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王邦直的家世生平

第一节 时代背景

一、明朝中后期的社会状况

1368年，朱元璋在应天（今南京）称帝，国号大明。明代的历史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4世纪60年代到15世纪30年代，即从洪武元年（1368）到宣德十年（1435），约近70年，这是明朝建国之初，社会经济得到恢复与发展，边防巩固，政治比较清明，社会也比较安定的时期。第二阶段是从15世纪30年代到16世纪60年代，即从正统元年（1436）到嘉靖四十五年（1566），约有130年，这是明朝统治已经腐朽，政治危机与边患严重，土地兼并与赋役繁重，全国各地爆发许多农民起义的时期。第三阶段是从16世纪60年代到17世纪40年代，即从隆庆元年（1567）到崇祯十七年（1644），约有70多年，这是社会矛盾复杂尖锐，政治统治极端腐败，明朝政府在边患与农民大起义浪潮冲击下终于灭亡的时期。

王邦直生于1513年，是明武宗朱厚照在位时；卒于1600年，是明神宗朱翊钧在位时。王邦直的一生经历了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四朝，正是明朝统治的中后期。

（一）明朝中后期的政治状况

元亡明兴，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强化。明太祖朱元璋对元末政治拨乱反正，改革中央和地方官制，强化皇权，加强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而上台，进而剪除藩王对皇权的威胁，草创内阁制度，为巩固自己的权力中心和北方边疆而迁都北京。通过这些大刀阔斧的整顿，奠定了有明一代政治体制的基本格局。然而，明朝从明英宗天顺(1457—1464)以后，政治日趋腐败，直接导致了明朝统治的各种危机。

首先，以皇帝为首的统治集团，荒淫腐败达到了惊人的程度。皇帝不过问国家大政，政事完全交给宦官和内阁官员去处理，自己则“专求长生”，纵情享乐。明朝从武宗开始，屡出昏君。

明武宗朱厚照是明朝第一个行为怪诞、让人难以理喻的皇帝。据《明史》记载，他十三岁登基，甫即位就任意胡为，不顾朝廷大臣的反对，重用胸无点墨、贪婪残暴的宦官刘瑾和马永成等人，毫不留情地惩办那些试图劝谏他的文官士大夫。随着年龄的增大，朱厚照更加肆行无忌，他“自加太师”，带着宦官到处“微服私幸”。与此同时，皇族内部也萌发了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德四年（1509）四月，分封在陕西的安化王朱寘鐇以讨伐宦官刘瑾为名发动叛乱，虽然事变很快就被平息，但亲藩内部并没有就此太平无事。正德九年（1514），归善王朱当沍也因为被牵扯进了一桩谋反案而被废为庶人。在这前后，江西南昌的宁王朱宸濠又在蠢蠢欲动，在与朝廷之间历经多次的试探之后，终于在正德十四年（1519）兴兵造反，声言直取南京。经过43天的战斗，耗费了极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叛乱才被王守仁（阳明）为首的地方官平定。不难看出，朱厚照荒唐无忌的最直接后果，就是自上而下地将一切传统伦理道德规范权威践踏殆尽。

继武宗之后即位的皇帝是明世宗朱厚熜，因为明武宗朱厚照死时无子，朱厚熜奉武宗母后之命得以承继大统，史称嘉靖皇帝。在历史上，嘉靖皇帝的荒唐一点也不逊色于他的宗兄朱厚照。表面上看，朱厚熜较为“安分”，但在滥行专断、践踏伦理道德方面却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入继大统，按照礼仪应为孝宗继承人，称孝宗为皇考，但朱厚熜却怀有私心，将原为兴献王的本生父朱祐杬尊为皇考献皇帝、母妃蒋氏尊为章圣皇太后，以孝宗为皇伯，同时对极力劝谏的朝廷大臣滥施淫威，杖杀、流放、罢黜者难计其数。世宗的荒唐更在于亲近奸臣、佞道和淫乱。在他在位期间，出现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大奸臣严嵩、严世藩父子以及严府走狗赵文华诸人，他们网罗党羽，残害忠良，荼毒百姓，无恶不作。世宗既痴迷于长生不死，又醉心于纵欲享乐。在这种情况下，社会矛盾日趋尖锐，统治阶级内部仍旧倾轧不止。嘉靖沿着正德倒行逆施的道路走得更远。

明朝发展到隆庆、万历之际，已是“其外窿然，丹青赭垩，未易其旧，而中则蠹矣”。这时的明朝，外则南倭北虏骚扰，祸患频仍；内则财政亏空，阉党横行，时局岌岌可殆。自万历十四年(1568)下半年始，明神宗朱翊钧又进行了长期的怠政，导致朝政瘫痪，吏治败坏，各党派门户之争斗亦日趋尖锐化和公开化。故后人评论道：“明祚之亡，基于嘉靖，成于万历，天启不过扬其焰耳！”“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

二是，明朝中期以来，由于君主不理政事，朝廷大权落入宦官手里，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洪武年间，朱元璋以汉唐为鉴，曾立铁牌于宫门，上面刻有“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等文字，并规定宦官不得识字，仅供宫中洒扫庭院等杂役驱使。然而，这一规定并未坚持很久。明成祖由于在“靖难之役”中曾得力于宦官，对宦官颇为倚重，不时委以出使、专征、监军等大权，并设“东厂”，由亲信太监执掌。宣德时（1426—1435）废“宦官不得识字”之制，设内书堂专教宦官识字，并由宦官传布政令，宦官与中央的距离变得越来越近。英宗正统（1436—1449）以前，皇帝都能亲批奏本，宦官尚无法擅权。但正统以后，皇帝多昏聩怠堕，宦官乘机弄权干政。明朝宦官衙门有十二监、四司、八局，总称“二十四衙门”。其中司礼监掌奏章机要，掌印太监或秉笔太监往往身兼东厂提督太监之职，又有代皇帝照内阁票拟批朱裁定的权力，成为内廷中炙手可热的角色。英宗皇帝九岁即位，司礼监太监王振乘机专权，宦官专权局面开始形成。到了明武宗时，宦官刘瑾除控制东西两厂外，又增设内行厂，用刑极为残酷。所有奏章，均要先送他审阅，然后再上送朝廷，被人们称为“立皇帝”（称武宗为“坐皇帝”），朝臣若不趋炎附势，则前程难卜，甚至招致杀身之祸。权之所在，利亦随之。宦官在经济上的贪赂受贿，疯狂聚敛也是惊人的。王振家藏金银60余库；刘瑾家藏黄金24万锭又57800两，藏银元宝500万锭又158万余两。

宦官专权，加剧了明朝的政治腐败和贪污之风，加重了百姓的苦难和社会不安。

三是，统治集团内部权势之争，愈演愈烈，无休无止。明宣德以来，吏治已渐趋腐败。“宣德初，臣僚宴乐，以奢相尚”，贪污成了官场积习，连负有监察职责的“御史亦贪纵无忌”（《明史·刘观传》）。而本是皇帝秘书机构的内阁，从英宗开始“阁权益重”。正统初，英宗（朱祁镇）九岁登基，太皇太后委政内阁，令大学士杨士奇等对题奏本章提出处理意见，交皇帝裁定，这就开创了明朝的“票拟”制度。但是，阁臣中只有位高望重的首辅（又叫首揆）才有票拟权，次辅、群辅只能参论而已。内阁地位高于六部，而首辅的实际权威相当于宰相，首次之间如同僚属。于是，为了谋当有权势的阁臣，特别是首辅，朝臣之间展开了明争暗斗。自嘉靖初“大礼议”事件后，这种斗争日趋白热化。同时，宦官与内阁之间也为争夺权力而角逐，宦官与内阁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勾结，派系倾轧，混乱异常。权力上的明争暗斗，常常在一些细小而微妙的问题上大做文章。由于派系和权力之争，有利于君主从中操纵，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所以不加制止，以致朝廷“职业尽驰，上下解体”，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二）明朝中后期的财政危机

洪武年间，夏秋二税，米2473万石，麦471万石，但正德后，由于土地高度集中，大地主隐匿应纳赋税的民户，明政府每年只征得米2216万石，麦462万石。（《正德实录》卷二十）嘉靖后，更降到米1822万石，麦462万石。（《嘉靖实录》卷二六九）与此同时，朝廷的支费却与日剧增。特别是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进逼北京，明政府添兵加饷，军费大增。据户部统计，1551年，各边境饷银达500多万两，修边塞等工役所需又800余万两，两项合计约1300万两。而当时，正赋及其他加派总共才1000万两。（《明史·孙应奎传》）这时，皇族支费也多的惊人。明初“亲、郡王、将军才四十九位，女才九位”。到嘉靖末，依皇族谱牒所载，见存28492位。当时，全国田赋输京米400万石，而宗藩岁禄达853万石，“岁输亦不足供禄米之半”（《明史·诸王传》）。加上皇室奢侈，冗官冗食，嘉靖一朝每年财政亏空多者近400万两，少者也有百余万两。到隆庆元年（1567），太仓银仅存135万两，只足三个月的财政开支。（《隆庆实录》卷一五）“帑藏匮竭，司农百计生财……犹不能给”（《明史·食货志二》），明朝的财政拮据到惊人的地步。

（三）明朝中后期的土地兼并和流民起义

明中叶最突出、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莫过于土地兼并及由此导致的流民起义。皇室、贵族和宦官大量侵占民田。明朝皇帝带头兼并土地，建立皇庄，使土地兼并之快之猛之多，均为历史上所罕见。皇帝带头，宗室、贵戚也不甘落后，分别通过“钦赐”、“请乞”（求皇帝赐田）、“投献”（农民被迫献出田产）、“占夺”和“价买”（利用权势用低价购买）等手段攫取大量土地，辟为庄田。土地兼并使大批农民逃亡，成为乞食而活的流民，国家财政收入与在籍户口也明显减少。明朝统治者害怕流民“团聚为非”，经常派兵镇压，或强迫返籍，逼得流民走投无路，相继揭竿而起。闽、浙、赣三省，正统十二年（1447）爆发了叶宗留起义，第二年爆发了邓茂七起义。天顺、成化时，在荆襄山区又爆发了刘通、李原领导的流民起义。成化时户部题奏已明确把流民问题视为当政者汲汲关注的“腹心之疾”（《宪宗实录》卷七十八）。震撼明朝统治最强烈的是正德五年（1510）十月北直隶地区爆发的刘六、刘七的起义。这次流民暴动参与者达数十万人，持续了3年之久，转战于北直隶、南直隶、山东、山西、河南、湖广以至江西，他们把矛头直指明朝的最高统治者。明朝政府几乎调动全力，最后才于正德七年（1512）八月把这支流民武装镇压下去。时称“丧乱之惨，乃百十年来所未有者”。明朝中期历次农民起义被镇压下去之后，社会矛盾并没有得到缓和，封建统治的危机日益严重。

（四）明朝中后期的“北虏”“南倭”之患

屯田是明朝军队给养的物质基础。随着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卫所屯田也逐渐破坏。英宗以后，“屯田多为内监、军官占夺”（《明史·食货志一》），兵士无法生活而相继逃亡。一些军官，不是“世胄纨绔，不娴军旅”（《嘉靖实录》卷三六五），就是贿赂权门“竞尚贡献”（《明史·食货志六》）。为此，他们常常采取逃、死不报，坐领缺额军饷的办法，填饱私囊。嘉靖时，京军名册有38万人，实际只存在14万人，而真正称得上兵士的才2万人，政府军费开支则未见减少，显然空额军饷全都被军官所侵吞。明初确立的卫所兵制，此时也已名存实亡，边防十分空虚。

“北虏”是明朝对北方蒙古各部的贬称。明英宗复辟后，蒙古瓦剌部因内争而四分五裂，鞑靼部在达延汗领导下，征服了瓦剌各部而强大起来，对明朝又构成了新的威胁。由于边防空虚，军备废弛，鞑靼骑兵便经常乘虚而入。明嘉靖时达到了十分猖獗的程度。嘉靖二十一年（1542），达延汗的孙子俺答汗率领骑兵从山西大同入塞，深入内地践踏了10卫、38个州。但是朝廷对此没有采取加强防务的有效措施。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再次举兵从古北口进入河北内地，逼近通州，在北京附近密云、昌平一带“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火日夜不绝”（《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包括明世宗的祖宗陵基也受到鞑靼骑兵的践踏。当时大学士严嵩却认为俺答骑兵意在劫掠，“饱将自去”（《明史纪事本末》卷五九，《庚戌之变》），采取不抵抗策略，禁止官军出击，听任蒙古骑兵的杀掠。由于朝廷的极端腐败，北虏得以恣意横行。

“北虏”横行之际，南方沿海倭寇为患。明中期以后，政治腐败，海防松弛，而东南沿海工商业的发展，富商大贾、豪族巨室、地方官吏以及无地的穷苦农民，为了从走私贸易中得到好处，往往“私通番货，勾引外夷”（《正德实录》卷一四九）。于是，倭寇活动日趋猖獗，倭寇之患愈加严重，动摇了明朝的东南半壁江山。

（五）明朝中后期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与社会风尚的转变

明前期的70余年中，特别是在洪武、永乐时期，由于统治者实行了诸如奖励垦荒、移民屯田、兴修水利、整顿赋役制度、减轻农民负担等一系列具有积极意义的措施，使元末明初残破的社会经济得以迅速地恢复和发展。15世纪初的明帝国，经济高度繁荣，综合国力在亚洲乃至世界首屈一指，周边及海外60余国与明朝建立了朝贡关系，郑和下西洋以先进的船队和航海技术开辟亚非之间的海上交通，显示了明朝在世界上的影响力。

至明中叶的嘉靖、隆庆、万历时期，商品货币经济空前活跃，其发展水平可以说超过了历史上任何时期。这一时期，伴随着商品生产扩大、市场及内外贸易发展兴盛，还有两个比较突出的特点：第一，白银已成为主要的流通货币，其数额十分巨大。据统计，从洪武二十三年至成化二十二年间(1390—1486)，白银的产量历年累积数至少在3000万两以上。自万历元年至崇祯十七年(1573—1644)的72年中，葡萄牙、西班牙、日本诸国由于贸易关系而输入中国的银元，至少在一亿元以上。这些白银大部分被投入了流通领域，“海内贸易皆用银钱”。第二，在经济发达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出现了一批专业化的工商业城镇，如苏州府属的盛泽镇、震泽镇，嘉兴府属的濮院镇、王江泾镇，湖州府属的双林镇、南浔镇等都是专门经营丝绸纺织业的市镇。类似的市镇在其它省区也有出现，如江西的景德镇就是驰名中外的瓷器制造业中心。这些城镇不是区域政治或军事中心，而是以手工业生产或商品交换为主要功能的新型城镇。16世纪以后，在商品经济异常发达的江南地区和某些手工业部门中，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大量的历史文献资料证明，迄明朝中后期，在江南地区的纺织业中，已经出现了一定数量的具有明显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特征的手工作坊和手工工场。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有力地侵蚀着专制主义国家的统治基础。

明朝中后期是一个“天崩地坼”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发生了许多显著的变化。而作为这些变化的外在释放形式就是社会风气的变革。据记载，在正德、嘉靖以前的社会风气还很“淳厚”，但此后“风俗自渐而趋于薄也，犹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到了万历年间，“风气之转移，俗尚之改革，又渐与往年稍不同”。从正德、嘉靖到万历年间逐渐形成一股与传统的伦理观念和道德准则相背离的社会风气。一是逐利拜金。由于商品经济和货币的影响，社会各阶层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锱铢共竞”的风气。社会上下竞相逐利，到处为金钱奔走呼号，钱在人们的观念中成了崇拜的对象，金钱的威力使传统的道德观念受到了猛烈的冲击。财神当道，白丁可以做官，忠良贤才可以不用，社会公德可以不讲，杀人无须偿命，无理词讼赢上风，强凌弱，众暴寡，争讼、械斗、赌博之风大盛。二是去朴从艳。明朝中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大大刺激了社会的消费能力，奢侈成为当时社会的另一个时兴的风尚。上层社会的官绅士子，以追求服饰时髦、豪华享受的方式展示特权，求胜竞富；下层社会的暴发户群起效尤，夸富斗富，进而引起奢侈风气的下移，极为泛滥。正所谓“嘉靖以来，浮华渐盛，竞相夸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奢靡挥霍的风气之中，与明初的俗尚淳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明朝中后期的文化状况

明朝近300年的历史，不但丰富多彩，且极具变化，其最为突出的表现，则是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明朝社会文化发生重大转折，滥觞于成化弘治年间，正德时期则是前后变化的分水岭。自正德以后，无论是经济结构的转向，政治结构及政治氛围的变化，还是社会流动的加速对等级制度的冲击，思想文化的活力与多样性，儒家传统价值观念面临新的挑战，儒学的平民化与教育的通俗化，知识分子主动参与通俗文化与出版物的商业化，无不说明明代是一个社会转型与文化变迁的时期。

（一）早期启蒙思潮

明朝中后期，法网疏阔，这无疑有利于各种观念、行为的纷然杂出。至于社会生活和风俗乃至文化的多样性与活泼性，也大多来源于法网的疏阔，人们所受控制的减弱。伴随着社会政治与时代风尚的变化，这一时期在哲学领域也出现了非常大的突破。作为统摄思想、维系人心的程朱理学，到明中叶已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高扬主体精神的“阳明心学”和“泰州学派”。“嘉隆以后，笃信程朱、不迁异说者，无复几人矣”（《明史·儒林传》）。

王阳明“心即理”、“致良知”和王艮“安身立本”、“明哲保身”等学说，对士大夫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的影响是很大的。王阳明的学说虽然就其根本意旨而言是要修补朱子学说僵化所造成的缺漏，但他感应明中叶以来社会氛围和心理状态的变迁，从人的主动性、能动性上顺次展开宇宙论、认识论、价值主体论，从而否认用外在规范人为地管辖“心”、禁锢“欲”的必要性，高扬了人的主体性，造成对正宗统治思想的一种反叛，成为明后期人文思潮的哲学基础。他的门生王艮以及“泰州学派”的传人李贽则走的更远，已有较为鲜明的市民反对派的气息。

（二）传统科学技术

经历了宋元两朝的兴盛期之后，传统科学技术在明朝前期一度出现低落。但明中叶以后，伴随着思想启蒙思潮的兴起，科技领域又由沉寂转向繁荣，出现了一些卓有建树的学者和总结性的科技著作。手工业一些生产领域在技术上也有一定的发展。

中国传统科学技术的发展，本来具有偏重经验、实用而缺乏理论概括的特点。然而明朝中后期，在不同的科技领域先后出现的科学著作，却为我们提供了比较难得的探讨中国古代科学思想、方法和手段的资料。从中我们发现，在讨论世界本源问题的理、气之争中，此期的科学家大体都崇尚气本源论，代表人物有李时珍、宋应星、方以智。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倾向是对数学和量化分析的重视。中国古代的数学研究曾经取得很高的成就，但到明朝前期后继乏人，趋于衰微。明朝中后期一些科学家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不约而同地注意到数学和量化分析的重要性。如朱载堉在乐律研究中创建了“十二平均律”的数理理论，他认为：“欲明律历之学，必以象数为先”，“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数者，自然之用也，其用无穷而无所不通”。徐光启更是一贯主张将数学作为科学研究的基础，曾提出“度数旁通十事”，举出应用数学原理的天文和气象、水利、音乐、军事工程、会计、建筑、机械、测地、医学、计时十个具体科学领域。宋应星写作《天工开物》时，也十分强调通过实验测取数据，用不同数据的对比关系来说明科学道理，“其精神与近世科学方法相暗合”。

珠算的发展和普及，是这一时期科技史中的一件大事。中国古代进行数学演算的方式，长期以来主要是筹算。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实用算术在社会生活当中的重要性日渐突出，简化演算方式、提高演算速度的需要也愈益迫切。明朝中叶，珠算运算方法、算盘形制、规格等已经定型，完全取代了筹算，社会上也出现了大量论述珠算算法的著作。流传到今天的，主要有1573年成书的徐心鲁《盘珠算法》、1578年成书的柯尚迁《数学通轨》、1584年成书的朱载堉《算学新说》、1592年成书的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等。朱载堉在《算学新说》中运用珠算进行开平方、开立方等复杂演算，并记述了有关口诀。通过珠算，他可以在乐律计算中准确地算到25位数，而且比筹算节省大量时间。不过就对社会的影响而言，最重要的珠算著作还是程大位的《直指算法统宗》。

自古以来，中国数学与天文学总是相辅相成的，关系至为密切。明朝万历之前的200多年中，除了对异常天象的观测仍在继续，个别实用天文学（如航海天文学）有所进展外，天文历法的研究完全陷入停顿的状态。自明朝初年起，朝廷就下令“国初学天文有厉禁，习历者遣戍，造历者殊死”，还有明确的法律规定：“私习天文者，杖罚一百”（《大明会典》卷一六五“仪制”条）。不准学习天文星象之学，显然是怕假借天象而造反，实为以往历代王朝所罕见。明朝政府还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坚持这种政策。这严重摧残了民间对天文历法的研究，至明孝宗（1488—1505）时，曾“命征山林隐逸能通历学者以备其选，而卒无应者”，可见历法在民间几成绝学。此外，明朝施行的大统历，实际上就是元代授时历的继续。到成化年间，已施用了270余年，日月食的预报往往出现差错，便不断有人提出修改历法的建议。成化十七年（1481），俞正已（真定教谕）建议改历，礼部说他是“轻率狂妄，宜正其罪”，于是被捕入狱。成化十九年（1483）张升（天文生）、正德十三年（1518）朱裕（刻漏博士）等人再次建议改革历法，也都被朝廷以“祖制不可变”，“古法未可轻变”等理由而拒绝。直到16世纪下半叶，才有人冲破不准研究天文历法的禁令，出现了朱载堉、邢云路、范守已等人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朱载堉先后献上圣寿万年历和黄钟历，在回归年长度古大今小等问题上较授时历有所修正。邢云路著《古今律历考》，对上自古四分历下至授时历的历法做了全面的评述，并经实测而算得回归年长度值为365.24219日的新值，与理论值之差仅约2秒，是当时世界上的最佳值，这是在传统历法经过长期停滞之后重新又迸发出的灿烂火花。

明朝中后期，在不同的科技领域，先后出现了五部经典著作。按作者的时代顺序，依次为李时珍《本草纲目》、朱载堉《乐律全书》、徐光启《农政全书》、徐霞客《徐霞客游记》和宋应星《天工开物》。他们基本上都带有对本学科科技成就进行总结的色彩，同时又体现出一定的开创性，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三）音乐艺术

明朝宫廷的音乐机构有“神乐观”，主管祭祀乐舞，以道士为乐舞生。有“教坊司”，主管宫廷宴飨乐舞。宫廷宴乐也“奏抚安四夷之舞”，有《高丽舞》《北番舞》《伍鲁速回回舞》等。也有队舞，如《九夷进宝队舞》《万国来朝队舞》等。宫廷音乐在社会上影响不大。

明朝中后期，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民间的音乐戏曲活动蓬勃发展，呈现出一派兴旺景象。

民间的山歌，进入城市后，为适应市民生活的需要，经艺人加工，以乐器伴奏，成为小曲。又由几个小曲组合成一个套曲，以演唱多种调式，叙述较长的故事，表现更为复杂的情节。小曲伴奏乐器有拉弦类和弹弦类，小曲前后往往有转调。说唱音乐是在明朝发展起来的，有苏州弹词、扬州弦词、四明南词、绍兴平湖调、长沙弹词，还有流行于北方的鼓词如西河大鼓、梨花大鼓、京韵大鼓，以及南北方都流行的牌子曲和道情、琴书等。此外，少数民族的器乐、说唱和歌舞等也有不少传入内地。

明朝戏曲发展的表现，一方面是与传奇相结合的、具有地域性特点的各种民间声腔争芳竞艳，如海盐腔、弋阳腔、余姚腔和昆山腔，这些声腔都是南曲唱法，为五声音阶。另一方面虽然以南曲为主的传奇进一步发展，杂剧逐渐衰落，但实际上，南曲和北曲出现了合流的趋势。传奇或南戏成了南北曲兼容并包的一个戏种，就演唱腔调而言，南、北曲已难于截然分开了，于是昆腔传奇就有了昆曲的名称。自明中叶以后，昆曲对许多地方戏曲剧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戏曲音乐的发展，出现了许多乐器与唱腔不相谐和的矛盾。好在那时被人们轻视的“戏子”和吹鼓手往往是高明的作曲能手和乐器演奏师，他们善于根据律与声的矛盾做出恰当的应变处置。然而戏曲音乐的发展及其所暴露的矛盾，特别是声腔转调的需要，对乐律学提出了一种崭新的要求。

在乐器方面，胡琴类拉弦乐器和唢呐类芦簧乐器在明朝得到较大发展，特别是十番鼓、十番锣鼓更为明朝音乐增添了声色。所谓“十番”是指多种多样的变化，它的乐器包括笛、管、箫、弦、琴、锣、板、鼓等10种。演奏时，管弦乐段以鼓段为中心，并常用鼓点衬托着管弦乐。它的套曲也常用同一曲牌的不同节奏、多种旋律、变奏组合而成。而十番锣鼓，在乐器、曲牌、演奏方法方面都不同于十番鼓，它包括了鼓、笛、锣、板、大小钲、钹和丝竹等乐器，所谓丝竹有各种大小唢呐、曲笛、笙、箫、二胡、板胡、三弦、琵琶等。十番锣鼓经常有意识用复合节奏，构成种种锣鼓乐段，表现出极为复杂的节奏变化。正是在这种情况下，要求乐器调律有统一的制度，要求音乐的旋宫性能趋于简单方便。而且这种要求达到了异常迫切的程度。

（四）学校教育

明朝立国之初，太祖朱元璋推行文教治国政策，“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明史·选举志》），确立了“重教兴学”的方针，把由国家掌管的学校教育在前代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完善。明初所确立的学校教育制度一直为明清两代沿用，在整个中国古代教育中最为完备。

明初所确立的学校教育体制，分为中央国学、地方儒学及社学三级。中央国学即是国子监，是学校体系中的最高学府。在明朝之前，国子学和国子监是两个不同的机构，前者专司育才，后者专司选才，二者合并为国子监后，将育才和选才的职能也合二为一。明初，国子监负责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人才，与科举制度并行，且优于科举，官吏的任用很多是从学校中直接选拔的。宣德以后，国子监逐步与科举制并轨，大多数国子监生也要参加科举考试，使国子监变成了科举的储才之地。除国子监外，属于中央的学校还有太学、宗学、武学、医学、阴阳学等。

明初，在各府、州、县及各司均设儒学，边疆和特殊地区设卫学，儒学之下还可以附设武学、医学、阴阳学等专门学校。地方儒学的兴办，首先是国家养士选才政策的补充。地方儒学所培养的人才，可以被选送到国子监深造，也可以直接参加科举考试，所以既与学校体制衔接，又可相对独立。地方儒学的另一个重要教育目标是教化风俗，学校负有教化民间的责任，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表率作用。

在地方儒学之下，从明初开始还广泛设立了社学，作为官学教育的最低一级，专门教育15岁以下的民间幼童。

从明初开始，从社学到儒学，再到国子监，这样一个三级的教育体制，在全国铺开，从而使明朝的教育比此前任何朝代都要普及。教育是文明薪传的主要途径之一，明朝完备的教育体制以及教育的空前普及，深远地影响了中华文明的传续和发展。但从其教育的内容来看，学校教育较之唐宋时期有学术与思想单一化的弊端。特别是明中叶以后，由于受程朱理学思想专制的影响，学校教育呈现出衰敝之象。

为救学校教育之衰敝，讲学书院从明中叶又开始兴起。从教育史的角度看，书院始于唐发展于宋，本来是不同于学校的私学，尽管在后来的发展中也分化成讲学、藏书、祭祀多种功能形式，甚至出现了专为科举的书院，但是书院最本质的特征是自由讲学，它是历代学者传播思想、昌明学术之地，是新思想、新学术的孕育和诞生之地。明中叶起开始兴起的讲学书院不是为了科举，而与王阳明创立心学以及阳明弟子传播心学的努力密切相关。明嘉靖以后，书院讲学风靡全国。

三、明朝中后期欧洲的社会文化状况

王邦直所处的时代(1513—1600)在中国历史上属于明代的中后期，而此时的公元纪年则是16世纪，正值西方文化史上文艺复兴的晚期。史学家们普遍认为，西方社会在16世纪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那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发展，欧洲大陆正酝酿着大的变革，独立的民族国家和更为先进的政治体制也开始出现。资本主义的新兴促进了新航路的开辟和海外的殖民扩张；而文化领域的文艺复兴运动，使人对自然界各种现象的认识也产生了革命性的变化，从而导致近代自然科学的诞生；而宗教改革又为这场社会性的革命提供了思想支持。总之，这一世纪的变革对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一）政治经济概况

16世纪的欧洲，由于商品经济的发展，新兴的资本主义扩大了对外市场和对货币的需求。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开辟通往亚洲和美洲的新航路，伴随着新航路开辟的是对亚洲、非洲和美洲的殖民掠夺。源源不断的巨额财富流向欧洲，引发了价格革命，使新兴的工商业资产阶级获得了暴利，从而加速了封建主势力的衰落和资产阶级力量的壮大。史学家们认为，对于开辟新航路的历史意义一是开启了欧洲模式的世界一体化的历史进程；二是以政治为中心的传统的文明世界向以经济为中心的近代世界转型，揭开了世界历史上政治经济化的序幕。

1588年，西班牙无敌舰队被英国打败，欧洲的政局又一次发生变化，英国开始崛起为世界头号资本主义强国。这个处于大西洋航运中心线上的国家，取代西班牙夺得了海上霸权后，国内外的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工业革命的条件逐渐成熟。

与此同时，传统的农业经济模式也在积极改革，随着农业生产工艺的改进，劳动力的损耗在降低，而平均产值在增长。于是大量剩余劳动力，又涌进城市，促进了城市工商业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

（二）宗教改革

在16世纪的西欧各国，随着资本经济的发展，原本集中把持着社会财富的教会与日益富有的人民和世俗国家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从而引发了轰轰烈烈的宗教改革。这是一场由资产阶级发起的社会思想运动，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打破了封建的精神桎梏。

1520年，德意志马丁·路德首先公开发起宗教改革，得到广泛支持，给天主教会势力以沉重打击。30年后，德意志最终确定了教随国定的原则。德国的宗教改革后来波及到其他的国家。在荷兰，加尔文教使荷兰脱离了外邦统治，引发了世界上第一次成功的资产阶级革命——尼德兰革命，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16世纪末，法国国王宣布允许国民信仰新教。在英国，都铎王朝推行自上而下的宗教改革，建立了听命于英国国王而不是从属于罗马天主教会的英国国教教会——安立甘宗，到16世纪下半叶，安立甘宗的教徒发起的清教运动为英国在政治和经济领域的改革进一步扫平了障碍。同时，民族意志的凝聚也为英国在海外的扩张提供了强有力的国家保障。

（三）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一样，都是资产阶级在思想领域的反封建运动。宗教改革的目的在于为资本主义扫除宗教障碍，改革的内容主要是天主教的教义和仪式等。而文艺复兴则是从人生观、价值观的角度重塑了人的现世生活，并在16世纪达到高潮。

文艺复兴运动最初兴起于14世纪的意大利，诗人薄伽丘和彼得拉克代表了最早的人文主义者，他们通过《十日谈》等文学作品抨击教会阶层和贵族的腐朽生活和陈旧观念，倡导人的尊严与价值，重视人在现世的幸福，甚至人合理追求财富和名誉的权利都应该得到尊重。后来这场文学领域的思潮变成了波及整个欧洲的文化运动。德国的文艺复兴，以爱尔福特大学的人文主义学派为中心，勒克林和胡登是其中的代表。在法国，著名的人文主义团体七星诗社以贵族隆沙和杜贝尔为首。在英国，以牛津大学为中心形成了一个著名的人文主义小组，杰出代表是莎士比亚。在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代表人物是塞万提斯和维加。

（四）科学与教育

文艺复兴的另一重要成果，就是促进了近代自然科学的产生。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深入发展，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在剑桥、牛津建立起来。“知识就是力量”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信念。

在教育上，文艺复兴破除了中世纪教育思想的桎梏，创立了近代教育。人文主义教育家建立了一种完整的单轨学制，即从学前到小学、中学、大学都有设置。一改中世纪封建等级教育的陈旧模式，使学校学习系统的各个环节彼此衔接，一脉相承。就高等教育而言，新学科的建立，使过去经院主义神学和哲学独霸讲堂的局面得到了彻底改变，为大学最终引入自然科学和确立科学研究的职能创造了条件。同时，大学所倡导的通识性教育举措，也把过去许多零散的、过于专业化的课程统一起来，为整个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基础。

同时，16世纪的人文主义者把视角面向现实中的世界，形成了注重实践的时代精神，更好地激励人们以科学的态度解释自然现象，探索未知的领域。

天文学领域的革命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开端。它逐步动摇了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理论基础，证明了中世纪地心体系的诸多谬误。意大利天文学家布鲁诺发表学说，宣称宇宙在空间与时间上都是无限的，太阳不是宇宙的中心；1609年，意大利天文学家伽利略发明了天文望远镜证实了布鲁诺的学说；紧接着，德国天文学家开普勒又提出了行星运动三大定律，判定行星沿着椭圆形轨道绕太阳进行不等速运转；而波兰的哥白尼撰写的《天体运行论》一书，提出了与托勒密的地心说体系不同的天文学理论。从此，天文学彻底摆脱束缚，成为一门近代科学。

数学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了重要发展，著名的法国数学家韦达确立符号代数学，第一次使用字母表示未知数和已知数，建立了方程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现代称之为韦达定理；德国数学家雷格蒙塔努斯第一次独立于天文学对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进行了系统阐述，并设计了精密的三角函数表；法国的笛卡尔创立了解析几何学；另一位法国人费马找到了求切线、求极大值和极小值以及定积分方法，是对微积分的重大突破，并开创了数论这门数学分支学科。

在物理学方面，伽利略发现了自由落体、抛物体和振摆三大定律，他的学生托里拆利发明了水银柱气压计；法国科学家帕斯卡发现液体和气体中压力的传播定律；英国科学家波义耳发现气体压力定律。笛卡尔运用坐标几何学从事光学研究，第一次推证出了折射定律，他还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动量守恒定律，即物质和运动的总量永远保持不变。

在生理学和医学方面，西班牙医生塞尔维特发现血液的小循环系统，证明血液从右心室流向肺部，通过曲折路线到达左心室。英国解剖学家哈维发表的《心血运动论》等论著，系统阐释了血液运动的规律和心脏的工作原理。

航海技术产生了一次革命性地飞跃，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的探险家们开始了一系列远程航海活动。哥伦布、麦哲伦等人在地理方面的大发现，为其他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同时，从东方传过去的造纸、指南针、火药，促进了冶金、机械制造等生产部门的发展，印刷术在欧洲的推广与改进，则使得科学的理念在欧洲各国迅速传播。

（五）文学艺术

人文主义思潮首先是从文学领域诞生的。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前期出现了薄伽丘、但丁等文学领袖。薄伽丘是意大利民族文学的奠基者，短篇小说集《十日谈》是他的代表作；但丁最著名的作品是《新生》和《神曲》。各地的作家都开始使用自己的方言而非拉丁语进行文学创作，带动了大众文学，包括小说、诗歌、散文等。法国的拉伯雷、英国的莎士比亚等都是当时文学领域的人文主义大师。

在戏剧方面，莎士比亚是文艺复兴最杰出的戏剧家。他的作品结构完整，情节生动，语言优美，人物性格突出，集中地代表欧洲文艺复兴文学的最高成就，对欧洲现实主义文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在西班牙，维加是西班牙民族戏剧的奠基人；塞万提斯创作的长篇讽刺小说《堂吉诃德》在欧洲的戏剧史上占据重要地位。

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和雕塑也呈现出空前繁荣的景象。透视法的发明运用，解决了在平面上真实表现三度空间的方法；油画材料和技法也得以革新，大大提升了油画的艺术表现力，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代表。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提香的《圣母升天》、拉斐尔的《西斯廷圣母》等画作以及米开朗琪罗的雕塑《大卫》，都是产生于此时的艺术精品。

人文主义的思潮同样也导致了音乐风格的一系列重大变化。中世纪的音乐神学色彩浓厚，音乐家把音乐看作是服侍上帝的手段，音乐风格十分超脱、庄严，尽可能排斥一切世间情感；表现手段也十分简单，在音色上只使用纯人声，不用乐器，为的就是远离现世一切的感官享受，以接近永恒的天堂。所以中世纪的艺术音乐绝大多数都是拉丁文的宗教音乐，方言的世俗音乐极少使用。到了16世纪，正值音乐史上文艺复兴的顶峰，音乐家们已不再单纯地把自己看作是上帝的仆人，而作为一个有创造力的艺术家，面向来世也面向现世。他们开始有意识地追求用音乐更好地表现歌词的意义和情感。人的生活、人的感情成为音乐作品的表现对象，无论是宗教题材还是世俗题材的作品，都充满了强烈的感情。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一直被宗教所抵制的世俗方言声乐歌曲，在此时有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整个艺术音乐在发展方向上出现了世俗化和民族化的倾向。在意大利、法国、德国、英国、西班牙都出现了代表本民族音乐风格的世俗声乐体裁，例如意大利牧歌、法国尚松、德国利德等。这不仅大大丰富了当时单一的教会音乐风格，还直接导致了西方最重要的声乐体裁——歌剧的诞生。

歌剧这一大型的音乐戏剧形式大约出现在16世纪末的意大利。它的前身是古希腊悲剧，其中的音乐段落以声乐段落为主，也有器乐间奏曲。为了真实适度地表达人的情感，声乐段落被分成了咏叹调、宣叙调、咏叙调。当需要介绍情节、人物和对话的时候一般用宣叙调，抒发强烈情感时常使用咏叹调或者咏叙调。在演唱方式上，还分为独唱、对唱、重唱、合唱等，使剧中的戏剧张力不断增强，以满足情感表现的需要。同时，还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为整个歌剧担任伴奏。所以这种既好听又好看的歌剧一出现，就立刻引起了音乐家和普通人的广泛兴趣，就连后来的许多神职人员也表现出了对歌剧的喜爱。在歌剧中，大到英雄情怀、民族气节，小到父子亲情、夫妻之爱，这些普通人都有的情感得到足够尊重和高度颂扬。歌声、乐器在音乐家的手中化成美妙多采的旋律，把人的灵魂从对庄严肃穆的天堂世界引向了一个活生生的、充满着温情和希望的现世人间。这正是人文主义精神在音乐中十分真切的体现。

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民众对文化生活的需求也日益增加。所以世俗声乐体裁形式繁荣的时候，长期不被教会所接受和推广的乐器和器乐创作在16世纪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乐器组合形式更加丰富多样，知名的乐器制造家族逐渐形成，作曲家开始为此创作了专门的乐曲。这样一来，不但小型的室内乐沙龙在贵族和新兴资产阶级家庭中频繁出现，随着歌剧的诞生，大型乐队也在不断扩充壮大。

乐队合奏的基础是乐器间律制的协调统一。由于纯律产生的音程在听觉上十分协和纯净，因此它曾经一度是中世纪以来欧洲使用最广泛的律制。但纯律受到生律法的限制，有大全音和小全音之分，使半音无法平均，所以不能随意转调。这对可以通过控制指位进行细微调节的管乐器与弦乐器而言不成问题，而对于管风琴、竖琴、羽管键琴、木琴等任何固定调弦的乐器来说，就无法在瞬间完成音差的临时调整。而管风琴、羽管键琴在教会音乐和歌剧管弦乐队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纯律要在这类键盘乐器上顺利实现，就必须解决这个难题。于是欧洲律学家从音响结构内部对大、小全音加以折衷平均，纯律的变体——中庸全音律就产生了。

中庸全音律是通过缩小纯律音阶的每个五度求得大小一致的大三度，并将其划分为两个均等的全音。由于中庸全音律相对兼顾了音程的纯净和转调，它在16世纪十分流行，逐渐成为主流的乐律类型。中庸全音律的推行，使在键盘乐器上进行转调成为了可能，但是这种转调也是有局限的，只能适用于7个大调和5个小调，超出这个范围，就会出现“狼音”，即听觉上不协和的音响。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作曲家，同时也推动着律制探索继续前进，继而出现了各种调节律。直到后来，十二平均律被荷兰数学家兼工程师西蒙·斯蒂文推算出来。在十二平均律中，普通音差被平均分配到五度相生律音阶的所有五度中，产生出来12个相等的半音。尽管五度和三度不纯净，但是所有的音程都相同大小，所有的调都同等可用。

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十二平均律在出现之后并未被迅速推广使用于乐器和作曲家的实际创作中。直到19世纪，以现代钢琴为代表的键盘乐器成为主流乐器之后，这种可实现自由转调的平均律才大行其道，成为世界主要的律制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