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政治回报及其方式

州刺史是地方最高长官，因为基本垄断了地方与朝廷沟通的正规渠道，被奉为地方领袖几乎是别无选择。沙州刺史李无亏是称职的地方长官，在提携地方实力派方面，真诚而周到。那么，李无亏的所作所为，仅仅是为了换取地方实力阶层对自己地方工作的实际支持吗？崔撝作为属官，在李无亏用祥瑞呈报方式推荐自己之后，一定会更加努力工作，忠心耿耿、任劳任怨。阴嗣鉴的家族会尽力帮助李无亏，官场上的投桃报李是基本政治伦理。这些都是可以想见的，是对李无亏向朝廷举荐的回报。

在李无亏用呈报祥瑞方式向中央推荐的四个人物中，武孝通没有任何资料可以补充我们的分析。阴嗣鉴，我们仅仅知道他后来仕途发展顺利，而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和崔撝，我们也没有获得更多资料了解后来的情况。唯有阴守忠的家族故事，能够延展我们的论述，为我们补充新的资料，推动我们的分析继续下去。

沙州的建筑，以莫高窟最为闻名，而在莫高窟的建筑群众中，北大像最为高大，是莫高窟的高度代表。北大像建立的时候，李无亏应该正在沙州刺史的岗位上，存在联系的可能性很高。北大像的建立，根据P.3720V《莫高窟记》所知，原文“又至延载二年，禅师灵隐共居士阴祖等造北大像，高百卌尺。”[21]延载二年（695），究竟属于北大像的建设开始时间还是完成时间，学界看法不同。马德说：“从当时的情况看，公元695年是北大像的始建年代。”[22]王惠民认为，如果延载二年是北大像的始建时间，那么“在时间上与690年敕建大云寺一事不合。北大像当始建于敕各州建大云寺之年即690年顷，经五六年的建造，而于695年完工”[23]。北大像如果属于沙州的大云寺，这个推论当然是成立的。但是大云寺应该是官寺，理应有政府负责，可是《莫高窟记》明确说北大像是灵隐禅师与阴祖等建造，不像是政府的官寺。不过，我依然同意695年是北大像建成的时间，根据就是《莫高窟记》的文字都是述成，即记录已经建成的佛龛，并不记述建设过程。有的佛龛建成时间不确，文中采用的是模糊概念，如“开皇中”、“开元中”等，但都在描述建成情况。

如果北大像是在695年建成的，那么始建时李无亏应该还在沙州刺史的岗位上。在沙州地面上建设一个前无古人的大佛像，从筹划到设计到施工到完成，应该是沙州当地的一件盛事。李无亏对北大像建设的支持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尤其是北大像的具体形象，与其他佛像大有不同，十分明显是女性的衣着和体态[24]。虽然北大像后来经过多次维修，但在后武则天时代，这样的女性特征突出的佛像完全没有根据，所以是可以认定现在所见的北大像，就应该属于最初设计和建成的[25]。以李无亏对武周政治的把握，加上《大云经疏》和《宝雨经》的宣传，制作这样的佛像在当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26]。以所知的李无亏资料看，他的政治积极性在北大像建设上一定会有所作为，而适应朝廷的政治气氛，建设一尊巨大的女性弥勒佛，这样的创意如果出自普通人是难以想象的，但如果来自刺史李无亏的灵机一动，则是顺理成章。

北大像的建设者灵隐禅师是佛教中人，他的作用更应该是教义顾问，而真正的关键人物是阴祖。而这位阴祖就是阴守忠的父亲，而阴守忠正是出现在祥瑞奏表中的人物。《敦煌名族志》在介绍阴祖的时候，写作“乡闾令望，州县轨仪，年八十四，板授秦州清水县令、上柱国。”[27]此阴祖为彼阴祖，学者的看法并无不同[28]。马德在介绍北大像由“灵隐禅师与居士阴祖所建”之后写到：“敦煌文书P.2556《敦煌名族志》中有关阴祖及其后人活动的简略记载。”[29]李正宇先生也在介绍阴守忠的事迹后写道：“其父阴祖，延载二年与灵隐禅师创修莫高窟北大像。”[30]

阴祖应该是修建北大像的出资人，而李无亏在修筑北大像事件中扮演什么角色呢？从《敦煌名族志》的记录文字中可以看得很清楚，阴祖一直是地方乡绅，并没有获得政治身份即官位。他担任的上柱国属于勋官，虽然也是官员的一种，但是因为战事立功而获得勋官的人数太多，唐朝的很多农民都有这样的机会，所以并不尊贵。他后来“板授县令”，是朝廷尊老政策的产物，并非确实任职。总之，阴祖一生并没有搭上政治这条大船。但是，他的两个儿子确实官运亨通，至少在敦煌地方上看来如此。阴祖是一位乡绅，金钱势力强大，但很可能文化程度有限。他有条件培养自己的后代读书识字，为走仕途铺垫文化基础，阴守忠能够写出发现祥瑞的状，证明阴守忠具备了相当的文化水平。那么，以阴祖这样一位乡绅，怎么会想到去修建一座具有女性特征的弥勒像呢？无论是对朝廷动向的把握，还是对《大云经》等佛教经典的了解，甚至还要考虑到如何突破当地社会的观感习惯，这些都会成为阴祖修建如此北大像的障碍。然而，北大像还是修成了，重要原因是阴祖背后的强力支持者是当地的最高长官李无亏。

沙州出现一个最高尺寸的女弥勒像，这是当地具有纪念碑意义的建筑。既然是地方建筑，体现了地方长官李无亏政绩显赫。就算所有涉及北大像的文字都不提及李无亏，这也是刺史李无亏的政治功勋，因为在他治下，连普通百姓都心怀朝廷，愿意出巨资修建高大的女弥勒，因为如今女皇帝在他们的心目中，就与弥勒一样。从后来的历史看，女性弥勒的北大像是有时代特征的，从当时的政治看，北大像是有政治高度的。这个高度，正是沙州刺史李无亏的政治高度，就当时的武则天朝廷而言，对于李无亏的这个成绩的态度是可想而知的，除了赞赏还是赞赏。事实上，李无亏没有机会见到北大像的落成，无缘参加大像的落成典礼，甚至作为前任刺史，后来也少有人提起，因为他在大像建成的前一年去世。但是，李无亏仍然是北大像建设的关键人物之一，他最大的直接的贡献就是向朝廷报告了阴守忠发现的祥瑞。

究竟是李无亏为了促成阴祖修建北大像而在奏表中上报了阴祖儿子阴守忠，还是阴祖为了报答李无亏对自己儿子的推奖而投资建设北大像，在具体时间先后问题上，这是无法澄清的。但是，两个事情存在彼此支持的关系，体现了两种资源的相互交换，应该是不必质疑的。阴祖有财力修建北大像，李无亏有权力呈报祥瑞，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这是政治活动的特质，也是理解政治的密码。

发现祥瑞、上报祥瑞，甚至佛像建设，都可以看做是一场凡参与者都心领神会的政治游戏。朝廷有自己的政治需求，需要地方密切配合。如果地方不给予配合，中央的合法性天意就无从获得证明，对于当时的政治而言，就可能陷入被动。地方在配合朝廷需求的同时，也需要把自己的需求带入，中央对此应该给予关照，彼此心照不宣。只有双方的需求都获得满足，这样的游戏才可以继续下去。不仅如此，地方的行政当局与地方大族等势力，也要相互配合，彼此支持，相互满足。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策划、推动适当的政治游戏，各个方面配合行动，社会的能量得以交换，彼此的利益获得发展，而游戏如同故事一样地顺利展开。这样，当我们评价李无亏的积极上进的时候，就不必很不屑地认为他这是个人的政治丑态了，除了为自己的仕途着想以外，他也在为地方大族谋求发展。就当时的政治形态而言，这是更正常的政治行为。

中国古代的所谓“祥瑞”，是上天意志的表达，是对人间统治者的肯定。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的唯一女皇，在她政治建设的道路上，非常重视对祥瑞的利用。但是，几乎只有敦煌P.2005号等文书，比较完好地保留下地方与朝廷在祥瑞问题上的互动情形。一个生动的政治故事，就这样展开来，虽然是一千多年的往事，如今望去，并没有严重的陌生之感。

（原载《田余庆先生九十华诞颂寿论文集》，中华书局，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