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空框结构与借尸还魂

有中国黑格尔之称的宋儒朱熹曾反复地说：

《易》乃是卜筮之书，古者则藏于太史太卜以占吉凶，亦未有许多说话。及孔子，始取而敷绎为《文言》《杂卦》《彖》《象》之类，乃说出道理来。

《易》所以难读者，盖《易》本是卜筮之书，今却要就卜筮中推出讲学之道，故成两节功夫。

《易》只是卜筮之书，今人说来太精了，更入粗不得。

《易》原是卜筮之书，这话是不错的。历史上不少大学者都说过：秦焚书，而《易》以卜筮之书不罹其灾，故六经唯《易》有全书，后学之幸也（此取王夫之语）。问题是为什么《周易》这部卜筮之书却能说出道理来，而且有说不完的道理，还“入粗不得”，还要“两节功夫”？《易》引得历史上的无数圣贤尽折腰，又有这么多的第一流学者如此的好事生非，全成了不惮烦的许子！而且我们这位朱子不也着实参与了这个行列吗？我认为这只能有一个解释，就是《周易》乃是以卜筮为其外壳的一部纯中国式的哲学兼社会学著作。

《周易》所以难解而又如此吸引人的原因，约有以下数端：

其一，神秘。不仅由于“河出图”“洛出书”，或伏羲、文王画卦的传说；其八卦所演成的六十四卦，竟自成宇宙图式，本身即显得神秘莫测，引人探求。

其二，古奥。不但文字古怪，奥义不得显，而编纂时所采用的材料，更为远古，且已从本身事实简括抽象，由不知所云，而成为“千古之谜”。

其三，简略。王安石曾云：“夫中人之所不及者，圣人藏乎其心而言之略。”《易》之本经极为简略，空白多，大家都想来充之实之，都试想着代圣人立言呢。

其四，耀眼的智慧之光。不论从卦画、经文、传文来看，都极富启发性、暗示性，不断地启动着古往今来高级文化人的智慧的闸门。连孔老夫子也读得“韦编三绝”（见《史记·孔子世家》，也有人认为此语是汉人伪造），还留下了“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这样的名言。

由于《周易》有了这些特点，它既有心理学色彩，又有幻觉般的色彩。与其他古书相比，它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再是人人耳熟能详的。它本源于远古人类心灵深处。它的力量在于能使人感到高深莫测。它来自无限，让人感到陌生、冷峻、不着边际、魔力、光怪陆离。我们面对着并非芸芸众生所能领悟却又是芸芸众生所感兴趣的“天书”，要了解它的真谛和那些看来似乎是荒诞不经的纷繁异相，就不是仅仅凭借日常生活经验中汲取的那点肤浅的教训就够了。它似是一个无底深渊，蕴藏无尽，其所述又无明确的质的规定性，却又明显地具有哲学特色，洞察人类并不完备的眼睛所看不到的蛰伏着的人类感情。研读之际，异彩纷呈，异想天开，似发掘无尽的宝藏，其乐无穷。

由于《易》的此种性质，于是“仁者见之谓之仁，知（智）者见之谓之知（智）”。每一个有才学的人，只要他兴趣浓厚，都可以借此建立自己的体系。根据近人李镜池先生所说，说《易》之古书竟有三千种之多。笔者孤陋寡闻，亦曾努力读过一二百种，且将自己的体会写下了打油诗一首：

借尸还魂有奇方，郢书燕说岂荒唐。

君看易部三千种，可有一种不牵强！

千古之谜可以永远猜下去，中国人又一向倡导“述而不作”，但又不甘心不作，于是，借尸还魂是最好的方法，围绕《周易》的论著自然层出不穷。又因其见仁见智的特色，围绕《周易》这部书，自古至今，争论不休。或者，虽不争论，但也是你说你的，我说我的，更见异彩纷呈。

这种现象，乃是高级著述所应得到的最高待遇。因为，在笔者看来，一部作品是否成功，其关键在于是否创造了极富暗示性和启发性的因子。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获得联想、生发的广阔天地。它不仅具有多层面的意义，而且每个层面又有无数意义，因而不易被人一眼看穿，要读者自己去追索、理解、咀嚼和回味。中国历史上“见仁见智”这样的思想，世界各国，古往今来，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尽管说法不同。欧美现代文艺理论中广泛流行的评价作品基本质量的用语“多义性”（Polysemie）或“多价性”（Multivaleng），其实就是欧美人们对这个思想的表达方式。波兰哲学家罗曼·英伽顿在他1930年代撰写的《文学的艺术作品评析》一书中，提出了一个“不确定点”的概念，并从结构方面把作品分成四个层次，其中之一即为“模式化图景层次”，又称“作品的框架”，被描写对象可以借助这种框架在读者接受意识中成为具体的东西，读者的接受意识借助框架可以把描绘对象具体化。英伽顿的理论对于“见仁见智”现象的揭示和接受美学理论的形成与发展起了推动作用。接受美学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沃·伊瑟，即以英伽顿的现象学为基础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他的独特建树在于，把揭示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作为建立自己的接受美学的任务。他认为同一篇文本之所以会被不同时代、不同读者作出不同的理解，是因为文本自有一个“回旋余地”（Spielraun），这个回旋余地能为读者提供多种理解和解释的可能性。在那些模式化图景之间留有一些“空白点”，这些空白点，提供了对于作品进行分析的回旋余地，读者可以在这种回旋余地之内，把在各个图景上展示出来的对象的各种角度联缀起来。伊瑟认为，一部作品的扫描越细腻，也就是文本所展示对象的模式化图景越多，“空白点”也会越多，读者将在阅读中不断地去充填和消灭这些空白点。

不知怎的，每当我看到类似英伽顿、伊瑟这样的理论，总不自觉地会想到《周易》上去。因此，根据中外理论，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一部作品之所以有永恒的魅力，并不是因为它描写了超时代的所谓“永恒价值”“永恒主题”（诸如爱啊情啊等等），而是因为它的结构总能使人进入虚构的事件中去。“空白”“多义”“不定”“回旋余地”，有时竟无限膨胀，而成为“空框结构”，给读者提供了一个可以不断把人生经验、聪明才智放进去的“空框”——一个纵横驰骋想象力的广阔空间。那么，在中国古书中，若以具备上述条件而论，《周易》自是首屈一指的。

《周易》实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空框。笔者所以写了上面的打油诗，实在有感于古往今来易学家讲《易》，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借《易》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给历代各家《易》说作了个简单的分析：

《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

全祖望编《读易别录》，又把许多不入经传的书，为之分派录目。其书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录图纬、神仙、方技及汉唐人卜筮书等；中篇录老、庄玄谈书；下篇录蓍龟书。上篇序有云：

旧史之志艺文，盖自传、义、章句而外，或归之蓍龟家，或五行家，或天文家，或兵家，或释家，或神仙家以见，其名虽系于《易》，而实则非也……予尝综其概而言之，大半为图纬之末流。盖自《乾坤凿度》诸书既出，其意欲贯通三才，以依托于知来藏往、广大悉备之学，遂妄以推测代前知之鉴，而卜筮者窃而用之，始有八宫、六神、纳甲、纳音、卦气、卦候、飞伏诸例；其外则为太乙九宫家、遁甲三元家、六壬家，所谓“三式”之书也。……“三式”皆主乾象，于其中又衍为星野、风角二家；又推之节气之变，为律历家；律历之分，为日者；合星野、风角、时日以言兵事，则为兵家；又以仰观者俯察，为形法家；其在人也，为禄命家，为医家，为相家；若占梦家，则本《周官》所以属之太卜者，又无论也。更有异者，以阴阳消长之度，为其行持进退之节，为丹灶家。丹灶之于卜筮，毫不相及也。已而其先事逆中，亦托之《易》。

关于全氏所提到的诸色品种，我们没有必要去作分析评论乃至简单的介绍。而对于三教九流一起挤入《易》学的行列，若究其原因，则不外乎四：一为借《易》之古，须知“古”有时具有很大的权威性；二为《易》的神秘，神秘就有迷惑力；三为《易》的模式，模式即有套用的价值；四为《易》所具有之阴阳消长的辩证思想，具有很大的涵盖面，原可为各家各派所公用。

不过，《易》也确乎被滥用了。其滥用方式之多，范围之广，程度之深，手段之巧妙，却又表明这神秘之《易》自有其不可限量的价值。人世间唯有最值钱的东西，例如钻石与黄金常会遭遇假冒与滥用的厄运。

清魏荔彤在其所著的《大易通解》中说：“学《易》者极深研几与穿凿近，引伸触类与傅会近。何以辨之？惟顺乎至易至简之理，则极研非穿凿，引伸非傅会。”但说实在话，辨之也真难。如兵家类，相传我国古代军事家如吕尚、孙武、张良、诸葛亮、刘基等，莫不精通《易》理，并用之于兵。而系统以《易》演兵，遗下著作并传授学生者，当推明代之赵本学。据其学生抗倭名将俞大猷的记载：“猷读先师所授《韬钤内外篇》者有年，领其大旨，知其无一不根极于《易》者。”又有无时代撰者可考，而为历代兵志不录的《三十六计》一书，可以看出作者治兵学之途径，深受赵氏影响。该书将《易》之阴阳燮理，推演成兵法刚柔、奇正、进退、攻守之变化，臻于妙境，且文字精练，引人入胜。如第三计“借刀杀人”云：“敌已明，友未定，引友杀敌，不自出力，以《损》推演。”再如第十一计“李代桃僵”云：“势必有损，损阴以益阳。”则明显地是以《益》卦推演。又如第二十一计“金蝉脱壳”云：“存其形，完其势，友不疑，敌不动：巽而止蛊。”

把《易》理运用于阴谋诡计、掠夺兼并之权术，可以说触类旁通，也可以说附会。

再谈天文家类。《周易》是天文学，秦汉时就有不少学者持此说。直到民国时期，杭州有位许笃仁先生，写了一本《周易新论》，认为“卜”字是“古代钦天监于地上立标测候日影的形象”，而“用标（圭）测候日影（卜）叫做‘卦’”。他对《丰》卦六二与九四爻辞“丰其蔀，日中见斗”是这样解释的：

“蔀，覆暧也”，王弼注。按古语“遮盖”叫“蔀”，闽省福建府属的蛮语，用茅草盖屋叫做“茅草蔀屋”，这可算是很有力的证据。“丰其蔀，日中见斗”，这就是说：“盖得很厚，白天可以看见星斗。”大概用茅草类铺盖得很厚，能把阳光灭杀干净，从微孔中可以看见星斗。

许氏用了“大概”二字，可见他未曾把他的理论验证。笔者也无兴做这种实验，却从一个外国人的文章里见到了这样的句子：“为了白日里看见星辰，我曾透过矿井中的通风孔仰望天空。”（[德]埃尔温·斯特马里特《随想录》）

黄宗羲结合星占，则谓丰是“日食之象”，《丰》卦，离下震上，“离，南方之卦，五六月之交，日在午未，日食于井、柳（星宿名），则斗宿远而得见”，又“震，东方之卦，正二月之交，日在亥戌，日食于室、壁（星宿名），则斗柄之指午未者，远而得见，卦中两斗异星也”。黄氏此说现代亦不乏拥护者。即令同认为是讲天文的，说亦有异，谁穿凿，谁旁通，殊难裁决。

我所钦佩的李镜池先生说过：“我们现在讲《易》，目的在求真，希望能够拨开云雾见青山，整理旧说，分别的归还他各自的时代；使《易》自《易》，而各派的学说自各派的学说，免致混乱参杂，失其本真。换句话说，我们以历史的方法来讲《易》，不是以哲学伦理来注释。我们以客观的态度来讲《易》，不是以主观的成见来附会。我们要求《易》的真，不讲《易》的用。”

李先生的愿望当然很好，大凡真正的学者都有这样的求实精神。但笔者断断续续研讨《周易》三十年，说来惭愧，即对《易》之“真”的界说始终模糊不清。近代，大学者王国维可以说求得了一些真，如考证出王亥丧牛羊于有易的史事等，但《易》中似乎已变成抽象的概念在使用，与王亥不王亥早已无关。即就李先生自己的著述中，也往往真假莫辨，致使读者无所适从。兹举《小过》六二爻辞为例说之：

过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对于这几句话，李先生在1961年写的《关于周易的性质和它的哲学思想》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过’是责备人的过错，‘遇’是以礼相待。这里编者就社会的复杂情况来说他的经验。或者虽责备过人的祖先，而对于人的祖母或母亲则很有礼貌；或者不谈其君的长短，而礼遇其臣。就是对其中的一方能够相好，便‘无咎’，不会出问题。”则分明教人小心翼翼，“堤内损失堤外补”的意思。而在1981年出版的由曹础基整理的《周易通义》里却又这样说：“在家里，祖父也可以批评，祖母也应表扬；在国里，君王也可以指出他的不够，臣子也可以赞扬。这样才是正常的。在当时，父权制家庭，祖父是最权威的；而妇女，即使是祖母，也形同奴隶。在国家，更是君尊臣卑了。作者当时在批评表扬问题上的这种见解，是十分可贵的。”则分明又以为《易》在宣扬男女平等与民主作风，在给《易》戴高帽子了。

那么，究竟以何者为真义呢？我倒以为李先生在用《易》呢。

笔者亦曾有友人问某事，筮之，亦曾得《小过》六二，我即为占之曰：“过”者，经过，即《论语》“有荷篑而过孔氏之门”之“过”，或禹“三过家门而不入”之“过”，可引伸为“过访”。此爻辞之义为去看望他的祖父，祖父虽然没有碰上，却见到了祖母。虽然赶不上见君，却和其臣子攀谈了一阵子。苏轼说过：“薄薄酒，胜茶汤。粗粗布，胜无裳。丑妻恶妾胜空房。”这叫做退而求其次。

友人请我别打隐语，是否可再说得明白易晓一些。于是我又申言之曰：君若有事去求人，虽然碰不到他本人，只见到了他夫人，切莫失望，照样可以做夫人的工作，争取她的支持，如本人惧内，则更好。或虽然见不到本人，却碰上了他的秘书，也并不是坏事呀，故曰“无咎”。

我友大笑曰：“君之解《易》，未之前闻。”竟称我为幽默大师，满意而去。事后友人告我，他的事果然通过某之夫人办成，极称我占之灵验。其实不过是极为一般的社会学知识在起作用，触发其思路，固无迷信之可言也。

既然李镜老可以那样换来换去说，我这样说想来也未尝不可。

人类在作抽象思维的时候，就已不自觉地应用范畴和公式，以作为自己行为遵循之规律。这是人类认识发展的一个进步，表示人类的智能大大提高了一步。在中国哲学史上，《周易》率先比较自觉地讲到范畴、公式的作用。

冯友兰先生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中说：“《易传》的作者们因套子而引伸到公式和范畴的作用。”并引《系辞传》“易者，象也”说：

象，就是客观世界的形象。但是这个模拟和形象并不是如照相那样照下来，如画像那样画下来。它是一种符号，以符号表示事物的“道”和“理”，六十四卦和三百八十四爻都是这样的符号。它们是如逻辑中所谓变项。一变项，可以代入一类或许多类事物。不论什么类事物，只要合乎某种条件，都可以代入某一变项。《系辞传》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它认为事物皆属于某类。某类或某某类事物，只要合乎某种条件，都可以代入某一卦或某一爻。这一卦的卦辞或这一爻的爻辞也都是公式，表示这类事物在这种情形下所应遵行的“道”。这一类的事物遵行“道”则吉，不遵行“道”则凶。

冯先生说的是《易传》，但没有经的模式，何来范畴、公式？故笔者认为应该与经部一起说才符合实际。这样自觉地运用范畴和公式，很明显已在经部表现出来了。

本书既名为《占筮学》，因此，其要求正与李镜老相反，是以哲学、社会学、伦理学来讲《易》，而不是以历史的方法来讲《易》；不求《易》之真，而讲《易》之用，即使引史证经亦是用。当然，笔者不想加入滥用《易》的队伍，但滥与不滥实无明确界线，因此触类旁通、巧妙附会，也在所不顾。笔者甚至认为这或许还更“真”一些，或许更能阐发《易》之精义，更能使这部深奥的古书通俗化，引导更多的人去接触它，吸引更多的人来充实这个“空框”。

《易》之为书，天地之气化，性命事物之道理悉备矣。学《易》者须分三层看：天地自然之气化是一层；人性及事物本然之道理是一层；占者应事接物，当然之知从是一层——无卦无爻不然也。此是学《易》者最切实下手工夫。虽上智之人，一以贯之；然下学工夫，先求入门，此亦极深研几自是始也。

这段文章引自魏荔彤《大易通解》，作者是强调学以致用的，所谓“占”，就是协调主客观的情况，使之一致。这也是笔者为了与滥用《易》者划清界线所遵循的原则。若再明确一点说：第一，不离开卦象说《易》；第二，不离开哲学、社会学、伦理学说《易》；第三，不离开卜筮书的性质说《易》。笔者上文提到过，《周易》是一部以卜筮为其外壳的哲学、社会学著作。不过，这个外壳不是龙井茶叶罐，也不是金银手饰盒，而是包括屏幕在内的电视机的外层。因此，义理与象数并重，自为本书所必须具备之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