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机大臣的劳苦生活

军机大臣必须始终处在距离皇帝最近的地方，遇到需要处理的事务，可以随时、快速地奉召入宫。这样便可以最大限度减少中间环节，避免因为假于众手而造成泄密。同时也可因为秘密行事而发挥最高效率。皇帝如果出行，则军机大臣在行宫附近设置临时办公场所，听候皇帝的随时调遣。某种程度上，雍正已经把军机处当成一件随身携带的物品，走到哪里都需要带在身边。无论是军机大臣，还是军机章京，都不能找任何借口逃开，只能随时跟随。

军机处除了没有正式衙署之外，更无印信。之所以如此设置，据说也是出于保密的需要。这种局面维持多年，一直到雍正十年（1732）春，雍正才下令由大学士等议定铸造印信之事。经雍正特批，军机处大印交由礼部铸造成形，但之后一直交由内奏处加锁保管，至于印匙则由领班军机大臣随身携带。需要使用印信之时，由值班章京凭“军机处金牌”到内奏处领取。开锁过程中，需要有数人监督。印信使用完毕之后，则立即交给领班章京，印匙要重新归还领班军机大臣，印信则要重新归内奏处加锁保管。对于一枚印信的管理，有着严格而繁琐的规章制度。由此可知，雍正在安全保密上真是煞费苦心，做足了文章。

包括皇宫在内，军机处办公场所并不豪华，甚至可以说是非常简陋，但一直有着严格的保密规定，挂设“枢密重地，非有特许，不许擅入”字样，禁止无关人员靠近。正是因为军机处行事极为机密，以致实行了“二年有余”之后，各省仍然对其一无所知。

如果说西北用兵期间，军机处尚且处于试运行阶段，而且仅仅局限于“军机”，那么在战争结束之后，雍正已经尝试将其范围逐步扩展，而且也找到了军机处的运作办法。这其中，为军机处特地铸造印信是一个标志，说明雍正已经充分意识到军机处在处理事务过程中的特殊作用，并且也开始有意加强对军机处的管理，使军机处逐步走向正规，成为国家机器的一部分。统计显示，雍正十年之前，雍正发布谕旨，多题“谕内阁”或“谕议政王大臣等”，而雍正十年之后，雍正发布谕旨已经常题“谕办理军机大臣等”，而且次数处于上升势头。由此可见，此时的军机处，已经逐步成为清廷决策的一个重要机构，而且抢夺内阁及议政王大臣权力的势头越来越明显。

通过一段时间的实践，雍正越来越意识到，直接组织一个临时班子来帮助自己处理政务，阻力可以变得更小，政令推行起来更加得心应手，运转也更加畅通快速。于是，军机处办理政务的内容不断得到扩展，对于军机处的筹划和设计也越来越周密，雍正认为自己就此找到了治理这个错综复杂的庞大帝国的一把密钥。

通过一系列的运作之后，雍正终于渐渐实现了对帝国的主宰，真正有了君临天下的感觉。从此之后，亲王们只能永远地充当配角。如果连充当配角都不甘心的话，那就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是要付出生命了。

[1]天命七年（1622），后金汗努尔哈赤以其子侄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济尔哈朗、多尔衮（一说阿济格）、多铎、岳托为八和硕贝勒（即旗主贝勒），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之制，并且宣布：“有人必八家分养之，土地必八家分据之”，而且指示在其身后应继续坚持实行此制。是谓“八王共治”。

[2]据说这是满族人侮辱对手的词语，意思是贬斥其为猪狗不如的动物。

[3]大阿哥允早早被康熙囚禁，在雍正朝并没有得到释放的机会，一直被关押到雍正十二年去世。二阿哥允礽则死得更早，在雍正继位的第二年就病死。三阿哥允祉也因为发了一些不该发的牢骚，受到幽禁，在雍正十年病死。五弟允祺并没有结党行为，却也被无辜削职，于雍正十年死去。七弟允祐一直安分守己，却不幸残疾，也于雍正八年去世。至于八弟允和九弟允，辞世相差仅月余，而且临死之前症状相似，都疑似被人用毒药害死。十弟允和十四弟允则被长期囚禁，乾隆即位的第二年才得到释放。

[4]《清世宗实录》卷94。

[5]《清世宗实录》卷94。

[6]蒋廷锡也在雍正十年（1732）去世。其时军机处正按照雍正的设计渐渐步入正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