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吐鲁番发现历史（代序）

历史是过往的故事，如同飞鸟曾经掠过天空。历史学命里注定是缺憾的艺术，因为往事的证据永远不会完整保存。在有限的证据与无限的历史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是历史学家的神圣使命，也是历史学家的情感家园。成就历史研究的不仅仅是历史与历史情感，还有记录历史的各式各样的史料。历史学家忙碌的过程，就是历史发现之旅，且永远是先发现史料，再发现历史。

在吐鲁番，历史研究者们再次发现了这个规则。

吐鲁番是丝绸之路上的一方重镇，但在唐朝三百六十个地方州中，称作西州的吐鲁番仅仅是其中的一州而已。不要说长安、洛阳，或者扬州、益州，就是中原的一个普通正州，在当时都比西州更有官场热度。而在文化影响上，西州的地位更是不堪比量。但是，由于吐鲁番特殊的气候和当地特有的葬俗，却在无意中为历史保留了很多第一手史料，这就是闻名遐迩的吐鲁番出土文献。于是，比较起吐鲁番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它在历史研究中的地位倒是扶摇直上，即使比起当年的政治文化中心——长安、洛阳，在为历史研究者提供珍贵史料方面，吐鲁番也可一争高下。在吐鲁番发现历史，这是19世纪末叶以来的一个基本事实。

曾经是边陲之地的吐鲁番，在如今中古历史的研究上已不再是“边疆”。在这里出现的每一个考古动作，都会吸引世界学术界的关注。吐鲁番的那些古代墓葬区，除已为学术界熟知的阿斯塔那、哈拉和卓以外，现在更有洋海、巴达木、木纳尔等纷纷亮相。近几年，吐鲁番考古工作又多有斩获，再次为学术界提供了多种珍贵考古文献资料。

在吐鲁番发现历史，首先是发现了吐鲁番出土的史料，最主要的就是一些古代的写本文书。这些写于十六国到唐朝的文书，原本不是要留给我们今天研究的，他们在管理政府、组织社会、经营生活的时候，需要记录事情，需要抒发感情，总之是需要文字帮助记忆，利用文字提供证据，等等。他们绝对没有想到，在当时人认为这些日常文字过期无效，二次利用（用作葬具）以后，被意外地保留到了今天，十分偶然地成为我们今天了解当时生活图景的桥梁，被今人当做瑰宝珍惜与研究。

未来与历史的吸引力同样巨大，通向那里的路径引人入胜，是康庄大道还是不曾打扫的花径，只有置身其中才会心有灵犀。毕竟未来会不期而遇，而历史只有寻觅方至，于是，历史的一切妙趣都从这里开始。是谁书写了这些文字？为什么写下这些文字？这文字意味着怎样的故事？这故事表现着怎样的世界？那个世界的人们是怎样地安排他们的生活？问题如同大海的波浪，一层推着一层，引我们走向那浩瀚飘渺的历史深处。

古代有很多历史学家，他们十分认真，百倍努力，想把自己了解的历史与现实通过史书告诉我们这些后来人，但是谁都明白，藏之深山的巨著有时也会有自己的隐私，于是历史研究的很多功夫，不得不花在去伪存真上面。这些新出土的文献有所不同，它们的出现是偶然的，它们不是谁有意留下来的意见，于是可靠性更强，质朴而率真，让研究者最为疼爱和信任。

我们是幸运的人。我们有幸成为这些出土文献最初的整理与研究者。我们有幸成为吐鲁番发现历史的众多见证人之一。用我们颤抖的双手，小心翼翼地捧起这些脆生生的纸片，这可是我们通往历史的时空隧道啊。如果，一片纸在我们的手上忽然消失，这等同于一条通往历史的道路被关闭。时间隧道忽然被黑暗笼罩，我们得负多大的责任？当然，这样的事故没有发生，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一扇扇历史之门次第打开，一盏盏灯火被我们点燃，通往历史的道路亮如白昼。

其实，在我们的前面已经有很多人走过。在吐鲁番发现历史，我们不是开创者。但是，通往历史的道路，越走越宽广，越走越明亮。为什么？因为前人的脚印，步步闪亮，后来者不用在黑暗中跌跌撞撞。所有新出土的文献，都可能跟以前的文献有着某种亲缘关系，前人的研究目光，会引导后来者更加准确地映射出文献之间的关系。研究之路，就是接力赛跑，没有前人的努力，后来人无法到达今天的新坐标。

总强调研究多么枯燥与艰苦，这样的时代应该已经远去了吧。历史研究是发现之旅，不断发现新风景，一路洋溢着快乐。两件不同的文书，忽然发现了联系，这就是侦探发现了破案的新线索。一首古老的诗，在一千年后忽然再现，竟然是在学生断断续续的习字本上。为了一扇门的安装，多个部门经过多道手续，终于办成。当我们把这件事情终于弄清楚之后，才知道，我们已经花费了很多时间，寒来暑往，竟然跟当年的那件事情进度相差无几。当年的一个书写吏，理所当然地那么大笔一挥，完成了一件档案的书写。但是，他的用笔习惯我们何尝了解？于是，一个很简单的字，会让我们的团队好几天沉默无语，直到有人忽然聪明发现，原来这不就是什么什么的时候，大家都啊啊啊地明白过来，恍然大悟都是事后诸葛亮。毕竟又一只拦路虎被除掉，心中的畅快催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

到底有多少新发现？到底有多少是假的新发现？到底反反复复了多少次？没有谁能够记得清楚。最后沉淀下来的，其实就是一部文献整理之书《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中华书局，2008年），还有这些学术论文。快乐与沉思，都是过去的时光，它们幻化为另外的形式，庄重地写在这里。历史向来就有过滤功能，最终被记录下来的多半不是作者的研究过程，更不是研究过程的感受，而是有分量的学术与思想，它们以论文的形式，成为历史研究的路标。

5至10世纪，是吐鲁番历史发现最引人注意的时段，这个时期的吐鲁番社会，在当时的中国是具有特殊意义的。同时期的中国，几乎没有任何地域可以跟吐鲁番媲美，因为没有吐鲁番提供那么多的新史料。这个时期吐鲁番的历史学意义，也不限于吐鲁番。中国的边疆，却为中国的核心制度提供重要的历史证据。在这里，远方的使者纷至沓来，一个国际领域的沟通与互动在这里出现。影响世界进程的历史谜团，或许就在一份士兵的名单之中。唐朝政府的高效在一件残缺不全的日历中得到证明。更多不被重视的基层生活经验，如地方小吏的业余生活是怎样的？僧人要接受怎样的政府约束？一个出征的士兵的家书，透露出怎样的人生？其实也都是活生生的历史本身。

秩序与生活，我们希望通过这两个概念，把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描述出来，尽管不会完整。政治体制与基层社会，宗教信仰与多元生活，丝绸之路与文化交流，知识技术与社会变迁，凡此等等，我们不能研究所有方面，但是我们涉及了许多重要方面。一个山间盆地，在人类历史的远景里，吐鲁番完全不像长安、罗马那样气势恢宏，但是她一样是我们宝贵历史经验的一部分，她的独特性同样无可替代。

……

整理旧文如同回访老屋，往事纷纷。

上面一段文字，最初是写给《光明日报》的，当时要发表一组整理吐鲁番出土文献的文章。后来把整理组成员的研究论文集合出版，以《秩序与生活——中古时期的吐鲁番社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为题，便把这段文字增改为全书的序言。现在，个人研究文集以《出土文献与中古史研究》为题出版，再次把她移作序言的主体，不嫌重复堆砌，仅仅想把已有的学术感情表达保存下来而已。

我的学术研究之路是从吐鲁番学开始的，当时在新疆工作，研究资料有限，而吐鲁番出土资料的获得相对容易。吐鲁番出土资料主要是文书与墓志，这其实正是所谓的出土文献。这些出土文献涉及的历史课题自然是多方面的，但地方史事与唐代制度最为集中，这便极大地影响了我的学术思考。所谓中古史研究，对我而言，不过就是高昌与唐朝历史而已。

1991年到北大进修，师从荣新江先生，在吐鲁番文献之外开始关注敦煌文献。1994年到北大读学位，一方面师从吴宗国先生研究唐代制度，一方面追随荣新江先生熟悉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视野渐渐开阔，开始关注唐代政治史和敦煌文献中的社会史问题。本书所收论文，从文献的角度看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敦煌文献、吐鲁番文献和石刻文献；从论题视角看，依然不出高昌历史与唐代历史两部分，当然唐史占比更高。

收入本书的论文，最早的已经是二十年前之作。《宇文融括户与唐代的财政使职》是吴宗国先生指导下写出的硕士论文，此前曾分别发表，这次统合起来。参与荣新江先生领导的两个课题，即“《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整理研究”与“《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整理与研究”留下的论文最多，印象深刻。现在集合起来的论文，都保留了发表时的原貌，明显的错误进行了修改，原来的尾注改为页下注，有的增加了二级标题。原来繁体字发表，这次一律改为简体字，以符合丛书一贯。

感谢北大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荣新江教授邀请，除了担任兼职研究员，还让本书荣列研究中心的丛书。

孟宪实
2016年1月8日于北京老营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