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祥瑞的发现、上报、确认和表贺

《仪制令》中规定了上报的文字书写，“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从上文所知，这条规定也来自唐太宗的诏令。然而，表奏的规定是地方政府向皇帝奏报的规定，而祥瑞的具体发现过程应该在此之前发生。对此，敦煌文献《沙州都督府图经》提供了一些证据。

在沙州刺史李无亏主持或参与的《沙州都督府图经》中，书写了符瑞内容，在全部四条符瑞中，都引用了李无亏的表奏内容，不仅如此，在“日扬光、庆云”、“蒲昌海五色”和“白狼”条目中，《图经》还引用了发现者的状文[12]。为了说明这一状况，保持原来格式，引文如下：

五色鸟

右大周天授二年一月，百姓阴嗣鉴于平康乡武孝通园内见五色鸟，头上有冠，翅尾五色，丹嘴赤足，合州官人、百姓并往看，见群鸟随之，青、黄、赤、白、黑五白色具备，头上有冠，性甚驯善。刺史李无亏表奏称：“谨检《瑞应图》曰：‘代乐鸟者，天下有则见也。’止于武孝通园内，又阴嗣鉴得之，臣以为，阴者，母道；鉴者，明也，天显。”

日扬光　庆云

右大周天授二年冬至日，得支庆（度）崔撝等状称：“今日冬至卯时，有五色云扶日，阔一丈已上，其时大明，大授（校）一倍以上，比至辰时，复有五色云在日四边，抱日，光彩其（甚）鲜，见在官人、百姓等同见，咸以为圣神皇帝陛下受命之符。”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曰：‘圣人在上，日有大光，天下和平。’又曰：‘天子孝，则景云出游。’有人从已西已北已东来者咸云：‘诸处赦日，亦总见五色云抱日。'”

蒲昌海五色

右大周天授二年腊月，得石城镇将康拂耽延弟地舍拨状称：“其蒲昌海水旧来浊黑混杂，自从八月已来，水清明彻底，其水五色，得老人及天竺婆罗门云：‘中国有圣天子，海水即清无波。’奴身等欢乐，望请奏圣人知者。”刺史李无亏表云：“淮海水五色大瑞，谨检《瑞应图·礼升威仪》曰：‘人君乘土而王，其政太平，则河傔海夷也。’天应魏国，当涂之兆，明土德之昌也。”

白狼

右大周天授二年，得百姓阴守忠状称：“白狼频到守忠庄边，见小儿及畜生不伤，其色如雪者。”刺史李无亏表奏：“谨检《瑞应图》云：‘王者仁智明悊，即至，动准法度，则见。’又云，‘周宣王时白狼见，犬戎服者’。天显陛下仁智明悊，动准法度，四夷宾服之征也。又见于阴守忠之庄边者，阴者，臣道，天告臣子，并守忠于陛下也。前件四瑞，诸州皆见，并是天应。陛下开天统、殊徽号，易服色，延圣寿，是以阳鸟迭彩，暎澄海以通辉；瑞鸟摛祥，对景云而共色，胡戎唱和，识中国之有圣君；遐迩讴谣，嘉大周之应宝命。”[13]

祥瑞的最初发现人很难直接向朝廷报告，所以他们自然先向地方当局报告。这种类型的报告在其他文献中难得一见，因为这才是第一个报告，而这个报告必然会成为地方当局向朝廷报告的根据，包括祥瑞发现时的具体情形、证人等等都来自这个最初的报告。《沙州图经》记录下的四件祥瑞，三件都提及了最初的报告，而这一点在考虑祥瑞制度时是很难注意到的，因为《仪制令》并没有提及这个最初的报告问题。

然后才是地方政府向朝廷的表奏。作为沙州刺史的李无亏，因为他的墓志被发现，所以研究他在沙州活动的资料比较丰富[14]。在《沙州图经》中，每个祥瑞记录时都提及沙州刺史李无亏的“表奏”或者“表”，其中最后一件“白狼”，是上瑞而不是大瑞，难道李无亏也使用表奏的方式向朝廷报告吗？这个问题需要切实研究，否则《仪制令》的条文就变得难以理解。

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玄宗开元十三年（725）曾经下令天下诸州，“不得更奏祥瑞”，其文曰：

开元十三年九月十三日，潞州献《瑞应图》，上谓宰臣曰：“朕在潞州，但靖以恭职，不记此事。今既固请编录，卿唤取藩邸旧僚，问其实事，然后修图。”上又谓宰臣曰：“往昔史官，惟记灾异，将令王者惧而修德。故《春秋》不书祥瑞，惟记有年，圣人之意明矣。”遂敕天下诸州，不得更奏祥瑞。至大历十四年闰五月十四日，泽州进《庆云图》，制曰：“朕以时和年丰为嘉祥，以进贤遂忠为良瑞，如庆云、灵草、异木，自今已后并不须进，诸道亦宜准此。”[15]

但是，检索各种文献，开元十三年以后，唐玄宗朝廷收到的祥瑞并不少。《册府元龟》记载玄宗此后的祥瑞甚多，无年无之，开元二十二年十月，当年的祥瑞已经多达二十一件，感动得宰相萧嵩不得不率领百官前来庆贺[16]。这样的例证太多，不可能是例外，唯一的可能便是玄宗的命令“不得更奏祥瑞”不是有祥瑞不向朝廷申报的含义，而是不许直接表奏皇帝而已。那么，地方发现祥瑞应是如何申报呢？李无亏的例子是一个证据，如上文所引“白狼”条，表奏之文，依然是用第二人称来称呼皇帝，如“陛下开天统，殊徽号……”，但因为白狼属于上瑞而不是大瑞，所以这个表奏只能上达礼部而已。

与此相似的一个例证，是唐玄宗时期洪州刺史张九龄的一篇奏表，该表也能证明上文提及的开元十三年玄宗的“不得更奏祥瑞”限制的仅仅是上奏的形式。

张九龄《洪州进白鹿表》：

臣闻：圣法天，则至理调于元气；天表圣，则嘉瑞托乎群生。将以幽赞王泽，觉悟生灵，知至德之所感，如虚响之必应。伏惟开元神武皇帝陛下，道孚神化，体合乾行。品物所资，太和罔不叶。图谍所载，殊祥罔不臻。故郡国上言，日月相继。臣所部豫章县，某月某日，获白鹿一。休气所集，灵质自呈，欲效符祉，易为驯狎。臣谨按《瑞应图》云：“王者明惠及下，则白鹿见。”又按《孝经援神契》云：“王者德至鸟兽，则白鹿见。”盖鹿者，仙寿之物，实为祯祥之表，虽时和岁稔，固不假于羽毛。而天意人事，诚欲伸于耳目。臣不胜感庆之至！谨诣某所，奉瑞鹿表进以闻。臣诚欢诚喜，顿首顿首，死罪死罪！谨言。[17]

张九龄此表，一方面给出了祥瑞表奏的一般情况，对照敦煌李无亏的例证，可以得知通常的祥瑞奏表大略如此。另一方面，张九龄代表洪州所奏祥瑞“白鹿”与李无亏所奏“白狼”一样，都是上瑞而非大瑞，但张九龄使用的是典型的表奏。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仪制令》的规定“其诸瑞并申所司”，但是具体形式却不是一般的牒，而是表，依然以皇帝为对象。

上奏完成，朝廷还有一个认定程序，《仪制令》规定“诈为瑞应者，徒二年”。唐律的规定与此相同，“诸诈为瑞应者，徒二年。若灾祥之类，而史官不以实对者，加二等”。疏议还专门进行了解释：“‘瑞应’条流，具在礼部之式，有大瑞，有上、中、下瑞。今云‘诈为瑞应’，即明不限大小，但诈为者，即徒二年。若诈言麟凤龟龙，无可案验者，从‘上书诈不以实’，亦徒二年。”[18]

看来，上奏祥瑞，很容易陷入不实的窘境。根据《唐会要》的记载，唐高宗就曾发出过祥瑞虚实难明的感叹，其文曰：

显庆四年八月二十五日，司勋员外郎源行守家毛桃树生李桃，太子詹事李宽等上表陈贺。上谓侍臣曰：“凡厥休祥，虽云美事，若其不实，取笑后人。朕尝见先朝说隋炀帝好闻祥瑞，尝有野雀集于殿上，校尉唱云‘此是鸾鸟’。有卫士报云：‘村野之中，大有此物。’校尉乃笞卫士，仍奏为鸾。炀帝不究真虚，即以为瑞，仍名此殿为仪鸾，嗤笑至今未弭。人之举措，安可不思。今李宽等所言，得无类此。凡祥瑞之体，理须明白，或龙飞在泉，众人同见，云色雕绮，观者非一。如此之辈，始号嘉祥。自余虚实难明，不足信者。岂得妄想牵率，称贺阙前。”[19]

大约正因为如此，上奏表文，“其表惟言瑞物色目及出处，不得苟陈虚饰”。要对祥瑞给与客观描述，反对不必要的夸张书写。同时，我们在《沙州都督府图经》中看到，祥瑞报告者会强调“合州官人、百姓并往看”、“见在官人、百姓等同见”等内容，其实这是在自我证明，所言祥瑞有多人证明，并非虚言。

武则天时期，祥瑞报告纷纷然，其实也应该存在相应的确认程序。《资治通鉴》记载长寿元年的一个祥瑞事件，可以反映这一情形。其文曰：

襄州人胡庆以丹漆书龟腹曰：“天子万万年。”诣阙献之。昭德以刀刮尽，奏请付法。太后曰：“此心亦无恶。”命释之。[20]

胡庆所为，正是伪造祥瑞，他在龟腹上涂漆并书写“天子万万年”的吉祥话，希望获得朝廷的确认，捞取好处。李昭德看穿了胡庆的把戏，用刀把漆刮尽，证明祥瑞是胡庆诈为而成，根据法律，正可以治罪。龟在祥瑞中，有大瑞曰神龟，有上瑞曰玉龟，看来胡庆所为，是希望他涂漆写字的龟被确认为神龟。李昭德是宰相，具体职务是凤阁侍郎（中书侍郎）同平章事，他的所为应该就是确认祥瑞。本来胡庆应该处于两年徒刑的，因为武则天愿意从积极方面看待此事，最后胡庆没有受到任何处分，释放了事。

只有得到朝廷确认之后，祥瑞才算正式成立。那么，朝廷的确认是以什么方式进行的呢？文献也留下一些证据。根据《沙州都督府图经》的记录，在唐高宗弘道元年（683）敦煌发现了黄龙，“唐弘道元年腊月为高宗大帝行道，其夜崇教寺僧徒都集及直官等，同见空中一黄龙，见可长三丈以上，髯须光丽，头目精明，首向北斗，尾垂南下，当即表奏。制为上瑞。”[21]最后一句，即是朝廷的确认方式，正式下发一件制书，并明确为“上瑞”。其实，黄龙不在上瑞名单中，龙已经是大瑞，不知道为什么如此确认。看来，《仪制令》的规定是个参考系统，最终祥瑞等级还是要由皇帝的王言来确定。

对于祥瑞的认定，朝廷的认真程度显然不是十分严格的。贞观时期，凉州都督李袭誉表奏昌松瑞石，“敕遣礼部郎中柳逞驰驿检覆，并同所奏”[22]。《册府元龟》记录了这件事，为贞观十七年八月事[23]。研究此类制度性问题的文章虽不多，但还是有人探索过[24]。

确认祥瑞，有时候会导致朝廷意见不一，因为大臣的观点与立场不可能天然一致。武则天长安元年（701）三月，《资治通鉴》记录下这个故事：

是月，大雪，苏味道以为瑞，帅百官入贺。殿中侍御史王求礼止之曰：“三月雪为瑞雪，腊月雷为瑞雷乎？”味道不从。既入，求礼独不贺，进言曰：“今阳和布气，草木发荣，而寒雪为灾，岂得诬以为瑞！贺者皆谄谀之士也。”太后为之罢朝。[25]

王求礼与宰相苏味道的分歧很明显，他不认为三月雪是瑞雪，理由是时令不合，本应该春暖的时候却下起了雪。最后，王求礼的观点获得了武则天的支持，“为之罢朝”。苏味道恐怕有报喜不报忧的嫌疑，如果正符合武则天的心意，那么宰相脸上也有光彩。没有想到，遇到一个固执的王求礼，让宰相陷入难堪之局。

祥瑞，尤其是大瑞，在得到朝廷确认之后，才有进一步的行动，即百官表贺。《仪制令》的具体规定是大瑞“告庙颁下后，百官表贺”。大瑞确认之后，还有一个“告庙”的程序，然后才是“颁下”，那么上文沙州的黄龙被确定为上瑞，可能就不需要告庙了。颁下的应该就是确认祥瑞的制书。《唐六典》没有提及大瑞告庙这个环节，“若大瑞，随即表奏，文武百僚诣阙奉贺。其他并年终员外郎具表以闻，有司告庙，百僚诣阙奉贺”。似乎告庙的只有其他等级的祥瑞，时间是年终。告庙，即告太庙，是向皇帝祖宗报告的仪式。既然其他等级稍低的祥瑞都会在年终告庙，那么大瑞确认之后即告庙似乎于礼更通。对此，《开元礼》的记载有助于理解：“凡祥瑞依图书合大瑞者，随时表奏，百官诣阙上表奉贺，告庙颁下。自外诸瑞，并申所司，元日以闻。”[26]《唐六典》未记录，但《仪制令》与《开元礼》有差异，前者是告庙之后百官表贺，而后者是表贺之后告庙颁下。

看来这需要实例来说明。在大瑞的名单中，有“庆山”一目。武则天统治时期，雍州就报告有“庆山”祥瑞出现。《资治通鉴》记录到：

（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言新丰县东南有山踊出，改新丰为庆山县。四方毕贺。江陵人俞文俊上书：“天气不和而寒暑并，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塠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处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塞隔而山变为灾。陛下谓之‘庆山”，臣以为非庆也。臣愚以为宜侧身修德以答天谴；不然，殃祸至矣！”太后怒，流于岭外，后为六道使所杀。[27]

雍州新丰县出现的山体变化——“踊出”，是否是“庆山”，显然存在争议。武则天的朝廷认定这正是庆山大瑞，大肆庆祝，并且改新丰为庆山，而俞文俊上书反对，认为不是祥瑞而是灾变，结果受到流放处分。

如何确切地理解“庆山”不是本文关心的问题，本文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理解围绕祥瑞的制度。《全唐文》载有崔融《为泾州李使君贺庆山表》，正与俞文俊所言同一件事，对于我们分析制度流程大有帮助。其文如下：

臣某等言，某日奉某月诏书，新丰县有庆山出，曲赦县囚徒，改新丰为庆山县，赐天下酺三日。凡在含生，孰不庆幸……群生幸甚，不任悚踊之至。谨遣某官奉表以闻。[28]

庆山祥瑞事件，先是雍州表奏，然后朝廷确认，并下达诏书，规定种种庆贺方式，并改新丰县为庆山县。江陵人俞文俊获得庆山的消息，显然也是因为朝廷的诏书。同一诏书，泾州刺史立刻让崔融书写贺表，而俞文俊则是反对朝廷的做法。那么，从制度流程上看，针对祥瑞，地方是在得到朝廷的诏书之后才会上表奉贺。这样看的话，《仪制令》的写法正确。

不过，同是崔融写的贺表，也有在诏书颁下之前写就的。崔融的《代皇太子贺白龙见表》写于唐高宗时期，文中有天皇、天后之称，其文曰：“臣某言，伏见某官等奏称，某月日玉山宫西南王谷上有白龙见。臣闻天地和平，圣人所以乘九五，帝王符命……”[29]还没有等到朝廷的诏书颁下，代表太子的崔融的贺表就写出来了，根据是“某官等奏称”。一定是通过正式的渠道，东宫获知有官员表奏祥瑞，然后才会有这样的反应。这种状况并非孤立证据，在崔融的文集中，多有这种为太子书写贺表的文章，多位于这个环节之中，所以这一定是一个常规性的制度。

那么，《开元礼》所记的表贺之后告庙颁下，其实也没有错。通常情况下，祥瑞造伪有一定的危险，所以表奏多会被确认，因此闻风而动的贺表也就很正常了，不仅不违反制度规定，而且显示了良好的政治积极性。