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陳尚君

徐俊兄輯近三十年研治敦煌文學論文爲一編，題曰《鳴沙習學集——敦煌吐魯番文學文獻叢考》，囑我爲序，是不敢辭。我們結識到今年恰好三十年，也算是難得的因緣，彼此都從青澀的習學者，伴隨師友和時代共同走過來，如果説現在各自有一些感悟和所得，當然也走過一些曲折，回望走來路，感慨良多。我想借此機緣，談一些個人的感觸和領悟。

我與徐俊最初認識，更多是工作聯繫，我是作者，他是責編，有關過程，他在本書附録《<全唐詩補編>編輯工作回顧》，已經有很具體的叙述。當然，同一件事情從我的立場，可能稍微有些不同。

拙稿《全唐詩續拾》經始於1982年秋，是因爲讀到中華書局新出《全唐詩外編》，感覺補遺未盡，方發願作全面網羅，到1984年春託友人孫猛提交部分樣稿，並將習作《<全唐詩>誤收詩考》投稿《文史》，得到認可並蒙約稿後，歷兩年完成初稿，得佚詩2300多首，於1985年初寄往中華書局編輯部。那時書稿積壓，處理都有一個過程，到第二年方得信，知道由徐俊擔任責任編輯。此後多次通信，他將書稿中查出的問題一一見告，並轉達編輯部退改的決定，又將《全唐詩外編》修訂的責任交託於我。1987年夏，我到京取回書稿，方與他第一次見面。

徐俊小我數歲，南京大學中文系1983年本科畢業後就到中華書局工作，拙稿大約是他最早負責的書稿之一。我於1981年底研究生畢業留校，補輯唐詩是第一項獨立確定的選題。可以説，我與他的學術起步時間先後相差不多。我的工作屬于傳統的輯佚考據，方法上較前人稍微有些不同的地方，是自覺地依循宋元書志和存世古籍目録的記載，有計劃有系統地從群書中搜尋唐人佚詩的綫索，因此所得比前人更爲豐富。有感於唐詩傳誤的複雜性，我特别梳理《全唐詩》已用典籍目録和前人辨僞論述，梳理《全唐詩》誤收唐前唐後詩的各種類型和致誤原因，以爲自己借鑑。儘管如此，雖有收獲，仍不免蹈襲前人輯佚的各種誤失。徐俊利用編輯部所存舊稿《<全唐詩>首句索引》，逐次翻檢，覆核文本，指出重收，很認真地履行編輯的責任。

《全唐詩續拾》的退改和《全唐詩外編》的修訂，歷時一年，拙輯增加佚詩2000多首。到1988年9月完成，記得如此準確，是因到京交稿後去太原參加唐代文學年會，會間與徐俊等同遊五臺山，有更多的接觸和瞭解。其間我通過他向中華書局提出繼續編纂《全唐文補編》的想法，獲得支持，很快得以立項。這前後他擔任了我的四部書稿的責任編輯（另二部是與陶敏先生合作的《唐才子傳校箋（補正）》和周祖譔先生主編《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後者我撰寫一半條目），前後跨度近二十年，其間他付出之多，非三言二語可以説完。

徐俊本人在學術上最重要的建樹，是2000年在敦煌莫高窟藏經洞發現100周年之際出版的《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首次完成全部敦煌遺書中存世詩歌的整理，當然，其間多數可以認爲是唐人詩歌。收録在本書中的多數論文，也撰寫于九十年代，可以説代表那一時期敦煌詩歌研究的前沿水平。就我所知，他的敦煌詩歌校録研究，開始於1986年，不能説與我的唐詩輯録完全没有聯繫——那時上海完全没有人做敦煌學，無論敦煌遺書縮微膠卷，還是臺灣黄永武主編的《敦煌寶藏》，一時都無從尋覓，祇能闕如，而他工作在北京，無論資料利用條件，還是能遇到許多研究敦煌學的學者經常切磋交流，都是我所不具備的。他做《敦煌詩集殘卷輯考》，體例曾與我商量，我看法比較保守，仍覺得以作者爲單元處理詩歌是比較方便讀者的辦法，他則基本遵循國際上有關敦煌文本的處理規範，以各敦煌寫卷爲單元，盡可能地保存和記録各寫卷中保存的文獻信息，同時全面參考中外學者前此已經有的校録成績。其中最重要的收獲，則寫成專文。

我一直覺得，1980年前後走上學術道路的一群學者，雖然都曾有過一段曲折和耽擱的經歷，但有幸在而立前後遇到急速變革的時代，無論環境、風氣、文獻、觀念、手段都大大超過了前代，因而可以做出超邁前修的業績。我與徐俊都恰逢這樣的機遇。以《全唐詩》的輯佚和研究爲坐標，不難看出其間有關的變化。

首先是視野之開拓與更新。在我問學之初，知道唐詩研究的基本路數是以作家、作品研究爲主，大致從别集與選本入手，讀懂讀透文本，進而參史傳以知作者仕歷與時代，參雜史筆記以知寫作本事，參歷代詩話、評點以知前人見解，綜括上述記載結合作品作出分析，並進而對其成就作出評價。雖然以作家作品論爲中心的“蘇式”研究套路在逐漸打破，但文學和歷史的界限還是壁壘森嚴。但從七十年代末開始，陳寅恪、岑仲勉等唐史學者的治學方法極大地鼓舞了唐代文學學者群體，風氣轉變可以傅璇琮等一代中年學者爲代表，將法國社會學派研究藝術史的方法引入文學研究，用歷史年代學和文本闡釋學的方法，分層次地解讀作品和詩人的生命軌跡，對唐宋以來的傳説附會作了徹底的清理。其標誌一是文史打通，將所有唐代存世文獻都視爲可資文學研究的依據，在廓清傳聞、還原真相的立場上梳理文人的生命軌跡，在還原文人生活的真實場景中瞭解他的文學活動與寫作動機。在此立場上説，任何一個生命個體的活動都具備研究的價值，文學寫作的任何一頁碎片都值得追究揭示，文學家作品無論存佚都值得探究明白。在這樣的學術氛圍中，更年輕一輩的學人得以各騁所長，充分積累，努力開拓。我與徐俊的工作，在八十年代先後起步，着眼在窮盡文獻的基礎上，爲學人提供可靠的詩歌文本。區别僅在於，我先行數年，依據是四部群書，他則做敦煌文獻，都曾將存世文本翻深摸透。

最近三四十年間，文學研究的視閾與觀念之變化，也都在本書中留下痕跡。比方什么是詩歌，在詩歌的編録中必然有與非詩作品邊界之劃定問題。清編《全唐詩》時，遵照聖意認定“道家章咒、釋家偈頌”，“本非歌詩之流”（《全唐詩·凡例》），因而一概不收，後來《唐音統籤》影印面世，可見連王梵志詩、《永嘉證道歌》之類全部删刈，知其本意並不在辨體。而六朝文體説興起，賦、頌、讚、銘等韻文均歸文而不作詩，也早已成爲共識。問題在於當窮盡文獻將所有作品搬到檯面上，特别是敦煌遺書中包含了大量介於詩與文、詩與詞之間的作品時，去取真很困難。我在1984年獲中華書局約稿後，曾去函説明擬收録《道藏》歌詩與佛家偈頌，且劃定了界限，很快得到同意。這一決斷後來在其他方面獲得回應，如孔凡禮編《宋詩紀事續補》、北京大學編《全宋詩》，都採取了這一體例。徐俊二書也沿此體例，他本來計劃進一步作敦煌讚頌俗曲的校録，已經獲得立項，祇是因重返書局擔任行政職務而中輟。收在本書中的《敦煌佛教讚頌寫本叙録》，是他爲此項目所作前期調查的一份記録。我近年在重新編録全部唐詩時，考慮較多的問題是唐詩的邊界到底在哪裏。最後的確定是從寬，雖仍然堅守傳統詩文的分際，但凡原詩存詩題、詩序、詩句者皆予存録，詩詞俗曲皆加編存，禪僧之對句皆作收入。而録詩的原則，則求最大可能地接近唐人之原作，且通過對五萬多首唐詩流傳文本的詳盡記録和會校，記録流傳過程中産生的變化。是否妥當，仍期待得到學者的賜正。但就近年一般學術風氣的變化來説，我相信接受的學者比例肯定會比以前多。

就敦煌遺書來説，三四十年代的學者祇能到巴黎、倫敦去鈔寫，六七十年代後因爲中國及英法所藏縮微膠片的流通，讓學者可以較充分瞭解各寫本的面貌，此後《敦煌寶藏》刊佈，雖不清晰，但可方便檢閲。徐俊與我都是那時開始接觸敦煌文獻，我做唐詩補遺，僅能挑部分相對清楚，且有作者歸屬者録出，徐俊在此條件下開始敦煌唐詩的校録，且陸續發表了幾篇有份量的論文。九十年代初《全唐五代詩》啟動之際，就將相關詩歌文本的整理委託于他，又應他的要求，利用項目經費從國家圖書館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據縮微膠卷放大影印了有關詩歌的部分，給了我一份副本，至今仍在。雖較前清楚，但模糊者仍多，細節判讀仍需費力推敲。記得《珠英集》中胡皓的一首詩題，王重民初讀爲《奉使□府》，後人據原卷或補“林”字，或補“杜”字，都有疑問，徐俊曾與我反覆討論，看文本字形，更傾向是“松府”，並查到貞觀年間松州曾置都督府，聯繫詩中“蜀山周（項楚校作匝）地險”，得以確認。此字若得楷定，自不難辨識，但本爲不規範的寫本，復經攝影複印後的變形，偏失難免。到九十年代，四川、上海高清影印英藏、法藏、俄藏敦煌文獻，閲讀和辨識更加方便。近年聽聞有更清晰的網絡本發佈，實在是學者的福音。

此外，最近三四十年由于國家開放，各方努力，從《四庫全書》之普及，到《續修四庫全書》、《四庫存目叢書》以至《中華再造善本》之刊行，大量以往深藏不爲學者所知的典籍及其善本廣泛流通。以二十四史整理爲標誌的古籍整理規範的確定，大量基本古籍有新的會校善本出現，加上門户開放帶來中外交往之頻繁，世界範圍内漢籍及其善本的存藏情況爲更多學者瞭解。可以説，當代學者能夠見到的宋前古籍數量之豐備，善本之精良，都大大超過了明清兩代一般學者之所知。就唐詩校訂來説，無論爲訪書奔波一生的明人胡震亨，還是因繼承鹽商家業而富擁書城的清人季振宜，他們的努力值得稱道，他們當年掌握之文獻，除極少數爲今人所不得見，就整體判斷，比今人廣泛佔有全球圖書館之藏書來説，實在是很寒傖的。在胡、季二家基礎上倉促拼成的《全唐詩》，可以爲今人超越，當然毫無疑問。“春江水暖鴨先知”，我們較早對此有所認識，因而可以取得一些進益。

至于手段之更新，最重要的當然是電腦寫作的普及、古籍數字檢索的實現和互聯網的應用。筆記本電腦寫作始于九十年代初，我入手很晚，而且覺得在古籍整理方面應用價值不高，因爲底本從古籍善本到電子文本，其中要有一次輸入校對，更重要的則在古籍文本校勘過程及其前後痕跡，没有保留，也不便追溯。2006年開始一部大書的修訂時，仍堅持在紙質文本上操作。但從2008年我決意自己重編新本《全唐詩》，並全部採取電子文本寫作時，感受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是數以千計的作者，數以萬計的文獻，可以放在一個文件夾裏，隨時調取或修改，取用極其方便。二是文本可以成百上千次的修改，不像我以前做全唐詩文補遺，一首詩或一塊大碑的修改，僅改三五次，即鉛黄滿紙，天頭地脚都佔滿後，祇好傍粘另紙，更膽怯于如何讓編輯接受，讓排字工人識讀。三是文本對校極其方便。比方《千載佳句》存五百多則白居易詩的零句，因源出唐時古本而極可珍視，但國内前此各整理本均無通校的記録，可以想見，從三千首詩中要找出五百多個散句之異同，需要多大的投入！現在則輕快得多了，一二天即可完成。

古籍數字檢索，對傳統學術的衝擊，在最初的影響幾乎是致命的，有些學者甚至宣佈如古籍輯佚、校勘、訓詁等學問，今後幾乎可以不再做了。我最初也有這樣的困惑。如《全唐詩》互見誤收之鑒别，最初有人做首句索引，仍不能解決全部問題，於是再做每句索引，比前精密，但異文仍會影響檢索的準確，因而部分别集出現了每字索引。但與唐前宋後詩的互見怎么辦？傳統索引技術仍無法解決。數字化技術的展開，先有人做《全唐詩》索引，繼而四庫全文檢索推出，再有《中國基本古籍庫》之完成，各種數據庫蓬勃出現，爲古籍文本研究帶來了革命性變化。在應用多年後，我的感受是，手段的更新爲當代學術研究提出了更高端、更精密的要求，但絲毫没有辦法取代獨立複雜的個人學術研究。比如《二十四詩品》真僞説提出于古籍數字檢索展開以前，祇能採取古籍取樣判斷的方法，説宋末前不見文獻稱引僅屬推測，其後採用數據庫全文檢索，得到證明，新增幾則明清之際記載，使此書的傳播軌跡更清晰了一些，但仍難以將託僞的全部過程呈現，對有關綫索的記載仍會因學者各自的立場、學養、目的不同而有看法的差異。唐詩互見誤收考據也是如此，檢索提供了發現的綫索，是非結論仍要考驗學者的經驗和判斷。一詩分見二人或更多人的互見詩，必須考察文本記録，檢讀兩造的證據，再比較各自的履歷與詩風，得出合理的判定。

徐俊的工作就是在這樣的學術風會中逐步完成，因爲能得風氣之先，又始終堅持學術前沿的自覺立場，取得可喜的成績。

徐俊的第一部專著是《敦煌詩集殘卷輯考》（中華書局，2000年6月。以下簡稱《輯考》），書出後我曾寫有書評，刊《敦煌吐魯番研究》第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認爲該書“搜羅全備、體例妥善、校録精審、考辨周詳，第一次將全部敦煌詩歌彙編於一帙，了却了諸多前輩學人未完成的心願，爲敦煌詩歌和唐代詩歌研究提供了詳實可信的依憑”。本書所收各論文，雖然時間跨度很大，但主體是與前書同時所作，我以爲可以結合二書談他工作的成就與特色。

首先是唐人選唐詩研究及輯録。唐人選唐詩的説法始於明末毛晉，到五十年代末中華書局上海編輯所編輯《唐人選唐詩十種》，依羅振玉所題《唐寫本唐人選唐詩》，首列P.2567寫卷，影響很大。徐俊的工作首先是在全面校理敦煌詩歌寫本後，不再採用《唐寫本唐人選唐詩》之題名，認爲敦煌所存同類一般唐詩叢鈔、雜寫，反映了寫本時代詩歌傳播的普遍狀態。二是對《珠英集》作了校録復原（校訂之細節，我還將在談文本形態時説到），在前人基礎上寫定文本，確知該集兩個寫本存具名作者十一人（另至少二人闕名），詩五十四首（一首殘，二首僅存題）。三是有關《瑶池新詠》的輯佚。唐後期蔡省風編《瑶池新詠》二卷，是最早專收女性詩人作品的選本，南宋後失傳。徐俊對該集之研究有一過程。首先利用《俄藏敦煌文獻》前期發表的部分，發現“大唐女才子”、“著作郎蔡省風纂”等字樣，確定屬於該集的三個殘卷，與榮新江合撰《新見俄藏敦煌唐詩寫本三種考證及校録》，刊《唐研究》第五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續將文本整理，收入《輯考》，凡存李季蘭、元淳詩各七首（均多殘損）。後又得三件殘片，並有《瑶池集》《瑶池新詠集》書題，另與榮新江合撰《唐蔡省風編<瑶池新詠>重研》，刊《唐研究》第七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增加吉中孚妻張夫人、崔仲容詩共九首，再在增訂本《唐人選唐詩新編》（中華書局，2014年）收入新的整理本，使這部失傳近千年的唐集部分恢復了原貌，並提供了幾位傑出女詩人的多篇佚詩，内容極其珍貴。如李季蘭《陷賊後寄故夫》一首，即可見到涇原兵變李季蘭陷逆後的真實想法。更可貴的是，由該集首列四位女詩人次序之推定，也可大致認定《又玄集》卷下、《吟窗雜録·古今才婦》部分所録，反映出《瑶池集》二十多位女詩人録詩的面貌。由于該集序有“況今文明之盛”之殘文，又不收另一位著名的女冠詩人魚玄機，我比較傾向該集編成于宣宗以前，當然目前還不能作定論。若然，則凡該集入收作者之時代可以大大移前。

其次爲文本形態研究。中國學者研究文獻學，含目録、版本、校勘、典藏諸方面，日本稱書志學，除共同者外，較大不同是更關注文本形態的描述與分析，這一做法也更多影響到現代敦煌學研究中文本形態記録的基本規範。徐俊在《輯考》中逐卷保留文本形態，最大程度發掘文本本身包含的學術信息。這裏可以舉幾個特别的例子。一是《珠英集》殘卷，包括S.2717、P.3771兩個寫本，相當于原書卷四、卷五的部分内容，前此董康、内藤湖南已有所關注，王重民據以補録佚詩。徐俊從文本原貌出發，發現在沈佺期之前還有闕名《帝京篇》一首，爲各家所失察，另根據《郡齋讀書志》有關該集以作者官班爲序的記載，發現P.3771部分内容鈔了兩遍，在胡皓第三首詩題《登灰坂》後有斷缺，重鈔的喬備前有兩首詩，王重民一並視爲胡皓詩輯出。徐俊則指出喬備時任安邑縣令爲正六品下，胡皓時任恭陵丞爲從九品下，喬顯然不可能排在胡後，因此喬名前諸詩也不可能爲胡作。這樣解讀文本歸屬，是有説服力的。再如S.5692存一組僧詩，看得見的題目有《山僧歌》與“亡名和尚《絶學箴》”，但内容不連屬，任半塘因此分讀成近十首歌辭。徐俊仔細分析此册頁可分爲十二片，其中《絶學箴》爲後周僧亡名作，即《寶人銘》之銘詞部分，傳世文獻有載，用以與該卷對讀，得以恢復《山僧歌》的全貌。並進一步發現原爲折頁裝册子，類似于近現代印刷之拼版。對這一文本形式，徐俊最初認爲屬蝴蝶裝，後來根據宋代張邦基《墨莊漫録》記載和今人牛達生的研究，確認定名爲縫繢裝。這一發現，不僅正確解讀了作品，也提供了古籍裝幀史上的特殊範例。

再次是唐詩民間傳播研究。吐魯番出土卜天壽《論語鄭玄注》寫本後的題詩，七十年代初引起郭沫若之重視，但這五六首詩到底是這位十二歲少年自作還是鈔録他人之詩，當年曾引起廣泛討論。到九十年代初，徐俊和李正宇在全面蒐録類似詩歌的基礎上，界定皆是這些稱爲學仕郎的敦煌小學生，根據當時民間流行作品和自己的記憶率性發揮，在課本、鈔經和雜寫後的隨意塗鴉之作，統稱爲學郎詩，從而揭示了唐詩民間流傳的特殊形態。此後二十多年，續有發現，目前我們至少從敦煌存詩、吐魯番存詩，以及長沙窑瓷器題詩、上黨地區出土墓誌蓋題詩中，看到民間傳播的多元分歧狀態。經比讀，至少有十多首詩在懸隔萬里的敦煌、吐魯番學郎與長沙窑工匠的筆下出現。敦煌、吐魯番學郎將熟讀可誦的詩歌寫出來，宣洩自己的情緒，長沙窑工匠則將其鈔寫在流通民間的釉下彩瓷壺上，作爲商品出售，其中僅有少數出自著名文人的創作，多數不知作者。民間的鈔手也没有興趣去追究到底誰是原創，也不在乎標準文本的嚴格規範，一切都在率興的塗抹中流傳。這一真相的揭示，對理解唐詩在社會下層的流播具有極其重大的意義。白居易詩通俗易懂，據説老嫗能解，但老嫗讀到的是什么文本，世未明言。長沙窑瓷器題詩提供了一個案例，即白之名篇《答劉十九》：“緑螘新醅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至少可以見到兩個衍派文本：“八月新豐（原作風）酒，紅泥小火爐。晚來天色好，能飲一杯無？”“二月春豐酒，紅泥小火爐。今朝天色好，能飲一杯無？”但第一句從酒色之複雜描述，改爲特定時間特定地域酒的帶有廣告氣味的介紹，第三句則從天寒欲雪的氣氛烘託，轉作最直接明白的天色記録，原詩的風雅藴藉大大遜色，但似乎下層民衆更願意接受這樣的作品。民間傳播也是研究敦煌、吐魯番詩歌的重要基礎，明瞭乎此，方能理解敦煌詩歌寫本爲何有大量著名詩人的作品，並不作明確的作者署名；理解爲何敦煌寫本邈真讚兩篇内容基本相同的文章，居然有不同的題目和作者；理解一些署名名家的詩文，基本可以確定爲依託之作；確定書儀、文書、契約一類作品之程式化叙述，其實僅是民間按樣畫葫蘆的摹擬，與有作者歸屬之詩文根本不是一回事。《輯考》一書正是在充分理解民間寫作、傳播之多歧不確定的前提下，完成全書的編排及寫定。當然這也會引起更多討論，文本的最終確認也都會有一個複雜的過程。從此一立場出發，我在徐俊已經提供綫索的基礎上，也更願意相信《全唐詩》所收曾庶幾（誤作麻幾）《放猿》、賈島《過海聯句》、張氲《醉吟三首》之一“去歲無田種”等詩，爲後人將民間流傳之詩附會到有名人物身上去，屬于唐詩民間流傳的另一特殊形態。

徐俊爲作《輯考》，充分利用了法國國家圖書館存伯希和所獲文書（包括藏文文書）、英國圖書館藏斯坦因所獲文書（包括7000號後文書）、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文書，還充分利用了新刊俄藏文書，日本和我國北京、上海、天津、臺北、甘肅各地的公私收藏，於海内外數十年來與敦煌詩歌有關的論著，亦得以全面徵用吸取。《輯考》所收詩歌十九爲唐五代作品，多半爲《全唐詩》及各種補遺著作所未收。不僅有大量著名詩人的佚作，且有大量敦煌本土詩人的作品。本書所收論文和各類專題文章近四十篇，以敦煌詩歌專題研究爲主，許多是與《輯考》相關的研究心得，引證之豐沛，考辨之綿密，分析之仔細，發明之新警，讀者當不難體會，就不用我在此贅言了。

徐俊從2003年重新返回書局，先後擔任副總編輯、總編輯和總經理，繁劇的日常事務耽擱了他自己學術研究的展開，但以他的學識與能力，也爲書局帶來了新的學術氣象和出版成就，得失之間，真很難判斷。雖然知道在他的立場，兼顧很難，但我仍希望他大展宏圖，爲中國學術和古籍整理事業，當然更希望看到他個人研究之更上層樓。

聊作序言吧，就此打住。

2016年9月30日於復旦大學光華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