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德画稿”与“德纳罗设计稿”之间的关系
关于北京寄来的画稿，在1877年5月22日金登干致德纳罗函的最后特别注明：“方案拟妥，烦将两张小画稿归还。”23日的信函中再次指出：“昨天寄奉贵司的两张小画稿中，各有一个悬浮在中的球体，即所谓‘阴阳’。”可以看出，北京的画稿共计两张，图幅不大，图案中间各有一个“阴阳”符号。这两份画稿由于金登干要求退还，故而没有保存在德纳罗的档案中。那么画稿的庐山真面目究竟何样？由此联想到源自赫德遗集的“双龙戏珠”和“龙凤戏珠”画稿
（以下简称“赫德画稿”）。长期以来，由于没有相关资料佐证，对于“赫德画稿”的真实用途众说纷纭，曾有学者认为，“赫德画稿”无面值和发行国名，图案过于精细，色彩繁杂，尺寸偏大，无法用作印制邮票的蓝本，同时推测画稿出自洋人之手，图案截自欧洲代印的中国钞票。但这种说法没有任何依据，仅是推测而已。根据此次发现的德纳罗档案，可以认为，金登干5月22日信函中所提到的两份画稿极有可能是赫德遗集中的“双龙戏珠”和“龙凤戏珠”。这种设想基于以下三个重要理由：
1．“海关印记”—太极阴阳图案
在邮票的设计及纸张水印中采用太极阴阳图案，与赫德的主张相关。早在1874年4月4日，赫德致函金登干：“采用阴阳图案做我们的‘海关印记’好了。就像你画的那样，分别加上一个黑的或白的圆点。”我们在德纳罗档案中还可以看到一份《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署伦敦办事处刷唛方法》，在这份文件中有两张示意图，均带有赫德要求的“海关印记”—太极阴阳图案。而且特别说明：“大清海关印记的构图是一个圆绕着两个相等的半圆，即：右侧图形是黑色的，上半圆的中心或圆眼为白色，而左侧的半圆是白色的，圆眼为黑色。”因此，太极阴阳图案作为一个特殊标记，广泛应用在中国海关伦敦办事处的各项事务之中。
在6月8日的报告中，德纳罗公司特别说明，因为无法在纸张上取得满意的效果，故而在设计时去除了阴阳符号的圆眼。
然而，赫德所推崇的太极阴阳图并没有融入上海印制的大龙邮票，即德璀琳所主持设计的图案之中，也没有采用阴阳水印纸张印制，似乎没有得到赫德的“真传”。不过，后来小龙和万寿邮票部分面值的印制采用阴阳水印纸，似乎又在考虑“补救”。
2．“赫德画稿”与德纳罗设计稿的内在关联
“赫德画稿”源自赫德遗集，一为“双龙戏珠”，另一为“龙凤戏珠”，基本的图案结构：以太极阴阳为中心，双龙或一龙一凤分列两侧。“赫德画稿”与德纳罗公司后来为中国海关设计的邮票及邮资信封邮资符的中心图案结构基本一致，因此，“德纳罗设计稿”与“赫德画稿”之间存在着某种关联，换句话说，“赫德画稿”就是金登干信中所提到的来自北京的两幅画稿。
3．太极阴阳图的阴阳位置
仔细甄别“赫德画稿”与“德纳罗设计稿”，会发现其中的太极阴阳图案中的阴阳位置不尽相同，“赫德画稿”阴面在左，向下；而“德纳罗设计稿”阴面在右，向上。如果说“德纳罗设计稿”源自“赫德画稿”，太极阴阳图的阴阳位置为何会发生如此变化？审阅档案，谜团迎刃而解。在5月22日发给德纳罗公司的信函中，金登干特别强调：“‘阴阳’图案中，阴面应该朝上。”同时为了更为直观准确，金登干还在信函中绘制了一个草图，用以说明阴阳的位置。这样的修改说明，不仅为德纳罗公司的设计图案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同时也为我们把“赫德画稿”与北京寄来的画稿关联在一起提供了若干的提示。
在费拉尔1896年的《清朝邮政邮票和明信片—呈海关总税务司备忘录》中，多处绘制太极阴阳符号，其位置与金登干的要求一致，可以确认为海关的标准图位。由此，以往邮学资料中对海关使用阴阳符号的上下、正反的表述有待修正。
丽如银行的钱币照片与“龙”图
在德纳罗档案第二页的上边粘贴有一张照片，下边粘贴了一幅黄色基调的“龙”图，这两份资料是除两张画稿之外德纳罗公司设计邮票的重要参考资料。
首先我们先谈谈上边的这张照片，照片的上侧和右侧写有：“Duplicate of a photo, lent me by Mr. Campbell, he having borrowed it from the Oriental Bank.”（坎贝尔先生借给我的照片翻拍件，系其从丽如银行所借。）照片上共计五种钱币，其中标称“五分”、“一钱”、“二钱”和“五钱”四种面值的钱币有正反面图案，另一枚最大的钱币没有带面值的正面图案，只有反面的八卦和太极阴阳图案，图案下方注明“1 Tael”，即1两。经仔细辨识，照片上非钱币实物，而是手绘设计图稿。查询钱币著作，图稿所示钱币就是泉界大名鼎鼎的关平两制银币“中外通宝”。
长期以来，“中外通宝”的身世之谜聚讼不已，有学者因为钱币中心的太极阴阳图案一度将其归入“朝鲜”钱币范畴，也有学者认为系属外国造币厂用于市场推广的商业币。耿爱德（E. Kann）提出是为了支付中国的海关税所试制，有可能在英国铸造，时间“（约）1858年”。1997年，马传德和徐渊采信了1987年乔·克里达在《香港货币》中的论述，即“中外通宝”银币照片的最早发现时间是1878年，该币参照了“上海一两”银币设计方案，经香港造币厂厂长构思设计，由英国皇家造币厂铸制。孙浩在《百年银圆》一书中指出，英国皇家造币厂博物馆所藏“中外通宝”全套5枚、币模及设计图均为香港造币厂前厂长乾打过世后，其家人于1888年所捐赠。
此次发现的德纳罗档案，又为我们解读“中外通宝”的身世之谜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首先，过去发现“中外通宝”银币照片的最早时间为1878年，而新发现的照片将时间又前推了一年；其次，档案中所存照片的提供方为丽如银行，可以确认“中外通宝”与丽如银行相关；第三，德纳罗公司在为中国海关设计邮票时把“中外通宝”作为参考，此套钱币一定与中国海关也有关联，这合理地解释了赫德所推崇的“海关印记”太极阴阳图案置于“中外通宝”中央的原因。
“中外通宝”设计稿照片为什么来自丽如银行？又为什么与中国海关密切相关？为了解答这些疑惑，还得从1876年的《滇案条约》说起，该条约的签订起因于1875年“马嘉理事件”，赫德参与了中英双方解决此事在烟台的谈判，并设想在条约中加上“铸银官局”和“送信官局”的相关内容，但最终未果。特别是“铸银官局”一事，不仅李鸿章不支持，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也不表态，这让赫德愤愤不已。因为在此之前，他对造币厂问题谋划已久，曾数度为之咨询丽如银行，内容涉及造币厂的利润、工程估算、试制的样币、全年经营的费用和工厂的规划等问题，时间从1875年8月至1878年1月。双方联系期间，丽如银行原来的经理斯图尔特病逝，彼得·坎贝尔继任其位，金登干曾向赫德汇报：“我把造币厂的便函交给了已被任命为经理的坎贝尔。俟收到已故的斯图尔特存在巴伊亚那儿的文件后，他将于下星期料理此事。装有5枚硬币样品的盒子于本月17日寄给了上海和横滨该银行的代理人，随次一邮班又寄去了复制品。装有每种硬币100枚样品的盒子昨日已从南安普敦寄走，而复制品将于两周之后由同一线路发出。”金登干在信中提及的“5枚硬币样品”极有可能就是丽如银行提供给德纳罗公司那张照片上的5枚钱币，也就是上文提及的“中外通宝”，如果确实如此，那“中外通宝”铸制的时间也可以大致定为1875年底。此外，档案中照片的出借人“Mr. Campbell”，应该不是金登干（J. D. Campbell），而是丽如银行的继任经理彼得·坎贝尔（Peter Campbell）。
仔细观察“赫德画稿”、“中外通宝”和“德纳罗设计稿”，三者的主图均是双龙（一龙一凤）环抱阴阳，“赫德画稿”与“中外通宝”中间的太极阴阳图案均为“阴面朝下”，而“中外通宝”与“德纳罗设计稿”的图案几近一致，但“德纳罗设计稿”的太极阴阳图案根据金登干5月22日的信函要求改成了“阴面朝上”。图案的变化似乎反映了这样一种关系：“赫德画稿”是“中外通宝”和“德纳罗设计稿”的母稿，“中外通宝”在前，“德纳罗设计稿”在后。
最后，我们再谈谈丽如银行钱币照片下边的“龙”图。“龙”图系金登干5月22日提供，从旗形、龙态以及龙珠的位置来看，是当时大清的三角官旗。1862年，法国公使哥士耆向恭亲王奕
提议中国水师增挂龙旗，曾国藩为之献策：“拟用三角尖旗，大船直高一丈，小船旗高七八尺，其斜长及下横长各从其便，均用黄色画龙，龙头向上。”1874年，应赫德要求，金登干在伦敦制作龙旗，以用作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批准的海关船只标识旗。此后，金登干就此事宜致函赫德，告知已寄运小旗样品，大旗样品因时间问题没有来得及发运，另有一种正在制作之中，并作简单的可行性分析。德纳罗档案中金登干提供的图片基本可以认定为样旗制作过程中经过赫德认可的设计定稿。
1877年中国海关与英国德纳罗公司之间的这段以筹印邮票为要旨的工作交往源自赫德开办邮政的设想，始于1877年3月5日德璀琳的询函。由此，德纳罗公司为中国海关撰写了详实的机密技术报告，专门设计了邮票、邮资信封和邮资符图稿，以及纸张水印图稿，但未被采用，双方的合作最终因赫德的指示而中断。英国德纳罗公司在1877年中国海关为筹印邮票所作的探索活动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特别是所撰写的机密报告，为中国海关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参考。英国德纳罗虽没能被中国海关遴选入围，但中国创设邮政的脚步并未就此搁浅，另择他路自行印制大龙邮票的帷幕也就此徐徐拉开。
赵岳
2018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