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引论
史学方法是民国初年所发展出之一门学问，迄今尚未形成一定体制，全在讲授者自行设计，自行开创体例，故一面显示讲授之绝大自由，一面又显示涣漫杂乱，无所遵循。以往之五十余年，史学方法之著作出现不少，除若干零散常识可备采用者外，而所谓方法云者，多不免纸上谈兵，毫无裨于实际。有些条分缕析，十分琐屑，看似甚有系统，而实际用于研究，决难自信必然一一遵循，仍不免一派空言。
今日实际现象，大概所谓社会科学学者，最喜探讨理论与方法，往往人各一词，实际又不免大致雷同。固已使初学者无所适从，更严重关键，则在于理论虽多，而均有漏洞，方法虽新，亦多不适用，只可供作参考，以备更新理论方法之创造。然即令再次不断出现创新理论与方法，而实际上则亦不过多出一种理论与方法，以增加原已繁乱杂驳之现象而已。至于展望未来，则新理论新方法之继续出现，当终无有止期。此固显示学术进步，无有止境，而千百学者之耗竭心力，苦思冥索，创造理论与方法，其自信或确认放诸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绝未料仅供学术发展过渡之参考而已。或竟转眼之间，而成明日黄花。至莘莘学子何其不幸，而随新理论新方法任其播弄一时，随风波流转，甚至奉为真理不二法门，终生不悟。检讨过去，环顾学术现状，与教学需要，终不能不戒慎警惕，以信撰述方法论之不易着手。其间最大考虑，则在于检讨其是否有较持久之效用，以及是否影响后生之误入歧途。
阅读我国五十年前后各种史学理论与方法之书，学者未尝不是苦心孤诣悉力教导方法，但亦不免其无意中误人子弟。余亦从事教授此课，四年于兹，就经验而得，亦深知已加入误人子弟之行列。盖凡普遍概念之方法原则，似若天罗地网之周遍，而于实用之需要，则不能捉捕蝇蚋。此所以慨叹其误人之处。请任一人文社会科学学者冷静思考，其所能以教人治学之有效方法何在？五十年来学界人士所高呼倡导之科学方法者，虽已响彻云霄，历久不衰，而充其实际，方法条理之内容又在何处？顾颉刚自述其科学方法有谓：
我常说我们要用科学方法去整理国故，人家也就称许我用了科学方法而整理国故。倘使问我科学方法究竟怎样，恐怕我所实知的远不及我所标榜的。
在同一文中顾氏并说及其最深领悟亦不过如此。彼虽有意撰著方法论之书，不过仍是徒托空言，终未实现。然则标榜科学方法云云，仍不出“科学方法”四字，毫无实质内容。学界流风，通行五十余载，真成欺世之尤。至在“科学方法”一命义之下，一些老权威学者，个个像入定老僧，使人莫测高深，看不出丝毫破绽。曾有谁人写出一毫经验方法留给后人？此一鲜明高张之“科学方法”徽帜，所以徒蒙冒滥之污秽而无所用于治史之实情，又有谁能掩尽天下人耳目而敢称谓并无其事。
然事豫则立，不豫则废，无论如何，治史之一门学问，岂可没有方法？既从事史学研究，又岂可不讲究方法？此余固不厌俗陋粗浅，不惮误人子弟之嫌，而终愿略提研究经验，以备后人之采择。唯须特为声明者，著此《史学方法》一书，旨在赎我罪愆，以谢往者四年误人子弟之重罪。而且决将远离现今通行科学方法之命义，不欲冒称，亦不愿同流。
凡属一门独立学问，实自然能发展出理论与方法，史学亦无例外，学者焉可舍而不顾。张致远（贵永）已就学术成长抒论其道理：
学术的变迁须受文化演进的影响。这门学问的历史愈久，变迁亦较有意义。无论哪一门学问，研究的程序终是由紊乱而趋于有系统的，由简单事实的凑合，一进而为普遍的推论。其次，就从外表事实的观察进而研究内心的关系及其特性。最后根据因果关系，研究这全部分关联的事实，当作有机体似的。这样照我们现在的观念说来，才是真的学术，这种渐次演进的情形，在史学的发展上亦是如此。
何炳松亦言学问贵有体系：
总之，研究学问，贵有纲纪。所谓学能“得其条理，由合而分，由分而合，无不可为”（《戴东原集·年谱》）。若罔识大体，徒事赅存，则“一岁所出，不知几千百亿。岁岁增之，岱岳不足聚书，沧海不足供墨瀋矣。天地不足供藏书，贱儒即死，安所更得尺寸之隙，以藏魂魄哉？”（《章氏遗书·博杂》）。
梁启超亦申言史为诸学科基础，当需及早建立史学体系：
凡治各专门学之人，亦需有两种觉悟：其一，当思人类无论何种文明，皆须求根柢于历史。治一学而不深观其历史演进之迹，是全然蔑视时间关系，而兹学系统，终末由明了。其二，当知今日中国学界，已陷于“历史饥饿”之状况，吾侪不容不亟图救济。历史上各部分之真相未明，则全部分之真相亦终不得见。而欲明各部分之真相，非用分功的方法深入其中不可，此决非一般史学家所能办到，而必有待于各学之专门家分担责任。此吾对于专门史前途之希望也。
西方史家伯伦汉（E.Bernheim）并言人类社会不可一日缺少史学：
具有演化动作之人类社会，苟一日存在，则史及史学亦将与之俱存，而就史料之性质而言，可知其前途并无止境可言。因之，史学尚有其他一特性，与之相关者，即由后来之演化阶段出发，易明了其先前之阶段，盖吾人得综观其结果，以知先前之演化，其趋向为何如也。
盖今世史学前修，早已熟论建立史学体系之需要。此一近代学术自觉，明显可见。
既言建立史学体系，然则一切人手，必循一定宗旨方法，亦为共同之认识，自为不争之事实。此即五十年来大学史学教育必立史学方法一课之根本动机所在。讲义之编著，专书之刊行，亦为此一观念下之产物。张致远提出其必然意义，并确立其宗旨：
史学方法与史学的演进可以说是并行的。史学方法就是把材料变作智识的工具与途径。
杨鸿烈亦为史学方法作一界说：
凡人对于现在或过去社会上种种事物的沿革变化有了解的必要，而即搜集一切有关的材料，更很精细致密地去决定其所代表或记载的事实的真伪、残缺、完全与否，然后再用极客观的态度加以系统地整理，使能解释事物间的相互关系和因果关系，以透彻明白其演进的真实情形及所经历的过程，这样便是所谓“历史研究法”。
李思纯并言及探讨史学方法论之基本用心：
夫方法论为肤浅之物，非学术之本身，曾何足取。吾非盲聋，宁敢厚诬中国史学之无方法。唯以吾国史籍浩瀚，史料芜杂，旧日法术，或有未备。新有创作，尤贵新资。则撷取远西治史之方，以供商兑，或亦今日之亟务。此则译者所由从事之志耳。
陆懋德并为方法问题，特言无中西之分：
盖学问之道，无所谓中西，但取其长而求其是而已。
既言史学方法，其性质实际，本在于一般原则与普遍步骤，即使专用于史学范围之内，盖亦无异于自然科学及社会科学各门类自有之原则与步骤。虽称之为科学方法，本无关于得失荣辱，可与不可，亦毫无理由特别夸大标榜。请参阅西方学者罗兹（A.L.Rowse）所论，当可知其梗概。如罗兹云：
在最简单和最基本的方式上，历史方法与科学方法同为一物。这两种方法都是从收集事实为出发，然后归纳成通则，而后又从通则回返到事实。
此言或可澄清当前我国史界之许多争议。
方法论之形成，非由演绎而得，盖以实际研究，累积多人多年经验，自经验中提出普遍通行原则，足以广泛应用于治理学问者。其所表现之一般性质，则在于：其一，浅显简单，而非深奥之哲理；其二，粗略空疏，而非繁密之条目；其三，非固定，无止境，当须逐步改进；其四，归纳众多之经验，愈多愈见稳固。凡此皆务在慎重切实，不厌粗浅凡俗。近世夸张方法论者至众，追逐风气，投人心之趋好，标榜新奇，诪张为幻，十足表现广告之神通。后世学子受害之深何可胜言。
余从事近代史研究二十余年，当为史学界历练之粗工。而又吸收当世方法论著者四年，粗有所得，未敢深信为是，岂敢夸示标榜，贻误世人。提出此一累积经验之作，但愿学有递进，使后人循此轨辙，扩大通路，遵前人之遗规，并力为后世学术辟坦途。或不免偶有致误，亦望后世有所曲谅。
近百年来，史界竞言史学方法。须知此是西方学术冲击，为因应学术变局而形成推衍动力。中国学术自有传承，中国史学亦早具规模。但自晚清中西接触频繁，遂即产生思想之流变，日积月累，更使国人创生学术因应之动机。其他不论，而史学向在千余年学术门类上是经史子集四大宗之一。伟大史家古今毕集，各类史籍，汗牛充栋。时至近代，承受西方学术冲击，特别是二十世纪之初，学者反省，乃有梁启超在光绪二十八年（1902）著文标举“新史学”一个方向，遂至影响百年来史家竞相追随之目标。梁氏身体力行，即在史学开新方面，有诸多著作贡献，重在尝试创新手法与开拓论题。然其最显著最能影响史界风气者，则在于亲撰之《中国历史研究法》，于是这一类之专门著作即为史家竞相附从追摹，终是以代表百年来新史学之主体表征。由是情势，而近人许冠三撰著《新史学九十年》自是以梁启超为时代先驱，为新史学之开拓者。凡若许氏之书未提及而标榜新史学者，皆是抄袭剽窃，冒牌货色。台湾学界真是有一批人士在高倡新史学创为门户品牌。可惜许冠三的《新史学九十年》对于这一股“新史学”人士一字不提，全弄不清楚谁是真品，谁是冒滥。我们大多相信，只有梁启超在二十世纪初的先见，才是史界共宗的时代开创者。无论在大陆或在台湾学界，岂会冒出一个旁流别支。学者总得应思考学术伦理吧！
我写史学方法之书，有一个重要问题过去未加澄清，现在须补充说明。就是一九〇〇年以前中国史家有否留下史学方法之作？答案自然是没有。但中国历史经过三千年，何以没有人著史学方法？其实中国古史自《左传》已有“五十凡”，后来有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其内涵俱只是原则和通论，可以列为史学理论，而未必就是史学方法。
我现在有经验、有胆量、有信心向学界澄清，中国在二十世纪到临之前并未创造出史学方法，我们这百年来可以标榜新史学如梁启超所主张。同时也要说清楚，没有史学方法并不是古人缺点，也不是古人没有智慧，而是在于中国学术领域中经史子集，以今日词汇言哲学、文学、史学，这些最全面最重要的门类，俱不讲究方法。
第一，古代以来的哲学论点，多不开示推理步骤与过程。孔子、孟子、老子、庄子最可作为代表。第二，自古以来中国文学代代有文学大家，代代传世各样文学著作，只是中国自来没有文法。中国史上第一部文法书是《马氏文通》，马建忠晚年所著，不久卒于一九〇〇年，而中国之有文法书，已至二十世纪。第三，史学早讲体制、格局和原则，但一向并无史学方法。这是中国学术固有特色。因此我很高兴我们这一代在二十世纪之史学界有一种代表与古人不同的特色者，就是史学方法。不过看来这一代数十种史学方法书，都只能算是过渡时代成就，所以嗣后尚有广阔空间，留给后学作广远开拓。亦如孙中山对青年学生讲演说，我的所为是披荆斩棘者，诸君才是架梁砌石之人。本书写作，用心不过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