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文心雕龙》的骈文成因论

关于骈偶产生的原因，自古以来，有很多人进行过分析和论证，直到现在，这个问题仍然存在争论。但是，从总体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文心雕龙》关于骈偶产生原因的论述是目前为止最为深刻、最为全面的。

一　《文心雕龙》的骈文成因论

《文心雕龙》一书中有关骈偶产生原因的探讨，主要集中在《丽辞》篇，而本篇之中，直接阐述骈偶产生原因的主要是两段文字：一是开头部分：“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1]二是结尾总结部分：“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2]黄侃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札记》中专门对《丽辞》篇进行阐释，开篇便明确指出：“文之有骈俪，因于自然，不以一时一人之言而遂废。”[3]点出骈偶的产生“因于自然”。接着又高度概括本篇的要点：“一曰高下相须，自然成对。明对偶之文依于天理，非由人力矫揉而成也。次曰岂营丽辞，率然对尔。明上古简质，文不饰雕，而出语必双，非由刻意也。三曰句字或殊，偶意一也。明对偶之文，但取配俪，不必比其句度，使语律齐同也。四曰奇偶适变，不劳经营。明用奇用偶，初无成律，应偶者不得不偶，犹应奇者不得不奇也。终曰迭用奇偶，节以杂佩。明缀文之士，于用奇用偶，勿师成心，或舍偶用奇，或专崇俪对，皆非为文之正轨也。”[4]再次申明骈偶之文“依于天理”，总体上肯定刘勰之说：骈偶是在天理、自然的影响下产生的。同时又作了进一步的论证，要点是以文质两端为基本点，认为文章文质无定，所以奇偶也无定，“偏于文者好用偶，偏于质者善用奇”[5]。范文澜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注》中阐发刘勰关于骈偶成因之论，与黄侃先生有同有异：他也同意“偶对出于自然”，但又着重强调联想作用和生活实际需要之促进作用：“原丽辞之起，出于人心之能联想。既思‘云从龙’，类及‘风从虎’，此正对也。既想‘西伯幽而演《易》’，类及‘周旦显而制《礼》’，此反对也。正反虽殊，其由于联想一也。古人传学，多凭口耳；事理同异，取类相从；记忆匪艰，讽诵易熟。此经典之文，所以多用丽语也。凡欲明意，必举事证；一证未足，再举而成；且少既嫌孤，繁亦苦赘；二句相扶，数折其中。昔孔子传《易》，特制《文》《系》，语皆骈偶，意殆在斯。又人之发言，好趋均平；短长悬殊，不便唇舌；故求字句之齐整，非必待于偶对，而偶对之成，常足以齐整字句。魏、晋以前篇章，骈句俪语，辐辏不绝者，此也。综上诸因，知偶对出于自然，不必废，亦不能废，但去泰去甚，勿蹈纤巧割裂之弊，斯亦已耳。凡后世奇偶之议，今古之争，皆胶柱鼓瑟，未得为正解也。”[6]大体说来，范说是在黄侃先生天理自然与文质之说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对“偶对出于自然”做了更为具体的解释：一是人的联想作用；二是古人口耳传学，便于记忆的实际需要；三是为文举证的需要，孤证不立，必有两句相扶；四是人们讲话时为便于唇舌，追求均平、齐整字句的习惯作用。应该说，这样解释刘勰《文心雕龙·丽辞》中有关骈偶成因的论述是相当深刻的。

二　《文心雕龙》骈文成因论的思想渊源

不过，仔细分析，黄侃先生和范文澜先生对《文心雕龙·丽辞》中有关骈偶成因论的解释仍有未尽之处，主要是对刘勰这一文艺观念的思想渊源和它所揭示的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缺乏必要的分析与阐述。其实，刘勰这段论述的思想渊源一方面与老庄的自然之道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与中国古代传统哲学思维方式——二元对应思维以及传统艺术思维方式也是密不可分的。

首先，“自然之道”在《文心雕龙》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如果说“文之枢纽”中的“征圣”“宗经”“正纬”有着十分浓厚的儒家思想，那么，“原道”则主要“原”的是老庄的“自然之道”，也可以说是要借文章来展示“自然之道”。这个“自然之道”不仅在本体论中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而且在创作论中具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正是以这“自然之道”为出发点，《文心雕龙》特别有逻辑性、层次分明地阐释了其文学上的自然观。《文心雕龙·序志》中有言：“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7]应该说是开宗明义，而总论的第一篇又是《原道》，文章开头便说明道与文之关系：“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仰观吐曜，俯察含章；高卑定位，故两仪既生矣。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8]我们知道，老子用“自然”概括宇宙之本原，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9]意思是宇宙万物与人皆以“自然之道”为本，都要遵循自然而存在。而刘勰在这里便承其旨而用于阐述文、道关系，说明人之文即道之文，也即人的文章是“自然之道”的具体显现。所以说：“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是从本体论的高度以老子的自然观为根本依据来阐释文、道之关系。接下来在创作论的《定势》篇中则着重阐释这种“自然之道”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的展现。其中比较突出的一个是“自然之势”：“夫情致异区，文变殊术，莫不因情立体，即体成势也。势者，乘利而为制也。如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圆者规体，其势也自转；方者矩形，其势也自安：文章体势，如斯而已。……综意浅切者，类乏酝藉；断辞辨约者，率乖繁缛：譬激水不漪，槁木无阴，自然之势也。”[10]既然文学之本源是“自然之道”，即自然界的客观规律，那么这“自然之势”就是这一规律在文章作品中的具体展示，人们为文之时，就应该以“自然之势”作为文章的体势；另一个就是我们这里要着重说明的“造化赋形”与“自然成对”，应该说这是对“自然之道”的深层次阐发。这里的“造化”就是“自然”，“自然成对”是“自然之道”作用的必然结果。从总体上说，人之文是“自然之道”的反映；从个体文章体势上说，文章之体势是“自然之势”的反映；而从文辞上说，对偶这种文章写作的方法、技巧也是“自然之道”使然，因为依据自然规律“事不孤立”，所以“心生文辞”，运思谋篇时便“自然成对”。

同时，更重要的是：刘勰又从哲学的高度，从思维方式和创作构思的层面更深入地发掘了对偶这种行文方式和修辞方法的内在成因，这就是“支体必双”“事不孤立”“高下相须”“体植必两”。这便揭示出对偶是由客观事物的二元对应关系转化为人的艺术思维活动，即两点论，对应思维，这是对偶之所以产生的内在的哲学依据。其实，二元对应思维是中国最传统的思维方式之一，源远流长，对中国文学的影响非常深远，只是别人没有像刘勰这样很早便看清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且作出这样明白的表述。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二元对应、体植必两是儒道两家交融互补、共同培育出来的思想观念。《老子》第二章《养身》中早就指出：“故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11]《黄帝四经》中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牝有牡”[12]。在很多场合，这种二元对应、体植必两的观念又经常通过阴、阳两个范畴来表现：《老子》四十二章中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13]。《庄子·人间世》中有曰：“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14]《易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15]实际上，《易传》把阴阳视为形而上的本体，区分宇宙为形而上与形而下两方面：“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6]而这形而上的道是什么呢？《易传》说得明白：“一阴一阳之谓道。”[17]而这一阴一阳也即道为万物之本：“是故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18]这样，远古先民通过反反复复的占卜实践后浓缩、凝聚起来的朴素思维模式，经过儒家的推演、阐释之后，不断地儒学化、经典化，逐步形成一种思维方式以至于理论思维的特殊模式，到汉代儒家那里，不但被尊为经，而且是六经之首，成了一切思想、学术文化的根源、总汇。由先秦到两汉以来，由于儒学渐居正统地位，同时阴阳五行学说又形成并广为流传，道家思想也长期与之交融，这样，二元对应、体植必两的观念渗透到中国社会和各种意识形态里面，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人们思考问题、解释万事万物的最基本的也是最传统的思维方式，用来匡范整个大千世界。《左传》昭公三十二年：“物生有两。”“体有左右，各有妃耦。”[19]《朱子语类》：“天下的道理，只是一个包两个。”“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唯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20]《易传》对此阐述得更为明白，把阴阳上升到“道”的高度：“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合德则刚柔有体。”[21]把天地与阴阳并举，认为它们交感合德而生万物。同时，《易传》还把天地自然界的阴阳对举观念同社会人事联系起来，构成二元对应、体植必两的伦理系统：“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错（措）。”[22]其书中之阴阳有十分具体的象征内容，如阴可代表地（坤）、女、子、臣、下、北、风、水、泽、花、柔顺等等；阳可代表天（乾）、男、父、君、上、南、雷、火、山、果、刚健等等。从先秦到明清，这种二元对应、体植必两的思维方式一脉相承，成为比较稳固的思维模式：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基义》中说：“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有美必有恶……此皆其合也。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23]宋之张载在其《正蒙·参两》中说：“一物两体，气也；一故神（自注：两在故不测），两故化（自注：推行于一）；此天之所以参也。”[24]明代王廷相在其《慎言》中说道：“阴不离于阳，阳不离于阴。”“二者相须以为用，相待而一体也。”[25]清人王夫之在其《张子正蒙注》卷三中说：“物物有阴阳，事亦如之。”[26]其《周易外传》卷二《无妄》中又云：“物物相依，所依者之足依，无毫发疑似之或欺。”[27]更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二元对应、体植必两的哲学思维方式，极大地影响和支配着人们的语言思维和艺术思维方式。作为语言思维，由于二元对应、体植必两思维模式的影响，远古先民们在口耳相传的语言实践中便积累了不少相互对仗的民谣、民谚，先秦诸子百家又创造出大量对偶比较工致的骈词俪语。作为文学艺术思维，由于受二元对应、体植必两思维方式的影响，古代文士崇尚骈俪对称的特殊文化心理，因而导致了两两对偶句式为主体的骈体文的产生。换句话说，正是古代文士的二元对应、体植必两的思维方式作用于文学创作思维，从而外化为追求对称美的骈体文。然而，我们不能不说，是刘勰最早地看到了二元对应、体植必两对骈俪之体的影响，所以《文心雕龙·丽辞》中的这些话便有了经典性的意义：

造化赋形，支体必双，神理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辞，运裁百虑，高下相须，自然成对。……赞曰：体植必两，辞动有配。左提右挈，精味兼载。炳烁联华，镜静含态。玉润双流，如彼珩珮。[28]

其实，这就是从哲学思维和艺术思维的高度对对偶这种行文方式和修辞方法产生原因的最精辟的阐释，后世很多人在解释骈偶成因时都受此启发：唐人上官仪在《笔札华梁·论属对》中指出：“凡为文章，皆须属对，诚以事不孤立，必有配匹而成。至若上与下，尊与卑，有与无，同与异，去与来，虚与实，出与入，是与非，贤与愚，悲与乐，明与暗，浊与清，存与亡，进与退，如此等状，名为反对者也。除此以外，并须以类对之：一二三四，数之类也；东西南北，方之类也；青赤玄黄，色之类也。”[29]这是比较明显的例证。由宋至清的文艺家们也是如此。《朱子语类》：“凡天下之事，一不能化，唯两而后能化，且如一阴一阳，始能化生万物。”并且以此来解释文艺：“两物相对待，故有文。若相离去，便不成文矣。”[30]清人叶燮在其《原诗》中也从哲学世界观的高度阐释骈俪之体的产生原因：“对待之义，自太极生两仪以后，无事无物不然：日月、寒暑、昼夜，以及人事之万有——生死、贵贱、贫富、高卑、上下、长短、远近、新旧、大小、香臭、深浅、明暗，种种两端，不可枚举。”[31]所有这些论断应该说或多或少地都受到刘勰的启发。

那么，二元对应、体植必两的思维模式在骈偶生成中是怎样直观显现的呢？其一，由于二元对应、体植必两的思维方式的支配，文士在创作中便追求用语法结构相同或相近、语义相对或相反的一对句子来表现一个相对立或者相对称的意念或情感，由此形成了骈体文中言对、事对、正对、反对这四种最基本的对偶方式。换句话说，不管是言对、事对，还是正对、反对等对偶方式都是古代文士二元对应、体植必两思维方式的直觉外现，是追求平衡对称或相反相成之美的艺术心理的展示。其二，在二元对应、体植必两的思维模式作用下，古代文士把平、上、去、入四声归纳成平与仄两类，从而形成平仄相间、两两成对、抑扬顿挫、和谐悦耳的对偶句式。其他如名物对、异类对、数字对等等都是如此。因此，解释刘勰的骈偶成因论，应该指出其思想渊源、哲学依据，以及传统艺术思维方式的影响作用，这也是刘勰识见超凡的体现。

三　《文心雕龙》骈文成因论的局限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说，刘勰的这一骈偶成因论还是有局限的，其突出点是忽视了骈偶构成的必备的物质基础——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殊条件。他没有注意到，受自然界的启发，也即观察到“支体必双”的人，肯定不仅是使用汉字的民族，可为什么骈偶为华夏所独有，而不使用汉字的其他民族则没有？关键是汉语言文字本身的特殊性质便于构成对偶。文章写作是语言的艺术，它是以语言为基本材料和物质手段来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作者的思想感情的。高尔基在《论文学》（续集）中说：“语言把我们的一切形象、感情和思想固定下来，它是文学的基本材料。文学就是用语言表达的造型艺术。”[32]骈文是中华民族独具特色的文学样式，它只能在汉民族独特的语言文字基础上产生和发展。也就是说，汉语言文字既为骈文的产生提供了物质基础，又引导、制约着作家的创作心态和创作思维，使作家一方面主观努力，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按着汉字的客观规定朝着骈化的趋向发展，从而导致骈体文的产生。那么，汉语言文字以什么样的特性为骈文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又为作家提供了引导机制呢？谢无量指出：“中国字皆单音，其美文之至者，莫不准音署字，修短相均，故骈文律诗，实世界美文所不能逮。”[33]这是中国人自己说的。日本汉学家监谷温在其《中国文学概论》中说：“中国语文单音而孤立之特性，其影响于文学上，使文章简洁，便于作骈语，使音韵协畅。”这些人说的都很正确，只是还不够具体，具体地说，汉字有这样几种特征：一是单文独义；二是以表意文字为主；三是一字一音；四是单音词丰富；五是区别“四声”；六是言文分离。由于具备了这样六种特性，于是汉语言文字便有了几种特殊功能：任意伸缩，自由分合；随机变化，可以颠倒，其灵活机动的弹性举世无匹，因而便为骈文的产生提供了基础。从各个时期的学者对《文心雕龙·丽辞》的解说、注释上看，也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并且做了补充说明。如刘永济先生在其《文心雕龙校释》中就专门指出：“文学之用对偶，实由文字之质性使然。我国文字单体单音，故可偶合。”王力先生也指出：“惟有以单音节为主（即使是双单词，而词素也是单音节）的语言，才能形成整齐的对偶。在西洋语言中，即使有意地排成平行的句子，也很难做到音节相同。那样只是排比，不是对偶。”[34]然而，由于时代和其他条件的局限，刘勰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时代的局限，我们不该苛求古人。

同时，我们还必须说明：对偶产生的原因还不止上面所说的几个方面，特别是要论述骈文作为一种独立文体产生的原因，仅仅上述几项条件是不够的。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文学发展内在机制的发展与成熟，具体说来是需要骈偶由自在到自觉的发展过程，也就是文学自觉思潮的推动作用，而这一思潮恰恰在汉魏之际出现了，因而骈文作为一种文体在当时文学自觉思潮的推动下，逐渐发展、进步，经过晋、宋更变本加厉，愈演愈烈，至齐、梁时代则达到巅峰状态，在文坛上占据了统治地位。受其影响，刘勰的《文心雕龙》本身也以骈体为主。所以，文学内部发展机制即文学自觉思潮是骈文产生的更为重要的内部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