變法前夜的“藴蓄之寶”：論山本憲及其《燕山楚水紀遊》[225]
域外漢籍研究集刊 第十三輯
2016年 頁71—129
葉楊曦
引言
120年前，清朝在甲午海戰中完敗於曾經的“蕞爾小邦”日本，顔面委地，引發東亞地區的强烈震動。受此刺激，中國知識人士主動尋求民族復興之路。四年後，志在革新的戊戌變法在百日内如火如荼地展開，成爲中國近代史上不可繞開的里程碑。在這兩個歷史事件發生的間隙，偶然的因緣際會讓一介布衣的日本漢學者山本憲（やまもとけん，1852—1928，以下簡稱“山本”）得償夙願，踏訪禹域，實地考察之前只曾在紙面上神遊過的名勝古跡，並近距離接觸中國文士，藉助筆管暢所欲言，互相交流各類話題。
捧讀大著，覺從者於行役之時，採風問俗，隨地留意，寔爲不負此行。[226]
讀大著《燕山楚水紀遊》，既辛（筆者注：當作卒）業，銘佩無似。雖雜金片玉，皆非尋常人所能道也。[227]
以上兩段引文分别出自汪康年與梁啓超寫給山本憲的私人信札，都對後者“大著”的價值表示肯定。此書即山本以漢文記録中國之行的《燕山楚水紀遊》，昭和早期即有日本學人將其列爲明治三大漢文中國行紀之一。雖然它無論在篇幅、印數還是名氣方面都遜於另外兩部，但其成書於明治後期，在三者中最晚，作者來華遊歷的時間點介於東亞近代史上兩大重要事件之間，書中所現時事面影、社會風物與作者所見行旅體驗、文士交流都是珍貴的近代東亞交涉史料。
1938年布施知足《遊記所見明治時代的日中往來》出版，選取明治年間三位中國人的日本行紀與三位日本人的中國行紀探討當時的中日交流，最後一部分集中討論《燕山楚水紀遊》。布施認爲，中國在帝國主義兇殘氣焰下國勢日危，山本的談話多關心時事，批判科舉無用，棄絶古典，提倡實學[228]。在研究上最具代表性的是遠藤光正與張明傑的論作。遠藤從作者略傳與刊行目的講起，對山本具體行程與活動做了細緻的文獻整理工作，在此基礎上分析了書中關於日清間社會風俗、文學文化與政治思想層面的比較，最後落腳於山本提出的清國改革建議與康有爲變法主張的相似性及與孫文所代表革命派的不同，很有引導之功[229]。旅日中國學者張明傑討論時進一步深化，稱此書主體是關於山本與維新改革派文人的交流實態與相互認識，字裏行間透露出一代經世的漢學者在日中關係推移之際對當時清朝的嚴酷現實與兩國時局的焦慮[230]。美國學者傅佛果（Joshua，A.Fogel）在博士論文中曾涉及《燕山楚水紀遊》，認爲正是由於山本具有突出的漢語文言文能力，才能與當時活躍於上海新聞界的改革份子進行較高層面的交流。山本通過旅行與寫作確證並加深了其關於東亞地區有必要進行民主改革的論斷[231]。不過，前人研究中亦存在某些牴牾之處：布施稱山本的觀點類似於此前的岡千仞[232]；遠藤認爲“書雖題名《燕山楚水紀遊》，卻絶不單單是觀光紀遊之作”[233]；張氏將此書看成“日清戰争之後，戊戌變法之前關於中國社會的報告”[234]；傅佛果則認爲“他的旅行記在形式上與此前漢學旅行者如竹添與岡氏的作品類似。他以漢文撰述，幾乎涉及了全部所見所聞。但比較僅限於此，1897年距離竹添來遊超過20年，也是岡踏訪東歸後的第13年。其間，中日兩國都經歷了巨變”[235]。
《燕山楚水紀遊》作爲明治漢文中國行紀，以何種面貌呈現？如何見證甲午戰後與變法前夜的晚清中國？又怎樣藉以回到明治日本反躬自省？近代中日民間知識人士的交流實況究竟如何？漢文與漢文筆談又在其間扮演了什麽角色？上述問題皆非一篇小文可以解答，但都是筆者希望努力嘗試的方向。本文並不希望在帝國主義或殖民主義方面做出過度闡釋，而是期待更多從文學與文化角度探討山本漢文中國行紀之書寫活動，特别是通過漢文及漢文筆談透視圍繞其此行展開的，十九世紀末中日知識人士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知識轉型。
一 山本憲與《燕山楚水紀遊》
（一）山本憲之生平與學術
山本憲，山本晉（澹齋）之孫，名憲，字永弼，人稱繁太郎、梅崖，又號梅清處主人。嘉永五年（1852）閏二月十二日生，土佐（今高知縣高岡郡佐川町）人。夙昔於家修習徂徠派之學，後受教於箕浦豬之吉、大橋真三、松岡毅軒（毅堂，1814/1815—1877）諸儒。維新後修習洋學，業成，出仕工部省。明治初年參加征南戰争，後感無所適從，辭官專爲儒者，從事講説。卒於昭和三年（1928）九月五日，享年77歲。著作包括《四書講義》、《論語私見》、《文法解剖》、《慷慨憂國論》、《燕山楚水紀游》、《煙霞漫録》、《梅清處詠史》、《梅清處文鈔》，等等[236]。
山本嘗自撰墓志銘文，概稱“年壯委身國事，繫囚數年遭赦，開塾大阪，後遷居牛窗”[237]，寥寥數語，寫盡一生。山本一直憂國憂民，關心天下大事。青年時期山本進入明治政府，但他對此段生涯甚爲悔恨：23歲始任“工部省電信技手”，以此爲“誤半生之端”[238]。次年就職“高麗橋電信局”[239]，27歲因“空抱大志，不屑區區從事末技”[240]而辭職。緣此曲折，山本返回大阪開設漢文校“梅清處塾”，同時關注新聞報章。他相繼在多家新聞報社擔任記者與主筆，逐步對自由民權産生興趣，致力建設自由黨，甚至在1885年受邀寫下頗具争議的漢文名篇《告朝鮮自主檄》[241]，卷入“大阪事件”中，招致牢獄之災[242]。山本晚年移居牛窗，於當地繼續經營私塾，教書育徒。門人多達“四千人”，遍佈“京阪四國九州東京各地”，如菅楯彦、渡邊得次郎、川田瑞穗、松村末吉、間島永太郎等，亦不乏康有儀、康同文、汪有齡、嵇侃之類“清人入彼塾者”[243]。山本墓銘又云：“先生篤信孔子之道，憂世之念至死而不衰，尤惡耶蘇教。爲人清廉尚氣節，不與世諧。銘曰：眇此微軀，埋在石下。千歲之後，有知我者”。這類似山本的自畫像，從中可以看出他的自我評價：以儒家思想爲精神信仰，厭惡基督教，處世獨立，人格高潔。結合銘文中的自我期許來看，給人以一種得風氣之先而不爲時人理解的悽愴之感。
山本辭世後，門人刊印《梅崖先生年譜》。書中《年譜一》卷首詳述家世譜系，可知山本氏在當地以文名著稱，耕讀傳家，累世素膺儒術，父祖均曾在當地藩校執掌教席[244]。山本在此環境中成長，“幼受家學”[245]，故而信仰儒學，畢生遵奉。由於是在明治以前接受傳統教育，山本從小就養成對漢文的親近感與熟悉感，曾稱“幼寫己所思，輒用漢文”[246]，“八九歲，能讀白文”，“平生喜讀書作文”[247]。山本的學術興趣集中在史學方面，少年時代即對各種歷史充滿興趣：“童心好史，不好經，殊好讀《資治通鑑》”[248]，14歲從松岡毅軒“專讀《資治通鑑》”[249]，15歲遊學高知，於漢學塾致道館“讀《資治通鑑》，反復六次”[250]；“又好野史”，12歲時“適有疾，藉鄰人所藏《太閣紀》八十四卷，枕上披卷，一日卒業”[251]，祖父澹齋先生藉觀“唐本《水滸傳》及《演義三國志》，因嗜好野史”[252]。
山本從小養成“蒐集奇珍”[253]之癖，尤其酷愛藏書。辭世後，親族遵照其遺言將藏書捐贈給岡山縣立圖書館，後者專門建立山本文庫進行保存。但可惜的是，這批藏書在二戰時全部毁於美軍岡山大空襲的戰火。不過，圖書館在入藏後編有《岡山縣立圖書館藏山本文庫圖書目録》，並流傳至今。據筆者目檢，《目録》共收書918種6000餘册，編號94爲大正三年（1914）山本自筆《梅清處藏書目録》，亦多達五卷五册。編號95至120的26種爲山本自著自編，編號121則爲其設立之梅清處塾内以文社刊物《藝苑》，包括明治二十四年（1891）1至7月的第1號到第7號。其餘部分爲山本藏書，可藉以管窺其治學規模：雖多爲常見之書，缺少珍稀版本，然種類繁多，從經史子集到農工商業，幾乎無所不包，尤以史部與集部典籍爲主，最末又另附“洋書之部”，列舉英文著作11部，涉及西方語言、地理、政論等，可藉以蠡測山本學術興趣所在。
（二）《燕山楚水紀遊》之成書版本與行程路線
山本行前曾有弟子、友人賦詩題序贈别[254]，然《燕山楚水紀遊》皆未著録，僅於卷首刊載自撰識語一則，作於明治戊戌（1898）仲夏。山本於上年（1897）9月下旬啟程西遊，11月底離開中土，12月初歸家，故識語首言“予遊在客歲秋冬之交，既成此稿，附活版，荏苒半載”[255]。静嘉堂文庫現藏《棧雲峽雨日記》初版稿本20部（詳見附録二），《觀光紀游》亦曾再版重印過。雖然《岡山縣立圖書館藏山本文庫圖書目録》中並未著録相關稿本，無法與刊本對讀，也有其弟子認爲此書在山本回國後方才動筆撰寫[256]。但關於《燕山楚水紀遊》之成立，筆者根據現有調查認爲其屬於旅途中日録見聞之累積，正式刊印前山本曾重新統稿修訂。從内容上看，作者在主觀上未曾過多流露寫作痕跡，不過，書中有大量關於中國典籍的征引：一方面，古人詩句的信手拈來可看出其“學識該博，富於文才”[257]；另一方面有關類似顧炎武（亭林，1613—1682）《京東考古録》等材料的大段摘引則或非由於途中攜書以行，倒像是作者回國後查閲文獻對日記原稿的增補。更爲直接的證據是戊戌（1898）歲山本致函汪康年的一段話：
歸帆後，屢辱手教音問，又惠賜《時務報》，隆意殷殷，弟實不知所報。而弟方草貴國觀光紀行文，不即裁書奉答，弟負罪於是乎益大矣。萬在所闊略，幸甚幸甚。所草紀行文纔脱稿，不日將奉呈左右，仰正教。[258]
山本於上年年底方才東還，汪氏當年正月十五日便向其寄贈《時務報》。[259]山本當時正忙於整理遊華文稿，無暇立即復函，因此聊表歉意。也就是説，山本返鄉後不久便已着手紀行文字的編輯工作，而回信落款時間爲“三月十八日”，則歷時三月的訂補，《燕山楚水紀遊》終於完稿。山本在信中亦表示不日將回贈己作，並祈請教正。
刊本《燕山楚水紀遊》爲活字版，發行於當年7月，正值戊戌變法如火如荼進行之際，著者山本兼任出版人，由大阪之“上野松龍舍”印刷。1898年7月28日，汪康年致函山本，提及收到後者寄往上海的四部《燕山楚水紀遊》，表達謝意，並對山本新作進行品評[260]。即使汪氏迅速閲讀完畢並立即撰寫讀後，清末從大阪向上海郵寄書籍只能通過水路，亦需要時間，以故此書正式刊印前，或曾在小範圍内流傳。吉尾寬據此進而認爲“本書早於刊行贈呈汪氏，意味深長”[261]。有論者指出，“此書出版後許多日本朝野之士相繼閲讀，體現出他們隱匿的想要重新認識中國實情的渴望”[262]，但也有學者認爲“由於是限定出版的非賣品，因而部數極少。出版後，尤其是戰後數十年間，坊間稀見”[263]。1963年8月，戰後日本第一代中國研究者竹内實在《人文學報》（東京都立大學主辦）發表論文《明治漢學者的中國紀行》時，便受限於文獻材料而無法按照預定計劃討論《燕山楚水紀遊》[264]。筆者更傾向於后一種意見，由於是私家刻印的非賣品，《燕山楚水紀遊》印數不多，雖爲正式發行，但顯然没有明碼標價、在書肆公開販售的《棧雲峽雨日記》與《觀光紀游》那樣流傳廣泛，更遑論進一步修訂再版。職是之故，此書能否如前人所説廣爲關注，亦值得商榷。
1897年山本“中國之行主要包括北方以天津、北京爲中心的二十日及南方揚子江流域一帶以上海爲中心的三十六日。”[265]雖然作者並未明確在《燕山楚水紀遊》中採用何種計日方式，但結合書中内容和其他外部材料，筆者可以确定作者此行按照陽曆撰寫日記。
明治丁酉歲（1897）9月，友人“久保平三給資五百五十圓”[266]助力山本遊華。9月22日山本辭家抵梅田，往神户。9月23日自神户乘汽船“玄海”出發。24日過周防洋，至門司。25日至長崎，停留二日。27日至朝鮮釜山，停留二日。29日入仁川府濟物浦。30日出黄海。31日（筆者注：此爲誤記，或當爲10月1日）過威海衛、芝罘、渤海。10月2日至塘沽，乘汽車到天津，停留二日。10月4日乘汽車（筆者注：即火車，下同）達北京，停留十四日。10月18日從北京出發南下，乘車過塘沽，達天津。19日乘汽車發天津，達塘沽，乘汽船“順和”出白河。20日入芝罘。21日過山東。22日過崇明島，至上海，停留五日。27日發上海，至昆山、蘇州，停留三日。29日乘汽船發蘇州，30日達上海，乘汽船“長安”下溯長江。31日過通州、泰興、江陰、儀征、鎮江、南京。11月1日過蕪湖、大通、安慶。2日至九江，停留三日。4日乘汽船“江孚號”，5日抵蘄州，過武昌，達漢口。6日乘小舟發漢口，抵漢陽。7日乘舟遊武昌，歸漢口，9日乘帆船下江州，泊刀江。10日過陽鹿，達黄州，停留二日。12日過九江、馬鞍山。13日入蕪湖，過南京，發鎮江。14日過通州，達上海，停留十三日。11月27日乘“薩摩丸”離滬。29日入長崎港。30日入門司。12月1日達神户，乘汽車至梅田，歸家。
山本自述“此遊閲日七十一，雖爲日不多，所經南北行程，陸路一千六百餘里（清里），水路四千五百餘里（英里）”[267]，無論從記録的是時間還是路程看，此書在明治三大漢文中國行紀里都屬最少：《棧雲峽雨日記》主體部分是1876年竹添進一郎的中國内陸之旅“爲日百十有一，爲程九千餘里”[268]；《觀光紀游》所載1884至1885年間岡千仞的禹域踏訪“爲日三百五十日、所經殆八九千里”[269]。從具體路線上看，竹添與岡氏均選擇從日本直航中國，山本則繞道朝鮮進入中國。再結合上述具體行程，山本旅行途中大多藉助汽船與火車，另有小舟、帆船等，這些都是明治時代來華日人常見的交通工具。不過，貫穿《燕山楚水紀遊》全書的26幅插圖卻是包括《棧雲峽雨日記》與《觀光紀游》在内衆多作品並不具備的特色。上文提到山本此前曾在多家報社擔任記者與主筆，故此行攜帶當時較爲罕見的“奢侈品”寫影機（カメラ）應是受職業習慣影響，用以彌補自己“不達丹青之術”[270]的缺憾。山本用寫影機拍下所見之景，回國後再邀請友人根據寫真“摸臨作圖”。
（三）《燕山楚水紀遊》的書寫策略
漢文中國行紀自有一套言説敘述的傳統，以《棧雲峽雨日記》與《觀光紀游》爲例，儘管竹内實、傅佛果等學者已經指出兩書文字風格上的差異[271]，但同樣採用日記體的竹添進一郎與岡千仞都在書中多次提及《入蜀記》、《吴船録》等中國古代旅行書寫的經典，而陸遊、范成大正是日記體行紀的開山之祖。另外，日記體也是數百年來整個東亞漢文化圈中國行紀創作者們一以貫之的寫作形式，按照張伯偉的定義，“歷史上域外文人用漢字書寫的典籍”[272]屬於域外漢籍的範疇，而日本漢文中國行紀正可歸入此類。雖然整個幕末明治時代，大規模的中國行紀寫作方興未艾，但由於社會風氣使然，漢文中國行紀的寫作正逐漸走向盡頭。
山本61歲時，弟子出資爲其刊刻《梅清處文鈔》。卷首門人稱其師平生所作“遊紀文，不下數十篇，而所收唯《木部觀牡丹記》一篇而已”[273]。《木部觀牡丹記》爲單篇漢文行紀，作於山本東歸後不久的己亥（1899），從對牡丹的勾畫入手，結合儒家思想討論人生大義[274]。西遊禹域前數年，山本亦撰有漢文行紀《煙霞漫録》，記述其辛卯（1891）十月與友人結伴遊覽阪西之浣花溪、星島、五劍山等地風景的經歷[275]。此書篇幅短小，僅有十數頁，全爲日記體紀行文，天頭與卷末均録有山本友人之批語跋文，内文亦經圈點。其寫作誠如蘿谷久保篤所評“以才絶之筆，寫奇絶之勝，萬景千狀，宛然在目。實使人自有再遊之想矣”[276]，行文上亦有可媲美陸遊：“瑰奇繡錯，真如浣花秋色，固不減放翁也”[277]。
根據現有材料，尤其是《岡山縣立圖書館藏山本文庫圖書目録》，關於1897年山本朝鮮、清國之行的全部記録僅有《燕山楚水紀遊》。此書爲日記體紀行文，接續了陸游《入蜀記》、范成大《吴船録》以降漢文行紀一脈相承的寫作傳統。結合《燕山楚水紀遊》對范成大故里蘇州當地風物的描寫，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到山本對中國古人的追步。如11月28日探訪蘇州城外諸勝，至虎丘山頂，直見“高塔聳天”，“塔側凝眸，胸襟灑然，村落田畻，參差如畫”[278]；又如次日與其邦人海津、新井共遊范氏晚年歸隱的石湖，抵横塘後頓感“渠身太廣，瀰漫浩渺，粉壁映波，參差如畫”，同時看到所架石橋上構築民屋，立刻聯想起范氏之《横塘》：“南浦春來線一川，石橋朱塔兩依然。年年送客横塘路，細雨垂楊繫畫船”[279]。無論是虎丘塔側的眺望，還是横塘橋邊的凝視，山本都有“參差如畫”的表述，不僅精省用字點染眼前勝景，令人讀之如在目前，而且筆墨含情，並不張揚，感情與風物得到巧妙融合與交涉互動。從中至少可以看出作者嘗試對《吴船録》文筆之洗練簡潔、文體之雅潔蕭散和抒懷之富有節制以及《横塘》中江南春景之絢麗迷濛踵事增華的努力[280]。另外，雖然《燕山楚水紀遊》的日記體形式在體例上與《棧雲峽雨日記》及《觀光紀游》相同，而且書中亦有作者賦詩的痕跡，如10月11日於北京城郊青龍驛“投客棧，仰見壁上有邦人井上素行詩，觀邦人詩，猶遇邦人。未遑盥漱嗽，草卒走筆和之……”[281]，但山本並無類似《棧雲峽雨詩草》、《觀光游草》之類專門的紀行詩集。這可能與其平生長於文拙於詩，喜作文不喜作詩的特點偏好有關。
二 《燕山楚水紀遊》與中日漢文筆談
山本此行與不少晚清知識人士有過交流，涉及的話題領域廣泛：時政、制度、禮儀、風俗、宗教、學術、思想、文學、文化、語言、教育、醫學、農業、工業、商業、軍事、住宿、飲食等，幾乎無所不包。雖然口語不通，但藉助筆管，通過漢文筆談的方式，山本得以直抒己見，與“會話”對象交换意見，並記録於漢文日記中。山本東歸不久，旋即着手整理日記，增補修訂，彙集成册，題名《燕山楚水紀遊》。此書付梓刊印後，作者曾以數部寄呈中國之行結交的晚清知識份子，梁啓超、汪康年等人閲讀後立即回函表達意見。在上述過程中，圍繞《燕山楚水紀遊》一書，漢文筆談促成了十九世紀末中日知識份子之間的文化交流與知識轉型。
（一）近代中日漢文筆談芻議
在中國古代，“筆談”一詞含義有二：一指稱筆記類著述體裁中屬於事後追憶的敘述文學，因“所與談者，唯筆硯而已”[282]得名，如宋人沈括之《夢溪筆談》；二則亦有强調書面談話者，側重於通過“筆談”形式實現的互動交際，本文所論便是這一層面的含義。
歷史上有很長一段時間，具體而言，即近代及此前的數個世紀裏，東亞地區以中國爲中心，包括周邊的日本、朝鮮、越南、琉球等國家共同構成了漢文化圈。身處其中的知識份子雖然種族各異，但“内心的感受方式、道德觀念、知識結構等，往往是根據某些基本原則而展開”[283]。他們雖然口語表達不盡相同，卻共享類似的書寫體系。漢文在東亞漢文化圈諸國的文化傳承與歷史發展上扮演了無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上世紀末以降，隨着“域外漢籍”和“漢文化圈”等學術概念的提倡，將前現代東亞地區知識份子的漢文著述視作統一整體的研究傾向日益受到學界重視，相關研究成果層出不窮[284]。作爲歷史上東亞知識人士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漢文筆談材料逐漸引起學界關注[285]。諸家或着手整理相關文獻以爲基礎史料，早前有實藤惠秀與鄭子瑜合作完成之《黄遵憲與日本友人筆談遺稿》，最近則劉雨珍編校之《清代首届駐日公使館員筆談資料彙編》堪稱集大成者；或旁加徵引藉以説明歷史問題，例如張偉雄、伊原澤周等人的論著在揭示其史料價值方面很有開創之功[286]。西方學界或因囿於民族心理與語言環境，相關論述並不多見，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兩位美國學者霍華德（Douglas R. Howland）與傅佛果的觀點。
霍華德將筆談譯作“brushtalking”，指“文人使用漢字進行文學或官方交流”，認爲它“提供了一種機會以聚合當時的文壇名士，彰顯某人的博學多知與作詩能力，並在造訪異域或迎接外賓時分享變動時代自己的日常經驗與印象”，“作爲物質性材料，筆談文獻動摇了我們關於傳統語言活動的分類”[287]。傅佛果視漢語文言文爲“東亞知識份子長久以來共享的通用語（lingua franca）；幾乎所有人程度或高或低都能掌握它”[288]，十分看重其書面表達形式，稱它“作爲交流媒介的重要性怎麽强調也不過分”[289]。
不過，作爲西方人，兩人始終未能完全擺脱自身身份上的局限，潛意識中西方中心主義的價值標準揮之不去。前者稱“筆談極有可能是長期以來中國在東亞地區維持文化霸權的工具，爲了融入書寫代碼（written code，筆者注：即漢文）之中，必須熟悉漢文寫作及其文本運作方式”[290]。後者則將筆談與西方進行比較，認爲日本人通過它“能夠達到甚少西方人（更少西方旅行者）可以觸及的與中國人，尤其是文士與官員交流的水平”[291]，從而判斷這種水平“接近幾乎所有西方人的知識交流水準”[292]。
在傅佛果的定義中，一直以來，筆談雙方開展此項活動時，都是經由“參與者在彼此間傳遞的紙片中書寫漢語文言文”[293]進行對話。因而他在翻譯“筆談”時，採取意譯策略，使用了“brush conversation”[294]這一短語，字面上表示使用毛筆進行交談。中國學者王勇則認爲筆談是“西方知識體系中所没有的交際方式，需要在東亞的思維模式（中）加以詮釋”[295]，故而在英語語境中音譯作“Bitan”較爲合適，如果意譯，那麽可以選擇“conversation by writting”。與傅佛果相比，王勇的解釋更爲恰當，因其不僅着眼於中西不同的文化語境與民族心理背景，還能基於對基礎文獻與歷史源流進行梳理後做出判斷。筆談活動並不限於東方人之間，亦涉及西方人。1534年，葡萄牙船民百餘人漂流至日本種子島，因“其形不類，其語不通”而幾爲村民所殺，幸有當地文士“以杖書於沙上”，船中一明朝儒生旋即作書以答，告以船民雖大多不知禮貌，未通文字，然亦皆人類，“非可怪者矣”[296]。這是西方人最早與日本人邂逅的記録，當時雙方的交流以漢字爲媒介經由中國人的介入得以實現，而筆談工具則是“杖”與“沙”。也就是説，筆談並不一定非要訴諸紙筆才能實現，亦可以“杖”爲“筆”，以“沙”爲“紙”。因而與其在翻譯中突出所使用的工具，不如强調筆談的動作，即書寫行爲。無論藉助哪種工具，交際主體來自何方，筆談這一書寫活動自身藴含的力量與可能性都不容我們忽視。按照傳統四庫分類法，筆談文獻理應劃入集部，不過，歷代作家别集罕有將筆談文獻收録其中者。署名權的擔憂是一方面，更多的考慮恐怕與傳統的文類觀念及文學價值有關：此前罕有學者將其視爲獨立文類。先行研究也大多重視漢文筆談在史料與文獻方面的價值，而專門對其文學與文化方面價值的討論則並不多見。
東亞知識份子由於口語不通，方有以筆代舌，進行漢文筆談的必要，因而筆談首先具有跨越口語障礙，實現書面交流的意義。其次，筆談又稱筆譚、筆話、筆語，現存筆談資料若根據完成方式劃分，大致包括以下兩種類型：一爲當時筆談的原稿，此類材料未經後天改動，保留歷史原貌，最具現場感，霍華德便認爲筆談的運作機制“類似説話，因而缺少字斟句酌與深思熟慮”[297]；另一則爲事後有心之人重新謄抄筆談原件或根據回憶再現筆談文字，它很有可能會因整理者“訛脱衍倒”的無心之失或删改潤色的刻意加工而與最初的筆談内容發生偏差。但無論是以上哪種情形都比當事方個人文集裏的文字更爲原始。
從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角度看，筆談文獻無疑是絶佳的第一手材料。文學形象是在文學化，同時也是社會化的運作過程中對異國看法的總和[298]。文學形象學便是研究文學作品中所表現的異國[299]。它是比較文學擺脱過去單一的影響研究範式的重要嘗試。東亞地區的筆談文獻資料豐富，不僅互動問答與交談時包括大量關於鄰邦各個方面的看法，因筆談本身具有私密性特點而彌足珍貴；而且由面晤延伸出的詩文酬唱、書信往還亦是其中重要的一環，當時的那些作品尚未經過整理成書時的有意增删與修補[300]。
此外，筆談文獻還類似於人類學意義上的田野調查。王汎森便曾稱東亞交涉史料的撰寫主體就像是在替其做田野調查，其中既包括“中國人習而不察的日常生活的觀察與記録”，又保留有“一些菁英士大夫所不記録的地方性文化史料”[301]。筆談文獻是構成東亞交涉史料的一部份，而且伴隨交涉對象的複雜性，它具有不同層面——官方與民間——在思想和文化交流上的多元價值。
（二）《燕山楚水紀遊》所見十九世紀末之中日筆談
山本雖然語言能力不俗，可以寫出成熟的漢文文章，甚至能直接翻譯西語典籍，但就是不會説漢語，這種精通漢文卻無法口頭表達的情況在明治漢學者中較爲普遍。不過，在中國之行中他卻能通過漢文筆談的方式與清季文士交换意見、結下友誼。保留大量筆談文獻，正是《燕山楚水紀遊》最突出的特色之一。本節將在勾稽中日知識人士交遊概況的基礎上，結合山本個人的筆談觀念與實踐，分疏漢文筆談反映的文學與文化等因素，並藉以呈現壓在筆談紙背的思想觀念與心態情懷。
1. 山本中國交遊文士與筆談對象概況
以日程爲序，筆者排列出山本此間所交中國知識份子的名録（以括號框入者表示當日欲見而不得之人）：[302]
10.6（北京）卓氏
10.14（北京）榮善、周笠芝、陶彬、（蔣式惺）
10.15（北京）（翔振）
10.16（北京）翔振、釋雲溪、蔣式惺
10.19（天津）陶大鈞
10.23（上海）力鈞
10.25（上海）余春亭、力鈞、陳元、吴瑞卿
10.26（上海）羅振玉、邱憲、章炳麟
10.30（上海）梁啓超、祝秉綱、戴兆悌、汪貽年（筆者注：應爲汪詒年）、李一琴、汪頌穀[303]
11.7（武昌）（力捷三）
11.8（漢口）金學清、胡薦青
11.9（江州）力捷三、力鐮
11.16（上海）姚文藻、汪庚年（筆者注：應爲汪康年，下同）、羅振玉
11.18（上海）汪庚年、羅振玉、王惕齋、孫淦、嵇侃
11.20（上海）汪頌德、（陳繹如）
11.23（上海）狄葆賢、王錫旗、蔣斧（筆者注，應爲蔣黻（一作黼），下同）
11.24（上海）汪庚年、張騫（筆者注：應爲張謇）、（湯壽潛）、葉瀚、汪大鈞、曾廣鈞、田其田
11.25（上海）、葉瀚、湯壽潛、羅振玉、狄葆賢、王錫旗、蔣斧、汪庚年、曾廣鈞、汪大鈞、汪鍾林（筆者注：應爲汪鍾霖）[304]
11.26（上海）汪庚年、羅振玉
以上所列，皆爲有具體名姓，或至少有姓氏者，總計40人。根據名單可以看出，山本在南方接觸的知識人士多達32人，佔到總數的五分之四，在北方接觸的文士數量不多，比例較小。山本此行實際會面超過一次的清人包括力鈞（2）、羅振玉（4）、汪康年（5）、狄葆賢（2）、王錫旗（2）、蔣斧（2）、葉瀚（2）、汪大鈞（2）、曾廣鈞（2）。其中，與汪康年、羅振玉兩人的交往最爲頻繁密切。
另一方面，山本與上述名單出現者並非皆有筆談交流。筆者將結合山本之介紹，對書中所見進行過筆談活動之清人當時情況略作提示。
卓氏：福建人，與力鈞友善。時官刑部，時年四十二。
周笠芝：安徽人，時年二十六七。
蔣式惺：河北玉田（今屬唐山）人，字性甫。仕在翰林，年四十左右。
力鈞（1855—1925）：永福（今福建永泰縣）人，字軒舉，又字香雨，號醫隱，嘗經鄉試，補知縣，清末御醫[305]。1897年9月在東京，10月返滬。時年四十三。
羅振玉（1866—1940）：江蘇淮安人，字叔藴，號雪堂。1896年春與蔣黻（一作黼）“於上海成立學農社”，“至滬後，設農報館，聘譯人譯書及雜誌”[306]，時年三十二。[307]
邱憲：江蘇淮安人，原名崧生，字于蕃。喜畫，光緒辛巳直隸知縣。
章炳麟（1868—1936）：浙江餘杭（今屬杭州）人，字枚叔，號太炎。時任《時務報》主筆，羅、邱二人之友，“春時在上海，梁卓如等倡言孔教”，“甚非之”[308]，年三十。
姚文藻：江蘇蘇州人，字芷芳，1896年與白岩龍平創立大東新利洋行。[309]
汪康年（1860—1911）：浙江錢塘（今屬杭州）人，字穰卿，號毅伯，甲午進士。1896年“設時務報於上海”[310]，時人推爲報界“翹楚”[311]。次年“與同人設立蒙學公會，發行蒙學會報”[312]，時年三十八。
張謇（1853—1926）：字季直，江蘇通州人（今南通），甲午狀元，1882年隨袁世凱平定朝鮮壬午軍變，10月底“以通廠集資事至滬，卻旅費，鬻字”[313]，“寓陳少巖處”[314]，年四十五。
葉瀚（1861—1936）：浙江仁和（今屬杭州）人，字浩吾，嘗爲張之洞纂首，時年三十左右，與汪康年立蒙學公會，創辦《蒙學報》，聘請古城貞吉、曾廣詮總司東西文，時年三十九。
湯壽潛（1856—1917）：浙江山陰（今屬紹興）人，字蟄仙，光緒十八年（1892）進士，時年四十二。
由此可知，《燕山楚水紀遊》書中保留筆談内容，且至少提及姓氏者有12人。山本與卓氏、蔣式惺與周笠芝在北京筆談，此外9人的筆談地點都在上海，且里居皆集中於東南沿海一帶。另一方面，山本時年四十六，較任何筆談對象的年歲都大。
2. 《燕山楚水紀遊》所見筆談觀念與實踐
書中尚有未提及個人信息者數人，作者關於筆談的態度在他們身上可以略窺一斑[315]。一次是10月12日山本往遊京郊，在青龍享用午飯之際：
偶有一人，入予房筆談。館主曰：“五品官也”。年可六十，爲人粗野，筆談亦不成文。[316]
雖然“筆談”一詞兩次出現，但可看出山本對這次交流並不滿意：一方面，他是這次筆談活動的被動接受方；另一方面，此五品官由人品意義上的“粗野”被聯繫到書面表達上的“不成文”。可以看出，交流對象進行筆談時能否“成文”是山本最關心的層面。有時遇到“不知字”者，筆談更是無法進行。如當日上午在碧雲寺，山本就錯過了交流機會：“方丈入京不在，雛僧皆不知字”[317]；又如11月6日抵達漢陽，行至禹廟，“舊在山下，移置山上。道士守此，不知字，不能自辨其爲道爲佛也”。這些例證都是由於山本希望主動交談的對象不通曉漢字而造成筆談活動失去基礎，無法進行，山本想要進一步了解寺廟情況的願望自然受阻。更與甚者，11月11日，作者造訪黄岡定惠院，見其寺今皆荒廢，且守寺僧“皆不解字”，進而對比兩國情形：
在本邦，客抵館，館主必爲客指示名勝舊跡。雖車夫馬丁，無不辨其處。又有勝地屬荒廢，醵錢修理，不使歸湮滅。然在此國，上下殆不解名勝之爲何物。雖至湮滅無跡，夷然不顧。其乏雅趣若此夫。[318]
作者筆下晚清中國與明治日本在名勝舊跡荒廢時的不同態度與處理方式自是實情，毋庸贅言。但清國“上下殆不解名勝之爲何物”的説法則略顯誇張，屬於作者無法與寺僧筆談時不滿懊惱心態的延伸。
另一次是11月2日晚，有人來山本休憩的九江春和客棧“通刺筆話”[319]：“頗爲詭激之言，每一話畢，把紙燈火燒之，且請爲他人秘之，談移刻而去”[320]。兩人筆談的場所應是山本的客室，别無他人在場，客觀上創造出保密性與私密性都極强的密閉的私人空間，這種“密室私語”[321]也爲筆談雙方帶來暢所欲言、大膽直陳的勇氣。類似的場景在《觀光紀游》中亦曾出現。1884年9月21日在上海士子張焕綸家中，岡千仞請求前者“姑退左右，使……終其説”[322]，並得其應允。岡氏詢問李鴻章如何應對法寇，張氏將對李氏的不滿和盤托出，也促成兩人筆談内容不斷深化豐富，所涉敏感話題，至今讀來依舊令人心潮澎湃。1890年代，清河（今屬江蘇淮安）人王錫祺編纂《小方壺齋輿地叢鈔》，其中第5帙收録《觀光紀游》時將整段筆談全部删去的做法不僅從另一角度證明了此内容的敏感性，也在在體現出這種空間的私密性質[323]。但另一方面，即便如此，張氏並未要求岡氏立刻燒掉筆談紙本，後者甚至很可能最大限度保留原貌寫入書中。《燕山楚水紀遊》所載當場銷毁筆談原件的做法在筆者已經閲讀過的明治中國行紀裏很罕見，而在朝鮮燕行使節與滿清官員筆談時則多有所見。從後來成書的《燕山楚水紀遊》的記録可以看到，作者忠實地遵守了諾言，没有提及任何筆談實質内容，但又能保留“詭激之言”與“每一話畢”這些生動的細節，處理得較爲妥貼。此外，山本出於保密與誠信而隱去筆談對象的姓名，而原本他應該是知道的——對方向其出示過名刺[324]。
3. “第一人”身份與服制問題
山本在書中不時以隋唐以降民間日本士人首次來華者自居，不時標榜自己的“第一人”身份。卷首自序即言：
在昔朝廷與隋唐通好，士留學楚地者，往來不絶，而彼我鄰交亦密。今則官曹商貿之外，絶無往遊。學者但徵諸書中，胸臆抒説而已。[325]
11月24日他在上海與葉瀚筆談時又謂“今兩國商賈往來者常聞之，未聞士大夫往來者”[326]。按照其理解，隋唐之際中日交流密切，文士往來頻繁，這與歷史相符，没有問題。但稱當時兩國除了外交與商業人員往遊之外，没有任何交流，尤其是學人只能通過書本閲讀，從紙面上了解彼此，這種説法值得商榷。鴉片戰争以降訖於山本來華，清人羅森、王韜、王治本等皆曾出於各種因緣際會東遊扶桑，分别撰著《日本日記》、《扶桑遊記》、《新潟新繁昌記》等紀行[327]。即使撇開中國文士不論，假定山本此論偏向日本情形，自十九世紀五十年代美將佩里（Matthew Calbraith Perry，1794—1858）率軍迫使幕府開國以來，漢醫岡田篁所《滬吴日記》、僧人小栗棲香頂《北京紀事》、軍官曾根俊虎《北支那紀行》、武士上田休《中國旅行日記》、畫家吉嗣拝山《江南游草》、留學生井上陳政《西行日記》、記者尾崎行雄《遊清紀》等中國行紀都是作者實訪親歷的記録。若限於學者而言，岡本監輔的《烟台日誌》、《支那遊記》與岡千仞的《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等材料都是在野儒學者眼中晚清社會的重要寫照，就連更早踏訪禹域的竹添進一郎，所撰《棧山峽雨日記並詩草》的主體部分，也是其失去官方外交人員身份，單純以一介儒生的面貌體驗中國内陸時完成的。遺憾的是，上述任何人名或書名皆未曾在作者筆下有過提及。不過，如果從客觀上找原因，也許是山本此行交往的清人與上述士子尤其是學者竹添進一郎、岡本監輔（韋庵，1839—1904）與岡千仞並無密切交往。
與其所謂“第一人”身份相聯繫的還有服制問題。10月6日在北京，黄昏中“小雨風起”，他回想起白天遭受路人奇異眼光的經歷：
邦人遊此國者，皆服洋裝，而予獨用邦制，戴角巾。今日途上，人多簇擁聚觀異之，往往以爲高麗僧，以爲回教徒，或以爲日本道士。本邦無道士，此評尤奇矣。[328]
實際上，日本遊訪禹域者並非“皆服洋裝”，亦不只有山本一人“獨用邦制”。明治前期遊華的竹添從北京進入中國内陸，一開始便“衣滿衣，冠滿冠，爲蒙古僧行腳狀”，而被友人重野安繹評點時笑爲“亦一奇事，好個一部膝栗毛[329]”。之所以選擇清人裝扮，作者其實擔心其他服裝可能會帶來不必要的麻煩，節外生枝：“以避人指目”，即便如此，剛到潼關（今屬陝西渭南），他便被認作伶人，引發衆人圍觀，且此後“飯店、宿房，俱極雜沓，一路始多事矣”[330]。先於山本十數年來華的岡千仞便全程皆“襲故服”[331]，因而沿途亦有如“市人觀余異服，前後群擁，使人不勝”[332]，“岸上市街，男女擁觀，使人不勝”[333]般類似山本的遭遇，其間除了好奇心的驅使外，亦不乏害怕甚至充滿敵意者：“村人群觀，童兒或有走泣者”[334]，“村童見余異服，前後擁遮，牽衣打肩”[335]，“市人見余異服，簇擁，有投瓜皮瓦石者，猶我邦三十年前，歐人始來江户時”[336]。服制背後反映出的是觀看凝視與心態取向的問題。“旅人觀看他者，也成爲被他者觀看的對象、以及被觀看景觀中的一部分。”[337]正如卞之琳《斷章》中的詩句“你站在橋上看風景，看風景人在樓上看你”[338]，看與被看帶來了視域融合，形成了自我與他者之間的“吊詭關係”[339]。在凝視的過程中，既存在印證期待視野中相似性的認同感，亦伴隨背離心理預期的違和感。另一方面，岡千仞在與沈孳梅（瘦生）、李鴻章等人筆談時均表示歐服是日本政府的官方規定，自己作爲在野處士，則不受此限。雖然表面上聲稱“衣服唯意所適，故用故服”，但其背後卻是宗奉孔聖，以儒者自居、認同古代中國的心態取向與價值判斷。而山本甚至在與章炳麟筆談時面對“先生所用衣冠，貴國舊制乎”的疑問，採取誇大事實的策略以“見今上下皆用之”應答，並進一步表示：“貴國在明以前，亦用此服。明亡，衣冠一變，然則弟此服非敝國舊制，而貴國舊制也”[340]。漢文化圈中，朝鮮與越南是“天朝禮治體系”下最爲典型的朝貢國，前者長期以“小中華”[341]自居，後者則自稱“中華”。日本儘管曾出於利益需要，間斷接受過“册封-朝貢”體系的某些方式，但依然遊離於古代中國的大一統之外。近代以前，中日兩國的關係大約可以“准朝貢關係”來概括。作爲島國的居民，日本人對於自己與大陸的分隔有着敏鋭的意識，一直與中朝文化間存在一種模糊的聯繫[342]。德川幕府之前，它更傾向於同越南一樣，保持“日本即中國”的意識；明治維新以降，主流日本人已不屑自甘爲中國，“由‘争中華’到‘看不起中華’的態度轉變”，成爲此時“支那論的基本論點”[343]。山本上述筆談中關於服制的保守觀點依舊保持江户時代的傳統，在當時屬於邊緣。
4. “藴蓄之寶”與知識轉型
岡千仞在《觀光紀游》中直陳“所耳目”，記載“中土失政弊俗”，並通過“藥石之語”[344]的形式提出改革措施，尤以仿效歐美爲主，包括變風俗、建學舍、興實學等。與此類似，《燕山楚水紀遊》也記録了山本爲晚清社會提出的“藴蓄之寶”。在中國之行的尾聲，他與葉瀚交往最爲密切。11月24日，二人初識，相談甚歡。次日，因山本行程急迫，後者擔心機會稍縱即逝，請其將如何應對時局的改革建議和盤托出，言辭懇切：
先生速歸，弟不得常親丰采言論，亦深悵恨。今日得趨承雅教，蒙不見拒。三冬餘間，把手情話，雖片刻歡言，五城璧不易也。在先生績學有素，必有藴蓄之寶。敢求賜教，指示歧途，以作不才之準質，則幸甚也。[345]
山本應答時没有直接透露，而是把話題轉移到對方身上。實際上，葉瀚迫切期待的“藴蓄之寶”已散見於書中前文各處。
在與清人的筆談中，山本的意見主要體現爲兩大方面：一爲日中提攜，同仇敵愾；二爲恢復宗尚孔教的傳統。
A. 日中提攜，同仇敵愾
《棧雲峽雨日記》中竹添進一郎與俞樾和《觀光紀游》中岡千仞與王韜之間的情誼讓人印象深刻；在《燕山楚水紀遊》中，山本與力鈞之間天涯知己般的友情同樣令人動容。出發前，山本在大阪曾遇見因事遊日的福州人力鈞，後者熱情邀請他訪問其家鄉，約爲“西道主人”[346]。山本結束北方遊歷，甫抵上海之際，恰逢力鈞自日歸滬，“候船航福州”[347]，住在福來客棧。山本前去拜訪，因計劃“蘇杭、長江諸勝”[348]，力鈞苦勸其同遊福州而不果。次日夜晚，山本即將啟程遊蘇，力鈞往送，依依不捨：“君今日行，我明日歸。相隔又數千里，不知夢魂得相依否？”[349]
最早在北京與刑部官員卓氏筆談時，面對後者所稱“先生有志當世，所見所言，必有所得。亦欲領略高論，以括聞見，不敢言正也”[350]的盛情，山本一番自謙後，突出兩國自古以來“壎篪相和”的兄弟情誼，以“睚眥之事”、“兄弟鬩墻”、“何足介意”的態度，對待兩年前那場驚濤駭浪般的戰争，提倡捐棄前嫌，同仇敵愾，共禦外侮，並以“惟高見亦必若斯”作結。如此表述讓卓氏難以拒絶，不僅將清國在甲午海戰中的慘敗理解成“如聞晨鐘”、“敝國之幸”，更附和山本所云稱兩國“同居亞洲，唇齒相依”[351]，應該着眼未來，不能沾滯目前的意見，對其深表讚同，欽佩有加。這樣的筆談内容很容易讓人聯想起十三年前岡千仞與上海知識人士的觀點。
明清兩朝，琉球一方面持續向中國朝貢，另一方面又與日本薩摩藩保持聯繫。明治七年（1874），日本藉口琉球漂民被殺，出兵征臺，實際上將琉球劃歸本國所有[352]。明治丁丑（1877）八月岡千仞爲《沖繩志》（一名《琉球志》）作序，認爲琉球“一島兩屬，名號不正”[353]，因而站在日本立場上進一步提出日本政府册封琉球島主爲藩王，將其納入本國體系之中的舉措實爲利於東亞抵抗外侵的良策。明治十二年（1879），日本廢除琉球藩，設立沖繩縣，以廢藩置縣的方式處理琉球問題，史稱“琉球處分”[354]。1884年12月14日，岡千仞在上海讀到了與自己意見類似的《興亞策》五篇，作者李鍾鈺主張中國不如把琉球讓給日本，聯合對付歐美列强。岡氏附論其後，稱中日兩國“唇齒輔車”，不能因屬於“末界微事”的琉球處分影響内部團結，讓他國有可乘之機[355]。
雖然十三年裏，中日兩國之間發生了甲申政變、甲午海戰之類的衝突，但措辭上的“末界微事”與“睚眥之事”，“唇齒輔車”與“唇齒相依”何其相似。但是，岡千仞在與中國知識份子筆談涉及琉球問題時，總是小心謹慎，用語曖昧模糊，不輕易表態[356]。而山本對待甲午海戰的態度卻在來華後與清人的首次筆談中表露無遺。
即將離開北京時，山本在與另一位文士蔣式惺筆談時再次申論日中提攜的重要性。蔣氏詢問京師不若日邦潔清的解決辦法，山本則以爲此屬細枝末節，而兩國兄弟齊心，共謀世運方爲“應時急務”：
貴國與敝國同位亞洲，久爲同文之邦，且同奉孔教，宜永存唇齒輔車之勢，以謀世運泰明。[357]
雖然這一次山本没有讓人礙於情面難以拒絶的表述，但後者也與此前的卓氏表現出同樣的態度：“唇齒之邦，宜相維繫，甚是。”[358]
如果説在上述筆談中，兩位清人有可能是相對被動地讚同山本建議，那麽設立蒙學公會的葉瀚在與其初次見面時一番客套後的表露心跡則是主動爲之：“先生東方賢達，我國又同在唇齒，何以善其將來，同保太平？乞先生明以教之。”葉氏所言，山本深契於心，亦給其提供發揮之空間，此時輪到他對清人意見表示讚同：
先生抱藴偉大，使人景仰。貴我兩國，唇齒相依，誠如高諭。獨西方之人，實所同仇。禦侮之要，在振作東亞形勢，此當以兩國人往來親善爲急務。[359]
當天及次日的筆談，兩人就如何“振作東亞形勢”交换意見，共同認爲除兩國士人努力提高往來頻次外，亦亟需創辦各種學會，“開學授徒”[360]，尤其是傳授格致之學，加强時務教育，“設立東中學科”，加强語學教育。對於學會的强調，著眼點是期望力促“以後兩國學生，彼此通家定好”，從而成爲“亞東一大轉機”[361]。
B. 恢復宗孔，匹夫有責
值得一提的是，山本幾乎每次筆談都會强調兩國自古以來“同文同教”。正因爲使用相同的書面文字，方使漢文筆談成爲可能，這偏向於媒介技術層面。而“同教”的意思則指擁有共同的儒家信仰，因而彼此思想背景接近，容易莫逆於心，形成類似的認同感。山本素膺儒術，遵奉孔教聖道，這種信念也在其中國之行裏貫穿始終。他帶着朝聖心態來華，而此書卷末所載與葉瀚的筆談因山本即將回國也帶有總結全程的意味。上一段論及，山本對葉氏創設各種學會、學堂之舉深表讚同，與此同時，他站在學問“宜有所生”的角度，特别看重通過教育拯救時局，認爲從根本上應“以孔教爲心骨，以西學爲冠冕”[362]，這也是其中國之行與多位晚清知識人士包括蔣式惺、羅振玉、汪康年與張謇等筆談時反復申論的改革總原則。
在北京與蔣式惺筆談時，後者稱清國“近患文勝”[363]是西方批評最爲集中的地方。山本則認爲“近患文勝”的窘境是由於中土禮樂不興造成的，西人華而不實，東亞應依靠自己的特質扭轉時風，而不是單純撿拾“西人餘唾”[364]。蔣氏深表讚同後轉而論述“西教淺薄，孔教切實”，這與上節所分析的山本觀點一致。他進一步指出“孔教日晦”[365]是由於後世在章句分歧上糾纏不清，模糊孔教原義與主題，以故責任大多應該歸結於學者身上。兩人又都十分推崇《論語》：山本平日授徒專讀《論語》，蔣氏亦謂倘若“人人胸中熟讀兩本《論語》”，那麽國家便可臻於“治平”[366]。山本畢生關注、閲讀與講授《論語》的心得體會結晶集中體現在20卷的《論語私見》上。翻檢《梅崖先生年譜》，其晚年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完成此著上，幾乎每年日記皆有提及，七易其稿後仍從事“改竄及句讀”[367]，最終於其殁後由“以遺命秘藏其稿本”的弟子渡邊聯合同門“捐貲上之梓”[368]。在與南方文士羅振玉的筆談中，山本再次顯示出對《論語》的尊尚：“弟崇《論語》，每早起，必誦一二篇”。《論語》已經融入其日常生活中，成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羅氏稱孔教衰頽正是由於“宋儒卻考據爲不足道，於是日流爲空靈，至今日而極”[369]，認爲朱熹《四書集注》對孔孟原義誤會太多，耽誤後學不少。山本謂“聖門之學，專在經綸”[370]，批判朱子學過於微妙，近乎佛家。最後羅氏表示宋儒所談太虚，不及倫常日用，當下中國“直無孔教，士子皆誤於制科文字，絶非孔教本來面目矣”[371]。
汪康年是山本在中國旅行期間交往最爲密切的晚清知識份子。雙方首次見面是在藤田豐八特地安排的酒席上，山本在未遇汪氏前便對其印象頗佳：
有德望，徵辟不就，以清節自居。近日起《時務報》，論時事，該切痛到，爲諸報魁。[372]
汪康年是甲午進士，但並未出仕。當時由於梁啓超的出走，所以汪氏由合辦變爲獨掌《時務報》。他對時務的關注與提倡是山本尤爲欣賞和看重的。與此同時，關於山本的見解汪氏亦深表讚同，筆談之初便總結“竊聞先生之論，欲實奉孔教，而以西人之政法輔之，此説於弟意最合”[373]。這種概括十分精到，可以看作是對“以孔教爲心骨，以西學爲冠冕”的細節性詮釋。此外，山本與張謇交流時對日本國内現狀有較多討論，稱日東情況爲：
顧三十年來，官獎勵西學，漢學殆拂地。數年來識者大有所顧慮。漢學西學並行，此殊强人意。[374]
也就是説，由於明治政府力主維新，全盤西化，漢學地位逐漸邊緣化，日本志士對於漢學日衰的狀況亦有隱憂。張謇則對比兩國現狀，羨慕日本在獎勵西學的同時尚且知道不可廢棄漢學，而中國士大夫則病在“務博而離，離故不精，又狃於科名利禄，致成積弱”。山本認爲孔聖教誨符合日本舊俗，因而日本人“尊信儒術”，由此闡述自己的意見“欲革一國弊制，宜從下爲之，不宜委諸有司”[375]。掌權者的專擅獨裁很大程度上由在野君子“袖手旁觀”的不作爲所造成。此前與蔣式惺筆談時，山本便稱要改變主政之人獨斷專行的局面，不必等待議院制度的設立，而是應該自發形成“處士横議”、“各抒己見”的風氣，評論當局者之得失。山本謂“食其國之毛者，死於其國之事”，張謇認爲近代日本的日益强盛離不開幕末以降的普通士庶參與的尊王攘夷與籌設議會，即使“觸發抵罪”[376]，亦在所不辭。在山本眼中，東漢黨錮與前明東林的事跡功垂史册，都是後世士大夫應當師法的典範。這一點他在與汪康年筆談時曾提及，山本將目前“孔教不振”的局面比作“日月之食”，必定有撥開雲霧見天光之日，爲之努力“責亦在吾輩耳”[377]。東漢前明諸賢雖然下場甚慘，但卻讓“讀史者大聲呼快”[378]，而且是欲行改革在所難免的。
山本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般參與東亞時政的熱情，曾向羅振玉坦白心跡：
既奉聖教，常欲附貴國名士驥尾，講振興之策，行之宇内，獨恨貴國人士所納交者極少。[379]
山本因信奉孔教而以中國事情爲己任，希望親身踐行“處士横議”，通過自己的建言獻策影響清人，幫助中國早日實現民族復興。羅氏期待有朝一日兩國名士能攜手共創協會，仿照日本興亞會規模，互通彼此消息。對此建議，山本當時並未明確表態，而是再次重申“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精神：“天下之事，不宜徒委之當局者，亦在下者之責也”[380]。
C. 書籍贈酬，知識交流
自幼酷愛藏書的山本此行至少有三次由同胞陪伴在上海主動購書的經歷。自北南下抵滬次日，河本磯平（1868—1899）便與其“抵書肆，購圖書”[381]，11月16日、18日又與那部武二兩次前往書肆買書[382]。另外，通過漢文筆談展開的書籍贈酬亦與知識交流關係密切。與蔣式惺筆談之初，後者便贈送其父箸生先生所著《友竹堂集》作爲見面之禮，筆談臨近結束，山本又“相約歸阪後贈足利學校所傳《皇疏》，與物徂徠、太宰春台著書數部”[383]。
山本許諾回國後贈書的不止蔣式惺一人，還包括羅振玉。10月26日雙方筆談的實質性内容首先是關於經學。羅氏詢問山本學術取向上偏重於漢學還是宋學，後者自述：
專從漢唐説。敝國二百年前，有物茂卿、太宰純二人，排宋推漢，又别開生面，是弟平日所宗也。[384]
可以説，“排宋推漢”、“專從漢唐”是山本儒學價值觀的一個重要方面。羅氏因爲山本提及太宰純的名字而感到興奮：“玉平日服膺於貴國物氏之學，今見先生，如見物子，甚快快”[385]。這樣的場景似曾相識，一如二十年前俞樾與竹添進一郎於春在堂的筆談。俞氏詢問竹添是否認識《管子纂詁》的作者安井衡，對於此書“讀而慕之”[386]。而安井正是竹添的業師，“客歲九月以病卒”，竹添稱“此翁死”則日本“讀書種子絶矣”[387]。俞樾當時見到竹添亦有如見安井其人的感覺。羅氏口中的“物子”，與“物茂卿”，以及上文提到的“物徂徠”都是同一個人——荻生徂徠（1666—1728）。他本姓物部，名雙松，字茂卿，號徂徠（據稱典出泰安徂徠山或《詩·魯頌》“徂徠之松”），因模仿中國風習而將雙姓“物部”改作單稱“物”[388]。因而也可被山本稱爲“物茂卿”或“物徂徠”。荻生是日本江户時代（1600—1867）著名的儒學者，以崇拜中國文化著稱。在治學上，他反對宋明之學的“心性崇拜”，提倡“聖王之道”的“古學崇拜”，其創立的古文辭學派是德川儒學在“古典復歸”方面最有特色的一支[389]。羅振玉以中國甲骨學、敦煌學的奠基人聞名後世，早年的學術積澱植基於古學[390]，出於學術興趣，自然對荻生有親近之感。另外，山本筆談中與荻生並稱的“太宰春台”、“太宰純”（1680—1747），姓太宰，名純，號春台，字德夫，是荻生門下最著名的弟子。在有關《論語》的著述方面，荻生撰有《論語徵》，太宰撰有《論語古訓》及其《外傳》，羅氏已讀前者，太宰之書則未見，故而山本答應“歸國寄獻二家書”。
此外，山本再次提及之前承諾寄給蔣式惺的《皇疏》：“弊國有一種皇侃疏本，足利學校所傳者，與邢昺本章句頗有異同”，進而由此引出對朱子學的批評，認爲“朱熹不見此等書，是以每説不通”[391]，並舉例論證，足見《皇疏》版本之重要。山本在筆談中兩次提到《皇疏》，這兩條材料目前尚無學者論及，而其實際上是近代中日書籍交流上的重要信息。《皇疏》即梁代皇侃（488—545）所作《論語義疏》，在中國本土亡佚於南宋時期，然隋代已經舶載東傳日本，並以古鈔本形式流傳。其中足利學校（筆者注：位於今栃木縣足利市）藏本由荻生徂徠弟子根本遜志臆改後印行於世。其後清朝商人汪鵬自長崎攜回，進獻呈覽，隨即收入《四庫全書》、《知不足齋叢書》、《古經解彙函》等翻刻刊印。雖然《論語義疏》的西漸中土亦對清代學人的《論語》研究産生過重要影響，然清人刻本對根本臆改本復有删改，甚至顛覆原義[392]。而不爲時人所知的是，就在山本來華前十數年，清國首届駐日公使館隨員楊守敬及其後的徐承祖、姚文棟等人在1880年代或動用私人關係，或通過外交手段，以各種渠道希望藉鈔，甚而複製足利學校所藏《皇疏》古鈔本。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翻刻古鈔本《論語義疏》的機會並未實現[393]。雖然，羅振玉與楊守敬曾“在很長時期内保持了相當密切的關係”[394]，但兩人的交往始於1900年均任職武昌之後，世紀末的羅振玉很可能對足利學校所藏《皇疏》古鈔本的價值不甚了解，所以在山本分析《皇疏》文本内容後，他僅以“尊論是極”表達内心的共鳴，並未言及其他。
當日筆談的參與者還有邱憲，他與山本圍繞兩國書籍與書畫的流轉展開交流。邱氏希望了解當前日本的漢籍狀況，山本回答“三十年來，西風流行，古書多爲貴國商估取去。今則極力購求，珍書難獲”[395]。明治以降，西風盛行，漢籍在日本的地位一落千丈。但“商估”的説法並不完全。幕末開國以來，楊守敬、黎庶昌等知識份子利用出使東瀛的機會廣搜佚籍，翻刻刊佈，促使不少中土久已失傳的古書回流禹域。這樣的做法被島田翰等日本漢學者視作本國奇恥大辱。談及書畫，山本認爲日人較清人更珍愛中國古書畫，尤其是近來日本已經在反思明治全盤西化，廢棄舊學之弊，有恢復舊觀之勢，故而泰西畫法與舊派畫法並行其道。
在筆談尾聲，山本又表示出對於史可法的尊崇，兩人呈上己作《邱子家集》、《面城精舍文》與《眼學偶得》後，羅振玉又贈送黄尊素之《黄忠端公集》。山本當晚燈下展讀，對黄尊素的忠憤之氣感佩不已，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又將其子，即著有《日本乞師記》的黄宗羲與在日東文名甚高的朱舜水相提並論。
（三）筆談文獻與晚清文士對《燕山楚水紀遊》的接受評價
上文談及山本與力鈞的交誼，面對分别之際力氏“相隔數千里，不知夢魂得相依否”的感傷，山本一方面以“男子之交，不以行而以神”寬慰力氏“無爲在歧路，兒女共沾巾”，另一方面提出了解決辦法：“若音信往來無虚日，雖隔千里，猶相見之日”[396]。以共享的漢文書面語爲媒介，藉助書信可以跨越國家、種族、地域與口語的鴻溝，實現交流互動。翻檢《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可知，雙方文字神交在山本出遊前便已開始：9月7日力氏致函“梅崖先生閣下臨行得”[397]云云；[398]另一封寫於1901年6月17日，力氏有言“梅崖先生大人閣下，前年蒙惠寄《紀游》一册，即後復一鍼，由郵政寄去，頃接到來札，并《東亞事宜》一册”[399]云云。山本所撰《東亞事宜》出版於1900年，則其“前年”寄贈《燕山楚水紀遊》當在1898年。
在1897年結交的清國知識人士中，山本尤其與力鈞和汪康年感情深厚，前者植基於二人在不同地點多次會面的緣分情誼，後者則更多出於認識論與價值觀上的趨同接近。1897年底返回大阪後，山本對汪康年甚爲想念，鴻雁傳書，寄託相思。他在信中有“爾來每想高風，只增渴傾而已”[400]之類的表述，力邀汪氏東渡扶桑，再續前緣。1898年初，汪氏與“湘鄉曾敬貽君（廣詮）遊日本，遍歷東京、横濱、大阪、神户、長崎等處，匝月而歸”[401]；1月15日途徑大阪之際，山本得以與其“暢敘别後衷懷，以慰平日渴想”。1月18日汪氏回國後去信也提及“大阪停驂，得候望顔色”，特别感謝其“以優禮相待”[402]。
1897年山本中國之行由於天氣狀況與行程安排等原因，遊蹤未及曲阜、福州等地，至爲遺憾。次年汪康年“大駕過阪”之後，山本曾奉書表達心願：“欲再航貴國，致駑鈍於日新之業者久矣。未得機會，私以爲憾”[403]。在另一封書札中，他對於再度西遊的動機有更爲詳盡的解釋：
今年秋冷之候，弟將再遊貴國，淹留數月，竭盡駑鈍，奔貴國改革之事，是豈獨鄰邦人之誼哉！貴我兩國宜與存亡，觀東亞現今之形，即東亞人之所當周旋也，亦弟平生任俠之所不能已也。然數年羈旅，理當謀衣食之資，資若備則啓行也。運速如何，未可期耳。[404]
囿於經費問題，山本不知何時能成行，而最終他未能如願，再也没有踏出國門，終老日東。但是，他對於中國事情的關注與熱情絲毫没有減弱。據《梅崖先生年譜》，9月23日清國政變發生後，康有爲、梁啓超、王照三人來奔，受到山本庇護；9月27日，山本爲清國之事前往東京請求明治政府幫助；10月5日返回大阪發起成立日清協和會[405]。上文提到，羅振玉在與山本筆談時曾提出兩國知識人士合辦類似興亞會組織的願望，但當時山本並未表態。而一年後清國變法遭遇政變之際，山本在日東親手實現了羅氏的願望。日清協和會以“扶植清國，保全東亞大局，加深日清兩國人之交誼，以通彼此之氣脈”爲主旨，梁啓超、康有爲先後在書信詩作中表示感謝與敬意[406]。本文首章提到，山本並不僅是書齋式的學者，他對國家、對社會、對政治、對時務一直抱有極大的參與熱情。其注意點不局限於本國，而是統合東亞整體關懷。山本崇尚自由民權，並參與其中，十幾年前甚至因爲替朝鮮人民伸張正義撰寫檄文而入獄。他在治經方面，雖然“於邦儒獨推物徂徠爲大家，而又厭其文辭奇僻”，其於《論語》誠如弟子所概括的“非古學，非宋學，非折衷學，又非所謂徂徠學。經義章句，直折衷孔子，别立一家”[407]。不同於當時大多日本儒學者汲汲於注疏訓詁，皓首窮經的做法，山本採取中國開明學者經世致用的精神進行政治論證[408]，因而會先後寫出《明九征賊記》、《慷慨憂國論》、《東亞事宜》之類的著作。
本文首章曾提及1898年7月28日汪康年致函山本一事，據内容知山本當年所寄《燕山楚水紀遊》四部，“除拜領一部外，餘三部即遵囑分致葉浩吾、湯蟄仙、梁卓如三君”[409]。也許由於互不熟悉，其中並不包括力鈞，故力氏所得應爲山本單獨寄送。此外，《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中尚有寄贈横濱大同學校的記録[410]。汪氏之信談及自己的閲讀感受，首先對全書内容進行概括評介：
捧讀大著，覺從者於行役之時，採風問俗，隨地留意，寔爲不負此行。書中於敝邦政治頽廢之原，孔教式微之故，尤能洞見癥（筆者注：當作癥）結，言之確鑿。[411]
汪氏不僅褒揚山本此行對地方事務的關注，更肯定書中在揭示失政時弊與孔教日衰原因上的洞察與深入，因而自己雖號稱“忝屬士流，關懷宗國”，卻“讀之不覺悚然汗下，慚愧交并”。與此同時，汪氏還對山本所謂日中提攜、同仇敵愾的期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至於興亞之念，中東聯合之思，時時流露於言間，則尤足見先生志事所在，不僅以筆墨雅飭追蹤古人已也。[412]
在其看來，《燕山楚水紀遊》不僅文筆追步古人，而且可以窺見作者在兩國聯盟、共同興亞方面的志趣。此信末署“弟汪康年頓首”，然其後另有數語，應爲汪氏附筆：
大著記張季直修撰吸食洋煙，其實伊同住友人有吸食者。此事似系誤會。又及。[413]
關於書中所記11月23日張謇房中吸煙器具之描述及其背後反映出作者暗含貶義的態度，筆者在上節已有討論。筆者暫未查到記録張氏本人吸煙的材料，汪氏謂山本所見煙具非張氏所有，並以此爲誤記，於信件正文結束後又特意點出，此事在其看來似乎非同小可。
8月18日，山本回函汪氏，篇首先是對汪氏的褒揚表達一番謙虚：“鄙著謬蒙過賞，慚汗洽背”，轉而以“書中論貴國時勢、風俗等，往往有觸忌諱者，萬賜諒亮，并是正幸甚”[414]數語間接回應汪氏書札附文所言。而在另一封信中他專門對汪氏意見作出詳細回復：“張先生家鴉片具之事，奉承來命，鄙著將再刊，再刊必除削”[415]。山本已從汪氏附文中讀出批評之意，故承諾修正。但實際情況卻是，《燕山楚水紀遊》並未再版，山本記録的原貌得以如實保存至今。
梁啓超在收到《燕山楚水紀遊》後亦有回函。山本在華期間與梁啓超並未進行過筆談，僅曾同桌共飲，屬於泛泛之交。但從當時山本的描述來看，還是能讓人感受到任公的“元氣淋漓”：“啓超字卓如，一字任父，新會縣人。爲《時務報》主筆，將赴長沙中西學堂，聘年未社，文名甚高”[416]。兩人的聯繫在任公東渡避難後才日趨頻繁。1898年11月5日梁啓超致函山本，書札後半部分爲《燕山楚水紀遊》的閲讀感受：
讀大著《燕山楚水紀遊》，既辛（筆者注：當作卒）業，銘佩無似。雖雜金片玉，皆非尋常人所能道也。僕尤喜遊周子墓論南方學派一段，敝邦數千年未經人道也。讀十一月十九日所記謂“是豈獨政府之責，民人亦有罪焉一段”，及廿二日所記謂“此邦無宗教”一段，不禁爲我兩國之人汗流浹背也。[417]
“遊周子墓論南方學派一段”爲11月3日山本於九江遇見周茂叔之“濂谿”，越溪往觀“周子墓”。由周氏作爲程朱理學之源想到南北學問迥異：
南方與中原，爲學之法，迥有徑庭。中原之學，主經濟實用，而南方專談空遠之理。周之時，中原有孔聖，南方有老莊。[418]
北方爲學“主經濟實用”，上古時代以孔聖爲代表，都是山本的興趣宗尚所在，與“專談空遠之理”的南方之學相對立。另一方面，他又認爲北方人司馬遷的文學造詣離不開往遊南方的經歷，“南方山水”、“與南方之人交通”成就其“文章之才”[419]。六朝文的浮華風格是由於“南人之氣所當然焉”，明清知識人士多爲南方之人亦然。中國歷史上，“北方常多事，而南方久免其禍”[420]，因而造成了南方文學盛於北方的局面。但若從山本心目中最高標準——宗孔的角度看，“孔聖之教，不染人心”是南方社會最大的弊病。因而在其價值判斷中，宋明理學的“空遠之理”與“孔氏實際之學”[421]背道而馳。客觀來講，山本所論遠不及日後劉師培的名文《南北文學不同論》那樣詳切紮實、鞭辟入裏，但劉文中的部分論調在《燕山楚水紀遊》中已見雛形。至於任公另外稱道的11月19日及22日部分，下文在討論孔教禮俗與反躬自省時將有涉及，此不贅述。
不過，在稱頌之後，任公筆鋒一轉，開始細數此書缺憾：
惟記中所述相見之人半皆敝邦浮華之士，其所言多與心違，願先生之留意耳。貴邦人到敝邦者多不能得其情實，何以故？蓋來遊者率皆至北京、上海兩處。北京乃最閉塞之區，上海乃最浮華之地。敝邦雖不才，然竟以此兩處之人概論敝邦則冤甚矣。[422]
山本遊華途中既相見又有言的中國文士正是相與筆談的12人，本章首節已有列舉，並簡述其中3人筆談地點在北京，其餘9人都在上海。誠然，可以説北京與上海是近代日本人來華時造訪次數最多，與清人交流最爲頻繁的地方，但也未到“來遊者率皆至”兩地的程度。或許，任公並未仔細讀過竹添進一郎與岡千仞的中國行紀——前者在内陸的陝西、四川、重慶等地，後者在粤南地區的篇幅均在全書佔到相當比例。在任公看來，兩地一閉塞，一浮華，均不足以代表中國實況。接下來，他以地域區分人品，認爲“湖南、廣東之人，陝西、四川、雲南等”，皆“樸願而沈毅，其言呐呐，其狀若村叟，然可以任大事、應大變也”，而在“江浙之間”，則“人人能言時務，人人能結名士，然無一可用者”。以上表述甚爲明了：山本相與筆談之人中，羅振玉、邱憲、章炳麟、姚文藻、汪康年、張謇、葉瀚與湯壽潛八人里居均集中在所謂“江浙之間”，皆爲任公不恥。他特别在意的是汪康年，客歲任公以理念不合離開時務報館，西下湖南，應聘時務學堂總教習，已然與汪氏交惡[423]。戊戌政變後，汪氏的表現更是進一步激怒了任公，因而他會在信中有“血性男子豈可如是”的詰問，也有“其言時務不過爲稻田米謀耳，是江浙人之性質也”的揶揄，更有“以爲敝邦人才即在此輩，未免爲亞洲大陸羞”[424]的感歎。
在接受《燕山楚水紀遊》的同時，汪、梁二人也向山本郵寄報刊與論著，山本亦有爲汪氏《時務報》譯稿，向任公《清議報》投稿的記録。1899年收到《東亞事宜》後，任公向山本贈呈新作《戊戌政變記》[425]。任公在書中解釋政變原因時以疾病譬喻改革：
凡改革之事……如病者，其積痞方横塞於胸腹之間，必一面進以瀉利之劑，以去其積塊，一面進以温補之劑，以培其元氣，庶能奏功也。若不攻其病，而日餌之以參苓，則參苓即可爲增病之媒，而其人之死當益速矣。[426]
任公所謂同時服用“瀉利之劑”與“温補之劑”的療法没有山本“獨有手術一法”那樣激烈，背後所反映出的是對病症狀況的診斷：前者認爲積痞方横塞胸腹，後者則判斷篤疾已病入膏肓。
三 《燕山楚水紀遊》裏的甲午戰後與變法前夜
筆者在前一章討論了山本與晚清文士間的漢文筆談，這一形式帶來了思想文化的交流互動。除了以筆代舌，作者也憑藉雙眼打量審視以前只能通過書本接觸到的中國，通過實地踏訪，他重新閲讀現實中國，心目裏的晚清印象開始呈現，知識發生轉型，進而對明治日本也展開反躬自省。山本來華的1897年處於甲午海戰與戊戌變法這兩大東亞近代史重要事件之間，中國也在時代的風口浪尖面臨艱難的進退選擇。甲午戰後與變法前夜的晚清以何種面貌在作者筆下呈現？他如何感知現實中國，又在多大程度上回想本邦？本節將分别從孔教禮俗、失政時弊與改革反思三個角度申論闡發。
（一）孔教禮俗
《燕山楚水紀遊》卷一日録見聞前有山本的一段自序，其首便謂：
予家世尊奉聖道，春秋設釋奠。會門人行禮，嘗欲一遊曲阜，謁聖廟，觀祭器，以徵舊儀者有年矣。[427]
10月17日即將結束北京之旅時，山本再次追述自己“此遊在欲謁曲阜聖廟”[428]。明治年間，不少來華日本人，尤其是漢學者如竹添進一郎、岡千仞等，遊訪前設計行程時常常視曲阜爲必經之地，將禹域踏訪看作朝聖之旅（pilgrimage）。前往聖人故里，瞻仰遺跡，拜謁先賢，亦是山本的夙願。山本家族素膺儒術，上文已有討論，此處毋庸贅言。
作者帶着朝聖的心態踏上旅程，作爲閲讀者，他最初認爲“同奉聖教”可與“同文字”[429]相提並論，構成中國和日本保持友誼、互相認同的心理基礎。但隨着腳步的推移，山本以旅行者眼光看到的卻是現實中清國儒家廟宇的頽敗。10月6日在北京與同胞香月梅外騎驢拜謁文廟，描述其“雖非不壯麗，然久不經修治，都委頽敗。戟門外碑石數十，或傾或裂，往往漫漶不可讀”。文廟對面的國子監亦“門庭閒寂，見雜草生屋上”。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則是附近“堂塔狀偉，葺以黄甕”的喇嘛廟（筆者注：即雍和宫）與“樓閣閎燿，翼翼拔地”的耶穌堂。前者之壯麗因其爲“清帝所奉”，後者之興盛則緣於“西人狡獪，巧蠱惑人心”[430]。山本對於耶穌教尤爲反感，稱其違背彝倫，旨趣荒誕，崇奉聖道者應不遺餘力地拒斥。
10月27日，山本在船上遇到信奉天主教的買辦，見其默默祈禱，並以此爲中國宗教，他再次指斥“西人狡獪”，悲憫“小民”：其“稱耶教爲中國之教，以欺瞞此國小民。小民蒙昧，陷於術中，可憐矣”[431]。山本當天抵達日本駐蘇州領事館後，同胞爲其導觀當地古跡。首先便是孔廟，其外觀一如20日前北京所見：“門傾堂壞，蔓草蕪穢，委爲鼴鼠之居”。此外，山本又聽聞“每年釋奠，不知芟除草萊，於壞宇敗簷之下行之”[432]，由此感歎中國儒家信仰淪喪，早已受佛道等教污染，質疑禹域作爲儒教國的正統性與正當性：
嗚呼！清人不敬孔教，一至於此矣。奚翅清人，孔子之教，不行於漢土也久矣。帝王皆不信仙則奉佛，不敢甘心奉儒。雖有釋奠，皆爲虚禮。其稱儒家者亦然，乃當葬祭，請僧，招道士，以終其事，此豈儒家之面目哉？世人往往目漢土以儒教國，漢土非儒教國也。雖謂夫子生地，夫子之教未行，何得稱儒教國耶？[433]
關於清人釋奠葬祭的具體表述又見於其11月3日湖上泛舟之際的思考。一方面就日本人而言，“似從重葬禮來，本邦人不必言重葬禮。然不啻子孫之重父祖墓，亦重他人墓”[434]；另一方面清人之“論葬禮，喋喋如此。觀其實際，既葬，去而不顧。子孫已如此，況他人乎”？在對比兩國實情後，山本認定“漢土重葬禮云者，亦非真心重之，而虚飾誇人者”[435]。11月22日在上海與同胞荒井交流時，山本又稱“此國謂無宗教亦可，彼稱儒之人，葬祭托之道士與僧。托道士與僧，以營葬祭，不可謂崇奉儒道也”。現實中出於“古來典禮，不可輒廢”的道德壓力而設立孔廟例行釋奠，結果“到處孔廟，宇蕪頽敗。荆棘没階。不知修營芟除，乃行釋奠於壞宇豢草之中”[436]。儒學與孔廟成爲裝點門面的擺設，流於形式，空洞虚泛。另外，山本再次傳達出對於腥氛淫祠的失望與西洋宗教的排斥：
道士沙門，服垢衣，戴敝巾。寺觀頽圮狼藉，夷然視以爲常。顧上下皆崇淫祠。淫祠從道與佛來，然亦非尊道與佛也。皆好談神仙，亦不必信道士也。而清帝奉喇嘛，非以喇嘛教化國民也。是以儒道佛皆有名而無實。其稍惹人心者，爲耶教。而西人狡獪，傳道之術，莫所不至。清人滔滔陷溺，嗚呼！可畏矣。[437]
“好談神仙”與“不語怪力亂神”的儒家思想背道而馳，清帝崇奉喇嘛教呼應前文“帝王皆不信仙則奉佛，不敢甘心奉儒”，而“西人狡獪”又一次出現，在在説明作爲堅定儒教徒的山本對於西教蠱惑人心的反感。
儘管如此，山本並不厭惡西學，甚至與對西學持有濃厚興趣的岡千仞類似。後者曾與河野通之、高橋二郎、千村芝溝及内田成道等合作，以漢文譯述《米利堅志》、《法蘭西志》、《英吉利志》與《訥耳遜傳》，一方面意在向日人引介西學，另一方面也試圖通過漢譯形式對抗當時和文翻譯的諸種弊端，捍衛漢學逐漸被邊緣化的地位。山本很早就留意西洋事物，甚至在語言上，通曉英、德文字的他顯然較不會洋文的岡千仞更有優勢。他慶應三年（1867）於土佐之須崎首見“西人及兵艦”[438]，次年進入當地洋學校開成館修習英文。甫及弱冠，“育英義塾初成”，“以洋學爲主，漢學爲副”，山本奉大橋慎三（春風）之命擔任助教，“因修洋學”，主要爲“英學及獨逸學”[439]，此間曾英譯和文德川家康之傳，另和譯英文小説。兩年後，他應“相國”三條實美之弟河鰭實文（1845—1910）邀請“授英學”[440]。
山本“尊奉聖道”具有排他性，獨尊儒術的態度與竹添進一郎在作品中表達的觀點一致。後者視儒學以外皆爲異端，如《天主堂》一詩云：“自稱西教窮深浩，不比空疏佛與老。更散貨賄啗重利，籠絡蚩氓一何巧”，從而感懷辟佛斥道的先哲：“孟軻不作韓愈逝，世道之微微於線”[441]。不過與《棧雲峽雨日記》相比，此書的特點在於指出日本取代中國成爲“儒教國”的正當性。漢土“不敬孔教”，已不適合亦無資格延續其名號。放眼世界，當時唯有日本可以承繼道統：
夫子之教善行者，宇内獨有我邦而已。彝倫明於上，綱常行於下，本邦之所以冠於萬國也，其如此，可以稱儒教國矣。[442]
日本“明彝倫”、“行綱常”，保證其政治上井井有條、秩序分明，國家實力方面領跑世界。從夢寐以求“一遊曲阜”的朝聖心態到現實情況下日本應當取代中國成爲儒學正宗，山本實地遊訪前後思想的轉變與其親身體驗所見所感社會時弊息息相關。
（二）失政時弊
明治前期的竹添進一郎面對現實中國的態度較爲温和，但也對鴉片問題表示過深切擔憂。1876年5月21日，竹添行經河南時，面對“鴉片日熾”的現狀，曾直截了當地指出：
鴉片之性，耗精促命。其毒有甚於鴆。吾恐百年之後，四億萬之民盡衰羸，而生類幾於滅矣。爲民父母者，寧可不早作之所乎哉？[443]
明治中期，岡千仞來華遊歷時將中國社會的最大弊端總括爲“三毒”：鴉片、科舉與貪賄。十多年後，山本面對甲午戰後的中國，亦提出了自己關於社會時弊的看法。
鴉片、科舉依舊是山本注意的重點。10月31日乘船上溯長江，自通州，過蘇北諸地，直至南京時，山本看到眼前煙霧繚繞的場景而觸及對於此前行程的回憶：
船中屢見喫鴉片者，兩人對卧，且燎且嘘，昏然如醉。鴉片者，舉國上下所以爲命。入寺觀，僧道喫之；至學塾，師弟喫之；妓樓酒館，無處不備煙具。怡怡自得，不復以邦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爲念，噫！[444]
引文首句所載船上吸煙在岡千仞筆下的蘇南亦有反映：1884年7月1日夜泊蘇州松陵鎮，“鄰座有貴官，吹毒煙，妖臭紛然，終夜不絶”[445]。而此際煙民醉生夢死的狀態亦一如岡氏之見聞：《支那漫遊日記》記録6月11日參觀鴉片館，所見煙民“横卧床上，握管喫煙，昏昏酣睡，憊然如死者”[446]，同日《觀光紀游》亦謂吸食者“其昏然如眠，陶然如醉，恍然如死，皆入佳境者”[447]。引文首句之後，山本稱鴉片已滲入中土各個角落，寺觀、學塾、妓樓、酒館等等，無孔不入，無所不在。以致清人竟對鴉片危害家國命運與百姓生計不復爲念，反而怡然自得。而在岡千仞的視域裏，中土鴉片盛行，其所到之處，上至達官貴人，下至鄉閭平民，皆受鴉煙毒害。在《觀光續紀》“鴉片”條下，岡氏稱“清人嗜鴉片甚食色”，“鴉片爲日用必須物”，“全國薰染煙毒之中，自不知其非”[448]。《觀光游草》中復有《煙店歌》一詩，序云：
中土煙毒盛行，不特小民嗜之，士大夫亦湎之；不特庸愚者溺之，聰明人亦泥之。人人明知其毒人，不敢自拒絶，無謂甚者，賦此以諷。[449]
無論是在閭閻小民，還是知識人士中，鴉片都風靡流行，即使中人明知其會“移人性”、“縮人命”，卻依舊樂此不疲，無所抗拒，這與引文結尾處山本的感慨異曲同工。
岡千仞受王韜之邀來華，然甫抵上海不久即得知紫詮先生吸食洋煙。由最初聽聞友人岸田吟香所言不敢亦不願相信，到獲知上海書院士子葛士濬的含蓄確認後失望之情溢於言表，以致在《觀光紀游》中對於滿清社會煙毒盛行的問題上執行了雙重標準：談論他人毫不留情、直筆痛斥；述及王韜則立場偏頗，有失公允。相對而言，山本在踏訪禹域前幾乎並未實際接觸過清人，故其中國之行中言辭表達方面並無類似岡氏顧及好友臉面的忌諱。11月23日在上海首次接觸張謇：“見誘訪張子（名騫，字季直，通州人，甲午狀元，今家居），房中具鴉片器”[450]。除張謇之名因形近訛誤爲“騫”外，如果結合前段引文看，山本表面上客觀的描述，背後實際暗含貶義，即作爲知識份子的張謇吸食鴉片，是大多數“怡怡自得，不復以邦國之安危，生民之休戚爲念”的清人中的一員。[451]
關於清國之科舉，山本來華之前便比較熟悉，自有判斷。故其10月6日遊觀北京貢院時的思考頗具見解：
夫科舉之弊，不啻他國人論之，清人亦自知之。議論空靈，而考據該博，竟無補世用，雖多亦何爲？科舉之制……其意未必惡。後世失聖人之旨，有司誤其用，遂至不堪其弊。……有司繁文之弊，屢逸俊傑之士，沈淪草莽間，況清之科舉出於愚天下耶？此制度未及改，而欲得俊傑其人，猶北轅求適楚耳。[452]
山本認爲，清朝科舉的弊端在於内容空疏而無法經世致用。科舉本意不惡，但後世忘卻孔聖原旨，所行背離初衷。因此，現行科舉制度不利於選拔具有真才實學的士子，更像是官方藉以愚民的手段。山本並不反對科舉取仕，而是希望改革現行科舉制度的具體實施辦法，讓其結合實際回歸正途，這與岡千仞的看法類似。後者對待科舉亦非全盤否定，而是反對科舉考試“控制思想以拒絶現代世界科學方式”[453]的傾向。故而在理性分析後，提出不可立即廢除科舉，應該拓寬取仕的科目，選拔實學方面的人才，以適應時代的需要。
此外，《燕山楚水紀遊》中還對乞討、纏足等社會陋習及頽敗混亂的社會秩序進行討論。10月4日在天津車站附近，“挑夫喧聚争行李，如餓犬狺狺”，“賣菄者，賣糕者，丐兒乞食者，紛紛沓至”[454]，對此場景，官吏竟熟視無睹，毫無作爲，因此初來乍到的山本還會懷疑“抑亦大國之風歟”[455]；一個多月後的11月7日，他在武昌再次見到乞丐，直接用“穢臭衝鼻”[456]形容之。10月24日在上海，山本見“一館榜‘不纏足會’”，他認爲漢族女性纏足與西洋女性“緊腹”俱爲社會陋習，自不待言，故而“不纏足會”的出現“真爲可慶”[457]。當年7月，汪康年曾與“同志諸人創辦戒纏足會，暫設於時務報館内”[458]，山本所見“不纏足會”榜文或即在其中[459]。遊歷北京的十數日中，10月7日看到康乾後由於“制度弛廢”，已“無復内城外城之别，而道路毁 圮，修治無法，風掃雨洗，□□升降，如度丘壑，毫不似帝都之景”[460]；數日後所見湯山行宫“一半傾圮”[461]，明成祖陵“終歲不修治，都委傾圮，檐朽椽折，墜瓦狼藉。伹幸成乎石磚，纔免墜廢委地耳”[462]。因此，山本離京前總結這個城市“莫物不壯大，而莫物不壞敗。其壯大可以徵明以前之盛，其壞敗可以驗清以後之衰也”[463]。不獨北方，10月29日山本經吴門橋進入蘇州城，當時“兵勇及諸從者甚多，戴各樣帽……使人噴飯。轎夫及從者衣服垢污”[464]。11月3日與4日面對清人“濫入他人房，妄弄他人行李”及强請酒錢這些惡習，山本更多流露出無奈的情緒。他對當時中國的總體感覺是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禮樂無存，没落衰頽。用他自己的話來説就是：“奚翅城郭寺觀之壞敗而已，人心亦壞敗焉，風俗亦壞敗焉，制度亦壞敗焉，將舉國壞敗焉”[465]。針對眼前問題叢生的晚清社會，山本提出了自己的改革建議，同時反思日本應當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三）改革反思
1. 改革見解
10月9日，在關於長城盛衰沿革的大段論述後，山本轉入對現實的思考，認爲一方面長城已失去歷史上的防禦功能，另一方面更嚴重的則是“方今清廷失政，招致豺狼，是疾既入膏肓，雖秦醫難藉手，不可奈何而已”[466]。此刻面對病入膏肓的清國，他更多表現爲無可奈何的心態。
10月18日山本結束歷時半月的北京漫遊，乘船南下，10月21日途經山東時，他從齊魯之地聯想起戰國史事，認爲中日應聯合抗俄，否則下場只會與秦併六國一樣。這一觀點在次年細化申發，以《東亞事宜》爲題刊載於1899年《清議報》上，一年後公開出版同題專書[467]。山本認爲甲午海戰是驚醒清人親善日本的良好契機，兩國宜真心相待，促成“唇齒輔車之勢”。中國幅員遼闊，難免遭遇“外寇覬覦”，“改革制度，安能救之耶”？山本列舉他人所論清國改革法，包括遷都、改官制、改科舉、改學制、改租税、通鐵路、通電信、禁纏足，等等，其看法爲：
此皆所宜改革者。然吾所謂改革者，有大於此者。譬諸疾篤，非尋常湯藥所以能救，獨有手術一法耳。[468]
也就是説，在山本看來，以上措施都是“尋常湯藥”，實屬杯水車薪，對於病入膏肓的中國來説最多只能緩解表面症狀，而日積月累的深層頑疾並非一朝一夕便可解決，唯獨通過手術方有起死回生的希望。
晚清以降，源自西方的“sick man”概念東傳中土，漢譯對應的“病夫”一詞被近代中國知識份子冠以前綴“東亞”，用以自我東方化指涉，想象民族恥辱，其意涵轉移的詳細過程及此前中國本土將個人衛生質素與改革論述密切關聯的做法已爲論者指出[469]。與此同時，從竹添進一郎開始，中國行紀的日本作者們亦反復使用疾病作爲喻體的套語形容現實中國：
譬之患寒疾者爲庸醫所誤，荏苒彌日，色瘁而形槁，然其中猶未至衰羸，藥之得宜，寉然而起矣。[470]
譬猶篤疾人，非温 補寬劑所能治，斷然大承氣湯之症也。[471]
此大帝國是病重的老爺……已成一軀絶望之老體。[472]
三段引文的作者分别在明治前期的1870年代、明治中期的1880年代與明治後期的1890年代初來到中國。隨着時間的流逝，早期積極樂觀的論調不斷褪色，要求中國徹底改革的願望日益迫切。而如果仔細分析語境，這些論斷的預設或背後實際是希望日本承擔起拯救中國、重振亞洲的責任。
我邦小國，固不可以例中土，唯享今日之小康，實由大開歐學，事無大小，斟酌彼制，以一洗千年之陋弊也。顧中土承二百年太平，弊竇百出，與敝邦幕府末世一般。[473]
岡千仞認爲，日本幕府時期同樣存在千年流弊，但由於全盤西化，得以逐步富强，以致“今日之小康”。中國與日本當時的情況類似，如同患病多年的病人，體質虚弱，僅靠普通補品與常規藥物無法根除，必須加大劑量，徹底療救，方有治癒的可能性。
與岡氏相比，安東不二雄的民族居心更爲明顯：
傲然蹯卧於大亞洲之東半，以剽悍健剛之民族滿洲爲頭，以蒙古爲冠，直面遼闊廣漠之魯領，承載中亞大高原之千古白雪，其背包圍、其腹直抵汪洋萬里之太平洋，其足踏及安南、緬甸之肩上，其臂直伸雞林之八道，昂然顧視日本及吕宋諸島，廣擁八十五萬方里之沃土，廣收四億三千萬之民衆，此即爲大清帝國。是我蕞爾二萬四千方里一孤島，日東海國與之相比充其量不啻四千萬之一零頭，我邦人口居其十分之一，然彼邦面積則遠超我邦三十倍。
以東邦開明先進者自任之日東國人，義俠兼備的櫻花國健兒，請擔負病衰老爺之責，讓老爺倚靠在生機勃勃的可愛少年肩上。倘若老爺不幸久卧，遭遇危機，我邦應把握時機取而代之。[474]
在安東筆下，日東海國在疆域面積上僅爲大清帝國的三十分之一，人口數量則等於其十分之一，他所認爲的這種數值上極度不平衡給其帶來擴張本國領土的强烈慾望，而兩國日趨興盛與每況愈下的發展現狀則是其“把握時機取而代之”的野心緣起。
安東之後、甲午前夕來華的宫内豬三郎態度則没有那麽激烈：
儘管國民之怯弱久爲世人所知，卻没有國家比禹域更早開國，擁有更廣土地或更多人口，聖賢英傑輩出，更早整理文物。我邦百般事物從來模仿自彼邦，讀書人遍諳其事。……以來此三百年（自滿清建國以來），皇祚連綿十有餘世，即今紀綱衰頽，萬國嘲侮，余鄰邦人豈不慨歎乎？[475]
引文中宫内對滿清現狀的失望之情溢於言表，爲其惋惜，並轉而憂及自身。從這種意義上講，山本的感受與其更爲接近，他將中朝兩國均視爲日本的兄弟，同時又爲日本在兩國的利益最大化出謀劃策。
2. 反躬自省
山本9月27日從釜山上岸，登陸朝鮮，停留數日。1876年《江華島條約》簽訂後，朝鮮陸續開埠。甲午海戰後，中日訂立《馬關條約》，規定朝鮮脱離中國的屬國地位，“自主獨立”。山本居停期間的思考主要集中在經濟與外交方面，强調日朝情誼，希望藉鏡清人，拓展海外貿易，甚至進一步幻想日語在全世界通行。山本雖見西洋之館“大廈巍然”，但不因此“笑韓人陋醜”[476]，以之爲同仇兄弟。他認爲當地同胞不少，卻“不見當地貿易繁盛之景”，以此爲“邦人所當致意”[477]者。又對比同胞與清人的海外貿易行爲：前者“徒論衣食豐約”，因而“往往破産而歸”；後者則“誘儉入奢”，以故“空手而往，曩滿而返”[478]。此外，山本亦聽聞“朝鮮各埠，邦語皆通”，進而憧憬有朝一日“東至亞米利加，西至歐羅巴，使邦語無不通之地”[479]，此爲其民族野心之顯現。
山本此行自序即謂“爲邦人者，宜遊彼土，廣交名士，提挈同仇，講禦侮之方”[480]。來華後，他亦常常結合造訪城市的狀況反思日本在現實中應該扮演的角色。他從朝鮮乘船進入中國，途經威海衛。甲午海戰後，日本爲保障對當地的控制權，於1895年4月編成威海衛佔領軍，隸屬帝國陸軍。當時日本國内有盡快敦促滿清賠償的聲音，山本反對這種觀點，認爲：
清之存亡，則本邦安危之所繫焉。故爲本邦謀者，宜紆賠償期數年，以待清人兵備充實，使碧眼人無所藉手。若夫論賠償之遲緩者，殆不思國家之前途也。[481]
在山本看來，日清兩國的命運緊密相聯。賠償事宜應迂緩數年，待清軍實力擴充後再行議論。芝罘、天津此前皆已開埠，按照《馬關條約》，允許日本在中國通商口岸設立領事館。當日經過芝罘，他對當地日本領事館所佔地勢表示讚許：“高占爽塏，俯臨深潭，形勢最勝”[482]。11月2日在天津，又對距離縣城數里的領事館選址不滿，而稱“客歲兵戰後，本邦當定租界，而遷延未決”[483]。關於日本在中國租界的發展狀況，結合在蘇州看到的“南岸設租界，甲午戰役後所創也，未見邦人構屋宇者”[484]的現狀，山本認爲政府與民衆都脱不了干係：“漢口、上海、天津等租界，遷延至今未定，是豈獨政府之責？民人亦有罪焉”[485]。11月中旬乘船溯江，謂沿江各埠皆有西人屋宇，日本人則僅僅局限於漢口、武昌、蕪湖三地，批評“本邦商貿，概乏進取氣象”，拘泥國内，“不復知求利海外”[486]。這是希望邦人向西人學習，拓展海外貿易，與此前在朝鮮的心願相類。
結束北京之旅南下時，山本途經崇明島，該地是明人唐順之與倭寇決戰之處，他遥想當年日人“英績”：
當時邦人膽氣吞海宇，萬里征航，視瀛海如衽席。有釁則劫掠，無釁則互市。不啻明沿海之地，從印度、暹羅、安南，以至爪哇、勃熱濠洲，莫地不印足跡。豐公征朝鮮，船有三桅檣，海運之便，易於陸路伐北條氏。後人眼孔豆大，妄皷口舌，議其窮兵黷武，皆坐蒙德川氏鎖港之餘毒耳，亦不直豐公一笑矣。[487]
山本少年時代“喜談時勢”[488]，又非常推崇豐臣秀吉，“自幼仰慕豐公”[489]，“慨豐臣氏事跡不分明，多爲德川氏所掩，常有志於編史，十歲前後用漢文作《豐臣記》，弱冠“始觀大阪城，想像豐公雄圖”[490]，戊戌歲（1898）撰《讀〈太閣記〉》[491]，戊申年（1908）復作《論豐臣氏覆亡》[492]，另曾題詩歌詠，其中“尊戴皇家吾所志”[493]一句正點出其平生志向所在。這與岡千仞的推崇類似，後者不僅撰文歌頌豐臣偉績，而且在漢譯西書時將其比作美國華盛頓（1732—1799，George Washington）、法國拿破崙（1769—1821，Napoléon Bonaparte）等歷史人物。山本此處稱贊豐臣之英勇無畏，又一次傳達出開疆闢土的擴張野心。這種力求本國利益最大化甚至不惜以犧牲他國爲代價的野心隨着其中國之行的推進愈發加强，在尾聲階段由含蓄曖昧轉爲直白明顯，畢露無遺：
夫禹域者，宇内所逐利處也。歐米諸國人來逐利於此，不復遠千萬里，而本邦近接境，朝發夕至，勢爲至便，乃取後於歐米人，殊爲可怪。不及今爲之所，欲無悔得乎？沿江各埠，素不待言也。至大都小邑，到處必見邦人，豈非當今之急務耶？人種既不殊，文字亦同。朝發夕至，與國中不殊。此既勝歐米人萬萬矣，若一致意於此，其爲泰西人所不能爲。亦容易耳。[494]
山本眼中的頭等大事是使中國各地遍佈日人，以便與西人逐利，甚至進一步將“與國中不殊”的滿清併入版圖。
按照比較文學形象學的説法，山本刻畫中國風物人情時，與其謂爲描述異國，不如稱在言説自我[495]。另一方面，“異國形象也可説出關於自身文化（“注視者”文化）有時很難設想、解釋、承認的東西”[496]。旅行本身又是一種跨文化想象，郭少棠認爲：
對本文化感知較深的旅遊者，常常在旅遊過程中不由自主地進行文化的深層認同與反省。他們會將自己融入旅遊景觀的文化意藴之中，藉助已有的文化經驗展開自己的文化觸覺，以此獲得全新的文化深層感受。[497]
山本通過踏訪禹域，亦可發現此前未出國門無法體驗的特質。10月2日他從塘沽乘火車往天津，親眼目睹日本國内無法見到的“鹽田始盡，而紅蓼平敷”的場景，因而認爲“本邦詩入紅蓼者，往往不免誤想矣”[498]。木下順庵的著名弟子[499]，江户中期的儒學者與漢詩人祇園正卿（南海）撰有漢詩《漁父》：
一笠一蓑一釣竿，行無車馬首無冠。生涯只是煙波上，醉裏不知風雪寒。宿鷺眠鷗俱是侣，白蘋紅蓼定何灘。休論舟楫江湖險，君看人間江路難。[500]
祇園醉心李白，詩宗盛唐，提倡“影寫説”[501]。“紅蓼”是生長於潮濕環境下的紅色水草，以此入詩者，在中國古代文人筆下不勝枚舉。禪宗亦有云“白蘋紅蓼，明月孤舟”[502]，將四組意象並置，引人遐想，此詩意境在在與之類似。祇園另一身份爲文人畫家，與野吕介石、桑山玉州並稱紀州藩三大南畫家。明末朱之瑜（魯嶼，1600—1682）、陳元贇（義都，16870—1671）“投歸”日本，一方面受其“名教學術之感化影響”[503]，另一方面也有本國的内部因素，德川儒學勃興發達。在此過程中，日本人將儒者與畫家身份的合一視爲模仿的對象，江户南宗文人畫出現。關於日本南畫，傅佛果認爲：
日本的南畫學派連續多年都在描繪來自中國長江下游流域的風景，而它們在日本任何地方都没有，甚至任何畫家都爲未曾親眼見過。這些山川廟宇似乎正是東亞文人畫家的理想類型。南畫的世界觀因此注定是Sinophilic[504]的，是生活在另一個世界里的人們所擁有的。Sinosphere[505]似乎已經在繪畫的微觀世界中得到複製，而這一微觀世界以中國爲核心。[506]
暫且不論傅氏的觀點是否簡化了朝鮮通信使與日本南畫家之間的交往，此詩摹寫的風景亦可解讀爲南畫世界觀的一種體現：詩人熟讀漢籍，但並未去過中國，通過紙筆展現自己的理想。關於和畫與和詩，山本的看法體現於其11月1日自蕪湖至安慶上溯長江舟中所見：
山勢連亙，來自蒼茫中。山外又幻出一山，嶺外又涌出一嶺。重疊累積，堆藍凝黛，隱見於煙霏翠□之間。此等景本邦所不多見焉。本邦畫家，往往以淡墨描遠山於近山之後。然本邦地迫山高，一嶺屏列，不可望遠山於近山之後。故以此法寫此國景則實，寫本邦景則僞也。畫家之於畫，猶詩文人之於詩文。本邦詩文人，宜作本邦之詩文，則畫家亦宜作本邦之畫。[507]
山本以漢土實景與日本畫作相比，强調真僞之間的對立，認爲畫家應該如同文人一樣描繪本國風物。同樣的真僞原則他也運用到詩作上，11月2日船抵九江，山本“上岸投春和客棧”[508]，然其“風景雖佳，殊欠潔清”[509]，進而開始對清國住宿方面不設廁、無寢被、蟲害多等不便展開抱怨，最後總結稱：
古來彼我詩人往往説旅苦。然在本邦東羈西旅，就館如歸，毫不覺旅苦。故此土詩人説旅苦實也，本邦詩人則虚也，僞也。[510]
作者字面没有表達的潛臺詞是提倡真實，反對詩歌創作的“虚”與“僞”。山本自身長於文而拙於詩，曾稱平生作詩不多，僅有身陷囚獄之際“得若干首，果知詩貴出於性情”[511]。後“遷居牛窗，海山逍遥，滿目皆詩，因是所作詩亦日多”[512]，彙爲《梅清處詠史》一册，卷首自序云己作不留心“詩調得失”，而在乎“史筆真僞”，故“抒己所見”，以期“他日足以資於史家”[513]。在山本的文學觀中，求真是最重要的一點，另一方面他並不介意日本傳統漢學者反對的“和臭”，即提倡“本邦詩文人，宜作本邦之詩文”。11月28日，山本乘坐“薩摩丸”東歸，在船上捧讀詩書之餘有如下感想：
終日無聊，讀《東坡詩集》遣悶而已。邦人之作詩文，務擬漢土人口吻，其稍相違者，一排斥之曰“是帶和臭也”。予謂，太無理。日本詩人，宜作日本之詩。日本文人，宜作日本之文。欲每事擬漢人口吻，則其詩文皆僞也。所謂和臭者，素爲無妨焉。以日本人，欲去和臭，雖畢生從事，豈可得耶？且日本人之有和臭，固其所也。特其有和臭，可以謂日本人詩文而已矣。風氣日開，事物益繁，新作字亦可。[514]
《東坡詩集》爲上日小田切領事所贈，後者即小田切萬壽之助，日本近代外交官、銀行家，亦撰有漢詩集《銀台遺稿》，時任日本駐上海代理總領事。江户時代，荻生徂徠首次提出“和習”概念，倡導日本人創作漢詩文詩應努力使用漢語之語法語彙，排斥因日文習慣表達而不合乎漢語的“和臭”行爲。儘管後人對荻生的詩學宗尚有過商榷批評，但文戒和習、避免和臭的思想長期在日本漢學界佔據主流，成爲衡量日本漢詩文創作是否純正的重要標準。明治維新以降，日本民族主義興起，國學日趨盛行，與洋學、漢學並稱，呈三足鼎立之勢，傳統意義上和臭的弊端反被標舉爲國文學異於漢文學的民族特色所在。山本離開中國時的這段議論與當時日本國學者的口吻十分相似。他再次强調日本文人應該創作符合本國特點的詩文，其論點可分作三個層次：首先，如果一味講求漢人口吻，則會違背其文學觀的求真原則，造成“詩文皆僞”的後果；其次，對日本人而言，和臭與生俱來，根深蒂固，無論如何也擺脱不掉，它不會影響對詩作好壞的評判，反而正因爲其存在，才可被視作日本文學；最後，明治政府力主維新，全盤西化，許多新事物、新因素的湧入帶來新詞語、新概念的産生，山本認爲將其引入詩歌亦無不可，從某種意義上説這種心態與近代日本從“和魂漢才”到“和魂洋才”的觀念轉變類似[515]。
結語
1897年是山本生命中的重要節點。此前他幾乎從未與清人有過實際接觸，只是廣泛涉獵漢籍，對中國充滿了各種想象。以自由民權志士自居的他甚至在1885年“大阪事件”中那篇名文《告朝鮮自主檄》裏爲了幫助雞林百姓争取自由民主而大罵其宗主國：
清人犬羊爲性，蠢若豚彘。頑冥弗靈，倨傲誕慢。自稱爲華，孰知非夷。梗塞宇内文明，且已不戡。又誑紿佗國，紓其昇運。……嗟夫！清之惡捻矣。[516]
但類似表達激烈的文字在其日後著述中不再出現，取而代之的是對於現實社會更爲理性的關注。
山本踏訪禹域期間，通過實際遊歷，親身感受現實中國，並以漢文將所見所感付諸紙筆，記録眼中甲午戰後中國的孔教禮俗與失政時弊，提出改革見解，同時反躬自省，思考日本當下應該注意的地方與扮演的角色。與此同時，他以筆代舌，通過漢文筆談的方式，與十數位中國知識份子展開交流，内容涉及“第一人”身份、服制、兩國聯盟、宗孔、士大夫責任、書籍酬贈等諸多話題，實現中日文士間的知識轉型。另外，從山本與一些未署姓名者的筆談記録可以看出筆談雙方必須“知字”，表達“成文”與筆談本身私密性的特點。有論者認爲對山本而言，“中國之旅並未從根本上動摇其觀點——而在其他人那裏都有改變”[517]。筆者以爲，這一觀點只能説部分成立：山本有關“東亞地區必須進行民主改革的論斷”誠如其所言，得到“加深與確證”；但對於其宗孔尊聖的觀點來説卻並非如此。從“一遊曲阜”的朝聖心態，到結合現實認爲日本應當取代中國儒學正宗地位的想法，山本實地遊訪前後思想的轉變與其親身感受社會時弊密切相關。
山本於1897年歲末東歸後，便立刻有清人嵇侃、汪有齡、康同文前來求學門下，“自此清人陸續入門”[518]。汪康年也在次年年初造訪日東，途經大阪時受到其優禮相待。山本認爲“男子之交，不以行而以神”，藉助書信往來他得以跨越國家、疆域、地理的阻隔與異邦兄弟繼續保持文字神交。特别是在次年康、梁等人因戊戌政變東渡避難之際，山本盡一切可能提供幫助：趕赴東京奔走呼籲，又返回大阪成立日清協和會，即使外務當局屢次敦促其説服康有爲、梁啓超、王照離開日本，他也以“窮鳥入林，獵賦不忍殺之”[519]毅然拒絶。山本不是書齋式的學者，而是保持“事不避難，義不逃責”的人間情懷，抱有“天下興亡，匹夫有責”般參與政治的熱情。
日本古代長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漢文一直是詩文創作的正格。但隨着明治維新的展開，日本國内自上而下全盤西化，民族自主意識增强，漢文與漢學的傳統地位受到撼動，不僅由此前的絶對統治驟變爲洋、和、漢的三足鼎立，而且還有不斷邊緣化的趨勢。體現在中國行紀的創作方面，就是以和文撰成者劇增，以漢文完成者則鋭減。但這種情況在明治後期[520]有所改變。一方面，明治前期“漢學衰退八九年之際，以漢詩文爲主的雜誌突然出現”，“在這崇拜西洋的時代，世間卻仍然保存傳統漢學的潛在勢力”[521]。明治中期以來各地漢學塾日益隆盛，漢文教育再度開始普及，漢學出現“再興”局面，“漢學復活論”成爲社會輿論的重要話題[522]。另一方面，明治後期“大多政府要員、侯伯、軍人、操觚者等知識人，甚至部分普通民衆都有舊幕時代而來的漢學素養”[523]，其中當然就包括山本。雖然其《燕山楚水紀遊》文筆没有《棧雲峽雨日記》優美，規模亦不及《觀光紀游》厚重，但它不僅出現於一個敏感的歷史時間，而且如果置於整個近代日本、乃至東亞範圍内中國行紀的創作上看，也引領了世紀末的“漢文小高潮”。據筆者調查，當時朝、越中國行紀的書寫活動已經銷聲匿跡，而在日本，自1885年岡千仞辭港東歸至山本來遊漢土的十餘年間踏訪禹域者皆選擇以和文謀篇記録見聞感受，然山本以降訖於十九世紀結束出現的漢文中國行紀則包括西村天囚、永井久一郎、永井荷風、本田秀、山根虎之助等人的作品。這雖然談不上是受山本憲的直接影響，但或許可從一個側面説明《燕山楚水紀遊》所處歷史時段的重要性。
（作者單位：山東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1]此文爲日本學術振興會特别研究員獎勵費“唐·五代期の僧尼の書儀·書簡文に關する文獻學的考察”（研究課題番號爲：13J03545）的階段性成果。
[2]書儀與實際書札的乖離問題，請參看山本孝子：《書儀中的傳統與時俗——以有關女性的記載爲中心》，載《金塔居延遺址與絲綢之路歷史文化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4年），頁752—758。
[3]以下引文皆依據此本。彩色圖版見“大谷大學博物館藏品紹介”（http://web.otani.ac.jp/museum/kurashina/syoseki_index.html）。大谷大學博物館所藏本釋文最新者見：田中史生編：《入唐僧惠萼と東アジア：附惠萼關連史料集》（東京：勉誠出版，2014），頁192—211。但有書札A的“哀叙”作“京叙”；書札B的“十二房盛季”作“十二房威季”等若干謬誤。
[4]“屠毒”是凶書的常用詞，表達悲痛之情，敦煌寫本書儀中多寫作“荼毒”。
[5]更詳細情況請參看高木訷元：《唐僧義空の來朝をめぐる
問題》，載《空海思想の書誌的研究》（京都：法藏館，1990年），頁357—363。
[6]山本真吾：《“大師文章”一巻（國宝九箱六五號）解題》，石山寺文化財綜合調査團編《石山寺資料叢書文學篇第3》（京都：法藏館，2008年），頁259。
[7]《石山寺資料叢書文學篇第3》未收録籤條部分的照片，文字依據載於該書末的山本真吾：《“大師文章”一巻（國宝九箱六五號）解題》（頁265—266），並加斷句。
[8]大谷大學博物館所藏本等現存《高野雜筆集》均收録十八封，高木先生認爲是尊賢以爲同一個發信人在同一天寫給同一個收信人的兩封信，一封是正文，另一封是附言而兩封算一封的結果。高木訷元：《唐僧義空の來朝をめぐる問題》，頁360。但不能完全排除當時只有十七封的可能性。
[9]高木訷元：《唐僧義空の來朝をめぐる問題》，頁372。
[10]高木訷元：《唐僧義空の來朝をめぐる問題》，頁357—409。
[11]高木訷元：《唐僧義空の來朝をめぐる問題》，頁372。其他學者也没有提出疑問。註釋一説：由（書札A末的）附言以及下一封信（=書札B）判斷，（“哀敘”）是告知同法者十二房之喪的。
[12]高木氏書札B也認爲是告哀書。“度言私門凶舋十二房傾逝”這段話，日文訓讀“度、私門の凶舋を言（つ）ぐ。十二房傾逝す”（趙度告知，家門的不幸。十二房去世了），但與敦煌書儀相比，不會是告哀書。後文中再詳述。
[13]〔日〕駒澤大學最近公佈了該校圖書館所藏朝鮮重刊本《五杉練若新學備用》，該書是五代南唐時期由禪僧應之所撰述的實用文書，分爲上、中、下三卷，其中卷中收録各種書札範文以及相關禮儀，相當於書儀的部份。更詳細的内容，請參看朴鎔辰：《應之の〈五杉練若新學備用〉編篡とその佛教史的意義》，《印度學佛教學研究》第57卷第2號（2009年），頁51—57；山本孝子《應之〈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卷中所收録的書儀文獻初探——以其與敦煌寫本書儀比較爲中心》《敦煌學輯刊》，2012年第4期，頁50—59。
[14]《國史大系》第14卷，（東京：經濟雜誌社，1901年），頁729。
[15]《國史大系》第14卷，（東京：經濟雜誌社，1901年），頁901。
[16]《宋高僧傳》卷第十一《唐杭州鹽官海昌院齊安傳》，載《大正新脩大藏經》第50卷（東京：大正新脩大藏經刊行會，1927年），頁776中—777上。
[17]佐伯有清：《智證大師伝の研究》（東京：吉川弘文館，1989年），第四章《圓珍と圓載と日本新院》，註24，頁117—118。
[18]高木訷元：《唐僧義空の來朝をめぐる問題》，頁389。
[19]大槻暢子：《唐僧義空の招聘とその背景》，《ヒストリア》227（2011年），頁56—72。如果齊安是義空的得戒和尚的話，844年還在服喪中而不太有可能離開寺院赴日。根據《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卷中《僧五服圖》，得戒和尚相當於父母的三年之喪：
關於僧人的服喪問題，請參看山本孝子：《僧尼書儀に關する二、三の問題—敦煌發見の吉凶書儀を中心として—》，《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5號（2011年），頁225—244；山本孝子：《有關敦煌僧尼書儀的幾個問題》，載《高臺魏晉墓與河西歴史文化研究》（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12年），頁228—246。
[20]關於“短封”，現存材料甚少，只有五代時期的應之《五杉集》所收的範例。其演變、使用範圍及功能，已在《敦煌學國際學術研討會·京都2015》（2015年1月，於京都大學）上以《唐五代時期“短封”相關問題研究》爲題做了一次報告，準備另撰一文，展開更詳細的討論。山本孝子《凶儀にずける“短封”の使用——唐·五代期にずける書簡文の變遷》，《敦煌寫本研究年報》第10號（2016年侍刊）。
[21]“中”：據文意或其他書儀之例，應改爲“如何””何似”等語。
[22]劃線部分“孝子…某上”：原文中在“至孝大德服前”之前，但書札正文到“至孝大德服前”結束，劃線部分爲註釋。據内容判斷，移到此處。或當改爲小字註釋。
[23]前後擬有脱文。或“後”字爲“狀尾云”之誤。
[24]據駒澤大學所藏朝鮮重刊本。以下引文皆依據此本。彩色圖版見“駒澤大學電子貴重書庫”（http://repo.komazawa-u.ac.jp/opac/collections/462/？lang=0＆opkey=R142709591918288＆idx=1）。
[25]《書儀》《父母喪告答妻父母書》“府君夫人年雖
居高，冀憑靈祐，何圖以月日
奄遘凶禍”（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218。）；《書儀》《夫喪妻喪告答兒女書》“汝父
寢疾
，冀憑靈祐，何圖
奄及凶禍
，悲慟號慕
，不自勝念。”（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200。）
[26]“平”：“平”小字註應指平出之處。
[27]據書札内容判斷，應該是“答三幅書”之意。
[28]較爲特殊的是上引《五杉練若新學備用》《三幅書》，其第一幅云：“伏惟至孝大德孝履萬福”。雖然使用“萬福”之詞，但是前有“孝履”二字，還是與書札A的“伏惟和尚道體萬福”有所不同。
[29]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282。
[30]關於各封書札的書寫年代，山崎氏推定書札A、B均爲849年（大中三年；〔日〕嘉祥二年）。（山崎覺士：《九世紀にずける東アジア海域と海商：徐公直と徐公祐》，《人文研究》58，2007年，頁227—246）如此假定，與書札内容没有矛盾，覺得妥當。《高野雜筆集》另外收録大中三年（849）六月七日雲敍寫給義空的書札，雖然離書寫書札A、B的五月廿七日不遠，但並不是凶書。據此封書札也可以推斷，服喪受吊的不是義空。也不太會有義空來日本後遭重喪而卻一直在日本服喪没歸唐的情況。
[31]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167—168。
[32]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179。
[33]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219。
[34]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350—351。
[35]趙和平《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289。
[36]趙和平：《晩唐時河北地區的一種吉凶書儀的再研究》，《中華文史論叢》62，2000年，頁192—208。
[37]《書儀鏡》《凡五十條》云：“凡身有重喪與人書云：“日月流速，荼毒如昨””（《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284），與書札B的“日月迅速，姪女子屠（荼）毒如昨”相似，也是一個重喪之旁證。
[38]《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366。
[39]《敦煌寫本書儀研究》，頁587。
[40]“年”字草書與“季”字相似，或許出於抄寫之誤。
[41]山本孝子：《敦煌書儀中的“四海範文”考論》，頁152。
[42]書札中一般以行第（排行）相互稱呼。房，待考。或許用宗族分支單位爲稱呼。《新唐書·卷七十·宗室世系表上》（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959。
武德四年，追封南陽伯，附屬籍，貞觀初，罷之，與姑臧、絳郡、武陽公三房，號“四公子”房，至開元二十三年，復附屬籍。
《新唐書·卷七十二·宰相世系表二下》（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2817。
崔氏定著十房：一曰鄭州，二曰鄢陵，三曰南祖，四曰清河大房，五曰清河小房，六曰清河青州房，七曰博陵安平房，八曰博陵大房，九曰博陵第二房，十曰博陵第三房。宰相二十三人。
[43]“姪女子”要是姪女，“十二房”是趙度的兄弟姊妹；如果指的是姪女之子（=姪孫），“十二房”是姪孫的重喪對象，即趙度的姪女或她配偶。看“十二房”的年齡，都有可能。不管是姪女（女性）還是姪孫（年齡小），唐代識字率不高，都有可能由趙度代筆的。敦煌的書札實物中也幾乎没有由女人之手所寫的。安徽省博物館藏《二娘子家書》是二娘子給她母親的書札，但已有學者指出這不是女人親手寫的字。李正宇：《安徽省博物館藏敦煌遺書〈二娘子家書〉》，《敦煌研究》2001年第3期，頁90—96。
[44]關於“十二房”，高木訷元：《唐僧義空の來朝をめぐる問題》，頁373，註釋二也云：“同法者之名，傳未詳”。
[45]《五杉練若新學備用》及司馬光《書儀》使用“平交”，即同輩平等關係的人。
[46]尊賢云“十七通”，或許是因爲他知道吊答書的這種兩封一套的形式，但此處用的量詞是“通”，不是“封”，還得分析書札量詞的用法。請參看本文第5頁註釋③。
[47]《全唐詩逸》載《千載佳句》内有六十八人履歷俱無考（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頁10194）。當然，除《全唐詩逸》的統計之外，《千載佳句》中還有部分詩人，其生平事蹟於中土史料内也少有記載。本文亦將之視作履歷難考者。
[48]就《千載佳句》寫本的利用問題，金子彦二郎等中日學者曾長時期地以國立國會本（前帝國圖書館館藏本）爲底本。這一點宋紅先生在其校訂的《千載佳句》（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頁6）内已有指出，但其本人依舊承襲了使用此版寫本的研究傳統。
[49]就此詩題之“賀”字，《全唐詩逸》作“駕”。按“賀幸”在唐詩作品中並不常見，“駕幸”則是時人扈遊君主之際的常用語彙，如玄宗朝宰相韓休的《駕幸華清宫賦以温泉毖湧盪邪難老爲韵》、林琨的《駕幸温泉宫賦以天下安樂明主宴逰爲韻》（兩篇賦文並見《文苑英華》卷五八《行幸一》），故當以《詩逸》爲是。由於二書取字相異之由難察，本文暫從《千載佳句》之“賀”字。另外，韓休病逝於開元二十七年（739）（《舊唐書》卷九八《韓休傳》），“華清宫”之名又自天寶六載（747）方存（《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昭應”注），其賦題之“華清宫”當爲後人改作。
[50]《全唐詩逸》卷中，頁10211。
[51]周勛初：《唐詩大辭典》（修訂本），南京：鳳凰出版社，2003年，頁325。
[52]《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年，第一輯，頁5。此篇塔文又見於《全唐文補編》卷三四（頁410）、《全唐文新編》卷九一五（頁12505）。
[53]趙康民：《臨潼唐慶山寺舍利塔基精室清理記》，《文博》1985年第5期。
[54]《新唐書》卷四六《百官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183。
[55]［唐］杜佑：《通典》卷二四《職官六》，北京：中華書局，1988年，頁661。
[56]瞿蜕園、朱金城：《李白集校注》卷二九《溧陽瀨水貞義女碑銘并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頁1648。
[57]顧承甫：《唐代慶山寺小考》，《史林》1986年第1期。
[58]《新唐書》卷三五《五行志》，頁910。《舊唐書》卷三七《五行志》（北京：中華書局，1975年，頁1350）記載相似。
[59]顧承甫：《唐代慶山寺小考》，《史林》1986年第1期。
[60]《新唐書》卷三七《地理志》“昭應”注，頁962。
[61]［宋］釋贊寧撰、范祥雍點校：《宋高僧傳》卷二七，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頁676—677。
[62]［清］徐松撰、趙守儼點校：《登科記考》卷七，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240。
[63]［明］毛晉：《唐人選唐詩》，台灣：大通書局，1973年，下册，頁1452。
[64]［宋］郭茂倩：《樂府詩集》，北京：中華書局，1979年，第二册，頁386。
[65]《新唐書》卷六〇《藝文志》，頁1609—1610。
[66]［宋］陳應行：《吟窗雜録》卷二六，北京：中華書局，1997年，頁741。
[67]陳尚君：《唐代文學叢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240。
[68]［宋］王堯臣等編次：《崇文总目》卷五，上海：商務印書館，1937年，頁349。
[69]傅璇琮：《唐人選唐詩新編》，西安：陝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頁77。
[70]［宋］王溥撰：《唐會要》卷四《雜録》，北京：中華書局，1955年，頁49。
[71]有學者將此聯詩句列入盛唐關隴地區求仕的詩人創作編年表，並判爲開元八年之作。參霍志軍、安濤所著《盛唐士人求仕活動與文學：以關隴地區爲中心》，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3年，頁244。
[72]［宋］李昉等編：《文苑英華》卷二五〇《寄贈四》，北京：中華書局，1966年，頁1264。
[73]《全唐文補遺》第一輯，頁433。就此篇墓誌，程章燦在《唐代墓誌叢考》（《古刻新詮》，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頁135—138）中已做過考述。
[74]《古刻新詮》，頁135。
[75]《古刻新詮》，頁137。
[76]《唐詩大辭典》，頁321。
[77]周祖譔：《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607。
[78]《全唐文補遺》（千唐誌齋新藏專輯），北京：三秦出版社，2006年，頁341—342。
[79]《舊唐書》卷四二《職官志》，頁1784。
[80]［唐］李林甫等撰、陳仲夫點校：《唐六典》卷一四，北京：中華書局，1992年，頁395—396。
[81]《通典》卷四〇《職官二二·秩品五》，頁1098。
[82]《唐六典》卷二六《太子通事舍人》，頁672。
[83]《舊唐書》卷四一《地理志四》，頁1683。
[84]［宋］趙與虤撰：《娱書堂詩話》卷上。見王雲五：《叢書集成初編》，上海：商務印書館，1936年，頁5。
[85]國會本將詩題之“内宴”作“内晏”，詩句之“鐘鳴”作“鏡鳴”，誤。
[86]《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河東道》，頁1480—1481。
[87]《唐會要》卷六八《諸府尹》，頁1190。
[88]《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河東道》，頁1003。
[89]《全唐詩》卷三載玄宗《過晉陽宫》詩，頁26。
[90]《唐詩大辭典》，頁176。
[91]周紹良主編：《唐代墓誌彙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下册，頁1945—1946。又見於《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9年，第六輯，頁127—128）。誌石出土於北京市房山區良鄉。先行研究中，雖已有學者對這篇墓誌有所參考，但論述過於簡略（如韓理洲著：《新增千家唐文作者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年）。故本文再對之加以細察。
[92]《通典》卷四〇《職官二二》“秩品”條，頁1102。
[93]《通典》卷三三《職官一五》“總論郡佐”條，頁913。
[94]《舊唐書》卷三九《地理志》，頁1519。《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頁1021。
[95]《新唐書》卷三九《地理志》，頁1021。
[96]《新唐書》卷四九下《百官志四下》，頁1317。
[97]《舊唐書》卷三八《地理志》，頁1405。
[98]張家爲河北地方實力派、李伯良曾任嬀州司倉參軍，或是張家之舊屬。
[99]［明］黄仲昭修纂：《八閩通志》卷六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下册，頁463。
[100]參《全唐詩》卷四七〇，頁5346—5347。其中的《故白巖禪師院》，又見收於《全唐詩》卷七七〇，作者作“王夢周”，頁8748。
[101]《全唐詩逸》卷上，頁10182。
[102]《中國文學家大辭典·唐五代卷》，頁52。《唐詩大辭典》（修訂本），頁33。
[103]《全唐文補遺》，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年，第三輯，頁219。
[104]《舊唐書》卷一六〇《韓愈傳》，頁4195。《新唐書》卷一七九《王涯傳》，頁5317。
[105]《舊唐書》卷一七《敬宗本紀》，頁513。
[106]［宋］陳彭年等重修：《校正宋本廣韻附索引》，台灣：藝文印書館，1967年，頁211、206。
[107]《通典》卷四〇《職官志二二·秩品五》，頁1102。
[108]《新唐書》卷三八《地理志二》，頁983。
[109]《通典》卷四〇《職官志》規定“縣尉”：“從九品上，諸州上縣中縣尉；從九品下，諸州中下縣尉。”頁1102。
[110]參周紹良：《唐代墓誌彙編續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頁971。此文又見收於《全唐文補遺》，第三輯，頁219—220。
[111]王建光：《中國律宗通史》，南京：鳳凰出版社，2008，第183—186頁。
[112]如贊寧《大宋僧史略》卷三：“案代宗永泰中，勅京城置僧尼臨壇大德各十人，即依律中‘中國二十人’也，永爲通式，闕則填之。仍選明律德行優者充之。”《大正藏》，第54册，第252頁a欄。
[113]湛如：《敦煌佛教律儀制度研究》，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72頁。
[114]弘一：《弘一大師全集》第七册，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第457頁。
[115]［日］南條文雄、高楠順次郎等編：《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13册，東京：佛書刊行會，明治四十四年（1911）至大正十一年（1922）。
[116]《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
[117]《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
[118]（宋）贊寧：《宋高僧傳》卷一四，《大正藏》，第50册，第797頁a欄。
[119]［日］慧堅：《律苑僧寶傳·自序》，《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127頁上欄。
[120]郭朋：《中國佛教思想史》（下卷），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第137頁；陳榮富：《浙江佛教史》，北京：華夏出版社，2001，第391頁；黄公元：《浙江浄緣——浄土法門在浙江》，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6，第265頁。
[121]（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第49册，第870頁c欄。
[122]（清）吴樹虚著，曹中孚標點：《大昭慶律寺志》，杭州：杭州出版社，2007，第99頁。
[123]（元）脱脱等：《宋史·張問傳附陳舜俞傳》：“熙寧三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隂縣……五年而卒。”北京：中華書局，1977，第30册，第10663頁。
[124]（宋）元照：《温州都僧正持正大師行業記》，《芝園集》卷一，《卍新纂續藏經》，第59册，第658頁a欄。
[125]（宋）元照：《芝園集》卷一，《卍新纂續藏經》，第59册，第658頁a欄。
[126]［日］慧堅：《律苑僧寶傳》卷九，《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227頁上欄。
[127]［日］慧堅：《律苑僧寶傳》卷八，《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224頁下欄。
[128]（宋）李光：《莊簡集》卷一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28册，第632頁上欄。
[129]［高麗］義天撰，黄純艷點校：《高麗大覺國師文集》，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7，第168頁。
[130]（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第49册，第870頁c欄。
[131]［日］凝然：《律宗瓊鑑章》卷六，《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35頁下欄。
[132]［日］重慶：《傳律圖源解集》卷上，《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67頁下欄。
[133]［日］慧堅：《律苑僧寶傳》卷八，《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224頁上欄。
[134]（宋）智圓：《閑居編》卷三〇，《卍新纂續藏經》，第56册，第910頁b欄。
[135]［日］慧堅：《律苑僧寶傳》卷八，《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223頁上欄。
[136]［日］慧堅：《律苑僧寶傳》卷八，《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221頁上欄。
[137]［日］慧堅：《律苑僧寶傳》卷八，《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223頁上欄。
[138]陳士强：《佛教宗派史上的譜系》，《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1991年第1期，第60頁。
[139]王頌：《宋代華嚴思想研究》，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第34—40頁。
[140]陳士强認爲《宋高僧傳》卷一五所載靈澈的《律宗引源》二十一卷可能爲記述律宗淵源的著作，見氏著《佛教宗派史上的譜系》，第60頁。實際上，此書應爲道宣《行事鈔》的注釋，詳見本文第三部分。
[141]（清）源諒：《律宗燈譜》卷一，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1，第12—19頁。
[142]［日］凝然：《律宗瓊鑑章》卷六，《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34—36頁。另見凝然：《内典塵露章》，《大藏經補編》，台北：華宇出版社，1986，第32册，第530頁中欄。
[143]［日］重慶：《傳律圖源解集》卷上，《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66—68頁。其中“道垣”作“道恆”，“無外”作“元解”，皆爲字形相近而訛。
[144]王建光：《中國律宗通史》，第253頁。
[145]（宋）宗鑑：《釋門正統》卷八，《卍新纂續藏經》，第75册，第362頁c欄。
[146]（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一七，《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7册，第282頁下欄。
[147]（宋）羅濬：《寶慶四明志》卷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87册，第127頁下欄。
[148]［日］慧堅：《律苑僧寶傳》卷九，《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229頁下欄。
[149]（宋）宗鑑：《釋門正統》卷八，《卍新纂續藏經》，第75册，第362頁c欄。
[150]（宋）潛説友：《咸淳臨安志》卷七九，《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490册，第818頁上欄。
[151]徐士瀛：《新登縣志》卷八，民國十一年（1922）刊本，葉十七右。
[152]（清）丁丙輯：《武林掌故叢編》，光緒九年（1883）丁氏嘉惠堂刊本，第24集，《淳祐臨安志輯逸》卷七，葉一右。
[153]［日］前田慧雲、中野達慧等編：《大日本續藏經》（卍續藏），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影印本，1993，第69册，第137頁下欄。
[154]（元）覺岸：《釋氏稽古略》卷四，《大正藏》，第49册，第883頁b欄。
[155]（宋）懷顯：《律宗新學名句》卷下，《卍新纂續藏經》，第59册，第699頁c欄。
[156]［日］戒月：《行事鈔諸家記標目》，《卍新纂續藏經》，第44册，第303頁b欄。
[157]（宋）宗鑑：《釋門正統》卷八，《卍新纂續藏經》，第75册，第362頁c欄；（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大正藏》，第49册，第297頁c欄。
[158]（元）省悟：《律苑事規》卷五，《卍新纂續藏經》，第60册，第114頁a欄。
[159]（元）省悟：《律苑事規》卷五，《卍新纂續藏經》，第60册，第114頁c欄。
[160]［日］凝然：《律宗瓊鑑章》卷六，《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29頁上欄。
[161]《卍續藏》，第105册，第2頁。
[162]（宋）元照：《芝園遺編》，《卍新纂續藏經》，第59册，第631頁a欄、第642頁a欄。
[163]（宋）元照：《芝園遺編》卷下，《卍新纂續藏經》，第59册，第651頁b欄。
[164]（宋）志磐：《佛祖統紀》卷二九，《大正藏》，第49册，第297頁b欄。
[165]（明）王禕：《王忠文集》卷二〇，《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6册，第429頁上欄。
[166]（清）源諒：《律宗燈譜》卷六《寶華珍輝律師》：“所有諸大律部，遮制軌範，不由師教，取次全領會，如智圓律師所著《會真記》等文，當時深於此者，謂其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其旨趣悉爲之貫串。”第125頁。從“智圓律師”及“超出六十家釋義之外”等信息來看，《會真記》當即《會正記》也。則此書清代尚存。
[167]［日］照遠：《資行鈔》，《大正藏》，第62册，第263—860頁。
[168]［日］山本元隆：《關於宋代南山律宗資持與會正學派争論之研究——以「遶仏左右」、「衣制短長」之争論爲中心》，淡江大學中文系《衍學集》第一期，2008年，第145頁。
[169]［日］山本元隆：《元照の戒体思想》，《駒澤大學佛學部論集》第40號，2009年12月，注第9條。
[170]［日］凝然：《律宗綱要》卷上，《大正藏》，第74册，第8頁c欄。
[171]［日］凝然：《律宗綱要》卷上，《大正藏》，第74册，第10頁c欄。
[172]《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2册。
[173]王建光：《中國律宗通史》，《序言》第8頁。
[174]《大正藏》，第74册。
[175]《大日本佛教全書》，第73册。
[176]［日］西谷功：《新出資料“南山北義見聞私記”発見の意義》，《佛教學研究》第70卷，2014年3月。
[177]［日］慧堅：《律苑僧寶傳》卷八，《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221頁下欄。
[178]（宋）懷顯：《律宗新學名句》卷下，《卍新纂續藏經》，第59册，第699頁c欄。
[179]［日］凝然：《律宗瓊鑑章》卷六，《大日本佛教全書》，第105册，第35頁下欄。
[180]項目來源：國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標項目“海外珍藏漢語文獻與明清南方漢語研究”（12＆ZD178）。
[181]石崎博志《漢語資料による琉球語研究と琉球資料による官話研究について》，《日本東洋文化論集：琉球大学法文学部紀要》2001年通號第7號，頁55—98。
[182]參見瀨户口律子、李煒《琉球官話課本編寫年代考證》，《中國語文》2004年第1期，頁77—84。
[183]瀨户口律子先生曾根據梁允治的卒年推測該書作於1760年之前，但後來又作了重新考證，認爲當作於嘉慶年間，本文暫依後出的結論。分别參見瀨户口律子《日本琉球的中國語課本〈廣應官話〉》，《中國語文》1996年第4期，頁283—287；瀨户口律子、李煒《琉球官話課本編寫年代考證》，《中國語文》2004年第1期，頁77—84。
[184]參見瀨户口律子《日本琉球的中國語課本〈廣應官話〉》，《中國語文》1996年第4期，頁283—287。
[185]如：小川英子《琉球官話の由來とその特質》，《東北学院大学論集.人間·言語·情報》1996年通號第114號，頁143—156。瀨户口律子《琉球官話課本〈学官話〉兩種抄本的比較》，《外国語学研究》2006年通號第7號，頁15—21；《“白姓官話”の写本二种に於ける比較》，《語学教育研究論叢》1992年通號第9號，頁116—129。木津祐子《赤木文庫藏〈官話問答便語〉校》，《沖縄文化研究》2004年通號第31號，頁543—657。
[186]如瀨户口律子先生就曾談到：“他の課本は天理大學図書館所藏の写本の他、いくつかの写本が発見されているが、“廣應官話”は天理本の写本のみしか現存していない。”（譯文：“其他課本除天理大學圖書館所藏之外，都有其他抄本發現，但《廣應官話》卻只有天理本一個抄本。”）參見氏著《琉球官話課本の研究》，榕樹書林，2011年，頁105。
[187]按：以往對該抄本的介紹也偶爾有人涉及，但内容極簡，如島村幸一先生在介紹“琉球資料”時曾提及了該抄本，但也只是限於照録法政大學沖繩文化研究所誤登記的書名《廣應官話總録》而已。參見氏著《赤木文庫》，《文学》1998年第3號，頁113。此外，2013年8月復旦大學出版社出版的《琉球王國漢文文獻集成》（高津孝、陳捷主編）第35册收録了該抄本的影印件，但亦未見介紹性文字，而且書名也同樣誤題作《廣應官話總録》。
[188]按：該研究所所藏“横山重資料”中還有著名的《官話問答便語》、《琉球二字官話集》兩種琉球官話課本的抄本。
[189]按：其中“廣應官話總録”顯然是誤抄該書目録頁中的題名所致，參見後文所介紹的該書目録頁内容。
[190]按：此印章尚未查到確切所屬，但查横山重諸多藏書章均未見此印（參見渡辺守邦、後藤憲二編《新編藏書印譜》，青裳堂書店，2001年，頁504），所以可能屬於後文提到的“東保德”或者“武藤長平”。
[191]按：只有少量注釋文字筆跡與正文筆跡相同。
[192]按：大量注釋用的是片假名，這種情況未按漢字大小計算。
[193]按：“天文門、地理門、珍寶門、宫室門”四條目起首葉單個字詞下密注雙行小字，多少不一，故詞與詞之間的距離不甚一致。
[194]具體可參見瀨户口律子《日本琉球的中國語課本〈廣應官話〉》，《中國語文》1996年第4期，頁283—287。
[195]參見高津孝、榮野川敦《琉球板〈論語集註〉について》，《汲古》1996年通號第30號，頁37—42。
[196]參見武藤長平《西南文運史論》（岡書院1926年）第62頁後附“著者所藏”“薩藩及琉球群島の支那語學教科書”插圖。
[197]參見日本歴史學會編《日本史研究者辞典》，吉川弘文館，1999年，頁323。
[198]武藤長平《西南文運史論》，岡書院，1926年，頁60—61。
[199]按：文庫名中“赤木”二字源出其家鄉山名“赤木山”。參見井上宗雄等編《日本古典籍書誌学辞典》，岩波書店，1999年，頁590。
[200]天理図圖書館編《天理図書館稀書目録：和漢書之部第3卷》，天理図書館，1960年，頁110—111；村上嘉英《近世琉球における中国語学習の様態》，《東方学》1971年通號第41號，頁91—100。
[201]那霸市企
部市史編集室編《那霸市史·資料篇·第1卷之7·家譜資料三·首里系》，那霸市企部市史編集室，1982年，頁477—495。
[202]按：此處與正文當葉“馬噐數”中的“數”，當爲“
”字之誤，正文該葉正面左上角正寫作“馬器”。
[203]按：此處將“菓菜門”誤列於“器用門”之後，但正文列在“花木門”之後，與天理本所列順序相一致。
[204]按：原文有注釋文字，并且每物單行書寫，此處所引略去了注釋文字，并加注了標點改爲連寫。
[205]臺灣大學編《歷代寶案》第二集第四册卷一八，臺灣大學，1972年，頁2137—2139。
[206]李國榮《從歷史檔案看雍正朝中琉難船互救關係》，《中國邊疆史地研究》1999年第4期，頁53。
[207]沖縄県立図書館史料編集室編：《歷代寶案》校訂本，第4册，沖縄県教育委員會，1992年，頁210、211—212。
[208]按：“挿”字，疑爲“押”之誤抄，文獻中常見“印押”或者“押印”，“印挿”則較爲罕見。
[209]按：一般多寫作“碼”，天理本寫作“馬”，可能是音近而訛。
[210]按：前兩書均由蔡奭撰，蔡本桐校，蔡觀瀾訂，其中前一種現存有乾隆十三年（1748）龍江書屋刊本。第二種刊行時間不詳。最後一種據其序言可知是張錫捷在蔡奭之書基礎上編撰而成，泉州以文居刊行，刊行的具體時間也不詳。參見木津祐子《〈新刻官音彙解釋義音注〉から〈新刻官話彙解便覧〉へ》，高田時雄編《明清時代の音韻学》，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2001年，頁65—88。
[211]那霸市企部市史編集室編《那霸市史·資料篇·第1卷之6·家譜資料二（下）·久米系》，那霸市企部市史編集室，1980年，頁47—48。
[212]郝玉麟等修，劉道承、劉敬與等纂《福建通志》卷四一，乾隆二年（1737）刊。另據清代黄任（1683一1768）所撰《福清劉敬與傳》可知，“劉敬與字隣初，福清人，孝友而肆力於學，研究經史。雍正癸卯成進士，授庶吉士改行人司。親老乞歸，侍養十六年，生事葬祭，盡誠盡禮，服閜就職，而恬於榮利，未幾又乞假歸，當事聘修省志，偕謝道承爲總裁，棄取裁奪悉當，公慎不阿，既蕆事，延主鼇峰講席，訓諸生讀書敦行，所識拔皆雋才，尋以憂辭去，杜門課子。敬與問學淹貫，言理宗程朱，言詩法漢魏，視世俗餖飣訓詁之學弗顧也。著《易經解》、《閑愚齋諸集》（見續通志）。”參見董秉清等修、王紹沂纂《永泰縣志·卷八·藝文志》，民國七年（1918）刊，頁32。本文所引據上海書店出版社編《中國地方志集成·福建府縣志輯·19·民國永泰縣志、民國閩清縣志》，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年，頁188。
[213]潘相《琉球入學見聞録》（1764年刊）卷二云：“（《澹園集》，七卷，鐫於乾隆丁卯等年，有自跋、紫金大夫曾恂德侯跋、閩人劉敬輿兩序。”（《琉球入學見聞録》卷之二，乾隆二十九年（1764）汲古閣藏板，葉37）。潘相書中所述及的“劉敬輿”當是“劉敬與”之誤。“劉敬輿”是清代著名文史學家趙翼之内弟，名欽，字敬輿，江蘇陽湖人，生於雍正二年（1724），卒於嘉慶四年（1799），享年76歲（參見杜維運《趙翼傳·序》，時報文化出版事業有限公司，1983年，頁23注47）。蔡温《澹園集》刊於乾隆丁卯年，即1747年，當時蔡温已65歲，而劉敬輿方24歲，亦無甚名氣，不太可能被蔡温請來作序。至於“劉敬與”，雖尚不知其確切生卒年月，但據其雍正元年（1723）已高中進士來看，年齡當與蔡温相仿。另據潘相所記“劉敬輿”爲“閩中”人，但實際上“劉敬輿”是江蘇陽湖人，而“劉敬與”則是福建福清人，福清在清代隸屬福州府，正是所謂“閩中”。因此，爲蔡温《澹園集》作序的確當是福清的“劉敬與”，而非江蘇陽湖的“劉敬輿”。
[214]那霸市企部市史編集室編《那霸市史·資料篇·第1卷之6·家譜資料二（下）·久米系》，那霸市企部市史編輯室，1980年，頁314。
[215]“閩中劉敬與贈賜小兒名”這部分内容置於“身體門”之末，與整個門類的内容不相協調，因此我們懷疑是使用者隨手記在了“身體門”之後的空白頁上，以便備忘，並不一定是特意編入的。此外，這五個人名在現已刊佈的琉球家譜材料中也暫未能發現合適的對應者。
[216]按：“豊”當爲日本簡寫的“豐”字。
[217]參見東恩納寬惇《琉球人名考》，東恩納寬惇著，琉球新報社編《東恩納寬惇全集6》，第一書房，1993年，頁447—451；陳正宏《琉球故地訪書記》，《文匯讀書週報》，2008年12月5日。
[218]日本德川幕府將軍名及在位時間：德川家康1603—1605，德川秀忠1605—1623，德川家光1623—1651，德川家綱1651—1680，德川綱吉1680—1709，德川家宣1709—1712，德川家繼1713—1716，德川吉宗1716—1745，德川家重1745—1760，德川家治1760—1786，德川家齊1787—1837，德川家慶1837—1853，德川家定1853—1858，德川家茂1858—1866，德川慶喜1866—1867。
[219]日本薩摩藩主名及在位時間：島津家久1601—1638，島津光久1638—1687，島津綱貴1687—1704，島津吉貴1704—1721，島津繼豊1721—1746，島津宗信1746—1749，島津重年1749—1755，島津重豪1755—1787，島津齊宣1787—1809，島津齊興1809—1851島津齊彬1851—1858，島津忠義1858—1869。
[220]按：即琉球第二尚氏王朝國王“尚豊”，在位年數爲1621—1640年。
[221]按：通過此處提供的避諱字，可以間接考訂本段語料的大致時代，但遺憾的是琉球國兩屬時期的具體避諱制度尚未查實，只好暫付闕如。
[222]按：天理本“俗語門”末尾俗語、一般詞語、日記等混列在一起，也可以説明這一點。
[223]按：兩抄本原文詞與詞之間空一字格，有的空格處加了注釋，此處引録時去掉了空格，加了頓號，并略去注釋。
[224]按：此詞現在福州話讀作“dau44［tau］”，或寫作“蔸”，仍作量詞，相當於普通話的“棵、株”，如“幾蔸樹”、“兩蔸杜鵑樹”等。參見李如龍、梁玉璋、鄒光春、陳澤平編《福州方言詞典》，福建人民出版社，1994年，頁63。
[225]本文寫作與修改過程中承蒙北京大學陳平原教授、夏曉虹教授和南京大學張伯偉教授指點校正，本文受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第59批面上資助“近代日本中國行紀綜合研究”（項目編號：2016M592167）與山東大學基本科研業務專項“幕末明治日本漢文中國行紀整理與研究”（項目編號：2016HW010）資助，敬致謝忱。
[226]吉尾寬：《清末の變法派人士汪康年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山本憲關係書簡〉の史料的價值を示しつつ》，載《自由民權記念館紀要》，2008年第16期，頁16；吕順長：《汪康年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載《四天王寺大學紀要》，2011年第53期，頁326。
[227]吉尾寬、大野三德：《梁啓超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載《自由民權記念館紀要》，2009年第10期，頁6。
[228]布施知足：《遊記に現はわれたろ明治時代の日支往來》，收入《東亞研究講座》第84輯，東京：東亞研究會，1938年版，頁58—64。
[229]遠藤光正：《山本梅崖の見た日清戰争後の中國——〈燕山楚水紀遊〉を中心として》，載《東洋研究》，1987年第2期，頁57—88。
[230]見張明傑：《明治後期の中國紀行：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について》，Journal of Hospitality and Tourism，2007，Vol.3，pp.58—68.亦可參張明傑：《明治漢學家的中國遊記》，載《讀書》，2009年第8期，頁82—89。
[231]Joshua，A.Fogel.，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Standford：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86—87.
[232]《遊記に現はわれたろ明治時代の日支往來》，頁59。
[233]《山本梅崖の見た日清戰争後の中國——〈燕山楚水紀遊〉を中心として》，頁85。
[234]《明治後期の中國紀行：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について》，p.59。
[235]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p.87.
[236]主要譯自關儀一郎、關義直編：《近世漢學者著述目録大成》，東京：東洋圖書刊行會，1941年版，頁544。關於山本憲之生平與學術，其手定年譜《梅崖先生年譜》（大阪：松村末吉，1931年版）敘述最爲詳細。此外，中文代表性論述可參水原渭江：《關於山本梅崖》（載水原渭江著，燕鳴、李林、鮑榮振等譯：《水原渭江學術精華》，北京：科學出版社，1996年版，頁330—332）、增田涉：《山本憲（梅崖）》（載增田涉著，由其民、周啟乾譯：《西學東漸與中國事情》，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頁220—241）及吕順長：《康有儀與其塾師山本憲》（載《浙江外國語學院學報》，2013年第1期，頁50）。日文代表性論述可參間島永太郎：《ある憂國者のおもかげ：梅崖山本憲先生年譜瞥見》（香川：間島永太郎，1988年版）、久木幸男：《民權派儒學者山本梅崖について：その思想形成を中心に》（載《教育學部論集》，1990年第2期，頁40—52）、《川田雪山先生談山本憲先生》（載三浦叶編：《明治の碩學》，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版，頁115—128）及公文豪：《解題·第一章 家系と山本梅崖の生涯》（載高知市立自由民權記念館編：《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高知：高知市立自由民權記念館，2011年版，頁1—16）。筆者此節希望結合山本漢文中國行紀寫作環境、背景等因素，在前人基礎上加以補充申發。
[237]山本憲：《梅崖先生墓誌》，軸裝，55.3×49.6cm（外寸108.0×57.5cm），早稻田大學圖書館藏。末署“昭和四年九月六日，大阪渡邊至德謹書”。此碑銘亦曾空缺山本辭世日期及葬身之所相關文字，刊載於《梅清處詠史》卷首山本晚年拄杖和服肖像寫真之後。見山本憲：《梅清處詠史》，大阪：渡邊得次郎，1929年版。
[238]《梅崖先生年譜》，頁11a。
[239]《梅崖先生年譜》，頁12a。
[240]《梅崖先生年譜》，頁14b。
[241]見《梅崖先生年譜》，頁20b-21a，亦可見山本憲：《梅清處文鈔》下卷，岡山：萩野馬次郎，1913年版，頁39a-40b。
[242]關於山本與大阪事件的詳情，可參宫崎夢柳：《山本憲君傳》（載宫崎夢柳：《大阪事件志士列傳》上編，大阪：小塚義太郎，1887年版，頁97—110）、高梨光司：《大阪事件と山本憲》（載明治文化研究會編：《明治文化研究》，東京：學而書院，1935年第5輯，頁223—235）及黑龍會編：《東亞先覺志士記傳》下卷《山本憲（大阪事件）》條（葛生能久監修，收入《明治百年史叢書》第24卷，東京：原書房，1966年版，頁476—478）。
[243]《山本憲（梅崖）略傳》，載岡山縣立圖書館編：《岡山縣立圖書館藏山本文庫圖書目録》，岡山：岡山縣立圖書館，刊年不明。關於山本與其所設私塾之漢學教育，可參三浦叶：《隱儒山本梅崖の梅清處塾を訪う》（載三浦叶：《備前の漢學》，岡山：三浦叶，1978年版）一文及久木幸男：《明治儒教と教育：1880年代を中心に》正、續（載《横浜國立大學教育紀要》，1988年第28集、1989年第29集，頁251—270、頁29—48）。
[244]另有學者根據山本自述推斷其父母爲表兄妹，見水原渭江：《關於山本梅崖》，載《水原渭江學術精華》，頁330。
[245]山本憲：《讀經卮言》，載山本憲：《論語私見》，大阪：松村末吉，1939年版，頁6。
[246]《梅崖先生年譜》，頁4b。
[247]《梅崖先生年譜》，頁3a。
[248]《梅崖先生年譜》，頁4b。
[249]《梅崖先生年譜》，頁6a。
[250]《梅崖先生年譜》，頁6b。
[251]《梅崖先生年譜》，頁4b。
[252]《梅崖先生年譜》，頁5a。
[253]《梅崖先生年譜》，頁3b。
[254]詳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中C類《戊戌の政變·清國人書簡》之C-12至C-20。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1。
[255]山本憲：《梅崖識》，載《梅崖先生年譜》。
[256]間島永太郎：《ある憂國者のおもかげ：梅崖山本憲先生年譜瞥見》，頁226。
[257]《山本梅崖の見た日清戰争後の中國——〈燕山楚水紀遊〉を中心として》，頁67。
[258]上海圖書館編：《汪康年師友書札》（四），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頁3295。
[259]詳參《清末の變法派人士汪康年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山本憲關係書簡〉の史料的價值を示しつつ》，頁15；《汪康年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頁324。
[260]詳參《清末の變法派人士汪康年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山本憲關係書簡〉の史料的價值を示しつつ》，頁16；《汪康年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頁326。
[261]《清末の變法派人士汪康年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山本憲關係書簡〉の史料的價值を示しつつ》，頁16。
[262]《山本梅崖の見た日清戰争後の中國——〈燕山楚水紀遊〉を中心として》，頁85。
[263]《明治後期の中國紀行：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について》，p.58。
[264]竹内實稱“一般認爲明治三大行紀除了《棧雲峽雨日記》、《觀光紀游》外，另有《燕山楚水紀遊》……我由於找不到山本之文而代以内藤湖南的《燕山楚水》……山本之文留待今後有機會再檢討”，見竹内實：《明治漢學者の中國紀行》，載氏著：《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國像》，東京：春秋社，1966年版，頁232—233注1。
[265]《明治後期の中國紀行：山本憲〈燕山楚水紀遊〉について》，p.66。
[266]《梅崖先生年譜》，頁31a。
[267]《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48b。
[268]竹添光鴻：《棧雲峽雨日記（坿詩章）》，收入沈雲龍主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59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70年版，頁85。
[269]岡千仞著，張明傑整理：《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遊草》，北京：中華書局，2009年版，頁214。
[270]山本憲：《梅崖識》，載《燕山楚水紀遊》卷一。
[271]竹内實：《明治漢學者の中國紀行》，載《日本人にとっての中國像》，頁249；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74.
[272]張伯偉：《域外漢籍研究論集》，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頁9。
[273]川田瑞穗、東川慎：《凡例七則》，載《梅清處文鈔》上卷，凡例頁1b。
[274]山本憲：《木部觀牡丹記》，載《梅清處文鈔》，頁37b-39a。
[275]山本憲：《煙霞漫録》，山田：久保財三郎，1893年版。
[276]蘿谷久保篤跋，載《煙霞漫録》，頁13b。
[277]日柳愬跋，載《煙霞漫録》，頁14b。
[278]《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9b。
[279]《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1a。另，此詩首句《范石湖詩集》卷三作“南浦春來緑一川”（（宋）范成大：《范石湖集》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頁35），書中所引爲形訛。
[280]見劉珺珺：《范成大紀行三録文體論》，載《文學遺産》，2012年第6期，頁78—85。
[281]《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0a。
[282]（宋）沈括：《〈夢溪筆談〉·自序》，載（宋）沈括著，胡道静校證：《夢溪筆談校證》上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頁8。
[283]張伯偉：《從“西方美人”到“東門之女”》，載樂黛雲、錢林森等主編：《跨文化對話》，2011年第28輯，北京：三聯書店，頁225—226。
[284]相關發展概況可參金程宇：《近十年中國域外漢籍研究述評》，載《南京大學學報》，2010年第3期，頁111—124；王勇：《從“漢籍”到“域外漢籍”》，載《浙江大學學報》，2011年第6期，頁5—11；徐林平、孫曉：《近三十年來域外漢籍整理概況述略》，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編：載《形象史學研究》（2011），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頁222—241。
[285]本文所論主要爲中日漢文筆談，因而着眼點集中於兩國之間。但東亞地區的漢文筆談包括中、日、朝、越、琉五國文士彼此交流的情況，對其進行研究，不能簡化成以單一國别外交看待，而應在更廣闊的東亞整體背景下觀照，尤其是即使中國不在場的情況下，如日本文士與朝鮮通信使之間的交流，無論是筆談依靠的媒介，筆談語言的習慣，筆談内容的風格，還是文字背後的心態，皆擺脱不了中國文化價值觀的影響。關於日朝漢文筆談資料整理與分疏論述的代表作，可參高橋昌彦：《朝鮮通信使唱和集目録稿》（一）、（二）（載《福岡大學研究部論集》，2007年第8號、2009年第1號，頁17—35、21—40）與［韓］李元植：《朝鮮通信使の研究》（京都：株式會社思文閣，1997年版）。這方面最新的研究成果爲張伯偉去年年初的一次公開演講，他恰如其分地評述了學界迄今已較有規模的，關於中朝、中日、中越與朝日間筆談文獻的整理，及在此基礎上的研究成果。張伯偉：《東亞文人筆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發表於“國學與漢學名家學術論壇”，2015年1月16日，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
[286]張偉雄：《文人外交官の明治日本：中國初代駐日公使團の異文化體驗》，東京：柏書房，1999年版；伊原澤周：《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爲鑑”——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
[287]Douglas，R.Howland.，Bord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Geography and History at Empire's End，Durham，N.C.：Duke University Press，1996，p.44.
[288]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40.
[289]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20.
[290]Bord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Geography and History at Empire's End，p.53.
[291]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44.
[292]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11.
[293]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44.
[294]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20.
[295]王勇：《明代東亞筆談文獻研究》，發表於“明清中國與日本”國際學術研討會，2013年12月20日，香港中文大學日本研究學系。
[296]南浦文之：《鐵炮記》，轉引自《明代東亞筆談文獻研究》。
[297]Borders of Chinese Civilization：Geography and History at Empire's End，p.44.
[298]［法］達尼埃爾-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著，孟華譯：《形象》（L'Imagologie），載孟華主編：《比較文學形象學》，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154。
[299]［法］讓-馬克·莫哈（Jean-Marc Moura）著，孟華譯：《試論文學形象學的研究史及方法論》（L'Imagologie Littérature：Essai de Mise au Point Historique et Critique），載《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7。
[300]張伯偉認爲，狹義上，只有“同文不同語的兩國或兩國以上人士會面之時，用書寫文字代替語言來進行溝通交流”才算筆談；廣義來講，“所有用文字交流、溝通思想感情的方式，只要是使用文字往返”都可算是筆談。見《東亞文人筆談研究的回顧與展望》。本文的討論材料主體符合狹義界定，同時亦涉及詩文、書信等廣義的漢文筆談文獻。
[301]王汎森：《權力的毛細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學術與心態》，臺北：聯經，2013年版，頁650。
[302]《山本梅崖の見た日清戰争後の中國——〈燕山楚水紀遊〉を中心として》（頁79—80）與《山本梅崖と汪康年の交遊》（頁31）皆有類似列表，然間或難免舛誤，筆者有所更正。
[303]此日山本所記爲“古城子邀飲於聚豐園”，“古城子”即古城貞吉，上述清人皆應其邀請出席者。《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中C-26爲1897年上海時務社古城貞吉夕食招待狀，當即此事。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1。
[304]此日山本所記爲“此夜葉子招飲於東棋盤街新泰和酒館”，“葉子”即葉瀚，會者另有汪康年、曾廣鈞、汪大鈞、汪鍾霖與古城貞吉。《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中C-26爲1897年11月2日葉瀚招請狀，《燕山楚水紀遊》中僅有葉瀚於此日宴請之記録，則《目録》所云“11月2日”恐當作11月25日。另，《目録》C-27爲1897年招請狀，云“當日出席者曾廣鈞、汪大鈞、汪鍾霖（梅崖自筆裏所書）”，當即葉瀚宴請一事。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1。
[305]肖林榕、井運梅：《御醫力鈞學術特色探析》，載《中華醫史雜誌》，2010年第2期，頁87。
[306]甘孺輯述：《永豐鄉人行年録》，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頁16。
[307]參周佳榮：《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長沙：嶽麓書社，2012年版，頁41。
[308]湯志鈞編：《章太炎年譜長編》（增訂本）上册，北京：中華書局，2013年版，頁22。
[309]參周佳榮：《近代日人在華報業活動》，長沙：嶽麓書社，2012年版，頁42。
[310]汪詒年纂輯：《汪穰卿先生傳記》，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頁50。
[311]《永豐鄉人行年録》，頁16。
[312]《汪穰卿先生傳記》，頁63。
[313]張謇：《嗇翁自訂年譜》，收入張謇著，李明勳、尤世瑋主編：《張謇全集》第8册，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2012年版，頁1012。
[314]張謇：《柳西草堂日記》，收入《張謇全集》第8册，頁435。
[315]如《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中C-29爲1897年招請狀，“中有高種、方聲凋、方聲煊之名刺”，三人不見《燕山楚水紀遊》書中。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1。
[316]《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0b。
[317]《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0a。
[318]《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25a。
[319]《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5b。
[320]《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5b-16a。
[321]陳平原：《與學者結緣》，載氏著：《閲讀日本》，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頁160。
[32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82。
[323]岡千仞：《觀光紀游》，收入王錫祺編：《小方壺齋輿地叢鈔》第5帙，杭州：杭州古籍書店，據光緒十七年（1891）上海著易堂鉛印本影印，1985年版。
[324]名刺（めいし）即名片，高知市立自由民權記念館現仍保存清人贈呈山本的名片，其中不少是山本遊華期間所得，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1—42。
[325]《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a。
[326]《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9a。
[327]關於這一方面研究的代表性論述，可參王曉秋：《近代中日文化交流史》，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版。
[328]《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1a。
[329]“膝栗毛”指日本文學中“一種變體旅行記”，田山花袋：《現代の紀行文》，載福田清人編：《明治紀行文學集》，收入《明治文學全集》第94册，東京：筑摩書房，1974年版，頁372。
[330]《棧雲峽雨日記（坿詩章）》，頁36。
[33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99。
[332]《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27。
[33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55。
[33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42。
[33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46。
[336]《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56。
[337]陳室如：《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臺北：文津出版社，2008年，頁16。
[338]卞之琳：《十年詩草（1930—1939）》（增訂本），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頁24。
[339]《近代域外遊記研究（1840—1945）》，頁17。
[340]《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5b。
[341]關於朝鮮的“小中華”意識，詳參孫衛國：《大明旗號與小中華意識：朝鮮王朝尊周思明問題研究，1637—1800》，北京：商務印書館，2007年版。
[342]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13.
[343]張昆將：《日本德川學者的“夷夏之辨”思想論争内涵及其轉變》，載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編：《從周邊看中國》，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頁146。
[344]《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6。
[345]《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41a。
[346]《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b。
[347]《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a。
[348]《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b。
[349]《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2a。
[350]《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9a。
[351]《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9b。
[352]伊原澤周：《從“筆談外交”到“以史爲鑑”——中日近代關係史探研》，北京：中華書局，2003年版，頁13。
[353]岡千仞：《〈沖繩志〉序》，伊地知貞馨著，重野安繹校：《沖繩志》（一名《琉球志》），東京：有恆齋，1877年版，頁3b。
[354]關於“琉球處分”的展開及日清提攜的政策，詳參西里喜行：《清末中琉日關係史の研究》，京都：東京大學學術出版會，2005年版，頁296—308。中譯本見西里喜行著、胡連成等譯：《清末中琉日關係史研究》，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版，頁280—294。
[35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150。
[356]詳見岡千仞1884年7月10日在杭州與章魯泉、馮則成的筆談及同年8月21日在上海與張焕綸的筆談，《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40、69。
[357]《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3a。
[358]《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3a。
[359]《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9a。
[360]《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41b。
[361]《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44a。
[362]《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40a。
[363]《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3a。
[364]《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3b。
[365]《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4b。
[366]《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5a。
[367]《梅崖先生年譜》，頁58a。
[368]川田瑞穗：《〈論語私見〉序》，載《論語私見》。
[369]《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b。
[370]《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4a。
[371]《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4b。
[372]《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0b。
[373]《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0b。
[374]《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7a。
[375]《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7b。
[376]《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8a。
[377]《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1a。
[378]《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1b。
[379]《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4b。
[380]《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5a。
[381]《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b。
[382]《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0b、33a。
[383]《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5b。
[384]《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a。
[385]《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a-3b。
[386]俞樾：《日本竹添井井〈左傳會箋〉序》，載氏著：《春在堂雜文補遺》卷二，收入沈雲龍編：《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第42輯，臺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版，頁2923。
[387]俞樾著，張道貴、丁鳳麟標點：《春在堂隨筆》卷七，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頁109。
[388]見王青：《日本近世儒學家荻生徂徠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頁1；王青：《徂徠學的“禮樂”與“中華”》，載《從周邊看中國》，頁217。
[389]參嚴紹璗：《日本中國學史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9年版，頁87—93。
[390]參羅琨、張永山：《羅振玉評傳》，南昌：百花洲文藝出版社，2010年版。
[391]《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b。
[392]關於《皇疏》的東西流轉及清代學者的相關研究，詳參藤塚鄰：《皇侃の論語義疏と其の日本刻本の清朝經學に及ぼせる影響》（載藤塚鄰：《論語總説》，東京：國書刊行會，據東京弘文堂1949年版影印，1988年版，頁167—219）與長澤規矩也：《論語義疏傳來に關する疑問》（載長澤規矩也先生喜壽記念會編：《長澤規矩也著作集》第7卷，東京：汲古書院，1987年版，頁272—278）。中譯本參童嶺譯：《皇侃〈論語義疏〉及其日本刻本對清朝經學的影響》與陳捷譯：《關於〈論語義疏〉傳入日本的疑問》（載劉玉才主編：《從鈔本到刻本：中日〈論語〉文獻研究》，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頁424—466。）
[393]詳參陳捷：《足利學校所藏の〈論語義疏〉の藉鈔をめぐって》，載氏著：《明治前期日中學術交流の研究——清國駐日公使館の文化活動》，東京：汲古書院，2003年版，頁352—411。中文參《關於清駐日公使館藉鈔日本足利學校藏〈論語義疏〉古鈔本的交涉》，載氏著：《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北京：中華書局，2012年版，頁377—430。
[394]陳捷：《楊守敬與羅振玉的交友——讀楊守敬致羅振玉書札》，載《人物往來與書籍流轉》，頁319。
[395]《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2b。
[396]《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2a。
[397]“C-207書簡”，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5。
[398]吉尾寬認爲此書簡“可以考察山本訪華的契機”，見《清末の變法派人士汪康年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山本憲關係書簡〉の史料的價值を示しつつ》，頁21。
[399]“C-208書簡”，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5。
[400]《汪康年師友書札》（四），頁3295。
[401]《汪穰卿先生傳記》，頁71。
[402]《清末の變法派人士汪康年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山本憲關係書簡〉の史料的價值を示しつつ》，頁14；《汪康年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頁324。
[403]《汪康年師友書札》（四），頁3295。
[404]《汪康年師友書札》（四），頁3296—3297。
[405]《梅崖先生年譜》，頁31b。另據《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中C-63“康有爲來奔當時の書類”，康、梁二人分别化名青木森堅與吉田晉。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2。
[406]《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中C-64“梁啓超筆記”，作於10月29日，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2，録文見《梁啓超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頁3—4；梁啓超：《致大阪日清協和會山本梅崖書》，載梁啓超著，夏曉虹輯：《〈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57（此文最初發表於1898年11月20日《臺灣日日新報》，夏曉虹注云“此爲十一月六日，梁啓超得知大阪日清協和會成立所寄之函”），又吉尾寬、大野三德據高知市立自由民權記念館藏《山本憲關係》整理此文原稿，於文末“先生夾袋中必有其人，幸舉以告我”與“協和會之成，東方之福也”間多出“割注：請將貴邦現時知名文士及有志趣而未甚（知名者，彷班氏九等人表之法，詳列其姓名學行，見示幸甚”，此處另有榜書作“傍書：中興維新之侯及現時當道，能加品評，見示幸甚”，見《梁啓超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頁5；康有爲：《答山本憲君》，載湯志鈞編：《康有爲政論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頁387。詳參《康有儀與其塾師山本憲》，頁52。
[407]《〈論語私見〉序》，載《論語私見》。
[408]水原渭江：《關於山本梅崖》，載《水原渭江學術精華》，頁331。
[409]《清末の變法派人士汪康年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山本憲關係書簡〉の史料的價值を示しつつ》，頁16；《汪康年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頁326。
[410]C-175，書簡，康孟卿，時間不詳，内書“肅覆者，《燕山楚水紀遊》一送横濱大同學校”云云。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5。康孟卿即康有儀，康有爲從兄，1898年赴日入山本門下求學，詳參《康有儀與其塾師山本憲》。横濱大同學校是維新派與革命派共同創辦的在日中國人教育機關，1898年孫中山首倡建立，次年開校，現横浜山手中華學院前身之一。詳參中村聰著，馬燕譯：《日本横濱大同學校之創立》，載《東方論壇》，2008年第5期，頁93—97。
[411]《清末の變法派人士汪康年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山本憲關係書簡〉の史料的價值を示しつつ》，頁16；《汪康年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頁326。
[412]《清末の變法派人士汪康年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山本憲關係書簡〉の史料的價值を示しつつ》，載《自由民權記念館紀要》，頁16；《汪康年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頁326。
[413]《清末の變法派人士汪康年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山本憲關係書簡〉の史料的價值を示しつつ》，載《自由民權記念館紀要》，頁16；《汪康年の山本憲に宛てた書簡（訳注）》，頁326。
[414]《汪康年師友書札》（四），頁3296。
[415]《汪康年師友書札》（四），頁3297。
[416]《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3a。
[417]《梁啓超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頁6。
[418]《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7b。
[419]《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8a。
[420]《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8b。
[421]《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9a。
[422]《梁啓超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頁6。
[423]詳參王憲明、張勇、蔡樂芬：《戊戌變法史述論稿》，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01年版，頁408—450。
[424]《梁啓超から山本憲への手紙》，頁6。
[425]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中C-69之1899年6月17日梁啓超“受贈梅崖著書禮狀”書簡與C-70之同年9月4日梁啓超“贈呈清國《政變記》”書簡。《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2。
[426]梁啓超：《戊戌政變記》，臺北：文海出版社，1964年版，頁170。
[427]《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a。
[428]《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6a。
[429]《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9b。
[430]《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0a。
[431]《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7a。
[432]《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7b。
[433]《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7b-8a。
[434]《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6b-17a。
[435]《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7a。
[436]《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6a。
[437]《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6a-36b。
[438]《梅崖先生年譜》，頁7a。
[439]《梅崖先生年譜》，頁10b。
[440]《梅崖先生年譜》，頁12a。
[441]《棧雲峽雨日記（坿詩章）》，頁101。
[442]《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8a。
[443]《棧雲峽雨日記（坿詩章）》，頁17。
[444]《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3a。
[445]《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33。
[446]《郵便報知新聞》，明治十七年（1884）7月1日火曜日（星期二），載《復刻版·郵便報知新聞》第44卷，東京：柏書房，1991年版，頁7。
[447]《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18。
[448]《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258。
[449]《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294—295。
[450]《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7a。
[451]晚清的政治軍事挫敗，尤其是甲午戰争的敗戰影響，更强化了當時反對鴉片的社會運動和論述之正當性。見楊瑞松：《病夫、黄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臺北：政大出版社，2010年版，頁42。
[452]《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0b。
[453]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82.
[454]《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7a。
[455]《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7b。
[456]《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3a。
[457]《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b。
[458]《汪穰卿先生傳記》，頁63。
[459]896年由立德夫人發起成立的“天足會”成爲晚清不纏足運動的先聲。其阻力並非來自清廷，而是社會習慣勢力。1897年不纏足會在上海正式成立。詳參夏曉虹：《清末的不纏足與女學堂》，載《中國文化》，1995年第1期，頁219—229。山本與不纏足會組織者汪康年、梁啓超及其主持之《時務報》皆有關聯。光緒二十二年（1896），梁啓超撰《戒纏足會序》，將中國之纏足與非洲印度之壓首、歐洲之細腰並稱世界三大刑，痛斥其“波靡四域，流毒千年”，宣揚男女平等之觀念，表彰順德賴弼彤、陳默庵“力闢宏會”之義舉。見梁啓超：《戒纏足會序》，載梁啓超：《飲冰室文集》第1册（一），收入氏著，林志鈞編：《飲冰室合集》第1册，上海：中華書局，1936年版，頁120—122。
[460]《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1b-12a。
[461]《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3a。
[462]《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4a。
[463]《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6b。
[464]《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2a。
[465]《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26b。
[466]《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8b。
[467]山本宪：《東亚事宜》，载《清议报》第2册，页12，1899年1月；第4册，页8，1899年1月；第5册，寄书，1899年2月。山本憲：《東亞事宜》，大阪：福井清司，1900年版。
[468]《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9a。
[469]詳參《病夫、黄禍與睡獅：“西方”視野的中國形象與近代中國國族論述想像》，頁17—67。
[470]竹添進一郎：《自序》，載《棧雲峽雨日記（坿詩章）》。
[471]《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134。
[472]安東不二雄：《大清帝國》，載安東不二雄：《支那漫遊實記》，收入小島晉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録集成》第11卷，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年版，頁295。
[473]《觀光紀游·觀光續紀·觀光游草》，頁133—134。
[474]《大清帝國》，載《支那漫遊實記》，頁295—296。
[475]宫内豬三郎：《訂正清國事情探檢録（一名清國風土記）》，收入《幕末明治中國見聞録集成》第11卷，頁511。
[476]《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3a。
[477]《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b。
[478]《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3b。
[479]《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5a。
[480]《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1a-1b。
[481]《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5b。
[482]《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5b。
[483]《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6b。
[484]《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7a。
[485]《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3b。
[486]《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28a。
[487]《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29b。
[488]《梅崖先生年譜》，頁5a。
[489]《梅崖先生年譜》，頁13a。
[490]《梅崖先生年譜》，頁10a。
[491]山本憲：《讀〈太閣記〉》，載《梅清處文鈔》上卷，頁23a-23b。
[492]山本憲：《論豐臣氏覆亡》，載《梅清處文鈔》上卷，頁10a-15b。
[493]山本憲：《豐公（秀吉）》，載《梅清處詠史》，頁2—3。
[494]《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34a-34b。
[495]薛玉楠、陳輝、熊曉霜：《形象學視域下的城市個案研究》，成都：四川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頁141。
[496]《形象》，載《比較文學形象學》，頁123。
[497]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像》，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頁64。
[498]《燕山楚水紀遊》卷一，頁6b。
[499]祇園正卿既是木門五先生之一，又名列木門十哲。見大槻幹郎：《文人画家の譜：王維から鉄齋まで》，東京：ぺりかん社，2001年版，頁172。
[500]山岸德平校注：《五山文學集 江户漢詩集》，東京：岩波書店，1966年版，頁210。末句“君看人間江路難”高文漢：《中日古代文學比較研究》（濟南：山東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頁608）作“請看人間行路難”。
[501]松下忠著，范建明譯：《江户時代的詩風詩論：兼論明清三大詩論及其影響》，北京：學苑出版社，2008年版，頁313—336。
[502]（清）釋性統編：《續燈正統》卷二十二，收入藍吉富主編：《禪宗全書》第24册，臺北：文殊出版社，1988年版，頁748。
[503]中村久四郎：《考證學概説》，載德川公繼宗七十年祝賀記念會編：《近世日本の儒學：德川公繼宗七十年祝賀記念》，東京：岩波書店，1939年版，頁704。
[504]Sinophilic表示親華，指對中國有好感，可譯作“頌華”。與之相對有Sinophobe一詞，表示反華，可譯作“貶華”。但二者並非絶對意義上的截然相反，雙方皆包含彼此。參［美］艾爾曼著，黄振萍譯：《日本是第二個羅馬（小中華）嗎？十八世紀德川日本“頌華者”和“貶華者”的問題——以中醫和漢方爲主》，載《從周邊看中國》，頁13。
[505]Sinosphere表示中華圏，指以中國爲核心，包括日本、朝鮮半島、越南等地區的文明圈。
[506]Joshua，A. Fogel.，Articulating the Sinosphere：Sino-Japanese Relations in Space and Tim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p.38.
[507]《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3b-14a。
[508]《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C-22爲春和客棧旅館招待狀，或即山本九江客居證明，然《目録》將此材料繫於1898年，恐不確。見《山本憲關係資料目録》，頁41。
[509]《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5a。
[510]《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15b。
[511]《梅崖先生年譜》，頁22b。
[512]《梅崖先生年譜》，頁36a。
[513]《〈梅清處詠史〉序》，載《梅清處詠史》。
[514]《燕山楚水紀遊》卷二，頁47b。
[515]王小林認爲“和魂漢才”與“和魂洋才”，“究其根源，也就是立足於藴‘和魂=日本精神’於‘言=日語’中的語言民族主義立場”，深受將“言靈”信仰貫穿於意識形態，“作爲日本人文化意識‘古層’中的‘執拗低音’”，見王小林：《漢字與“言靈”：日本傳統漢字論中的“執拗低音”》，載《從周邊看中國》，頁197。
[516]《梅清處文鈔》下卷，頁39b-40a。
[517]The Literature of Travel in the Japanese Rediscovery of China，1862—1945，p.87.
[518]《梅崖先生年譜》，頁31a。
[519]《梅崖先生年譜》，頁32a。
[520]此處所謂“明治後期”採用三浦叶的説法，即“指日清戰役之後”。見《明治の漢學》，頁42。
[521]《明治の漢學》，頁15。
[522]詳參《明治の漢學》，頁15—18、45—51。
[523]《明治の漢學》，頁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