为考证，在史学研究程序上，各尽所能，罗举资料，最后归纳以成结论。以基本态度与运用方法而言，无论各家所标宗旨，所具信念，以至所尽心力，可谓彼此并无轩轾。盖考辨问题，虽取材不同，结论有异，而所运用之方法全然不外推理之解释，并无一家可以被视为较他人优越，更没有权力使他人必然接受。因为“史”字之上半究为何形，原已决定于古人自由意志与普通共约，其基础建立于习惯之上，而非理性之上。后人考辨所受限制，即基本上不能违背古人之定约，故无法以合理与否作判断基础。且上古字通用共约，定义只能容许一个，字形制亦必确定只有一义。诸家所推结论，各争此唯一之是，真实结果，只容许一个。故上述诸说只能有一真，或即全部不真，其情判然可明。我辈治史学方法，尤在罗列诸说，提供参考，并无法任择其一，迫使学者接受。故史字原义若何，仍当就多方参考之中，期待确诂的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